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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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

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赤字占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VADL模型

一、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政策体系,而它们调控均离不开货币资金的流转,在客观上两者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其协调配合当属必然。为了使协调配合更为合理,国内外学者对其如何影响包括就业、产出和价格的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其中也不乏大量的学术争论,学者们在争论中相互吸收精华,极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各学科的发展。

基于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的IS-LM模型,或以利率作为外生变量的IS-IRT模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同组合适用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需要。这种仅具有方向性的定性研究并没有从定量上给出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因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效果往往与当局的预期结果不尽相同,甚至背道而驰。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开始在西方兴起,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上升至主导地位。随着货币政策地位的上升,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两者的直接目标显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为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资金支持,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如当货币政策当局觉得通货膨胀成为严重问题时,需要利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这样会减少财政收入,这是财政政策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其可能会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手段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可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存在目标冲突的。Pindyek较早地分析了不确定条件下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目标冲突,认为货币政策当局应该考虑到这种冲突。Sargent和Wallace认为政府的预算约束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对确定货币存量如何动态影响均衡价格水平有重要意义。

货币经济学文献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的若干假设,概括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框架。大体有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假设调整财政政策是为了确保政府跨期预算始终平衡。货币政策可自由确定名义货币量或名义利率,这是一种以货币政策为主导,配以消极的财政政策范式。第二种范式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相配合。财政政策当局在确定其支出和收入且不需要考虑跨期预算平衡的要求时,当税收不足以支付开支时,政府可通过增加铸币税以获得额外收入,即货币政策做相应调整,转移相应的铸币税以满足政策预算平衡。换而言之,政策预算平衡,财政政策当局无需考虑。而货币政策当局则要考虑,因而这是李嘉图式(通过税收或铸币税调整,以确保政策跨期预算平衡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经济学家们关心两个问题,即从理论上分析财政赤字是否一定引发通货膨胀;从历史事实上分析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Sargent和Wallance从理论上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即财政主导制会产生“不合心意的货币主义算术”。但从经验数据上的分析则有较大分歧,Joines发现,在美国,货币增长与主要战时支出正相关,但与战争性赤字不相关;Grier和Neiman发现,结构性赤字是决定货币增长的因素之一;由于跨期预算平衡意味着赤字和债务之间有协整关系,因而Engle和Granger指出,应当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建立这些变量的实证模型,Trehan和Walsht用协整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预算政策不具有持续性;Bohn认为,基于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接受跨期预算平衡的假设,他还发现,在税收冲击引发的赤字中,有一半以上最终通过支出调整而得以消除,而约有三分之一的支出冲击最终会导致税收调整。第三种范式被称为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其跳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哪个为主导的争执,建立了货币供给与财政因素影响价格和产出的理论与经验模型,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以财政因素作为直接影响价格水平的因素。Walsh认为,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价格水平,即均衡要求实际货币供给等于实际货币需求,而财量影响实际货币需求,因而均衡价格水平也将取决于财政因素;在既定的名义货币量以及与货币供求相等的条件下,可能对应着多个价格,即存在多重均衡,财政政策可能会决定其中某一均衡价格水平。在某些情况下,财政因素决定的均衡价格水平可能独立于名义货币供给。对于第三种范式是否成立,很多学者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如Leeper,Woodford的实证结果支持第三种范式;而Chadha和Nolan的实证结果则不并支持。不同学者得到的实证结果之所以不同,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同,这说明第三种范式的均衡状态是不稳定的。

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必要性;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0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理配合使用,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本人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概述

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调节总需求变动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而调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利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同总需求波动、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内在联系,调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通过这种对比关系调节总需求变动及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的平衡。财政政策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是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体系。它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直接性。即财政政策是由国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国家可以通过它直接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和各种活动,这是价格政策、货币政策不具备的。二是强制性。财政政策一般是通过立法形式制定和颁布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制定,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方面。所以,财政政策就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财政政策运用得恰当,就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财政政策运用不当,就会引起经济的失衡和波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来调节经济的运行。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而且增加了财政政策运用的难度。货币政策是国家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的基本方针及相应措施。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货币政策是由国家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传导等内容。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调节经济的宏观政策和经济工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和统一性,但也有一定的区别。两者的统一性在于:第一,这两大政策的调控目标是统一的,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第二,两者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第三,从经济运行的统一性来看,财政、信贷和货币发行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最终会引起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所以,如果这两个政策目标不统一协调,就会形成政策效应相悖,造成宏观经济运行失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需求和总共给进行调节,但二者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并且它们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它们的不同点是: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及调节范围不同。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预算收支、公债、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贷款限额、存贷款利率、汇率等。财政政策的调节范围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且包括非经济领域。货币政策的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其它领域居于次要地位;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分配所起的作用不同。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所以,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下来,财政收支的规模也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及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银行是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的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的方式集中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调剂。这就决定了银行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形成;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调节的作用方向不同。从消费需求的形成来看,包括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社会消费需求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财政在社会消费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财政在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进行适当压缩,就会减少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立竿见影。但是,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就无能为力。财政、信贷两方面影响消费需求的形成。财政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直接影响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而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只是间接影响。由于居民的储蓄存款可以随时提取,导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弱于财政。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社会再生产供应资金,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固定资产的投资主要由财政承承担,流动资金投资主要由银行供应。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重点是供应流动资金。所以,财政对形成投资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对形成投资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第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扩大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不同。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唯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银行信贷。所以,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需要通过信贷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如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银行压缩或扩大信贷规模,完全可以抵消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只有,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银行也同时扩大或收缩信贷规模,财政才会发挥其扩张或紧缩的作用。从而可以说,银行信贷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第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同。由于财政政策措施要通过立法机构,经过立法程序,从确定到实施,过程比较复杂,决策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可以由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直接影响货币数量,决策时滞较短。财政政策措施在通过立法滞后,由有关单位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决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诸实施。所以,财政政策的执行时滞一般比货币政策长。从效果时滞来看,财政政策要优于货币政策。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工具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能使经济活动发生有力的反应。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利率水平的变化,引导经济活动的改变,不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这些方面的作用不同,所以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否则,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政策之间就会发生摩擦和碰撞,彼此抵消作用,从而减弱了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应和力度,这就难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目标。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就是各种类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即膨胀性(松的)、紧缩性(紧的)和中性三种类型的不同组合。一般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就要采取松的政策措施,扩大社会总需求;当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就要采取紧的政策措施,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至于到底是要采取何种政策搭配,主要决定于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及其要达到的政策目标。

(一)松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双松”政策。这种配合形式适用于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如果配合不好,或放松幅度不适当,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双紧”政策。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适用于严重通货膨胀时期。但如果控制力度过大,就会导致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

篇3

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体制转换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2;F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05-10

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控制,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行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2],在大量常见模型中产生良好经济绩效;通货膨胀率高且易变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没有遵守泰勒规则,从而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规则文献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假定财政赤字(和/或税收)针对真实政府债务变化强力反应,或更苛刻,政府预算在所有时间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称其为“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体制。组合,假定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并研究货币和财政规则交互作用[4],其对应的是欧洲货币联盟诸国倾向于彼此脱节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根据Leeper[1]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篇4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投资;消费;VECM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0-0011-05

一、引言

如何扩大内需是近几年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焦点话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受损,扩大内需对于保持经济稳定尤为重要,这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经济低迷趋势难以迅速扭转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最有效的手段。投资和消费是扩大总产出的两大途径,探讨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可以衡量货币政策在刺激内需上的有效性,为政策提供指导。

对于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影响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基于传导渠道来进行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熊鹏,2005)。杨子晖(2008)用DAG技术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以信贷传导渠道为主,但是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对私人投资的作用不明显,而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具有相对有效性。马春雨(2012)以货币供应量M1和M2为货币政策代表变量建立居民消费的回归方程,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对刺激消费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张和万(Zhang和Wan,2002)通过利率渠道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发现通胀率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比名义利率更大。科伊武(Koivu,2012)用SVAR模型通过财富效应渠道研究了1998―2008年间中国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的放松能够提高资产价格、提高消费水平。严太华和黄华良(2005)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非对称影响的形成机理。梁云芳、刘金叶(2011)基于受约束的VECM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国内需求的非对称性影响,长期货币政策正负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且负向冲击大于正向冲击;短期不存在非对称性。王文静(2012)发现长期内货币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影响非对称性均显著,短期内对投资影响的非对称性显著。

现有文献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还没有系统全面的分析,各研究成果间也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将运用VECM模型讨论货币政策从不同的传导渠道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还将进一步在分析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基础上讨论当前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有效性。

二、基于VECM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本文选取的变量如下:

1. 货币政策代表变量。我国自1996年明确宣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1可以较好地反映经济的周期运行,所以选择M1作为货币渠道代表变量。由于我国仍然是间接金融占主导,所以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月末数作为信贷渠道的代表变量。由于存贷款基准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本文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月度数据作为利率代表变量。

2. 内需代表变量。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代表投资和消费。居民消费支出缺乏月度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近似代表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缺乏1月份数据,为排除奇异值,本文参照许涤龙和李庭辉(2010)的方法将2月40%的数据分摊到1月。

3. 货币政策目标变量。本文选择用工业增加值增速作为产出代表变量,用CPI同比指数反映物价水平。

表1:变量表示

[变量表示\&含义\&M1\&狭义货币供应量\&CR\&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R\&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I\&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CS\&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年同月=100)\&Y\&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1996年1月―2012年12月,共204个观测值。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1)将M1、CR、I、CS换算成同比增长率;(2)运用X12方法对所有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本文的实证检验采用Eviews6.0为计量分析软件。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ADF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所有变量皆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三)基于VECM的实证分析

1. 模型简介。VECM可以写作:

LR检验显示χ2统计量为1.67,P值为0.196,表明施加约束是合理的。将b11、b21、b31设定为1,是对消费进行正规化约束;第一个方程是所有变量对消费的混合影响,第二个方程是产出和通胀对消费产生的影响,第三个方程是货币供应量、信贷余额和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同理,对投资也进行正规化,但是其余变量施加约束条件的LR检验拒绝了约束的存在性,所以对于其余变量不施加约束条件。

2. 建立VECM。权衡不同滞后期长度准则对滞后阶数的选择,消费的VECM模型选择的滞后阶数为2,投资的VECM滞后阶数为1。表4和表5分别是满足假设条件的消费和投资的协整方程,CointEq1等是(2)式中的误差修正项ECM。

反映投资和消费短期波动的误差修正模型为(3)式和(4)式,括号内是t统计量。投资和消费的短期波动由两个部分的因素组成:第一个方面是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和消费自身及其他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在两个方程中,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消费自身的短期波动和货币供应量M1对当期消费波动的影响显著,CR、R和Y的短期波动对投资的影响相对显著。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着重分析货币政策代表变量M1、CR和R对消费和投资的冲击。图1和图2分别是消费和投资的脉冲响应图。

从图1可知,M1和CR对消费的影响较大,R对消费的影响较小,影响保持长期不消失。利率R的影响明显为负,头几个月稍有波动以后基本稳定在

-0.2%的水平;M1一开始的影响高于CR,二者还表现出一定同步性,但是CR的影响从最开始的负影响不断上升,在15个月左右的时候,CR的影响超过M1,并保持这一关系。M1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大概稳定在0.2%,CR是0.4%。

从图2可以得到货币政策变量对投资的影响,与消费不同的是,CR对投资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占据着绝对优势,从大约7%的高位下降,随后稳定在略低于4%的水平。而M1只有很微弱的作用。利率R的影响同样是负的,比M1的影响强度稍微大一些,但是与CR的影响相比也是很微弱的。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信贷来驱动的。

从脉冲响应的结果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并不相同,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对内需作用的非对称性。首先,从整体影响强度上来说,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明显大于消费,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最高位置大概在0.6%,但是对投资的最大影响大约在7%,说明货币政策对投资的作用力度远远高于消费。其次,从货币政策不同渠道来看,利率渠道的差别不明显,投资明显是通过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消费则同时受到了货币供应量和信贷的影响。综上,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传导的,并且信贷主要是投向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

货币政策拉动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与科伊武(2012)的分析结果类似,2012年前三季度消费对内需的巨大贡献可归因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投资的拉动作用是显著的,但是货币政策不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银行信贷,并且主要是政府带动的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总之,货币政策主要是依靠信贷渠道刺激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为什么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会存在这种不对称呢?单独研究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会发现有积极作用,但是从相对量来看,相较于投资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国现阶段还处于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传导;由于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中占有绝对比重,当货币当局实施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影响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使借款人减少或增加投资支出,这种影响是相当直接的。所以,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力度较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财富效应,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资产价格使居民的财富发生变化,影响具有间接性,居民持有的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价格作用主要是房地产价格的作用,但作用有限,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不发达,财富效应渠道的作用十分微弱,所以货币政策在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上的作用很弱。

四、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及政策效果

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二者之间其实存在一定合理关系。从资本的黄金律水平来看,由于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经济体中通过过度积累资本、压低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偏离资本黄金律水平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高,资本存量大于黄金律水平,人均消费低;二是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资本存量小于黄金律水平,人均消费在短期内会较高。这两种情形都不利于实现稳定的人均消费最大化。国内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表明我国处于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状态(邹卫星和房林,2008;袁乐平,2008;吴先满等,2006),我国的经济增长偏离了黄金律水平,所以现阶段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资水平,努力刺激消费,使经济增长回归到黄金律水平。

消费和投资可以相互促进,但是消费最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投资所带来的产品增加和GDP增长可能转化为消费,但也可能没有转化为消费,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会成为无效投资,无效投资往往造成产能过剩、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债务风险增加等,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从长期来看,投资必须依赖于消费,我国经济多年来一直是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所以在启动内需的时候必须以消费为落脚点,在制度安排上要多向消费倾斜。

基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很弱,所以我们可推测对消费扩大起主要作用的是财政政策,这和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扩大消费需求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类政策工具,财政政策侧重于调控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比较直接,偏重于调整经济结构,而货币政策则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间接调控。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也属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财政政策更加直接有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低利率以及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来影响经济,但是如果实体经济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没有提高,货币政策不能刺激消费增长。财政政策行政性指导色彩很强,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市场性更强的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的作用,而应该是两者相互协调。现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也比较弱,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上的责任会多一些。

五、结论及建议

基于1996―2012年的月度数据,本文通过建立VECM模型从实证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并不对称,货币政策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消费,而且差距比较大。货币供应量对投资几乎没有影响,利率稍强,信贷的作用相当显著,并保持长期影响,反映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刺激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对投资作用明显,但没有有效拉动消费,消费的扩大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结果,这也反映了货币政策没有通过财富效应渠道有效作用于居民消费。通过进一步分析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发现,现阶段我国应主要通过刺激消费来扩大内需;而且现阶段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需求上的效果比货币政策更有效更直接,所以目前对消费的刺激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但货币政策也需积极配合。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以提高财富效应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提高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这样可以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第二,基于当前消费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财政政策应注重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扩大内需。

第三,当前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信贷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了转变经济结构,信贷支持方向和投资结构有待优化提升。

第四,利率在刺激投资和消费中有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因此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提升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Koivu T.2012.Monetary policy,asset prices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J].Economic Systems,36.

[2]Zhang.Y,Wan G.H.2012.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2,13.

[3]Mojon.B,Smets.F,2002.Vermeulen.P.Inves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2,26.

[4]马春雨.中国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分析[J].时代金融,2012,(36).

[5]熊鹏.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阻滞与疏通:一个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05,27(1).

[6]杨子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应用分析[J].经济研究,2008,(5).

[7]许涤龙,李庭辉.基于匹配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数据质量评估研究[J].经济纵横,2010,(6).

[8]陈小五.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变化[J].西南金融,2012,(7).

[9]严太华,黄华良.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2005,(8).

[10]梁云芳,刘金叶.中国货币政策对国内需求影响的非对称性研究――基于受约束的非对称VECM模型[J]. 财经问题研究,2011,(3).

[11]王文静.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4).

[12]袁乐平.消费与投资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整合[J].消费经济,2008,24(4).

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就业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还是以宏观调控为主,带有显著的计划经济烙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政府开始关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对这两项搭配进行了调整,分别推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度过紧的财政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但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看,我国的失业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不可忽视。如果依靠市场的单一调节,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对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拉动投资需求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国家预算之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体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货币的发行量是货币政策中用于宏观调控的方式。“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表述,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发行量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探究,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本文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函数模型:

其中H为就业量,K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M2为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a、b表示就业弹性系数。对该公式两边求导得到:

建立回归方程后通过相关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运用T检验和F检验,表明该方程和变量具有较好的显著性。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0892%,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59601%。货币作为社会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交易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和组合方式,因此货币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经济中各种潜在产出能力的增长。从量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宏观财政调控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就业。特别是近几年货币政策在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就业效应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方面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同时,由于现阶段银行信贷配给机制的自身抑制,以及银行在风险控制中出现的资金短路等情况,导致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滞留,不能有效拉动市场投资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对两者进行有效协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改善我国的就业问题。

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一)改善短期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策略

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并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强对国债项目的资金配置管理,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率调节和信贷进行国债融资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达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促进的目的以促进就业。优化财政支出方式。我国的财政资金应该在投资公益项目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性项目的投资金额,特别是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的投资,同时适当增加间接投资例如财政补贴等。

(二)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促进就业

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来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加大对第三方产业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帮助第三方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稳定货币升值预期和推进货币政策双轨机制。维持银行信贷市场中较高的利率,并且抑制投资总额的较快增长;维持货币市场较低的利率,以改善货币升值的压力,即在我国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中实行双轨机制。深化制度以保障在长期内调整货币的资金流动方向和流量,促进就业人数增长。通过税收手段和汇率制度相结合的方式稳定货币值,促进商品的进出口并带动相关贸易的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加大对各级培训机构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鼓励职业教育和培训并且优化教育培训机构,有效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保障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银行的信贷机制也应该进一步向民办学校倾斜,解决这些学校教育经费融资难的问题。

三、结束语

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有效协调,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政府应该改善短期内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并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此产生长效机制来缓解就业压力。

参考文献:

[1]刘星,刘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基于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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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生产指数;赤字;欧洲;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34-02

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实行了重要的货币宽松政策,比如美国,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放缓,失业率还保持在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的政策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当然,高经济增长率需要避免当前的这种经济低迷状态,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财政扩张能否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协调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建议的,只实施货币政策也能达到扭转经济低迷的目标?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认为,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降低失业率),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相反,预算赤字,不管是通过货币发行还是向公众借款,都会增加公共债务,提高利率水平,挤出私人投资,最终将损害经济的中期发展。反过来,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些又会导致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企业利润的减少,从而影响企业的未来投资。费尔德斯坦坚持反对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诉诸于赤字开支的财政政策。罗伯特·巴罗也反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成为相辅相成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因为正在面临或经历财政宽松政策的经济主体会把他们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增加的纳税额,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费和扩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消费没有改变,所以财政乘数是0。

然而,上述命题缺乏特定的经验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里,通货膨胀正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罗的假设而言,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假设并没有被实体经济中的任何经验证据所证实,因为即使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大多数OECD国家里的家庭储蓄却减少的非常多。

在面对严重低迷的经济时,为了稳定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协调使用。例如,在总需求严重不足、高失业率和经济流动性有限的时期里,为了进一步刺激民间借贷,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债务负担加重而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管是出于汇率下降还是信贷扩张,在某些程度上能对经济衰退的冲击起到缓冲作用。

在经济衰退时期,单一的依赖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并不能对经济产生足够的刺激,因为在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会必然对投资产生激励。的确,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时期,为了刺激总需求和增加产出与投资,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单一的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实上,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扩大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实施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扩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职的布鲁斯分析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指出联邦政府债券利率每下降1%,仅仅能够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证实,与财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财政政策则显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应对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如果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能够协调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政府赤字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更直接一点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发表的名为《政府赤字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一文,准确的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预算赤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潜在积极影响。该论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证明了政府赤字不仅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时期也是有效的。他认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他的分析,当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时候,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能实现货币盈余(利润),所以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这一不利处境可能会产生“停滞陷阱”。对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而言,为了扩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预算,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这一关系式:I+X+G=S+M+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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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广义货币供给 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作为各个国家均采用的宏观调控的工具,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作用尤为突出。在我国,货币政策自1984年开始实施,经过多年的不断的改善,以及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俗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

二、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存款准备金率,被称为货币政策的“核武器”,因此该工具的效果之大昭然若揭。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存款准备金制度亦是我国目前使用最为频繁,最为信赖的调控手段。故特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执行,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来观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

上表为我国至2008年9月,历次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的情况。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国家利用这一工具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给予相应的调整。通常在紧缩时期,央行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例如1999年11月21日的调整,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经历比较长时期的通货紧缩,物价下跌,股市低迷,央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促进经济尽快复苏。一次性调低2个百分点,尺度颇大,之后确有效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一般为1年半,于是在08年9月25日,央行再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然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大时,央行会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收紧银根。从简表中我们发现,国家在较多的年份总是提高准备金率,虽然调整频繁,但每次上调的幅度较小。由于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时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而且效果也不易把握,因此央行在准备金率的调整上慎之又慎。

其次,我国经常利用这一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并且,随着经济形势复杂程度的加深,调整频率愈加频繁。07年与08年都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的导向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国家不断减少流动性,尽量降低人们持有货币或者过渡投资的风险。

最后,国家实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会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例如,发生汶川地震后,国家对于灾区所在地实行的准备金率就比其他地区要低,这是国家对灾区灾后重建的一个有力扶持,也能减少其经济建设的压力。事实上,国家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设定的准备金率以及调整幅度也是略有区别的。通常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要高点,这是由于其控制风险的能力更弱。

三、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取1993至2008年间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货币与准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对比,让广义货币M2代表货币政策的实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检验其效果。

(一)GDP与M2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其有着同方向的变动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GDP与M2之间的线性关系

为探究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关系,将二者数值设为XY轴,置于同一座标系上观察,以探究GDP值受货币供给量大小的影响程度,发现二者成粗略的线性关系。

通过一元回归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可形成y = 0.5674x + 2E+06的函数关系,故每增加一百万的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大约50万。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是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忽略各种潜在的变动,单一观察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

(三)GDP与M2的增幅变动关系

为进一步比较货币供给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关系,从而分析其产生时间效果,制作了下图。由下图可看出,GDP相较于M2的变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相应变化。如图中所示1999年至2001年,货币供给的增幅从10%升至大约21%,然而GDP的涨幅却未能随之灵敏的反应,相反的是在经历一个增长放缓的阶段,直至2001年过后才开始加速增长。又如2002年至2003年间,M2的供给量的上升幅度明显降低,与之对应的GDP却在经历一个较为高速的增长。这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时滞性。

(四)结合我国相应年份的经济大事件进行分析

2005年4月国家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直接推动了2006年股市的雄起。伴之而来的是投资投机热,通胀水平也日渐上升,因此,从2006年开始,央行方面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的9%到2008年三季度的15.5%(对主要商业银行);同时这期间大量售出国债,频繁进行回购交易。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经济的不良发展。也正因为这些措施,虽然房地产泡沫出现,但并没有出现1993年日本危机那样的局面。

因此,货币政策的良好运用带来了稳定经济的效果。再来看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后对国家经济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后于财政政策开始有所动作。美国次贷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期间,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回购国债,增加货币供给等等措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但是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繁荣的效果痕迹不很明显,这是由其本身特点所导致的。

在史上两个经济过热阶段,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偏差较大,政策有效性较弱,而在经济复苏阶段,政策有效性似乎比较令人满意。总体来说,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欠佳,呈现出阶段性差别。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

尽管近几年我国的政府干预已经明显减少,央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二者的博弈依然没有使得货币政策本身占上风。

首先,利率改革的步伐太小,市场化程度不高,虽说已形成以SHIBOR为中心的利率体系,但政府对利率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在我国,利率尚未成为投资者与消费者心目中的风向标。以证券市场为例,投资者很少根据利率的变化来决定是否投资,他们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颁布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政策市场。而在这样的导向下,并无法完全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变化。由此可见,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及指示作用是相当迫切的。

其次,汇率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程度上比较被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不仅导致较大的通胀压力,也使得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里,在这样的压力下,汇率政策能否大展拳脚就难以得出。如,在国内通胀攀升的时候,迫于外汇方面的原因,使用正常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反通胀的目标,这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难保证。我国资本管制正在逐步放松,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基础上提出的Impossible Triangle(不可能三角),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我国既不能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又不能放弃独直实行货币政策的的权利。必须在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的同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求我国经济长足发展。[3]

(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无法达到财政政策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要短期内产生完全的效果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货币政策众工具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即有这连锁的关系。所以,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十分重要。

假设第一年我国的CIP是8%,略为偏高,想控制在5%以内,于是,采取提高利率,卖出国债的措施;第二年,目标即将到达但还没有时,遇到了经济危机,为了抑制萧条,又立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危机到来时,人们还并没有感受到危机,所以物价也还没有下降,但是宽松的政策却使得物价水平回升。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背道而驰的效果,当消费者感受到了危机,失去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而物价又无法降低,那么水深火热的生活便在所难免了。其实05年到08年货币政策之所以比较有效就是因为政策的连续性较好,并且更替政策的时间切入点算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前后斟酌,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的财政政策,政府基本上是发行国债,扩大三农支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每年有些新变化,但是大致的方向基本上是不变的;而货币政策似乎动作比较大,三年间由“紧”至“松”。

若是要保持原有的利率水平,同时又要保持增长的国民收入,那么应该实行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和增加供给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若要降低利率,同时又要保持国民收入增长,那么就要使得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果强于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从05年到08年三季度之前,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应量逐年递增,增长率也是递增的,财政政策方面继续扩大支出,尤其是在三农和教育方面。与此同时,央行方面又急切的调高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说明市场利率的发展轨迹是偏离了原有轨道,那么此时的政策配合实际上是没有很完美的配合起来。此时的状况应该是带扩张性质的财政政策效果强于带扩张性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2008年开始,货币政策方面急转掉头,转变为宽松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也还是偏向于扩张。从2008年9月份开始,央行开始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说明市场利率偏低,此时的财政政策效果略弱于货币政策效果,两者的配合也不十分完美。如我前面所述,要保持经济的正常,又要使得利率水平稳定,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四)货币的乘数效应

货币乘数的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市场利率,再贴现率等影响。一方面,由于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之前频繁的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货币乘数变小,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发生较大程度波动,就难以判断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就会下降,影响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可预测性,并且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4]此外,一部分货币乘数创造的效应被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抵消了。关于存款准备金率影响货币乘数效应的部分在此不再赘述,货币流通速度对其产生的抵消作用很值得被关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关于消费拉动增长的部分我们国家比较疲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的不够,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也较为缓慢。若是国家的政策能找到行之有效提高消费的途径,那么货币政策效果中由货币乘数产生的那一分部分便不会那么容易被抵消了。

参考文献:

[1]徐小淇,任力.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0)

[2]周娇.我国货币政策效有效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7)

[3]任玉凤.我国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10)

篇9

关键词:财政赤字;国债余额;基础货币;信贷余额;通货膨胀

中图文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3-0013-0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ation Induced by Deficit Financing

TU Li-qiao

(The Management School of HUST,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Persistent deficit financing may induce inflation. Deficit financing policy has been executed continually for nearly 30 years in China,fiscal deficits and public debt balance are rising quickly. In the asp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affecting money supply,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littl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Key words:fiscal deficits;public debt balance;base money;credit balance;inflation

1 引言

Sargent和Wallace指出持久的赤字财政迟早会引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从而产生通货膨胀[1]。我国财政收支自1978年以来,除在1978、1981和1985年稍有盈余外,一直处于赤字水平,那么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否影响到通货膨胀呢?

一般人们认为赤字财政在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才会引发通货膨胀,土耳其199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兰1989年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1980~1990年间经济的急剧下降和通货膨胀的显著上升等均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的结果[2~4]。当赤字财政可持续时,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此时通货膨胀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因而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会表现显著的关联性。但是国债作为赤字财政的产物,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也是活跃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即使财政赤字没有货币化,国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国债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国债的金融特性愈加突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结随之也愈加紧密。

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最直接的成因就是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的弹性限度,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既然国债影响到货币供给,那么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两者的联系随赤字财政的可持续与否表现出相对的强弱。从国外的实证来看,高通胀或恶性通胀基本上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直接所致,因此经济学界对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颇为关注,分析和检测赤字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赤字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中央银行才可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而研究财政的可持续性对预防高通胀的发生非常必要,但这并没有揭示出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内在联系。能否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探讨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呢?这确实有待探讨,因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确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更好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尤为重要。

2 文献回顾

通过实证充分表明持久的财政赤字必然引致通货膨胀的有关文献并不多见。King和Plosser分析美国等13个国家铸币税的决定因素时,发现财政赤字与基础货币、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5];Dornbusch et al.以高通胀国家的经济数据为样本,运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技术,得出财政赤字趋于调节而不是驱动通货膨胀的结论[6];Fischer et al.以94个国家为对象,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证实财政赤字只是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在低通胀的环境下财政赤字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7],Cato et al.经实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8]。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的联系在实证中没有完全体现,很可能与计量经济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关。

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是衡量赤字财政的两个关键参数,合理设定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为有效降低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提供了有力保证。Leeper指出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依赖于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9];Woodford提出财政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单独决定通货膨胀[10];正因如此,《马约》明确规定赤字负担率上限为3%,国债负担率上限为60%,并要求欧盟各国严格遵守。限定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虽然遭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与批评,但赞成的声音始终占优势地位。Beetsma和Bovenberg阐明了货币一体化必定推动欧盟各国赤字预算的扩张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从而造成货币政策难以完全控制通货膨胀,因此限定财政赤字大小和国债规模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力和提高社会福利[11,12]。Bergin论述了欧盟的物价水平由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共同决定,其中一国国债规模的上升可以提高整个欧盟的物价水平,所以需要设计财政规则限制各国的国债水平[13]。Dixit指出如果欧盟各国自由制定和实施本国的财政政策,将会搅乱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因而约束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非常恰当[14]。Annicchiarico基于Yaari-Blanchard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取决于国债规模的大小,国债规模越大,财政扩张后的物价波动幅度就越大[15]。围绕财政赤字、国债规模和通货膨胀的联系并由此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仍是经济领域极其关注的课题。

当今只有欧盟明确了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上限,由于欧盟是实行“集中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的区域,各国政府存在增加赤字预算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只承担部分通货膨胀成本的冲动,因此这两个参数上限的规定有助于维护欧盟的货币稳定,事实表明的确如此。其他国家尽管没有明确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但对照欧盟的规定一些国家也是格外关注这两个参数,日本1997年曾提出:至2003年国债负担率下降到60%,赤字率下降到3%[16],毕竟持久的赤字财政可能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

3 实证结果

本文以我国1978~2006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础货币量MB、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CR、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债余额DEB、财政赤字DEF等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通过国债余额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联系,探讨我国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大小。通货膨胀率π以CPI的相对变动大小表示,SMB表示MB的增长速度,SCR表示CR的增长速度。数据来源:中国资讯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由表3可知,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财政赤字的扩张推动国债余额的增加,反过来,国债余额的增加又促进了财政赤字的扩张。因此,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产生作用。

4 结果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为:国债余额影响着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而金融机构信贷余额的增长速度影响着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发生。根据(3)、(6)两式推算,我国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引致的通货膨胀率仅达0.306%,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很小,这一结论与马拴友等通过VAR模型研究的结论[17]一致。

根据(4)式可知我国赤字财政政策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财政收支处于可持续的均衡状态,未出现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二是我国以发行中长期国债为主,而且投资对象为个人的凭证式国债份额较大,可用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导致国债在中央银行资产业务中的占比很小。虽然国债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但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国债为媒介的信用创造活动,国债对信贷资金产生了显著影响。受国债品种、交易方式、市场参与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国债对信贷资金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直接带来信贷余额的增加只有1.73%。

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国债的出现提高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的灵活性,也增加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因此准确把握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鉴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考察赤字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财政收支是否保持着长期稳定关系仍是制定赤字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尚且不必考虑赤字财政引发较大通胀的可能性。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处在比较敏感的水平,为配合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赤字财政政策应有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Sargent T,Wallace N.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2] zatay F. Sustainability of fiscal deficits,monetary policy,and inflation stabilization:the case of turkey[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1997,19:661-681.

[3]Van Vijnbergen S. Inflation stabilization,fiscal deficits,and public debt management in Poland[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293-309.

[4]Kaminsky G L. The debt crisis:lessons of the 1980s for 1990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50:1-24.

[5]King R,Plosser C. Money,deficits,and inflation[J]. Carn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85,22:147-196.

[6]Dornbusch R,Sturzenegger F,Wolf H. Extreme inflation:dynamic and stabilization[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0,2:1-84.

[7]Fischer S,Sahay R,Végh C. Modern hyper-and high infl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837-880.

[8]Cato L A V,Terrones M E. Fiscal deficits and inflat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5,52:529-554.

[9]Leeper E M. Equilibria under ‘active’ and ‘pass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1,27:129-147.

[10]Woodford M. Monetary polic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cy in a cash-in-advance economy[J]. Economic Theory,1994,4:345-380.

[11]Beetsma R,Bovenberg A.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public debt policy[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7,21:873-894.

[12]Beetsma R,Bovenberg A. Does monetary unification lead to excessive debt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9,74:299-325.

[13]Bergin P R. Fiscal solvenc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tion in a monetary un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0,45:37-53.

[14]Dixit A. Games of monetary and fiscal interactions in the EMU[J].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589-613.

[15]Annicchiarico B. Government deficits,wealth effects and the price level in an optimizing euro-model[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29:15-28.

[16]Ihori T,Doi T,Kondo H. Japanese fiscal reform:fiscal reconstruction and fiscal policy[J]. Journal of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1,13:351-370.

篇10

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关于今后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经济工作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其中,货币政策的基调确定为,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把握,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背后的“玄机”寓意深长。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而后虽然有所收缩,但6月又创下1.53万亿元又一个“天量”后,7月新增贷款骤然下降至3559亿元,降幅达到77%,虽然9月升至5167亿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亿元,11月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亿元,显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对此,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11月11日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继续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的解释,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如何理解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成为媒体和有关部门热议的话题。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细微变化。由此可见,调整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调整,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我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的天量。

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我国信贷增长规模正在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通胀预期下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将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尺度。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和金融领域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的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二是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倾向

未来,在我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致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较快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