新经济政策的农业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的农业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篇2

科技创新+人才+可持续战略=经济增长

德国之所以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其秘诀在于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人才战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高质量所带来的无可替代性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保证了德国长期占据中高端产品市场，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生产方式的秘诀在于价格成本控制，而德国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是靠质量所带来的无可替代性，尤其是中高端产品。高质量也保证了德国产品的高利润，经受得住市场上的价格冲击。

实际上，德国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在不断的调整。1945年之后德国的外贸主流方向已经转移至西方和海外，出口货物的品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产品和初级矿产品早就失去了其重要性，而同时工业出口企业却越来越重要。德国出口品的加工度不断提高，不再是食品和原材料，而是高端的化工、钢铁、机械车辆制造和电子工业产品主导了出口。

一方面，在1950年至1973年期间联邦德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了54个百分点，同时人均收入也增加了7.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技术以及化工行业占1955年联邦德国出口品比重一半，而北美的相应数值仅为三分之一，欧洲大陆核心国家为四分之一，日本为六分之一。从1950年至1973年期间，这些行业占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四分之一以上。英国的出口结构起初与德国别无二致。但至1971年联邦德国各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纷纷扩大，而英国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缩小，尤其在汽车与机械制造领域。这就表明，德国的结构性贸易顺差主要是得益于相对价格刚性、非收入弹性的工业品出口。德国这种竞争优势背后体现的是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底蕴。

德国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国家，科技发达，技术先进。政府鼓励企业与技术部门合作，有效地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强劲和中高端的出口产品支撑了德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长，也使德国免于陷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与此相适应的是，德国金融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银行业，而不是证券业。

德国的人才战略在于建立全面综合的教育培训机制，为德国培养和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

德国实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和教育体系。这种结合已经证明可以为德国公司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稳定以及公司所需要的劳动力。与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有高中、大学等教育体制，但德国注重人才的定向培养，中学就分成三种班，向三个不同方向发展：学术、管理和技术。这使得德国教育与就业密切相连，没有浪费资源，同时使得各行业的劳动力都具有较高素质。

在德国，10岁或11岁的孩子中有2/5会被选入就读高级中学。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会步入大学的校门。那些没有进入高级中学或者是其他低一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数人最终会选择专门的培训学校。德国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对技术工人的培训机制。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建立起特殊的培训机制来培养专门的技术工人，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在学校和公司受训，通过类似于学徒制的模式达到学习的目的。这些培训学校的课程覆盖面多达350种行业。这种教学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们变得专业而且全面。

除了学校培训以外，政府与企业共同完成对社会成员的职业培训，一周内2～3天在政府开办的职业培训学校接受理论培训，其余时间在企业边干边学。德国劳动人员只要达到小学毕业并掌握一门手艺，就可以进行此类职业培训。这一模式在德国取得较大成功，关键在于学用结合。通常来说德国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方面归之于良好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则归之于良好的职业培训。

及时调整国家战略

进入21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德国陷入深刻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危机，德国政府不得不进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确保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4月，德国政府制定了21世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由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1项指数组成。世代公正、生活质量、社会团结和国际责任为4个目标。21项指数涉及：合理开发资源和资源循环利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大气保护；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土地使用；国家部门的财政支出；私人和国家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教育；社会福利和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未来发展；运输能力和铁路在货运量中所占的比例；生态农业耕种的比例；空气质量等。

与此相应，德国还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是，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40%；到2010年停止煤炭补贴；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取消核电供应。发展企业化可持续农业，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生产健康食品；在农业区引入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其他产品。交通必须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开发“无污染”技术，发展铁路交通货物运输。

为了更好地落实可持续发展和增长，德国实施“新经济”战略。其核心内容是，采取一切措施，迅速推进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的兴起，原有产业也要迅速新经济化，使新经济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要使德国经济加速生态化进程，甚至使德国经济模式也改称为生态社会市场经济。

此外，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的勤劳和严谨的性格密不可分，德国人民的敬业精神和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崛起和高速发展。

应对各种冲击的宏观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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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政策;政策链范式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19-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4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继循环经济之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的又一重大决策。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总理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我国正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一号、第二号提案同时聚焦低碳话题[1],寻找中国低碳道路的政策支撑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 政策链的理论界定

政策链概念我们定义为:政策链是由各项政策基于彼此相关性,依据特定的层次结构和政策作用机制,客观形成的政策影响链。它是一个以纵向政策链和横向政策链为结构框架形成的网链结构系统,涉及到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多个行为主体,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纵向政策链由上到下依次为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具体政策,横向政策链则由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并体现政策间的关系。政策链应随着作用对象发展变化的实际,不断进行优化和升级[2]。

政策链的概念是基于“链”理论、系统学理论、政策科学理论提出的[3]。

“链”理论是从自然界食物链理论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理论。“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网链中的各个环节具有相互依赖的连接关系。“价值链”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性,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它包括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四个维度在相互对接中形成均衡链状结构。

政策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政策体系,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局部决策与总体决策目标一致,技术经济分析标准一致,逻辑推理过程前后一致。事实上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导致政策实践很难达到上述要求,但是并不妨碍相关部门追求更加科学和完善的政策制定方案。

虽然目前政策链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政策的构成渐有系统化趋势,我国的政策制定逐步向链状结构靠拢,部分已初具了政策体系功能[3]。如政策体系、政策规划、政策系统、政策蓝图等虽然没有以政策链形式出台,却冠以功能上类似的名称,具备链状结构的基本功能。政策体系与政策系统强调各项政策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政策规划与政策蓝图则强调政策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它们的共同点是打破相互隔离、各自为政的传统政策制定方式,将各项政策按照彼此逻辑关系,构成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另外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各项政策之间的配套措施与执行效果,实践表明这样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形式更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实现。政策链正是基于对政策整体功能的激发而提出的新型政策范式,具有方法论意义。

区别于传统政策制定,政策链是以政策的整体性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在政策制定之时就综合权衡各项政策的纵向与横向关系,纵向结构上使各子系统的政策相互衔接,在横向结构上使各分系统的政策相互协调,有效克服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形成各项政策在时序上相互衔接、层次上相互配套、内容上相互补充的政策链系统。政策由传统形式向政策链范式的结构转变有望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形成功能上完整,操作上可行的政策链体系[2]。

2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的链状设计

低碳经济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和[4],实质是新能源开发、能源高效利用和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构成低碳经济的四个要素体系[5]。

李武军等:中国低碳经济政策链范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将政策链理论应用到低碳经济领域,可以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基于政策链范式并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实施经验,可以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加以链状设计。

总体上,低碳经济政策链由纵向政策链与横向政策链两层结构构成,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纵向政策链,各项基本政策的关联形成第一条横向政策链,各项具体政策的关联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第二条横向政策链。总体战略是从宏观层次出发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与蓝图,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政策,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基本政策是某一领域内的总政策,在其功能领域内起着基本指导作用,支撑着具体政策的实施,例如能源政策包括了所有能源领域的低碳经济政策。具体政策是在基本政策的功能领域内服务于基本政策的政策措施,例如能源政策之下的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节能减排政策等,都是在能源领域内将能源政策付诸实践政策措施。在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的层级结构中,还有一类要素处于核心位置,这类要素渗透到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当中,对各项政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可将低碳制度、低碳文化归为政策核心要素。

3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纷纷出台,形成了功能众多的一揽子政策,广泛促进了各个不同领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今后的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的低碳经济政策总体上仍然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低碳政策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及配套性。究其原因:

3.1 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

低碳经济总体战略是低碳经济发展总的行动纲领,把握着低碳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早已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应有之意。但仅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意是不够的,而应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明确下来。这种方向的不明确,导致我国截至目前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整体战略思路,更没有关于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使得低碳经济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只能是相互分割,缺乏系统性、统一性。

3.2 政策核心要素没有形成

低碳经济文化、低碳经济制度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核心支撑作用。低碳经济文化通过其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产关系的重大转变,形成自觉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氛围。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则通过法律法规等约束性框架,规范人们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念,更没有规范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低碳经济文化和法制建设,成为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3.3 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不完善

正是由于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政策核心没有形成,加上受粗放式发展方式、工业化阶段和发展路径锁定等制约因素的影响[7],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在横向政策链方面不完善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能力差,没有形成完善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链状政策体系,难以实现“1+1>2”的效果。

4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链构建措施

优化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要从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除了实现单项政策固有功能,还应发挥政策间的衔接与协同作用,以实现政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因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4.1 制定低碳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中长期发展战略是立足当前,谋划发展,以长远的眼光制定衔接有序的政策规划。制定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稳步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建设。尽快制定我国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将低碳经济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统计和考核指标体系,对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强制性约束。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进行重点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促进能源、交通、信息、电力、建筑和金融服务等低碳领域战略产业的低碳化转型。

4.2 加快培育政策核心要素

4.2.1 发展低碳经济文化

加快制定低碳文化政策,通过政策的作用力,促进低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将中华传统之文明承载于现代的低碳文化之中,构建低碳视域下的文化价值观,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低碳文化政策的优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弘扬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摒弃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鼓励、引导和支持低碳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产业发展对低碳文化的传播。

4.2.2 完善低碳经济制度

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法制层面,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结合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出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政府、企业、居民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方式。完善产权制度,确保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激励并扶持低碳技术开发[6]。发挥市场机制效率,建立基于产权制度的排污权交易。完善相关制度的执行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执行力,保障低碳政策落实到位。

4.3 增加低碳区域政策为基本政策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差异性较大。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低碳经济区域政策,培育和布局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产业,注重不同区域低碳领域的分工与合作,并给予倾向性政策。例如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能力较强,但矿产资源贫乏,应重点制定扶持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低碳产业的优惠政策,加速其向低碳经济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对石化类能源依赖性较强,应突出制定促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寻找低碳经济增长点。

4.4 健全基本政策目标和具体政策内容

4.4.1 低碳能源政策

低碳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能源高效利用、节能减排政策、能源低碳化政策等。政策重点是促进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提高现有能源利用率;降低石化能源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优化能源结构,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支撑产业,为低碳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8]。

4.4.2 低碳产业政策

低碳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新兴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低碳农业政策、低碳工业政策、低碳服务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推动高碳产业低碳化转型,加快能效高、排放少的低碳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农业生态化[7]。

4.4.3 低碳市场政策

低碳市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保障低碳经济领域的公平准入,培育低碳消费市场并维护低碳市场秩序进,而引导市场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政策、低碳财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低碳金融政策、低碳价格政策、碳交易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建立低碳经济市场竞争机制,加大财政、税收、信贷和转移支付等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9]。

4.4.4 低碳消费政策

低碳消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形成文明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意识,优化低碳消费结构。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政策、消费需求政策、绿色消费政策、低碳生活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引导低碳消费,培养公民的良好低碳消费行为,厉行节约,鼓励消费的同时反对浪费。

4.4.5 低碳技术政策

低碳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为国民经济低碳化提供技术支撑。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技术政策、节能减排技术政策、碳吸收技术政策、技术合作政策、标准与指标制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发展新型、高效的低碳技术,加快高能效、低排放高新技术对传统高碳产业的技术改造,开发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并开发碳汇潜力,制定碳排放考核标准、碳交易过程中的碳预算和碳分配标准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4.4.6 低碳管理政策

低碳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管理手段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具体政策内容包括:能源合同政策、低碳考核政策、低碳激励政策、低碳约束政策、低碳试点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制定低碳激励、约束、评价和考核政策,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开展低碳试点。

4.5 强化政策链各环节的相互配套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不仅在纵向政策方面上下衔接、相对完整,而且要在横向政策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例如,我们在低碳能源政策中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能源高效利用,那么在产业政策、市场政策、消费政策、技术政策、管理政策和区域政策中就应该有相适应的政策与之协调配套,这样才能使能源政策发挥最大的效力。如果能源政策制定出来,而其他政策没有与之配合,则会出现政策体系的“短板效应”,使这项能源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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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增值税的特性及分类

从理论上讲,增值税是一个中性的税种。首先,增值税仅对增值部分征税,转移价值部分不再征税。其次,增值税不分产品、行业和纳税人的所有制性质,采取统一的,无差别的税率征税。

各国增值税税制受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经济政策的影响有所不同,以税基为标准划分,可分为两种类型:(1)生产型增值税,指对购进固定资产的价款,不作任何扣除,其折旧作为增值额的一部分据以课税,其税基相当于生产总值。(2)消费型增值税,指对当期购进用于生产应税产品的固定资产价款,允许从当期一次全部扣除,税基是消费品的价值。

二、增值税转型的内容

新旧增值税相比有五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修订前的增值税条例规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即实行生产型增值税,这样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税负比较重。为减轻企业负担,修订后的增值税条例删除了有关不得抵扣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规定,允许纳税人抵扣购进生产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换。

二是为堵塞转型可能带来的一些税收漏洞。修订后的增值税条例规定,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自用消费品所含的进项税额,不得予以抵扣。

三是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修订前的增值税条例规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6%,1998年将小规模纳税人划分为工业和商业两类,征收率分别为6%和4%。修订后的增值税条例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设置工业和商业两档征收率,将征收率统一降至3%。

四是将一些现行增值税政策体现到修订后的条例中。 主要是补充了有关农产品和运输费用扣除率、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资格认定等规定,取消了已不再执行的对来料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所需进口设备的免税规定。

五是根据税收征管实践,为了方便纳税人纳税申报,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缓解征收大厅的申报压力,将纳税申报期限从10日延长至15日,纳税人进口货物的纳税时间,由7日调至14日。明确了对境外纳税人如何确定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发生时间、扣缴地点和扣缴期限的规定。

三、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必然性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期,中国财政经济政策主要以治理通货膨胀、抑制投资需求为主,所以当时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从近二十年的税收实践来看,生产型增值税对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方便税收行政、治理投资膨胀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基本层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观层面下,生产型增值税本身所固有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增值税转型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投资。生产型增值税,只允许从流转额中抵扣劳动对象的消耗部分,其税负可以完全转嫁出去,但投资因不可抵扣,其所含税负最终完全由企业负担,不利于启动投资,不利于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与扩大再生产。

第二,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虽然生产型增值税对所有产业都实行17%的名义税率,且对所有产业的投资品都不予抵扣。但因各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单位产品成本中物耗和折旧的构成比例不同,抵扣不同,因而带来了实际税负的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其单位成本中消耗比重高而折旧成本低,实际税负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物耗成本低折旧成本高,实际税负重。这显然与当前的大力发展基础性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是相悖的。

第三,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地区间经济结构的优化。生产型增值税对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加工业影响程度低,对有机构成高的基础工业和采掘业影响程度高。

第四,由于中国当前增值税征收范围较窄,不利于传统农业和新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国对农副产品征收农业税,而不是增值税,这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税收负担,显然对农业和新经济的发展不利。

第五,生产型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与世贸组织的原则相悖。如对重点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及其配件、配套件免征增值税,为鼓励外商购买国产设备实行退还增值税政策等。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造成重点与非重点、内资与外资的税负失平,不利于内资企业和国产机器设备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一,与世贸组织强调的国民待遇原则、反补贴原则相违背。

四、新增值税条例对企业的影响

新增值税条例与旧的增值税规定相比,拓宽了增值税征收的范围,降低了大部分企业的增值税税率,对企业影响最为大的就是允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新增值税条例的实施,将从战略发展、财务状况、财务工作以及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给企业造成影响。

第一,新增值税改革将造成增值税的纳税额和企业的投资额正相关,投资多的企业其享受的纳税抵扣额也越多,这就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以及制定战略决策时注重提高资本投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不注重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产投入少的那些劳动和生产资料密集型企业将难以获得此项税收的优惠。

第二,新增值税条例实施将明显改善企业业绩,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业绩。首先,此次增值税改革将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率由原来的4%和6%统一下调至3%,使工业和商业企业在税负上有所降低。其次,增值税暂行条例还允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这一规定使企业因购买固定资产所须交纳的增值税额大大减少。以原增值税制度下的设备类固定资产成本为比较基准,假设所购设备执行基本税率17%,那么从会计分录中可推算出,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下固定资产成本的降低幅度为:17%/(1+17%)=15.54%。也就是说,这部分比例像存货一样,可以作为进项抵扣,而不包括在固定资产的成本当中,所以相应地,这部分比例将不用计提折 旧,从而给企业每期的设备折旧也相应地降低15.54%,设备折旧的降低导致公司当期主营业务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当期的主营业务利润。再次,应交增值税额的降低同时,也会降低企业应交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营业成本。

第三,新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财务工作的要求更加严格。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6条规定,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这一要求需要企业针对自身业务情况,在进行财务登记核算工作时必须严格按照所能享受的不同税率对业务进行分类处理,否则将无法享受较低的增值税。

另外,暂行条例还规定,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设备排除在上述设备范围之外。这也要求企业在进行财务处理时应区分生产用设备和公司其他非生产设备进行不同的核算处理。

五、企业应积极应对增值税改革

增值税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使各行业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新增值税条例的实施改变了以往内资与外资企业征税不公平的情况,让国内企业能够充分参与到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去。当前,中国企业应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顺利完成增值税转型:

第一,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注重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逐步提高产业资本有机构成。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应通过投资引入高科技设备,缩短和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劳动密集型企业应逐步转变发展观念,逐步实现从主要依靠人力和资源耗费向依靠科技和管理转变,进一步加大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提升产品竞争力。

第二,企业应进一步规范内部财务工作,完善增值税纳税发票的收发、归档和审核制度,加强对增值税相关财务资料、凭证的保存和审核力度,就条例规定享有不同税收优惠的业务应分类、分人员进行统计入账和核算管理。

篇5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模式。

一种新的模式 四个基本要素

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需要一种新模式。

中国之所以在过去20多年间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原来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经济学模型和新的对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别的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拿到中国来一定要进行改造。这就是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为什么会取得比别的国家大的空前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大家知道，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年平均10%左右的增长，已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成就是巨大的。

今天我要讲的新的经济模式有4个不容忽视的基本要素：一是中国人越来越关注社会的不平等，二是更加关注环境，三是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四是从过去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型。

虽然经济发展模式是可以变化的，但主要目标是不变的。中国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要使GDP不断增长，同时还要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国际上也有一种情况：国内生产总值在增长，而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在下降。所以，政府不能仅仅以GDP增长来评价市场经济。

比如美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其经济很发达，但美国经济发展所增长的社会财富被集中到了最富的一群人手中。所以，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目前的生活状况都要比以往差。同样的情况可能出现在环境上。那就是经济增长了，但空气被污染、水变得混浊，环境受到破坏。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同时也要考虑到环境和社会因素。这其中一个标准被称为“绿色GDP”或“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我们所说的“绿色GDP”，在经济发展中就不仅仅只考虑经济增长，还会考虑到环境，考虑到社会因素，比如绿化等等。

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通的GDP的增长要远远高于“绿色GDP”增长。那么，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一个衡量GDP经济发展的标准，是因为这个标准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不言而喻，“绿色GDP”能保证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即使普通国内生产总值在下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得到改善。

联合国有一个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这个人类发展指数，就不仅仅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仅考虑人均GDP，还会考虑一些别的因素，如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包括国民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等等。也就是说，这个综合指数反映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在考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时，我们就不能只追求单纯的GDP增长，还要追求整个社会和环境的改善。这就像中国现在所讲的要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和谐，同样还包括生活质量与经济及环境之间的和谐。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学模型来解决。首先，要看到一些新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到所有的人，中国政府也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但收入差距和城乡的差异还是在扩大。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城乡差别，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有很大差异。当然，也有人说不用担心，经济增长会逐步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和其他地区，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不符合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因此，要制定一个经济政策，确保经济增长能惠及所有的人。这就需要关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要创造就业机会，即便有很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表示一定有很多的就业岗位能创造出来；其次，保证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能不断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实际上，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能把满足需要的劳动力就业岗位创造出来。比如在印度，过去的几年间，其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高的，有7%、8%、9%，但其失业率也是很高的，人们都在谈论印度的失业问题。在中国，问题更为特殊，因为有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就给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太重视环境，认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我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其GDP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三产业，有2/3的劳动力在服务行业就业。服务业占这样大的比重，肯定会给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更宽敞的住房、更豪华的汽车和修建更宽阔的马路，这些必定要给环境造成压力。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追求西方国家的消费水平和模式，这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成为可持续性的。

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很大部分是由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出口市场已经变得饱和。以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无疑会带来很多外汇收入，但是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也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反弹力，即便是自由市场的国家也是如此。大家都关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世界上一些地区因此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这种顺差同时也给中国带来高外汇储备，足以保护自己免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到现在是不可持续的。我要指出，这种模式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中国过去的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由内需，即由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来完成。

创新决定国富 观念优于资源

在我们探究了一种新模式的4个基本要素之后，下面我讲讲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区别一个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不是在资源上的差别，而是在观念上的差异。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缩小这种差异，关键是怎样缩小这种差异。如果这样，就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变得非常强大。但是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和政策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创建自己的创新体系。事实上，创新可以使我们达到技术上的前沿水平。西方的这种体系比较注重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环境的需求却特别高。在这一政策下，劳动力被看成是一种生产的成本，如果生产力提高5%，产出也必须提高5%，这才会有就业岗位的增长。对整个社会来讲，失业不是一种好现象，但从实业家和公司的角度来说，失业则会有一种好处，它能减轻公司的成本压力。我们知道，西方往往采取的是高工资政策，这对他们是较合适的。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由于我们再分配的体制比较有限，社保体系也还不完善。加上我所讲的，西方模式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提高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要居住在有限的土地上。这集中体现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它的社会成本。中国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如在农业中有可能经济成本是支付了的，但社会成本却没有或不用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农业发展的前景让人担忧。再如，中国目前已公布《物权法》。任何一个国家，对产权问题都有很多规定，许多国家对产权还有很多限制。知识产权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只有当知识产权所引致的创新好处足够大时，知识产权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被接受的。问题在于过分的或者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

还有一个“环境税”的问题，比如对排放的二氧化碳是要征税的。1995年有一个报告，警示全球气候变暖很危险，这方面的证据已经非常强了，但那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低估了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今年2月，国际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当时，我也在这个会上。在会上我遇见一个石油企业的老板，他认为我太悲观了，应乐观一点。大家都知道，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全球冰层冰川的逐步融化，意味着海平面下降，其结果是开采石油更方便，但环境污染同样也更加严重。有一种办法，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征收“环境税”，采取这一措施对全球都是有好处的，这会部分阻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征税还可以对社会成本进行补偿。针对这个问题，国际上专门有一个《京都议定书》。

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是基于1990年的指标，在环境污染中其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对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其设置标准都一样，很不合理。

创新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包括一种发展的水平和方向，而政策既影响水平也影响方向。中国的创新，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即这种创新可改变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断提高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创新可以保证经济的增长，达到一种技术的前沿水平，这些都应包括在中国的这种新的创新体系当中。

完善社保体系 政府与私人联合

更重要的一点，新的经济模型还有一个社会福利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改革，以增加社会福利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增长非常快，但社会问题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里，在农村，医疗保险还做得不好。中国的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之所以这样，完全是我所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增长，高储蓄是因为要在社会保险、医疗、养老等方面有一种保障。事实上，通过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可以不仅使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低，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完善也很有意义。

通过政府部门与私人之间的联合，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改变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大有好处。我高兴地看到，对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重大改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作出了承诺。

事实上，美国也没有一种单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也有很激烈的争议，这就是部分私有化社会保障问题，但现在已有了一致的意见。政府提供退休福利保障比任何私有形式都更有效，我们也发现，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对美国是行之有效的。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风险比之私人提供的要小得多。所以，我们强烈反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私有化。

我认为，中国可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那就是政府部门与私人之间实行联合。因为从全球来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比任何一种私人的体系都更加有效，但这个领域也需要创新。

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在探究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已经过了一半，河对面有些什么已经很清楚了。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有意义。

我也想讲讲农业问题，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贵州为例，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仍是农民，问题也很多；但我们也有很多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创新技术适应农业发展环境、增加给农民的贷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就市场经济来说，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例如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等等。这些模式有很大的差异。没有一个唯一的“市场经济”的答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反映了新的经济模式所涵盖的内容。今天上午，我所阐述的，仅仅是用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讲述了中国的这一新经济模式会是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与经济学大师的对话

听众A：尊敬的斯蒂格利茨先生，我知道您是西方为数不多的敢于直言政府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您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想问的问题是，与您一样，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有关企业制度改革的理论，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发挥了作用。他在其理论中也没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您是反对科斯理论的，您认为他的理论误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科斯其实是目前所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对于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为深刻的学者。一方面，因为科斯的理论所涉及的产权和经济制度等理念，对于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如同雪中送炭般地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因为科斯较少使用数学的研究模式，也易于被国内经济学者所接受。就目前来说，科斯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对中国很有帮助。对此，我想听听斯蒂格利茨先生您的看法。谢谢！

斯蒂格利茨：科斯是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但他在其定理中有一个明显的重要缺陷。他的理论没有考虑外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吸烟，人们都在一个房间里。按照科斯理论，那好，我可通过贿赂房间里的所有人接受我吸烟。而事实上，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干预，包括污染、创新和环境等。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但这并不是正确的。

我们都知道，信息是不完美的，而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发达国家要比发达国家的这种信息不完美和交易成本都是大很多的。所以，科斯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

听众B：您的“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使您在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民间也有一句俗话“买的没有卖的精”，是否也同样表达了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存在？

斯蒂格利茨：“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是我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经济贡献。大家都知道，在几百年前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就是认为信息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信息是完美的，这倒与你所提到的中国俗话不太一样；而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分析的工具来真正分析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研究工作中会去创建一种分析方法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是怎样运作的。

我所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们发现原来基于完美信息理论上的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科斯定理，它是错误的；另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这也是错误的。

知识与信息既是紧密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发现，在信息不完美情况下，政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干预可以实现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政府干预是多么重要，以及政府干预下如何建立创新体系。

市场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同时也需要政府干预。

听众C：我想请问一下，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有资金的流动性过剩。这是中国比较突出的问题，您有什么合理的建议，中国下一步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抑制这个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谢谢！

斯蒂格利茨：中国确实存在高储蓄率现象，也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羡慕。（掌声）这一年达到42％，最多的时候是50％，其中政府还低估了这一现象。

高储蓄率是好事，但太高了也不好。提到要降低高储蓄率，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医疗、保险、卫生和养老等。正因为人们对这些没有信心，感觉没有保障，所以才会有高储蓄率。

听众D：最近，中国股市也出现了大跌，您认为原因是什么，今后将如何演变？

斯蒂格利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都是起伏不定的，但很多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喜欢去找出股票市场波动的原因。这些答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信的。（掌声）

我们知道，在资本市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如美国每天有20亿美元的市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预期有一种调整，那发展中国家股票就会下降。因此，市场波动永远是存在的。

听众E：欢迎您到贵州，斯蒂格利茨先生。我要提的问题非常简单，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政府和市场如何协调？

斯蒂格利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市场是有效的。在政府干预经济方面，不但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同样有。最严重的是环境污染问题，这就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自身不适应发展变化而需要政府干预更严重一些。提供市场也要有创新，但我们的政府往往提供的创新是不够的。那政府的另一个功能就必须体现。这就是政府要制定游戏规则，以使经济很好地运行。比如你在银行存钱，就要确保随时都能顺利地取钱，这就需要有监管措施。把钱留在公司，就是希望增值，对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也希望是真实的。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中，提供的信息有大部分就是不真实的。这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要想经济正常运行，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创新，而创新的基础是在大学完成的，大学又是政府支持的。私人部门则是要把创新的成果市场化。现在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是私人与大学、私人与政府多边联合。

你的问题简单，但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联合起来，我们的经济运行模式才会比较成功。

听众F：您在演讲中提到了“环境税”，现在联合国也正在推行“CDM”模式。您觉得这种模式和“环境税”是否适合贵州的发展？

斯蒂格利茨：清洁发展机制是联合国制定的，也是经济平衡的一部分。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污染排放上的价格相对要高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污染排放上就要低一点，这能使全球的治理环境污染达到一种有效的形式。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关键性的问题是在于运用。

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模式;启示

一、低碳经济模式研究成果述评

随着全球气候恶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重,发展低碳经济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胡鞍钢(2003)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绿猫”模式,以此取代传统的“黑猫”模式的发展思路。

付允(2008)等对低碳经济模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经济的新经济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以及高效能、高效益、高效率(简称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邢继俊(2009)提出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即初期发展模式,中期发展模式和晚期发展模式。初期发展模式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分别是自上而下调整发展模式、逐步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产业;中期发展模式包括自下而上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新能源发展几个方面;晚期发展模式包括促进低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持续开发新能源和重视低碳社会的伦理文化建设几个方面。

林伯强(2009)提出发展低碳经济需要解决中国的能耗方式问题。朱四海(2009)认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于高碳能源的依赖。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杨志(2009)提出了“绿色+资本+网络”的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借助绿色网络和资本的力量发展绿色经济。

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2008)在“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的报告中提出,发展低碳经济,要开发产业节能新技术,努力优化工艺路线,选择节约替代型产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丁丁(2008),庄贵阳(2008)对于我国低碳模式的实现途径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挥碳汇潜力,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

裘苏(2009)在借鉴日本和台湾低碳经济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浙江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任力(2009)对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进行总结,并得到有益的启示。李友华(2009)提出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主要包括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搞好低碳示范区,发展低碳能源产业体系等几个方面。

孟赤兵(2009)认为循环经济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宋德勇(2009)提出,要改进我国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政策工具应该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转变。杜明军(2009)认为低碳经济发展具有耦合特性和存在可控制变量,提出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耦合机制,以保证低碳经济的转型成功。

上述研究对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总体上看,上述研究成果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研究不够深入,只是提出了一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概念,对于具体如何保证模式获得成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涵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二是宏观性较强,主要从宏观层面上研究,分产业的研究,比如农业、工业如何形成自己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各个区域如何形成自己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国外学者在低碳经济模式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归结如下:

理论方面,2006年10月30日,英国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完成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也称为《斯特恩报告》,该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

《斯特恩报告》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气温上升2℃的上限加以论证,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报告主要观点是:第一,如果各国政府在未来十年内不采取有效行动遏制温室效应,那么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20%。相比之下,采取行动的代价可以被控制在每年GDP的1%左右;第二,在2050年以前,要使得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50ppm以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今后10-20年达到峰值,然后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第三,到2050年,全球排放必须比现在的水平低大约25%,即发达国家在2050年前把绝对排放量减少60%-80%,发展中国家在2050年的排放与1990年相比,增长幅度不应超过25%。

斯特尔(2006)把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辩论转移到气候变化的经济规律层面上来,他认为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要比现在增长3-4倍,但是温室气体排放要比今天降低1/4的水平,同时认为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需要具备三个关键因素,即确立碳的定价机制;技术政策的确立;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碳市场。普雷斯科特(2007)指出,英国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是可以同时实现的,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兰德斯(2007)指出,挪威减排温室气体的国家目标是到2050年减排2/3,为此要采取的措施:一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三是投资碳捕捉和储存;四是减少森林砍伐。梅森纳(2007)认为,人类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和体制上的,而不仅是技术和经济方面。多德维尔(2007)强调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政府的责任。

实践方面的成果,英国政府承诺,力求在2010年减排主要温室气体CO220%,2050年减排60%。英国政府通过征收“气候变化税”和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达到预期目的。日本政府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国,在低碳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到2050年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量比2008年减少60%;二是加大对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投入;三是制定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如《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等。法国政府除了提出本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外,侧重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加大了对环保、航天和纳米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入,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法规。韩国政府2008年提出并实施“低碳绿色增长战略”,以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重新找到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瑞典政府侧重在生活的细节入手,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二、几点启示

(一)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大幅攀升,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也有的国外专家估计,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这种情况下,我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今后几十年,我国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又要面临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艰巨任务,所以,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低碳经济模式必须结合国情进行

我国正处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当前,资源约束特别是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使用效率较低,国家能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总体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我国用占世界11%能源消耗量生产出只占世界GDP的3%。我国的一次能源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保持在70%以上,天然气、水电等清洁优质能源的比重很低。我国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烟尘都是由燃煤排放的。中国大气污染中的仅仅二氧化硫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GDP的2.2%。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状况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改变经济增长结构,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低能耗产业,如高科技产业、旅游产业等,减少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耗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在高能耗行业实施强制性的节能减排措施,减少能源的消耗。中国政府需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等能源。发展太阳能、水电、生物能源等新型能源,加大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三)我国低碳经济模式必须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进行

要减少我国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要立足自身实际,加大对于低碳技术研究方面的投入,尽快形成一批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技术。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60%左右,发展农村沼气技术是不错的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沼气已发展到2200万户,每年为农村提供了1350万吨标准煤的高品位清洁能源;推广省柴节煤炉灶1.9亿户、节能炕2000万铺,形成年节能能力近5000万吨标准煤。如果从惠及的人口和农户数量上来说,这是全球最大的节能减排工程。中国还可以利用核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优势,加大核能的开发利用。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较完善核能技术的国家之一,这为中国核能技术的开发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因为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含量十分丰富。农业生产中的农药、化肥使用效率只有30%左右,农业节水灌溉系数很低,所以农业生产中的节肥、节药、节水技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开发应该作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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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是曾在部分拉美国家出现，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一些拉美大国，看起来拥有经济发展的一切要素，资源、人口以及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却迟迟没有把潜力化为实力，反而被社会问题裹足，债务高企，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外资控制经济命脉，产业垄断现象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于1789年独立，拉美独立革命战争于1826年取得胜利。二者经济建设起步时间相距不远。然而美国经过百年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拉美各国却经历了“百年孤独”，依然是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到今天为止，拉美大多数国家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首先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训，难以就业，许多人成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边缘形成庞大的贫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次是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产业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外资主导型和外资依赖型经济，民族工业发展不顺，丧失本国经济资源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进入国的经济。民族产业发展全面处于弱势，无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把红利转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根据利润导向进出拉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拉美国家沦为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

再次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失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处于两种极端，一度军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据主流，完全为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没有对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债务危机和收入分配问题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大举借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美利率上升，拉美国家还贷能力丧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集体性债务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爆发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爆发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损伤了国家发展的元气。在CMA公司的2009年的《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报告》中，债务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委内瑞拉、乌克兰和阿根廷，南美国家占据前三位置中的两个。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会问题丛生。拉美国家长期实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导致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又引发严重社会危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多年来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1970年，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已达0.66，低者也有0.44。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4，较低的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远在国际公认的经济线之上。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危机，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三）“拉美化”的本质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

“拉美化”不仅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碍。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此处与“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拉美化”问题的困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近二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1991-2000年GDP年均增长7.6%的越南从2007年开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越南盾持续贬值，主权信用评级下降，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交替显现。

拉美国家长期面临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不能化为实质优势，具备发展潜力而没有化为发展实力的种种特征，使研究者陷入制约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的质疑。众多研究人员从制度、地理环境、民族、种族甚至基因寻求原因，似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种种内生性问题决定了经济的内生性落后，而发达国家的良好基因决定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发展的基因决定论或者宿命论，及其引发的悲观情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和知识界。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亚洲“四小龙”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中期年代起步，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现代信息通讯手段，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更加快速，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高度趋近。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发展中国家较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全球分工体系也使资源类大国获得丰厚收益。韩国和台湾、新加坡地区在更早阶段取得的经济成功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机会有实力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印巴俄“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使国际经济格局迅速“扁平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四国”总人口接近28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接近9万亿美元。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均收入高，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步之遥；而印度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8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时均等化的进程取得阶段性成就。

二、发达经济国家与地区面临“日本化”新忧

“日本化”是指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增长停滞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面临高福利成本和高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经济增长以消费为重要驱动力，经济一度遭受泡沫经济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种特定现象。实际上，日本发展中的有些问题不是美欧发达国家的通病，比如日本银行系统的坏账与美欧金融业的高杠杆率不尽相同；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与美国的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也有不同；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泡沫经济问题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为保障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系统。同时也累积起来高昂的政府债务。日本2009财年新发行国债首次突破50万亿日元（约5500亿美元）。日本全国债务规模将在2011年达到950万亿日元（约9.5亿美元），占其年度GDP的200%。截至2009年6月末，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前六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国内债券市场方面，美日两国的国内债券余额占全球总额的近60%。当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2万亿美元。欧盟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等国都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为目前国际经济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长期的高额债务与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通货紧缩压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

（二）“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二是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制造业衰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和中国转移制造业，从早期的纺织品到电机行业，再到汽车等支柱产业的转移，大概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从低技术产业到高技术产业转移，从生产部门到研发部门转移等几个阶段。1986-1990年，日本的制造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6%、5.34%、5. 98%、6.98%、7.67%，同期非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10.15%、10.7%、11.38%、12.2%、13.16%。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急剧攀升，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普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97-2001年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088.8亿美元、英国6978.2亿美元；比利时4547.2亿美元、法国4533.6亿美元、德国3365.2亿美元。发达国家在享受产业高级化所带来的高收益和高附加值回报时，失去的是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日本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是否缺乏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

“日本化”问题的核心是，导致发达国家增长相对停滞的因素会否内生化长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高企，产业出现空心化，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出现赤字经济等问题；创新经济和新技术产业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源，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欧美学者对本国经济的“日本化”免疫能力一度非常自信，认为欧美采取容忍“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政策，而日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反应导致经济问题的长期化。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经济的“日本化”问题趋于悲观，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在矛盾导致“日本化”问题的复杂化。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探讨人类的增长与地球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的论题，对各国的发展观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对“日本化”问题的深层次担心是，发达国家是否遇到了增长极限难题。

（四）技术创新能力是发达国家摆脱“日本化”的重要依托

就像发展中国家能够逐渐摆脱“拉美化”危机一样，发达国家的“日本化”问题也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因为资源虽然相对有限，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则相对无限。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与创新将在长时间内推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持续前进。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拉动。另外，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大国，日本取代美国成为最终的工业大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取代日本成为新兴工业大国。制造业既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维护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部门，欧美等发达国家近来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在新兴产业的制造领域赢取竞争优势，增加就业人口。2010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振兴美国制造业做出重要尝试。

三、“均等化”进程中的中国对策

“均等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上升，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国家间的经济实力逐渐拉近，世界经济格局更为扁平化和均衡化的过程。

均等化进程主要有以下判断指标：经济总规模，世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缩小，是均等化进程的例证也是目标；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的均等更是国际经济均等化的最重要的参考变量和最终发展目标。

（一）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发展在“均等化”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的领土面积，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中国有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高储蓄率和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重视教育的价值观。

对中国的有利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人均财富的“均等化”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欧洲联合制华的可能性增大，贸易冲突加剧。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在八十年代，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建立新的制度条件，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汲取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化”教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问题多发阶段，这既有转型阶段的必然特征，也有法制不够完善，制度缺失带来的公共治理困境。要注重处理好几大关系：

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生发展，避免各种社会危机的发生。培育中产阶层，保护中等收入者的利益，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采取一定措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的行为，规避“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的发生和蔓延，维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机制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把握。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吸引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

处理好工业化和三农发展的关系。结合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继续农业经营的税费优惠政策。促进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农业经营的劳动生产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关系。扩大内需与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相结合，争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占领国际分工链条的产业链高端，加快中国制造中知名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加强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快由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延伸。建设多层次产业体系，维护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三）继续学习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预防“日本化”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众多领域全面领先，应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先进科技。我国应该继续向先进经济体的管理与经验学习，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与借鉴，吸收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汲取制度建设不力的教训。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东方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保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谦逊的态度，是与西方打交道中必要的方式。

汲取“日本化”问题教训，避免在经济发展中过于强调政府对产业政策的作用；避免过于依赖模仿和学习能力，要重视创新发展；预防工资刚性和福利制度刚性问题制约经济的活力；要防范产业空心化问题；注意公共债务管理，预防政府债务规模过大导致政府政策转换余地缩小；保护和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使之能够稳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四）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国民收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举

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一定要伴随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因社会问题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今的国际经济是各国间经济实力的较量，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生，保障国内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现阶段，需制定从国富到民强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我们可以结合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高工人工资，实现一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更高的居民收入，意味着消费的上升，和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的力度，加快外资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溢出、消化和吸收。

（五）在国际经济的“均等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庞大的国防体系，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积累可观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应该努力在各个多边组织中，和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融入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关贸总协定和WTO组织在战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IMF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目前正致力于提高新兴市场国家份额和话语权。这些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应该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自然资源、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

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所有的资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使生态负增长转变为生态正增长，实现人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传统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线形基础上的，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流动。现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这要求更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则要求在生产中实现少排放或零排放，这将大大减轻地球环境的负荷，维护生态平衡。可见，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场物质变换的革命，更是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循环经济的3R原则

循环经济的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是实现循环经济战略思想的三大基本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principle)，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别是控制使用有害环境的资源投入，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源流量。在生产中，通过减少原料的使用量和改革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在消费中，选择包装简单朴实的物品和耐用可循环使用的物品，减少垃圾的产生。再利用原则(Reuseprinciple)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能以初始的形式多次或多种方式再利用，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废弃物。在生产中，使用标准设计和制造工艺，使产品能轻易和便捷地升级或更新换代；在消费中，可以将可维修的物品返回市场体系供别人使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principle)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回收利用和综合利用，使废弃物资源化，减少最终处理量。再循环原则不仅要求将废物资源化为其他类型产品的原料，更重要的是把废品循环使用于生产同种类型的新产品，以达循环高效，节约资源的目标。

循环经济战略的意义

有利于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程度越来越高，人类再生产实践中利用的自然资源现成物越来越少，使用经过加工的材料越来越多。但各类材料经过多少次加工，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原材料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自然资源。经济活动的开展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并占据一定空间，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规模。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再生产的规模。稀缺性的资源会随着资源总量的减少而发生价格变动，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和健康发展。循环经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高，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量少，就可以通过减缓资源的消耗速度间接获得由于资源稀缺性导致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对废物的资源化而获取直接经济效益。根据国家经贸委的有关调查，我国每年可供利用而未利用的废弃物价值达250亿元。如果建立循环利用机制，这部分价值就是废物资源化而获取的部分直接经济效益。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资源，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是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全新经济发展模式。

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自然资源是区域生产发展的自然基础，某种自然资源的数量越多，利用该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的规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种资源优势就可能发展起以开发利用这种资源为主的产业部门，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组合就有可能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利用对象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区域资源分布图与产业分布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同样的投入和工艺管理条件下，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制约，区域自然资源的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部门分布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资源数量越少，对区域生产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发展循环经济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使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区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

加大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加大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的研发和应用工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循环经济的发展尤其要依靠科技。循环经济的技术载体是环境无害化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主要包括防止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但同时也包括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努力强化技术支撑，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先进适用的生态循环技术和设备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条件。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将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作为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重点，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积极引进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快引进、开发和推广先进适用的生态循环型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加速改造传统生产工艺，开发生产再循环型产品，推进企业生产经营的生态转型。

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制度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不同层面的循环经济固定下来，对企业、政府和个人的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促使其行动有法可依，也使我国环保法日臻完善。应当指出的是，法律法规是其他措施的重要载体。通过建立促进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形成经济激励机制，开发相关技术等措施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通过政策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有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区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

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自然资源是国民收入或国民经济产值赖以不断增加，经济社会赖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它的大量消耗必然导致未来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降低，人们可消费的东西也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因此，应将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自然资源的存量、流量以及自然资源的财富价值进行科学的计量，以正确地计量国民总财富、经济产值及其增长情况，合理评价自然资源的消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必然要求，建立循环经济关键就是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核心是改变传统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方法，采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概念。国家要改变国民生产总值按GDP统计的方法，因为这种统计方法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一种不全面、不真实的统计。EDP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的框架，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产品资本折旧、自然资源损耗、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之值。这种统计，会使我们看到很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扣除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遭破坏的损失而大大减少。这就会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经济、社会和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深化价格改革并推进资源价格合理化

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逐步提高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使之反映其真正价值，体现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降低资源消耗速度。合理的资源价格可改变资源利用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合理资源价格可促使资源的循环高效的利用。正确利用价格杠杆，避免资源产业规模的扩大，推动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以低水平的资源开发利用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要利用价格杠杆发展循环经济，在如何开发利用资源上调整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篇9

Abstract： In our daily lif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come to us quickly. In recent years， everyone has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ir work， life and so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undoubtedly played a more profound change and re-position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 individual in a series of problems， including production， operation， competition， management and so on. Starting from the abov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mor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分析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China's economy；system reform；measures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1-0241-04

0 引言

如今，在互联网科技发展的持续影响下，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为了克服消极的后果，最为根本的途径便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实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需要不断创新经济发展制度，克服当前存在的问题，摆脱被动发展的局面，以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不在局限于某一国或者某一地区，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发展状态。

首先，经济全球化使得各个经济体的联系紧密，如同“绑在同一只船上”。因为各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过于强烈，通常只要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一部分经济体发生问题，就会迅速且深远地波及到其他相邻的体系亦或是波及“全身”，最终波及至全球化体系下的全部成员。前一些年发生的泰国货币危机迅速的影响到了与其经济有诸多相连之处的日本和韩国，除此之外也包括很多邻近的东南亚地区国家，产生了地域性的经济“地震”。在这之后又快速的蔓延到俄罗斯、南美国家，从而波及全世界。

其次，不同经济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上在全球化中受到严重影响。包括世贸组织减税在的措施内，有些经济体会主动适应全球化，除此之外，另外一些经济体在各种条件的促使作用下改变他们的政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表明，目前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贸易额的2/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90%都是由跨国公司创造的，而它们的战略目标却极少同东道国长远经济规划一致，从而对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产生消极作用。极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跨国企业经常进行货币的投机行为，尤其是在货币汇率不稳定的时候。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帮助打开经济的国门，让外国带有其他目的的资金有着可乘之机，这也和经济安全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实现经济水平的持续增长，不断建立和完善发展目标和相关制度，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创新和改革，积极应对挑战，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建设目标。因此，应该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特征和影响的了解，以制定更加完善的应对策略，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从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较为科学和充分的说明应对以上诸多问题的方法及可行性。

1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如今都是最关注的核心问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还有诸多可以改善、完善的空间。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主要为下面几个特征。

1.1 经济全球化体现于贸易自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贸易自由化，但是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国家利益和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得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并不十分顺利。尽管关贸总协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对贸易自由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和保护，但是直到八十年代这些措施才真正落实。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它将不同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涵盖在了一个体制之下[1]，构建了一个适宜于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经济发展体系，大大促进了国际间的贸易交流，也实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而稳定的发展。

1.2 经济全球化体现于跨国公司业务全球性发展

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和飞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一些跨国公司借助有力的经济发展制度，不断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和业务种类，使得影响力和活动范围不断蔓延，它在带动合作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促进了资源、人才和金融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够发挥不同国家的资源优势，实现最佳的发展状态。如今，跨国公司已经实现了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经营状态，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应该合理借助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1.3 经济全球化体现于跨国公司规模全球性发展

跨国的全球性公司和企业从规模的单元与企业本身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体现出规模全球化的重要特征。通常，我们认为“富可敌国”这个成语有夸张的意味在其中，但是在今日的跨国规模全球性上，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说法并不夸张。例如，壳牌公司的年销售总额基本与伊朗全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而大型连锁超市企业沃尔玛在全球的业务中每年收入约为1600亿美元，这甚至远远超越诸多非洲、南美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

1.4 经济全球化体现于信息和通讯手段的应用变化

在过去，不同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为了实现贸易交流，只能借助铁路、电报等手段，工作效率很低，因此国际间的贸易发展十分缓慢。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电话、传真机等移动终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能够通过简便的通讯和信息手段，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顺利的完成生产、贸易等活动。信息和通讯手段的应用不仅跨越了时间的局限，还超越了空间距离，能够及时传送给人们新鲜的市场变化信息，有利于决策者改变自己的生产要求和价格定位，这对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有着积极的作用。

1.5 经济全球化体现于跨国企业巨头的垄断和全球性质机构的主导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巨头通过资本、技术、管理、规模效益等优势对全球各个市场进行带有优势的占领统治，除此之外，这现象背后的受益者也同样包括全球性金融机构，他们遍布全球的资本控制致使垄断现象愈演愈烈。这使得他们控制了世界上大约80%的各类专利与高精尖技术，大约60%的世界贸易，大约70%的国际直接、间接投资，和30%的国际技术转移。如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和爱克森石油公司都是典型代表。[2]

2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影响

①推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在局限在某一个空间内，它需要不断开放，并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而调整，以更好地应对他国企业提出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要求设计、生产、销售、贸易和金融的国际化，这就需要我国不断改变经济体制，以适应国家管理和其他合作对象提出的要求，从而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市场经济的带动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不断加速，这对其他领域和行业来说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我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快速的加大力度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转型等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快速且可持续的发展。以2016年为例，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2016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财税金融、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对外开放、社会事业等十大领域50项重点改革任务。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和目标导向，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有利于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的体制创新，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②推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吸引外资。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从资源占有量和人才竞争力上看，我国有着十分明显的发展优势。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资金流动速度明显加快，一些国家为了实现更高的水平的发展，不得不借助我国的资源进行生产，使得我国外资内投和内资外投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此环境下，我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相关技术和资本，不断创新本国的企业的发展形态，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更好的引进和走出，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外资依存度从1985年的1.55%，自1995年起维持在在20%左右。另据数据显示，到2001年10月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4894个，合同外资7319.1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858.77亿美元，这非常好的解决了我国早期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

③推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从上个世纪开始，很多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相继进行了产业结构和经济核心的调整，这给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参考经验。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我国的大中小企业都在不断转型和创新，但是整体水平欠佳，尚存在较多的改革空间。经济全球化下，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家和国内市场的要求，企业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以提高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发展资本[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的改革和应用。从当前的发展形式来看，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将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

2.2 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①推行经济全球化导致民族经济受到冲击。

当然，经济全球化并不全是积极的影响，它还会对弱势产业和民族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如今，贸易范围不断扩大，贸易的自由度越来越高，发达国家掌握着较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同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它能够通过制定相关规则，提高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以继续“压榨”发展中国家。另外，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经济结构相对还比较脆弱，因此容易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导致经济持续波动。

②推行经济全球化加速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由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环境污染情况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改善。经济全球化虽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是它默认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承受污染和危机的主要场所。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只能通过“牺牲”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换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将一些污染性的工厂开设在了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负担加重，环境和生态条件不断恶化，这不仅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造成了资源浪费情况，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我国现阶段极其重视此类问题。以污染形势较为严峻的河南为例，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6月召开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座谈会，将联合省国土资源厅、环保厅、水利厅、林业厅加强环境资源审判，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并且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

3 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3.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以消耗资源和人力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因此国家应该尽快实现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4]。我国大中小企业应该立足于实际，明确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产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同时，大力扶持民营产业和民族产业，给予其足够的资金支持，制定有利的发展政策，帮助民营和民族产业实现转型[5]。长期以来，受市场变化速度的影响，我国民营资本的累积过程十分缓慢，民营产业受到的发展限制很多，因此，为了改变以上情况，我国应该重新制定经济发展体制，加强对生产要素的保护和建设。另外，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建立廉洁高效、服务人民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条件。

3.2 主动迎战、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应该改变当前的被动地位，主动接受挑战，通过制定积极的发展策略，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形态。任何企业、行业，都不能忽视了市场变化的作用，都应该通过创新管理和生产制度，减少冲击和压力，避免被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吞没[6]。我国应在改变自身的同时，认真研读全球性贸易规则，根据这些制度和内容修改自身的发展目标，寻找更有利的发展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如果只是一味地躲避和被动接受，只会被世界经济所抛弃，无法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目标。以联想的发展为例，在国内最初的发展情况，联想与海尔的模式非常类似，虽然在国内建立了较高的知名度，但联想的发展仍旧难以走向国际，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联想的发展被传统模式禁锢，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模式，最终势必会走向灭亡。因此，联想也在不断的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在国外，联想收购了IBM手提电脑业务，由此在国际上一举成名，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另外，丰源企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也并非一帆风顺，最终丰源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可口可乐的长期供应商，实现与可口可乐的共赢，从而打出了世界知名度。由此可见，要想发展，主动迎战、积极参与才是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之道。

3.3 增强综合国力，维护经济安全

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态，克服不利影响，需要从提高综合国力入手，在发展政治和军事的同时，还要注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7]。我国应该坚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理念，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通过合理利用资源、创新产业结构等手段，改善资源利用现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提高综合国力提供物质基础。从当期的情况来看，我国应该尽量服从大局，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8]，促进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避免冲突，营造大国形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应不断调节产业的适应能力，通过创新技术和改革制度的方式，减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实现经济安全[9]。另外，在资源、基础设施和支柱型产业等方面，应掌握足够的主动权。

3.4 建立抗风险金融监督机制

2010年6月到2013年6月的4年间，金融机构同业资产余额年均增长是32.7%，比同期贷款余额年均增速快了17.6%。同业往来的负债余额年均增长24.4%，比同期存款余额年均增长快了10%。截至2016年，同业业务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管理流动性，整合有效资源，增加收益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快速增长的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金融风险的防范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过去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来看，我国经济受全球化的影响，安全性和稳定性不高，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制定一个以国家调控为主的抗风险金融监督机制，以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或者其他挑战。首先，国家应该立足于实际，建立以计划调控为主的银行监管系统[10]，及时而有效的传递市场和货币政策信息，以帮助其他企业掌握经济政策的变化形式，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开放市场，注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防止金融危机和其他风险的无序蔓延。最后，应该加强对金融和经济专业人才的管理，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开发更多的金融管理工具，提高金融行业的决策和经营能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实力，降低金融风险和成本投入量[11]。

4 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这样一方面为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因此，在国家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国应该积极转变产业结构，创新经济发展体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为了克服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积极应对，以更好地姿态面对挑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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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光.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评论，2001（6）：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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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2（03）：180-184.

[6]李文.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09）：165-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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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魏崇辉.经济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1（22）：5-6.

[9]李文杰.论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国家经济原则[J].学理论，2011（35）：107-108.

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复苏期；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05-0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5]高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何以成为可能[J].探索与争鸣，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