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传播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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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网络传播现状分析

[论文摘要]：网络是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它是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一种新型信息传播载体，网络传播信息更加自由，便捷，快速，成本也更为低廉，从当前网络信息传播的现状展开分析，对网络传播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探讨。

网络是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网络信息传播手段的诞生，打破了以往信息传播媒介易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局限性，网络信息传播以一种超常的魅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对网络信息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网络传播

了解网络传播之前，我们需要对传播进行科学的定义。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对传播的定义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网络传播就是指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为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它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做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根据笔者的研究和和总结，我们倾向于这样定义网络传播：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具有三个基本的特点：①全球性，网络传播的全球性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而不断发展的。成熟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低廉的网络运行成本为网络传播的全球性提供了软硬件保障；网络操作的简便化和大量网民的存在又为网络信息浏览提供了人才支持；②交互性，交互性是网络传播相对于其它媒介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网络传播的互动性更强，信息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可以进行良好的、实时的、畅通的交流。③超文本链接方式。这是网络传播的独有特征，网络上的信息传播是以网络地址的形式存在，进行信息传播和接受就是反复切换不同的超文本链接。网络信息传播实现了信息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实现了传播手段的创新。

二、网络信息传播现状分析

网络自诞生以来便被迅速地运用于信息传播，网络传播媒介的诞生丰富了信息传播的媒介，当前网络传播媒介体现出以下的一些特征：

（一）网络传播的优势分析

网络媒介相对于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其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即时性（网上进行信息不需要烦琐的制作程序，简单、运行快速，从而保证了信息的即时性）、便捷性（在网络上进行信息，不需要掌握高深的技术，不需要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只需要一台运行正常的电脑和联通的网线）、低成本性（网络传播的低成本性是由于其对设备、技术的要求简单）、高参与性（网络传播的高参与性是与便捷性、低成本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互动性（高互动性是网络传播的一大特征，网络传播转变了信息接受主体的被动地位，使其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获取者，可以在网络的信息库里任意索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网络传播媒介的这些优势使得网络媒介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社会主流媒介并得到了良好的应用。

（二）网络传播的不足分析

事物总是辨证的，网络传播也不例外。网络传播在体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在今后加以克服。

1．加强信息管理，营造和谐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

网络传播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具有便捷性、即时性、低成本性、高参与性和高互动性的特征，这同时会导致网络传播监管的复杂性。事实上，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实现的网络传播目前日益表现出其监管的难度。当前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虚假信息（如诈骗信息等等）、违法信息（如黄、赌、毒信息和其他法律、法规进行的信息等）这些信息的存在一方面破坏了和谐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给网络用户造成了不便，另一方面，对信息接受着传递不良信息，危害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严厉打击网上黄赌毒信息就是网络监管难的反映。因而必须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监管力度，加快制订网络信息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相关监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严厉打击不良网上信息传播行为。

2．加强网络技术安全保护研究，提高网络信息传播的安全性

安全性是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要求。当前由于大量黑客、计算机病毒等的存在网络信息传递的安全性不强。信息者的信息可能会在信息传输过程中丢失，甚至被篡改，从而难以实现信息的初始目的；源信息和保存下来的信息储存在电脑中也可能会由于木马、病毒、黑客的攻击而造成损坏无法使用。因而必须加强电脑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提高防火墙、杀毒软件等在网络安全保障中的性能。

网络媒体目前由于其良好的应用优势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其存在的不足，我们相信将会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而被克服。

参考文献：

[1]毕耕著，《网络传播学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2]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网络传播》，网络传播杂志社2004年.

[3]程洁，张健著，《网络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4]王军编著，《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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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定时播放 修改草案 调整

问题的提出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与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相比，内容修改了许多，其中草案一稿和草案二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和转播等问题，在播放权中增加了有线播放，同时为避免与广播混淆，将名称由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草案二稿又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改回仅适用于交互式传播，而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方式改由播放权调整，同样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这样的调整并非是单纯地回到原点，信息网络传播权从首次出现在2001年的《著作权法》中，到这两次的修改，都体现了立法者因技术的发展而对其进行的深入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了《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对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进行了协调。

WCT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其前半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即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传播作品，都应受到作者专有权利的控制。

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需要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进行立法。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原告认为，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原告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和张承志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www服务器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对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告认为，在国际互联网上应当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等问题无法可循。一审法院最后依据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即兜底条款，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于2001年修订时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定义直接来自WCT第8条的后半句，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2001年的《著作权法》来看，被告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有学者指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交互式传播”。这种“交互式传播”在技术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的，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以及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这种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对特定电影的传输是在这个特定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发生的，是两个“点”之间的传输，而不是由服务器这一个“点”同时向无数个不特定的“点”进行的传输。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权利，其对遏制网络侵权行为，解决网络侵权纠纷，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并未完全解决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网络定时播放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定时播放行为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导致判决结果不尽一致。

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利用网络电视软件，节目表，按照节目表规定的时间定时播放节目，使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网络电视软件在线观看播出的节目。

（一）观点一：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在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成功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通过互联网定时播放权利人的32集电视剧《奋斗》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时越公司辩称，其对《奋斗》的使用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使用范围，因为网络用户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观看《奋斗》的任意一集，而只能看到网站定时播放的那一集。

一审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所规定的“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法律并未规定要使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的全部或任意一部分内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者才构成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虽然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奋斗》的全部或任意一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网站正在播放的那一集的内容。因此，北京时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奋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主张，认为，互联网用户通过悠视网能够观看该电视剧的内容，即使悠视网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观点二：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而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至于构成对何种权利的侵犯，因现行《著作权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最后只能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

如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简称安乐影片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在其经营的悠视网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片《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该网站确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上观看和下载涉案影片《霍元甲》。法院认定被告北京时越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安乐影片公司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下载、传播的权利，因此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认定被告侵权。

二审中，法院进一步解释了应对“定时播放”适用“兜底权利”的理由：“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的是“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行为，即网络用户对何时、何地获得特定作品可以主动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的安排。本案中，“悠视网”提供的是对涉案电影作品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网络用户只能在该网站安排的特定时间才能获得特定的内容，而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该种网络传播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限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同时，因该种行为亦不能由《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所明确列举的其他财产权所调整，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整的范围是正确的。这是法院继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后再次适用“兜底条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印发的《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进行调整”。此外，网络环境下的直播行为和转播行为，由于其不具有“交互性”特征，同样不能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调整。

著作权修改草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直播和转播等问题，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方式，表达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直播、转播或者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中已出现的问题，但仍有问题值得探讨。

从草案一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将交互式传播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是在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基础上所做的扩张，“信息网络环境”可以理解为计算机互联网环境，这样的界定与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并不能同步。

首先，信息网络除了计算机互联网以外，还有其他网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的《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将信息网络定义为“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其次，交互式传播并非只在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才能实现。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中，电视机用户除了能够接收电视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节目表播放节目外，还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个性化地选择电视台近一周播放过的节目。该公司提供的这一技术，符合“交互式传播”的两个技术特征，即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过自主研发，推出了数字广播服务。数字广播打破了常规的按照节目播出时间收听节目的模式，利用数字信道，将大量的节目下载到数字广播接收器“听立方”内，实现广播错时收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欢的节目也可收藏起来反复收听。这种数字广播也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征。

再次，“三网融合”即“三网合一”，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将趋于一致，网络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将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

草案二稿对草案一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权利”，同时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及转播等非交互式传播方式纳入播放权调整范围。草案一稿关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以传播介质为基础，对两个权利内容的界定并不清晰。而草案二稿则以传播方式为基础，将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既解决了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又能符合科技发展特别是“三网融合”的现状和趋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57号，1999

2.王迁著.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3.杨静.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J].电子知识产权，2009（4）

4.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2008

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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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深度链接,共犯,克制

    随着网络链接技术在互联网中的广泛应用,链接行为的法律争议逐渐进入法学视野。网络链接一般分为浅度链接与深度链接。浅度链接即对第三方网站首页或其他网页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之后,即会脱离设链网站,进入被链接的网页。此时用户浏览器中显示的网络地址为被链接的网页地址,而不再是设链网站的地址。而深度链接则是对第三方网站中存储的文件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之后,即可以在不脱离设链网站情况下,从第三方网站下载该文件,或在线打开来自于第三方网站的文件,欣赏其中的作品。此时用户浏览器中显示的网络地址仍然为设链网站的地址,而不是被链接的文件在第三方网站的地址。[1]实践中,“判断链接行为是深度链接抑或一般链接,主要是根据链接行为中被链接网站能否清晰地显示被链接网站的标志。如果能够显示被链接网站的标志则是一般链接,如果只显示设链者网站的标志则是深度链接。”[2]由于深度链接将被链接网站中存储的内容作为自己网站的内容提供给网络用户,各方对深度链接行为的评价不一,特别是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上,存在诸多模糊与争议。本文试图结合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规定”),对上述深度链接争议问题进行分析。

    一、行为属性:深度链接是信息网络传播的帮助行为

    深度链接由于直接指向被链网站的作品,且使用户误以为是设链网站自己的作品,致使权利人认为设链者通过深度链接侵犯了自己的着作权。因此有观点认为,设链者通过深度链接向公众提供了被链作品,即被侵权的作品通过网络深度链接而得以传播,因而深度链接是一种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根据《着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规定”第3条也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这两条的规定都明确指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一种“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由此可以推出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网络传播行为”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的定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将作品上传至向公众开放的服务器,就会使公众能够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登录服务器,以在线欣赏或下载的方式获得作品,因此上传行为无疑属于“网络传播行为”。[3]

    但是对于并非直接针对作品本身、不具有上传作品行为的深度链接行为,能否认为也是一种“向公众提供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呢?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网络传播行为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核心,只要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皆可认为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深度链接作为一种网络技术,其在网络中传播作品的行为当然应当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犯了作品所有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不赞同该观点,深度链接不是一种直接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从上述规定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定义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复合行为。“从技术上说,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过程可分解为数字化、上载、下载和浏览等一系列子过程,是数字化(永久复制)+上载(永久复制+传输)+浏览(临时复制+传输)+下载(临时复制+永久复制+传输)等一系列使用作品方式的混合。”[4]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核心在于提供(即上传)作品,使公众能够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其他任何没有将文件‘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的行为,都不构成‘网络传播行为’。”[5]深度链接从技术角度看,并不上传作品本身,其提供的只是作品的路径指引,即起到的是居间作用,帮助用户找到作品,或者帮助作品上传者进一步传播作品。因此,深度链接行为缺乏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提供”作品的要件,并不属于直接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有观点认为,对于侵犯着作权的侵权复制品的链接,实际上已经开始完全独立化,成为一种独立的“复制、发行”侵权复制品等的犯罪行为。[6]但笔者认为,深度链接不具有独立性,其在侵权中充其量是一种帮助侵权的行为。深度链接对作品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其并非对作品的直接侵权,也不是一种提供作品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规定”第3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该解释对侵权行为做了明确的规定,即侵权行为应当是一种提供作品的行为,即将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但正如上文所述,深度链接并未直接将作品本身置于信息网络中,而是向用户提供了指明作品所在之处的链接。直接上传的作品毫无疑问能够满足“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这一要素,但是深度链接紧密依附于被链者,其作品能否取得、取得什么样的作品均取决于被链者,被链者对作品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时,公众能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一旦被链者对作品采取加密、收费等保护措施或者删除了作品,设链者就无法保证“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因此,深度链接作为一种路径指引的传播方式,完全依赖于被链者,其只能是以设链的方式扩大被链网站已上传作品的影响,引导更多网络用户从被链网站获取作品。被链网站上传作品的行为就是《着作权法》中最为典型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深度链接是在被链网站上传作品的基础上,帮助原本即可为公众所获取的作品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能够为更多的网络用户获取,故深度链接的实质只能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帮助行为。

    二、共犯分析:深度链接构成侵犯着作权罪共犯的障碍

    一般而言,刑法处罚的是严重的直接侵权行为:深度链接不是直接的、独立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是间接的、依附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帮助行为,属于间接侵权行为。知识产权犯罪中,“对于间接侵权行为,我国刑法只规制传统的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7]那么刑法应当如何评价间接侵权的深度链接行为呢?刑法对于帮助行为的惩处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分则将帮助行为独立化,单独规定一个罪名予以处罚,不再按照共同犯罪处理,如协助组织罪;另一种则是按照总则的共犯理论,根据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刑法分则未将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前提下,帮助行为构成主行为的帮助犯。现有的刑法分则罪名并没有对帮助传播的深度链接行为做出单独的规定,那么,深度链接行为是否当然可以构成侵犯着作权罪的帮助犯呢?

    从民事角度看,间接侵权是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或即将实施为前提,没有直接侵权就不会产生间接侵权。如果被链者的作品已经经过权利人授权而置于网络中进行传播的,那么由于不存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也就无从谈及设链者的帮助侵权问题,更不可能构成侵犯着作权罪的共同犯罪了。因此,此处讨论共同犯罪是以被链者的作品存在侵权情形为前提。如果被链者与设链者经过共谋,由被链者上传作品、设链者设置深度链接传播侵权作品,对被链者和设链者以侵犯着作权罪的共同犯罪处罚。但实践中,设链者与被链者之间往往不存在双向意思联络,一般是设链者出于利益考量,私自对被链者上传的作品设置深度链接,并从中谋取利益,与此同时帮助了被链者传播了侵权作品,但被链者对此毫不知情。对于这种情形,设链者是否可以侵犯着作权罪的共犯论处?

    我国刑法通说认为,典型的共同犯罪在主观方面要求双方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但是深度链接行为中设链者与被链者之间缺乏双向的意思联络,显然不能构成刑法规定的典型共同犯罪。从刑法理论的角度看,如果行为人之间没有形成相互的意思联络,只有一方行为人以参与的意思分担了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称之为片面共犯。[8]虽然有学者对片面共犯持否定态度,[9]但实践中还是对片面共犯予以了肯定。如我国《刑法》第198条保险诈骗罪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帮助侵犯着作权行为能否也同样可以片面共犯论处呢?这涉及到片面共犯的性质问题,如果片面共犯不是共同犯罪,属于法律拟制,那么只有刑法明文规定的才能适用;如果片面共犯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属于注意规定,则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罪名。有学者认为,片面共犯不属于共同犯罪,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片面共犯的场合,各行为人并非均知晓是在与他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而是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故而缺乏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和以认识因素为存在前提的意志因素;二是即使不承认片面共犯,也可以对相关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10]但笔者认为,片面共犯的规定是一种注意性规定,其具有共同犯罪的基础特征,应当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罪名。第一,共同故意既包括相互认识形态即“全面合意”,也包括单方面的认识形态即“片面合意”。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里的“共同故意”不同于单个人的犯罪故意,其不仅要求各共同犯罪人有对自己行为犯罪性的认识,而且还要求其认识到自己是在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只要行为人中由一方具有这些认识,就应当认为其主观方面已经符合了理论上对共同犯罪人的要求。片面共犯的片面合意理应属于共同故意的一种第二,片面共犯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质。共同犯罪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使那些表面上未达到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人接受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相适应的刑罚处罚。片面共犯虽然仅单方面具有与他人实施共同犯罪之故意,但是其犯罪仍然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理应按共同犯罪来处罚。[11]如果不承认片面共犯,则有可能使共犯利用正犯实现犯罪后逃脱刑法的惩罚。因此,片面共犯的概念并未突破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立法的原有之意,属于共同犯罪的注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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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传播模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向公众传播；立法路径；个性化推荐系统

中图分类号：D92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2010407

Abstract： The Three Networks Convergence has led to multiple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hich has promoted the rapid rise of the emerging communication mode. The divis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legislative path of “interaction” and “non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cannot completely cover the increasingly emerging means of transmission. The new mod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t the moment of the big bang of the inform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spond to the legislative level， so the “Copy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Draf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pyright Law”） will continue to regard “interaction” and “noninteraction” as an important guide to legi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eatur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action” and “noninteraction”， examined the emerging communication mode which is between “interaction” and “noninteraction” and is represented by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ystem， and studied the legislative path and concrete practice of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foreign legis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network and mobile can form the new communication mode between “interaction” and “noninteraction” by collecting historical data and analyzing preferences of users to push the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e the emerging mode of transmission through interpret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spreading to the public” as well as the technologyneutral legislative path； the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China only standards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ignoring the regulation of emerging communication mode. It should increase provisions about “other acts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to keep status quo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provision of “interaction” and “noninteraction”， and then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xisting legal provisions to the “spreading to the public right”， which will provide leg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communication mode.

Key words： emerging communication mode； information network spreading right； spreading to the public； legislative path；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ystem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三网融合推广方案》，要求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在全国全面推进三网融合，推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并在其基础上实现促进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三网融合已经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带动了传播技术上的多重变革，不仅“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任何一项专有权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规则之外[1]，而且传统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也越来越无法控制和解决新的信息传播手段产生的著作权问题[2]。传统意义上对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鞑ヂ肪肚分已经不能满足传播模式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从技术上看，“非交互式”传播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作品传播的单方发起性和“点对多”的受众不特定性两大特征，它既不是有线传播广播，也不是无线转播广播，而属于网络转播。“交互式”传播在技术上的特点在于信息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的，以及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3]。仔细分析两者的特点可以发现，“非交互式”传播与“交互式”传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接收时间与地点的可控性，接收内容是否体现接受者的喜好选择。但随着技术的不断推动，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不断发展且日臻成熟，亟需立法层面予以回应。

一、新技术推动下新兴传播

模式的诞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应运而生，其特征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属于单方输出的传播行为，具有“非交互式”传播单方发起性的特征，用户对于其所传播的内容不具有完全的可控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云储存技术或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存储空间实现接收时间和地点的相对可控性，并且借助个性化推荐技术的演算、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和浏览历史推送符合用户喜好的信息，在一定程度内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以及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总而言之，这种新兴传播模式不再局限于非交互性的信息“单向传播”，但又不能笼统地归结为具有完全交互性的“双向传播”。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个性化推荐系统，它通过合理的方法利用用户的相关信息，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新闻推荐排序，从而实现新闻推荐的个性化[4]。 具体而言，个性化推荐系统是通过采集用户历史数据和分析用户喜好偏爱的自动判断并进行相应推送，作品的传播不再是由单方发起，也突破了“非交互式”传播“点对多”的特点，但其所推送的内容也并非是由用户的行为直接触发的，用户对其内容也不具有选择的空间，成为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之间的一种新的传播模式。这一个性化的推荐系统是由Robert等人在1995年的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上首次提出，其本质在于根据收集到的用户兴趣特点主动向用户提供其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以新闻客户端为例，根据CNITResearch（中国IT研究中心）2015年7月的《2015年Q2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产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在2015年第二季度的国内手机新闻客户端累计用户市场份额中，主打“你关心的才是头条”的今日头条和主打“聚合全网资讯，为您精准推荐”的百度新闻已经分别占到了整个市场份额的12.6%和2.0%，而今日头条的日均活跃用户数均已经超过1 000万，而全球领先的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挖掘和整合营销机构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在2016年年初了《2015～2016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今日头条的活跃用户已经占到了手机新闻客户端活跃用户的32.1%，百度新闻占到了10.5%[5]。由此看来，具有个性化推荐性能的新闻客户端已经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我们可以以一个基于Android智能终端的个性化新闻推荐系统来阐释这一系统的主要原理，并将其概括为3个阶段，图1是Android智能终端的个性化新闻推荐系统的工作原理。

第一阶段是基于用户在注册时选择感兴趣新闻分类进行的粗粒度推荐，由于缺少关于用户喜好的详细测评和数据，个性化推荐系统缺少足够的素材进行分析，所以在这一阶段基于用户的第一次个人喜好表述进行信息推荐，使其接收到的信息有了大致方向，同时开始关于用户偏好的最初历史数据积累。因此，这不再是单调的“单方发起”的传播，也不是绝对的“点对多”传播，是带有一定的“交互式”传播的雏形。

第二阶段是在有了充足的用户访问历史积累之后基于内容的新闻推荐，在个性化推荐系统所积累的用户历史行为记录数量达到系统设定的阈值时，系统开始使用基于内容的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向用户进行推荐，并且这种推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用户的历史积累和推荐信息之间不断地进行循环往复的更新，使得系统所推荐的信息能够紧跟用户的偏好变化，至此虽然用户没有直接地进行兴趣和偏好的选择和认定，但在用户进行一次次阅读和点击的同时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更新。个性化推荐系统会将上述基于历史记录预测到的评分集合存储至数据库，在将评分集合按照评分高低进行降序排列后，作为最后的推荐结果列表返回给客户端从而呈现在用户面前。在这一阶段，用户依然未主动地触发信息的传输，也未能完全自主地选择接收的内容，但信息的传输已经不再是单方所发起，而是推荐系统根据用户大量的喜好表述而判断、推送的，不同的用户收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阶段是优化阶段，是基于内容和用户协同过滤混合的新闻推荐，即在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生成推荐结果质量不足的情况下，辅以基于内容的推荐结果，最后将两种推荐算法生成的结果混合后进行排序，存入数据库并返回给客户端[6]。

上述的三个阶段无所不见一种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基于用户对软件的反馈，个性推荐系统也能够对用户的偏好进行判断从而推送相应的信息，促使推荐行为摆脱了“作品传播的单方发起性”，用户的不同历史记录和喜好表述又使得推荐行为摆脱了“点对多的受众不特定性”。但这种反馈并非单纯地基于用户的直接选择，同时也基于技术推动下新技术的应用，这就使得推荐行为不能完全被认为具有“受众主动触发”的“交互性”；其推荐的内容也非用户可以自主选择，这就使得推荐行为也不能够被认为具有足够的“用户自主选择性”而属于完全的交互范畴，因此这种反馈属于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

二、新兴传播模式规制的

比较法考察（一）国际条约

在国际条约中，“传播权”到“向公众传播权”的演进实际上就是从仅规制“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到逐步扩大规制范围进而涵盖其他新兴传播模式的过程。

《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散落在多个条款之中，而且表述也不尽相同，包括“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无线电广播”“以任何其他无线播送”“通过有线广播或无线广播向公众发表作品”“向公众传送广播作品”等条约中所涉及的多种传播行为。但无论是“播送”“广播”还是“转播”，都属于对“非交互式”传播的规定。然而，《罗马公约》第7条和第12条首次提出了“向公众传播”的概念：“未经他们同意，广播和向公众传播他们的表演”，“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唱片或此类唱片的复制直接用于广播或任何向公众的传播”，“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等。 “向公众传播”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模糊了“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的区别，是一种对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否定。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第8条对《罗马公约》中“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予以详细的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由此可见，WCT对《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将“非交互式”的传播与“交互式”的传播统摄到了同一概念之下，不再对两者进一步区分，并保留了对于可能出现的传播技术手段的涵盖，其中就包括前文所述的新兴传播模式。因此，这也就“将一种可随时随地为社会公众获取的状态列入传播权的范围，从而使互联网环境下的各种传播行为置于权利人控制之下，”[7]实现了对新兴传播模式的法律规制。

（二）美国法律

《美国版权法》同样没有采用“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区分作为立法的依据，也没有专门规定“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取而代之的是以发行权与公开表演权两个权利对作品的传播行为进行规制。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1条关于“表演”的规定，表演是指“以朗诵、表演、演奏、舞蹈或动作的方式，直接地或者以设备或程序来表现该作品，或者在涉及电影或音像制品时，以连续的方式表现其形象或让人听到有关的伴音。”其中“表演”并不仅仅等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真人在舞台上的表演，还包括“机械表演”，比如通过软件与多种终端获得的该作品和“直接地或者以设备或程序来表现该作品”，其范围囊括了包含“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在内的多种传播方式。

（三）欧盟法律

在《欧盟版权指令》中，欧盟同样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路径，没有依照“交互式”“非交互式”的界定对“广播”与“传播”的行为进行区分，而是依照WCT的规定作出了与“向公众传播权”相似的规定：“作者享有授权或禁止任何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在其序言中还对上述规定作了进一步解释：“对该权利应做广义的理解，它涵盖了所有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该权利应当包括就某一作品通过有线或者无线形式向公众进行的包括广播在内的任何此种传输或传播”。“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涵盖了所有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其规制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交互式”传播和“非交互式”传播，也包括了当下几乎所有的传播方式与接收方式。然而“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的典型“交互式”传播的规定仅仅是其所“包括”的一个方面，从立法技术上讲，几无死角可言。

三、中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

评析及重构进路（一）国内立法评析

中国在1999年《著作权法》中没有“传播权”这一项权利，在2001年修订时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便于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缔结的条约接轨，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8]；2010年修订《著作权法》时沿用了这一定义，该定义来源于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表述，该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但是，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比WCT中的表述缺少了“包括”二字。WCT中“向公众传播权”规范的行为不仅包括“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而且包括“非交互式”以及其他任何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则仅规范“交互式”传播的行为，不仅排除了对“非交互式”传播等行为的规制，还排除了对以前文所述新兴传播模式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的制，由此产生了一个立法空白地带。

2014年6月6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国家版权局报请国务院审议的《著作权法（送审稿）》及其修订说明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著作权法（送审稿）》将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公开播放作品或者转播该作品的播放，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的权利”；并在修订说明中指出这样修改的本意是使其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作品，以解决实践中网络的定时播放和直播等问题，而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依然释明为“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与2001年修订沿用至今的《著作权法》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并指明其适用于“交互式”传播作品，导致法律规定仍然不能涵盖新兴的传播方式。而且由于在对信息网络传播的定义进行完善时要遵循技术中立的原则，所以网络技术不应当作为区别传播行为的特征，而应该只是一种传播作品所采用的技术手段[9]。由于中国立法部门将传播行为的交互性作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其他权利相区别的关键，将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专属特征，忽视了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并不仅仅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一项这样的事实[10]。

（二）新技术推动下的立法重构进路

《著作权法（送审稿）》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优化、调整。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推进发展，传播手段不断丰富，如果对现行法律不加以重构，一方面会导致中国不能全面履行WCT下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高新技术条件下著作权的合理保护，特别是在“三网融合”全面推进的进程下，将会对有线电视产业、网络视频产业和网络新媒体造成重大负面影响。通过考察国外立法模式，不难看出国外对新兴传播模式规制的立法例不尽相同。具体到中国立法路径和思路，可供参考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进路：

第一，“1+1”型，即仍沿用中国《著作权法》中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广播权仍规制“非交互式”传播途径，扩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使其能够控制新兴传播的行为。互联网只是传播的技术手段，而不是传播的本质特征。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其控制的传播行为是以“交互式”为本质特征，并适用于经由一切技术手段的“交互式”传播[11]。如果扩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那么势必使得本来就相互交织的“交互式”“新兴”和“非交互式”传播陷入界限更加模糊的状态，导致法律规制上的竞合状态，本质上是与我们重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愿景背道而驰的。

第二，“1+1+1=3”型，即重新构建一条专门规范新兴传播方式的条款，形成三个条款分别对应三种传播方式的格局。这种进路的优点就是立法的针对性和稳定性比较强，能够依据条文规定直接投射条文所规范的范围，也不会撼动现行法律规定体系的原生面貌；其缺点就是缺乏足够的前瞻性，新技术发展瞬息万变，出现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就展开立法予以规制相应的传播方式，法律的滞后性就会使得立法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因此法律规范的制定必须具有足够的前瞻性，才能应对瞬息万变的技术发展。

第三，“1+1+1=1>3”型，即仿照WCT的立法模式对《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一定的优化，将“非交互式”传播与“交互式”鞑ネ成愕酵一概念之下，形成一个涵盖两者的上位概念即WCT中所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而不再对两者进一步区分，并保留了对于可能出现的传播技术手段的涵盖，其中就包括新兴传播技术。虽然中国目前尚未明确规定“向公众传播权”，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都涉及将作品向远端传输，二者正属于学理上的“向公众传播权”[12]。但关于何为公开传播权，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如郑成思认为，传播包括直接的传播和间接的传播，直接传播的方式包括表演（包括朗诵）、播放（包括无线电广播及无线与有线电视广播）、展览，间接传播的方式包括发行（出售、出租等），范围比较宽泛[11]。因此针对信息网络传播的具体情势，有学者提议应构建“远程传播权”，即控制任何技术手段下“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无线”或“有线”的传播，这也就与那些控制将作品向现场公众传播的权利相区别，例如表演权和放映权。后两者权利虽然也属于广义上的传播权的范畴（即都是以无形方式传播作品），但它们都属于将作品传播给现场观众的行为。有的学者则认为展览权与表演权、放映权、公开播放接收到的广播的权利均属于“在公众传播权”，这些权利可以整合为公开表演权[13]。但无论“向公众传播权”还是“远程传播权”都能够完全体现“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各种传播手段都可以纳入其规制当中。目前来看，除了WCT之外，英国、德国、韩国等国家也都采用了这种构建上位概念的立法模式，完全涵盖新兴的技术手段，合并三条为一条，立法的简洁程度也得到提升。但并非采用这一手段就具有绝对优势，中国依据“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立法路径规范对公众的传播行为已经长达15年之久，其法治状态趋于稳定。在此期间，虽然很多学者都在讨论修改为“向公众传播权”的问题，但《著作权法（送审稿）》说明中依然延续了“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立法思路，足以见得这一进路对于著作权立法影响之深。因此如果贸然对其进行大刀阔斧地重构，难免会对现行《著作权法》形成一定的冲击。

“1+1+1>3”型，即在除原有的“交互式”与“非交互式”条款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再增加相应兜底性的规定，其定义可为“其他向公众传播的行为”，以实现对未知新传播手段的规制，从而通过设置三个条款完整地涵盖了现在和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新兴传播模式，有同时保持了原有的“交互式”“非交互式”立法的延续性。

四、结语199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刚通过WCT之时，郑成思就曾预言：“将来，随着受网络服务影响而比重越来越大的听（观）众点播广播服务的发展，这点（广播与网络）不同之处可能将被冲淡。”[14]由此可见，以广播与网络为基础的“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区别在20年前就已经显露出了淡化趋势，随着个性化推荐系统等新兴传播模式的快速发展，这种趋势已经愈加明显。中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关于这两项权利具体内容的调整引发了很大争议，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根据中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实际，考量前述立法路径的特征，在保持原有“交互式”与“非交互式”条款现状基础上，再增加规制“其他向公众传播的行为”的兜底性条款，不仅避免了贸然否定“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立法思路给《著作权法》体系带来的冲击，又能充分贯彻“技术中立原则”，给予各种不同技术以平等地位，满足了传播模式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为进一步深入推进“三网融合”提供了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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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9）：2328.

[4]彭菲菲，钱旭.基于用户关注度的个性化新闻推荐系统[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2（3）：10051007.

[5]艾媒咨询.2015―2016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研究报告[EB/OL].（20160128）[20170109.]http：///html/Article/2016/0128/20160128172

6326153890.shtml，20160128/20161226.

[6]李洁，周晨程，陈慧萍，华娇娇，赵bb，秦莹莹.基于Android智能终端的个性化新闻推荐系统[J].微处理机，2015（3）：3842.

[7]岳利浩.“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属性――“圣火耀珠峰”节目网络直播侵权案评析[J].科技与法律，2010（3）：6466.

[8]张俊翠.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6.

[9]李琛.论我国著作权法的新思路[J].中国版权，2011（5）：3335.

[10]赵婷婷.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的著作权法规制[D].重庆：重庆大学，2015.

[11]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王文敏.向公众传播权的立法构想[J].时代法学，2016（1）：6172.

篇5

关键词：网络舆论；引导；方法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2

一、何谓网络舆论

所谓网络舆论，也称网上舆论，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或言论”也有人这样定义网络时代的舆论——“舆论是一种事实或意见通过公共论坛传播与运动并被广泛接受的状态，公共论坛是各种形式的开放的言论管道或集散地，可以是广播、电视、报报纸等传统媒体，也可以是新兴的互联网”笔者认为，舆论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类型，所谓网络舆论主要是一起传播形式来区分的一种舆论形式，实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指公众通过网络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而形成的舆论。套用陈力丹先生关于舆论的定义“所谓舆论，是指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我们可以将网络舆论定义为：公众通过网络传播，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是网络中的公众所表达的意见的总和。

二、网络舆论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传播主体的多元及其匿名性等特征使得舆论的客体异常丰富，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对象；舆论主体的积极性的空前提高，使众多舆论场交错存在进而导致了网络舆论环境的复杂。这一方面为公众舆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助于加快社会民主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舆论问题。

（一）负向舆论的影响增大

传统大众媒介的一项主要功能是反映并引导舆论，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以发挥舆论的积极作用。负向舆论一般不会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过分关注，因此也不能得到大规模传播。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公众言论的自主性已大大提高，每一位网络用户都可以利用网络媒介来组织和制造舆论。这一方面使民意能借助网络传播优势迅速转化为强势舆论；另一方面也为谣言、流言等形态的负向舆论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温床。

（二）舆论质量不高

舆论的质量是指舆论所表达的价值观、具体观念及情绪的理智程度。传统媒介中的舆论多是社会中多数群体舆论的反应，这些舆论一般都会经过一定时间的谈论与过滤，因此此类舆论理性成分较多，舆论质量较高；网络的传播的去中心化特征，使得每个网民都有了公开意见的机会，个人的意见并不需要与他人的讨论、交流，只要网民愿意就可以，另外匿名的特征也使得网民可以摆脱现实因素的制约，随心所欲地宣泄个人意见，甚至是谩骂和人身攻击。当然网络舆论中也有一些冷静客观的意见，但是还是被众多的非理性的意见所掩盖。

三、网络舆论引导的方法

（一）新闻报道引导

1、加强信息把关，增强新闻的可靠性

对于网络新闻把关，学者们还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网络高度的表达自由，导致了把关已经失去名存实亡了。其实，把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层面是微观的，即个体网站的内容把关；另外一个层次是宏观的，整个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把关。作为新闻网站的新闻把关属于前一种。这种微观的把关不会因网络的自由开放而削弱，反而对随之加强。

人人都获得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的可能，并不意味着任何在网上传播的信息都是有价值的，相反信息太多太滥，更会唤起人们对高质量的可靠信息的要求。“因此人们对信息传播的要求会经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当传统媒介传播的信息不足时，人们对网络传播的大量信息抱以希望，而当网络传播的信息量大大超过需求时，人们又会渴望用经济的方式获得最有价值的少量信息。这是一个从少到多，又从多到少的过程”[4]这也恰恰说明一个问题：尽管互联网存在着近乎无穷尽的网站，但网民经常登录的往往是少数的几个网站，这其中大部分会有传统媒体背景，因为这些网站依靠其传统媒介的背景延伸的可信度拥有了比一般网站更高的权威性。

2、快速反应，把握主动权

传统媒体往往具有某些信息的优先权和控制权，从而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但是在网络传播中，拥有这种特权对于绝大多数新闻网站来说已经不再可能。一条重要的新闻信息，网站稍一迟疑，就很可能失去制造舆论的先机，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导致被动。同时，存在的大量商业网站，往往将时效性作为彼此竞争的利器。网络新闻竞争不在于看你有没有报道这则新闻，而是能否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报道。优秀的新闻网站应该具有极高的新闻敏感，能够及时探查到竞争对手的当前动向，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做出正确的反应，才能有效引导舆论，成为社会的守望者和泄压阀。

3、加强信息整合，增强舆论力度

由于目前的商业网站没有自己的新闻采访权，所以很难有自己的独家新闻。一些专业性新闻网站常依附于传统媒体，缺乏独立性，也缺少独家报道。同时，在网络上推出独家新闻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一旦有好的选题，几分钟之内就会被人复制。但是，网络的突出特点在于对众多信息的整合，当然这种整合也并不是信息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信息的有机重构，将意见巧妙蕴涵于信息之中。新闻网站必须在新闻报道中选择新闻角度，学会在日常题材中找到新意与深度，从而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多增加自己原创的东西，最终扭转自己在新闻报道中的附属地位，增强自己的舆论影响力。

（二）评论引导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认为现代新闻媒介对舆论的引导，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流，构筑现代信息环境，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引导舆论；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意见表达引导公众意见。[5]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都拥有自己的评论栏目及舆论专家，每当发生重大事件，都会第一时间发出评论。人们往往也首先看这些媒介的言论，从中获知个人意见及行为的指南。传统媒介正式通过占据此类言论占据意见的中枢，左右着公众舆论。

网络新闻媒体要想占据意见的中枢地位，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也必须拥有自己的专业评论员和评论栏目。尽管网民的自主意识强烈，但是并不影响其接受网络中的某些观点。相反，由于网络高度的开放性和信息的海量性，使得网民认为网络中的意见或评论更加符合现实情况，进而接受其意见。加上很多新闻网站都拥有传统媒体背景，其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也会自然地移植到新闻网站，这样，网络中的评论在获得公众认可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针对突发事件或敏感事件，网络应充分发挥自己时效性强的特点，第一时间关注时间的发展；然后根据受众的需求，及时给出有见地的言论，吸引网民的广泛参与，形成舆论场，促使舆论的理性化，从而形成健康的主流舆论。

（三）利用网络互动进行引导

互动是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优势，新闻网站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进行舆论引导。网络中，如果一味灌输自己的观点，忽略网民的个性存在，只能使一部分网民转而利用其他方式表达个人意见。因而，要想在网络世界中成功引导舆论，必须充分调动网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来，让他们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倾听他人的意见。

现在很多新闻网站在每条新闻末尾，都提供就此新闻发表评论或到BBS参与讨论，或者策划各种网络舆论调查等方式，方面网民及时表达意见，为网站编辑了解社会舆论及有效引导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总之，在网络传播中，网站既要尊重网民发表意见的自主性，又要适时地对舆论进行引导，发挥自己的舆论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谭伟.网络舆论与大学生“三观”的形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1).

[2]陈彤旭,邓理峰.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1).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1.

篇6

关键词：著作权 复制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间接侵权 网络服务提供商 合理使用

一、复制权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一）            什么是复制权

复制权是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作品的权利。

复制行为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该行为应当在有形物质载体之上再现作品，复制行为是一种再现作品的行为，但是必须是在有形物质载体上的再现。这就把复制行为与表演广播和放映等其他再现作品的行为区别开来。例如通过朗诵再现作品就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

2该行为应当使作品被相对稳定和持久地固定在有形物质载体之上，形成作品的有形复制件。著作权法上复制权定义为“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这就是说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应当是能够导致产出作品复制件的行为。电视台对演唱会的直播虽然再现了作品，但是作品没有被固定在电视机中。因为只要歌手在现场停止演唱，电视机中就不会继续播放作品了。

（二）网络环境下对复制权的正确适用

1传统复制与网络复制

历史上最早的复制行为仅限于收藏、拓印、临摹等纯手工方式的复制。

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印刷机、复印件、照相机和录音机等机器设备的出现，印刷、复印、录音、翻录、翻拍等新的复制行为也相继出现了。

数字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复制行为的进步。它使作品以数字化的形式高质量的被固定在新型物质载体上，形成了新型复制品。

数字环境下的复制行为主要有：1将作品以各种技术手段固定在芯片光盘硬盘和软件中。2将作品上传至网络服务器。3将作品从网络服务器或者他人计算机中下载到本地计算机中。4通过网络向其他计算机用户发送作品。

2永久复制与临时复制

用户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是否应该收到著作权法的规制？是否是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侵害？

因为任何软件在运行过程中，都会在计算机的自动控制下进入计算机的内存。从而在计算机的内存中形成对软件的复制件。如果用户使用盗版软件，那么在运行的过程中必然就在内存中形成了对盗版软件的复制件。从而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探讨内存中的复制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由于内存中的复制有其自身特点：就是一旦关闭计算机电源或者开始运行新的指令，内存中的暂时储存信息就会消失。这种复制，有别于能够使作品长久地、稳定的固定在物质载体上的传统复制，因此被称为“暂时性复制”。问题的焦点在于这种短暂的“固定”是否符合传统著作权法的“固定”要件。传统的“固定”都是永久性的被永久保存，除非人为破坏，不会自动消失。而内存中的复制却会自动消失。

对于临时复制问题， 每个国家的处理方法不同。为了更好的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欧盟1991年《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第4条规定：以任何方法，在任何介质上，部分或全部的永久性复制或暂时性复制，应由著作权人授权。我国不承认“临时复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这就需要以特别立法来填补这一法律真空。

2、用户通过网络阅读或者欣赏置于BBS或因特网网站上的数字化作品，包括在线阅读，在线欣赏网上图片，在线收听网上音乐或者网上电影（简称“浏览行为”）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侵犯？

“浏览”会在计算机中形成两种复制件。一种是在浏览时，数字化作品会被调入内存，在内存中形成复制件。另一种是在用户多次登陆同一网页时，某些上网软件会自动在硬盘中划出一块区域作为缓存区域将被浏览作品以临时性文件的形式存入其中（简称缓存），形成复制件。用户在下一次登陆同一网站时，上网软件将直接从硬盘的缓存区中调取，以加快速度。用户长时间不访问同一网站时，上网软件会自动删除该信息的临时文件。那么浏览行为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呢?

首先内存和缓存的复制是客观的技术现象。内存和缓存中复制件的形成均不以浏览者的意志为转移。从浏览行为来的目的来看，浏览人的目的并不是在内存和缓存中形成复制件，而在用欣赏阅读网络作品。并且很少用户能够察觉在浏览的同时计算机在复制自己正在浏览的作品。所以内存和缓存中的复制，是一种由浏览行为导致的附带性行为。

其次内存和缓存的复制件没有独立经济价值。传统著作权法中的“固定”要件的实际意义是：一旦作品附带与复制载体之上形成有形复制件，著作权人就可以通过过的并保存该有形复制件而使作品得以流通，同时获得报酬。公众也可以通过获得并保存有形复制件而阅读浏览该作品。因此复制件具有可流通性和可利用性的独立的经济价值。内存和缓存中的复制不可能脱离浏览行为而被单独利用或者传播，从而就没有独立的经济价值。

因此我们认为内存缓存中的复制不属于著作权法中的复制。另外通过以经济价值和独立用途为标准，可以清楚地区分复制件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复制件。

二、    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一）什么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行为的定义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要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网络传播行为，应当满足一下两个条件：

1该行为应当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提供作品”是指使公众获得作品的可能性。而非他人已经获得作品的状态。

2该行为应当是交互式传播行为

传统的传播行为时由传播者单向提供作品的内容。公众只是被动接受者，只能在作品传播者指定的时间或者指定的地点欣赏作品。无论是现场表演，机械表演，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还是展览，这些传统的传播作品的方式都是公众作为被动接受者的“单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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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以网络为传播平台。一方面，网络传播的特点势必影响着网络新闻编采特点；另一方面，网络新闻在编采过程中也要时时刻刻注重网络传播的特点，只有这样网络新闻才能更好地发扬技术带来的优势，才能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形式，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本部分将通过对网络传播特点的分析、以及网络编辑与传统媒体编辑工作的对比研究，探索网络新闻编辑的基本规律----开放式规律。以下各部分的论述都将建立于这一基本规律之上。

一 、 网络传播特点分析

关于网络传播的特点，目前存在多种解说。

例如：有将网络媒体特点归结为：1）超越时空限制；2）海量信息；3）多媒体；4)交互性；5）小众化（实质上强调的是个性化服务）；[1]有将网络传播特点归结为：1）传播主体多元化；2）传播方式多媒体；3）传播关系的交互性；4）信息接收的个人化和主动化；5）信息传播的快捷性；6）传播内容的广泛性；7）传播环境的全球化；[2] 还有将网络传播特点归结为：1）交互性；2）海量性；3）即时性；4)超文本信息检索方式；5）媒体个人化；[3]

将散见于各报章、论著中的表述归结起来，尽管各方表述在选取词汇与着重要素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在网络传播的基本特点方面，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简言之，就是普遍承认网络传播在如下方面拥有与传统媒体完全不同的特点：交互性、海量性、多媒体、即时性、个人化、超文本等。

1）交互性：传统媒体将信息单向传递给受众，网络传播则提供一种双向传输的信息渠道。用“逻辑拓朴结构”（它是描述不同网络系统中信息传输逻辑过程的方法）分析，传统媒体的逻辑拓朴结构是星型结构，即中心制作，四面传输。其特点是1）中心节点：报社、电台、电视台是传播中的唯一信息来源；2）单向流动：信息由信息源向终端点“受者”流动；3）终端点彼此孤立，没有联系；4）中心节点批量复制同样信息，单向传诸终端点。这种结构使得传统媒体基本上只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受众只能照单全收，形成了“我传你受”的传播定势。网络媒体基于完全不同的一个平等交流的信息平台。网络传播的逻辑拓朴结构是环形分布式的，其特点为：1）拓朴结构中无中心节点，每个节点都可向其他节点发送信息成为信息源；2）双向流动：任何节点都可以向发送信息的节点传回反馈信息；3）网络各节点之间不是孤立的，任意两点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双向信息交流；4）任意两点间的交流路径不只一条。采用这种逻辑拓朴结构的网络传播本身就具有双向交流的特点，这使得传受双方较之传统媒体而言，双向交流的发生更为经常也更为深入。[4]

2）海量性：因特网将全世界的计算机和计算机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数据库。世界上任一时间任一地点发生的任一事件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的信息被广泛传播。与传统媒体相比，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它可以逃脱报纸版面、广播电视固定时段、节目容量等诸多限制。技术创造的电脑网络时空，几乎可以将全世界的新闻信息全部包揽；此外，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人人皆可成为信息源”-----使得网络信息得以最大限度的源源不断；其次，由于数据库的存在，得以纵向保存历史新闻信息，正是信息集纳的广度与深度形成了网络传播的海量特点。

3）多媒体：报纸通过纸质媒介利用文字和图片传递新闻，广播以声音发送信息，电视借助声画播放节目。网络媒体则兼容了文字、图表（片）、声音、动画、影像等多种传播手段保存信息、表现信息、发送信息。网络传播的多媒体特点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各种传播形式的“兼容并包”，丰富了新闻传播的手段。受众也有了众多的自由选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有字无声、有声有像、图文并茂等多种形式，各种感官得以充分调动。

4）即时性：报纸使用纸质媒介传递信息，传递速度受制于交通手段和零售环节；广播电视采用无线电磁信号的形式，由于受到信号传输覆盖面的限制，传输范围之外的地方还需其他手段帮助来获得信号，增加环节会大大影响传播速度； 网络新闻传播的载体是光纤通讯线路，光纤传递数字信号的速度为每秒30万公里，瞬间可达世界上任何地方，从而在技术环节上保证了网络新闻传播的即时特点。此外，传统媒介需要制作周期，有截稿时间的限制。而网络新闻传播则不受此限，新闻稿件可以随到随发，24小时不间断发稿，受众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5）个人化：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曾指出：大众传媒应该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收个人化信息和娱乐的系统”。网络传播的个人化特征非常明显，技术带来的优势可以使得受众从容地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在各类数据库中“各取所需”；受众还可以自由的选择信息接收的时间、地点以及媒介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作为网络传播另一端的传者也可用一种“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需求为他推送信息的专门化服务。信息的传播在网络中显得个性张扬、特色鲜明。

6）超文本：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传播是建构在超文本、超链接之上的全新传播模式。超文本，与用字符串来表达，以线性形式进行组织的传统文本信息的处理方式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以字符，而是以结点（Node）为单位组织各种信息，一个结点是一个“信息块”，结点内的信息可以是文本、图像、图形、动画、声音或其组合；它的信息在组织上采用网状结构，结点间通过关系链加以链接，从而构成表达特定内容的信息网络。它对信息的存储可以按照交叉联想的方式，从一处迅速跳到另一处，打破了原文本系统只能按顺序、线性存取的限制，可以方便灵活的检索。超文本赋予网络传播许多优势，比如说，形成网状的复杂信息结构，系统能按不同查询条件链接，从而使网络传播拥有强大的检索功能；此外，它有良好的编辑功能，可以进行多窗口编辑，使得网络编辑可以方便地容纳更多元素。

二、 开放式------网络新闻编辑的基本规律

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的新闻编辑工作而言，除了共同遵守的诸如宏观的“把关”、“发言”以及微观的“文稿（声像）通顺”、“节（栏）目整体感强”等编辑规律外，它们还有各自突出的、根本的特性，比如说，报纸编辑突出“版面和谐”，广播编辑强调“口语化、符合听觉规律”，电视编辑则非常重视“声画合一”。正是这些特性构成了不同媒介的不同编辑规律，那么网络新闻编辑的根本特点、基本规律是什么呢？

网络是一个平台，它本身可以容纳报纸、广播、电视的所有的传播功能，因此，可以说，在网络新闻编辑中，如果偏向文字（如网络报纸）则要重视“版面和谐”、偏向声音（如网络广播）则要重视“口语化、符合听觉规律”、偏向声像（如网上电视）则要重视“声画合一”。从这一角度讲，网络新闻编辑要遵循传统媒介编辑的所有规律。但是它有没有自己的规律呢？有没有自己区别与他者而独享的又是最基本的规律呢？

本文认为，除去一切表象的呈现，更深入研究网络新闻编辑，我们发现“开放式”是网络新闻编辑的基本规律，是渗透到网络新闻编辑工作各个环节中的一条主线，它是网络新闻编辑区别于他类媒体编辑工作的一个基本特点。

因特网实质上是一个时空开放的网络空间。正是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最大限度开放”赋予网络传播以“交互性、海量性、即时性、多媒体、个人化、超文本”等众多特征。通过对网络的这些传播特征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开放式”是它们共有的也是最基本的特性。所以，笔者以为，如同报纸的“版面和谐”、广播的“口语化、符合听觉规律”、电视的“声画合一”等为上述媒体的基本编辑规律一样，“开放式”规律是网络媒体的基本规律。

这里指出的“开放式”包含三个层面：时间层面的开放、空间层面的开放、技术层面的开放。下面我们依次对网络传播的“交互性、海量性、即时性、多媒体、个人化、超文本”6大特征进行分析：以此论证“开放式”规律是网络媒体的基本规律这一命题。

1）交互性：交互性包含“一人对一人、一人对多人、多人对一人、多人对多人”的传播方式。交互的形成正是时间层面、空间层面上的开放性带来的。时空开放，从而可以实现“此时与彼时、此地与彼地、此人与彼人”的共时或异时、同地或异地传播，时空的开放赋予传播更多的深度与广度。

2）海量性：海量性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网络传播实现了地域上的全球覆盖（这是空间上的开放性导致的）；其二、网络传播实现了信息的海量存储（这是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开放性导致的-----网络传播可以横向容纳世界各地的所有信息，巨大的数据库可以纵向容纳历史信息）；其三、网络传播中信息存储的质的多样性（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可以以“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存储，这是技术开放性带来的结果）

3）即时性：得益于技术带来的优势，因特网可以不受印刷、运输、发行等因素的限制，实现信息的“瞬间”传输，传播速度快、时效强。时间上的开放性是新闻即时传播的前提与保证；此外，每一个网民都是一个新闻线索提供者，也是新闻者。“地球上没有一家报社、广播公司或电视机构有实力把他们布置到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去应付突发事件” [5］， 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传播即时性的前提正是在于“空间上的开放性”。

4）多媒体：网络传播实现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手段组合的多媒体传播，这正是技术开放性带来的直接成果。技术的开放增强了网络本身的容纳力，技术的开放延伸并调动了人类的各个感觉系统。

5）个人化：个人化特点意味着受众“可以自由地选时收看”（时间上的开放性）、“可以自由地选择世界各地、古往今来的内容”（时空上的开放性）、“可以自由地选择接收模式（有声有像或有声无像或图文并茂----不同媒介功能的任意组合）”（技术上的开放性）。正是时间、空间、技术上的开放性使得“个人报纸”、“我的新闻”等个人化的传播得以实现。

6）超文本（超链接）：超文本（超链接）本身就是技术层面上的一种开放模式。超文本的文本构成模式与超链接的传播结构使得信息检索得以时间、空间全方位开放，从而轻松实现了“此时或彼时”、“此地或彼地”、“共时或异时”、“同步或异步”的查询功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网络传播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开放式”，正是“开放式”这一特征，使得网络传媒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特征、不同分布的各类受众的多样、动态、个性化的需求。这决定着，网络新闻编辑也要遵循开放式这一基本规律，网络新闻编辑工作中所涉及的“编辑思想、编辑策划、编辑实务”等都应是基于“开放式”这一规律之上的。

[1] 参见：张海鹰、腾谦编著《网络传播概论》第77页----第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 参见：雷跃捷、辛欣主编《网络新闻传播概论》第54页---第7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3] 参见：《网络季风丛书：人人都是国王》，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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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上电子期刊 网络传播者 网络创作者 数字式创作 网络传播者权 著作权与邻接权

导 言

二十世纪计算机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把人类带进了一个蔚为壮观、前景无限的信息时代。相应地，计算机互联网络（Internet）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异军突起，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多用户、大容量、高速度的信息网，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在年会上正式将这种新兴媒体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据统计，全球上网的人数在1999年底已达2.6亿1，遍及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上每天有2亿份电子邮件在运行…互联网已经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数字化，整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在计算机网络这个看似虚拟却又真实存在的信息时空中，法律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传统的著作权与邻接权制度遭遇到新技术的挑战，呈现出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

笔者选择网上电子期刊作为切入点，主要从网上电子期刊创作、传播的角度，讨论网络传播者权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 设立网络传播者权的必要性

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和促进了信息产品的创造、交流、传播和使用，同时也给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尽管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大部分都能适用，但新技术的出现要求法律在一些领域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

所谓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就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如文字、数值、（单色的和彩色的）图形、（静止的和活动的）图象、声音等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由“0”和“1”两个数字组成）编码，以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储存，采用数字传输技术加以传送，并在需要时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再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象、声音的技术2.作品从其物质性的一面来看，不过是由文字、图形、色彩、音像等等要素所构成的信息，因此通过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处理可以转化成用0和1来表达的数字信息并可以在网上传输，只不过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讲，因其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情趣，具有独创性或称原创性（Originality）并已经固定于某种有形载体上，从而被称为作品。但是作品一旦与信息的数字化技术相融合，就出现了以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表达的各种作品，即数字作品。

应该强调：所谓数字作品，不仅包括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响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等传统作品的数字表达形式，还包括从其被创作之时就具有数字表达形式的数据库、多媒体节目、网上电子期刊等一系列新型数字作品。这就是说作品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包括作品的数字化和数字式创作两个方面，前者又可称为作品的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数字化转换，即把具有传统形式的文字、数值、图形、图象、声音等作品进行了数字化转换，相应形成的数字化表达称之为数字化作品（Digitized Works），比如原本以纸质形式出版的《人民日报》、《法制日报》衍生的网络版；后者是指纯粹依靠计算机或者在网上进行的数字式创作，相应形成了最初创作出来时就是以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表达的作品，称之为数字式作品（Digital Works），比如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律英文网3 共同创办的《北大法律周刊》4，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法律类电子刊物群，现在只通过互联网对外，有固定的发行时间、卷号和期次，反而没有纸质版面世（当然，其作者和读者可以通过与电脑相联的打印机打印出纸质版来），是真正意义上的网上电子期刊。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以在网上创作的文字作品作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网上电子期刊（以下简称电子期刊）以及因电子期刊在网上创作、传播而产生的网络传播者权。

作品的数字化和在网络上传播并未产生新的作品，只是作品的新的使用形式，并形成了一种新的专有权利—数字化权。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通过了被世人称之为“因特网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即WCT）5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即WPPT）6（注：此二条约尚未正式生效， 但我国是这两个条约的签字国），要求成员国赋予版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控制其作品、表演和录音制品以包括网络传播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对公传播专有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5，6.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也讨论了版权人及邻接权人的网络传输权或者网络传播权1，7，8，9，认为它是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2001年10月27日修正并重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也适时地确认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前述的“因特网条约”和《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网络传播权，从本质上讲就是数字化权，是传统的著作权（版权）和邻接权在互联网上的衍生权或者表现形式，鉴于网络的特殊性，应当对其提供专门的保护。但据笔者观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学者们的注意力仍大多集中于传统的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权利方面，而对数字式创作产生的著作权和邻接权关注不够，除了已把数据库定义为汇编作品从而使之成为版权保护的客体2，5，10以外 ，从整体上来看，对作为网络这一全新传播媒体的主体—网络传播者的权利，对他们主办的电子期刊的著作权和邻接权，则既无法律规定，也少有学者讨论。

笔者认为，应当在有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中给予网络传播者权以充分的重视，为此，必须首先设立网络传播者权。其理由如下：

（一）、网络传播者数量众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集体，他们应当获得与书刊、广播、电影、电视从业者—传统的传播者在法律上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和地位。

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资料，目前中国互联网注册用户已达到1588.1万，注册域名692490个，网站数238249个。大量网站的出现打破了出版行业的固有模式，以纸张为主的传统印刷型载体与问世并不很久的电子型载体都受到强烈冲击，出版正日益走向无纸无盘的无形载体—网络出版或者数字出版发行（Digital Publication）的新时代。

本文中，笔者所说的网络传播者（Internet Disseminator）是泛指在网络上传播信息和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可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和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有的研究者又把ISP分为网络接入服务商（即网络访问服务提供者Internet Access Provider，IAP）和网络主机服务商（即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IPP）11.网络传播者包括而又不限于网站，但网站无疑是网络传播者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核心力量。因此，狭义的网络传播者指的就是网站。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2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显然这一解释已将《著作权法》的有关“报刊”的规定作了扩大解释13.由此推论，网站的地位相当于“报刊”。

已有学者指出在线服务提供者OSP （On-line Service Provider，注意原作者认为包括ISP和ICP，这与笔者在本文中所指的网络传播者的概念基本一致）是信息传播的中枢，其核心的业务活动就是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信息，其向公众传输行为的性质就是发行，在线服务提供者在版权法中具有出版者的法律地位14.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相比较而言，网络传播者，尤其作为网络内容提供者之一的电子期刊，无疑是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出版者。

（二）、网络传播者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其合法的传播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因特网上每天有100，000 份文件出版和发行15.目前，我国共有网页数为1.6亿个，全国平均每个网站网页数为669.3个（根据CNNIC截止到2001年4月30日的统计），上网的报纸约有270多种，上网的期刊约有300多种，还有100多家电台电视台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他们每天都在传播大量的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网络传播者依法进行的这种出版发行活动，有利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实现，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理应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三）、网络传播者并不是单纯的装卸工，他们往往同时兼有创作者的角色，创作出自己独立的数字式作品和数字式节目，并向公众传播、发行，对他们自己创作并传播、发行的作品和节目法律同样应当给予保护。

ICP传播的信息有相当部分是作品，即数字作品，其中又有一部分是网站自己独立创作的数字式作品和数字式节目，比如电子期刊。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当具备四个条件：1、必须是作者自己创作，即具有独创性的作品；2、必须是属于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的作品；3、必须是以一定的形式或载体表现出来或固定下来的作品；4、作品的内容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要在计算机网络上创作的、传播的数字作品符合上述四项条件，就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9，16.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已对此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即“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12既然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开始着手保护电子期刊等网络传播者自己创作并传播、发行的数字式作品和节目，那么在法律上人民法院所保护的究竟是网络传播者的何种权利呢？或者说，网络传播者的这种权利在著作权法上应该归入哪一类呢？

笔者经常阅读的《北大法律周刊》现在已拥有订户共3万余人，也改为收费订阅了，对免费订阅者仅发送目录和部分摘要，这与传统的报纸期刊已没有多大区别。主办《北大法律周刊》的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律英文网显然属于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是典型的网络出版者，笔者认为，其应当享有与传统的传播媒体至少相同的传播者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将网站视为报刊的扩大解释12，13，《北大法律周刊》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水平应至少与报刊相接近。但最高院对《著作权法》有关“报刊”的规定作扩大解释，仅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临时地对个案审理具有指导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网站或者网络传播者的法律定位和法律权利保护问题，只有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网络传播者权才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四）、符合版权历史的传统。

版权制度一开始以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为主，版权法300年的历史也是为版权产业法人带来丰厚利润的历史，版权法的实际功能不仅仅是保护作品创作，同时也是保护对作品传播的投资。因而长期以来，作为版权产业法人代表的出版商位于版权市场的中心17.只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创作者的利益更容易遭到损害，国内外的学者和立法者对其权利的保护更为重视，并为此在法律上专门确立了创作者的网络传播权。但法律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网络传播者、网络出版者的权利不闻不问，否则，有悖于版权立法的利益均衡原则。

（五）、符合公众利益的需要。

广义的公众利益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而确定的版权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即鼓励作者的文学艺术创作力和言论自由，鼓励相关的企业对作品的传播进行投资，以及为公众提供自由选择文化产品的机会。这三大方面分别转化为版权制度中需要保护的作者利益、版权产业商的利益和使用者的利益。在版权法中，为创作者们的自由创作提供奖励刺激符合公众利益，为一国版权产业的兴盛与国际版权贸易的发展提供鼓励符合公众利益，为版权市场上的广大使用者提供自由选择作品的市场机会也符合公众利益17，18.而我国的信息网络产业才起步不久，还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尤其需要法律和政策的扶持，保护网络传播者、网络出版者的投资和权利，当前就显得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与网络传播权相对应，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网络传播者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适宜的。

二、 网络传播者权的概念和性质

笔者认为，从作为出版发行电子期刊的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者权就是网络传播者通过因特网等信息网络创作、传播作品和节目时所享有的著作权和邻接权（或称版权和相关权）。

前已论及网络传播行为的性质属于出版发行，网络传播者尤其电子期刊的主办者是网络出版者，因此网络传播者权具有广义的出版者权的性质，属于邻接权范畴，但由于网络传播者自主创作行为的存在，网络传播者权又包含了相当的著作权（作者权）成分。换言之，网络传播者权的性质属于广义的、特殊的邻接权，是一种以邻接权为主，又包含、融合有著作权成分的复合权。

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权利。前者是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即网络传播者作为第四传播者以网络环境为基础创作、传播数字作品和节目时所产生的一种邻接权，其主体是网络传播者，性质属于广义的邻接权；后者是创作者的数字化权，即传统的著作权人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下传播时所衍生的一种使用权，其主体是作品创作者，性质属于著作权。

但是，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也并非绝对互相对立的，在特定情形下，两者也存在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关系。比如，在网络传播者自主创作、出版电子期刊时，网络传播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他既是网络传播者又是网络创作者，既具有网络传播者权又具有网络传播权，两者合二为一。这一点，在下文讨论网络传播者权内容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以及因包容网络传播权而不适用发行权穷竭原则等特征时，笔者会进一步加以论述。

网络传播者权与有的研究者所说的“网络邻接权”—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邻接权9相比，存在相同的地方，即两者的主体都是传播者，两者的性质都属于邻接权。但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邻接权”仍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其主体是全新的传播者—网络传播者，内容包含、融合有著作权成分，性质属于广义的、特殊的、全新的邻接权；后者是传统的传播者的邻接权，其主体是传统的传播者—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者，内容是传统的邻接权客体在网络环境下传播时所衍生的权利，性质属于传统的邻接权。应当指出，从大多数学者认同的网络传播权的概念来看，网络传播权主体既包括版权人，也包括传统的邻接权人，从而网络传播权包含“网络邻接权”，“网络邻接权”不过是专指传统传播者的网络传播权而已。

此外，在权利的产生方式上，也使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和“网络邻接权”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开来。网络传播者权是起源于网络环境并在网络环境下直接产生的原生权利，而网络传播权和“网络邻接权”则都是起源于非网络环境并在网络环境下间接产生的衍生权利。

三、 网络传播者权的特征

网络和网络传输具有超国界性、高速性、高容量性、交互性、平等性、程式性、技术性、多媒体复合性、开放性、复杂性等特点。

因此，除了与传统知识产权一样具有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19这些共同特点以外，与传统的传播者权相比，网络传播者权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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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体

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2．1l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从网民结构看，30岁及以下的网民比例达到了70．6％，总体表现出年轻化、平民化的特征，其中青少年成为网民主体。①据中国动漫市场受众群体分析的相关数据显示，在动漫市场受众当中，年龄主要集中在16岁～27岁，主要受众是学生。80后、90后群体约占70％，70后群体约占20％，从事动漫行业、专业和动漫爱好者群体约占10％。②由此可见，以“网络方式生存”的年轻一族同时也是动漫市场的主要受众群体。

国产卡通网络传播方式对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冲击

单向传播向网状传播的发展。它改变了传统单纯的“传――受”关系，将传播过程中的单向传播及有限的双向交流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比照国产卡通形象的传播，在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下，卡通形象的传播主要利用音像制品、出版物来实现。作为电影、电视发行方和出版商的“传者”很难知晓市场“受众”对于卡通形象的反应。而在网络传播方式下，借助网页、QQ、贴吧、论坛等，传者与受众实现了双向互动。各主题网站通过会员注册、会员论坛、作品交流、游戏排名、网络征文等方式，使受众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形成最大意义上的受众聚合。

“小破孩”这一卡通形象最初出现在2002年一部名为《中秋背媳妇》的flash短片中。一天之内，《中秋背媳妇》在各大网站的点击总数超过100万次。拾荒受到网友的鼓舞，对“小破孩”形象进行了再加工，并制作出系列动画，进一步完善了“小破孩”形象，为“小破孩”品牌的塑造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的，在“小破孩”形象的网络传播过程中，网友作为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者，灵活地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在“小破孩”的专题网站中，除了有关“小破孩”的动画作品及周边产品展示外，还设立了网友互动专区，“我和破孩”、“网友作品”等，并征集和开展各项主题活动，如“爱情动画征集活动”、“小破孩爱墙许愿活动”，同时还设立了可供网友参与的各种调查活动。网友通过展示、参与、建议，使“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的网状传播结构活跃起来。

传播区域界限和时间界限的扩大。信息一旦进入因特网，在空间上立即可以覆盖全球，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信息，从时间上讲，时更新、日更新、周更新、月更新的各种信息可以并存于一个网站中，这些都是传统传播方式所不能完成的。我们点击“小破孩”专题网站就不难发现，自2003年网站创建以来，访问量逐月增长，目前“小破孩”网站的网友访问量早已突破1亿次大关，每天都拥有5万次点击量，独立IP数量也在1．5万次左右。各大门户网站均开设了“小破孩动漫专区”，“小破孩”在“新浪动漫”上拥有1500万次点击量；在“搜狐动漫”上有1000万次点击量；在“网易动漫”上有1200万次点击量；在“闪吧”中有1600万次点击量；在“闪客帝国”中有800万次；在“Tom动画”中有1500万次；在“腾讯动漫专辑”中有1000万次；在QQ、MSN两大网络即时聊天工具中，“小破孩”的“自定义表情”受到上千万网友的追捧。

各类信息传播方式的融合。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以往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传播媒体中独有的优势，在网络传播中已经融为一体。它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手段进行综合运用，大大增强了传播效应。在“小破孩”专题网站上，我们可以阅读破孩简报，浏览破孩新闻，观看推荐影片，欣赏破孩表情，分享推荐游戏，受众的视觉、听觉得到全方位的调动，使得“小破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国产卡通形象网络传播的思考

增加卡通形象的内涵，提升网络传播效果。在大众传媒时代，借助网络传播方式，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大范围、多形式和低成本进行信息交流。对于国产卡通形象而言，利用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能把握快速更新的网络信息，这对延续与丰富国产卡通形象的生命力至关重要。

单一的卡通形象只是图形图像符号，只有赋予它特定的文化内涵，才会给予它生命力和灵魂。从“小破孩”形象的创作来看，创意来自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用两个白胖中国娃娃演绎人间故事”，是拾荒创作的初衷。“小破孩”形象深受追捧，除了好笑好看以外，还因为拾荒从内涵上丰富了它的个性，升华了它的形象，赋予它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气息。小破孩系列作品中，有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典故的，有改编自世界题材和现代故事的。通过“非典”、城市牛皮癣、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紧扣时代脉搏的动画内容，“小破孩”形象在网络上加速传播，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卡通形象，获得了全国最具网络人气动画奖、全国flash大赛全场金奖等，并成为2004年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十大国际动漫形象”之一。

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的有机结合构建卡通形象的立体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其优越性虽然日益突出，并被大众所接受，但它也并非完美无缺，正是因为其“海量传播”的特点，所以其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不如传统媒体。加之我国的网络环境还没有形成，因此网络传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可能完全代替传统媒体。所以，对于国产卡通形象而言，在大力发展网络传播的同时，还应该紧紧抓住传统传播方式，使之相互促进，提升传播效果。

在网络上如日中天的“小破孩”，在传统媒体中的传播趋势不容小视，2002年至今，“小破孩”系列动画片在国内一些“上星”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央视、上海东方卫视等对“小破孩”的主创人员进行了专访；《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对“小破孩”进行了报道或连载其系列动画。在新兴媒体中，覆盖全国20多座城市的公交电视均播出了“小破孩”系列动漫作品。小破孩的传播方式不再局限于网络传播，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它既是杂志里有趣的四格漫画，也是即时聊天时好玩的表情，它会在网上写博客记录自己的成长，也会在公交、地铁里友好地提示路人，同时在电视里展示风采，在网络游戏里体现个性，通过无所不在的各种传播手段，“小破孩”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利用网络传播优势创建新的产业价值链。传统媒体的最大功能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向受众出售“符号、意义和”，获得的是受众的注意力，即发行量和收视率。而在网络时代，受众对媒体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历次统计调查表明，人们上网的目的除了“获取信息”以外，还有“休闲娱乐”、“个人通讯”、“情感需要”、“学术研究”、“网上聊天”、“信息查询”、“电子杂志”、“短信服务”、“个人主页”等。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或手段，还是信息产品的服务集成平台和价值中枢。也就是说，网络媒体与网民的关系不仅是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而且也是网络内容产品提供商与消费者的关系。

对于国产卡通而言，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开创卡通网络产业价值链，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打造卡通品牌，有利于实现卡通产业化。目前在国内卡通品牌中，“小破孩”、“蓝猫”等品牌在产业化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小破孩”专题网站上，开办了破孩商城，经营服装、饰品、图书、箱包、家纺、礼品、音像。同时，出现了大量的网络衍生产品，如网络表情、壁纸、屏保、电子贺卡、在线游戏，可谓丰富多彩。

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QQ、MSN等即时聊天工具的泛化，越来越多的国产卡通形象有望通过网络平台被大众所知晓、接受和喜爱。（注：本文为重庆文理学院课题〔项目批准号Y2007WC6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年7月，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doc／2007／7／18／113843．doc．

②徐慧：《80后成为动漫广告消费主力》，和讯网，http：／／it．hexun．com／2007－09－28／100809610．html．

篇10

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电科总经理樊友山在业界首次提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理念。扛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大旗的背后，是中国电科多年的技术积淀和无数的实践探索。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中国电科自2010年开始就先后承担了北京、重庆、天津、上海等100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

那么，“新型智慧城市”与“智慧城市”有何不同？从“智慧城市”到“新型智慧城市”的迭代又意味着什么？《网络传播》杂志记者专访樊友山，请他绘制通往未来新型智慧城市的线路图。

什么样的城市是好城市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毋庸置疑，好的城市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关键所在。但是该如何定义城市的好与坏？樊友山认为并没有唯一的答案，但人人都会感知。

《网络传播》：目前，我国有很多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成效如何？

樊友山：应该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覆盖率大幅提升，通过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民生、智慧医疗、智慧环保等建设，改善了公共服务，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这也为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智慧城市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当前，我国在智慧城市领域已经掌握了一批重要的核心关键技术，大量成果已经在相关城市试点落地，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丰富便捷的生活。

《网络传播》：智慧城市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樊友山：举个生活中最普遍的例子。生病了，无需去医院，通过传感器让医生了解到自己的血压、心跳、脉搏，收到病人数据后，通过连接各大医院的数据库体系，医生团队就可制定有针对性的康复计划，做到足不出户就可治疗，缓解当前看病难问题。这就是我们智慧医疗的新模式。

《网络传播》：最好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

樊友山：城市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应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要做的是将信息技术的创新成果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动信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支撑绿色环保和生态宜居城市建设。

什么样的智慧是真智慧

相较于由混凝土、玻璃和钢材建成的传统城市，“智慧城市”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升级。而今，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向“新型智慧城市”的演进又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在这里，樊友山提到了一个新词――“真智慧”。

《网络传播》：什么是新型智慧城市？相较于智慧城市，其“新”具体体现在何处？

樊友山：新型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以信息为主导、网络为支撑、数据为要义、服务为根本的网络信息体系。中国电科将新型智慧城市的特点归纳为“六个一”。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新型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深度融合的结果。新型智慧城市的“新”是与智慧城市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相比较而言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倒信息“烟囱”实现互联互通，二是跨行业数据融合实现“真智慧”，三是构建一体化的网络空间安全体系保障信息安全。

《网络传播》：“真智慧”是怎样的概念？

樊友山：“真智慧”就是以城市大数据为基础的建设和运行模式。新型智慧城市是为实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保障信息安全三大目标而推进实施的，集中体现了智慧城市由建设向应用、由规模向效能、由产品向体验的转变。

《网络传播》：每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怎么看待新型智慧城市的复制推广和量身定做、本地建设？

樊友山：“复制推广”指的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方法和流程，而不是建设的结果。所谓“释其成法，法其所以为法”。通过标杆城市试点，使方法和流程趋于成熟，打造核心产品，形成标准，再向全国推广。每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新型智慧城市推广建设时，必须与城市自身的定位、特色和主要矛盾密切结合，才能体现“真智慧”。

什么样的联合是强联合

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化工程，仅仅依靠中国电科力量略显单薄，更需要协同作战。于是，一个企业联盟――新型智慧城市企业联盟应运而生。这个联盟不仅吸纳了IBM、微软、三星等国外先进企业，也吸纳了华为、中兴、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国内知名企业以及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正如樊友山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到的那句古语：独行快，众行远。

《网络传播》：为了实现建设更开放、更安全、更便捷、更现代的新型智慧城市，中国电科做了哪些探索和尝试？

樊友山：中国电科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推动单位，主要聚焦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顶层设计，发挥中国电科在大型信息系统总体和集成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以体系工程的思路和方法实施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二是数据运营，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成果，将城市各部门和行业异构数据进行融合，形成可开放的高价值数据资源，支撑行业应用和产业发展；三是信息安全，构建一体化的网络空间安全体系，在推动信息共享、数据开放的同时保障信息安全。在具体工作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推动标杆试点、抓好顶层设计、打造核心产品、推进标准建设、强化联盟运行。

《网络传播》：中国电科是如何践行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举旗者这一角色的？

樊友山：新型智慧城市的本质不是一种智慧，而是一种城市，这种城市要以智慧的方式运转。一方面，在国家网信办等部委领导下，研究提出新型智慧城市的理念，并与深圳、福州、嘉兴三个城市率先推进标杆城市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电科以开放协同的心态，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共同发起成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企业联盟，共同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同时，联盟还将共同构建开源平台，推动新兴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努力打造“体系规划、信息主导、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