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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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方法不得当，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成为紧缩型的财政政策。当前有些地方政府的行为让笔者对此甚为担忧。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都有投资的冲动，尤其是争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投资冲动，在2003年以来，这种冲动一直处在被压抑状态，随着国务院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该冲动立即释放出来，从随后各地报的项目的规模就可以看出来该冲动有多么强烈：一个并不富裕的省动辄报出3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比该省一年的 GDP还多好几倍。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钱从哪里来？按照老办法，一般是中央财政拿一部分，地方财政拿一部分，其余由银行贷款解决。其中，地方财政那一块很重要，如果拿不出来的话，中央财政配套的这一部分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搭上明年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的快车，必须落实自己的钱袋子问题――要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几乎成为今年年关各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有些城市甚至下了“死命令”――必须让2008年的地税比2007年增长多少百分比。于是，税收系统的领导们发挥了天才般的想象力，把几年前的老帐拿出来清算。根据税务部门一贯的做法，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征税往往较松，有些城市在2006年、2007年只征收一个季度的税收，因为只要征收一个季度就可以完成上级制订的全年税收计划，如果多征则下一年基数增加，不利于来年“超额完成计划”。因此，在经济下滑之时，将前几年“未缴”的税收拿出来充数，企业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即使现在日子不好过，资金周转都困难，但“欠税”不缴是犯法的，不敢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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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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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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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性对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该是转入操作性话题层面的时候了: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的塞调确立下来，我们现在应当具体做些什么?

在支持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中追求“中性”

应当看到，在当前的中国，说整体过热也好，言局部过热也罢，其最根本的原因，无非要归结到体制缺陷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而且，其最终的解决，都要依赖于改革举措的到位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因而，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过程要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相街接。在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的棋盘上，谋划“中性”举措。

从中国26年来的改革历程还可看到，财政改革一直是整体改革的开路先锋，始终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改革启动初期如此，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这样，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仍要依赖于财政改革的推动。鉴于中国财政在支持改革方面的传统和经验，也鉴于当前财政收支存量—包括既有赤字—调整的难度和风险，在着眼于降低扩张性的财政宏观调控安排中，将新增财政收入和国债收入重.点投向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就是一个既十分适当又一举多得的举措。(1)避兔在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膨胀之间形成“直通车”，不为人为抬高财政支出规模预留任何空间;(2)用在支持改革举措出台上的支出同政府的其他支出相比，来的扩张效应相对较小。(3)在“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的旗帜下，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4)加快体制转换步伐，铲除各种行政性手段借这一轮调控之机“复归”的土壤。在结构优化中控制或压缩支出规模

在经历了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之后转而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力求控制或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是当然之举。但是，必须注意到，我们是在国民经济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双失衡”的条件下追求“中性”目标的，一方面是总需求过度扩张和经济增长过快，另一方面是投资需求过度和消费需求乏力以及工业增幅迅速和服务业发展迟缓并存;一方面是财政支出规模总体膨胀，另一方面是“三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生态工程建设和能源交通建设等项日严重欠账。

在如此的背景下控制或压缩财政支出规模，只能坚持“有保有控”—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性调整。这就要求我们以“区别对待”的思维，安排好各种财政支出的进退。或向某些项目倾针，或适当压缩某些项日支出，或严格控制某些项目支出。比如，相对减少扩张色彩浓重的基本建设支出并相对增加旨在实现“五个统筹”目标的公共事业项日支出;严格控制单纯消费性且呈迅速膨胀之势的行政经费支出并适当增加公共性明显且相对短缺的科教文卫支出;适当压缩带有鲜明计划经济休制色彩、以“行政审批”手段拨付的支出并相应增加于推动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减少“行政审批”有功的各种与支持改革有关的支出，等等。顺便说一句，这样做，亦许合作为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目标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要求。

迅速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按常理讲，须付出减收成本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其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实施它，特别是在这个当口儿实施它。显然同中性财政政策的初衷相悖。

但是，注意到这几年的中国税收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并且，税收的高增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增长幅度已经高达26.2%，并且，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全年的税收增长额将达500亿元上下。我们对于增加出来的这部分税收收入的投向，就不能不给予特别关注了。如果不做任何特意的安排，那么，在当前的各种体制性缺陷的作用下，以往的情形仍会再现。500亿元上下的税收增长顿，肯定会“直通”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如果那样的话，不仅有违于中性财政政策的目标，而且会通过抬高财政支出和税收墓数为将来的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规模行动设置障碍。将这种特殊的中国国情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可能效应联系起来，利弊权衡，孰轻孰重，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从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本身来看，其迟迟未能付诸实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担心收入振荡，财政负担不起。今年又加上了一条:可能产生扩张效应而形成“逆向调节”。根据上述的分析，既然可能的扩张效应同税收增长一直通”为财政支出的不适当膨胀比起来已经变得相对次要，那么，利用税收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追求“中性”的势在必行之举。

进一步看，在以往支撑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其他的诸如政策调整、物价上涨和加强征管所带来的增收效应，都是难以特续的。方方面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目前正是中国税收增长的巅峰阶段。联想到新一轮税制改革早晚要启动，早启动肯定比晚启动好。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已经绘就的新一轮税制改革蓝图尽快加以实施，以税制结构的率先优化为整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打开通道、铺平道路，又是我们一再论证过的值得追求的目标。

对于加强税收征管和堵塞税收流失的意义，早已到了人们烂熟于心的地步。税务部门以往的加强税收征管行动。已经带来枕收实际征收率的迅速提升，从而大大拉近了制度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距离(国家税务总局的分析表明， 1994年至2003年，税收实际征收率提升了约20个百分点)，也已通过各种传媒让人们广为知晓。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在财政政策转向一中性”之后，加强税收征管的意义又多了一层—压低非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扩张因素。所以，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把该征的枕尽可能如数征上来，又是一个同中性财政政策目标相一致的常规举措。

立足于做好货币政策的“配角”

肘政政策的转向是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要像过去6年那样，继续扮演宏观调撞的“主角”。在宏观调控休系中，货币政策更适宜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宜于结构调节以及反通胀实践更须货币政策担当“主角”的道理，在此不必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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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融合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 进而改变货币政策效率。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短期内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较强的财政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巨大。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更加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两种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维持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等方面是否有效，两种政策如何配合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成为亟需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较弱、金融体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而货币政策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来考察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以及两种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并就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和实际冲击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政府支出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影响货币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门和企业根据短期情况决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当前税收就会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形成投资性支出，改变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二是间接渠道：财政政策会影响利率变动，从而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过研究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扩张和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赤字越大，货币供给量也越多，货币政策目标和有效性将受到冲击。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央银行只能部分地影响通货膨胀，财政部门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均衡状态下，两项政策应当互相补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过研究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如果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财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单纯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在公共预期的作用下，会形成预期驱动的经济波动。

另外，部分研究显示，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有条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机制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实际经济冲击的类型：如果是供给冲击，那么两项政策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是需求冲击，那么两项政策就会存在互补关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认为，物价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货币政策决定，在特定的公共预期形成机制下，政府支出决定了物价水平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短期内财政赤字与货币需求正相关。

国内学者普遍在中国经济背景条件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两种政策的配合效应。赵丽芬、李玉山（2006）对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不存在简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补或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表现形式取决于具体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冲击形式。张龙、白永秀（2010）通过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分析的联立方程模型发现，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货币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有可能通过影响消费、投资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框架，指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正向冲击，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比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其效果非常有限。张志栋、靳玉英（2011）基于价格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视角，利用MS-VAR模型检验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不确定的，当物价由财政政策决定时，货币政策有效性将受到很大影响。而当物价由货币政策决定时，仅仅调整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即可进行调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献研究基本上探讨的是封闭经济体系，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较大空间。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及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据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构建的DSGE模型，在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的技术冲击基础上，加上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家庭、厂商、外国和政府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1. 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的典型行为是向厂商提供劳动，以获得工资进行消费。效用和消费正相关，和劳动负相关，随着消费的增加，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家庭部门的决策行为是决定劳动与消费的组合，进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为消费，lt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劳动供给，满足0

家庭部门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资源包括当期收入和新增货币供给，二者之和应当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之和。因此，预算约束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别表示收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mst表示货币供应。（2）式说明在总收入和货币供给稳定或者按照稳定路径增长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将会非常明显。

2. 厂商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如果厂商存在规模经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厂商必然扩大生产规模，直到规模经济消失。因此，我们假设在均衡状态下，厂商不存在规模经济。厂商生产函数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方程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资本折旧率。（4）式反映了资本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投资越多、折旧越少，资本积累就越快。投资it由自主投资和实际利率决定的部分组成，具体形式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别表示自主性投资和实际利率，d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且d>0。

根据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厂商面临的技术冲击，假设技术进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为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et为技术冲击，且et～N（0，？滓■■）。（6）式说明在某一时期技术进步具有自相关性，并且受技术冲击决定，技术冲击可能来源于企业的创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进步。

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为维持政府部门正常运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国有企业注资的投资性支出。如果政府没有调节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维持稳定，与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发生预期外的变动，即出现政府支出冲击。同时，对于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应变动，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冲击共同决定，并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其过程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与上期政府支出的相关系数，egt为政府支出冲击，且egt～N（0，？滓■■）。egt可视为政府支出对均衡路径的偏离。p为政府支出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系数。

4. 货币市场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大。同时受制于现行外汇制度，货币政策尚无完全独立的操作空间，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实际货币供给过程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别为本期货币供应对上期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冲击、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系数，emst为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货币供应冲击。（8）式表明货币政策同时受到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变动的影响，u可反映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

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可表示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别表示货币需求对收入和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

mst=mdt （10）

5. 国外部门

中国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行一定的限制，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 假设国际经济波动仅仅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即国外部门行为仅仅表现在进口和出口。在不考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规模受国家竞争力影响，而国家竞争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进出口行为可由预期部分和冲击部分构成，净出口可表示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为净出口对外部冲击的敏感系数，eft为净出口冲击，且eft～N（0，？滓■■）。

6. 经济系统均衡

由最优化条件，我们可以从（1）式和（2）式得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欧拉条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时，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构成了完整的经济系统。通过计算均衡解，我们可以得到各变量的稳态值和实际值，并进而估计模型。

四、数据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1. 估计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对DSGE模型的估计有校准法和估计法两种，本文采用Bayesian估计方法。 估计法的优势在于所估计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和模型参数的特点施加相关约束条件，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参数不确定性问题，而且利用历史数据所估计得到的参数值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们选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货币供应量、进出口数据作为输入数据，以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数据先期处理过程为先对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利用X12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季节调整，然后使用H-P滤波得到变量的波动部分，最后对波动项求差分。

2. 参数设定

首先对参数的分布情况进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参数运用Bayesian方法估计实际的参数值。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估计结果会最终收敛于实际值，因此设定值并不影响模型估计的可靠性。

我们参照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参数进行事先设定。其中，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琢设为0.355（李浩等，2007），贴现因子？籽设定为0.988，资本折旧率？啄为0.05（吴利学，2009）。闲暇对效用的贡献度？鬃设定为2.2，反映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重视。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籽设定为0.95，即本期与上期技术进步存在高度正自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和国际贸易的自相关系数（b，v，s）分别为0.98， 0.68，0.67，将货币供应对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度设为0.8和2。

3. 参数估计结果

表1显示了运用Bayesian方法进行估计所得到的模型参数值。

表1中，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0.7221，说明政府支出冲击1%的正向变动将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0.7221%，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此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1.9471，说明以美元计的国际贸易规模增长1个百分点，以人民币计的货币供应量将增长近2个百分点。在财政支出保持扩张性预算和赤字规模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响，其政策走势必然走向扩张，形成配合财政政策的形势。而在国际贸易顺差和收支盈余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被动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显，这对于货币政策的紧缩以及反通胀政策具有相当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际贸易正向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幅放缓，贸易顺差下降所致。此外，货币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系数仅为0.0011，影响程度很小，这反映了当今中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货币政策的从属地位。

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图1显示了政府支出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负向影响，在政府支出冲击后的一段时期内，投资和消费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消费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影响时间较短，7个月后即回归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冲击对投资的长期影响：政府支出冲击13个月之后，其对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尽管政府支出主要通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扩张完成，初期对民间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但长期内，国有企业的扩张效应传导到私有企业，从而对民间投资产生了间接的带动作用。财政政策扩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明显的，短期内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0.15%，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额投资性支出产生了较强的货币扩张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力度较大，由图1可知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期限延伸至40个月。

图2反映了各变量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反应。一个单位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二者分别增加了0.05%和0.5%。在对产出的影响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具有的时滞性，因此其对产出的影响相对政府支出要缓慢，并且影响程度也较小，但其影响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长，直至40个月后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可见我国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货币政策强，但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长远。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小，远不如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基本特征。

表2为各经济变量在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国际贸易冲击和技术冲击下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影响要远大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巨大，在特定外汇制度下， 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央银行不断被动购入外汇，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货币供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达到货币政策本身影响的60%，显示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强；反观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则非常微弱，表明是现有条件下货币政策在调整宏观经济方面独立性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作为配合政策出现。在经济出现下滑态势时，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产出，带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国有企业，其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是很明显的，因此单纯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带来经济持续长期的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增长以及消费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样表明， 货币政策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带动产出的增加，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率下降，能够有效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应该更加注重两种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相应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货币政策变动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这既反映了我国财政支配体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时表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政府、货币当局以及国外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四种主要冲击，即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模型揭示了财政、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普遍低迷、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操作空间以及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模型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从中长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要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持久性，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扩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内避免经济下滑的必然选择，但这种短期内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 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在影响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并且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规模增长迅速，也要求我国必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为此，我国一方面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从政策制定、实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应当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步伐，避免为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达到稳定物价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最终目标。应当从体制上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消除事实上存在的外汇占款、财政直接投资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必须重视政策协调，充分估计到财政政策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条件下，如果忽视财政政策的影响，货币当局就难以调节货币供应量，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时、适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阻隔国际贸易顺差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独立运作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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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稳健 货币政策 理论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来说仍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要考虑各种外部条件以及环境将来发展的趋势，其次是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其能都在经济的运行中发挥作用，最后是解决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措施。

一、货币政策的有限性分析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需求通过货币的形式来体现，购买力则需要通过货币几次周转来完成。当人们的消费水平增加，市场货币的容量也加大的，这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可以有效的控制社会购买力，同时，货币政策也是有效的；当人们的消费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也就是说社会需求被购买力占满，这时，增加货币量对满足社会需求就没意义可言了，这个情况下，提高货币的供应量来应对货币政策效果显然是比较弱的。

货币变量的变动是否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体现。如果货币变量选取M2，实际经济变量选取GDP；以GDP为因变量，M2为自变量选取1988到1995年和1996年到2005年两个区间段的数据，建立如下对数模型：log（GDP）=a1+a2*log（M2）（其中a2是产出对货币供应量的产出系数。）

模型一：1988年到1995年

Log（GDP）=0.7216542022*log（M2）+2.944403412

（t=30.28454）（t=13.8157）

R2=0.983807，{整后的R2=0.982836，F=917.1533

模型二：1996年到2005年

Log（GDP）=0.5001647941*log（M2）+5.386047285

（t=23.12045）（t=21.89757）

R2=0.9986402，调整后的R2=0.9886654，F=528.3951

结果分析：对相关性的计算指标进行分析，在1988到1995年，M2的弹性大，国民生产总值随着其增长；1996到2005年，M2相对弹性较小，国民生产总值也随着其增长。数据分析说明了，货币的供应量对生产总值得影逐渐减弱，想要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还需要加大货币的投量，但在稳定货币方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稳健货币政策是最佳选择

（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基本不存在

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克服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这是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得来的。通过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了利率，提高了均衡产出。高利率会对民间投资和个人投资产生阻挡的作用，使人们挤出一部分货币，用挤出的这部分货币进行个人的消费，这就是“挤出效应”。就我国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扩张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投资支出来进行的，我国的基础建设如能源、铁路、电信和城市建设都是用国债及其他府投资的来进行的，这些都是民间投资和个人投资无法涉及的领域，所以就我国来说不存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对银行的利率是有硬性规定的，还没有完全实行利率化市场，由此可见，进行扩张财政政策，不一定会使利率提高。另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以及外部条件的影响，挤出效应的观点可能不适合我国国情，也就不需要与扩张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了。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预防通货膨胀

流通性是货币具有的一项基本性质，在货币的流通性足够大的情况下，货币的供给需求就越大，对即期总需求的影响就越明显，反之，作用不大，而使未来总需求可能增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储蓄存款越来越多，中国金融资产的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品是有限的，还有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假如让扩张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联合起来，那么将会对社会的经济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选择运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可以缓解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所带来的压力，并且可以阻止财政扩张对经济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很好的效果。

（三）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主动的货币政策

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说，稳健货币政策是一种中性的政策，不仅要具有可以及时调整政策实施的方位的灵活性，还要有可以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协调性。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增加了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准备资金；国家积极组织商业银行购买财政债券、购买国债，在购买国债的同时还在贷款方面对其有优惠政策，这样就可以做到既支持了到支持财政政策的发展，还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降低人民币存款的利率时，国债的息票率也随着其降低了，使国债的发行成本降低了，使用资金成本也降低了，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收益，还支持了国家财政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引导资金流向、启动投资和调整经济结构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财政政策”是把银行吸收的可以使用的储蓄作为基本资源，通过商业银行的购买，使其变成长期的、可使用的资金，储蓄转为投资，确保经济增长率，降低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的风险，保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稳健货币政策

就当前比较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来说，任何针对性强的、过激的政策都是不可实施的，这时稳健货币政策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在目前形势还不很清晰明朗的情况下，对货币政策的微调和预调就显得尤为重要。

坚持货币政策为基本原则，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施货币政策原则，在此基础上，保持币值的稳定性。当下的生活中，货币已经深入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与所有的商品以及劳动进行交换。生活中，货币可以满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需求，是使资本走向舞台的动力；目前的金融市场中，它可以引导市场经济的资金流量，影响物价水平，对投资、产出、消费和国际收支趋势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我国的市场经济来看，不能单一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还要加强多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要考虑全局，加强“均衡”的理念，加强政治协调[1]。在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要拿出一套调整货币政策的对策，也不能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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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篇8

【关键词】经济危机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当月出口额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对经济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国务院迅速作出调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2008年初的“防通胀、防过热”转为“保增长,促内需”,财政货币政策也由年初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微调为七月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可见,宏观决策层对此次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认识明确,措施出台迅速及时,意义重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模式

(1)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发展不景气,出现萧条,同时又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应对经济萧条;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2)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采取“双紧”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压缩社会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较多而民间投资不够旺盛时,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紧缩性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财政赤字;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银根松驰,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采取“双松”政策,在财政减收增支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缓和衰退,刺激经济复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1)在财政收入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8年实施的税费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多次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这些政策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以上。

(2)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拟增加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元,加上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万亿元。此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五点。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增长,促内需”,为此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运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达到收入效应和扩张效应。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如减税、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等举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减轻企业负担,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减轻企业负担,还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长时间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等。还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拉动我国农村的消费,扩大内需。从扩张效应来看,增加政府投资不仅能直接、迅速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促进全社会投资的扩张效应,能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活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扩张效应和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从扩张效应来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资金供应扩张,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多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货币信贷扩张趋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的机会和便利。包括加快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股票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展示平台。从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来看,通过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显现出积极效应。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性支出,社会就业形势得以好转,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产生大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国及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积极效应。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009年以来,地价高涨,国企频当地王就是一个例证。美联物业根据北京土地储备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计拍卖涉及住宅类地块为69块,其中有30块地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获得,占市场总比例43%。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企高价拿地频繁,明显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块住宅地块中更有18块由国企拍得,占到了市场的60%。地王的频繁出现与楼市过火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国企地王过多的情况,与今年4万亿的投资不无关系。还有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小城市、城镇、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匮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但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A股市场牛气冲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沪指上涨幅度最高超过90%;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商们纷纷斥巨资“跑马圈地”,地价、房价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彭兴韵指出:“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查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不是助推虚拟经济的火热。

3、“双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本轮财政货币政策运作之前,我国国内刚刚经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4.8%,2008年前三个季度CPI同比上涨7.0%,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重大问题的背景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当经济复苏,走出萧条的阴影时,就要考虑“双松”政策的逐步调整,如果担心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可以对“双松”政策进行微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扩内需、调结构。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要微调,如果担心利率上调加重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回收流动性,以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李景霞: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潘正彦:如何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J].财会研究,2009(1).

[4] 马洪范: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中国金融,2008(24).

篇9

【关键词】 凯恩斯效应 地方政府支出 私人消费 地方 政府偿债能力

一、引言

2008年底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外总需求下降而对我国出口形成较大冲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受到广泛的质疑。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集中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提升将为我国未来的高速增长提供长期而有效的支撑。从即期效果看,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积极财政及货币政策确实缓解了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就业压力。2009年完成了“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消费也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个较长考察时滞内,成功的财政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应集中于对消费的促进。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检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是否存在,其有效传导路径是否稳固,最终政策的效果又受到何种因素制约,就愈加突显其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学派认为,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预算及公共支出的增长,无论其手段如何,即无论支出增长属于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或属于经济性抑或非经济性,都将导致社会总需求水平的上升。首先是公共消费品的增加,另外,税收的减免将使得企业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投资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及工资率,最后,转移支付的增加也将提升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提高私人消费。但是,一些经验证据及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and Perotti(1999)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当财政支出增加时,特别是生产性支出扩张时,由于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存在,其将导致私人储蓄的增加及消费的减少。反之,当财政支出缩减时反而会刺激私人消费的增长,其最终效果取决于挤出效应的大小。换言之,在特定条件下,存在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从预期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加以了解释。在政府收入能力不足,即支出扩张主要源自赤字时,一个大规模及长期的政府支出扩张可能会使消费者产生持续性增税预期,从而产生未来收入减少的预期,进而增加储蓄并减少私人消费,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临时性及短期的,私人消费不会产生这种相应的反映。期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差异归结为财政政策的稳固性与政府偿债能力差异。

Blanchard(1990)的模型中则将公共债务的初始水平作为影响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实际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税收的增加可能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基于这样的事实:税收的增加将下一代的税收负担转移到当代,因此减少了当前的私人消费。第二种效应是具有正的财富效应。当前税收的增加将避免未来税收的增加,也就是避免了长期收入的减少,从而当前税收的增加减少了未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个原因,消费者可能就会减少为了预防未来税收增加而作的预防性储蓄。当债务率很高时,第二种效应可能是占优势的。

Bertola and Drazen(1993)认为在静态模型中看似收缩性的政策可能是扩张性的,如果它引发了未来相反政策的预期。Cour et al.(1996)提出在1980年爱尔兰和丹麦的财政调整时期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以债务融资的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增加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风险,家庭因此会增加私人储蓄。最后,Giavazzi and Pagano(1990)and Alesina and Perroti (1997b)同时考虑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加速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李永友(2008)从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三方视角及研究入手,讨论了财政政策实际效果差异的影响条件,其认为“凯恩斯效应”的最终实现需具备如下条件:资源的充裕程度、私人部门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私人部门预期的稳定程度及财政赤字和债务的风险水平。王立勇、刘(2009)则利用区制转移的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特征和效果进行了研究,其结论为: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而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具体有1952―1988、1987―1990、1994―1995时间段内,财政政策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原因为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而1983―1986和1996―2008时间段内,存在“凯恩斯效应”。

综上可知,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政府偿债能力及财政政策的稳固性将影响财政政策的最终效果。关于“凯恩斯效应”的实证分析也未取得一致的结果,其原因也许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或初始财政条件或计量模型与变量的差异(王立勇、刘,2009)。而我国地方政府由于“晋升激励”的存在,其公共支出存在过分重视生产性支出而忽视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使得不同省份政府的收入能力存在较大差别,进而影响了其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研究的基础上,在一个面板模型框架内,通过导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控制变量,实证检验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及“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分析我国不同省份由于经济发展非均衡而导致的政府收入能力(偿债能力)差异会否显著影响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三、实证检验

1、变量导入及模型设定

sumi,t:私人消费变动。文中以各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度量私人消费变动。并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78=100)。

gdpi,t:社会总产出变动。产出使用各省生产总值度量。同样使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gvsi,t:政府经济性支出。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政府经济性支出用诸省基本建设投资度量,而未将支农、城市维护建设等其他支出纳入,数据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80=100)。

gvii,t: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付用各省份社会保障补助及抚恤和福利救济数据加总以度量转移支付变化。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cznli,t:政府偿债能力。António Afonso(2006)、Blanchard (1990)、Sutherland(1997)的研究中,采用了国家赤字占GDP比重衡量偿债能力,其预期假设为当偿债能力超过一个“trigger point”时,将产生未来加税的预期。但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资金管理体制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资金筹措手段也不尽相同,传统的“赤字比”衡量方式并不适用。而实际数据中,又缺乏省份预算外资金收入的统计。本文采用各省份人均税收与全国人均税收水平的高低来度量当地政府偿债能力,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当某一省份具有较高的人均税收水平时,政府在“分税制”下将取得更多的体制内收入,因此具有更高的政府支出能力与偿债能力。具体有:cznli,t=1, 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高收入能力组,或cznli,t=0,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低收入能力组。

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四川、贵州、新疆在各年份均处于高收入能力组,而贵州、广西、青海、黑龙江、甘肃、宁夏、一直处于低收入能力组,山西、陕西、内蒙、江西、河北、河南则在不同年份显示出不同的偿债能力(由于的省份数据缺失,因此并未纳入本研究样本,而香港、澳门、台湾由于体制差异,也未进行分析。与传统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不同,按税收水平的划分与收入划分显示了不同的结果,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税收水平,而我国税收组成中流转税种占相当比例)。

由于我国省级经济体发展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为克服异方差的影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对数处理。数据源自1999―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模型估计由Eviews5.0完成。

2、模型设定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模型引入各财政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以度量短期效应,同时考虑到政府投资的连续性和投资跨期,模型使用对应滞后变量以衡量支出的连续性。上式中,?渍2度量了短期的产出弹性,对应的长期弹性由-?渍1/k给出。-?琢1/k、-?茁1/k,是高收入能力组对应的政府经济性支出及转移支付的长期消费弹性。而 -?琢2/k、-?茁2/k 则为对应的短期弹性。低收入能力组中,各财量的长期消费弹性为-?琢3/k、-?茁3/k,短期消费弹性为?琢4与-?茁4。一个需要检验的事实是,如果“凯恩斯效应”存在,且与政府收入(偿债)能力不相关,则无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组,积极财政政策都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正的冲击,因此上述弹性数值将显著为正,而如果出现不符,则说明财政政策效果中,存在不同原因的“非凯恩斯效应”。

3、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传统的面板模型往往由于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而受到“伪回归”的质疑,而协整理论则是以模型变量具有同阶单整为前提的,因此,首先对模型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实际是对面板数据的不同截面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最终的检验在综合了各个截面的检验结果上,构造出统计量(高铁梅,2006)。由模型形式可知,本文模型属于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 data)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私人消费、政府转移支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即为平稳变量。而社会总产出与政府经济性支出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协整模型并不适用于该模型,而“伪回归”的影响必须规避,因此,最终模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将决定估计结果的无偏及有效性。由于本研究是在数据可得性基础上将全部省份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一个全样本的估计更适于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上述面板模型进行TSLS估计,结果见表2。

模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t值=-2.7134)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为进一步识别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关系的作用关系中是否存在高、低收入能力政策的财政政策效果差异,本文对上述模型施加了下列两个假设并加以检验:

其对应似然比统计量为x2(q)=2nlog(SSRc/SSRu)

其中假设1检验的SSRc源自方程

而SSRu取自式(1)

x2(q)检验的结果为拒绝H0与H0'(对应似然比统计量分别为17.2481与9.8051)。因此,若式(1)是我国省际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关系的正确描述,则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确实因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

由估计结果可知,在我国省际经济体中,私人消费的产出弹性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统计显著的,对应的长、短期产出弹性分别为0.54与0.49,但两者差异不大。而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中,高收入能力组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长期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弹性值为0.071。但短期内对于私人消费的影响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此外,高收入能力组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也将促进私人消费,其长期弹性值为0.091。但短期内的影响却不显著。

而在低收入能力政府组别中,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的长期影响并不存在,而政府转移支付的变化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低收入能力政府其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弹性值为-0.018,即低偿债能力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财政政策层面存在“非凯恩斯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在低偿债能力限制下,其经济性政府支出的增加往往投入到低效率部门或低就业吸纳能力部门与行业(一个传统的认识认为国有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比例高的行业代表着低效率、低就业能力),从而影响了家庭户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到消费水平。

四、结论

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的研究基础上,在使用人均税收水平作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度量变量基础上,通过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了我国地方财政经济性支出、政府转移支付、产出与私人消费的长、短期关系,检验了地方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论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可以解读为: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且短期与长期的产出弹性大致相当,即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路径是存在的。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但对消费的拉动能力较弱,分别为0.07与0.09。但短期内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低偿债能力政府,其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加将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效应,即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来看反将降低消费水平。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概括的,我国地方财政政策对拉动消费的具体效果如何,将取决于政策实施主体的偿债能力,而政府支出结构也影响着最终的结果。相对而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而转移支付的影响却并未如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将有效提高消费水平,其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当前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中,转移支付的比例偏低。

当然,由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的“赤字政策”与“相机抉择”体现出与西方国家较大的差异。而人均税收水平能否有效衡量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也是值得质疑的。本文只是在一个粗略的框架下进行的分析,诸多不足有待未来更深入与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António Afonso:expansionary fiscal consolidations in Europe:new evidence[J].working paper of European central ban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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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永友: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4).

篇10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再也没有人能自信地说,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能够确保一条通往全球繁荣的坦途。“一战”战时通货膨胀、战后通货紧缩,而20世纪20年代,北大西洋两岸几乎一半国家都经历了持续通胀,剩下一半则几乎都经历了通缩和高失业率。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的繁荣?由于“自由放任”政策看上去不再有效,这一问题占据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这也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经济学发展最富成效的阶段,而其成果多出现在英国――在那里,由于历史原因,经济政策的问题与矛盾是最尖锐的。

第一个问题,是汇率与经济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汇率贬值能提高出口,推动就业。但在给定的就业水平上,汇率贬值也会通过三种渠道消减经济繁荣:第一,减少商品出口所能换来的进口;第二,降低政策可信度,影响投资者把工厂设在该国的意愿;第三,竞争性贬值将使国际经济关系变成“负和博弈”,削弱全球繁荣。最终,英国政府决定,将汇率维持在一个与“一战”前预期相当的高估的水平上。

这种对汇率政策的承诺,导致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的丧失。经济学最古老的真理之一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政策运用的限制,中间偏“左”的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者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始讨论,政府应运用财政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出口由国际竞争和汇率决定,投资由利率水平决定,于是可变的需求来源就只剩下政府开支或消费(可通过减税来推动),二者都需要政府承担显著的赤字。

英国保守派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多与英国财政部有关,或是财政部职员,因此其看法以“财政部观点”(Treasury View)闻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效。如果政府增加购买,并通过借贷来融资,那么私人所能获得的资金将缩减,从而私人投资下降,并与政府购买的增加等量。如果政府通过减税或退税推动消费,则要么为退税或减税融资的借贷将减少私人投资,要么政府购买减少,从而抵消消费的增加。总之,净效益为零。

从今天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财政部观点”错在哪里。观察的起点在于,有效的私人投资并不总是被储蓄所限制。在国民收入账户中,投资的确等于储蓄,但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把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都作为“投资”――事实上,它并非生产性投资。政府支出增加可能不会引起私人投资减少,而是会代替那些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

让我们看看,当生产性私人投资低于储蓄时,政府介入将发生什么。假定2009年3月,政府突然借来一些钱――从而减少了储蓄――额外买了些东西。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定义下,储蓄还是会等于投资,因为此时储蓄下降,但投资也下降了,因为企业卖出了额外生产的东西,存货不会上升。此时,生产性投资并未受到影响。

接下来,2009年4月又会发生什么?如果3月存货增加,企业将减少4月的雇员和生产。而如果3月政府进行借贷并采购,那么企业的存货不会增加,4月企业就不用减少雇员,压缩生产。于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定了经济。

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政府财政政策无效不是一般情况,而是特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才是无效的。一种是充分就业。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名义总开支上升,但充分就业意味着,更高的开支将立刻提高价格和工资水平,从而导致通胀,而不是让更多人得到工作。第二种情况是现金余额已经处于不能再减少的最低限度,以至于如果政府不印刷更多货币,在技术上就不可能实现更多的交易。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阐述和捍卫过“财政部观点”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同意,他们之前的观点是错的,英国的情况远非这两种特例。

讨论这一段80年前的历史,价值何在?现在,许多人反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不是基于一个缜密的信念,即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成本的确高于其短期收益;而是基于一个草率的观点,即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本不存在短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