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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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演变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掀起了对经济学范式研究的热潮，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范式结构也发生了演变和转换，范式结构作为科学的共同体，具有其独特的理论模型，西方经济学的最核心的内容是观念范式，它是稳定不变的界定、思维等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也发生了转变。因此，必须对其结构和演变进行分析，从而探索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规律。

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既是广泛的概念又是经济内容，包含着大量的经济问题和资料，本文所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一部分。随着资本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出现了范式理论。从系统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系统，主要包含方法规则、观念范式和基础假设三个方面。西方经济学范式主要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它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在按照范式进行专业活动，范式是一个科学的专业，依赖于学科理论的模型[1]。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在经济领域范围内，人们对范式结构和范围进行判断。在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中，观念范式是最核心的内容，而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则属于。当然，范式结构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比如，理性经济人观念和制度文化观念则在非主流学派和主流学派有一定的区别。同时，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还包含总收入和需求等内容，所以通过范式结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地论证。

二、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形式

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存在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会出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继而出现新的范式结构。西方经济学范式存在几种运动形式。首先，对已有范式的继承，继承的内容包含经济人的核心硬核和调整保护带等。同时，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也就是帕累托最优；其次，张伯伦和罗宾逊在经济人硬核的基础上，对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假设进行修改，开创了产权经济学新领域。在厂商理论中，对企业物质要素生产和技术的关系予以假设，但在现代契约理论的作用下，将成本交易为前提，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不断完善现实方面内容。1947年西蒙提出，对于经济学理论，应该将焦点放在人的社会行为理论方面和非理论的界限，而且把完全理性修改为有限理性；最后，范式运动指的是在经济学不同学派理论下，对新经济学框架体系予以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若干个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它们之间需要相互调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都包含市场经济原理，通过对收入再分配的改革，并提出边际效用论和节欲论、供求论等理论，从而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加以完善，然后将效用价值偏重需求分析和客观价值论篇重供给分析作为生产成本的核心理论，使得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到有效创新[2]。

三、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

1.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对于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而言，范式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所以在这时期，思想家们通过直觉和生活经验对经济问题予以分析和判断，但欠缺系统的分析范式。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能够为经济学范式所支配，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系统。到亚当•斯密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已经发展到巩固时期，然后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到了发展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核心是客观价值论，通过范式逻辑，出现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现象，而且形成货币数量论和两分法，构成系统性的古典经济学体系[3]。1870年，边际革命的核心是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理论，并在经济分析中引入数学方法，通过价值论和分配论，从而实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古典分析范式向现代分析范式的转换。

2.凯恩斯经济时代

随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凯恩斯革命是时代的产物。在大萧条的经济环境下，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威胁，西方经济学的复兴，必须对原有的基本前提假设予以修正，从而实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凯恩斯革命修正的只是与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相抵触的部分基本前提假设，对西方经济学的硬核并未造成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期，但之后呈现衰落；70年代，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凯恩斯对此感受到不知所措，正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存在双重困境下，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批评国家干预主义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作用，提出单一规律货币供给政策，完善市场机制，从而平衡市场经济[4]。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时代

自2007年以来，全球处于经济危机时期，西方经济学范式也存在危机，明斯基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融合了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观点，证明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进入了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在现实交易过程中，人们很难对每一个措施产生的结果予以正确地了解和预测，而是通过主观判断来决策通过坚持完美市场和经济人基本假设，进而消除经济危机。因此，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必须发生改变，进而适应时代的要求。通过对政治和制度的不断调整，优化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使得经济体制具有稳定性，从而确保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经济学是一门重要学科，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其具有一定的范式结构。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将发生演变。因此，必须对范式结构及其演变进行分析，使得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进而打破传统思维的局限性，从而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欧瑞秋.基于网络范式的市场结构与企业竞争研究[D].中山大学，2012.

[2]田海华.基于SCP范式的中国水电建筑产业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9.

[3]王泽.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降低及其原因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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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工资；产业结构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SJD790029)。

作者简介：刘丽(1979―)，女，河南南阳人，经济学博士，金陵科技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研究；任保平(1968―)，男，陕西风县人，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2―00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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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理论；就业问题；借鉴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16－03

一、引言

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进一步讲，就业形势的好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大学、大专毕业生面临就业选择，甚至毕业就失业的境况。可以说，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局部就业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因而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

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

（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

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内涵是供给创造需求。该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庇古等，他们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认为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水平。进而认为，只要不存在工资刚性，工资率可以自由伸缩，市场机制能自由的发挥调节作用，可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就业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然失业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自愿失业和短期性摩擦性失业。

他们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古典学派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主张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换个角度理解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

（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失业之所以持续不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情况均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

（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即政府要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交错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工资不能随市场供求行情而调整。即使没有工会组织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因受有合同的企业粘性工资的影响，工资也不会轻易变动。隐性合同理论认为，雇员与雇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会形成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契约，从而使工资具有粘性。隐性合同导致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和工人因信息有限，决定了均衡合同出现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因而通常会解除工人。效率工资论则说明了雇主会主动付给员工高工资，以提高雇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跳槽和偷懒的机会成本同时吸引有能力及高技术人才。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则指出，内部人由于受到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致使工资调整主要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者，于是，便可能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因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工资合同，要减少工资粘性，增加工资弹性，使工资能够适时适度灵活调整。

（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反古典”学派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及行政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就业问题上，强调在保证企业自由用人和求职者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在保持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同时建立稳定就业，劳动力流动平缓、劳资合同和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模式。

三、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

（一）古典学派就业理论的启示及借鉴

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和就业歧视问题，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充分表现得很突出，市场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就业歧视随处可见。就业招聘中存在严重的歧视性条款，如户籍歧视、地域与方言歧视、学历歧视、性别和年龄歧视乃至身高、相貌等身体歧视、婚姻状况歧视、犯罪经历歧视、姓氏歧视等等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招聘中的一个正常现象。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发展，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必须加强透明化、公平化、法制化和市场化。

其次，为了规范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运用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同时要严格落实劳动用工合同制度，同时要鼓励企业履行现在流行的SA8000社会责任认证标准的相关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启示及借鉴

凯恩斯就业理论强调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实行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就业，是一种总量就业理论。它只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就业量的变化、就业水平的高低，而不分析就业的结构。由于它只强调从增加有效需求来解决失业问题，忽视对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管理与改善；只强调投资总量的增加而忽视投资的就业效率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因此，中国在通过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解决就业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高投资的就业效率，要尽可能投向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和领域。另外，政府应注意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制定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计划和产业政策，把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因而当前应当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优化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政府应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和人力政策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第一，采取全方位人力资源开发措施，对劳动力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多种形式的继续培训，使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第二，大力发展职业介绍机构，负责信息咨询、指导服务、就业介绍等方面工作，使企业和求职者实现信息对称；第三，减少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增加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帮助解决劳动力和企业进行地区迁移。

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建立完善就业教育制度，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学龄儿童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对劳动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以及在岗培训指导等，从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及时有效配置，消除结构性失业。鼓励引导劳动力在地区、行业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则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借助网络信息资源平台加强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特殊群体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相关信息的，达到信息资源共享。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工资论启示及借鉴

新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工资粘性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靠劳动力市场调节是不可能解决的。政府可就全社会工资水平定期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本生活水平为基础，制定出基准工资水平以供各地区的企业参考，使得企业工资在合理区间浮动。另外，政府应控制非工资性人工成本的过快上升，以增强工资弹性，例如，股份制企业股利的发放等要按照企业所处的成长阶段采取适当的股利发放政策，以及企业在年终发给职工的年终奖金等都要在合理的预算范围内。因为股利和奖金都是企业非工资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发放过多，有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就业。

（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

可以说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关于就业保证企业具有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强人力资源部的建设，保证企业能够在第一时间招聘到合适的、合格的劳动力，同时求职者也能够自由灵活地选择适应自己的满意的工作岗位，从而充分地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制定人口政策，一方面调整教育结构等来控制和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家给与市场活动进行宏观引导，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建立新型的劳动就业体制服务。

四、结语

总之，西方的就业理论对我国寻求解决就业矛盾的途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我国还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不仅依赖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还要有市场调控体制改善的制度保证，两者面相辅相成，不可偏颇。

参考文献：

[1]肖静.西方失业理论与中国的就业问题[J].法制与社会，2006，（11）.

[2]刘加强.缓解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对策研究[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罗恩立,孙定东.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进程剖析与借鉴[J].经济学与经济管理，2003，（2）.

[4]谭运进.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商业时代，2005，（12）.

[5]韩志萍.西方经济学家对失业问题的理论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00，（11）.

[6]伍希.借鉴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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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3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3。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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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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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 新古典综合派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一 新古典综合派概述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兴起，风靡于“二战”后二三十年间的西方各国。当时“二战”后的经济状况并不和30年代大萧条时一样，凯恩斯理论不再完全适用当时的经济状况。以保罗・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和罗伯特・索罗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不断发展、补充和修订凯恩斯的“新经济学”，逐渐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其后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或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只要生产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新古典经济学仍然适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将使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维持下去。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正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结合。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以混合经济为实现基础。它既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为基础，也需要市场调节的经济为基础。萨缪尔森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运行的基本前提。根据新古典综合派观点，混合经济包括两个部分：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有经济部门。国家调节是为了预防和对付经济衰退；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以提高经济效率。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组合为一体，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

二 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变化与政策转变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一体化，该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低迷期，甚至有些国家陷入衰退萧条。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相机出台各种救市政策，希望挽救本国经济。中国在这方面绩效突出，率先走出低迷，依然保持着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

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08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2008年7月起，受金融危机影响，CPI同比开始下降，股市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预期下滑，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许多中小纺织服装企业面临困境，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针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及时对宏观政策进行调整，从2007年年末的“双防”转变为2008年的“一保一防”（保增长，促发展），同时将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财政支出，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鼓励居民消费。央行自9月16日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又分别在10月9日、10月30日下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免征利息税及金融机构才能批准备金率。央行继续改进流动性管理，结合国际收支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将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GDP增长率保持10.1%的骄人成绩。

2009年中国政府依然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用的。上半年中国无论是CPI还是PPI指数一直在不断下滑，面临着通缩压力。中央全面放松信贷限制，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防止经济通货紧缩，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振作股市房市的效果。积极的扩张的财政策略中最显著的当然是4万亿国家投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行国债、地方债，然后动用资金开发各地方基础建设，推进税费改革，同时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援助。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7%，成功保8，呈现漂亮的V字形。

2010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实际需要增加针对性和灵活性。部分由于2009年的天量信贷的投放及4万亿的国家投资，通货膨胀压力明显显现，农产品，如水稻、大蒜等，各种生活用品，工业原料价格持续攀升。在货币政策方面转向“宽货币，稳信贷”，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政策是在预期之内的。同时，经济复苏的基础仍未牢固，由于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调控，中国经济前动力受到严重制约，同时出口并未完全复苏，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防止经济二次探底仍是需要注意的，一季度CPI接近3%，中国要谨防经济进入“滞胀”。

三 政策分析

“需求管理”思想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核心，认为政府职能的发挥与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不是位于市场之上的异己力量，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应运用各种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纠正市场调节不可避免的确定，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以投资、储蓄、消费、政府支出、税收、进口和出口这些经济变量为调控对象，政府通过积极地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适时适度地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整，即可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新古典综合派主要依据汉斯的理论提出“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注重二者的“松紧配合”。政府在确定预算时要按照私人支出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使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总额保持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具体而言，在经济萧条时期，补偿性财政政策要求扩大政府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社会总需求。我国经济危机以来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双松政策”，直至现在货币政策转向从紧，以防止经济进入通货膨胀，有效地保障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推行税费改革，实行结构减税，刺激需求消费和投资，以缓解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在面对“滞胀”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实行宏观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微观化，以保持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松紧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经验说明，两种政策不同程度的结合使用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政府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可以减少单一政策运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作用。目前中国最大的经济隐患便是“滞胀”，虽然现在仍未进入滞胀，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抑制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国际经济仍处于衰退中，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出口行业正经历一场暴风雨。同时，流动性过剩已成定局，央行已经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并未起到很大的效果。所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可以达到所期望的效果。一方面，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缓解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巩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促进经济继续稳定发展。

四 结语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主张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仍然存在自身的一些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大规模的政府主导投资会对民间投资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与全面刺激经济发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相机抉择”理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对政府政策权威性的怀疑，减弱政府实施政策的效果；新古典综合派并没有解决人们理性预期所导致的积极财政政策或减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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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萨缪尔森、诺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十六版）［M］.华夏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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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利率 CPI 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政策

近期,对于央行将要加息的传闻愈演愈烈,2月份CPI指数2.7%,已高于目前一年期2.25%的贷款利率,预计3月份CPI数据不容乐观,可能会达到2.6%-3%,部分媒体及经济学家预言,央行加息迫在眉睫。然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敖亚洲论坛上指出“央行的首要责任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也就是说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防止信贷的过渡扩张”,同时在记者采访询问到央行加息的传闻时用了一个反问句“谁说央行要加息的?”的话来回答记者提问,这是否表明央行近期不会对利率政策进行调整呢?

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国家会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例如现阶段国家通过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就属于通过宏观财政政策手段调节。而利率政策则是货币政策中最为重要的调控手段。在典型市场经济国家,利率机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一条最为重要的路线。作为货币政策有效的理论支持者,凯恩斯学派认为正是通过利率这个中间变量的桥梁作用,货币政策实现了其对产出的影响。具体说来,货币供给增加以后,实际利率下降。对于企业来说,由于资金成本的下降,就会导致投资上升;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可能引起他们在房产和耐用消费品上的投资支出增加。相应的,投资支出的扩张引起产出上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中间环节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这使得利率传导机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名义利率,但是一旦名义利率为零,就无法再降低名义利率。可是,进一步扩张货币却可以使通货膨胀预期增加,从而导致实际利率下降。这样,即使名义利率为零,扩张性货币政策仍然可以起到增加产出的目的。

应该来说,近十年以来,央行采用货币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发展的行为是比较频繁及显著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为了克服商业银行“惜贷”行为,采取了有力措施放松银根。1998年3月、7月、12月及1999年6月,央行在较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四次降息,而且在1998与1999年两年内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998年由13%下调至8 %, 1999年由8%下调至6%。但执行结果如何呢?与实体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贷款二年内平均同比增长11.996, M2平均同比增长14.896,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下降1.1 %。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图不甚理想。进入2000年,尽管M2的同比增长率为12.3%,比1999年的14.7%下降2.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大,但信贷的同比增长率却在1999年8.33%的低水平增长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当2001年信贷出现逐步爬升时,央行于2002年年初又宣布第八次降息。尽管如此,从2000-2002年8月约三年内,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为11. 2%,比1998-1999年两年间的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低了0.7个百分点。此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可见,中国人民银行1996-2002年7年间,连续八次降息。除了个别年份外,其目的很清楚,就是通过降息适度放松货币、信贷的供应。但从执行结果看,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货币、信贷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另一些年份的表现则很不规则。

2002年8月开始,货币、信贷增速加快,到2003年年中尽管遭受“非典”袭击,货币信贷增长速度仍进一步加快。为此,央行频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意图予以收缩信贷,但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仍不减。迫不得已,央行在2003年8月间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配上窗口指导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措施,2003年第四季度货币、信贷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但从全年看,2003年仍为亚洲金融危机后货币、信贷的同比增长率最高的年份,而且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贷款增长速度高于货币增长的现象。2004年初在CPI逐月增加的情况下,4月份央行针对房地产投资进行了信贷适度紧缩,并于10月底小幅度提高存贷款利率各0.27个百分点,05年3月17日再次上调了个人贷款利率,然而收效并未明显。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从当时经济运行情况和通货膨胀形势看,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3%;全球普遍面临较强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并屡创新高,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CPI涨幅为8%,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持续攀升,8月份达到10.1%的高点。同时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等不确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通货膨胀内外部成因的分辨和预测,在2007年六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年上半年利率政策保持平稳,进入9月份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日益加大,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风险明显增大。11月26日,人民银行宣布从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此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幅度是近11年来最大的一次。12月23日,人民银行又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至此,9月份后人民银行已连续5次降息,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降至2.25%,距2002年时的最低水平仅高0.27个百分点;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降到5.31%,达到2002年时的最低水平。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通胀时代,货币政策应该尽快地收缩,中国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需要尽早退出,否则在可见的将来,通胀风险更大,通胀率将达到两位数。然而部分学者表示,3%的CPI指数是温和的良性的通货膨胀,短期内不会造成大范围经济过热,物价飙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如果复苏信号明显,一些非常规的刺激政策可以逐渐退出,但是,必须确定目前的复苏不是W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从长期看,任何刺激政策的退出都是必然的,但是在经济回暖的基础尚不牢固时贸然退出,不但可能造成前功尽弃,甚至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宜操之过急”。

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不宜马上收缩货币政策实行加息,面对美国及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国家提高利率将会影响今年经济稳定增长8%的宏观经济目标,同时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较大,造成其他国家地区的热钱流入套利等风险产生。央行调控货币的手段很多,今年一月份央行宣布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就是开始逐步启动“退出”政策。而与准备金率不同,利率的调整是更加剧烈的经济调控手段,准备金率仅是调整商业银行的可贷款数量,部分的限制了投放市场的货币量,而提高利率则是具有更加强烈的收缩功能,如果贸然使用,可能会对已经复苏的经济造成伤害。央行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采取温和的财政政策调控手段,使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更好的与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相匹配,这才是现阶段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调整目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新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王耀楷,王学鸿.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金融经济,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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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福利；公平分配；经济法路径；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6-109 -02

一、经济法传统功能：应对市场失灵

自由资本主义起，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从而提升社会成员福利。但是这双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发挥积极作用，其弊端也随着自由放任主义而日益显露，经济发展过程中，它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与资源分配不均带来了非递增的社会成员福利水平。 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如何继续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作用，即协调。

西方经济学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完美均衡状态，福利经济学证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是社会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因此市场作用与政府协调如何进行权衡则是提高社会成员福利的关键节点。詹姆斯・莫里斯在《福利、政府激励与税收》中主张个人现实行为下的最有效的经济政府系统。

二、经济法宗旨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微观体现

（一）增进消费者福利

按照“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在其传世名作《财富与福利》一书中的观点，狭义的福利主要是指能够以数据计算出来的经济福利，但是广义的福利还包括那些不能直接或间接度量的主观感受，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消费者的福利总和不仅包括消费者剩余，还包括消费者以及对于所购商品是物美价廉之品的美好感受等等。政府通过实施积极干预，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约束和规制，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等方面监管，对消费者未实现的权利进行救济。在这一过程中，产品不仅实现了流通，实现了其价值，增加国民经济总量，同时，消费者受益于政府的积极干预和保护也实现了消费者剩余和主观效用的增加，最终达致消费者福利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二）增进生产者福利

福利经济学同时强调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假如单单强调消费者的福利，势必会挫伤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有碍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将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融为一个整体，关注这个整体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政府积极鼓励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及高新科技企业发展，给予创新项目补贴，放宽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由此能够带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外部性，产品生产成本降低带来的是产品价格的降低，消费者由此享受到消费者剩余，这就在不同路径实现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

三、经济法宗旨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宏观体现

（一）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利益配置功能是居于基本层次的功能，而社会资源整合功能是经济法的另一功能，其借助契约机制实现政府与市场在福利供给领域的博弈。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其认为个人福利的度量要从个人主观效用和获取效用的能力两方面进行考察。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福利”转变成可以被纳入正义原则调整的“基本善”，具体包括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在各种机会下的移居自由和职业选择的自由、各种政府或社会的职位、收入与财富、自尊① 。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就应当负有永久维持最优生产方式的职责： 要实现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的产量最大化，就要使得每一种上产资源在各种相异用途上的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这也是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只要企业存在私利引诱从而使得投资配置与最大国民净产品的要求之间出现差异，政府干预就存在合理的理由，通过补助和税收来消除差异。但是，政府利用税收调节差异，必须注意不合理的税收对于抑制人们工作趋向的抑制作用，假若不合理的税收对于抑制工作方面所带来的经济总量的损失大于不征税时社会成员所能得到的福利总和，那么这种税收就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见，不合理的税收不仅不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反而会带来负作用。即使，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并不能用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加直接衡量，但是，要实现更为公平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还是应当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二）促进公平正义实现

自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判断标准对经济体系运行效果进行评价，虽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但是具有其进步意义，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福利经济学。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将功利主义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将基数效用作为理论基础，综合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用社会经济福利和效用定义“最大幸福”，以“最大选择的自由、最高的经济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三大社会目标来评价经济体系的运行效果①。协调劳资关系、实现再分配的公平，是减少贫困、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有效的政府协调机制。将富人的财富转移给贫困者，必然是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满足另一部分人。要实现真正的公平，在不否认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再分配的真正公正有效，还必须关注受救济人群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以及对受接济者的培养激励，实现良性循环。

四、福利经济学角度探求经济法宗旨的意义

以上综述可知，在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始终贯穿公平与效率这两大主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实现效率的有效途径，福利经济学在权衡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此相对应，政府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经济政策等方式以应对市场所带来的资源分布不均和经济结果分配不公的矛盾。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综合经济法宗旨及其实现路径，追求市场、政府、社会成员三方的动态均衡，凸显正义与效率的结合，强化经济法的利益配置功能与社会资源整合功能，以及经济法致力于建构国家、政府、市场之间均衡互动关系的基本定位。使经济法包含矫正市场、联合市场、培育市场等多重因素，有助于发挥经济法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过程中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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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4]亚瑟・塞斯尔・庇古.福利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15]詹姆斯・A・莫里斯.福利、政府激励与税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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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周易；运行；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003-03

周易运行经济学按照中国传统的《易经》运行规律，得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别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本篇论文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周易运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用周易运行经济学理论对经济运行历史进程的划分。

一、周易运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HTSS]

周易运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易经》里的太极两仪图。《易经》是中国所有学术思想的渊源，博大精深，本文采用太极两仪图来分析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经济运行的规律。“太极为宇宙的创始，太极为万有的根源，一切变化、成长、生灭、盈虚、盛衰皆由太极的演变而产生。”［1］太极是万有的根源，包括经济的一切变化、成长、生灭、盈虚、盛衰能从太极中找到答案。

1.太极两仪的发展规律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2］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无极到太极，就相当于从无到有的发生阶段，万事万物刚开始就是无极的状态，也就是鸿蒙混沌，阴阳不分，（如图一和图二）但随着太极的运动，动而产生了阳，静而产生了阴，一动一静，分阴分阳开始。阴阳这两个相互对立矛盾的事物不断运动发展，终于形成了太阳太阴两极（如图三）。形成两极之后，它动的极致之处并没有一直运动下去，反而是静了下来，形成了阳中有阴，相对，静的一方，在它静的极致之处反而动了起来，形成了阴中有阳，两仪分立。（如图四）这就是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相辅相成，不断衍生的发展过程。

注：图一和图二无极时期，图三阴阳对立时期，图四是太极两仪时期。

2.太极两仪的运行规律

如图四，两仪分立时，太阳的重心之中有一部分阴，太阴的重心之中有一部分阳，“此乃则是阴阳之中复有阴阳，也是‘阴阳之精，互藏其宅’（《运气类》）之道”［3］,这表明阴阳各自内部都潜藏着可以相互转化的物质基础。太极两仪在运行时，阴阳对立双方相互消长进退，达到平衡。阴阳对立，双方互为其根本，即“阴阳之精，互藏其宅”，使阴阳双方相互限制，事物才得到发展。

换言之，就是指由太阳不停地运动引起与太阴静的对峙，而太阳的根本却出现在太阴的中心，而太阴的根本却出现在太阳的中心，这样两仪相互对立并制约着，事物才能得到发展。周易运行经济学就是要用这个分析方法来针对经济学的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做研究，从而揭示经济的本质和经济发展理论。

从无极到太极的形成，本来是浑然天成，协调自然的过程，但是为了方便理解，就将这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人为地划分为三部分：“无极”时期；“阴阳对立”时期；和“太极两仪”时期。

二、周易运行经济学对经济运行历史的划分

1.“无极”时期

“无极”时期就是指鸿蒙混沌的时期。经济运行发展的“无极”时期就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的雏形，经济在这个时期的内涵是从无到有的，因此，这个时期是各种经济要素孕育而生的时期。

公元前9000年左右，人类历史从旧石器时代转向新石器时代，从狩猎和采集活动转向种植和畜牧活动，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个结果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剩余产品的产生。在此之前，人类的生产是自给自足的。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和产权制度的出现，也就为经济的“无极”到“有极”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因此，私有制和产权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无极”时期无序时代的朦胧结束和“无极”时期阴阳模糊对立时代的朦胧出现（图一到图二的转变）。

剩余产品出现后，“无极”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个交换需求的“动”的因素，从而生成太极中的太阳，同时交换的供给方作为一个“静”的因素开始生成太极中的太阴，但因为当时的交换是物物交换，所以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区分不很明显，对于交换双方来说对方既是需求方又是供给方。因此剩余产品出现后的经济仍处在经济的无极时期的阴阳模糊对立阶段。但在这个时期，“动”的因素需求是导致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这个思想和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学派，还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不谋而合。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需求在私有制和产权制度确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准确地说需求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但剩余产品出现前的需求并不能当做经济发展中“无极”时期的“动”的因素，因为此时期虽然有需求，但因那时的生产力不够发达，劳动得来的物资来自自然界而且只用于自用，交换还没有产生。私有制和产权制度确立之后与需求相对的供给才慢慢开始变成人类的劳动产品。这时，形成经济的各种必备条件也就开始不断地产生，就如同太极中太阳和太阴的“动”不断扩大和加速一样。这样，需求和供给才能最终形成太极中的太阳和太阴。

从原始社会开始到封建社会，商品、货币、利息、交换、分工、债务、劳动力、贸易以及工会、行会等经济学元素形成，这些最原始的经济元素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一一登台。同时，这些经济学元素一经产生，便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它们内部酝酿着更高级的经济元素。在这个历史阶段，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纷纷出台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法规，有些政策和法规为经济运行的形成扩大提供了一个更完善的经济环境。

随着需求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产生。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国家在大规模海外探险中对美洲大陆的发现和对通往东方新航线的开辟引起了商业扩张，市场扩大，加之商品关系和商业组织的发展，都直接引起市场制度的产生。较为高级的初级经济元素也慢慢开始出现并长足发展，如银行、信用工具、清算制度、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

英国的工业革命后，工业产品极大丰富，交换数量剧增，所以英国工业革命是“无极”时代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无极”时期真正结束不仅是因为技术和经济上的革命，也是因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革。这次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阴阳对立”阶段。“无极”时期的结束在西方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即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对当时的经济规律做出了总结，并适时地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为“阴阳对立”时期开始拉开了序幕。

2.“阴阳对立”时期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市场由需求和供给掌控，“阴阳对立”时期就到来了。此时期的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都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这时都开始发展工业，工业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歌”，工业化推进了市场制度的完善。

“阴阳对立”时期，在需求的强大动力之下，也要求供给的无限扩大，因此，各种体现供给的经济中级元素在这一时期出现。虽然这只是经济形成的一个过渡时期，但它却是不可或缺的。它巩固了市场制度，丰富了经济的内容，延伸了经济的含义，并为太极两仪也就是经济运行真正的确立打下基础。

这一时期出现的中级经济元素主要包括：（1）资源稀缺。随着人类需求的扩大，生产也随之扩大，从而资源就成为稀缺之物。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因为供给的限制，使对其的获取都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2）资本积累。在工业革命之前，资本积累就已经开始，即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的积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资本积累并非是以生产为主的积累，因而资本积累被归在中级经济元素里。（3）企业公司的竞争、垄断的出现。人类需求无限扩大，导致生产无限的扩大，造成众多企业的产生，各公司不得不为抢占资源和市场而竞争，有些部门开始形成垄断。（4）市场扩张。不仅指国内市场的扩张，还有国际间市场的相互渗透。体现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新市场的开发，以及国际间贸易的开放化、自由化。

在这一时期里，因为技术条件的制约，供给的数量是有限的，再加之经济水平，贸易条件和人们财富等等条件的限制，即使有超额需求也不会太大，因此，市场中的“阴阳”双方是相对对立的，即有多少“阳”就会产生多少“阴”，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需求和供给基本趋同。由此可得，在此时期的自由经济条件下，需求和供给主要受经济技术的约束，需求和供给总是能够从价格的调节中达到均衡，即市场能自动出清，这个结果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阴阳对立”时期过渡到“太极两仪”时期是以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到凯恩斯的《通论》 发表为起始和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增加了财富积累，从而增加了需求，也增加了供给。大大地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运行的形成。

在阴阳对立末期，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发生了第二次理论上的革命――“边际革命”。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而引发了经济学理论革命。“边际革命”促进了需求和供给的增长，为太极两仪经济态势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凯恩斯的《通论》中政府干预政策的出台是太极两仪形成的标志。

3.“太极两仪”时期

“太极两仪”时期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运行时期的出现。在这个时期，两仪分立，太阳的重心之中有一部分阴，这部分阴是太阴的精华。太阴的重心之中有一部分阳，这部分阳是太阳的精华。这个现象应用在经济中就是需求和供给相对立，但在需求中却出现了决定供给的关键因素，在供给中却出现了决定需求的关键因素。这部分阴阳精华对太阳和太阴都有着节制性的作用。

太阳中存在的阴的精华，在全球经济条件下，这个阴的精华就是一个能统领或协调全球经济的权威性世界经济组织。在国别经济条件下，就是政府。这个权威性世界经济组织可以调节全球的经济需求和供给，比如能确保全球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技术等经济供给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个世界经济组织的有效介入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运行的形成，其实就是现在人们天天提到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抛开了国别利益的、纯粹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地球人类经济的最高境界。 按照周易运行经济学，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自成体系，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能使全国各地区达到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技术等经济供给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系形成了。从“无极”时期到“阴阳对立”时期，一直到有一个权威世界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运行的有效介入之前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为真正的经济运行的形成做基础的。

太阴中阳的精华就是自由市场。需求是个很主观性的概念，而这个主观性概念离不开客观世界因素对它的调节和限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太阴中的那部分阳。最近几年，经济学界纷纷争论自由经济好还是政府干预经济好，其实，从周易运行经济学来讲，两个因素缺一不可，都是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正式形成之后，高级的经济元素也就相应产生。（1）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包括货币行为、财政行为和行政行为。政府的行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经济运行正式形成之后，政府就通过自己的各种行为调控该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2）货币信用的出现。由政府政治强制力作用下，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以其表示符号纸币出现，并且开始以信用形式，逐渐趋于无纸化、电子化、虚拟化。（3）保险、福利。这些都是高层次需求下，供给的表现形式。保险和福利也是由于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了一定水平后，自然出现的。（4）信息。在经济复杂化以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就像对资源的需求一样，不同的是资源的需求面临的问题就是稀缺，而信息的需求面临的问题是不对称。因此，对两者的需求都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一个国家的“太极两仪”时期，也就是经济运行的形成期，政府是否有效介入已经成为了关键。自由市场经济最终离不开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有：（1）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规模已经足够庞大，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已经无力调控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2）各种经济元素错综复杂，经济信息的不畅通和不对称，造成需求和供给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可能导致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3）企业大量的合并收购造成的巨型垄断公司在需求供给方面的吞吐量上超过了市场自动调节的能力，这也是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历时最长、损失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宣告自由主义市场体系彻底崩溃，这次危机就是在上述原因综合的影响下产生的。 之后，美国经济运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调控的经济，虽然美国已经进入到国家级别的“太极两仪”时期了，但因为政府对经济的信息的了解和使用有些不当，因此，美国的经济波动还没有消失。世界经济运行的“太极两仪”时期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尽管已经有WTO、IMF、WB等国际性经济组织为协调世界经济而努力着，但这些组织并没有收录全球的每个国家，没有能够完全调解世界总供给和总需求，也没有能够实现全球劳动力、资本、技术、生产资料等要素的全球性自由流动，更没有能力真正协调世界经济各国别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真正的世界经济运行态势还没有形成。

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一个很没有规则的发展史，中国经济发展的“无极”时期时间长，成就少，也很模糊，笔者认为，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中国“无极无序”时期发展到“无极的阴阳模糊对立”时期的开始。 1978年改革政策的出台，使中国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剧增，因此，中国经济“无极”时期的结束以1978年为序幕，以1991年小平同志南巡报告的为标志。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还没有到达太极两仪时期，应该是“阴阳对立”和“太极两仪”时期的并行。

周易运行经济学把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无极时期；阴阳对立时期；太极两仪时期。周易运行经济学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从蒙昧时代开始到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无极无序”时期的结束，也是“无极的阴阳模糊对立”时期的开始。1978年改革政策的出台，使中国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剧增，因此，“无极”时期的结束以1978年为序幕，以1991年小平同志的南巡报告的为标志。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还没有真正到达太极两仪时期，应该是“阴阳对立”和“太极两仪”时期的并行。

参考文献：

［1］汪忠长.周易六十四卦浅解［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3,10.

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并不仅仅源于外部冲击，系统中的反馈机制同样会对经济波动产生显著的影响。正的反馈机制会放大经济的波动幅度，加剧系统的不稳定性；而负的反馈机制则能减弱经济的波动幅度，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企业投资作为宏观经济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也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反馈特征。本文试图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特征的相关研究加以介绍和评价，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并为宏观经济稳定机制的建立提供建议。

关键词：企业投资行为 逆周期性 宏观经济学

引言

经济时时刻刻都处于动态的周期性波动之中，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不断深入地了解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类型及其原因，并研究相应的对策以缓和经济的剧烈波动。企业投资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活动，自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经济周期性波动及相关问题时起，就被作为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加以研究。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企业投资理论在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学派的激烈论战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开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出现在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之中。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宏观视角的企业投资理论的发展相对缓慢，但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价格粘性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惰理论和不可逆性投资理论随之成为企业投资理论的主流，并使得经济周期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

经济周期性波动是个复杂的系统行为，其中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更是涉及到各个方面。纵观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发展史，企业投资作为宏观经济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依然会表现出一定的逆周期性特征。本文将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研究的历史进程，并对新凯恩斯学派及其之后的相关研究进行重点介绍，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并为增强经济均衡稳定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建议。

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研究

萨伊（1803）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所提出的供给必然创造需求、供求自然均衡的“萨伊定律”，首先从观点上否定了经济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即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存在系统的周期性特征。

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1874）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能使经济处于稳定的均衡状态。一旦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会通过竞争和价格机制的作用自动地使经济调整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每个消费者、企业和资源所有者均能按照效率的标准达到各自的目的，社会的发展是和谐而稳定的，不存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企业的发展也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更不存在投资行为的顺周期或逆周期特性。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意大利经济学家里奇各自独立提出了另一种有别于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投资行为理论，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将这种理论命名为蛛网理论。蛛网理论证明，按照古典经济学静态下完全竞争的假设，均衡一旦被打破，即使在长期，经济系统也并不一定能自动恢复均衡。产品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的不同将会促使经济出现三种状态：

当供给弹性等于需求弹性时，经济将会出现类似马歇尔长短期均衡所阐释的“波动”，所不同的是，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相等的“封闭型蛛网”所描述的波动将一直循环下去，即不会远离均衡点，也不会恢复均衡，期间企业投资行为也会一直表现出同样的循环波动特征。

当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时，产品价格和产量的波动将逐渐减弱，经济状态逐步趋于均衡。这种“收敛型蛛网”情形所描述的是当经济受外生因素突然冲击而发生波动后，企业的投资行为将会表现出沿着经济波动相反方向回归均衡的逆周期性特征。

当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产品价格和产量的波动逐步加剧，经济状态越来越远离均衡点，无法恢复均衡。这种“发散型蛛网”情形所描述的是当经济稍微偏离均衡，企业的投资行为将会表现出沿着经济波动相同的方向以更快速度和更大幅度扩张的顺周期性特征。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奠定了非理想状态下企业投资行为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随后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等人发展和完善的乘数―加速数模型，更是为宏观视角下企业投资行为顺周期性研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发展模型。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开始陷入“滞胀”局面，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实也使得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以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为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运兴起。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典型观点，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实现均衡发展的，而且这种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其中，卢卡斯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和乔根森的新古典投资理论最具代表性。

卢卡斯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对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均衡分析进行协调。根据卢卡斯的观点，理性经济人都能收集到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并依据这些已知信息做出最优的预期和决策，其结果是预期和现实行为结果相一致。宏观经济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应该处于均衡状态，即使宏观经济存在波动也是由“随机冲击”引起的，因为理性经济人的预期误差本质上是随机的。由此可见，虽然卢卡斯没有明确提出企业投资行为的逆周期性特征，但从其观点中，我们不难理解，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并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总产量和总就业水平即使在短期内对“自然水平”有所偏离，但其中的企业也会理性预期并采取逆向的行为选择，最终促使经济回复到“自然水平”。

新古典投资理论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的决定因素，最初的模型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和发展。乔根森投资理论与此前投资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力图克服以往投资理论注重宏观因素分析而忽视微观基础的缺陷，充分考虑了经济中影响投资水平的各种因素，并把投资分析的基点放在企业的优化行为上，以价值最大化为最优目标来说明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

新凯恩斯经济学及其之后的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研究

理论往往会在观点对立的双方激烈争论中不断完善，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所谓“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的答复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对立，在80年代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时，作为对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的继承，价格和工资粘性重新被界定为理论思考的核心。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1971）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认为：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一结论有力地支持了价格粘性的假设。V.Bhaskar等（1997）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顾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进行数量调整反应。虽然这些论证从企业产出的视角支持企业投资行为的顺周期性，但从企业存货视角来看则支持企业投资行为的逆周期性。正如托宾的观点所支持的：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至少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会带来稳定的影响。也就是说从工资粘性视角来看，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性。

伴随着新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年轻经济学家不再局限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而是致力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严密而普适的微观经济基础。新微观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强调经济个体的调节行为以及调节过程中存在的摩擦特征。在动态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将根据环境变化和新的信息不断重新优化自己的决策行为，但由于存在调节成本和未来风险，经济人又不可能随时随地进行调节以使自己的行为时刻保持最优状态。这样便出现了现实和理想的偏离，当这种偏离使得经济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经济人将对这种损害的程度以及进行调节所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加以比较。只有当前者大于后者时，经济人才会进行这一调整。因此，这种缓慢的或滞后的调节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优化行为，关于这种行为的理论又称为惰理论。根据惰理论，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特征，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缓冲作用。

不可逆性投资理论可以被看作惰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根据McDonald 和Siegel（1985）以及后续大批研究文献的观点，经济学中的投资是指用于购置生产中长期使用的设备和设施所进行的投资，特别是与工厂的规划设置和设备安装有关的成本，这些投资含有所谓的“沉没成本”，进而导致了投资的不可逆性。企业在进行这些不可逆投资之前往往会仔细斟酌，表现在行为上就会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也即逆周期性特征。与此同时，不可逆性投资理论还强调企业投资决策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即投资的未来收益是一个随机变量。这种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的结合，会带来企业投资行为更为明显的时滞效应和逆周期性特征。此外，另一个被传统投资理论所忽略的是投资时效性问题，即投资决策不仅包括是否进行投资，还包括时间因素，即什么时候进行投资。如果不立即采取投资行为，投资机会也不会立即消失，那么等待和观察就是有价值的选择。在经济环境逐步演变的过程中，时间将会换来更多的关于投资前景的信息，因此较晚的投资决策可能是更好的投资决策。综上所述，在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和时间因素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投资行为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性特征。

结论与建议

以上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了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研究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并重点介绍了新古典及其之后的有关企业投资行为顺周期性研究的重要进展。如上所述，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并不仅仅源于外部冲击，系统中的企业投资行为逆周期性反馈机制对经济波动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如果企业投资行为的逆周期性存在大量的反馈通道，就会显著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在剧烈波动的经济系统中，制定稳定政策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加强企业投资逆周期调控政策体系建设，以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市场作为调节企业投资运行的基础逐渐得以发挥。但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企业投资行为也经常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从而导致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研究，营造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是增强企业投资逆周期负向反馈的首要内生机制，同时也是减弱企业投资顺周期正向反馈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树成.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王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经济研究，2000（12）

3.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