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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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需求；总供求；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罗莫.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崔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实施问题.中国商界，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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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为调控社会供求总量的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求总量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作用来表现。它们之间互相协调。1）财政政策作用于社会经济采取直接方式，而对于供求总量采取间接方式，货币政策则供应总量是直接的，间接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2）从财政政策调控看，财政首先是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缓和社会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货币的总量。与财政政策在机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情况看，社会消费需求是通过财政支出构成的，财政政策在社会消费层次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和现金投放等方式进行调控，以间接方式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财政政策侧重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而倾向货币政策则侧重于调整总是和产业结构。

（三）对社会总需求有着不同的功效

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分别起扩张需求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但财政从根本上讲不会创造任何的需求。要创造需求、货币必须通过银行来实现。所以，贷款方式引起财政的扩张与紧缩。而从更深次看，银行有着自我的约束机制，可能自行调控扩张与紧缩来约束需求，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贷款是扩大需求和缩小需求的关键。

（四）在时效性方面的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时效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是两种时效性不同的政策调控方式，财政政策以行政政策介入，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政策通过经济方式介入，通过银行信贷，促进经济的增长。财政政策适合于短期使用，在在对付经济衰退起到积极的效应，但只适合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而货币政策适合于长期调控，在控制经济过热与社会经济产生通货膨胀时起到积极的效应。因此发挥两者的长处，协调配合，取长补短，发挥合力的作用。

（五）政策功能存在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政策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在处理公平性和效率性有着明显的不同。财政政策要求行政方式通过税收的调节，社会保障手段的介入，来控制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加调控，必然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化，社会矛盾尖锐化，长期将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货币政策使银行以盈利为目标的贷款投向，通过信贷的投放，吸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品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投放，最终促进社会的繁荣。因此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各自的功能的长处，不能互相取代，只有相互协调配合，最终形成全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1政策工具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银行配套贷款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在财政投资中，国家发行的债券和中央银行的调控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2政策时效的协调。财政效应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个互相协调的机制。在微观调控领域，货币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起到抑制经济过热，有效调控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长效机制。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表现不足。财政政策以行政干预为手段，在拉动内需，促进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效应。但财政政策的不当处理，常会引起财政赤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财政政策只适合作为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力因素，只可作短期使用，长期不太适宜。3财政功能的协调。不违背银行经营的初衷基础上，可以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鼓励以货币拉动经济的发展，减少财政政策给银行运营带来的信贷“危机”的发生。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应与货币政策有所区别，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发展规划项目以财政政策，国家投资为主。而一些开发项目、高新技术等以货币政策，银行贷款形式为主。两者协调，有针对性的进行投资，使国家资源趋于合理化。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货币政策包括两个层次：宏观与中观层次。宏观层次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保有率、利率等方面的影响，起到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次是指贷款政策，通过积极调整贷款数量和结构，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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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控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无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准备金率的调整、利率的调整、央行票据的发行都会在一段时期引起热烈的讨论。同时，虽然财政政策一直没有停止其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受关注程度明显逊于货币政策。

对此，应该明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重视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通过增加和改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与结构，通过优化政策设计与创新制度等，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财政政策最初冲击的是商品市场，货币政策最初冲击的是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还有独特的特点：

首先，货币政策更多地针对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政策的差别设计，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这与货币政策针对的货币是同一的、无差异的，而税收和财政支出则可以针对不同的细分领域有所区别有关。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慢，但是可以对经济实现治本的调控；而货币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快，但是对经济失衡的本质的作用效果有限。财政政策的引导、激励和约束带有一定的间接性，但往往更具有规范性和长效机制特征。

我国财政政策取得的成绩和仍需面对的宏观经济问题

近一个时期，中国财政大力推进各项改革，着力机制体制创新，注重综合运用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不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观念相对落后、体制机制不完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经济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失衡仍然严重，给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安全性及竞争力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货币政策频繁出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接近极限，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范围和力度受到了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和矛盾方面更大程度地施展拳脚。

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矛盾的财政政策设计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矛盾很多，以下选择其中受关注程度比较大的几个分别讨论财政政策的作用。

1、国内投资过快增长与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

投资过快增长与国内消费相对不足是我国经济失衡的表象之一。引起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支出不足、地方政府的传统政绩观使地方投资冲动强烈等。对此，货币政策相对无力，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处在人口红利期，在此阶段储蓄率偏高是相对正常的；其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对消费刺激的货币政策效果难以发挥；最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微弱。

第一，利用政府采购的“特权”向供货企业施加影响。

在政府采购在进行资格审查时，可以对供应商提出有利于促进社会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倾斜的要求，如对投标企业雇用残疾人比例达标企业加分，以及对企业中标后带动就业、负责相关知识的培训、雇佣失业者的比例等内容做出规定；可以通过及时兑现采购款项等方式明确规定供应商不得拖欠劳动者工资等强制性政策条款，保障供应商和劳动者权益。

第二，增加支农工作的力度。

通过支农资金的拨放来提高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水平是财政支农政策应有的思路。支农资金应该更多地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

第三，在税收方面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从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延长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所得税执行期限的通知》等文件的下发，是通过税收手段增强对社会保障建设支持力度的财政政策的举措。

2、贸易顺差猛增、外汇储备过多过快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针对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过多进而产生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货币政策在去年和今年频繁推出，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发行央行票据轮番上阵，但是，由于这些政策不能在根本上抑制贸易顺差的产生，往往治标不治本，在准备金率和利率屡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逐步缩小。

3.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矛盾

资源环境过度消耗，是货币政策相对无所作为的地方，只有通过财政政策，才能正确地引导和控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问题。

首先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资源有偿取得制度；通过增加中央财政地质勘察基金，引导建立市场化为导向的地勘投入机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采利用“废矿”、“尾矿”，挖掘资源开采潜力。

其次，促进节约资源。完善资源税制度，扩大征收范围，改进计税办法，提高稀缺性资源、高污染和高能耗矿产的资源税税额。

再次，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通过完善财政制度促进废物利用，支持可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提高财政对发展替代能源，发展生物能源、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资源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发展。

还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革排污许可证制度，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矿区环境和生态恢复新机制，督促采掘企业承担资源开采的环境治理成本；财政适当增加资金投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真正解决“企业污染、政府埋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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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出现内部失衡，突出表现在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我国日益扩大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尽管我国居民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资本规模很小，且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第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自然资源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长期以来，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企业家资源特别稀缺，企业制度落后。

面对上述约束，我国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借助于对外开放至少获得了以下好处：第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我国劳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第二，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缓解了我国自然资源紧缺的劣势；第三，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和企业家资源高度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仅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失衡。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省际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释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第三，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极大，服务业、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比重相对较低。第四，社会保障网络遭到削弱。第五，投资的扭曲配置。过度储蓄，加上以银行信贷为中心的融资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优先的融资通道，造成了投资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

（二）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

高储蓄、高投资以及低消费（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现。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储蓄一般要高于年轻人，因此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应对退休保障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也随之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养老、医疗等），使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消费信贷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强制储蓄，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金融总量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银行业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失衡即储蓄率大于投资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反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趋势。据估计，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仅为55%，而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其消费率最低时也达60%－70%。我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既有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我国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2005年我国投资消费比则高达77%，且呈上升趋势。根据日韩的经验，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投资消费失衡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以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该指标的含义是指每增加一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亿～2亿元，而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指标为5亿元。也就是说，国外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2，而我国的这一指标值为5。此外。如果根据国际可比数据测算，最近3～5年，我国的ICOR估计在5～7之间。

另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的分配。如果资本要素的比重较高，而劳动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因此，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余永定等（2006）认为，双顺差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我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我国持续的双顺差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

（一）外部失衡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连续双顺差的局面（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01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我国持续双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我国政府棘手的难题，它不仅使中央银行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且造成了较大的投资效率损失。在我国持续双顺差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时，目前的外汇冲销操作也难以为继：一方面，随着央行票据累计发行额的不断提高，央行将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不断购入低息的央行票据，不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率，还损害了商业银行本来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冲销操作仅仅冲销掉了外汇储备增长的“后果”，而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

2.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我国资本账户也出现顺差，则反映出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我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资本稀缺，也不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来看，国外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政策困境：我国不缺资本却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我国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却难以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行宏观调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虽然出口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也曾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条标准，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政绩，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三）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低估扭曲了我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方面造成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造成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不足。

我国经济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一本存量仍然较低，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投资的效率较低，而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决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币低估引起的服务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价格扭曲。多年来，人民币低估造成对出口品生产的补贴，刺激了资源过度流向了制造业，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所谓的投资过热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即都是针对制造业甚至针对制造业的某些产业而言的。

三、内外失衡下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组合的选择

在经济内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单一政策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

这里所说的“单一政策”是指单独依赖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特别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些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因为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确实会相应增加，但这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公民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终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虽然可以，但是在投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面过热。

由此看来，提高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为降低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产业、公共物品的投资。因为解决瓶颈产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解决内外失衡的第一条途径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储蓄。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将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带来储蓄下降、消费增加、投资优化，从而将我国经济带入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失衡的另一条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能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贸易品部门，导致贸易品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将使服务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然而，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调整内外失衡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我国的贸易品部门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意味着如果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冲击：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将会下降，人民币升值之后国外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上述分析表明，单一政策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但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即同时实施财政扩张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因财政扩张而带来的经济过热降温；财政扩张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样的政策组合。我国经济不仅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能步入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二）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1.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总需求（投资和消费）方面具有优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有目共睹。相反，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启动不灵、刹车灵”的特征，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办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条件下也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冲销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果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就必须采用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企业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国的实际利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没有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是释放了更多的流动性，无法引导这些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反而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2.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制约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的效力。根据斯蒂格利茨重塑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观点；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的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数量很大程度上由银行决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取决于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信贷需求，而且通过信贷供给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决定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政策经由各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即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通过局部对总体的牵制作用，最终反作用于全国统一货币政策，降低了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

宋旺、钟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

4.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解决我国经济内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区和社会群体为目标。例如通过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地区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此外，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的投入，这将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改革对农村地区的不利影响。第二，财政政策避开了问题较多的银行系统。我国的银行体系问题不少，国家财政状况却非常健康。2004年国债占GDP的比重仅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财政政策能解决我国其他发展和社会月标。如住房、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虽然在目前情况下，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国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与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性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解决内外失衡问题时，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

（三）一种有效的政策组合：财政扩张与货币升值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机遇和外部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适时进行经济转型。我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由于没能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在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之后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密切，我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主要是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这些调整（加上政府扩大对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资源更多地向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转移，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

第二，人民币升值在促进我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的同时，由于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使我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状况。考虑到目前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超过55%），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部门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所以人民币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将主要是通过进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减少来体现的。

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对一部分利润空间很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产生压力，甚至令它们被迫关闭。我国加工贸易型生产企业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生产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我国能够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那些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既不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溢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能带来合理的工资报酬，那么其因人民币升值而被迫关闭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如果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将能使我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特别是如果政府扩大对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内私人部门消费，从而抵消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

2.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具体包括：

第一，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内需的重点要有意识地转向消费方面。由于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中央政府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进行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转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分配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二是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三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第二，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我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另外，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第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在我国诸多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多年里，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200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五档，分别是17%、13%、11%、8%、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目前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转变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高新技术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第四，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率。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职能，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资的功能。

3.建立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异性相结合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更多地考虑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微观基础。从长期来看，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依赖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必须完善西部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具体包括：构建有效的区域性政策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多层次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或场外交易市场、发行西部地区建设债券、设立西部地区投资基金）。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20国集团(G20)开始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国集团(G7)，20国集团涵盖的经济体更具代表性，其集团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 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 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 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 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 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 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 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 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④ 这里的残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门槛值已知情况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实际分析时，笔者采用格点搜索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的门槛值都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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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经济；方案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一、欧债问题产生的根源

1.统一的货币与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欧债问题的核心所在

货币同盟缺乏财政同盟，是自欧元区建立以来便一直是货币同盟的软肋。欧元与欧洲央行是欧盟统一货币政策的体现，但欧元区的统一货币并不符合成员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目前，部分成员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要避免出现经济衰退，就必须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由于货币政策制定是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的，各国央行只能执行既定的货币政策，因而各成员国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余地不大。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很难自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有约束而分散决策的财政政策机制，影响了欧盟各国两大调控杠杆的效率，这也是欧元内在的制度性问题。

2.超出其经济生产能力的高福利是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因素

由于经济增长多年来徘徊不前，欧元区堪称奢华的福利待遇已经远远超出其经济生产能力，而历届政府又不愿冒得罪选民的风险对现有福利体制做出重大调整，结果导致国库亏空不断扩大。政府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只好靠不断举债来维系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终于走到今天沟壑难填的地步。负债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

欧洲经济增长缓慢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缓慢，同时，出生率的下降导致老龄化问题严重，从而使得欧洲面临由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劳动力短缺现象，政府在财政、养老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福利支出快速增长。为了维持高福利，政府又难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增长上，从而令欧洲的经济越来越失去活力。随着政府赤字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攀升，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欧洲高福利制度难以持续。

金融危机以后，欧洲各国经济下滑，政府收入减少，但为刺激经济不得不实施财政刺激措施，导致欧洲各国的财政赤字严重，几乎全部主要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比重超标很多，债务的风险加大。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欧元区2010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为6.0%，低于2009年的6.3%。然而，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从2009年的79.3%攀升至2010年的85.1%。这早已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欧元区的财政纪律已经松弛，欧元的基础已经动摇。欧洲各国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差距的扩大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

欧洲各国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

3.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差距的扩大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

从目前的情况看，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差距正在扩大。作为核心国的德法占欧元区济总量的近一半，它们的经济表现亮丽；而其他南欧国则表现不佳。围绕救助与否、如何救助，不仅双方官方的看法不一，而民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核心国认为陷入的危机的国家是咎由自取，自己不应该为它人的懒惰与过失买单；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国则认为要求它们减少福利是对自己的剥夺。

二、解决欧债应遵循的原则

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欧盟成员国减少赤字的主要方式是消减支出，而不是增加税收。《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在制定和实施各自的财政预算政策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通过限制预算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实现减少财政预算的目标；2.赤字率和债务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必须加快降低赤字率；3.预算支出必须提高效率，改革和控制公共消费支出、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保健和失业补贴、加大国有企业民营化步伐等。

三、欧债问题解决途径

要解决欧元区内部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发展失衡、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欧盟实施财政体制改革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来重建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和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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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民生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03-01

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没有演变成全球大萧条,各国政府通力合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收效巨大。如今各国经济回暖,救市政策的退出成为讨论的热点。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危机时能救市,后遗症有可能是恶性通胀。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退出是必然的。

一、退出机制的含义

退出机制已成世界和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所谓的退出机制,就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挽救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通常,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和借钱给银行。当然,它不包括那些正常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达经济体通常使用货币政策,退出时,主要是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化。对中国而言,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未来如何适时退出,其实是在宏观调控政策下,目前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怎么退出的问题。

二、中国的退出策略

1.把握时机 等待恢复。刺激性政策的退出,需要探讨宏观调控政策“退出”条件。从理论上讲,退出应以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经济恢复增长为前提。笔者则以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触底并持续反弹,且经济已经出现自我修复机制。这就需要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指标的情况。尽管近来中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增大,但消费的增长却并不同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需求占GDP比例较低的时候,内需可以绝对支撑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实,只要“三驾马车”比例不失调,内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虑放弃刺激政策。

2.调整结构,关注民生。金融海啸以来,中国主要实行的是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次降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部分政策都是以保增长、保速度为出发点,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结构的调整,保环境、保民生应成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只有符合客观需要、符合国内需求、国外需要的新产业能够发展,就业也能够较大幅度增加的结构调整、保民生的政策出台了,就是某种意义的目前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了。

3.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退出的首选。现在发达国家正在退出,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利率,减少货币的供应量。对中国来说提高存款准备率是更明智的选择,因为加息会一刀切地抑制所有的资金需求者,这对于实施行业性差异的产业政策的中国是极为不利的。而提高存款准备率,既从总量上控制了社会信贷总规模。又使银行更积极主动地优化自身的信贷结构,不仅可以紧缩货币供给,抽紧社会银根,而且还可以间接地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贯彻产业政策调节经济结构之意图。

4.启动民间投资应是退出的关键。中国的刺激政策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演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国有企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私人部门投资的被大量挤出。应该说,当经济增长出现困难时,国有经济因其特点,被更多地赋予责任是应该的,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但是,经济状况好转之后,民间投资不能跟进的话,将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双方共同的配合和努力,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的局面才会稳定。

总之,对于财政政策,政府对大规模投资应适当放缓,进而转向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从而实现消费的良性循环,并配合持续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就货币政策而言,则应将极度宽松尽早回归真正的适度宽松以防止通货膨胀。以使中国经济结构有良性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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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把矛头指向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欧洲稳定基金的扩大，以及IMF等国际机构的资金救助事实上已经在弥补财政政策的不足，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协调，为何欧债危机仍未有改善的迹象？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外部援助通常都要附加额外的条件。欧元区内部重债国就是否该接受救助的问题正吵得不可开交。比如，在接受援助资金时，受援国国内必须要进行财政整顿等。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90年代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又出现在欧洲。此外，外部金援不仅要偿还，而且将来还要连本带利还清。像希腊这样的重债国若想按期如数还清债务，在国内采取财政整顿、削减公共福利和公共部门开支等措施是必须的。但这些条件在重债国难以实施，再加上政治上的阻力，通常难以实现。

其实，债务负担过重并不一定导致债务危机。横向比较一下，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00%，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也超过了100%，两个国家统统超过了国际上通常所说的60％的稳健性标准。但是，众所周知，尽管日本和美国同样问题重重，但也并没有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再看希腊，虽然债务高企，但通过财政救助，债务率完全可以降低到一定程度，但债务危机仍旧如影随行，这说明促使债务危机爆发的关键，并不是财政政策。

欧债危机的“幕后黑手”

既然如此，欧债危机，到底因何而起？答案是货币政策。

对比美联储和欧央行的做法，就会发现明显问题。在正常时期，美联储一般只持有短期国库券，以便顺利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但危机发生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进中长期国债，并通过“扭曲”操作将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国债置换成长期国债。这不仅压低了中长期利率，降低了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还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得益彰，保证了政府部门杠杆化的可持续性。而欧央行在2011年甚至两度加息，并拒绝大量购买欧元区国家的债券。

然而，在所有的救助政策中，只有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能够超越财政预算平衡的约束，但欧央行在如此关键时刻却弃之不用，直接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由此可见，今年7月下旬出现的美债危机，其表现形式与欧债危机明显不同。美债危机主要是美国两党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占据有利位置而展开的政治博弈，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债务违约风险。但欧债危机则不然，缺少欧央行的支撑，希腊等国确实出现了真实的债务风险。

事实上，自2008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评级开始，希腊等国债务风波不断，欧央行本可以拥有足够时间酝酿改革，拿出整饬债务危机的根本对策，但欧央行的表现令人遗憾。

欧央行的难言苦衷

欧央行为什么不能像美联储那样，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为各成员国财政纾困？

自欧央行成立以来，始终实行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即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欧元区目前的通胀率为2.5%～3％，欧央行对通胀的容忍度更低，货币政策弹性较小。

除此之外，欧央行之所以不能大发钞票救助债务危机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欧元区自诞生以来，从未设定应对债务危机的情景假设，因而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欧元区经济政府，也没有设立发行欧元区债券为政府融资的机制。欧元区是为了促进欧洲整体经济增长并与美元相抗衡而建立的，它在成立之初，怀有更多的美好想象，而对危机情况却考虑不足。二是欧央行面对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各成员国，很难制定统一协调的政策以满足各成员国经济发展需要。比如，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经济发展稳健，出口竞争力强大，国民经济运行正常，不需要刺激和救助，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极为反感，政策诉求更多的是要控制通胀；而希腊在欧元区内属于弱小国家，经济实力较弱，需要依赖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才能支持国内经济增长，以符合欧元区成员国标准和要求。

欧元区问题已久，

教训发人深省

20世纪90年代初，欧元区已经历过一次货币瓦解危机。当时两德统一，西德对东德开展了大规模财政援助，导致财政状况明显恶化，赤字大幅增加，通胀抬头。德国央行为了抑制通胀，不顾其他国家反对，执意多次提高利率，德国马克不断走强，而芬兰马克、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等货币则相应出现大幅度贬值，被迫在1992年9月退出欧洲货币机制。此后，意大利等国虽陆续回归欧洲货币机制，但英国则对那场事件心存余悸，始终对加入欧元区一事格外谨慎。

篇9

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制于短期利好因素逐渐消失、财政巩固计划的增长抑制效应逐步显现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的综合影响，全球经济未能延续上半年超预期反弹的势头，复苏动能减弱，市场对第三季度和下半年主要经济体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下调。根据2010年10月初IMF在《全球经济展望》中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4.8％的年度增长，鉴于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高达5.25％，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将较上半年显著回落。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下降，复苏渐进性与曲折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差异性也进一步扩大。

分区域看，美国经济复苏力度明显下降，欧洲经济反弹小幅超出预期，日本经济复苏后劲不足，温和通胀和较高失业构成了发达经济体的共性特征，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则依旧强劲。2010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3.7％、1.7％和2.0％，经济增长引擎从库存周期和政策驱动向消费和贸易联合驱动逐步转换，复苏动能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持续萎靡，7-9月美国失业率分别为9.5％、9.6％和9.6％，而宽松货币政策则并未导致物价水平大幅上升，7-9月美国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2％、1.1％和1.1％。2010年前三个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0.8％、1.9％和1.9％，复苏基调初获确认，欧债危机的逐步企稳和德国经济的强劲反弹让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小幅超出市场预期，但欧债危机风险尚未消除，财政巩固计划在部分国家的推行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失业率持续高企，7-8月欧元区失业率均为10.1％，通胀压力也小幅加大，7-9月欧元区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7％、1.6％和1.8％。2010年前三个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5％、1.5％和2.2％，工业产值增速较前期明显回落，出口则大幅受累于日元汇率走强，但就业形势有所好转，7-9月日本失业率分别为5.2％、5.1％和5％，通货紧缩并没有明显缓解，7-9月日本CPl同比增幅分别为-0.9％、-0.9％和-0.6％。2010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继续强劲复苏，复苏力度较上半年小幅减弱，亚洲继续引领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复苏，除中印稳步复苏外，新加坡经济在制造业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前三季度大幅增长16.9％、19.6％和10.3％；此外，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工业生产反弹带动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出现快速复苏，而非洲和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力度则相对较弱。

在全球经济复苏渐进性、曲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政策调控风格从“退出为主”转向“工具轮转”。受制于欧债危机后财政巩固必要性的上升，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大幅缩小，刺激性政策工具从财政政策轮转至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基调进一步增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汇率贬值现象也初步显现。

展望未来，鉴于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还将进一步下降，短期内全球政策调控的大方向还将综合考虑刺激性和平衡性，整体风格从“退出为主”向“工具轮转”的转变还将持续，财政政策以兼顾财政巩固和温和扩张为基调，货币政策以适度宽松为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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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岛免税；财政政策；金融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7－0020－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7.05

一、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金融政策的配合

（一）财政政策需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两者都能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但两者又各有其自身的功能和特点，需要配合使用。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同一性

首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都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终极目标。海南省推行离岛免税政策的目标就是配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促进海南经济增长。作为财政手段，离岛免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海南省经济向前发展，但仅仅依靠财政政策单方面支持还不足以使离岛免税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终极目标的一致性，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将使得离岛免税政策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经济更加协调稳定发展。

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重要的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以货币为载体和操作对象，而一定时期的货币购买力表现为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最终可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中国游客购买海外产品的能力相当强，在韩国济州岛，几乎40%的购物游客都是中国人。而在中国香港，内地人的购买力也相当大。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使得海南的国内旅游者对免税商品的需求大大增加。

离岛免税政策可以把国内旅客的购买力留在国内，在我国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需求的增加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经济发展，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将为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国内旅客的购买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免税商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

首先，二者首要目标不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担负着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总体经济目标，但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物价稳定。离岛免税政策通过税收直接作用于经济，推动与此相关的房地产业、服务业快速发展。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作用不强，而货币政策作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对价格水平有着较为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需要金融政策支持才能更加有效地促使经济稳步发展。

其次，二者调节总需求量和结构的功能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功能更多地表现在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方面，通过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调节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从流通的角度出发，主要作用于金融市场，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间接影响融资主体的借贷成本和资产选择行为，达到调节总需求的目标。离岛免税政策通过给予税收优惠直接影响海南国内旅客的个人消费需求，同时也对社会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影响，而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借贷等方式，调节消费需求总量。由于两者调节功能的差异，所以离岛免税政策需要金融配套措施的支持才能全面刺激消费需求。

最后，二者的政策时滞不同。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程序和传导途径不同，因此时滞长度也不尽相同。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较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将使时滞的影响最小化。为了使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效果最大化，金融配套措施需不断完善才能使二者协调配合，降低政策时滞带来的影响。

（二）财政政策需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意义

1.金融政策的配合能够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

离岛免税政策是国家为了支持海南省发展而给予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与含税进口商品相比，购买5000元以下的商品，税率优惠大约在30%～50%之间；购买一件单价在5000元以上的商品（缴纳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优惠大约在15%～30%，如此大的税收优惠必然导致财政收入受到影响。金融政策的配合能够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能够为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有效的融资渠道，保障资金的有效供给。无论是筹备阶段还是实施阶段，足额的资金保证才能保障政策的实施，不断提升政策效果。

2.金融政策的配合能够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

目前，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还相对保守，许多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为了防范未来风险，更愿意把钱存起来用于养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购买力的释放。金融政策的支持能够缓解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让消费者能够放心大胆地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例如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养老保险，为未来的老年生活留下保障，消费者不必为突发状况而预留过多的预防性资金，结余的资金将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消费者可以凭借自身的信用从银行取得一定额度的信用贷款，增强其购买力。消费需求与购买力的同时增加最终必然导致消费的增加，如此一来，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会激发人们旅游购物消费的欲望，使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达到最佳。

二、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背景下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

（一）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背景下的金融支持现状

1.金融组织体系较为完善

为了给海南省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近年来海南省大力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在存量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整合现有金融资源，挖掘金融资源的潜力，提升金融竞争力；大力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来海南省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创造条件重组地方金融机构，不断推动地方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设立；积极引进国际化程度高、融资能力强、社会影响大、特色服务突出的金融机构；积极培育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融资性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

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能够为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为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奠定基础。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将使得政策实施更加有力，提升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

2.离岸金融市场即将建设

离岸金融市场是指采取与国内金融市场隔离的形态，使非居民在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方面不受所在国税收和外汇管制及国内金融法规的影响，可进行自由交易的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离岸市场成为各国金融竞争的一大新趋势。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特别是其独有的热带海岛旅游资源，使其旅游商务环境和区位优势明显，具有建设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优越地理环境条件[1]。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意见》的提出为促进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为海南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创造了优越的前提条件，对完善海南金融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离岛免税政策效果的提升。

3.开发性金融不断支持

开发性金融以“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为运作方式，连接政府意图和市场效率，促进社会资本形成，能够突破发展中的瓶颈[2]。依托开发性金融的融资优势，海南省政府在确保重大项目资金供给方面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2000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与海南省政府先后签订了7次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从2007年签署开发性金融战略协议至2009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在海南省累计发放各类贷款1023.2亿元，2009年9月末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的贷款余额已达894.1亿元[3]。在国际旅游岛建设过程中，国家开发行银将进一步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投、贷、债、租”的综合协同效应，为海南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调动行内外专家、信息、研究能力等资源，提供融资支持；继续为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通过开发性金融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旅游业将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购物消费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美发达国家，国际购物占国际旅游总支出的比例已达到70%，而中国目前达到30%。免税购物将逐渐成为海南旅游的一大特色，海南的消费结构、消费环境都将随之发生改变，离岛免税政策效果将不断提升。

（二）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背景下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

离岛免税政策刚开始实施，很多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经历市场的验证。尽管试点初期成效显著，销售业绩令人满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南需要不断加强金融体系建设，逐步加大金融投入力度，使离岛免税政策效果达到最佳。

1.投融资政策开放度不够

目前，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免集团）是唯一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免税业务的国有专营公司。由于免税品公司处于垄断经营，虽然奢侈品价格比国内其他商店优惠很多，但仍有部分消费者认为中免集团涉嫌暴利。因为若按所有相关税率减免计算，优惠幅度应更大，而且对于5000元以上的个别商品在征收行邮税后甚至比有税商店价格还高。因此，建议放宽投融资政策，引进多家企业经营免税店，形成有效竞争，使得价格更加优惠，增强离岛免税政策的吸引力。

2.金融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对于金融服务行业而言，服务水平的高低和服务意识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客户的选择。随着离岛免税政策的不断深入，所带动的产业对金融需求将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复杂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势必对金融服务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3.征信系统须进一步完善

目前，个人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与征信系统密切相关，办理信用卡、买房、买车等多个环节都涉及到信用，个人征信系统记录了个人在金融领域的信贷信息，方便了个人的经济金融活动。健全的征信系统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降低风险，这对于进一步完善海南金融基础设施、促进信用海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需要征信系统进行风险监督与管理，完善的系统能够预防潜在的信用风险。

三、提高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效果的金融配套措施建议

（一）改革投融资政策

1.放宽政策，引入多家免税公司共同经营

由于免税公司的特殊性，要想实现多家免税公司共同经营必然面临一系列问题，甚至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为了配合海南省已有的优惠措施，建议逐步放宽政策约束，给予海南省更大的发展空间。建议实行更加开放的投融资政策，降低门槛，放宽准入限制，吸引有实力的国内外企业入驻海南省，赋予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办免税公司的权力，打破中免集团垄断经营的局面，使价格更加优惠。多家免税公司同时经营也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与香港的奢侈品相比，虽然海南省在实施离岛免税后价格上能与之相抗衡，但在购物的选择上还有一定的差距，许多消费者因此对离岛免税并不感兴趣。要想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往海南旅游购物，提高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实现多家免税公司共同经营是投融资改革的重要方向。

2．给予信贷支持，金融支持免税公司发展

随着离岛免税政策的深入，信贷资金的投放结构应有所调整，需要有更多的信贷资金转向对免税公司的扶持，为其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和硬环境。鼓励银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让免税公司看到在海南投资的金融优势，使其更加放心大胆地投资。同时，给予有需要的免税公司信贷支持，缓解其资金压力，增强竞争力，为提高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打好基础。

（二）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1.构建完善的网点服务体系

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将吸引一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海南观光购物，全方位、专业化、高层次的网点服务能够为游客观光购物提供更多的快捷和便利。随着海南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国游客也随之增加，优质的对外服务将提高外国游客的满意度，使其舒心消费。同时，网点窗口形象能够加深游客对海南的印象，员工应努力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做到微笑服务，使游客满意。

2.完善个人金融服务市场

个人金融服务市场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针对个人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符合个人需要的金融产品。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必然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个人金融服务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最优的融资方案。同时，养老金、金融保险等个人服务可以缓解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使其放心大胆地投资。因此，在海南离岛免税的政策背景下，完善个人金融服务市场将有利于海南省经济的发展，最终提升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

3.促进金融服务国际化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必然引进大量外资，这就要求海南金融服务国际化水平不断地提高。强化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服务功能，确保各网点能够办理基本的外汇业务，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国外行的沟通和联系，不断提高跨境业务的办理效率，为海南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汇交易环境，使游客和投资者轻松地完成外汇交易，使其消费、投资更加便利，促进海南省经济的发展[5]。

（三）推动金融创新

1.促进金融保险业发展

建议保险企业积极开发适合离岛免税特点的保险服务，对于免税公司在商品组织等一系列环节中可能遭受的风险损失，保险公司应探索开展风险保障服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针对离岛免税政策的保险产品，如损失险、团体意外伤害险等，并合理确定保险费率，使旅游购物者得到全方位的保险服务。同时，推动保险业务创新，将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保险的作用。

2.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免税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等方式多渠道分散风险。促进担保与保险相结合，鼓励保险公司探索开展信用保险业务，弥补现行信用担保体制在支持服务业融资方面的不足。探索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合理分散承贷银行的信贷风险[6]。通过建立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降低金融风险。

3.发行海南离岛免税购物信用卡

目前，前往免税店的顾客进店后须先办理购物卡才有资格购物，而对于顾客而言说，购物卡一年最多可以使用两次，且顾客也不一定为了购物而再次专程前往海南，因此，购物卡利用率很低，商业银行可借此机会与免税公司合作，推出海南离岛免税购物信用卡。该信用卡在其他情况下与普通信用卡功能相同，而在海南免税店购物时就能像购物卡一样记录顾客的身份信息、航班信息和购物额度。这样既能提升银行业务，又能有利于低碳环保，还能促进海南离岛免税不断优化，提高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

（四）完善征信系统

1.健全个人征信系统，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个人征信系统通过采集、整理、保存个人信用信息，为金融机构提供个人信用状况查询服务。征信的本质是信用信息服务，信用资料征集以及征信数据标准化是信用机制得以建立的基础。各职能部门通过在一定范围内依法共享信用信息，对个人信用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进而防范信用风险。离岛免税政策能促使游客更多地购物，而绝大多数游客在付款时都会选择刷卡消费，这难免会出现个别游客恶意透支的情况。因此，只有健全个人征信系统，才能减少恶意欺诈行为的发生，保证海南省经济健康地发展

2.完善信用评级系统，提高商家信誉

信用评级是由专业机构或部门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在对企业进行全面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有关其信用行为的可靠性、安全性的评价，并以专用符号或简单的文字形式来表达的一种管理活动。信用评级是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海南离岛免税实施过程中，如果能引入多家免税商店共同经营，那么信用评级机构将对商家逐一进行评价，这样既能为金融机构拨付贷款提供依据，又能给消费者信誉保证，让消费者能够放心地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

3.健全信用制度，打造信用建设体系

不断健全信用自律制度、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形成良好的信用机制。运用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将风险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同时对在海南免税购物过程中的失信行为进行披露，让失信者承担失信行为带来的后果并接受惩罚，使其加强自律。加强信用数据库建设，建立健全公共信用基础数据库和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加强信用市场建设，培育信用市场需求，使每一位购物者的信用信息都能方便获得，为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1]郭海雄.构建海南国际旅游岛离岸金融市场的思考[J].海南金融,2010(11):63-66.

[2]蒋晓川.论开发性金融支持的意义与对策――以珠海为例[J].人民论坛,2010(9):154-155.

[3]海南省政府与国开行合作，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DB

/OL].[2009-11-10], sousuo.mofcom.省略/query/query Search.jsp.

[4]吴盼文.加快构建符合国际旅游岛建设要求的金融服务体系[J].中国金融,2010(10):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