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和经济政策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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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经济法的政策性，就不得不提及“经济政策”这一概念。一般认为，经济政策是指经济政策主体在某种特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经济政策手段，去实现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行动或者行动方针。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都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职能都是为了实现对国家经济的管理，追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目标。法律都来源于人民意志，统一于人民意志，是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不同形式，经济法律、法规往往是把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规范化，可以说，经济政策是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依据。但经济法律、法规不是经济政策的简单重复。因为在经济政策法定化过程中，要进行修改、提炼、废弃一些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不符合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内容，所以定型化了的经济法律、法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济政策。虽然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一样，都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要求制定的，但经济政策只是力求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比较正确地利用了客观经济规律，并把经济规律法定化、制度化。经济政策的“活跃性”区别于经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当国内或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应对的政策会及时的随之调整变化，及时有效的解决各类问题和矛盾；与之相对的是经济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其调整的对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固定不变的，这是由其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经济政策的“指导化”区别于经济法的“具体化”。由于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方针、原则和路线，不可能很具体，一般都较为原则。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组织、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具体规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用以调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从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经济法是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经济法体现了一国现行经济政策，是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政策，二者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与此同时经济政策除了通过经济法表现以外，还有其他表现方式，如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决定、经济通知、经济发展建议等，它们都是统一于一个国家总政策和基本经济政策的。但经济法不同于其他表现形式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将现行经济政策中适于实践与发展的那部分成熟的内容加以系统化、规范化，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律规范。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由于带有法律的“头衔”，因此具有强制执行力与规范性。所以，政策性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经济法的其他一切表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政策性展开的，如灵活性、多样性、实践性等。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

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同时经济法又体现了经济政策的各项任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条以“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为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是经济政策，但通过法的基本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并在该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城市房地产的开发、交易等作了细化规定。又如，产业政策对经济立法也有很大影响。《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经济基本法”，虽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过遏制垄断和限制竞争等行为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标志着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仅为补充和纠正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为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可以说，现代国家基本上都奉行这样的基本经济政策，即自由竞争和国家适度调节。而“适度调节”是因国情而异的，因时而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目前多数国家所认同，即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必须适可而止，绝不能过分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所在。例如，以美国为例，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社会问题，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指导的政府出台大量经济政策解救美国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过度的干预使市场本身的各项优化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故又不得不因时因事的调整各项政策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的自身职能得到最优的发挥。政策的变化也推动着法律的变化，二者在变动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朝着能更快适应社会、更加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正是顺着这条前进方向，如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法现在基本已形成以竞争法为核心、以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为侧翼的法律体系。因此，政策因经济形势或其他社会需要而经常发生变化，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经济法也受其影响而处于变动之中。如为了应对国家保护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事项包括“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的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专门对中小经营者做出了垄断协议豁免规定；根据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德国修改《联邦银行法》，把对货币和金融的控制权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在巴黎签署《禁止超越国际的贿赂行为条约》后，缔约国则需相应地制定或修改国内法，以禁止企业为取得合约而向外国官员提供好处。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同样体现在执法与司法领域，并非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要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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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规制性角度来看经济法的责任

经济法规制性不仅体现在法律本身的内容上，还通过其调整的目标和策略来将其突出，实现了经济法的软性激励性管制特征。但经济法又不同于一般化的管制策略，由于该项独立的法律的由较为严谨的经济法规条文组成的，意味着经济法具有限制某些行为、促进经济稳定、有序发展的责任，即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可从经济法的规制性内涵中窥见一斑。

（一）经济法规制性的内涵

经济法具备经济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比较容易理解，同时，经济法还具有规制性的特征，这是相对于刑法、民法等法律而言的。经济法的规制性特性，主要是由于经济法本身对于贸易活动的有序进行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在运用经济法对贸易活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将其规范性与提倡性结合起来运用，制裁与奖励同步进行。规制性不仅包括了消极的限制和禁止，也包括了积极的鼓励，揭示了一般的市场规制特征，这便是经济法规制性的特殊含义。

（二）从规制性角度来看经济法责任

如若单纯的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分析，经济法主体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较重，它要能够对社会公众负责，为各领域的经济主体提供一个规范、有序的平台，并且为其提供公平、细化的法律法规标准，以便于经济各方能够遵照执行。这样来看，经济法社会性的表现极佳，因此，在社会性的基础上突出经济法的规制性特征，则使其责任更加重大，经济法不仅改换了承担责任的方式，而且由于法律自身性质的特殊性，令经济法承担了更大范围的社会责任，这便是从规制性角度所看到的经济法责任。

二、从规制性角度来看经济法的褒奖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内容，经济法的责任包含了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经济法褒奖所能够参照的标准则是经济主体在以上方面履行责任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是否优良。可见，从规制性的角度来看，经济法褒奖不仅是一种目的，而且还是一种规范经济活动的重要策略。

（一）经济法褒奖

相对经济法责任而言，经济法褒奖内涵的指向更为明显，指的是针对积极履行经济法的实体，给予一定的褒扬和奖励。这是从经济法规制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褒奖，而不是单纯的从经济角度对贸易实体给予奖励，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根本上来看，相比一般的奖励而言，经济法褒奖的获得更难，在经济法律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当中，褒奖是不同于其它项目的处置结果，它具有特殊涵义，从褒奖的目的来看，褒奖有着鼓励正当经济行为的目的，同时，它又是对不合法经济行为的一种警示，限制并调整经济活动[2]。

（二）从规制性角度看经济法褒奖

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经济法的褒奖发展较为缓慢，就从增加经济法的褒奖在经济法后果上的权重比数据来看，经济法褒奖的实施力度还不够强烈。当然，这与我国的整体法制环境、社会体制建设、人文环境等都密切相关。如若达到社会中各主体自愿去维护经济法褒奖则仍需一段时日，而且也需要经济法责任的日益渗透。可见，从经济法规制性的角度来分析经济法褒奖，实则是对整个法律环境的一种激励，意味着当社会的守法程度在提升一个等级时，经济法褒奖才可能真正实现。总而言之，从规制性角度出发来看经济法的责任与褒奖，实质上是从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手段的现实意义突出出来，它体现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综合过程，并非运用硬性的管制手段来突出法律的强制性，而是以一种积极鼓励、正向激励、明令禁止等严肃态度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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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微企业；工业园区；区域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29-03

1 引 言

区域经济是以一定地域内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为着眼点，它运用以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寻找该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变化发展规律，而经济法是研究整个社会中经济发展变化的总体规制规律，形成固定的管理法律制度。将经济法学和区域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将地域经济规律作为研究整体经济发展的试点，因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渐变性，是可以作为整体经济法律制定的参考项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纠纷，保障聚集性小微经济积极向上发展和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小微企业发展模式

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小微企业资金少、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低下、适应环境状态差以及易破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前期必须依靠政策的大力扶持；其二小微企业相关法律的缺失，缺乏强制规制力形成的竞争制度不合理或非正常竞争手段必然会造成小微企业市场的混乱。

2.1 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小微企业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产品或服务种类单一、人数较少且规模有限的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家庭式作坊独立经营的组织统称。[ZW（DY]小微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占企业总数的份额之大足以看出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小微企业的健康协调发展是当前解决就业、创新科技、活跃市场的手段之一。[ZW）]根据划型标准（见下表）来看，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依据主要与营业收入和从业人数挂钩，特别是在农、林、牧、渔业这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划型的唯一标准是营业收入，且微型企业的营业收入可以从零开始，也就是说只要有经营活动就算是微型企业了。

在企业划型标准的第六条明确规定该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并且个体工商户和规定以外的行业，也参照规定的标准进行类型划分。第七条给该规定加上了强制令，即国务院有关部门只能依此划型标准进行企业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再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或变通规定。

2.2 小微企业经济制度发展现状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别，把微型企业从小型企业中独立出来。中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7%，在这类企业中中型企业资金相对雄厚、市场竞争力较强，不需要太多的政策扶持，只依靠本身的资金链便能自行发展。而小微企业占企业总量的97.3%，其数量最大、最具市场活力的特点是推进现代经济全面发展。因此，在小微企业发展的前期依靠政策扶持，过渡至小微企业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规制是当务之急。

3 小微企业的聚集模式――工业园区

经济政策的演变不单单是分析经济政策本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探究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基础问题，应当把经济政策演变从单纯的经济现象理解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ZW（]徐斌.经济政策演变的社会基础――兼论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3）.[ZW）]工业园区的发展是我国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转变的一大增长点，有其深刻的经济、文化、民族和社会基础。中小微企业聚集形成的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法律制度的逐渐形成不无关系。

3.1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小微企业的聚集

工业园区的发展是科学完整的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离不开政府经济政策评估活动的表现形式。政府的经济政策评估有助于预防和纠正政策制定偏差、明确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程度、提高政策执行绩效等，是政府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是构建良好公共关系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ZW（]刘晓永，邹伦承.政府经济政策评估刍议[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4）.[ZW）]小微企业的发展一直是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先头部队，只有很好地发展小微企业，才能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但实际上所谓的经济政策并不能一直保持不变和稳固，常常出现反复和变更，这就导致小微企业必须以聚集的模式形成固定的市场环境才能避免这一问题，因此小微企业的聚集是企业自发形成的。

3.2 经济制度转型对小微企业模式的需求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发展水映了各个地区在市场化改革进程和资源配置效率上不断增加的不平衡。正确认识和理解转型过程中的地域环境差异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澄清某些关于我国市场化转型的模糊认识。在实践中则有助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民营企业，最终达到向发达地区收敛的目标。

3.3 小微企业与地域经济

地域经济即地方行政区域经济，泛指国内一个省，或者一个市、县的经济，该级政府作为市场调控主体，有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对区域市场发挥作用，也可指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一个具有强烈的政策意愿、卓越的政策水平、坚定的施政能力和崇高的公共威信的地方企业聚集模式的先导工业园区，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往往发挥关键性的统筹功能，极大地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

4 小微企业经济制度的法律化

研究小微经济的法律化问题，必然要考虑市场经济发展的极化问题和法律规制的平衡化之间的冲突点和联系点，全面考虑经济制度特别是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与法律规制的稳定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重点掌握政策与法律之间的转换时间和空间的选择。

4.1 小微企业经济观念的转变

小微企业地域性法律问题的重点是政策到法律的转换和地域特色对法律政策的独特要求。在设计小微企业法律制度的时候如何把握这个经济政策、法律规定、民众需求和特色体现几个方面的平衡与适宜度是极为重要和棘手的。再者小微经济在融资法律制度方面的全国通行性与地域性经济制度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怎样解决这一金融法律问题也是研究小微企业发展的一道难题。

4.2 小微企业市场准入标准的法律化

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对小微经济范围的扩大化，导致小微企业法律问题研究的困难急剧上升。地域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小微企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应当按照一般小微企业看待，还是将其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特色点对待，这都需要予以明确。

4.3 区域经济制度的小微化

小微企业地域化发展模式的出现和扩大是小微经济打破传统经济模式单一化和大中型化藩篱的敲门砖。基于地域性的特点，不同区域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形成专属或者特色化的小微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应有之意，但是地域性与经济一体化以及资源流转之间的冲突将会一直存在，运用法律手段控制在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促使生产要素的流转和共享，完善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地域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制度模式的反弹，这也许会给小微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小微企业发展初期这种反弹将会更加明显，那么在确保经济制度不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前提，将小微企业的地域特色与地方的资源特色结合起来，发展能够影响甚至是干预整个经济法律制度的状态的小微经济，就是构建小微企业地域化法律制度的初衷。

5 小微企业地域性法律体系构建

本项目试图从该类扶持政策的过渡中寻找法律存在的罅隙，在法律对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适应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律体系。小微企业法律体系的构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小微企业的长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制度，确定小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要实现小微企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更需要一种法律文化自觉、法律文化规范，也即需要一种“市场经济理性”。这种“市场经济理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法律理性。没有这种法律理性，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下的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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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转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seek）。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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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为我们清理现行经济法理论的混乱状况和重新反思与构筑现代经济法

框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干预边界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710063）

一、在经济法语境中国家干预的特质

(一)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的定性

作为一种强力性、非市场性垄断组织，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介入了社会经济生活。这种介入可用"干预"、"规制"、"管理"等诸多语词来表达。"国家干预"则意为国家公权对私权的渗透状态和对私权主体权益结构的强行改变，是对国家作用于经济的手段与行为的消化与归纳。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应为: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发展，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这种介入不是直接为了建立、促进自由市场机制的自身发展，而是"为了改变、校正其自身的发展"。毋庸置疑，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论证，而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论证，意在反对计划与集权的回归。"背离市场价值的干预，只有导致回到过去那种事实上证明行不通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上去。"①

(二)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的特质

从某种视角分析，民法、行政法、经济法都是国家公权对私权予以干预的法律。不过，"行政法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法律，民法是关于市场与人的法律，经济法是关于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法律"。要把握好经济法语境中国家干预的特质，还得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对比中进行。笔者认为，三部门法中国家干预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差异性:从干预原因分析，在主张私法自治和市场主体理性的民法中，私权主体滥用权利而对其他民事主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即为其中国家干预的逻辑起点。②行政法主张国家本位，担忧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对国家应尽法定义务而施行国家干预。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源于市场缺陷引起的市场失灵，且为市场机制自身所不能解决的。从干预目标分析，经济法倡导国家干预则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从干预理念分析，民法仍倡导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弘扬私权自治而对抗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国家干预仅限于私权滥用的狭小领域。基于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在赋予国家公权干预私权的同时，为维护私权的合理存在而控制公权于合理限度。此外，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是双向干预。"国家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国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从某种角度讲，国家干预可表达为国家暴力在"合法外衣"掩盖下对个体和自由的藐视和践踏，国家干预有泛化和异化危险。怎么来防范呢?干预主体不能成为市场利益的竞争者与利益诉求者，"干预者只能作为市场利益关系的外部人与调整者，不是利益的内在者"，让法律限制干预者的利益诉求。

二、国家干预边界之判定

(一)边界定性及界定的必要性

边界是不同事物的界限，是非此即彼的基点。国家干预的边界即为"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

入状态"。干预边界既是克服政府失灵与政府失误、避免国家干预异化和"三位"现象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法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实际生活中，边界的过于模糊和弹性致使"市场失灵"成为干预主体恣意干预的借口，从反面印证了国家干预边界判定标准设立的必要性。③

(二)边界判定的标准国家干预的边界内含有干预范围、干预对象、干预程度三层含义。

笔者认为，干预范围意指将国家干预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干预对象意指市场失灵领域仅有部分对象适于国家干预；干预程度意指对适于干预的对象也只能适可而止。国家干预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源于市场缺陷。实际生活中，市场缺陷复杂多变，且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交错并存，不易识别。对于市场缺陷，不同学者有不同划分标准。市场固有的缺陷包括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和正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鉴于现实市场中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全竞争为常态，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根本不存在，市场固有的缺陷与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的外延基本一致。④无疑，国家干预的理想范围即为市场固有缺陷或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缺陷。转型期国家干预范围应严格限定在市场发育不良导致的市场缺陷和正常偏离理想条件的市场缺陷或市场固有的缺陷之内且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与完善，公权应渐次淡出市场发育不全导致的市场缺陷。

三、目前国家干预的现状

国家和市场在一定条件下本可相互替代，但忽略条件限制，强化公权对市场的替代必然导致"全能型政府"的产生。国家的经济职能多异化为追求部门、地区和个人利益"，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较为普遍。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政府承载"双重身份"，造成了政府产权与私人产权在行政轨道上运行，采取非正当程序，屡屡侵犯私有产权，既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又降低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其缘由为公权代表者"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建立和保卫地盘上，而不是在管理上下功夫"。"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鉴于"全能政府"固有惯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国家干预泛化、异化情形还将继续。⑤四、完善国家国家干预体系，提高国家干预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国家干预的顺利展开，要依托于有效的国家干预体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等相互配合，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体系的基本内容。通过深化各项改革，逐步完善这一国家干预体系，是保证国家干预的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国家干预体系，健全国家干预手段，提高我们国家干预的水平，中央强调，一是必须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二是要注意对症下药，即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三是在具体实施时，要注意区别对待，掌握控制好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实施的力度。

五、结束语

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没有国家干预，但这里的干预是只是适度干预。它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国家干预和市场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干预方向要正确；干预的方式要恰当；干预时机要合适；干预范围要适当，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使两者既能互动，又能取得平衡。

注释：

①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

月第1版

②邱本著：《宏观调控法论》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③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戚聿东：《中国现代垄断经济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1999年

⑤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

4期

⑥徐增阳：《和谐社会的政治均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1期。

参考文献：

[1]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

月第1版

[2]邱本著：《国家干预法论》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3]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

4期

[4]应飞虎：《论均衡干预》【J】，《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三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6]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漆多俊著：《国家干预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1月第

1版

[8]薛克鹏.经济法的定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9]戚聿东：《中国现代垄断经济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篇6

 

法是从习惯发展而来，开始形成于奴隶社会。但法与习惯不同，习惯在人们长期生活中形成，并且是自发的遵守，而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在中国古代，法律都是诸法合一的，不分类别，并且中国古代仰仗的是“人治”，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更信任于一个“强者”，而法也是位列于皇权之下的，当然这与中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形态、风俗文化脱不了干系，但本文不加论述。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也分成篇章，从而再形成各自独立的部门法典。

 

“调整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是民、商法”，“调整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是经济法”。

 

从这两者中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是以国家权力调整国有和私有经济的产物，是国家推行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是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法律手段，是宏观手段，因而具有鲜明的行政性，而这与民、商法不同，民、商法属于私法，它们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横向的关系，是以保护私权为己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与经济法有关联，笔者认为，所有的法律都存在着某种联系，不存在两种毫无关系的法律，因为它们共同调整着一个社会，而最终的目的都是规制一个“优秀的社会”，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关系的良好，都包含于同一个社会。

 

但在实质上经济法又有其自身区别于其他法律的特点。中国不似西方，因此在经济法的产生上也与西方不同，并不因垄断资本主义的需求而产生，准确的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就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生而逐步产生。

 

本文对至中国之间的经济法不予细述，因为在那个阶段社会很“特殊”，可以说是“变态”的，因而也并未有非常统一的法律，如一定要说，当然首推《》，但严格来说，从中并未有标准的经济法，更多的是以经济条令的形式展现的。

 

史际春教授在《经济法总论》中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做出以下论断：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续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其中主观方面是主导性的。立法和法的部门的划分都是主客观的统一，但就法律部门划分来说，则必须强调法学的主观能动性。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对传统的“客观论”发出了挑战，而这一观点更适合于整个经济法部门产生的一个过程，在以往我们过多的将精力花在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上，而忽视了经济法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既已大致顺理了经济法的产生并说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现在就该对“中国经济法”下定义了。长久以来，对经济法的定义有很多说法，包括广义经济法说、狭义经济法说、行政经济法说。

 

但这些说法很多都是“舶来品”，不足以确切表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概念。尚法今教授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经济法浅说》编写小组对中国经济法提出如下概念：

 

“中国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组织管理国民经济和经济组织自身在经营管理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部门法。”

 

这里所说的国民经济，是指国家范围内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总体。

 

诚然，上述中的“国民经济”中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有在这种公有制经济领导和制约下的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则笔者认为更好的定义为：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中，我们所要把握的三个点是：

 

(1)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2)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3)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三个要点很简单，但却环环相扣。首先，经济法顾名思义是调整经济的法律，因而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关系，则这个经济法律规范需要调整经济关系，但经济法不是“保姆”，包办一切，为了整个法律体系的运作，也为了经济法的专业性，它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一步一步有逻辑的进行。

 

根据定义我们又出现了新的讨论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物什。一般来说，每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就比如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主要强调的是平等主体以及财产和人身关系，这也是民法是私法的原因所在，它以维护私权为目的。

 

而中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关系，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相互交叉，复杂而又多层次，可以简单大致归为经济组织关系(国家的政策等)、经济管理关系(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监管等)、经营活动关系(包括一些企业、投资等)。

 

讲完最基本的概念后就要继续深挖。理念是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是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范型。“理念”一次源于古希腊，原意是见到的东西，即形象。

 

在现代汉语中，理念被理解为思想、观念、信念，以及认定和追求的某种目标、原则、方法等。笔者认为，理念是一种基本观念，也是事物蕴含的最高价值和终极价值。而理念因其蕴含在经济法的方方面面，很难非常确切直接表述，但是基本原则却是可以的。

 

中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用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它是经济立法的基础，经济司法的依据，经济活动的守则。而我国现在对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现存许多说法，笔者认为，主要的基本原则有如下几点：

 

(1)经济法主体利益相协调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最后达到社会利益发展的效果。

 

(2)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法定的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兼顾法律，促进本国经济井然有序发展。

 

至此为止，已经将中国经济法一些基本概念厘清，接下来则要运用到实际案例探索经济法的价值性问题，也可以说是“理念”的探讨。

 

经济法的价值不仅是经济法本质的外在反映，而是经济法的目标和原则据以确立的基础。因此，经济法的价值问题可以说是经济法的核心问题。

 

在金融领域，中国的企业“跑路”现象也与美国金融危机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用陈醇教授的说法就是都属于“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违约”。我国民间融资现象杂乱无序，民间融资可以说体现中国经济法的另一种价值——经济自由。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不难看出它崇拜一种自由，自由的经济。

 

因此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危机的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者来看，美国的金融家们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去寻找“暴利点”，这无疑暴露出美国的经济体系中缺乏一种有效的经济管理秩序，或者说在经济法中这一秩序的作用显得十分微弱，而相比较与中国的政府监管，这无疑对经济秩序的良好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美国所追求的“自由经济”与中国经济法的“经济自由”还是存在区别的，中国经济法的经济自由讲求的是经济发展的空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规律至上的，并不是不加束缚的自由，因此，两者在“度”这个上面存在很大的不同。

 

至此，对整个中国经济法已经在初步的探讨后进行了价值的深挖，则整个浅议部分完成。

篇7

关键词：民商法；经济法；经济法功能

任何一部门法的产生都是依从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功能表现也总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之需要。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是商法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商法产生于商品经济初始时期，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后期。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经历了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阶段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经济法的功能，是指经济法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从而体现自身价值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经济法功能实现是建立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和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克服存在的局限。

一、反对权利滥用

就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基点来讲，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按整体主义的观念，虽然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个体的存在及每一个体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但个体的存在及功能的发挥又都依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及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取得的经济成就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就每一个体来讲，社会总是先于个体存在。因此，从整体主义讲，处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功能个体的权利，与其说是持有者之权利，不如说是权利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己。故经济法不是在授予个体以权利，而是在积极地限制或防范权利的滥用，以担保权利人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经济权利的行使，从个别的、短期看并没有侵犯另一权利，但从有机整体主义看，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具有外部性，都可能对经济机体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整个经济机体的健康、持续运行，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应有限度，超越限度行使权利即构成权利滥用。

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并非总是遵循社会规范进行沟通、协调和配合的。因此，偏离规范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私法保护和倡导私权的前提下，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更不足为奇。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当市场经营主体依据合同自由形成卡特尔、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时候；或者依据合同自由和经营自由，通过企业兼并形成垄断，并支配市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营自由原则，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济自由原则，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等等。这就需要公权力介入私权利领域，对私权利进行限制，以防止私权滥用。经济法恰恰就是确认政府干预，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过于自利的行为，对自利行为设定法律界限的。

可见，民商法积极鼓励社会个体私权的实现，经济法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主动积极地介入，以防止这种私权的滥用，二者功能基础相同，功能方向相反。

二、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非理

社会秩序与自由的对立统一为权利设定了界限，使经济法限制权利的功能具有存在基础。辩证法告诉我们权利是通过限制自由而实现的，这种限制下的和谐状态便是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中，限制自由与实现权利的要求为经济法提供基础。

在法制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失衡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他们出于“搭便车”的最底成本算计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顾及对“公共产品”的破坏，更不会主动去维护。在这些方面，经济法具有传统私法所不具有的功能。事实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公权力介入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责令私权利主体支付和承担破坏成本，维护“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公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介入、干预私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恰恰是经济法调整范围。

从个人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偏重，是西方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变化，经济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在规范上的表现。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法哲学原则并不是对个人私权本位的否定或绝对替代，而只是将传统民商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用以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某些非理。与民商法追求个体财富的最大化相比，经济法则强调个体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

三、确保权利实现的公平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经济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市场主体有效、公平、公正的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都需要经济法规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运用公权力以经济法律形式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力图使市场获得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效率。”

西方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自于其广大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拔苗助长，更不是代替。当个体的自由得到较好保障和发挥的时候，社会发展往往显得稳定和有效。当个体自由受到较多限制或压制的时候，社会发展则往往显得固步不前甚至混乱。个体自由和发展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是健康社会内在的东西。所以，因市场失灵等引起的社会问题虽然需要国家外在力量的矫正，但这也只是矫正，它永远不能代替市场自由本身。任何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只能由他自己去感觉和凭自己的能力达到，他人包办不了，也代替不了，别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或推动而已。“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完全缘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所以，经济法的干预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之内，因为对不存在失灵的市场进行干预，只会侵犯经济人的私权而无任何有效益的干预产出，只会减弱经济人良性的自利能力，同时激化经济人自利动机中的非理性成分，从而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规律。”

因此，市场经济下国家干预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应以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有效竞争为标准，经济法不能取代民商法，而是以民商法为基础。而且，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在于预防、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更主要的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各种非市场因素障碍予以消除，建立公平、自由、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为民商法奠定和维持存在的基础。如果说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以保证竞争活力的话，那么，经济法就是强调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弱势主体)的同时防止绝对优势主体滥用权利以保证充分竞争的实现。

四、规制经济权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政府失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内化到市场主体自身自觉自愿的层面。因此，国家干预与市场主体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忽近忽远的距离，这种忽近忽远的距离必然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当。同时，国家干预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而且更难以把握的行政官员的无定性的行为问题。国家权力不会自发地运行和生效，它必须由具体的政权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来执行。而无论是各个政权机构还是组成他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均有区别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自身利益。“个人利益确实是可以归之于人们所有不幸和所有幸福的根源。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个人利益决定我们所有的行动。”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未必相符，当二者冲突时，权力执行者将自身利益从社会公众利益中分离出来并带入国家权力之中，造成国家权力的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也认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也需要规制，并且经济法规制经济权力的功能也是市场主体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预的根据和手段，凡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政府干预都可以看作非法干预，各经济主体可以拒绝。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存在的根基是市场经济的不足，而且该不足同时需要国家干预和国家能够干预；其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一个能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有效驾驭国家经济发展的高效政府，以及一套能有效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制度和程序规则；而其内容则是有关经济政策和保证这些经济政策如何出台的经济决策程序。

五、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国家有责任培育和扶持市场主体，以克服民商法意思自治存在的狭隘性、盲目性的弊端。为了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它通过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培植他们的竞争力，让他们重新获得均等的机会参与自由竞争。通过确立每个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保护每个人作为人的应有权利，从而真正解放人，解放社会。它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进行总体规划、宏观调控，为在世界中无知的市场主体提供各种科学、权威的信息参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商法的意思自治才有意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主体多元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内的活跃的各类市场主体体系。在我国，经济法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发展的功能还应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市场合格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六、结语

探讨经济法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无一国家不采用多种法律规范，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自己的法律体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范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强调的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者意思先定，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强调“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经营自由，以个益为本位。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一方参加者是以社会公共管理者身份出现的政府及其经济行政机关。从上述经济法功能的分析中可知，经济法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整，无一不是以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本位并且需要借助国家权力介入私权领域的。毫无疑问，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之法，属于公法的范畴。以往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是属于公法，但在某些方面具有私法属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重新审视民商法和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有助于民商法、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建立与独立。更有助于加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打通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有机联系的渠道，克服和避免长期以来经济法研究当中，总论和分论“两张皮”的现象，使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更具系统性和严谨性，从而增强经济法的说服力。

我国自从党的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经济立法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未能对经济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致使我国经济立法出现了本可避免的混乱，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法立法与经济立法混同；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商事立法关系不顺；经济法律体系内部层次紊乱，缺乏有机联系。表面看，经济立法轰轰烈烈，实际上，经济法立法冷冷清清。经济生活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规制这一基本的市场经济立法领域同时存在法律空白，导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无法可依。事实上，我国经济生活中现在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宏观调控不力、经济执法效果不佳等现象，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功能定位不准导致的结果。以民商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

参考文献：

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刘永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

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篇8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济法主体

【英文摘要】Economic law is the law aims to overcome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Sociality is the nature of economic law． As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balance between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the Third Sector is a new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adjustment and market adjustment mechanism， which incarnates the sociality nature and value of economic law， thus the Third Sector is an economic law subject matter．

【英文关键词】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economic law subject matter

一、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关系的法

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人们对市场和政府各自应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源能够目动达到最优配置，利己主义动机会驱使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实现社会利益；而政府，尽管是出于良好愿望和社会利益，试图干预资源配置过程，也往往会适得其反。斯密把政府活动仅限于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的维持和部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斯密给人们树立的是这样的信念——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信仰，通过引进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来论证市场机制的完美无缺。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消费者偏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而资源是否得到最优配置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市场调节方式是边际微调，通过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对比来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方向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出自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主张政府介入资源配置过程。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如失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经济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但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市场供求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它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之上的：首先，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一个企业有影响市场价格的市场势力；其次，不存在外部性，市场结果只与市场的参与者（买者与卖者）有关，对旁观者的福利没有影响；第三，不存在公共产品。但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

（一）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外在影响或效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依据个人或社会是否无偿地享受了额外收益或是否承受了不是由他导致的额外成本这一标准，外在性可分为积极的有利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经济）与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性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市场失灵，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原因在于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供给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而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需求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会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社会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公共物品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问题是与外部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表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关于公共物品，在经济理论上，萨缪尔森、桑德莫、植草益、布坎南等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定义与说明。一般地说，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或者说，把“这种消费排除困难性和消费区分的困难性较明显的物品”称为真正的公共物品，也就是“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打破了私人物品在市场均衡或最优供给数量条件下的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条件。第二，在公共物品消费上，会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角度看，由于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消费者会产生一种隐瞒或低报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从而达到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倾向，由此致使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中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一般来说，公共物品覆盖的人数越多，则免费搭车问题越严重，公共物品由私人市场提供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小。概括地讲，消费者免费搭车动机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场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第三，在公共物品市场上，价格信号失灵。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公共物品消费过程中的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公共物品在价格形成与决定上会产生相当的困难。特别是“纯公共物品”，更是不可能形成价格，对于那些“准公共物品”也只能部分地形成价格。这样，市场价格信号便不能引导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由此而产生市场失灵。

（三）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问题。在市场交易中，一方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交易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不可能免费提供。这样，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使市场交易总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这将会带来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交易者之间相互“欺诈”和“寻租”问题。

市场的缺陷及市场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或者用布坎南的话来说：“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被广泛地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1}13“某些东西市场无能为力，所以要避开市场。例如，市场不能提供国防的需要”，“市场活动会使交易的后果（盈利或亏损）对交易双方以外的其它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2}65—66“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3}24“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所固有的自发性，即使在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自动回避由这种自发性所产生的各种弊端。”{4}101即使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有必要成立一个负责政府干预和控制的高层次结构，以便“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来完成取代它们。”{5}2

法律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而应当是促进经济的一种内在因素。经济学论证了以国家干预市场的必要性，但市场属于市民社会领域，公权力进入不仅意味其行为要影响整个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而且意味着对市场主体市场进入和经营行为自由的限制。在宪法和行政法未授权政府可以介入市场的前提下，尽管政府进入市场是必要和合理的，而从形式上必然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

要适应市场经济对国家干预的合理需要，应当有法律对政府干预市场予以授权，而传统法律部门是难以完美地实现这一任务。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法律的形式调整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这一选择实非出于偶然。经济法是伴随着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法律形式，它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的民商法，也区别于传统国家管理的行政法，在调整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经济法的特殊功能是民商法和行政法所无法替代的{6}国家通过经济法形式将干预经济的权力授予政府，解决了政府进入市场合法性问题，满足了市场对政府干预的需要。因此，对政府来讲，经济法是授权法和干预经济的法律依据。

二、经济法是克服政府干预失灵的法

市场失灵的领域，正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自然包括：由政府负责提供不能通过市场有效供给的公共物品；由政府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促使外部效应内在化；由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禁止垄断，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由政府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政府担当起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任务，干预经济的运行。

但如同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市场会失灵一样，政府同样会失灵；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而且政府失灵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的灾难，造成更大资源浪费。

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失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共决策失误。公共决择主要就是政府决策，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公共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困难、障碍或制约因素，使政府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这非但不能起到补充市场机制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市场失灵，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及社会灾难。

第二，政府扩张。帕金斯定律早已证明，政府自身具有扩张的本性。政府扩张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的增长，还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

第三，官僚机构的低效率。（1）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竞争；（2）政府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3）缺乏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第四，寻租。所谓寻租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而所谓的租或租金，按布坎南的说法是指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寻租活动导致“政府失败”，因为它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扭曲，或说它是资源无效配置的一个根源；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产品或新财富，只不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更大一部分的国民收入装进私人腰包；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权夺利，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不仅要确认政府的干预，同时还应当规范政府的干预，“权力运行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在国家权力中“最需要控制的是行政权力，这是由行政权的特点所决定的”{7}。“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征，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在国家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8}。“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立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9}80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关键是应该把握一个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政府的干预推向极端，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它放在一个足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框架之内。”{9}81经济法在授予政府干预权力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如何防止其干预权的滥用；既要从公共利益出发，为政府分配适当的干预权，也要从行政权的特点和一般公权力的本性出发，谨慎地为政府配置权力。

经济法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政府干预进行制约。程序既有保障权利的功能，也有限制权力的功能。正当程序作为行使干预权力机关的一种行为规则是对其滥用干预权力的直接限制，因此是一种最直接和有效的制约。要保证政府干预符合经济规律和有效弥补市场调节不足的实质性要求，还必须通过经济法在实体上进行制约。

三、第三部门在克服干预失灵中的作用

缘于“国家——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政治层面构造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层面构造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一系列“二元结构”，{10}260—270法律层面引申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的基本特点是：将国家和市场作为对立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在回答国家和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承担何种职能，发挥怎样作用的问题时，“要么是在相对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或不充分的市场间进行选择，要么是在相对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或不充分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11}5将国家或市场分别作为理想的、优于另一方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一方出现所谓失灵或失败现象时，认定另一方即是弥补该缺陷的合适选择。

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管理领域。由于市场的变动性极强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要设立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干预标准又是十分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现代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复杂化，政府（国家）面对着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已不能以唯一拥有理性原则和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自居，需要同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建立一种保持接触的、平衡的关系。

在国家领域（公域）和市场领域（私域）之外存在的非政府及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的潜力是巨大的，它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新的可能，第三部门及其社会机制将是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又一基本组织体系。当代社会发展表明，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不能互相替代，在人类社会中，不仅需要以市场调节机制为特征的竞争机制，更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为特征的合作机制，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稳定和有序。

第三部门构成了一种介乎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调节机制，此“中间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国家）与市场两个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起到政府与市场不能起的作用，把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分给第三部门去行使，可以减轻政府的权力负担，也能充分运用第三部门拥有的雄厚社会资源（如行业专家、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等等），更好地完成调控、干预经济运行的目的，让政府行为与中间调节机制相互协调、相互弥补，更好地实现国家的职能。{12}对此，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做出了深刻论述，他说：“不要将市场与政府对峙起来，而应该是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因为有可能存在足够多的中间形态的组织（包括那些以地方政府、合作社等为基础的中间形态）。”{13}303即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之间引入“第三只手”，即第三部门。它是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体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并介乎于两者之间，起到过渡和平衡作用。

具体而言，第三部门能够取如下作用：

（一）提供公共物品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哈耶克曾指出，经济学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两分法往往误导人们认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也是两分的，即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私人物品由市场（私营部门）提供。这样，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利也应当由政府独享。事实上，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所作的界分作这样的理解是毫无道理的。他认为，尽管政府应该提供某些物品或至少为其生产提供资助，但也不应当允许它在这过程中攫取垄断特权。人们动辄求诸政府的习惯以及人们动辄把既有可见的救济措施即刻适用于任何场合那种短视的欲求，常常会使政府抢先控制某个服务领域，结果堵死了人们获取更好结果的路径。正如科努尔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和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有一个第三领域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人们所谓的独立部门：它常常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当前仍由政府提供的服务。{14}

（二）降低干预成本

国家干预存在着干预成本，这种成本是市场预后获得效率的资源代价。在国家干预进程中，当干预成本大于干预收益时，干预是不经济的，是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原则相悖的，因此是不必要的。政府干预成本的一个很大的构成部分，是维持其庞大的机构和人员增长的成本。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在当代治理主义的精神下，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合法地使用暴力，决定重大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公平价值等方面，政府仍将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这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公民自组织等第三部门将与政府一道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利也将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可。

第三部门作为政府权力职能转移的主要承接载体，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精简机构的顺利实现。以往政府的公共权力大于社会权力，本来一些权力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由政府去做，必然设置相应的执行部门，导致社会自主管理的权限发展不起来，同时导致政府机构膨胀，管理和干预成本增高。随着政府对微观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放开，使得政府不必再设置许多微观经济管理部门，而是集中力量管好宏观，实现政府规模适中，人数适中，干预经济与社会事物的范围适中，干预经济方式适度的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促进精干政府的形成。

（三）克服国家干预的低效率

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15}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国家干预的低效率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干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干预的效率和效果。

独立自主的第三部门组织是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交流的有效渠道，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中介。第三部门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利益整合、利益表达、凝聚社会共识等活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定的渠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不输入决策系统，而是广泛流布于决策系统外部，作为影响决策的压力。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所表达的信息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则是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信息，第三部门的这些功能为政府合理决策、为政策执行中的自我纠偏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四）克服政府干预的非公正性可能

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可能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nalities）现象并非罕见。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是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部门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公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的稳定性的社会。在公民社会里，由私有产权制度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面临国家政治权力的威胁时，会自发组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动荡。这种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的有序化，而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一是稳定性的有序化社会。通过增加透明性、社会公开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利于制约腐败的产生，增进公共利益。

四、第三部门是经济法主体

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享有特定的权利、承担特定义务参与者，经济法主体与其他法主体的区别在于参与者参与到了不同其他法律关系的经济法关系中，从而享有经济法上所特有的权利、承担经济法上特有的义务，才有了显著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征。

社会性是经济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经济法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相联系。{16}因此，可以认为，公共经济利益的享有者、公共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才能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也就是说，是否享有公共经济利益、承担公共经济义务是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根本依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的补充和制衡，构成了一种介于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新的沟通和协调机制。这一点正符合经济法“社会本位”宗旨的内涵，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其宗旨是在国家干预下使整体经济和谐有序地发展，保障经济运行中各个方面和环节的有机配合，防止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的破坏。经济法价值取向是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又不使政府的权力过度扩张从而保障市场的自由，这与第三部门的功能具有极大的重合性。可见，第三部门体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它和市场、政府一起组成经济生活运行的有机体，享有公共经济利益、承担公共经济义务，自然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 参考文献

{1}詹姆斯·M·布坎南．吴良健等，译，自由、市场和国家（M），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2}佛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野武教、百百和．经济政策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4}佑腾经明．现代社会主义经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5}米德．明智的激进派经济政策指南：混合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1989．

{6}李昌麒，薛克鹏．论经济法的精神（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7}孙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J）．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8}光．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J）．中国书评（香港），1995，（1）．

{9}李昌麒．论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C）．经济法研究第1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郭冬乐．通向公平竞争之路（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

{12}郑少华：《经济法中的社团——从社会法视角展开》，载《法学》2000（2）。

{13}（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周立群等，译，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篇9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经济管理权

所谓宏观调控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综合，其基本目标是经济稳定增长、重大经济结构优化、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充分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必要条件。

宏观调控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国家行为必须由一定的代表机构来实施，为此，国家必须设立专门机构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职权。因此，国家这种行为与实施的手段在法律上表现为国家的特定权力及其行使职权的各种形式。

对国家来说，宏观调控是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承担的新的职能，是在过去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增加的经济管理职能。国家要以宏观的调控者和管理者的身份，积极地介入经济运行。而从国家的一般理论出发，国家的一切活动不外乎对经济运行的规划、协调、引导、限制和禁止，就国家作用的角度而言，这些活动都是管理活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的管理；在法律研究方面，也就可以从国家经济管理权方面展开对经济法的认识。

经济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自有人类社会之始，即有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作为社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对物的管理，即对生产、分配、消费、交换过程的经营、处理和协调。只是到了阶级社会，有了国家，管理才变成了对人的统治。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经济管理，应该包括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两方面，它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也不仅仅是利用行政权进行的控制、取缔、监察等行为，而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综合体系。

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责任，为研究的方便，我们从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考察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及特征，这便是经济管理权。直言之，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的对经济运行的预测、决策、组织、指挥、监督等诸权力的总称。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经济保护领域的运用和实施。

国家经济管理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一）传统经济体制的不足

经济体制是指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在近现代史上，世界上曾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市场机制和命令经济。而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或经济体制都存在不足。

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上起着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来反映各类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调节和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它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对于市场机制调节不足国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结果将是直接危及一国的政治经济秩序，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从实践上证明了国家担当宏观调控职能的必要性。

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虽然政府拥有包括经济管理在内的社会经济管理权，但由于忽视和排斥市场主体的作用，将动态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与经济保护的关系当作静态的事物对待，并不能很好地调控经济。

（二）国家经济管理权是一种社会管理权

传统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表明了国家经济管理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独立性。单纯市场机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无功能显示了国家必须在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作用；而计划体制或命令机制对经济运行调控的不足则显现出国家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保护经济的缺陷。由此，我们认为国家经济管理权是一种社会管理权，它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国家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计划、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扶助和救济等手段，采取对有害于整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事前预防措施以及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件后的迅速、紧急排碍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因此，它需要行政权的运用，需要国家或政府的积极参与。因此，很多人都据此认为经济管理权就是行政权，甚至认为经济法就是行政法。然而，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经济管理权与传统的行政权存在着显著区别：

1.经济管理权产生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弥补市场失灵的必要补充。其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协调发展，经济管理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政权产生于国家的警察职能，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必要手段，其目标是在不干预经济个体自由意志的前提下，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持公共安全，传统行政权产生的基础是国家利益。

2.国家经济管理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干预权，它具体地表现为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积极主动地对经济个体的自由意志施加影响，通过禁止、促进、激励、诱导、扶助等各种方式对经济个体与经济有关的行为进行干预，以保证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宏观调控的思想指导下，事前的预防措施在国家经济管理权的行使过程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传统行政权则是一种消极的限制权，它是在市场主体的行为严重侵害社会或他人利益以至造成后果时才发挥作用，并且仅将其范围限制在恢复原有秩序的范围之内，行政主体不得干预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不得直接参与到他们的关系之中去。

3.经济管理权的行使既包括传统的权力手段，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行政行为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还包括非权力手段，行政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扶助等各种非权力手段在经济法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权力手段运用得更为广泛和普遍。传统的行政权的行使主要是依靠权力手段，行政机关在有限的裁量权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

4.经济管理权行使的主体比较广泛，它尤其重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性特点，尊重社会管理权的自治，并且保障公民参与，广泛地吸收公民和社会团体参加经济管理的预测与决策。传统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比较单一，仅限于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授权的组织，强调行政的统一性，与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协商或妥协的关系。

诚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也显现出各种变化，其行政范围、行政手段、行政措施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变动。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变动恰恰是国家职能的变化和扩展的结果，正是这些变化引起了新的权力理论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的确立。因此，传统行政权的变化既是国家经济管理权产生的基础，又是国家经济管理权产生的结果。从理论上正确地认识国家经济管理权的性质和特征是把握经济法的性质和特征的又一角度。

二、国家经济管理权行使的特殊方式-经济行政合同与经济行政指导

如前所述，国家经济管理权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干预权，具体地表现为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加以影响，通过禁止、促进、激励、诱导、扶助等各种方式对市场主体与经济有关的行为进行干预，以保证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宏观调控的思想指导下，事前的预防措施在国家经济管理权的行使过程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国家经济管理目标实现的需要，国家经济管理权的行使既包括传统的权力手段，即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行政行为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还包括非权力手段，行政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扶助等在经济法得到了广泛运用。由于权力手段在过去的经济法研究中已有很多成果，且从本质上看，权力手段是国家行政权在经济领域的直接运用，法律必然赋予这类手段以强制执行力，因而，它们应该也必须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而非权力手段则不然，虽然它们也经常由国家或政府所采用，但是，国家或政府在运用这类手段时，主要是积极地鼓励和诱导，不能对市场主体采取强制措施，因而，这类手段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有强制执行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或鼓励诱导措施能否得到实效，必须取决于市场主体的接受与认可。仅此而言，就不难发现经济法中权力手段与非权力手段的巨大差异，对于经济法规范中的这一特殊现象，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此，仅研究非权力手段中运用最普遍的两种-经济行政合同和经济行政指导。

（一）经济行政合同

经济行政合同是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经济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为保护和改善经济，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确立、变更或消灭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协议。它作为合同的一种形式，必须具备合同的基本属性；同时由于其前提和基础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它又具有一般民事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概括地说，经济行政合同具有如下特征：

1.经济行政合同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这是作为合同的必备条件，合同必须是确立、变更和消灭双方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对经济管理机关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管理行为。它与经济管理机关依单方面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行政命令不同，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该行为不能成立。

2.经济行政合同要求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但又允许经济管理机关保留一定的特权。前者表明了合同的基本属性，与民事合同一样，没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例如，在某单位与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签订的经济保护承包合同中，双方显然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若无相对人的承诺，合同关系便不能成立。后者表明了合同的“行政”属性，即经济行政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经济管理机关又具有某些单方意思表示的特权。由于经济和经济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经济管理机关有权根据经济问题和经济管理目标的变化，及时指挥合同的履行，在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有权变更甚至解除合同等等。但是，即使是这种特权也不同于单方面性的经济行政行为：第一，经济管理机关的这种特权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它是经济管理相对人认可的一种特权。单方面的经济行政行为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不平等无需经过对方的同意即可发生效力。第二，经济管理机关在合同权的行使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必需、且当事人的行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为代价。单方面的行政行为则不具备这一特征。简言之，经济行政合同的订立必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经济管理机关的特权也必须照顾相对人的利益。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意思表示一致。

3.必须以经济管理机关为一方主体。这一特点使经济行政合同符合一般行政行为的特点而不同于民事合同。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对合同双方而言，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另一方。而经济行政合同只能是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经济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至少有一方必须是经济管理机关，当事人不得自由选择。民事合同的双方，在确定、变更、终止民事关系时，相互之间始终处于平等地位。而经济行政合同的双方，在确定、变更、终止合同关系前，是基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合同关系成立后，也以一方享有特权为特征。经济行政合同仍体现了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性这一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不是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它不同于民事合同，目的不在于直接的经济利益，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民事合同尤其是经济民事合同的结果可能客观上有利于整体经济利益，但它最直接的目的是法人或公民的自身利益。而经济行政合同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施经济管理，有利于公共利益，因此，它不能完全遵循自愿平等、互利和等价有偿的原则。

由于经济行政合同目的的特殊性，使得其与民事合同具有很大的差别。首先，在合同条款中常常规定了经济管理机关的特权；其次，为保证经济管理职能的实施，有些合同的签订不是自愿的，而是带有强迫性；第三，合同的标的不是价值规律的体现，而是公平原则的体现。

经济行政合同是一种灵活的行政行为，它作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与保留经济管理机关一定特权的有机统一体，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1.经济行政合同既能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又保留了管理者的一定特权。从经济行政合同的特征可以看出：它既不像经济行政命令那样僵硬，又不像民事合同那样随便。在经济行政命令中，相对人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只负责执行而无须负责执行的结果，但在经济行政合同中，事先确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对人必须对执行的结果负责，因而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如果发生相对人违约的情况，经济管理机关有权依合同追究其责任。

2.经济行政合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单纯行政命令的不足，弥补法律规定不完善、地方规章效力不足的现状，并可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严于法律、法规的约定。在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出现，使得经济管理不可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必须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加以补充。而在目前我国的经济管理法规尚不十分完善、地方立法更欠完备的情况下，经济管理机关可以根据经济管理的目标和职能，以经济行政合同的方式弥补其不足。

3.经济行政合同是遵循经济管理社会性、灵活性特点，灵活管理的有效手段。经济管理必须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为前提，且对于经济的管理，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统一，以强硬的行政命令手段是难以奏效的。然而，国家为实现管理经济的职能，使经济的发展符合协调发展的要求也必须表现出一定的意图，这时，采用经济行政合同的方式比单纯的行政命令要好得多。经济行政合同既便于实现国家管理经济的意图又保留了制裁对方违约的可能性，而且可以发挥相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合同的形式，将管理建立在科学的、符合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

经济行政合同的订立，较之于民事合同，在订立的权限、方式和相对人选择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不如民事合同自由。经济管理机关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机关，无权自由处分公共权力。

经济行政合同的缔结权限，即经济管理机关订立经济行政合同的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经济行政合同的缔结大多根据经济政策，而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但从长远来看，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经济管理机关签订经济行政合同的权力，以保证经济行政合同的稳定性及其运用范围，克服相对人的怕变心理。

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只能在其管辖的经济事务范围内签定经济行政合同，但由于现在我国经济管理机关的权限因种种原因尚不稳定，因此，凡涉及重大问题且有权限争议时，应由政府协商，并取得明确授权。

经济行政合同的条款，是经济行政合同的核心，它直接反映着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基本依据。经济行政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一般行政合同所应具备的主要条款，包括标的、经济指标、价款和酬金、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等五项。这是任何合同都必须具备的条款。第二类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按经济行政合同的性质所必须具备的条款。这是各种具体合同中所特有的必备条款，其内容取决于经济法的明确规定或合同的具体性质。第三类是当事人一方要求必须规定的条款，如经济管理机关因其特殊性所享有的特权并经相对人认可的特殊要求。

经济行政合同的履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从合同订立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不可忽视，一是经济管理机关在合同履行中享有特权，二是当事人双方的合同责任有较大的差别。一般来说，相对人一方的责任及其奖罚都是明确具体的，而经济管理机关的责任则难以明确具体，根据现有的各种合同中关于经济管理机关一方义务的含糊措词很难依法追究其责任。因此，解决经济行政合同的法律依据问题，是保证合同履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经济行政指导

经济行政指导是指经济管理机关为谋求经济保护目标的实现，期待相对人任意的协作、自发的行动而提出的劝告、建议、指示、希望等非权力行为的总称。它是一种事实行为。这种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存在是必要的：

1.经济领域广泛复杂且技术化、专业化程度很高，经济管理机关在无适当立法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肩负管理责任，以弥补法律的不存在或不完善。

2.经济管理机关可以不通过命令或强制措施圆满灵活地实现预期的经济保护目标，而不引起摩擦或抵抗，同时也保障对方主张自己意见的机会。

3.经济发展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事项的复杂化，使得经济管理机关也有必要向社会和公民提供知识和技术。

经济行政指导是一种由经济管理机关通过向对方做工作，期待对方实施管理机关意图的行为。它从法律形式上不具有对相对人的强制力或法的拘束力，相反是在相对人任意合作下实现管理目的的行为形式。因此，经济行政指导与经济行政行为有着显著区别，它是一种非权力手段。但是，由于经济行政指导是经济管理机关的行为，而经济管理机关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享有的统治地位使经济行政指导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抑制作用。指在某种意义上，对相对人的行为事实上具有抑制效果。如技术监督局认为有违反经济法特别规定的行为时，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劝告，或劝告可能遭受危害的企业、居民采取必要措施等。

2.协助作用。指保护相对人并予以协助的作用。例如建设局对建设单位进行必要的指导。

3.调整作用。指调整相对人的利益关系。当企业相互间或企业与居民间发生的经济纠纷有可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时，通过关系人的互让和协作来调整其利害关系。如企业与消费者发生纠纷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该纠纷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进行劝告，促使其达成协议。

4.引导作用。指为实施或实现一定的政策或计划而引导相对人的行为的作用。

从经济行政指导的作用可以看出，它对相对人不具有法的拘束力。但由于经济管理机关往往通过向服从行政指导的人提供一定的利益（如综合利用产品的价格优惠、税收优惠等）或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经济管理机关的支配地位，经济行政指导对相对人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但不是法律上的。因此，对不服从经济行政指导者，不得强迫执行经济行政指导的内容，或对该不服从者适用罚则。

经济行政指导在各国经济法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不够深入，关于经济行政指导的各种法律问题，如经济行政指导与依法授权、法律对经济行政指导的拘束、经济行政指导中的裁量权、经济行政指导与经济行政救济等等，均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2.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王清云等：《行政法律行为》，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4.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修订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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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调控经济；比较研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199-02

收稿日期：2013-09-28

作者简介：贺思文（1988-），女，湖南益阳人，硕士，从事商业银行管理研究。

政府调控经济竞争力是指政府调整与控制经济社会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金融手段、计划手段、行政管理手段、经济法制手段等来规范与调控社会与经济，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法律法规，确定发展战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的行为。政府具有的经济职能也决定了其对社会和经济进行调控的必要性。衡量政府调控经济竞争力的指标选取了GDP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

一、泛珠九省区各政府调控经济竞争力的现状比较

1.GDP增长率。表1中可以看出，泛珠九省区各省GDP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率最高的是海南省为15.8%，其次分别为四川、湖南、广西和江西，GDP增长率分别为15.1%、14.5%、14.2%和14%。GDP增长率最低的是广东省为12.2，但广东省GDP总量基数较大。需要指出的是，海南、四川、湖南、广西和江西几省还处在经济发展阶段，虽然GDP增长率较高，但这一增长对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广东省已经进入比较成熟阶段，经济增长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较低。

GDP衡量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创造的总财富，对于单个个体所创造的财富，常用人均GDP来衡量。从人均GDP增长率来看，泛珠九省区内各省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2%，其中贵州省以16.9%列泛珠九省区第一，最低的却是广东省为10.8%，这与广东省的的人均GDP基数有较大的关系。

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几乎总会影响金融市场走势。表1中可以看出，泛珠九省区内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都在15%以上，处于高增长区间。具体来说，增长率最高的是云南省为21.9%，其次为海南、江西、贵州、湖南和四川，其增长率分别为19.5%、19%、18.9%、18.8%和18.7%，中国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为18.3%，泛珠九省区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广西和广东，分别为17.2%和16.9%。

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一个滞后的数据，但却是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它还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上页表1中可以看出，泛珠九省区中各省的CPI均在5%以下，并且大部分在3%左右。具体来说，最高的是海南省为104.8，其次是云南省为103.7，其余7个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3.3，这就是说泛珠九省区内各省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经济运行比较稳定，政府调控恰当，且市场行为比较理性。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同CPI一样，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以上页表1中可以看出，泛珠九省区内各省PPI有一定的差异，最高的是江西省为115.3，其次是广西自治区为112.0。另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5.5的还有云南、海南、湖南等，这几个省虽然高于平均水平，但都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PPI最低的是广东省为103.2，与其CPI103.1基本对应，属于调控能力比较强的表现。

4.城镇登记失业率。就业是经济社会的“晴雨表”，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既是一个对失业率控制的指标，又是对其他指标状况的一个综合反映。从上页表1中可以看出，泛珠九省内各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均在5%以下。具体来看，云南省与湖南省失业率最高，并列第一位4.2%。最低的是广东省为2.5%，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泛珠九省区都清楚的认识到，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民生的改善就无从谈起，也都很重视控制失业和促进就业，在这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

二、对于加强政府发展经济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指标的分析，明确了泛珠九省区各政府调控经济竞争能力的情况。九省区各省所处情况也有所区别，因此应结合各自的特点给出不同的对策建议。

1.对于东部地区的广东省与福建省来说。根据上文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广东、福建两省政府在调控经济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对于这两省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一是促进政府向民生型政府的转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于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二是加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与调整，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

2.对于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南和四川省来说。江西省是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内陆对外开放省份，但其调控经济竞争力并未完全地发挥出来，主要的问题是稳定物价方面有所欠缺。因此，对于江西省的建议主要有：一是促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搞好公共服务，降低政府成本，提升政府效率；二是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制定完善的市场支撑体系，稳定物价。湖南和四川省经济发展在中国处于中游水平，调控经济竞争力比较薄弱，有上升的空间。因此，对于这两个省的政策建议有：第一，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第二，增强调控的预见性，加强对商品价格的管制。

3.对于西部地区的海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省。上述四个省份情况类似，均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这就需要政府在调控经济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对于上述四省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逐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持续改善民生状况，日益提高偏远、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二是推进社会事业体制创新，推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建平，李闽榕，高燕京.中国省域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0—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王丽娅，陈弦.泛珠九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3] 徐贤春.地方政府能力评估——浙江省11个城市的比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