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意义范文

时间:2023-11-01 17: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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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意义

篇1

关键词:新加坡;直接调控;中央公积金

新加坡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最有特色的中央公积金政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配置资源,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政策调节个人收入水平。

一、新加坡政府财政

(一)财政支出按政府职能分类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

与GDP相关的资本支出稳定增长反映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公共住宅方面。从1985年开始,住宅方面的支出一直呈上扬状态,主要的贷款者是房屋发展委员会。当住房需求在一个高层次上得到满足,早期贷款得到更多的偿还,那么贷放款净额就会下降,到1999年达到最高点后,2001年下降为10%。同时,利息的支付也相对较高,但是这些支付反映了中央准备基金的增长比赤字财政更易平衡,在投资收入预算的投入方也有对应的部分。财政支出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支出处于相对高的水平。国防高支出是基于新加坡认为自己国家小以及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在国防上会有风险考虑。在教育和住宅方面高水准的支出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优先考虑这些方面相一致。由于强调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经济服务主要是交通通讯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处于高水平,这种情况持续到80年代中期。政府职能支出的分类显示在社会和福利方面保持着低的、稳定的水平,新加坡极少有社会福利和补贴给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则以税收支出的形式补贴。

(二)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相对于GDP来讲,由于80年代中期的衰退,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急剧下降,而且税收同时缩减。1990年以后,财政收入重新上扬,到1995年以后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税收收人。税收平均占GDP的比率大约在17.5%。

(三)财政结余

新加坡的预算原则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为首要原则。从下表可以看出,财政结余一直为盈余,极好的配合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先赚后花”,“量人为出“为原则,不搞赤字财政,不靠印发大量钞票来刺激经济。这就保住了国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财政结余使得中央准备基金的剩余基金的增长,从而使政府投资快速增长。

二、中央公积金

中央公积金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是保持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金融管理局吸入新元除了采取稳健财政和政府债券净发行外,另一有效方法就是利用行之多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将居民中约40%的消费资金强制存入政府所控制的中央公积金局,并通过购买国家债券而转入金融管理局。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国内通常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45%~50%的高储蓄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制度于1968年开始实行。按新加坡法律规定,雇主和雇员每月都必须向中央公积金局缴纳占工资一定比例的公积金。每月缴纳的最高工资顶限为6000新元,超过这个限额的部分免交公积金。法律规定参加公积金的成员缴纳公积金的数额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减少,55岁以下者缴纳数额为其工资的40%,55岁至60岁者为15%,65岁以上者为10%。每一位成员在其公积金中都拥有三个户头,即公积金的30%存人普通户头,6%存人保健储蓄户头,4%存人特别户头。每个户头都有不同的作用,具体地说:一是普通户头的存款,可用于购买政府建造的住房和私人住宅,进行得到政府许可的投资;二是保健储蓄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支付医疗和住院费用,也可为家庭成员购买重病保险或人寿保险;三是特别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退休和应付意外事故。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公积金局在收到雇主、雇员及其个体人员缴纳的公积金后,会将其中大部分交由中央投资局从事由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使公积金增值,而且公积金局还要向其成员支付高于银行储蓄利率的利息。公积金制度的实行,使新加坡国民在不长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

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社会的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仅标准高,而且覆盖面广,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并助长了国民的依赖思想。新加坡政府摒弃了那种“从摇篮到坟墓”保障制度,不对国民实行过多的免费福利政策,而是把储蓄与福利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这样节省了大量的政府开支,抑制了消费膨胀,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增强经济实力。

三、新加坡税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转口贸易不再是经济的主体,其在税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所得税所取代。所得税是新加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税类。它是以纳税人的所得即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新加坡所得税的有关法律规定,所有法律上指定的个人(包括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公司(包括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社会团体的收人都要缴纳所得税。

(一)税制结构及其变化情况

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得税占新加坡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而在所得税中又以公司所得税的比重最大,该税在同一时期始终为所得税总收人的70%左右。这种以公司所得和居民个人所得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税制结构是建立在较高的所得税税率基础上的,这对资本的正常积累和工人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税制结构的调整,试图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1987年新加坡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从1986年的40%调低为33%,下调了7个百分点;1993年以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又分别降为1993年的30%,1994年的27%和1998年26%。在调低公司所得税的同时;新加坡政府针对新加坡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客观现实,也相应调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其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1993年的3.5%和33%,下调为1994年的2.5%和30%,1997年又进一步下调为2%和28%。经过多年的调整,特别是1994年实行开征商品劳务税的税制改革之后,新加坡的税制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商品服务税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占有了一定比重,但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二)1994年的税制改革

在各年的税制改革中,调整力度最大的是1994年进行的以开征商品服务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制度改革。1993年,新加坡政府在财政预算报告中确定了税制改革方良,其主要内容是:从1994年起,将公司所得说税率从1993的30%,下调为27%,个人所得税税率按比例调减;同时开征税率为3%的商品服务税。这一方案看似简单,但它在新加坡税收制度的历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商品服务税的开征,意味着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开始引入间接说,结束了新加坡单纯开征直接税的历史,同时也为新加坡政府调整税制结构,降低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创造了条件。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后,新加坡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 50%,下降为1996年的43.5%。

四、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其他手段

新加坡除了使用大量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之外,还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使用了一些直接调控和干预的手段。一是直接管理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政府通过《土地取得法》,基本掌握和控制了全国的土地。该法规定,政府有权随时征用土地,且价格较市场价格低30%。该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新加坡的土地大量从私人拥有转为国有,保证了政府以较低的成本推进工业化计划、建屋计划和市区重修计划;二是新加坡通过全国工资理事会制定国内工资增长幅度,使工资政策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全国工资理事会由政府、工会和雇主组成,其职能是首先就一般薪金指导原则和薪金调整,向政府提出意见,以其配合长远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工资制度,再提供有关奖励制度的意见,以提高各个企业的效率和生产率。在加薪指导原则中,首先就调薪的背景、往年调薪的后果以及该年调薪的意义做出说明,然后提出加薪具体幅度。这样,尽管私人企业的工资是自行确定的,但其升降要受这些原则和幅度的限制。1976年起实行群体抵消的加薪计算方法,规定加薪适用范围。1990年以后,不再规定具体加薪幅度,而以低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标准,且加薪率因公司业绩而异。全国加薪指导原则并不具有强制性,仅为企业劳资集体谈判提供基础。

另外,政府通过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费用。这样,尽管全国没有价格管理制度,但重要商品和公用事业的价格费用,都要围绕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所确定的价格水平来浮动。

参考文献:

[1]吴仁洪,陈越.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的效率[J].中国科技论坛,1994,(1).

[2]王勤.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J].南洋问题研究,1997,(2).

[3]张书.新加坡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篇2

摘要:新世纪以来,面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走高的大环境,俄罗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调整政策,如选择走“第三条道路”、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福利水平、重要企业收归国有、扶持农业、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等等。由于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俄经济增长迅速,一跃成为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一时期俄经济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工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而且这种对世界能源市场的过度依赖,给俄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梅普组合;经济;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15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2-0011-05

一、普京时期与梅普组合时期主要经济改革政策

普京时期是从1999年12月到2008年。普京在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整个国家都失去了准确定位的时候接任俄罗斯总统。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描述的:“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亦或三流国家的危险。”然而,在普京连续执政的八年中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危局得以扭转,且保持八年连续增长。梅普组合时期是从2008年开始至2012年。2008年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普京任总理。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政治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国家政策在普京的铁腕政策的基础上加入了梅德韦杰夫对自由民主的推崇。

 

(一)“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面对叶利钦时期留下的萎缩的经济,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府对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了新的调整,选择走“第三条道路”。普京指出,在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结合俄罗斯自身情况,走适合俄罗斯发展的道路。既不该回到苏联式的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中,也不该全部照搬西方激进的经济改革模式。具体来说,在宏观体制方面,他主张建立有一定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既肯定了市场经济,又否定了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流;在微观体制方面,他主张在现有私有化基础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提高私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对垄断企业保持国家控制和管理。

 

(二)强调“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普京指出,经济不但要增长,而且要快速增长。2000年6月,俄政府制定的长期经济发展纲要中提出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5%。2003年5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十年内我们应该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重申了这一目标。为使经济快速增长,普京对经济进行改革和调整,消除多余的限制和障碍,如大幅降税等。  

 

(三)富民以拉动内需

普京奉行“强国富民”战略,他不仅以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为战略目标,同时把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到战略高度。富民,一方面有助于国家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普京上任后仅用两年时间就还清了在实行“休克疗法”时期对民众所欠下的账,还提出提高养老金水平、提高大学生助学金、公务员加薪以及居民住宅建设等一系列计划。梅德韦杰夫继续沿袭了普京的这个思路。在2008年2月1日,俄罗斯稳定基金被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其中国家福利基金就是要对石油天然气收入予以有效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补充养老金体系、平衡资源财富在当代人与后代人间的分配。

 

(四)先将重要企业收归国有。后又推动大型国有战略型企业走向市场化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推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改革——“休克疗法”,大量大型国有企业被迅速私有化,数额巨大的国家财富被少数寡头集团瓜分,使得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人民失业并陷入极度贫困。普京上任后,将战略行业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业重新收归国有。2004年将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对外贸易、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1063个大中型企业确立为国有战略企业,加强对其监管。通过国有化,国家牢牢掌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使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国家控制的方式会制约企业生产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俄罗斯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大力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制订和实施企业的现代化发展计划,组织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实现这一任务,2010年俄罗斯政府从原国家战略性企业名单中剔除了部分企业,以推动其进一步走向市场化,增强灵活性。这样有利于这部分企业更好就自身发展问题实施决策,如吸引外资、加入其他控股行业集团、向各联邦主体投入资产等。

 

(五)推动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虽然在普京执政期间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能源性产品的拉动,但普京认识到了这种能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且脆弱的,极易受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普京在2008年2月的《俄罗斯2020年前发展战略》中指出:“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还是未能摆脱资源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避免事态继续发展,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为此普京提出一系列政策,以加大对教育、科研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

 

梅德韦杰夫执政后,进一步强调俄罗斯经济由依赖能源型向创新型转变的重要性。他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说:“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的民族企业没有创新,不能为人们提供必需的物质产品和技术。他们进行买卖的,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天然原料或者进口商品。俄罗斯生产的产品,目前大部分都属于竞争力非常低的产品……俄罗斯依靠石油天然气是不可能占据领先地位的……再经过数十年,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它的富强靠的不是原料,而是智力资源,靠的是用独特的知识创造的聪明的经济,靠的是最新技术和创新产品的出口。”他提出,俄罗斯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高效节能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医学技术与战略信息技术五个战略方向展开工作,并在莫斯科近郊科尔科沃建立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园区。

(六)强调进口替代,保护并发展民族工业

由于多年来重视重工业发展。忽视轻工业发展,使得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平衡,轻工业发展落后,每年都须进口大量消费品。这种对国外市场过分依赖的状况,对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本国生产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普京主张进口替代,对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进行一定形式的保护和扶植。一方面,要减少进口,鼓励本国企业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要从以进口食品和消费品为主转为以进口投资品为主,进口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以促进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篇3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 钻石模型 竞争力

2001年我国启动“863”计划,揭开了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序幕。经过10多年的投入与研发,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长足发展,研发能力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不断增强,相对完整的产业布局初步形成。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开发与基础研究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产业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一、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及目前发展现状

1.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

从环保的角度来看,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根据权威机构统计,中国在2009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汽车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但靠燃油驱动的传统汽车行驶排放的尾气不仅污染空气,并且是碳排放和温室效应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能源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既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又是第二大原油进口国。虽然目前石油仅占中国能源需求的20%,煤炭依然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0%左右,但能源结构中,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过高,不利于我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并未发展成熟,人均汽车拥有量仍较低,面对能源与环保的难题,发展新能源汽车,推进其产业化进程,是我国转变能源消费结构、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需要;是我国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竞争力、实现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本文得到福建省软科学项目(项目批准号:2012R0048)和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联合资助。

2.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始于2001年的“863”计划。在“十五”和“十一五”规划期间,政府对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汽车技术十分重视,多项旨在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规划相继出台,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与人力资源进行自主研发,确立了“三纵三横”的研局。经过近10年的产学紧密结合和示范运行,我国新能源汽车已基本具备产业化的发展基础。

近年来,我国在汽车节能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实施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先进内燃机、高效变速器、整车优化设计以及混合动力等节能技术和产品得到大力推广,汽车平均燃料消耗量明显降低;天然气等替代燃料汽车技术基本成熟并初步实现产业化,形成了一定市场规模。

二、基于钻石模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分析

“钻石模型”这个概念由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 该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竞争力的有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政府与机遇两大辅助因素,这两个因素也会对产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其基本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本文将基于钻石模型,依据其模型中的6个因素,分析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竞争力以及存在的问题。

1.生产要素分析

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初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

在初级要素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稀土、锂、镁、石墨等自然资源,而我国充足的自然资源储备能充分满足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在高级要素方面,我国的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近年来不断更新换代,许多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与外资汽车企业合资办厂,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许多高端科研人才。但是,新能源汽车要实现商业化运行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需求条件分析

需求条件指的是国内市场对某类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良好的需求会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服务,加快市场推广速度,进行规模化生产。

从国家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早已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市场。然而汽车拥有量的几何式增长不仅使城市拥堵,并且令城市空气质量恶化。此外,汽车拥有量的迅速增加使得我国的燃油供求矛盾更加突出。

从个人需求的角度来看,汽车已成为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消费者购买汽车首先考虑汽车的购置费,其次考虑的是汽车的使用成本。在使用成本中,汽油价格是消费者考虑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汽油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波动,而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相比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其使用清洁能源,大幅减少对汽油的依赖,降低了消费者的使用成本。

根据中国汽车协会的统计,2011年中国汽车产销1,841.89万辆和1,850.51万辆,而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均不足万辆(见表)。目前,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主要受以下几大因素的制约:首先,新能源汽车价格偏高,种类较少,可选余地不大,使消费者望而却步。其次,充换电站等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此外,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仍存有顾虑。

3.相关支持产业分析

“产业集群”现象告诉我们,一个具有竞争力产业很难单独存在,它离不开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辅助。新能源汽车产业有三大核心技术,分别是电池、电机和电控。其中,动力电池技术最为关键,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支持产业,它直接决定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步伐,是新能源汽车实现大规模生产并商业化的瓶颈所在。

21世纪初,我国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凭借低廉的制造成本,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及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在以动力锂电池所用隔离膜为代表的关键技术上,我国仍有需要继续进行研发,实现进一步突破,降低锂电池生产成本,扩大规模化效益,提高锂电池产业的竞争力。

4.企业战略、结构、竞争状态分析

企业是产业的基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受企业战略和企业结构影响。目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国、欧洲、日本无论在技术研发或者市场销量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我国的车企也都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力度,根据自身情况和国情制定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战略,力图在这一领域赶超发达国家。

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相比,我国企业还未能完全掌握汽车节能的关键技术,诸多核心零部件仍需从外国进口,导致产品造价高,难以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

5.政府要素分析

企业是产业竞争的主体,政府可以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开放资本渠道、制定竞争条例等措施或政策来扶持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在产业中的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2011年7月14 日,科技部出台了《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新能源汽车被摆在重要位置。2012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指出以纯电驱动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是汽车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当前重点推进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推广普及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节能内燃机汽车。2012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将组织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中央财政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奖励资金,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

从上面的政策论述中不难发现,我国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仍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出台的多项政策主要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第二,与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基础设施离不开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但我们政策却较少涉及这方面的建设。第三,新能源汽车要实现规模化、市场化,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可目前政府对消费者的购车补贴、税收减免等鼓励手段仍相对单一,这不利于新能源汽车走向市场。

三、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策略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支持,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网路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在电池、电机、电子控制和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取得重大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新能源汽车许多关键技术仍有待突破,社会配套体系仍有待完善,产品成本仍有待降低,消费者信心仍有待提高,市场占有率仍有待进一步扩大。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和建议来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

1.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新能源汽车是一项新兴产业,政府的扶持力度直接影响到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竞争力。首先,政府在现有试点城市的基础上,扩大试点规模,加速新能源汽车的试验推广。其次,对自主研发的汽车企业进一步实施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自主创新。再次,在新能源汽车仍未实行技术突破,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政府要加大对消费者的购车补贴,为新能源汽车免除城市治堵所设的限行措施。最后,由于消费者目前仍普遍对新能源汽车持观望态度,政府和事业机关用车采购应首选新能源汽车,树立消费者信心。

2.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汽车要进一步产业化和商业化,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是其重要保障。新能源汽车的配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充电站、充电桩、电池租赁厂等。为了积极推进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政府应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加紧部署,在试点城市率先普及充换电站等基础设施,对新能源汽车充电实行优惠电价。其次,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开展充电设施关键技术的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和建设规范,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政府应探索和鼓励充换电站等基础设施的商业运营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逐步实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

3.加大节能汽车技术研发力度,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分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尚未突破,产品成本高,社会配套体系不完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受到制约,有必要加大节能汽车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究。首先,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但当前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金支持较少,应增设新能源汽车研发专项基金,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突破技术难题。其次,动力电池技术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和推广的瓶颈所在,政府应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进行紧密的产学结合,实现动力电池技术的突破。最后,建立吸引人才的研发体系,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对必要的专利技术和资产进行购买利用。

4.完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体系

新能源汽车要进一步普及和发展,除了政府的支持和汽车企业的努力,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也是不可或缺。首先,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为首的电企,应对充电站等基础设施提供电力支持。其次,保险公司应尽快制定和完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费率和理赔程序,让消费者购买没有后顾之忧。最后,政府应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引导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加强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鼓励发展专业化的电池回收利用企业。

参考文献:

[1]潘建亮.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之分析[J].汽车工业研究,2010(3)

篇4

关键词:路径依赖 低碳经济 制度创新 政策选择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一种经济形态。目前,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政府也积极采取行动,实现低碳发展,并将其列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性弊端已经凸显,低碳经济的发展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利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低碳经济,探索发展低碳经济的新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斯路径依赖一: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一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诺斯路径依赖二: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推动现有制度的变迁,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路径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并持续下去。因此,路径依赖对现在和将来的选择有极强的制约性。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路径依赖的表现

对我国而言,低碳经济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更有助于在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暖的趋势下提高国际竞争力。然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路径依赖严重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这种路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制度、能源禀赋、传统技术和产业结构的依赖。

(一)依赖原有的经济制度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往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改变过分依赖化石燃料,发展新型能源。但是由于环境产品的公共性,其产权难以有效界定,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远远大于交易的互惠,形成环境资源无偿使用的习俗,进而带来“公地悲剧”的结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很不愿意进行内部化。同时在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情形下,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寻租等方式“俘获”政府,甚至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如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71)所指出的:立法者和规制机构因拥有国家赋予的强制权力,从而为产业利用国家赢利提供了可能性。通过经济主体与政府间高的交易费用,达到其之间所谓的“双赢”,从而使利益集团在环境污染方面得以有效保护,使得节能减排成为泡沫。在这种路径依赖下,利益集团极力维护现有的制度安排,阻挠新的关于环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使得旧有的环境政策和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延续,进一步造成温室效应的加剧。

(二)依赖能源禀赋

我国能源禀赋是“富煤、少气、贫油”。这一资源条件决定了我国是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结构,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目前我国仍是高碳结构,化石能源占我国整体能源结构92.7%,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了68.7%,石油占21.2%。1993-2005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69.4%。放在全球的视野中,2007年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仅占27.8%,发达国家煤炭消费比例大多不到20%,而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高达69.4%。这一比重远远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可见,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煤多、气少、油缺的资源条件,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主要一次能源。煤炭消费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致使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高碳”特征仍会明显,也使得在解决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形势会异常严峻,任务将十分艰巨。

(三)依赖传统技术

多年来,为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政府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能力。然而,目前发展中国家缺乏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目前,发展中国家因缺少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从而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面对“锁定效应”的瓶颈,即如果用常规的低效技术去装备基础设施系统,那么它将会持续几十年,未来我国几十年排放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在最近几年内就被“锁定”,以后我们要改变它,可供选择的空间非常小。因此,实现一个从传统发展路径向一个创新性的发展路径转变,低碳技术创新与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四)依赖现有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这些将成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障碍。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2005年,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在第二产业内部,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和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过热,导致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2006年,我国创造单位GDP(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美国的4.3倍。2001-2007年,我国能源强度从4.21吨标准煤/万元增加到4.77吨标准煤/万元,能耗水平不断上升,目前能源效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我国的高能耗工业部门大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背景下,在就业压力和税收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进退,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结构调整,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水平,仍存在难度。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

(一)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制变迁

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打破“碳锁定”,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必须引入外生力量。我国虽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等发展新能源的法律法规,但缺乏一整套完善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和长期战略规划。因此,应尽快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关法律法规,把发展低碳经济提升到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层次,纳入政府长期规划,制定出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与国家的“发展规划”、“能源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和“节能减排规划”相衔接,形成一个具有国家意志的可操作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应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求,从法律层面确定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举措,在相关法规修订过程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条款,逐步制定、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制定与可再生能源法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途径引导和激励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的清洁发展,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二)以技术创新为推手,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对我国而言,拥有国际前沿高端并且经济可行的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因此,应以技术创新为推手,充分利用核能、风能、水能、太阳能等低碳能源,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和产业结构转型。一是在战略上要高度重视低碳技术创新。二是要加大对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大力推动相关技术创新。政府要加强对低碳技术研发的前期投入,直接参与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低碳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分担和降低企业引入新技术的风险和成本。三是通过科技投入以及科技孵化器、科技产业园、高新技术园区、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科技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作为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主体,促进低碳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四是逐步推行以“低碳”为代表的新技术标准和商品标识,使拥有低碳技术和产品的企业更易得到社会认可,鼓励消费者选择和使用低碳产品,从需求方面刺激低碳产业的发展。

(三)以价格机制为手段,建立我国的碳交易市场

为了更好地减少温室效应,有效控制碳排放量,促进低碳经济的有效发展,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碳排放的经验,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一是推进资源环境领域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通过不断完善税收制度,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而引导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合理化。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活动,建立和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碳交易的本质就是通过限定碳排放总量,利用价格机制降低交易双方的减排总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排放交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三种交易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交易而设计的一种市场化交易机制,有利于降低减排总成本,实现交易双方的共赢。除了要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外,还要发挥各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业务创新和金融创新,参与其他的碳交易体系,藉此获取市场收益,并在探索中积累经验,为国内碳交易体系的发展成熟以及谋求在国际碳市场上更大的发言权奠定基础。

(四)以意识创新为工具,建立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最初可视作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工具。林毅夫(1989)认为,意识形态对制度的实施能产生极大的外部效果,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同理,培养公众的低碳经济意识,能够使其深刻认识到低碳经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能够淡化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也有利于防止“搭便车”行为和减少强制执行制度安排的费用,有效地促进低碳经济制度的实施。因此,政府应通过各种媒体和手段,大力开展低碳经济宣传活动,积极倡导低碳的、节约环保的社会生产、消费方式,使各阶层人群了解并认可低碳经济,改变过去那种大量消耗能源、排放温室气体的所谓体面生活,废止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和奢侈消费,提倡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理念。同时也要将低碳发展的理念融入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行为中,以此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多方参与、社会联动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其发展依赖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我国走低碳经济的道路,符合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也符合全球气候环境合作的要求。因此,我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恒,孙蕾.发展低碳经济的策略选择[J].北方经济,2010(1)

2.范建华.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及体系构建研究[J].当代经济,2010(3)

3.李伟娜.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依赖”性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0(2)

4.李向阳.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五大挑战[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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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风险 信用利差 “超日债”违约 行业风险 信用风险管理

2006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上经历过如福禧、江铜、岳阳城投、滇公路等一系列信用事件,但最终都以各种形式给予兑付,虽在当时引起过市场波澜,导致信用利差脉冲式的上行,但在事件平息后基本都恢复到之前水平。而近期发生的“超日债”事件与以往同,这是第一例实质性违约,堪称中国债券市场里程碑式的事件,2014年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债市的违约元年。

违约前的市场特征

出现实质性违约对于债券市场的重要意义在于,违约可以打破市场一直以来“刚性兑付”的魔咒,使债券收益率更合理地反映风险溢价。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上没有实质性违约,信用利差波动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溢价的变化,总体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等级利差稳定

在国外发达的债券市场中,当经济下行时,低评级债券由于违约概率的增加而使得收益率上行。但在过去没有违约的中国债券市场,低评级债券与高评级品种一起被作为避险资产,当经济下行时,市场风险偏好下降,低评级债券反而因需求增加,导致收益率下行。由此,各评级信用债收益率基本为同步波动,等级利差稳定。

(二)收益率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关系

美国债券市场上,信用利差与GDP增速为负相关关系,当经济回升时,反映出企业经营向好,违约风险下降,因而利差收窄收益率下行;而在我国,因为此前没有发生违约,利差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溢价,当经济出现明显上行时,市场风险偏好上升,债券需求下降,流动性溢价上升,因而各评级信用利差出现同步扩大趋势,即收益率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关系。

(三)不同行业之间评级分布差异较小

从我国的存量债券来看,二十几个行业中几乎每个行业的评级均覆盖了从AAA至AA-几个主要等级,而从国外评级机构的评级来看,某些行业的信用等级是存在上限的,并且各个不同行业的评级上限存在差异,一些完全竞争性的行业,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低,往往行业内最高评级仅能达到AA或AA-。

违约后的信用利差重估

违约给债券市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信用利差的重估,主要表现在违约损失溢价和流动性溢价的同时上行。对于整个债券市场而言,点状的信用事件爆发不足以立即引爆对低评级债券的恐慌性抛售,从事件发生之后的市场表现也能看出市场情绪还是较为理性的,但对于低评级债券所要求的风险补偿,长期来看,一定是趋于上升的。

一方面,违约损失溢价的上升将造成今后债券市场的分化拉大,首先表现出的是低评级品种收益率的快速上行。尤其是信用资质差、连续亏损、行业景气度低迷的民营企业将受到更大的冲击。以下行业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现金流持续流出的行业,如涤纶、粘胶、风电、纯碱、光伏、船舶制造等;二是融资缺口较大、负债率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建筑施工等;三是盈利大幅下滑或略有改善,但是现金流仍然不佳的行业,如氯碱、铅锌、普钢、工程机械等。

另一方面,由于交易所债券的发债主体连续两年亏损将被退市,此次违约将使投资者意识到丧失了流动性的债券最终有可能真正面临违约风险,因此由于退市带来的流动性溢价上升也会推动信用利差的扩大。2014年1月由于部分交易品种的退市风险就曾引发了交易所市场公司债价格的大面积下跌,期间交易所公司债收益率上行超100BP的有约80只,其中11华锐02收益率上行超300BP,11天威债上行超200BP。而随着2013年各家公司年报的陆续公布,连续两年亏损的债券也将面临流动性溢价的大幅上升。

未来信用风险暴露的路径

目前来看“超日债”违约虽属个例,但足以引起我们对信用风险的重视,债券市场的信用违约仅仅是个开始。一般公司出现信用事件,除了特殊的个体原因之外,大多与行业背景密不可分。在如今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各行业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有必要从中观的行业层面来审视,哪些行业容易出现信用风险?

(一)政府扶持造成无序扩张的行业

前有无锡尚德破产,后有华锐岌岌可危,超日债违约在行业层面的内在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光伏行业在短短十年时间内迅速经历了从爆发式增长到快速衰退的过程,其中政府的推动力量不可忽视,也折射出我国对于产业扶持政策的不够理性。同时,也给我们敲响警钟,如今兴起的产业,哪些会成为下一个光伏?发光二级管(LED)?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环保?页岩气?这些行业未必会步光伏行业的后尘,但在其迅猛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需要对未来保持一份冷静的思考,并在后续发展中观察行业走势。总结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判断行业是否有可能在将来面临类似风险:第一,政府大力补贴,盲目建设;第二,前期投入大,回收期长;第三,需求不稳定或者看不到合理需求增长。如果前期过度依赖补贴大量投资,后期需求端出现恶化,就很容易引发行业危机。

(二)经济转型过程中衰落的传统行业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传统行业面临着行业景气度的大幅下滑,例如钢铁、煤炭等行业。目前钢铁行业产能整体严重过剩、总需求下滑、价格大幅下跌,行业基本处于亏损线附近,大量过剩产能亟待消化;而煤炭行业则基本走完“黄金十年”,面临行业大周期的拐点,体现在产能开始过剩、价格大跌,行业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这两个行业都属于重资产行业,国企占比较多,过去获得了银行贷款及债券市场的很多资金支持,存量债务规模较大。在目前的存量产业债中,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债券规模占比分别达到9.2%和5.3%,在75个申万二级行业中仅次于电力和石化行业。庞大的债务规模叠加弱需求和弱盈利导致这类型行业中一些资质较差的公司信用风险已到达濒临暴露的边缘。

(三)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较大的周期性行业

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的周期性行业在经济持续下滑中也可能出现需求下滑、价格下跌,从而导致盈利能力降低,甚至出现亏损。例如机械、化工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在近两年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普遍面临需求疲弱的困境,大部分化工产品和金属价格均持续下跌,机械行业由于存在融资租赁等经营模式,应收账款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截至2013年3季度末,机械、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的销售净利率分别为5.7%、2.5%和1.4%,远低于目前的融资成本,这种情形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若需求低迷长期得不到好转,实体企业便极有可能出现亏损,带来评级下调等风险。

(四)高杠杆下容易发生流动性危机的行业

还有一类行业,由于长期以来通过贷款、信托等渠道融入很多资金,加了很高的杠杆,资金成本也较高,在宏观环境变差、房地产融资收紧的条件下,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导致信用违约的发生。最典型的是房地产行业,在经历了十年大牛市后,如今将面临分化,一二线城市“刚需”依旧比较旺盛,而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了局部的供需失衡,房地产政策也从过去“一刀切”式的总量调控逐渐向“双向调控”转变。对于主要开发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项目的中小型房企容易在高杠杆、紧融资、弱需求和高库存的情形下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底线”之上,“刚兑”之下的政策脉络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出于经济的稳定性要求“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调结构、去产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打破刚性兑付才能实现市场的主动出清,盘活存量,提高效率。在这样的信用环境下,宏观政策如何在“底线之上,刚兑之下”做好信用风险管理?具体来看,建议参考如下几条政策脉络来进行管理。

(一)更精准,由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控转变

过去很多宏观政策往往全国上下一刀切,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和结构性问题使得这种方式逐渐失效,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局部问题。因此,以后的政策着力方向应细化,例如对于不同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差异化调控、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集中的区域进行整治的政策将会替代过去的普适性政策,精准发力才能各个击破。

(二)更灵活,由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变

从社会总体流动性来看,我国的货币环境是较为宽裕的,但局部性、时点性的资金紧张时有发生,这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利率走廊,货币政策操作依据资金价格进行灵活的调控,使资金价格在合意的区间内波动,维护利率的稳定性。从目前央行的操作来看,基本上是遵循这一规律,通过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正逆回购等工具的灵活运用,保持流动性的松紧适度。

(三)更规范,由“打压”向“规范”转变

产能问题、债务问题就像一口不断加压的锅,如果只是一味的压制,采取限产、限贷等方式约束产能和控制风险,反而可能使风险提前暴露,甚至有可能引发连锁式的系统性违约风险。对于存量的债务,比较合适的方法是给予一定的流动性支持,减少资金链断裂和烂尾风险,通过债务的滚动使企业的在建项目能够建成直至产生现金流,在发展中解决债务问题。目前,从监管层对于“非标”融资的态度可以看出,政策依旧是侧重于规范而非打压,这也是“底线”之上的合理监管导向。

(四)更自由,由刚性兑付向自行出清转变

篇6

基层医院受条件限制,医院设施配备较少。在实际临床中应用于心力衰竭、上消化道大出血、休克等患者的抢救中,采用中心静脉导管置入后动态中心静脉压监测评估患者循环容量,综合尿量、体征等综合因素,指导临床输液量控制、利尿、强心剂的使用,体会到能明显协助提高这些重症患者临床救治疗效。

资料与方法

2008年1月~2011年2月收治重症患者114例,男62例,女52例;年龄38~76岁,平均67.5±11.8岁。其中顽固性心衰患者74例(高血压性心脏病26例、肺源性心脏病15例、冠心病12例、扩张性心肌病10例、心脏瓣膜病11例);失血性休克16例(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出血患者8例,宫外孕4例,脾破裂4例);急性胃肠炎并重度脱水18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6例。

锁骨下静脉穿刺方法:患者去枕平卧位,头偏向对侧,肩背部垫一小枕有利于两肩后展。颈、胸、肩部常规皮肤消毒。打开无菌穿刺包,铺无菌巾,戴手套。抽取2%利多卡因5ml作局部浸润麻醉。取出深静脉穿刺套管,抽取肝素稀释液注入留置管使其充盈。选择穿刺点,锁骨中点下缘下方约1cm,根据患者体格及胖瘦偏内、外侧1cm处,方向指向对侧胸锁关节处。针刺入4~6cm后抽回血,见回血并证实为静脉血后,置入导丝,退出穿刺针,用扩张器扩张皮下组织后退出。最后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深度13~15cm,局部进行固定,外表覆盖纱布封闭或用一次性贴膜封闭。

中心静脉压监测方法:所有患者常规采用锁骨下静脉穿刺法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监测中心静脉压。监测方法如下:测压前准备有刻度的直尺1把,250ml生理盐水1瓶。测压时,患者取仰卧位,用生理盐水替换正在输注的液体,快速滴注生理盐水以冲洗静脉通道,防止原液体张力因素影响,拔下输液瓶上的输液针头使输液皮条的上端与大气压相同,以第四肋间隙腋中线为零点,待输液皮条里液体静止后,测量液平面与零点之间的垂直距离(单位cmH2O)就是中心静脉压(CVP)。根据病情,采取每2~12小时动态监测CVP,同时动态监测尿量、血气分析、肺部体征、呼吸频率等指标。

中心静脉压监测护理要点:间断用稀肝素盐水(1u/ml),每天输完液体后冲管并液体封管。置管过程中严格消毒、铺巾,预防导管相关性感染;患者出汗较多时,使用无菌纱布覆盖穿刺部位,敷料黏附污物时,立即更换;每天评估穿刺部位皮肤有无红肿和分泌物,监测体温,怀疑有与导管相关性感染时,立即拔管[1]。

结 果

74例顽固性心衰患者平均住院10.5±2.8天,出院时呼吸困难、乏力、纳差明显好转,肺部音消失或显著减少,颈静脉充盈减轻,水钠潴留消失,血流动力学稳定,CVP稳定于正常范围;失血性休克患者CVP指导下实施液体管理,血液动力学稳定为实施原发疾病治疗提供了重要基础。急性胃肠炎并重度脱水及酮症酸中毒所致低血容量休克的24例患者通过依据CVP动态变化积极补液及病因救治后得到明显改善。所有患者中心静脉导管留置时间9.8±2.5天,期间未发生导管相关性感染、血栓形成、导管脱落及闭塞等并发症。

讨 论

中心静脉压(CVP)是血流动力学监测中基本而常见的一种体液监测手段,在危重患者的液体管理中尤其重要。CVP可作为判断心脏对液体负荷的安全指标,并根据患者的尿量、心率、血压以及临床症状、体征等情况,结合CVP动态变化,对患者病情作出判断,采取相应液体管理措施。由于要较长时间留置静脉内导管,需加强护理观察,减少导管闭塞,血栓栓塞、感染、出血等并发症,以保证临床应用的安全性。

CVP在顽固性心力衰竭中的应用:心衰患者在强心、利尿、扩血管等治疗过程中,监测CVP:当CVP>15cmH2O说明心脏前负荷过重或心排血量明显减少,或心脏不适应当时的回心血量,结合心衰相应症状及体征,应加强强心、利尿、扩血管,限制输液量等处理,并寻找治疗效果不好的原因。若治疗过程中CVP<5cmH2O,结合患者尿量明显减少、血压降低、心率增快、一般情况恶化、口渴明显等情况,说明血容量已不足,应给以适当补充血容量,调整或是停用利尿剂,并监测CVP,避免患者血容量补充过度。因此,通过CVP监测,能很好的控制血容量,避免利尿过度或利尿不够,使心衰不能纠正或使患者病情恶化,甚至发生严重后果[2]。

CVP指导失血性休克液体管理措施:失血性休克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症之一,在抢救失血性休克患者时需监测血压、心率、血色素、尿量等的变化,观察补液量是否补足,补液的速度又要快。除了以上的指标,根据CVP的测定给予这一类患者补液。当CVP>15cmH2O时,补液的量可适当的控制,输液速度80滴/分左右;当8cmH2O≤CVP≤14cmH2O时,补液的量要大,输液速度100滴/分左右;CVP<8cmH2O时,补液速度150滴/分或加压补液,可在15~30分钟内输入平衡液2000ml。由于交通不便导致无法再短时间内取到红细胞悬液或血浆,在补液中除了补糖、盐水外,还应给予大量乳酸林格溶液、代血浆等以维持有效的组织灌注压。每15~30分钟监测CVP 1次,根据CVP的变化来决定输液量及速度,当CVP≥15cmH2O时,输液可维持原有速度;当CVP≥18cmH2O时,应暂停输液,防止心力衰竭。

CVP指导低血容量性休克补液的价值:为保证患者尽快补充血容量,又要避免过多过快输液所致心衰等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判断低血压是否是低血容量所致或参与在其中,根据CVP的测定,在最初2小时内,每小时输液1000ml,在此过程中每30分钟测CVP1次,然后调整补液速度,使CVP 6~12cmH2O,不超过15cmH2O,控制血糖在10mmol/L左右,同时给予补充电解质,抗感染,维持酸碱平衡等处理。

总之,CVP测定相对简单易行,它可以判断低血压是否是低血容量所致或有低血容量参与,或是心衰所致,能在此指导下正确调整补液情况,明显改善患者预后,避免过多过快补液导致心衰发生或加重心衰等并发症而使病情恶化,是基层医院一项较为实用的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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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创新发展

l新经济”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学界、rr业界以至整个社会热衷于议论的焦点话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对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经济群体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些间题,不仅仅为经济学家们所关心。同时也被各国政府和企业所重视:人们在从网络、电子商务的兴旺发展中看到“新经济,“美好前景的同时‘也从美国LYASDA}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中感受到其强大的威力。有关“泡沫”的议论沸沸扬扬,更使得人们对“新经济”产生种种的疑问与担优。

应该承认、这些疑问与担优在现实情况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经济学家在教导他人如何认识“新经济”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未必看得很清楚,因为毕竟这个崭新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不过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又非常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断涌现,令人几乎目不暇接。l,新经济,l因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的兴起而出。两者具有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正因如此仃业界对.l新经济”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一rf将如何在“新经济”环境下持续健康地发展?新的经济理论又将对产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是全球rr业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间题。

1’.新经济一理论的建立

“新经济”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1996年12月3t7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创造性地使用了“新经济”这个词汇。一年以后,《商业周刊》再次发表文章,重申在美国确实存在着“新经济’。此后,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发表讲话时多次引用这一概念,“新经济,‘的说法传遍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新经济‘’?一般说来、它指的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跟我们在此之前听说过的多种经济概念,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有着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故此也有人认为,上述这些概念的总和就是所谓的“新经济”。

“新经济”的特征有哪些?简单说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全球化;b,高强度的市场竞争;:.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它导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表现为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三低一高)的特点,这也是它与传统经济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应当指出,上述新经济的特征主要来自对20世纪9D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总结。1}J1年4月到x(100年3月.美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8个月的增长,年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ek--4%a。而从1992年以来。美国的通胀率已经由4%降至不到?.0k、失业率则从7%一8}’}降至40k

这样的情形,在传统经济中的确是i反难见到的。而人们在称羡‘卜新经济’奇迹之余。也不禁要问:到目前为止.为何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实现了“新经济“,其他国家包括与美国社会制度、经济政策极为相似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何不但没有呈现同徉的经济面貌。反而受到衰退的威胁。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注意。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美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去10多年来,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对美国金融市场、政府和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此外.美国国民乐于在革新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对rf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与之相比较。西欧和日本不但在经济运行环境,风险资金市场、TT研发投入等环节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网络普及程度、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远远地落在了美国的后面。为此。它们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来。

2000年4月5日.克林顿总统邀请格林斯播、比尔·盖茨等人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卜新经济会议“,此举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新经济”理论的正式承认和支持。有趣的是,会议举行的前后。正值美国股市出现大幅震荡、以科技股为主的NABDAQ综合指数全面下跌.1T公司损失惨重。这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却让人们更加关注’卜新经济”-

2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墓石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新经济’与信息技术之间有着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

a.信息技术领域是最先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产业,信息产业的特征也是“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

B信息技术是“新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没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新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将发挥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对“新经济”的突出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传统经济的信息化结构改造上。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传统经济中的核心产业.在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后,将使得产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经济.,结构下的“新产业’模式。信息技术向整个经济领域的渗透。造就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信息极其广泛而快捷的流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企业通过lntemet和lnhanex掌握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实时动态。迅速做出反应,可以极大地避免经营风险。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D年代初以来,美国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他产业投资的十几倍。相应的。自1993年以来。由信息所带动的美国工业增长的比例高达4}1%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信息产业造就了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它们对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年均增长不低于2I)%的公司在美国有23万家,而到1997年就达到了36万家。他们为美国经济繁荣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信息产业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对减少。对经济运行中间环节的依赖程度较低,不易引发通货膨胀。我们知道,中间环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又是传统经济难以克服的间题。中间环节越多,供求之间的距离就越远,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大。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能够让生产更直接,更快捷、更个性化地贴近最终消费者,完善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

3‘新经济”对信息产业的改造

信息产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迅速崛起,进而成为‘.新经济”的表率,并非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是出于该行业创新能力强,技术更新快、竟争激烈等特点,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自然现象。也正是在高度开放、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产业发展难免出现一些(至少在传统经济看来)不够规范的现象:当“新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走向成熟与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信息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与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1975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组建了徽软公司.2i年后,这家资产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国际软件巨头企业,因涉嫌垄断,阻碍市场竟争,违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国政府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围绕微软一案、在美国国内以至全球经济学界和fT业界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关这些争议的报道很多。这里不再引建。我们注意到,争议的焦点其实不在于徽软是否从事了行业垄断一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一而在于拆分微软对美国经济是否有益,以及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认为,这场争论本身也是对“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行为与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拆分微软,有利也有弊‘关键在于利大还是弊大。传统经济学认为、打击垄断能够促进市场竞争,有效地提高经济运行活力。在“新经济’环境下.这样的认识是否还是正确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从19世纪开始。美国经济政策对垄断行为的限制和打击一直是全球最为严厉的.其市场开放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新经济”最早在这片国土上出现,不仅仅与它的科技水平全球领先有关.市场开放与高度竞争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创新与竞争、是信息产业的特色与传统。而在“新经济’定义中,全球化竞争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击垄断应该被认为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国内的信息产业中,垄断行为还不是很多见,唯一突出的实例就是电信部门对网络线路资源的独占。在政府有意识地扶持新的企业参与竞争之后,垄断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_L得到了改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内信息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有新的垄断行为出现的可能。国内至今还没有反垄断的法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也跟我们相似,原因或许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反垄断或许不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产业是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现垄断行为的产业,需要及早予以防范。

近年来,Internet高速发展,对网络资源的争夺己经成为信息产业和“新经济“的焦点,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较为突出的域名抢注问题为例,首先是美国通过把持着全球顶级域名(,.oig}的注册权和管理权,攫取了巨大的域名资源。其次则有一些民间的公司或个人,专门抢注著名商品和有特殊含义的域名,转手倒卖谋取暴利。我国的网络建设起步较晚,对域名价值的宣传与认识也不够,大量品牌域名早已被别人抢注,最后只好出大价钱购买,经济上必然要遭受损失:而直至目前,国际上对域名抢注始终没有相应的惩治性法律,对域名倒卖只能听之任之二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也需要借助、“新经济”规则予以校正。

4创新是“新经济”的发展动力

美国财长萨莫斯日前曾经说,在新经济体系中,拥有暂时的“垄断”能力是唯一的激励机制,若没有这种能力,将不能补偿产品最初开发的投资成本。因此,对这种暂时“垄断’能力的不断追求,便是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这也是美国特别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权‘复制权和商标权)的原因。

不难理解,萨莫斯所说的“暂时垄断I,指的是由技术领先造成的短时间市场独占,其发生的根源则来自于创新。

创新对信息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照此推论,没有创新也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而创新能力的薄弱或减弱都将对’’新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没有人说得清一项创新技术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受到当时的各种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因为其数额极其宠大,令人难以佑汁一1981年,微软公司以500()美元买下5CP一I)OS}即后来的R15一〕l5)后,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惊人的340(〕万美元,迅速成为软件业第一大公司。扮世纪?0年代,一批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出ARPA-NET,90年代转为民用,这就是今天的lnlemet。它的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止千万亿美元,放眼其未来,其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就创新能力而言,美国1’I’企业无疑是最强的。与之相比较,中国企业则普遍能力不足,这是我们在发展“新经济”中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创新能力的高低,不完全是企业经营理念上的差异所造成。而首先要解决研发(R&D投人、风险资金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高额的研发投人是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一些国际大公司(如IHM,htel,HP,Nli-cxoraa}ft等)都把1030以上的年收人投人研发,美‘日等国政府也以政策扶持和巨额资金自助的方式鼓励企业注重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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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会议中心城市;产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8-0085-06

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跨国、跨区域的经贸会议、展览活动日益频繁。据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ICCA)2007年的统计,全球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中,参加国超过4个、参加人数超过50人的国际会议有40万个,其市场价值超过2800亿美元。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与频繁,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会议在中国召开(王春雷等,2006)。同时,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种类型的国壬堂郴嵋椤⒄估阑疃也日益繁荣。2006年全国举办的3000多个各类展会,带动交通、酒店、通信等lO多个相关产业的收入高达1260亿元人民币(马勇,2007)。

在中国的旅游学研究领域中,虽然理论界对推动中国会议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战略建议(鞠航等,2006),但是对于会议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本文将运用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如下问题:(1)导致中国会议中心城市集聚的经济地理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2)这些因素在中国会议产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3)为中国会议产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产业集聚文献回顾: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空间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使得自马歇尔开创了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的先河之后,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多种学科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角度看,产业集聚是一种地理现象,因为它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因此,研究产业集聚问题自然成为经济地理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克斯(Perroux,1955)运用“增长极”的概念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所谓“增长极”是指“围绕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工业”。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区域经济。当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并通过乘数效应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新产业区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7年意大利的社会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1977)通过对意大利东北部(第三意大利)地区特点的研究,首次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并将“新产业区”界定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之后,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主要有皮埃尔和塞伯(Piore和Sabel,1984)、哈里逊(Harrison,1992)等。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产业区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解释。

新经济地理的兴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克拉格曼(Krugman,1991)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在分析工业集聚现象中取得了成功。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3)地区经济水平;(4)交通运输条件等。

2.2 会议产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理论和实践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都认为会议产业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Crouch和Ritchie,1998;Rutherford和Kreck,1994)。会议产业不仅通过乘数效应迅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通过与会者的口碑和重复访问,推动旅游业的进步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会议产业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因而很多城市把会议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发展部门(Kim,Chon和Chung,2003)。

根据ICCA 2007年的统计数据,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举办了147次国际会议,位居2006年世界10大会议城市之首。亚洲城市中,新加坡和韩国首尔分列第3、第7位。

为什么某些城市对于会议主办方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国外,协会组织者和会议策划者是会议选址的主要决定因素,对会议目的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会议的规格,进而影响到会议的成败。对于目的地城市来说,理解协会组织的会址选择过程能够帮助他们在会议市场营销、宣传、服务等方面更具有竞争力,进而赢得协会组织的青睐(Lee和Back,2005)。因此,对于会议选址偏好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

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研究,会址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状况;(2)合适的场馆;(3)高质量的服务;(4)资金保证;(5)目的地形象;(6)旅游休闲设施;(7)安全等(Weber和Chon,2002;Crouch和Ritchie,1998;Oppermann,1996)此外,一些学者还发现价格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进而建议目的地城市运用价格战略在竞争激烈的会议市场中取得优势(Hu和Hiemstra,1996)。还有学者认为,不同目的地城市之间会议设施和服务的差异性均不显著,而休闲设施的差异性是区别目的地城市特征的关键因素(Bonn等,1994)。

关于会址选择影响因素的评价,学术界比较广泛地采用了IPA分析方法(Importance-PerformanceAnalysis),即设定量表,请被调查者对相关因素的重要性和表现做出评价。由于IPA使用和分析都比较方便,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此被研究者广泛使用(Baloglu和Love,2003)。

本文并不否认目的地发掘自身特色、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优质的服务等是会议选址决策和与会者做出参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Co和Govers,1999)。但是此外是否还有更基本的要素导致会议 产业的集聚?

通过ICCA 2007年的会议城市排名发现,国际上排名靠前的会议城市在城市特色上具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特点:(1)政治或经济中心城市;(2)旅游资源丰富。中国会议城市的排名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旅游与会议的关系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已经有很多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丰富程度是协会组织选择会议地址以及个人做出与会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Fenich,1998)。然而,对于另外一个特点,即为什么政治或经济中心城市更容易产生会议产业集聚?仅仅从旅游学的角度,通过研究会议选址过程以及采用调查表进行调研分析的方法很难得到可靠的结论。

本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导致会议产业集聚的因素。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对于会展产业而言,经济比较开放的地区,经济文化活动相对频繁,市场信息交流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广,会展业的确得到较快的发展优势。但是,对于造成会展产业集聚的其他因素,经济地理并没有给出解释。本研究进而将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对会展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在肯定经济地理因素会对地区会展产业初始的集聚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新经济地理的因素通过收益递增的影响对产业集聚具有增强效果。在指标设计上,本研究引入了城市级别(直辖市与非直辖市)和城市区位(沿海城市与非沿海城市)两个指标反映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引入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地区消费者需求、信息传播等因素衡量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会议产业集聚的影响;此外还引入了对外开放程度指标分析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通过对10个会议中心城市的实证检验得出会议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3 数据来源

在样本数据选择上,本文选取10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采集了近5年各城市面板数据,对导致会议产业集聚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为会议产业集聚要素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所选取的10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重庆、青岛、大连、天津。在这10个城市中,既包括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省会城市(杭州、成都、广州),也包括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深圳、青岛、大连);既包括沿海城市(青岛、大连、天津等),也包括内陆城市(成都、重庆等),因此,具备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统计数据限制,本研究选取了上述城市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会展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尽管由于中国会议产业发展时间不长,对于会议产业的统计和调研比较有限,因此在计量分析上本研究只能选用5年的数据,但不可否认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深入研究会议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不断创造有利于会议产业发展的产业环境,实现会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研究方法

通过回顾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理论和会议中心城市聚集的影响因素,可以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将会议中心的城市集聚因素分析的计量模型设为如下形式:

Yit=α0 +α01X1i+α2X2i,t-1+α3X3i,t-i+εit (1)

其中,Yit表示的是各年各个地区会议产业年收入,这是度量会议中心城市集聚的变量。为了便于计量,本研究采用了某地区会议产业年收入与 10个城市的年收入均值之比。一个地区的会议产业收入份额上升了,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会议产业的集聚。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不完整,对于Yit不统一的数据本研究采取了标准化处理。X1表示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2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3表示经济政策因素的向量。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本研究对相应变量作了滞后一期的处理,使这些解释变量成为被解释变量被观察到之前已经被决定的变量,以减少模型的联立性偏误。其他希腊字母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X1――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沿海地区”和“直辖市”两个哑变量作为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1)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

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但另一方面会议产业对城市经济发达的要求并非绝对,因此,本研究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会展业向沿海地区集聚有正的影响。

(2)直辖市哑变量(city)

中国4大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会议产业的进入,所以本研究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正的、

X2――新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选取了5个新经济地理因素变量,分别如下:

(3)第三产业比重(service industry)

会议产业需要住宿、餐饮、娱乐等相关产业的配套和支持,同时也拉动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本研究采用了第三产业GDP占当地GDP比重与10个城市历年第三产业比重的加权平均数的比值,衡量会议产业外部性。

(4)城市化水平(urban)

考察城市化因素对会议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宋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10个城市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

(5)城市交通状况(road)

考察城市交通因素对于会议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相关性。本研究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10个城市均值之比来代表相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6)人均GDP(pergdp)

本研究使用人均GDP对数值与各年10个城市的均值之比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从而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和市场规模。

(7)信息传播能力(internet)

本研究使用该城市当年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与10个城市的均值之比来度量该城市的信息传播能力水平。

X3――经济政策因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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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方式

对“新经济”的认识,众说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99年6月29日,克林顿回顾上任以来的经济成就时讲,“我的确对“新经济”充满信心”。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是以现代高新技术经济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经济。美国《商业周刊》文章指出,“新经济”是一种面向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而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是以知识和思想为基础的经济。《2001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对“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是指“由技术、商业实践和经济政策的良性互动而产生的巨大的经济绩效,其具体表现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低失业率、适度通货膨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保罗・罗默指出,在“新经济”中,生产要素包括资本、非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主要按受教育的时间长短来衡量),新思想(主要按专利权数量衡量)。其中,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还有学者认为,“新经济”的社会是以知识为主的社会,其领导者为知识工作者,即知识经理人,创造财富活动的核心是知识创新。

综合各家观点,笔者认为:“新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对传统(旧)经济进行全面改造后出现的一种新形态的经济,这种经济赖以建立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体系,这是它与旧经济最大的区别。其中,旧经济是指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传统的经济形态。

“新经济”的发展方式主要是信息化与全球化。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正在进入非工业化轨道。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逐步向服务业或知识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过程就是“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二次现代化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

(一)信息化: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方式之一

“新经济”之所以“新”,源于推动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信息、使技术革命具有全新的革命意义。同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不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的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虽然其影响所及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但它是通过改变人类信息的传输、储存方式来实现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是人类信息的传输与储存方式的革命,对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也提出了创新的要求,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这些信息时代的产物,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今天,信息时代刚刚来临,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也才刚刚露出端倪,“新经济”刚刚露出曙光,不久的将来,一个更新、更美、更快的信息世界必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新经济”的信息化本质还体现于高科技的信息化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它领域的创新。“新经济”的出现源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它促进了信息产业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普通技术相比,高科技的信息化具有许多新的特点: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竞争、高风险、高渗透性和高融合。高科技作用于人类经济生活的最重要方式就是产业化,目前高科技产业化已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二)全球化: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方式之二

“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科技型、创新型和全球型经济。促成“新经济”出现的现实环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美国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又是最大的资本顺差国。

――1999年贸易逆差为2675亿美元,资本顺差3782亿美元

1995~1997年流入美国的国外净资本为5781亿美元.。

――其中:西欧3803亿美元,亚洲1912亿美元,拉美66亿美元

1998年度外国人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及股票等长期证净额

――合计为:2220亿美元,累计总额为:66000亿美元。

美国新经济的主打产品是软件等第三产业的名牌产品,包括Windows、Intel 芯片、MPEG芯片、好莱坞大片、Coca-cola 品牌等。

由于美国拥有良好的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

――大量高技术人才流入美国,降低美国产品的研发成本,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零售大王”沃尔玛就是美国信息化和全球化方式发展“新经济”的一面旗帜。

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2005年度财富500强排名第一的沃尔玛已经连续第四年位居榜首。沃尔玛2004年营业收入为2881.8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11%。沃尔玛的经营效率早已是行业的标杆:配送成本占销售额2%,是竞争对手的50%;90%以上商品集中配送,而竞争对手只有50%是集中配送;每家店每天送1次货,而竞争对手每5天1次 。

沃尔玛4年蝉联世界500强第一的“新经济”本质因素在于:

第一,沃尔玛是全球第一个发射物流通信卫星的企业。19世纪80年代与休斯公司合作发射物流通讯卫星。其使得沃尔玛产生了跳跃性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美国零售业的龙头――凯玛特和西尔斯。

第二,沃尔玛建立了全球第一个物流数据的处理中心。1983年采用POS机(Point Of Sale),即销售始点数据系统。1985年建立EDI,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进行无纸化作业,所有信息全部在电脑上运作。并在全球第一个实现集团内部24小时计算机物流网络化监控,使采购库存、订货、配送和销售一体化。

第三,沃尔玛是第一个采用全球定位系统对所有车辆进行定位的企业。在任何时候,调度中心都可以知道这些车辆在什么地方,离商店有多远,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运到商店,控制能够精确到小时。

二、美国发展“新经济”的经验

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衰退期以来,已经保持1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呈现出近几十年来少有的良好运行态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经济学家Robert H.McGuckin和 Kevin J. Stiroh所做的一项对比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密集使用计算机的5个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其他16个部门。特别是在1996年以后,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更是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1996~2001年,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提高2.4%。就90年代而言,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保持在2%,高于80年代的1.4%。2002年和2003年该项数据分别达到了4.3%和4.5%。

以微软公司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勃兴是美国“新经济”的标志。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已连续几年位居世界首富,90年代后期其平均每周资产增加4亿美元。微软的主要产品就是软盘及其知识,正是这些知识的广泛应用打开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据估计,微软公司的资产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亚于名列前茅的500家世界大公司。微软与思科、英特尔、太阳、甲骨文等五家IT公司占据了纳斯达克市场80%以上的市值,而其他2000余家企业总和也不超过20%。

“新经济”之所以首先出现于美国,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经验:

(一)观念领先

在美国,创新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够独树一帜、充分表现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美国在知识产权法规制订方面和执行方面的严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美国政府、国会和普通民众,都对“新经济”持欢迎态度,都对其革命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比如,美国政府在全世界率先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使上世纪80年代处于竞争劣势的美国,在9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

(二)R&D投入大

“新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R&D是关键。R&D本质上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经济学家们统计,若企业的R&D经费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例低于3%,企业就没有竞争力,大企业应在5%以上,著名企业在10%以上,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比重更要高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这一指标为4.0%左右。而多年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这一比例一直在0.7%以下徘徊。同期,美国高科技企业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高科技企业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仅在2%左右。

(三)企业激励机制创新

美国整个高科技产业时尚造就一批百万富豪的“玩命工作、闪电致富”的激励机制。企业实行多种就业报酬模式。长期以来,在以微软模式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中,股票期权以其巨大的潜在利益,一直被视为激励年轻技术人才的最佳手段。1994年政府负责社会保险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推行类似于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帐户计划的全民退休储蓄计划。许多公司把其雇员的养老金计划从由公司确定的收益计划改为由自身控制的、由贡献确定的计划。

(四)放松管制,强化市场功能

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放松管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福特政府,盛行于里根政府,延续和强化于克林顿执政时期。如先后放松对铁路、卡车、航空运输、钢铁工业大气污染达标,国产原油价格、利率、银行业和农业等方面的规制。近10年影响最大的是1996年修改通信法和通过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放松管制的目标是取消或降低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强化市场功能,以利于竞争、消除部门垄断。

(五)高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

美国本来就是个高度流动的社会,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弹性。美国平均每个人一生要换近10个工作单位或职业岗位。美国的就业市场全球化,川流不息的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填补了劳动力的短缺。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调查,1997年,美国21%的化学工程师和20%的计算机专家是在外国出生的。据近几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相关统计数据,移民现在占美国劳动力的12%,是7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1999年美国有1570万外国出身的劳工,比三年前高17%。

(六)高效的风险投资

风险资本是“新经济”时代有关新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在美国的“新经济”发展中,风险资本融资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成长得更快。由于“新经济”企业比“老经济”企业预期回报高,但不确定性大,其高增长的预期使企业急需外部融资。而风险资本是为“新经济”中的新企业量身定做的融资形式,有限合伙制能够较好地处理新生企业知识产品的生产和转化过程中的信息和激励问题。此外,风险资本的管理者是金融、技术和经营方面的专家,直接参与被融资企业的管理,极大地缓和了创业中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还能帮助企业达到上市标准,为自身提供了退出机制。

美国和德国作为市场主导和银行主导两端的典型国家,风险投资的表现截然不同。对比美国,德国的全能银行是风险资本的替代品,其风险投资表现较差。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大部分产业基金投向了高科技企业,而德国仅少部分;到21世纪初,德国的许多基金投入IT业,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比例,但德国风险投资的绩效还是较差。因为德国的风险资本在风险控制方面相对缺少专业性,欠发达的证券市场尚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

三、结束语

篇10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基本理论;政策建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水平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运行的稳定。国家历来重视农业问题,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扶持农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知识认知局限以及许多隐患和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进一步的高效增长。由此可见,完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与加强政策建议对保证我国农业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 农业经济增长的定义

经济增长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是在某个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生产的全部产品和劳务总量,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二是按人口计算的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这两种定义是相互联系的。农业经济增长的定义从不同角度出发,其表述也不同:从投入产出关系角度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单位一定时期内产出与投入比的增长;从总量角度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单位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的全部产品总量的增长;从总产值角度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单位一定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增加,是农产品的价值表现。

2 农业经济增长理论

2.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资本积累率和资本使用率的高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资本要素供给方面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此理论的一大缺陷在于它假定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数量比例不变,并且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视为外生变量。

2.2 新古典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与投资是等价的,投资全部来自储蓄,投资的收益率是递减的;技术为外生的,技术因素的规模收益不变,劳动要素是同质的;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代替,资本的增加促进产出的增加,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最大程度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该模型没有引入投资预期因素,回避了理论上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不等性问题,从而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2.3 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和“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确立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研究总结出一套经济政策能够维持并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方法;该理论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使规模收益递增,最终使总规模收益递增,这就找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新增长理论还指出了“边干边学”以及知识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厂商可以从自己的投资活动中学到很多东西,增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3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

3.1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很多,各个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这些因素具体来说有农业科技进步、政府支农政策、农村金融发展、物质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等。气象灾害因素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比较大,其中尤其旱灾、洪涝灾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冷冻灾、风雹灾对农业经济增长也有一定影响。另外,各个影响因素之间也还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3.2 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3.2.1 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央行可实行较为宽松的贷款政策,对向农户贷款并建立长期合作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确保农业贷款数量持续稳定增加;多渠道的引入农业资金,增加农村资金供给量和投放量,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3.2.2 培养一大批农村实用人才,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在人力资源方面,重点是提高农民应用技能和科技水平。大力培养党员、村干部等农村带头人;大力培养养殖户、种植户等农村生产型人才;对农村中学生提供免费培训,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给予补助和贷款补贴。

3.2.3 加快农业机械化

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作业具有的规模化和节约成本的优势,不断拓展农机作业新领域,提升农机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作业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

3.2.4 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家应该建立资金支出责任追究制度,对资金支出的流失现象追究责任到个人;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做到对农业直接补贴、补贴到位;另外,还应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检查力度,规范资金的使用行为。

3.2.5 对气象灾害要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对气象灾害进行动态观测和预警,同时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验,定期对最新的气候问题进行探讨。由于气象灾害不能够完全准确的预测,这就要求政府建立一套相应的应急预案,一旦气象灾害发生便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3.2.6 发展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的限制,促进资源的充分流通,有效的整合科技资源以达到最大效用。高校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应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改善重成果轻应用、重数量轻质量的不良情况,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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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宗智,彭玉生.二人历史胜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4):7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