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网络谣言；高校大学生；问题研究

网络谣言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纵观有关网络谣言的种种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从网络谣言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探讨，而较少涉及网络谣言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本研究从网络谣言对当代高校大学生的影响入手，通过理性分析，科学判断，结合时展形势，得出结论并提出应对措施，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网络谣言对大学生的不利影响。

一、网络谣言的含义及特点

（一）网络谣言的含义及界定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1947年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称述。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变化，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谣言传播更为迅猛。网络谣言是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一种缺乏事实依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为的信息。

（二）网络谣言的分类及特点

网络谣言根据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如从目的上，分为有意捏造的和无意讹传的；从后果上，可以分为有害谣言和无害谣言；从存在时间上，可以分为短期谣言和长期谣言；从传播规模以及影响度上，可以分为局域性谣言和全国性谣言等。一般来说，网络谣言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有关联性或者比较熟悉但不特别熟知；其二，能迅速引发强烈的情绪反映；其三，与热点新闻时事相关的；其四，有一定的文化和舆论背景。

二、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分析

在网络谣言传播的过程中，其传播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下面就两种机制进行分析：

（一）网络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他们的谣言经典研究著作《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谣言的经典公式。在谣言的生成机制中，个人认知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传播者对于信息可以理性和科学的鉴别，就会有意识的去避免传播那些不恰当的信息，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

（二）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机制

在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机制方面，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不畅。相比较而言，社会的弱势阶层则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境地，当他们无法平等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时，就会很大程度上轻信了相对更容易获取的“谣言”。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反馈机制，人们的情绪和意见没有适当的抒发渠道，则会引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加剧，一旦引爆，谣言就会在更大范围内造成影响。

三、网络谣言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现状分析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谣言所产生的问题逐渐增多，我们针对这一问题，就近在几所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以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4所高校为例进行抽样调研。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有较强的辨别真伪和接收读取信息的能力。事实上，多数大学生在对待网络谣言还是比较理性的。但是，不容否认，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运用网络，轻信传言，以讹传讹。为什么会有部分大学生容易信谣、传谣和造谣呢？这与大学生的自身特点有很大关系。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冲突加剧，社会问题骤增，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同时又因为青春期特有的生理、心理特征的影响，他们一方而自我意识急剧发展，充满热情，勇于创新，表现出对传统及主流文化的反叛；另一方而，缺乏个体倾向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独立性、自制力、意志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都不强。

四、高校大学生网络谣言应对策略与思路

（一）完善立法是遏制网络谣言传播的根本之所在

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而临的共同问题。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自己治理网络谣言的措施。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范。我国政府必须完善相关法律，运用法律手段对造谣者严厉打击，运用法律程序加强微博、聊天、社交、论坛等网站管理，提高网站社会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技术管理水平。

（二）建立完善高校网络谣言应对机制是核心之所在

高校大学生主要生活环境是高校校园，因此，高校首先应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谣言监测机制，加强对网络谣言的预见性。一旦谣言发生，能够及时对谣言进行监测分析和正确引导。其次，高校应当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以应对网络谣言，提高应对校内突发网络谣言事件应急管理能力，创造便于消除网络谣言的舆论氛围。最后，高校必须加强对于网络谣言的长效管理。推进大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网络谣言。

（三）加强高校大学生自我防范意识是关键之所在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在抵制网络谣言传播方面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充斥在网络上的信息，高校学生的态度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此，高校大学生应当努力提高自身道德认识水平，确立坚定的道德信念，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成为守法、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的高素质群体。不仅如此，还要提高辨别网络谣言的能力和媒介素养，不一味八卦猎奇，不参与娱乐恶搞，从而营造清新、健康、积极向上的互联网共有家园。

参考文献：

[1]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M].辽宁出版社，2003：114

[2]邓国峰，唐贵伍.网络谣言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研究[J].求索，2005（10）

[3]范升建.网络环境下公共突发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4]黄宇弦.网络谣言在高校学生中的传播及应对策略研究[J].福建论坛，2012（06）：173

作者简介：

边宝林，（1992～），男，辽宁鞍山人，现就读于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法学教育与社会法学。

篇2

>> 微博时代谣言传播的特点与控制 浅析微博谣言的传播路径与控制策略 微信和微博中谣言传播比较 新媒体环境下微博谣言传播分析 微博带来谣言时代? 以微博谣言传播为例浅析社交媒体的媒介素养 危机事件中微博谣言传播的特点及控制浅析 媒体融合时代下微博的传播效果 微博谣言的传播与媒体的角色担当 微博谣言的传播特点及辟谣机制分析 微博中灾难谣言的传播与对策 微博谣言特征分类及传播规律的探索 微博中的谣言传播及其治理 微博谣言传播规律初探 谣言传播与微博辟谣 谣言的形成及传播 系统论视域下微博谣言的源起和对策研究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与治理研究 浅析“全媒体”语境下的微博传播特点 “微博时代”的信息传播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凯斯・R・桑斯坦：《谣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5]凯斯・R・桑斯坦：《谣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6]吉卫华、杜丽婷：《从微博看自媒体时代信息把关的变化》，《东南传播》2010年第12期

[7]刘森：《揭开谣言的神秘面纱》，《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8期

[8]梁涛：《从抢盐危机看微博与谣言传播》，《今传媒》2011年第7期

[9]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212页

篇3

关键词： 网络谣言 成因 治理机制

在信息通讯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不仅开拓了人们视野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提供给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性。网络好似一把双刃剑，在不断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给人们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作为网民主力军的大学生在这一点上受影响尤深。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资讯中，快捷、匿名、互动和任意的网络传播使网络谣言具有传染速度快、波及面积广、极易泛滥成灾等特点。网络谣言导致处于感性阶段的大学生在思维、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为校园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埋下隐患。为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有必要对网络谣言先从概念、特点、危害及其成因等方面进行认识。

一、网络谣言概述

（一）网络谣言的概念、特点及危害

网络谣言是在网络社会环境下，网络使用者以网络为平台向公众传播未经证实的人物、事件或问题的相关信息。网络谣言的主要传播途径包括各类网络论坛、社区、电子邮件、QQ、微博及近几年来非常火爆的微信朋友圈。总体来说，网络谣言具备以下显著特征：一是谣言的匿名性、隐蔽性；二是谣言传播的迅捷性、开放性；三是谣言真伪的难辨性、迷惑性。这些特点使网络谣言的危害远大于一般谣言，网络谣言一旦发生，那么从个人层面会败坏个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从社会层面，易引发民众恐慌，破坏社会秩序。因此，若对网络谣言不加遏制，将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危害。

（二）网络谣言产生的背景分析

大学生处于心理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心智和判断能力还处于有待完善阶段，因此大学生极易受到外界干扰和影响。分析网络谣言的产生背景对于大学生有效防范和化解网络谣言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网络话语权的开放性与传播机制的缺陷性。包容性极强的网络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平等互动的交流平台，大学生往往借助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然而，网络的开放性会使一些仇视社会或别有居心者通过网络散布一些负面情绪，从而形成网络谣言，大学生在接受网络信息的过程中很可能不加甄别地将这些网络谣言在大学生群体中再度扩散，无形中为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此外，网络的信息传播机制具有自由散漫等特点，缺乏系统有效的审核监管，使得谣言的传播速度非常迅速，监管者还未采取应对措施网络谣言早已泛滥成灾。信息的迅速流动固然给大学生快速获取资讯、汲取新的知识提供了便利，但这种缺乏监管的传播机制各种信息垃圾在零成本之下得以扩散，使大学生会在网络谣言中一叶障目，失去原有的正确价值判断。

其次，对社会事件的非理性对待和网络信息公开制度的缺乏。实践证明，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网络谣言大多是对社会事件的非理性对待和过度放大，往往是一些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安全和群体关系，某些大学生在网络谣言的污染中为彰显个性、凸显自我，容易将社会的个别阴暗现象扩大，继而视网络谣言的传播为正常现象；法律赋予公民平等的知情权，对大学生来讲同样如是。然而，某些高校发生涉及学校的热点问题，学校管理层往往会采取掩盖态度，对学生校方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社会信息的管理严重滞后，为校园内的网络谣言传播提供了机会。

最后，从整个社会大环境分析。网络谣言的发生在当今社会具备了充分条件，如智能手机的普及、新媒体的发展为其快速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检验网络传言是否真实的滞后性为其迅速泛滥提供了时间条件；网络追责具有一定难度、从众心态等因素为网络谣言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等等。

二、大学校园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的构建

大学校园好比一个小型社会，网络谣言的充斥泛滥不仅会给大学生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会对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造成很大干扰，这样的伤害是多层次的。面对形形的网络谣言，大学生的非理性情绪会随着谣言的发展加以膨胀，使其在行为选择上陷入迷惘与现实冲突的困境，价值取向会受到严重扭曲，从而给德育工作者的管理工作增加难度；网络谣言中的非理性情绪若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扩散，则很容易感染整个校园网络空间，从而影响高校的稳定，极易引起。

网络谣言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影响高校校园稳定的一大重要因素，必须加以治理。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两个方面综合考量。

一是预防为先。增强高校校园对网络谣言的防范意识。对高校管理层而言，学校及相关部门应在对网络谣言的控制中承担起主要职责，对涉及热点事件的处理结果应当及时公布，以主动的态度应对网络谣言，对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及时予以解决，对存疑的问题也应第一时间做出澄清，树立“先机”和全局意识，使网络谣言失去传播的土壤；对于大学生阶层，绝大部分大学生在面对网络谣言时还是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但这种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甚至有少部分大学生对网络谣言缺乏必要的分辨能力，甚至无意识地成为网络谣言的推手。因此，在治理校园网络谣言的过程中要不断增强大学生思想上的防范意识，一是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专题活动等形式，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确立坚定的道德信念，使大学生不断成长为守法、懂法、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的高素质群体；二是以案例观摩等实践活动使学生对网络谣言产生理性认识，培养大学生的理性判断力，不热衷于炒作社会阴暗面，不一味八卦猎奇。从意识上强化大学生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才能使大学生群体在今后面对网络谣言时能用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

二是治理为主。治理工作要想取得成效需要多维度的配合。首先是立法应予以完善。相对于网络的迅猛发展，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是滞后的，一部与网络言论相关的《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2000年出台的，且操作性不强。而英、美、德等发达国家均已建立起了完善的网络法律规范体系。我国互联网立法的滞后性给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通过制定互联网基本法明确网络谣言的法律标准，建立系统的互联网法规体系，才是对网络谣言标本兼治的良方。通过完善立法对于网络谣言的概念、界限、主体等做出明确界定，让人们认识到网络谣言是什么；明确网络活动中各方的权利义务，使用户在使用网络时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将网络相关法律法规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相衔接，完善网络造谣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大网络造谣行为的违法成本，使广大网络用户意识到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其次是政府应加大治理力度。网络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权威渠道的信任危机。谣言盛行的主要因素是政府没有及时权威的调查信息，导致信息以讹传讹。信息越公开透明才越有说服力。政府应该加强信息公开，消减谣言威力。在防治网络谣言的过程中，政府还必须充分发挥引导职能，加强网络监督，强化防范意识，并形成快速反应能力，一旦发现有危害社会稳定的谣言就及时予以消除，把危害降到最低。最后是高校应做好网络谣言的监测工作。作为一个小型社会，高校校园要建立网络谣言治理的日常工作机制，对网络信息进行常规的跟踪监测，并逐步建立网络谣言信息库，增强对网络谣言的应急能力。此外，检测手段的智能化也是学校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人工监测与技术检测相结合，不断完善网络谣言的监测工作。

三、防治网络谣言应注意的问题

在防治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应注意将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区分开来，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言论自由在现代被普遍认为是在任何形态的媒体上，以口述、文字、印刷、透过互联网或透过艺术表达的自由。所以，网络上发表言论的信息自由被视作公民言论自由的延伸，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利、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言论自由应在这一法律框架内，谣言往往打破了这一框架，谣言的滋生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对于互联网上正当的信息自由，法律是充分予以保护的；而对于网络谣言，则是要坚决抵制并予以追责的。二者的界限就在于是否突破了法律的底线。

此外，在互联网中，可能存在网络信息的瑕疵。网络信息瑕疵是指因缺乏相关必要内容或有事实上的错误瑕疵，如相关新闻报道引用的数据错误、名称错误等。它与网络谣言在表面特征上有交叉之处，但本质上有很大区别。网络谣言的传播行为往往存在主观恶意，网络信息瑕疵却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在认定、防治网络谣言时，需要将二者区分开来。

校园网络是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引导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减少网络谣言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于炎.校园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研究――以贵州高校为例[J].传承，1994-2014.

[2]王银梅.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法治化治理[J].社会建设，2012（5）.

篇4

关键词：网络谣言 皮革奶粉 认知失调理论

一、问题提出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谣言都被视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它不仅是一种信息的类型，也是一种心理的映射。美国学者“谣言研究之父”奥尔波特将谣言解释为“缺乏具体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的、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1]科技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结合网络形成了一股新势力，即网络谣言，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激荡并引发了狂热的，这些事件破坏公共秩序、影响社会和谐，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目前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多以其传播特点和机制为主，以社会学和新闻学视角研究网络谣言居多，从心理学角度探讨较少。网络谣言传播规模、信息的变异以及影响力都是由人的心理主导的。可以说，社会心理促成了谣言，谣言推动着社会心理的发展，因此，网络谣言也是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网络谣言产生原因、传播机制、传播特点及影响进行研究，针对每一环节提出控制和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以“皮革奶粉”这一网络事件对网络谣言进行研究。

三、案例分析

（一）“皮革奶粉”事件概述

事件起源于2011年2月17日下午，一则“内地‘皮革奶粉’死灰复燃长期食用可致癌”的新闻登上各大商业门户网站的首页，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及人们对内地食品安全的担忧，导致内地游客大批量到境外、尤其是港澳地区采购进口奶粉，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后农业部证实该事件报导失实。

（二）“皮革奶粉”事件的心理学分析

“皮革奶粉”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其发生有着深刻的心理原因。任何一个社会群体行为，总是存在一定的综合诱因，一个固定的综合动机，一个客观的心理活动并激发决定行为的决策过程。

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光明回收过期变质奶再生产事件、“大头娃娃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圣元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雅培婴幼儿奶粉“甲虫门”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使人诚惶诚恐、敏感、害怕，缺乏安全感，“闻奶色变、谈吃心惊”。根据态度形成的学习理论原理，环境刺激的重复，可使人对一定事物产生较为稳定的态度体验，如果新的刺激与既有态度的对象相联系，那么新刺激也可引起同样的态度体验。[2]经由这一系列事件，公众对食品安全不满的情绪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皮革奶粉”事件的报道直接导致公众情绪的爆发，引发大量内地游客到境外抢购进口奶粉。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关系到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有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皮革奶粉”事件的报道，让公众缺乏安全感，引发了恐惧、焦虑情绪。港澳抢奶事件是消费者渴望得到安全的需要而产生的行为，反映出公众对食品缺乏安全感。

图式法将人看作“吝啬的认知者”，即由于信息处理的能力有限，人们只花费最小的办法，解决或回答一个社会问题，尝试用最有效的途径判断事物，而不是去权衡和组织各种各样的信息对问题作出系统的解释和判断。[2]面对谣言，公众选择最简单的途径去判断事物“人云亦云”，不去进行深刻分析，从而导致谣言扩散化。

勒庞提出的群体心理解释了谣言发展及传播的机制，[3]群体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单位，在社会心理学中，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个体，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之间具有情感联系的人群。[2]群体中各成员之间在心理上彼此影响，群体心理会使个体产生归属感、认同感。网络群体中的个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就像是受到催眠的人，面对谣言，失去判断的意识，而另一些与自己性格习惯矛盾的能力得到极大强化。

（三）网络谣言的特点

1、 扩散迅速

在网络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2月17日“皮革奶粉”的新闻报导后，公众纷纷赴港澳买进口奶粉，导致港澳地区“限购令”，扩散速度可见一斑。

2、 网络谣言在可信度方面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

一方面，网络信息本身的置信度低；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有意识地主动加强谣言的可信度。这使得网络环境中的谣言具有更多“合理”的性质。该报导称：疑有不良商人将皮革废料或动物毛发等物质加以水解成皮革水解蛋白，再将其掺入奶粉中，意图提高奶类的蛋白质含量蒙混过关。这一说法含糊不清，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增强了这一谣言的可信度。[4]

3、 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控制难度越来越大

网络媒介给网民提供了自由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可以任意上网浏览或者信息。在网络环境中，人们也很难去验证其接受的信息的真实性。尤其对于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公众是宁可信其有。而心理决定行为，公众产生不安全感后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皮革奶粉”新闻一出现，就在网上广泛传播，影响群体不断扩大，导致其传播的过程越来越难以控制。

四、网络谣言传播的控制及干预

提高信息认知能力。人是理性，社会化的动物。对于接触到的各类信息内容，民众要用理性分析抵挡住从众心理带来的信谣与传谣压力。对于那些未经证实或者难以证实的信息，能认真地思考分析，不人云亦云。网民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识辨能力，才能不为谣言遮望眼，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最大限度地压缩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

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涉及日常生活和社会运作表层的价值观改变起来非常迅速。[2]网络谣言所传播的内容多与具体事物相关联，情境多变，容易引起网民的价值观的改变。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网民们要对客体进行价值评判，选择正确标准。

加强自我传播约束。在网络立法规范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受众有必要自觉强化网络伦理道德。将现实社会传统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自我约束自己的网上传播行为，不做有损于网络道德的事。

强化社会责任。民众要确立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把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大局出发，对于那些无中生有、弄虚作假、破坏社会安定与团结的各类网络谣言，要主动筛选和过滤，不予理睬，坚决抵制。每个网民在享受网络传播的快捷便利和网上自由言论的同时，时刻牢记公民职责，以讲真话为荣、造谣生事为耻，始终坚守网络道德，而不滥用网络赋予自己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美]奥尔波特等著，刘水平等译.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陈子晨.心理学视角下的网络谣言特点分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26(1)

?基金项目：2011年度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立项资助课题。

篇5

【关键词】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特点;网络舆论;影响

微信公众平台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而被广大网民熟知的，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具有及时性是时效性的特点，由于在群众中十分普及，微信公众平台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网络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如何更好的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新时代下广大网民不得不探讨的一个话题，本文针对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特点及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特点

（一）以个人对个人的信息传播为主

微信公众平台中信息的传播具有个人对个人的小众化特点，但是由于网络传播的及时性和快速性，即使是个人对个人的传播，也使得微信公众平台具有着强大的信息传输和扩散效果。现在由于微信的普及，微信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湖中交流的一种方式，亲人好友之间无需日日相见，不必写信或上门问候也能得到彼此的消息，也可以相互问候，更可以将自己的近期的状况和心情等告诉亲朋好友，这就是微信的巨大作用，微信可以传输照片、文字、视频、声音等多种形式的信息。

（二）传播信息容易被信任

个人微信公众平台的建立我往往是个人小的交往圈为限制的，一般都是朋友、亲人、同学、同事这些相互熟悉的人之间，彼此之间有着相互关注的特点，相互传播的信息也很容易被信任，双方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日常之间的沟通使得他们相互信任彼此，传播的信息也很容易被信任，这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三）微信的人性化服务很容易被接受

在这个科技泛滥的时代，只有真正人性化的科技才会被人类接受，手机软件也是如此，微信之所以有着如此高的受欢迎程度，与它的人性化设计和服务密不可分。微信使用便捷，无需繁杂的操作，即可实现和朋友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可以扩大我们的社交圈，不在同一空间的人之间的沟通无需再借助于电话、电子邮件这种形式，一部小小的手机即可显示彼此之间的沟通，且可以用文字、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更可以多人同时聊天，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微信的功能远不止这些，正是由于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于设计，微信在众多的类似软件中有着很高的使用度。

二、微信公众平台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

（一）不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的不仅与亲朋好友的日常生活，往往有一些实时新闻或其他类型的信息穿插在其中，这些信息不一定完全有助于我们的生活，但是却向我们传递着某种信息，这类信息就是谣言的存在形式。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些虚假信息的传播对于我们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危害，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社会治安。微信公众平台信息传播具有小范围的特点，其传输的内容仅限制在双方的终端设备上，微信公众平台信息的传播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信息的传播不受到外界的限制，传播的信息内容自由，不受到舆论监管的限制，同时也增加了舆论监管的难度。这种具有很强的隐私性的网络环境给不良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环境。这种传播途径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或者心存歹念的人所利用，因为微信这种小的交流圈的传播信息不被外界所知道，很可能会出现某种言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早已大肆传播但是外边的人仍毫不知情的情况，给相关的管理部门带来不良影响和较大的舆论压力。

（二）演变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新渠道

在微信上信息的传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目前阶段此类软件尚未实现实名制，网名之间的交流在畅通、自由的条件之下，也为网络谣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微信公众平台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使得一些网络谣言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从而加大了网络谣言的危害性。

（三）信息来源无法确定，加大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

网民总会有自己喜爱的东西，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关注一些微信公众号，并且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转发一些公众账号的内容到自己的微博中，使得微信公众账号的内容公开化，但是微信公众账号中的内容有时会带有极端化或者恶性攻击的性质，再加上网民的个人观点，使得一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越来越恶化的现象。微信公众平台信息难以找寻根源，很难确定信息的真实性，无法追究制造谣言人的责任，使得一些人员的行为猖獗。

三、结语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程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去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正确利用网络的积极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眉.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特点及趋势分析[J].互联网天地，2014（05）.

篇6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通过赋权用户，改变了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和社会生活形态，成为当前重要的民间舆论场。言论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既激起了民主化的想象，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微博传播的失范与规制问题浮出水面，某种程度上而言，该问题是社交媒介场域中言论自由“脱嵌”与“回笼”的博弈，是言论自由的不同面相。针对社交媒介失范现象，学者们进行了概括和归纳，涵盖了微博传播的消极影响、微博的非理性表达以及侵害合法权益的多样化趋势等。此外，研究的脉络还延伸到失范的特点、原因等领域。

言论自由的脱嵌与恐惧感的产生

微博言论的非理性表达与消极影响。有学者认为，微博中较为突出的“非理性表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极化表达助长民粹主义；谣言爆发式传播凸显表达权的滥用；人肉搜索、恶搞和“山寨”宣泄另类表达权；“网络水军”绑架表达自由；“粉丝文化”催生同质化表达。微博言论的随意性容易滋生出许多消极影响：微博虚假信息的传播使微博从最初“言论自由”的阵地渐渐转化成“胡言乱语”的居所，容易产生过激与非理性言论，引发“非理性情绪”，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甚至；微博谩骂、网络炒作、口水战折射部分网民素质的低下；网络围观，信息疯转，易造成他人权益的损害。

微博的弊端及其对合法权益的侵犯。有学者认为，微博带来的种种弊端有：利用微博散布他人隐私、虚假信息、诈骗他人钱财、辱骂他人、进行犯罪串联，甚至利用微博组织颠覆国家。也有学者认为，微博侵害合法权益的类型正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微博侵犯名誉权；二是微博侵犯隐私权；三是微博侵犯商业秘密；四是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规制行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问责所依据的法律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在问责过程中存在着滥用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抓小放大，或将对弱势群体不利；地方规制理念存在着重刑主义倾向等等。

微博时代的网络诽谤特点是：经济成本更低，传播更快更广，关注度更高，维权的成本更高。网络诽谤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益竞争的逐渐恶化，自我表达与维权的强烈意愿，互联网立法滞后，监管力度不足。

微博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微博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有：话语权的下放；现有网络立法的欠完善；把关人的监管不力；商业利益的巨大驱动以及微博所具有的强大媒体融合功能、碎片化表达等，也加速了有关微博的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微博谣言传播的深层次原因有：第一，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微博这种新兴传播载体具有此前媒体所未有的“自媒体”和“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的特征，为谣言传播大开方便之门；第二，微博“把关人”的缺失让谣言得以畅通无阻并大行其道；第三，微博具有的匿名性、低成本、便捷性、即时性、易转发等“开放性”的传播特点，以及微博用户的日益普及，也是其成为谣言首选载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粉丝”在微博中具有独特商业价值，微博被某些企业利用，成为专业化生产谣言以获取广告效应、轰动效应的商业炒作的载体；第五，社会危机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的“集体塞音”也让微博成为谣言的加速器和温床。

针对微博谣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将微博带来的事件还原效应称为“无影灯效应”，他认为“微博谣言”、“微博辟谣”本身就是伪命题。目前存在的所谓“微博谣言”现象，他认为更多源自于相关职能部门的失职：没有为民众建立起完善的网络秩序。

社交媒介引发言论的非理性表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既和媒介本身有关，又和职能部门失职有关。上述研究亦表明，主流话语对言论自由在扁平式的网络社会中迅速发展产生了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来自社交媒介对风险的社会放大以及可能引发的体制失灵。

规制：软治理与硬控制的博弈

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微博侵权行为，有关微博侵权行为的规制主要在《宪法》、《民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中有所体现。当前可以通过援用《民法通则》、《刑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和《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追究微博中相关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社交媒介规制的理论资源。我国对互联网规制通常存在以下几种形式：法律法规、行政管理、技术控制、议程控制、结构调整、培训。有学者从立法价值的角度对美国“网络中立”进行分析，探讨了“网络中立”的立法背景、立法尝试、价值内涵、价值争议、价值缺陷和立法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网络中立”的立法价值目标选择有：言论自由、非歧视、互惠性及其他。美国“网络中立”的争议焦点是：互联网自由和互联网规制、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方兴东等认为，传统的网络监管方式对于新的网络应用存在着局限性：信息过滤和监控难度加大，严厉地网络封锁失效。可借鉴国外治理经验，国外互联网治理原则总体上看是管过去不管未来，纵观世界各国，均无事先出台专门针对某一项互联网新业务及其提供者的管理办法和法规。针对互联网应用，联合国倡导通过自下而上的协商机制来完成公民社会、政府和私人三者之间的沟通。要改进现有的监管体系：监管服务提供商，立法制裁提供非法信息和网络犯罪。还要进行新尝试：服务商保存用户信息，实现信息可溯源，构建第三方机构监督机制等。

软治理：宽容个人言论，用法律监督。喻国明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秩序，让民众对每个社会角色、组织机构都充满信任和期待。建立秩序的思路是：对个人言论应当给予充分的宽容，但对于组织、机构的言论、信息应当给予严格监管。组织、机构必须接受实名制。一个机构要获得民意、获得利润，就必须开诚布公。但对于个人，实名制应当具有自愿性。汪玉凯教授认为，在微博管理过程中，尽量不要用行政手段来干预，保护公民参与的权利。微博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既有正面信息的传播，也存在着大量谣言，对于这些信息，要用法律本身来进行监督。有学者认为，应利用微博的“自我净化”功能帮助真理赢得胜利。微博的“自我净化”功能通过如下路径实现：它的使用主体是“意见独立”的人，它的载体是“升放且多元”的互联网，微博的“自我净化”功能则受到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和互联网特性的双重影响。还有学者从伦理层面上提出了相关观点，认为应该通过营造健康的舆论导向、对把关人角色进行重塑、培育公民的责任感、采取他律与自律相结合、加强对公民的信息伦理教育等伦理规约手段，有效遏制信息侵权行为的泛滥。

篇7

【关键词】网络新闻；舆论引导；监管职能；规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0278（2013）05-252-01

一、网络新闻对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

网络新闻，作为网络时代通过网络环境进行新闻传播行为的一个崭新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新闻，是指互联网上门户网站（新闻媒体网站、电子商务网站、科技教育网站、生活服务网站、人力资源网站等）、政府官方网站等公共网站、个体站点（个人站点、个人主页、博客等）、网络社区网站（贴吧、手机短信等）利用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出来的各类有传播价值的新信息。狭义的网络新闻，专指网络上新闻类的信息。主要包括传统媒体开通的网站所的新闻信息、其他网站设立的新闻中心或新闻动态版块的新闻信息、政府部门设立的官方网站所的新闻信息以及个体站点的新闻信息。在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具有特殊的载体，网络舆论一经问世，就带有与生俱来的速度快、容量大、范围广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其突发性、无序性、非理性等特点也很明显，使其很难控制，较难引导。但网络舆论也正因为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与交互性的特性而给各种意见提供了一个交锋和碰撞的平台。这种自发性舆论可以避免传统媒体中经常出现的“声音一致”现象，使公众得以倾听到全方位的社会声音，真实反映社情民意。

网络赋予了普通民众真正的话语权，网络舆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产生、聚集，并以其巨大的监督力量影响甚至决定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在最近几年的颇有影响的网络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网络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沉默的大多数”已经越来越少了，如今，越来越多的网络舆论事件极大地体现了网民的社会责任和正义感。所谓的传言或者情绪化言论的背后都可能包裹着一种民意期待，不应当完全忽视。互联网的出现使政府不能够再简单地制造“同意”，而是把听取网上民意作为决策参考或依据。

二、网络新闻对舆论引导的消极作用

（一）网络舆论的情绪化

情绪化的网络舆论的产生和漫衍主要是社会环境变动和公众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代表了非理性的发泄方式和片面的情绪相左右的结合。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原因造成社会阶层、群体利益的调整，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其波动的影响，普通民众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中，再加上一些常见的社会问题无法有效及时地解决，生活或者枯燥乏味，或者阻力重重，一些的常见的心理结构失衡，焦虑、不满、烦躁等负面情绪随之产生。当这些消极情绪无法及时消解与正常发泄时，便会产生“情绪型舆论”。

（二）网络谣言与虚假报道

网络的开放性、舆论主体的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使得虚假信息在网络上的与传播相当便宜。同时，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及无边界性，网络谣言比现实社会中的谣言传播速度更快，社会影响范围更大，引起社会“恐慌”程度也更大，往往会造成群体的盲从与冲动，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三）网络受众低龄化趋势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统计，我国25岁以下的网民占网民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网民总人数的三成。在网民职业构成方面，学生仍然是网民主体，所占比例达到28.8%。

三、网络新闻的规范措施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

要想正确监督引导网络舆论，政府首先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方法：

1.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加强信息公开和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做到信息公开，并建立健全监督与引导网络舆论的法律法规。信息公开即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建立健全监督与引导舆论的法律法规，是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前提和保障。

2.政府要重视主流媒体引导网络舆论的先锋作用。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引导网络舆论的先锋作用，是对网络舆论监督与引导的有效方法。

3.充分发挥“舆论首领”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作用。“舆论首领”是人群中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是大众传播与人际沟通中的评论员、转达者，具有影响他人态度的能力。他们既会造成负面影响，又能发挥积极作用。

（二）传统媒体要肩负起引导社会舆论的使命

在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体要保持镇定本色，很多热点事件是在传统媒体报道后才真正成为社会热点的，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后续报道，大多网络上所谓的热点也只能在虚拟的空间里掀起一些浪花。对于一些重大的热点事件，电视等新闻媒体必须肩负政治使命，代表，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防止恶性事件发生。

（三）网民自身的道德和法律意识

篇8

今天，人们可以在新媒体世界里享受信息的盛宴，然而，新媒体信息传播更需要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

一

新媒体时代，一个极小的事件，都有可能迅速传播，从而引发舆论危机，轻则因谣言而产生误会，重则引起群众的骚乱，甚至因为居心不良者推波助澜而引发社会动荡。新媒体在释放信息能量的同时，也给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13年，新媒体传播虚假信息案件屡屡发生，公安部依法查处个别不法分子私自建立专门用于谣言传播和实施新闻敲诈勒索的网站，其中查处的网站有“今日焦点网”、“社会焦点网”、“环球视点网”等11个“权威”网站，同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打击网络谣言与虚假信息传播的，其中河南批捕131人、山西刑拘49人、陕西批捕22人等。

新媒体网络传播依托的是虚拟社会空间，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虚拟空间中传递着的是真实社交活动。新媒体网络空间的公共秩序与现实中的公共秩序同等重要，其文明秩序和安全也需要法治保障与科学管理。因此，在一定层面上讲，对新媒体进行管理是必然的。或许，当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时，都必须加以限制，以保证良性秩序的实现。

新媒体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断有新应用出现，这自然使人们应接不暇，政府相关部门似乎也忙成一团。关于微博的管理方案与构架刚刚建立，关于微博管理的培训还没有消化，微信又来了。政务微博才正式上岗没多久，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政务微信给替代了呢？人们常说，只有变化是硬道理，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这就是新媒体发展的常态。只是这种“变”，与政府管理机制的稳定性与阶段性有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如果想管理好新媒体，似乎首先要克服这种矛盾，以应变的姿态对付常变的对象。

今年，是政府部门尝试应变而且以新的姿态面对新媒体发展的一年，也是新媒体法规法制建设最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问题的呈现已经非常明显，网络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大小案件不断，而且政府在处理网络信息传播案件的方法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判断与决断能力。“净网2014”专项行动等，已经让我们初步见识了新媒体治理中的刀光剑影，监管部门的磨刀霍霍也可以让我们预见政府的决心与方向。

二

无论是新媒体科学管理，还是新媒体的法治建设，都要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有效地规制网络行为，防止其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媒体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中关于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

在我国，现行宪法从根本大法层面明确了言论自由的界限，分别在第35条和第51条规定了言论自由与不可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原则，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需遵循宪法有关规定。2013年9月，在第五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发表了以《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为题的主旨演讲，阐述互联网秩序构建的六原则：互相尊重、信息共享、传播正能量、文明和谐、维护安全、依法治理。这道出了网络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国家间的，更是每个互联网使用者个人应该坚持的原则。这六大原则说到底还是依法治理的原则，是科学管理的原则。科学管理最终建立在对自由和秩序的辩证理解之上，对新媒体的科学管理也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媒体方面运用得比较早，他们在新媒体管理上的相关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如英国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详细分类，实行严格的分级和信息过滤，英国的《猥亵物出版法》和《公共秩序法》、法国的民法和商法都根据互联网的特点进行修订。德国第一个出台专门针对互联网内容管理的《信息和通信服务规范法》，日本出台《不良网站对策法》，综合运用法律调控、行政介入、行业自律三种方式进行管理，韩国等国家也积极制定互联网发展战略和相关法律法规。德国联邦法院于2013年下令谷歌必须从自动搜索中删除含诽谤性的搜索结果，对网络传播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开展强制性审查和监控。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强化新媒体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方面做了实际的工作，不仅将现行法律延伸到互联网管理，还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面进行细化。

近年来，我国在新媒体信息传播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全国首个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成立。这一平台是2013年8月在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首都互联网协会的指导下而成立的，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在管理部门与行业组织指导下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首个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的成立是网络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方式对网络信息传播管理的一次积极探索。

其次，在法律与科学管理的探索上，我国的司法也迈出关键性步伐。2012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相比新媒体的发展步伐，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针对当前新媒体发展现状，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第一，政府在新媒体管理的机制体制与分层管理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机构的工作机制及其功能构成等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探索。世界各个国家对新媒体采取的管理政策有所不同，但设置专门机构与利用法律为主要手段对新媒体进行管理已是较为通行的做法，英美等国纷纷合并管理机构对新媒体上的业务进行统一管理，我国也有类似举措。201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推动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强调在国家层面上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这些努力说明中央对网络信息传播的重视，但是对新媒体的统一管理体制与分层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监管体制、制度设计、监管力度等仍然是我国新媒体科学管理的瓶颈之一，不仅各要素需要进行缜密安排，同时也需要增强工作弹性。

第二，新媒体领域细分的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新媒体是当代科技创新的产物，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场变革，因此新媒体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必然是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大多数是过去的通行法律所不能覆盖的，很容易在管理上出现诸多漏洞，因此有必要针对新媒体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适当的时候还需要根据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制定覆盖性更强与适用面更广的新媒体专门法规。当前，可以根据新媒体管理的实际情况，修订完善已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法律层级，同时加强对现有法律适用于新媒体管理的延伸和司法解释工作，可在宪法以及新媒体通则的指导下制定和完善，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从而对新媒体相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其中，民法、刑法等现行法律中的相关条款，可以延伸到新媒体的管理，也可以进一步细化《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文件中涉及新媒体的方面，增强已经出台的法规条款的可操作性，还可针对某些细节问题做专门司法解释，以增强科学管理的法理依据和成效。

第三，加强宣传，推动行业自律，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从社会整体层面强化民众对新媒体的认知。首先，在新媒体普及运用的同时，也需要普及人们对新媒体的认识，加强新媒体传播特点与知识宣传，提高民众媒介素养，培养网民信息传播的理性态度。新媒体缩短了从信息源到信息传播的路径和时间，以单向跟随关系简化了社交关系，以关注与被关注形成了独特的信息分享与流动模式，正是这种特点容易引发信息的爆发式转发。但是，普通网民对这些特点的认识并不深刻，在发言与转发行为方面大多还处于新奇阶段，在信息传播时常常存在随意、盲目跟帖和任意转发现象，尤其是粉丝。网民需要认识到这种特点，意识到发帖、回复、转帖等网络行为可能引发一定的社会后果。

其次，还要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新媒体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对企业与网民的宣传。如英国1996年成立“网络观察基金会”，承担了网络监管的诸多工作；加拿大也有民间机构制定了若干自律性的道德规范，要求网民与企业进行自我管理；在德国，五大网络运营商与政府签订自律条款，根据社会需要依法对信息进行相关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与尝试的方法。

对新媒体的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最终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是为了使网民更加自如地参与新媒体信息传播。新媒体信息传播是公共资源平台，如果这一平台的秩序遭到破坏，最终的受害者将是网民自身，因此，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才是网民应有的理性态度。

篇9

【关键词】灾害信息传播;研究背景;研究维度;研究价值

对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对于灾害信息传播业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种社会需求，灾害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灾害事件频繁发生，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探索如何减轻灾害损失。减轻灾害损失的基本前提就是认识灾害，这既包括灾害本体认知，也包括灾害与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灾害信息传播研究就是致力于对灾害事件中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究，从而为人类防灾减灾事业提供理论支持。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催生了国家顶层设计对于灾害相关领域研究的支持和引导。在2011年10月16日修订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明确指出：“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灾害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合作机制，鼓励减灾救灾政策理论研究。”这些都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力支持。

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维度

笔者认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础研究，主要包括灾害信息传播要素和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研究;第二个维度是应用研究，主要包括案例研究。

(一)灾害信息传播要素研究

灾害信息传播归根结底是信息传播，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不能缺少传播者、媒介、受众、信息和效果等要素。

灾害信息传播者研究。在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中，传播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要素，也是开始灾害信息传播行为的第一关。卢因将传播者视为把关人，决定着信息能否进入传播渠道和以何种形态进入传播渠道。在常态的信息传播活动中，专业传播者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媒介组织提供的物质保障，赢得了受众的信任，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力量。但是灾害事件具有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专业传播者在灾害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缺席”，无法在第一时间记录信息和传递信息。随着影像记录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业余传播者在信息传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在灾害事件中，业余传播者的在场有效填补了专业传播者的缺席，利用随手的DV、数码相机、手机等设备将灾害发生的瞬间记录下来。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日本地震，都留下了灾害发生瞬间的宝贵视频，为受众了解灾害事件和灾害学研究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完整有效的灾害信息传播过程，需要专业传播者和业余传播者之间的紧密合作。灾害突发时，需要业余传播者迅速捕捉第一时间发生的客观事实。当灾害事件发生后，专业传播者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接手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按照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和新闻传播政策的要求传递信息、引导社会舆论。专业传播者和业余传播者在灾害信息传播中是并存的，业余传播者是专业传播者的有效补充，二者的作用同等重要，互相不可替代。

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研究。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往往造成电力、交通、通信被破坏，这就大大阻碍了传播媒介向灾害地区传递信息。灾区受众和灾害救助对于信息传播的强烈需求得不到有力满足。笔者在参与汶川地震救助情况的社会调查时，曾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了解灾区的信息传播状况。受到电力、交通、通信的影响，汶川地震重灾区汶川、都江堰、北川等地的信息传递主要依赖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中，只有广播媒介凭借着较低的物质依赖性仍然发挥作用。[1]此外，刘晓岚等学者对于灾害信息传播阶段性特征的研究也是从媒介角度进行考察的。[2]物质依赖性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灾害事件中对于灾区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印刷媒介离不开电力、交通，具有易损性，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离不开电力、通信信号，信息接收终端相对庞大、沉重，都使得这些媒介在灾区的信息传播中很难或无法发挥作用。广播媒介在灾区信息传播中发挥着生命线作用，成为灾区人际传播的重要信息来源，并有力指导了灾区群众的自救互救。《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指出：“开展国家应急广播相关技术、标准研究，建立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提供灾情预警预报和减灾救灾信息的全面立体覆盖。”

灾害信息传播受众研究。按照所处区域的不同，可以将灾害信息传播受众分为灾区受众和外围受众。灾区受众是灾害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无论是否在灾害事件中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他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他们对灾害信息的需求不同于外围受众。灾区受众的信息需求具有单一性，他们只关注与灾害紧密相关的信息，常态的信息传播方式不能满足他们对信息的需求，相反还会冲淡对灾害事件的关注，容易在灾区受众中形成消极的影响，不利于灾害救助和灾区受众心理抚慰的进行。在信息接收方式上，灾区受众常常缺乏理性，这就要求灾害信息要浅显易懂，没有歧义。正是对于灾害信息需求的不同和理解方式的差异，要求灾害信息传播媒介对于不同的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灾区受众对于灾害信息的过度阐释，才能保证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灾害信息研究。信息是一个传播学概念，指的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符号组成，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灾害信息指的是与灾害事件相关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也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中与灾害相关的信息。灾害信息具有以下特点：①重大性，灾害事件往往对人类社会造成较大损失，这些信息的传播常常影响着社会稳定;②破坏性，灾害信息一旦传播不当，就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③时效性，任何不及时报道灾害信息的行为都违背了受众的知情权。对灾害事件中的流言和谣言的研究也是灾害信息的重要内容。灾害事件常常引发集合行为，加之大众传播信息缺损严重，灾害事件常常成为流言和谣言传播的“重灾区”。近年来，自然灾害事件和人为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社会公众处于一种安全恐慌之中，这样的心理状态最适合流言和谣言的传播，流言和谣言传播速度也更快，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日本地震后我国全国性的抢购食盐风潮就显示了谣言的巨大威力。

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研究。灾害信息传播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灾害信息传播媒介要将政府意向和受众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我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实践中，对灾害信息传播总是控制得多、放开得少，虽然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众的知情权。媒体竞争的加剧和公众素养的提升，对灾害信息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强化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这是媒介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衡量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要依赖于“四个有利于”的标准，即灾害信息传播是否有利于满足受众知情权，是否有利于灾害救助顺利开展，是否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是否有利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实现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需要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首先从政府方面，应该坚持“三善论”(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从媒体方面，要积极形成传播合力，拓宽信息反馈渠道;从受众层面，要开展有效的信息监督，及时反馈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从媒体方面，需要调整灾害信息传播策略，做到两头满意。[3]

(二)灾害信息传播案例研究

每一次灾害事件发生之后，都有人对这次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专门的研究，这种以案例形式开展的研究并未完全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单纯媒介批评的层面，对于灾害信息传播的未来走向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例如2003年非典事件中，新闻理论界对中国媒体在非典初期“集体失语”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有效督促了新闻媒体对灾害事件的及时介入;2009年全球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我国媒体吸取了非典报道的教训，正确估计了这一全球性事件的巨大新闻价值，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并持续报道了半年时间，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平缓期报道的同质化现象，但是总的来说，较非典疫情报道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的报道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诟病。笔者在《管窥新闻联播2008年冰冻灾害报道》一文中指出，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这一灾害事件报道中存在三对矛盾：灾害事件的突发性和新闻报道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灾害事件的破坏性和新闻报道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灾害事件的客观性和新闻报道的主观倾向性之间的矛盾。紧随其后的汶川地震新闻报道就有效弥合了这三对矛盾，成为新时期灾害信息传播的典范。此外，对于“7·23”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新闻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刊物及时刊发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文章，对这一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了阐述。

从目前对灾害信息传播开展的研究来看，案例研究仍然占据多数。这是因为不断发生的客观变动为理论家提供了无尽的研究对象。随着网络资源共享的发展，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变得简单，研究者能够轻易地将特定媒体对某一灾害事件的报道内容收集穷尽，维护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而在传播学学科体系中，寻找新的交叉研究点进行理论创新，则很可能是一件劳而无功的事情，因此，灾害信息传播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案例研究的兴趣远远大于基础理论研究。

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灾害信息传播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对与灾害事件相关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的研究。对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进行实证研究，也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热点。据邵培仁、杨丽萍对SSCI收录期刊《传播学刊》21世纪第一个10年发表的332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中“对于美国‘9·11’事件、炭疽病毒、欧洲的疯牛病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社会影响极大的异常疾病和危机事件的及时关注和跟踪研究，既体现了高度的现实敏感性，也体现了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4]。可以说，在这些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灾害信息传播理论，对于丰富和深化传播学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灾害信息传播研究是随着近年来灾害事件频发兴起的。新媒体介入媒介竞争，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草根媒体信息的低门槛准入，逐渐改变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促使受众形成新的信息消费习惯。这种新的信息消费习惯在客观上推动了主流媒体信息传递观念和信息传递方式的转变。此外，无论是自救互救，还是专业救援，也都迫切需要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信息，这既包括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中的信息，也包括大众传播中的信息。信息需求决定了信息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大力调整报道方式，尽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灾害救助的信息需求。灾害信息传播现象成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又直接为灾害信息传播业务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郭子辉，徐占品，郗蒙浩.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的积极作用——基于汶川等十县市的调查结果[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9(1).

[2]刘晓岚，徐占品，陈晓一.灾害信息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1(11).

篇10

关键词： 短信 流言 传播

引言

一条关于“广元蛆虫柑橘”的短信引发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柑橘危机，同时也将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心理再一次曝置于放大镜下。一时间，柑橘生蛆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各地果农和柑橘销售商面对积压柑橘忧心忡忡，反观整个事件，始作俑者正是一股不可小觑的传播力量――手机短信。

短信在这次柑橘事件中异军突起绝非偶然，这种新兴的传播手段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媒介特质，凭借其点面兼具的广域传播方式、迅速便捷的无障碍流通渠道、先入为主的流言辅助功能充当了事件的幕后推手。这条悄然散播开来的消息，我们称之为“流言”比“谣言”更合适（流言，指在人们之间相互传播的有关某种社会现实问题的不确切消息；谣言，指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消息）。它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特定的土壤中，短信传播力量的生根蔓延格外迅猛，从传播学角度考虑它的角色及功能，正确引导并加以利用，正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实用性课题。

一、案例介绍

2008年十月间，一条短信悄无声息地在人们的手机中散播开来，内容为：告诉家人和朋友暂别吃橘子，今年四川广元的橘子在剥皮后的白须上发现病虫。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请转发给你最好的朋友和家人！

之后，全国柑橘销售市场滞销，果农面对大批积压腐烂的柑橘无计可施。事件源头广元旺苍县销毁了1252吨柑橘，其中有虫柑橘仅12吨；柑橘大省湖北在今年增产10%的大好形势下市场遇冷，柑橘七成滞销；此外，北京、广西、湖南等地，柑橘销售同样受阻，市场购买力持续走低。同时，以传统媒体为平台，形成了政府、专家、记者三方联袂的救市局面：官员频频亮相柑橘展销会现场带头品尝，以期促进消费；专家源源输送柑橘大实蝇防害知识，试图以权威分析挽救消费者心理；记者追踪公开多方资讯补救因信息滞后所导致的公民知情权沦丧……

二、传播过程分析

传播者：信源不明。这条信息的最初源头无法考证，但基于短信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任何一个信息接收者都具备转为传者的可能性，更使得事件爆发后对“谣言”的追查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这次事件的传播目的

其实很单纯：主观上的“为你好”。

受传者：极为广泛。手机使用者都有成为受传者的可能，他们处于长长的传播链上的一点，并且其角色极易转化为传者。

传播渠道：手机短信。作为信息的搬运者，有现代科技的助力，其传播速度和覆盖面远胜于其他媒介。

讯息：流言。在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的境况下，这只是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其内容的真实性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传播效果：令人惊奇。一条未经雕琢的消息，其影响在短时间内投射现实社会，造成不可控的效果。

三、短信的传播特点分析

信息时代的传播渠道丰富而便捷，短信作为伴随手机普及而出现的一种新兴传播媒体（按照广泛意义上的“媒体”概念即“传播信息的介质”来定义），有如下几个特点：

1.传播覆盖面广。据国际电信联盟称，2008年全球手机用户数量将首次超过没有手机的人口，也就是手机普及率将突破50%。又据统计，我国从1987年开通移动电话业务到1997年用户达到1000万户，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而从1000万户增长到2001年的1亿户，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此后，2002年11月，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亿；2004年5月，达到3亿；2006年2月，达到4亿。截至2007年12月，全国手机用户数达5.47286亿户，手机普及率为41.6%，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5921亿条。

相比而言，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普及率只有19.1%，且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1%）。

事件中，柑橘发生大实蝇疫情的消息正是借由手机持有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覆盖面，造成了“一传十，十传百”的轰动效应。

2.内容编辑快捷简便。传统媒体由于要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在内容上必须以牺牲时间为代价；即便是被称作第四媒体以速度著称的互联网，尽管人人都可以在其平台上充当信息的者和接收者，且信息的权威性未作强制要求，但电脑操作必然受到传受人群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快捷简便。而手机短信由于其操作方式简单易学，传播方式多为点对点人际传播，常常用十几、二十个字甚至几个字就可以完成一次信息传播，且具有“群发”和“转发”等特殊功能，在内容编辑上具有随意简明的特点。

事件中，五十个左右的文字囊括了一条讯息，文字没有经过仔细斟酌和着意渲染，同任何一条平常短信一样，且无须加工，被不断转发，可谓方便至极。

3.传受条件的不受限。随身携带是手机的最大特点，无论你身处何时何地（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时空限制，比如对方关机或不在服务区，但总体来说机动性非常强），无论你的收入是高是低（手机持有率将近50%，足以说明其价格已非常亲民），无论你的文化水平如何（门槛低至只需要你识字），几乎无法影响你通过手机短信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人传播任何信息。

可以想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人们不断接收和转发短信，仅仅摁几下拇指，流言信息便快速增殖，这样的不受限，提供了其他媒体难以逾越的传播广度和流通速度。

4.说服效果好。手机短信传播区别于其他传播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一般传受形式为点对点人际传播，且多为非正式传播，传受者目的在于交换获取信息并据此不断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新变化。另外传受双方的熟识关系，会天然地增加信源的可信度，特别在日常信息和情感交流类内容传播上，这种信息被接受的可能性更高。“人际交往不仅比大众传媒获得了更多的受众覆盖面，而且具有一定的心理优势。这种心理优势使得人际传播在传播别有效。”［1］

柑橘疫情消息的短信传播，兼具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优势：在大众传媒还没有介入的时候，向为数众多、各种不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递信息；同时它借助个人与个人间的信息传递展开，以手机短信为传播介质，具有天然的传播正效果，不易被怀疑。

5.反馈性强，扩散速度快。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这种互动接近于面对面传播，传受双方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调整、补充自己的传播内容，从而实现传播的高质高效。［2］在短信传播中，受传双方处于不断的位置变换中，而某些可共享类日常生活信息，基于短信本身作为感情沟通和获取资讯渠道的特性，又可以迅速以两点互传的方式扩散，加上糅合了现代科技的独特群发功能，导致其传播速度以几何级数倍增。

6.传播内容的不可控。鉴于以上特点，手机成为一种民间广为选择的信息传播手段，也同时导致其传播内容的不可控。如此看来，手机短信甚至比互联网还要强调个人化，其传播模式既不同于平面媒体线性、单向度的“点―面”传播，也不同于网络无方向感的“面―面”传播，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传统人际传播“点―点”模式。手机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通信平台，每一个用户都是一个独立的传播者，传统意义的把关人荡然无存，对社会伦理、公共道德的引导和不良信息的过滤自然也无从谈起。［3］

柑橘大实蝇疫情的传闻虽不见得是人为刻意造成的，但这种传播方式的私密性、个人化，缺乏把关的过程模式，最终导致流言传播的不可控，即使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缺乏考证，也并不防碍它的大面积传播，加之人们探求小道消息的逆反心理，甚至有某种程度上的助推效果。

四、“广元柑橘大实蝇”事件中短信的角色分析

1.流言的传播渠道。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4］

应该说，短信传言并非无中生有，四川广元旺苍县确实有68000多株柑橘发生大实蝇疫情（据事后四川省农业厅召开新闻会称），事件本身并不是导致流言产生的催化剂。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蛆橘”短信满天飞之前，媒体上并未见任何相关报道，短信仅仅截取了事实的某一个方面，将部分事实当做整体事实加以传播，这种证据的暧昧性惹人揣测。

“哨卡是24小时轮替的，没有检查到一车外运的柑橘。”……从发现大实蝇开始，旺苍县便在东、西两端与其他县区交界的木材检查站设立了哨卡，严禁该区域柑橘类果实和苗木外运；并防止疫情随着河流和车辆远距离传播。……但事后证明，哨卡对阻止“蛆橘”传言的扩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自10月下旬起，那条惊人的短信开始传播，一位北京记者甚至在一天之内收到了10个相同的信息。［5］

不透明的信息环境给了流言以生长的温床，半遮半掩的信息最终同短信传播这种方式一拍即合，顺理成章地飞遍全国。

2.恐慌心理的助推手。事件中短信所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仅仅是一条信源不明、要素不全，却又在正常的社会传播渠道得不到验证的消息，然而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恰好迎合了大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非理性心理。加上相关信息未能得到充分获取，证据十分暧昧。一旦从特殊渠道截获某些“蛛丝马迹”，即使是传言也足以促使人们将它当成一种信息资源，并据此作出私人决策，以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

从社会心理学看来，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流言传播；在不安和忧虑的情况下，会诱发流言的产生和传播；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如战争、地震、灾害时，人们容易产生恐慌与紧张感，流言容易传播；人们认识上或思想方法上的偏差，会导致流言的产生与传播。

面对危情，人们会构想出种种自救的办法，如果此时缺乏正规渠道的疏导信息，手段往往是激进和无理性的。在蛆橘事件中表现为，无论事后政府如何诱导，专家如何补救，媒体如何劝服，依旧无法扭转人们拒绝购买的局面。流言通过手机短信所达到的传播效果竟有如此大的威力，通过大众传媒所的诸多权威信息在一条信源不明的短信前竟显得如此脆弱无力。

3.舆论形成的工具。短信传播是一种私下的行为，同一般意义上认为大众传播在形成舆论方面具有强大作用的观点有所区别，这种传播方式更多地通过人际传播达到大众传播的效果，形成“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即舆论，通过人们的从众心理制约他们的行为，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

柑橘发生大实蝇疫情的消息，经由短信在社会成员中普遍传递，而这种传受关系的亲密性赋予了传播内容某种强制力，使得受传者产生要同周围人保持一致的从众心理。受传者通过短信感知社会上的“意见气候”，并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同大众保持一致，这也是导致政府和专家的劝服行为失效的重要原因――短信已经先一步营造了“舆论”。

反观整次事件，之所以短信传播力量凸显，其特定条件有如下几个方面：

1）传播内容的特殊性。性质非常亲民，现实程度几乎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不限于特定群体。

2）传播时机的特殊性。时值“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于媒体，大众对于食品安全高度关注、特别敏感又信心不足。一条似真非真的传闻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人们本就脆弱的神经上，使得传闻的效果数倍于常。

3）传播途径的特殊性。如上所述，短信的种种传播特点，如覆盖面广、传受条件不受限、说服效果好，内容不受控等，为流言传播创造了条件。这种渠道的特殊性，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能比的。

结语

目前柑橘销售逐渐回暖，这场短信引发的风波似乎慢慢平息，而蛆橘事件留下的隐痛却仍在继续。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化传播手段，短信在流言传播中一显身手，力量强大，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单从某一事件的传播效果，我们无法断言一种传播媒介的性质。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短信的媒介特征必然为它带来某些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但这种传播上的正效果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必然起到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它固然可以通过营造舆论环境达到社会控制效果，但往往这种控制由于缺少把关人而趋向于不易控。

目前，相关法律政策正在探索和制定中，用以规避短信传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追究短信造谣者责任、加强对垃圾短信的治理等。从法律角度看，这无疑可以起到一种震慑作用，但从现实可操作性看，还存在种种障碍：短信传播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使得追查和治理变得困难重重；其人际传播特点极可能造成许多出于好心的短信转发者变成无辜的涉嫌违法者……对于如此次蛆橘类事件，罪魁祸首还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够公开。与其事后迅速反应，控制传闻信息的流量和追查源头，不如在流言发生之前做好全面完整的信息公开，做好“谣言预防机制”，这样才能彻底终止短信传播在特殊情境下“步入歧途”，才能更好地在利用这种新兴传播媒介时做到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1］Duell，Sioan，Pearce.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郝晓云.短信在人际传播中的优势与缺陷［J］.今传媒，2007，（5）

［3］李洋.警惕手机短信的负面效应［J］.青年记者，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