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家务劳动补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法典家务劳动补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是 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设的内容。这项制度的设立对于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护对家庭做出较多贡献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一项新增内容，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目的实现的预期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立法设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一、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 ，主要是指夫妻离婚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另一方应给予财产或物质补偿的制度。对此 ，新 《婚姻法 》第40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它肯定了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职能 ，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大量而繁重的家务劳动。家事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占社会劳动相当大的比重，理应得到和社会职业劳动同样的认可和评价。

对家事劳动予 以经济评价已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1974年国际妇女年联合国会议 ，在世界行动计划中指 出： “家事对家庭生活而言，非常必要，但一般仅承认其具有极少经济的、社会的价值。惟所有的社会若希望达成维持家庭 、教育子女之基本任务，则对于这些家事劳动，应给予高的评价。”脚 ”’对家事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样社会经济价值和同等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家事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给予积极的肯定。如 《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 ，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 自由处分；第 165条规定：在协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中，配偶一方的付出显著超过其抚养家庭应做出的贡献的，其有权请求为此得到合理的补偿金。 (德国民法典》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 1360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和以其财产适当抚养家庭的义务。家务处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该方以处理家务履行其以劳动抚养家庭的义务。这里的以 “劳动” “抚养家庭”包含了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

我国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予以肯定，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我国社会发展、法律进步的表现，对我国家庭和谐、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多数家庭的家务劳动量较大，消耗了家庭成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无视家务劳动的存在及其价值，就是对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存在的藐视，而在人类社会个体家庭还远没有完成其使命的今天，家庭必将继续存在，家务劳动就不可或缺。那么，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保护创造家务劳动价值的人的利益就是我们不可回避的。

2、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体现了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权利义务一致的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个原则，体现在家庭关系中要求夫妻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任何一方不能只享受权利或多享受权利，不承担或少承担义务。家庭生活涉及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处理 日常家事等方方面面 ，需要夫妻之间的分工协作。但我国受传统观念影响， “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很多家庭还占主导地位，妻子承担的家务占绝对多的比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夫妻的共同利益可以不作个体化区分，付 出较多一方必然能从未来的共同生活中得到因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所带来的回报。一旦离婚 ，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如果不能因此而得到相应补偿，就是权利义务不对等，就等于是一方无偿侵 占了另一方因家事劳动而创造的价值，从而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鉴于此，《德国民法典》第 1356条规定：“夫妻双方在选择和从事职业时，应适当考虑夫妻另一方和家庭的利益”。

固然，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性特点，只有妇女才具有生育、哺乳的天然能力，在抚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劳动方面也比男性更具有先天优势。但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女性的这些特异能力在婚姻外部得不到评价 ，不象男性的人力资本那样是一种进人市场交易的资源。一旦婚姻终止时，由于妇女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其不可收回的资本投人的损失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大．妇女退出婚姻所受的损失就越大。对于男性而言，在得到妇女协助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向市场，获得较大的投资回报。因此当代许多国家，即使实行分别财产制，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共同所得的财产也按一定比例予以分割，以减少离婚时妇女隐含劳动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退出婚姻的障碍。分别财产制的鼻祖——英国，在判例法中允许妻子在离婚时对家庭财产予以平均分割。

我国婚姻法规定分割夫妻财产时照顾女方的原则，以及修改后增设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规定，是以法律制度化、固定化的形式，通过承认女性特殊性人力资源的价值，使之以平衡的心态对待家务劳动，发挥其优势。符合妇女人力资本专用性特征。对于女性，由于其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在职业场上处处与男性比高低、与男性平起平坐、从事力所不及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女性。当女性承担起繁衍下一代、教育子女等这些男人所无法替代的责任时，同样是成功的女性。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她的家务劳动社会价值应得到承认，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保护。对此 ，北欧的一些国家为不外 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发工资 ，以此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我国婚姻法规定给予家事劳动以经济评价，和给予对家事劳动付出较多一方以经济补偿，可以协调婚姻当事人的劳作分工、利益分配 ，实现法律公平公正，这也是法律所寻求的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平间取得平衡的结果。

3、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保护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利益，抚慰这一方不平衡心理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指导思想是“保障离婚 自由，防止轻率离婚”，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长期感情不合 ，却不选择离婚，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因为有一方将其心血和精力大多倾注于经营家庭上，社会竞争能力减弱，离婚后又得不到对方任何补偿 ，生活水平下降，心里极其不平衡。许多妇女为此心里扭曲，精神压力大 ，既伤身体，又影响个人发展。而承担家务少或不承担家务的另一方，往往有很多学习深造、发展事业的机会 ，一旦离婚，一方面摆脱 了对家庭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更有精力的利用婚姻关系 “系统性剥削”对方劳动进行的自我积累而大展宏图。 对于这一现象，法律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话，为家庭付出较多一方得不到慰藉，必然限制他对离婚 自由权的行使。反之 ，如果法律上有个明确的说法 ，对从事家务的一方 ，在超出其应尽家庭义务的，离婚时予以补偿，就能使其得到一些慰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能安心料理家务，离婚时无后顾之忧。同时，这种补偿规定 ，对于非从事家务劳动，一心只顾自己发展，不履行家庭生活责任一方而言，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而增强其 自觉履行家庭生活责任的意识。

二、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 ，各国立法规定有所不同。1、如在补偿的时间上，国外有些国家的民法典规定 ，既可以在离婚时提出，又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如《瑞士民典》第 164条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国婚姻法规定必须是在离婚时提出经济补偿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都不可以提出。2、在离婚经济补偿适用的财产制上也不同，如 《德国民法典 》采取剩余共同制 ， 《瑞士民法典》采取所得参与制，均有共同财产制的特点。 (剩余共同制，即夫妻一方的终结财产超出开始财产的金额 ，多余一方的部分 ，对半分割补偿给另一方。)我国婚姻法第 40条关于离婚时一方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为家庭付 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才可向对方请求经济补偿。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是实行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 ，则不能请求经济补偿。认为在这种财产制中，夫妻双方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于家庭生活夫妻一方超出其应尽义务的，可以多分共同财产，作为其超出应尽义务的回报。如果夫妻双方约定婚后所得财产，部分归共同所有，部分归各 自所有，依据婚姻法第 加 条的规定 ，也不能请求经济补偿。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在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度两种，但现实的绝大多数家庭并未对财产作任何约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主要适用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笔者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一中等城市的 200个家庭的随机调查中得 出的数据发现 ，约定完全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不到 1％，即使是采用约定财产制，多数家庭也只是约定夫妻财产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调查起诉到法院的 150件离婚案件中，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只有 1件，且因为没有适用分别财产制而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仍然符合我国国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以分别财产制作为适用条件超前于我国家庭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但婚姻立法却以此作为实行离婚时的救济制度的前提条件，就使得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受限，难以达到其预设的目的，也不能满足调整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需要。

设立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这种离婚救济制度的 目的，一是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工作的价值；二是弥补分别财产制度存在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为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离婚时双方无共同财产可以分割 ，如不做出一定补偿，为家庭生活、对方事业发展付出较多义务、贡献较大一方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为了平衡夫妻双方利益关系，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婚姻法规定在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一方应对为家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方给予补偿。

问题在于，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实行共同财产制或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家庭中，如何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对方工作或对对方事业、学业提高做出贡献的一方的价值，保护这一方应得的利益?从婚姻立法对离婚时共 同财产分割的规定看 ，认为共同财产制本身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否则只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无权分割共同财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明确，这一立法规定的前提是在一方完全从事家务，不作任何社会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形下设计的，而实际上，现在的家庭 ，夫妻一方完全不从事任何外出工作的很少。城市里双薪家庭是绝对的主流，农村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农、务工也占多数。这种情况下，女子外出工作的结果是，仍未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 ，妇女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由于实行共同财产制，因而离婚时对妻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认同其价值 ，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对其付出予以补偿。这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在我们调查的 150例离婚案件中，离婚当事人的年龄集中于 28~’’57之间。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多在 1—18年之间。这说明夫妻结婚生育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子女尚未成年，父母开始年迈体衰需要照顾，本身工作压力较大，经济负担重，因此在情感上、家庭生活方面就极易出现问题，这一时期是夫妻的多事之秋。双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多数家庭女方不得不把人生中大好的黄金年华、精力和体力奉献给家庭、孩子和丈夫，在怀孕、分娩中还要承担体质下降、留下终生疾病甚至因此献出生命的风险。繁重的家务劳动消耗女性大量的时间、体力和精力的同时，必然影响他们的学业提高、知识更新、工作进步、职称晋升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就业或选择更好职业的机会。而配偶对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学业进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提商等等。对此，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平分秋色，而不以双方收入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再加上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照顾性条款，这样，就等于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就算是为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的特殊照顾了。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夫妻各方对家庭的实际投入，就会误认为是一种超出男女平等原则的对女性的特殊照顾，而不认为这是对女性在家庭中大量投入的回报。相反，如果将这个问题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讨论，一个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和代价，其实远非夫妻财产的一半所能补偿。法律规定对离婚夫妻中女性财产的照顾 ，只不过是将本属于妇女应得的权益说成是照顾罢了。事实上，丈夫那点高收入在女性对家庭的无偿投入面前早应黯然失色。目前，我国一个家庭保姆的月工资一般 350—600元不等，外加吃住，月开销 700-1000元。按此标准计算 ，一个已婚妇女对家庭的家务投入以货币计算每年不下 1万元，以一位结婚时间已过 15年的妇女为例 ，如果她离婚，家庭对她的补偿，仅家务劳动一项，就高达 15万元。若再加上生儿育女的补偿和属于共同财产应得的份额，其离婚后实得的财产就更多了。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即便是特殊照顾女性的离婚财产案，也很少有突破上述限额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公平公正”、 “等价有偿”等原则 ，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在共同财产制下 ，对一方所作的贡献或付出，法律不予认可的话，法律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以为，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对婚姻法关于 “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应作进一步完善 ，使其在立法设计上更合理，司法实践上更具可操作性 ，这不仅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为此提出以下设想：

1、对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请求经济补偿。以避免离婚时夫之财产可能脱手或即使有也可能难保财产分配 。

2、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具体办法如下：

(1)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可设立各自的个人财产帐户，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 自所有财产的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作为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一方的补偿，离婚时．只要一方符合补偿的相应条件，就应该将其补偿份额划归获得补偿的另一方所有。

(2)设立夫妻婚姻住房法律概念，确认婚姻住房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确保离婚后妇女有住房。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偿包括以住房补贴。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凡属婚姻住房，夫妻任何一方无权私 自处分，即使是婚前房产。在共同财产不足以补偿另一方时。就以婚前个人房产补贴。

篇2

关键词：离婚，自由，正义，衡平，救济，补偿，家务劳动

追寻自由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P456）自由是与束缚、强制、限制相对应的，是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但是，“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此时，自由是一种状态，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借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从而认为这种自由只是正义的代名词，是与正义的同一。”[2]（P105～106）正义通常被认为是法律应努力达到的目的的道德价值，是一个法律制度通过承认某些利益并将它们限定在应该被认可的那些利益范围之内来完成法律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说，自由是正义的内容之一，正义连接了自由和平等。也可以说，自由的限度是正义，为了实现正义，人类必须对自由作出某种程度的限制。正如著名的哲学大师罗尔斯教授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符合两项原则：一是自由的原则，二是差异的原则。社会的公正应当这样分配：在保证每一个人享受平等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3]（P3）保护弱者的正义观历来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理念。因此，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以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实现是婚姻家庭立法的正义所在，也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追寻的目标。保障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就是要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对离婚当事人中弱者的利益予以救济，所受的损害予以补偿，最终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一、离婚自由：人类不懈的追求

人类的离婚制度经历了从禁止离婚主义到许可离婚主义、从专权离婚主义到平权离婚主义、从限制离婚主义到自由离婚主义、从过错离婚主义到无过错离婚主义、从有责离婚主义到无责离婚主义的发展过程。尽管“这几大主义”的演变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常常是扭结在一起，共同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但人类追寻离婚自由的脚步是明晰可见，从未间断的。

人类早期的婚姻制度是以男尊女卑、男权文化为基础，与家族利益、传宗接代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方的法律文化概莫能外，这从各自对婚姻的定义中即可看出。罗马早期法学家莫德斯汀认为：“结婚是男女之间的结合，是生活各方面的结合，是神法与人法的结合。”[4]（P31）中国古代《礼记？昏义》称：“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祀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日尔曼习惯法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个人感情的满足，而是合法继承人的再产生。①因此，亲属立法必须以保障家族利益为能事，婚姻解除的理由自然与此相关。结婚既然不考虑当事人个人的感受，离婚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这正是专权离婚主义下男性片意离婚制度的语境。无论是古罗马有夫权婚姻中的片意离婚，还是中国古代的丈夫休妻均只是男性享有离婚的权利与自由，女性是没有任何权利与自由的。

禁止离婚主义滥觞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当婚姻被教会法视为“神作之合”时，人便不可离异之。夫妻一旦缔结婚姻关系，便无离异的可能。换言之，禁止离婚主义是禁止一切情形之下的离婚，无论当事人之间出现何种问题，一律不准离婚。由于禁止离婚极不符合人性，教会法创设了婚姻无效②制度与别居制度③，以作为双方无法共同生活的救济。

在15、16世纪的婚姻还俗运动中，禁止离婚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许可离婚主义成为欧洲各国离婚法的主流。早期的许可离婚主义以限制离婚为特征，尽管资产阶级提出天赋人权，主张婚姻关系是契约关系，应当允许离婚自由，但同时仍强调婚姻契约的神圣性，对离婚进行种种限制。即在离婚立法中实行过错离婚主义和有责离婚主义。一方犯有重婚、遗弃、虐待的等主观过错或因客观上有重大不治之疾病、精神病或不能“人道”等客观原因致使婚姻目的不能实现时，无过错或无责的一方有请求离婚的权利，并以获得离婚扶养费或损害赔偿费作为救济。而有过错或有责的一方则无请求离婚的权利。

自由离婚主义滥觞于苏联十月革命之时，其特征是尊重当事人的离婚意愿，对离婚的主体和离婚的理由在法律上不作限制。上世纪60年代末始自美国的离婚革命，以无过错离婚主义取代了过错离婚主义，将“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在裁判离婚的法定理由方面真正实现了自由离婚主义的理念。自由离婚主义是一种平权离婚主义，即享有离婚权的主体在法律上地位是平等的。夫妻任何一方，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有过错方还是无过错方，均可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离婚。自由离婚主义更加符合婚姻的本质，是现代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5]（P158）无过错离婚主义在离婚时不需要当事人提供具体的离婚理由，这就减少了当事人在法庭上的相互指责，减少了举证责任，同时也减少了当事人作伪证，或者双方联手共同欺骗法庭的情形的发生。

到20世纪末，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采纳了无过错离婚主义。无过错离婚主义的破裂原则的采用，不仅超越了法系，也超越了社会制度体系。亦即不分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亦不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均有采用，而成为离婚发展的世界性共同趋势。[6]（P151）我国也在1980年婚姻法中实行了无过错离婚制度。无过错离婚之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实行彻底的破裂离婚主义。如英国、澳大利亚在离婚中将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以分居一定期间推定婚姻破裂。二是兼采破裂主义与有责主义，如法国民法典既规定了合意离婚、破裂离婚，又规定了有责离婚（法国民法典230—240条）。日本民法在具体列举四种离婚理由（不贞行为、恶意遗弃、生死不明、精神病）外，又规定其他使婚姻难以继续的重大事由作为抽象的离婚理由。

篇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1.18

2013年8月29日至31日，欧洲家庭法委员会第五届大会在德国波恩大学举行。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二百余位学者、律师等参加了大会。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欧洲家庭法和欧洲文化——发展、机遇及挑战”。

为期三天的大会主要分为四个议程，与会学者分别就“欧洲家庭法有关夫妻财产关系原则的建议稿”、“欧洲议会提交的国际私法建议稿”、“同居关系的立法规制”、“涉外婚姻家庭及父母子女关系的新概念”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现根据大会的议程以及分组发言讨论情况，将与会学者研讨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欧洲家庭法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原则》的介绍及讨论

随着欧盟统一化进程的逐步深入，涉外婚姻家庭也越来越多。自1998年始，欧盟立法者就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相继出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就有关离婚、父母子女关系和离婚后扶养的管辖，法律适用以及判决的认可及执行问题做了规定。而国际私法和实体法之间关系密切，只有实体法具有更多的共同点时，有关涉外婚姻家庭的文件才能得以成功执行。而欧洲家庭法委员会正是以此为目的，提出相关立法建议，就各国家庭法的协调做出努力。

在本次大会上，讨论重点是最新出版的《欧洲家庭法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原则》。欧洲家庭法委员会主席Katharina Boele-Woelki等四位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该原则做了介绍。

首先，关于欧洲家庭法委员会起草的夫妻权利义务的一般性原则规定。《欧洲家庭法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原则》第一章是关于夫妻权利义务的一般性规定，一共有9个条文。不论夫妻选择适用何种夫妻财产制，都可适用这些条文。夫妻双方不能通过订立合约的方式排除适用一般性规定。9个条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夫妻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第4.2条）；夫妻具有独立的人格，有权和另一方配偶以及第三人自由订立合同（第4.3条）；夫妻双方对家庭生活的责任（第4.4条）；对共同生活的房产的保护（第4.5，，4.6条）；家事（第4.7条）；对他方配偶财产的知情权及相应的告知义务（第4.8条）；订立夫妻财产制的权利及自由（第4.9条）。这些规定应该和序言部分一起理解。比如，序言规定，本立法建议稿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共同生活的房产的保护，第一章就在第4.5和4.6条中做了规定，此外在第4.30条和第4.56条中对在各种夫妻财产制下，权力机关有权在婚姻解体时，考虑配偶双方的利益，尤其是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需要，将房产分配给一方配偶。

第二，关于婚姻财产协议的规定。《欧洲家庭法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原则》第二章是有关婚姻财产协议的基本规定。主要包括：夫妻双方可以在结婚前自由订立夫妻财产协议，并有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修改协议（第4.10条）；订立婚姻财产协议的形式上须经公证或其他法律工作人员认可并经双方签字确认（第4.11条）；夫妻双方对各自财务状况的披露义务（第4.12条）；公证及相关法律工作人员的职责（第4.13条）；夫妻财产协议若已在公共机关登记或第三人对夫妻财产协议知晓的，该财产协议对第三人具有约束力（第4.14条）；权力机关不认可夫妻财产协议的效力或对夫妻财产协议进行调整的例外情形（第4.15条）。

第三，关于所得分享制的规定。欧洲家庭法委员会拟定的立法建议中规定了两种夫妻财产制。其中一种就是所得分享制。所得分享制是指配偶双方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并由双方自行管理使用，也即配偶双方财产具有独立性。当婚姻破裂时，对于财产在婚后所产生的增值部分，双方分享。这种财产制在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一地区）、希腊、瑞士都有规定。德国则规定了所得收益共同制。在法国和德国2010年2月4日签署的协议中，所得分享制被规定为约定财产制的一种。所得分享制和北欧的延迟共同制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离婚后财产分配也有相近之处。

按照所得分享制，一方配偶的财产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个人财产，又被称为保留财产，指未采用所得分享制前，一方配偶获得的财产，在采用所得分享制期间接受赠与、继承所得，以及在本质上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第4.19条）。二是增值财产，增值财产是指采用所得分享制期间获得的财产，包括各方配偶的工资收入以及源于其财产的其它收益，或者通过各方配偶的收入或收益购买的其它财产（第4.18条）。双方的财产视为双方共同所有，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第4.20条）。

在一方配偶死亡，双方离婚或改用其他财产制时，所得分享制终结。双方配偶有权分享对方配偶在采用所得分享制期间所获的增值财产，也即在确定增值财产的范围以及价值后，由双方配偶分享（第4.31条）。对于超出分享增值财产之外的一方配偶的债务，另一方配偶没有偿还义务。双方可就如何分享财产达成一致。在所得分享制中，也有保护共同生活的房产及家庭生活用品的特别规定。如有必要，权力机关也会对如何分割财产进行调整。分享增值财产不影响一方当事人的保留财产。

第四，关于所得共同制的规定。在欧洲家庭法委员会的立法建议中，所得共同制是法定的夫妻财产制（第4.33条）。所得共同制是指，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为共同财产，包括个人收入以及由个人收入、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产生的其它收益，不论是由一方获得或双方共同获得；双方配偶共同获得的赠与和遗赠，或明确指明为共同财产时一方配偶获得的赠与和遗赠（第4.35条）。个人财产包括：一方配偶婚前所有的财产，婚姻存续期间一方获得的赠与，继承和遗赠的财产以及性质上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因个人职业需要专门购置的财产。仅用个人财产购买的财产仍视为个人财产。使用个人财产，外加共同财产支付购买的替代性的财产视为个人财产，但如果使用共同财产支付的部分相当于或超过了所替代的财产的价值时，则视为共同财产。用共同财产做额外支付购买个人财产的替代性财产的，受益一方须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第4.36-4.38条）。不能证明为个人所有的财产推定为共同所有。（第4.39条）此外，还有部分有关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以及夫妻财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在欧洲家庭法委员会有关夫妻财产的建议稿中，第4.53条规定，使用共同财产帮助个人财产产生收益的，应对共同财产做相应补偿。反之亦然。

在讨论中，学者认为，这一建议稿中值得肯定的是对双方配偶对对方财产知情权以及忠实义务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公证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在认可夫妻财产协议时应注意态度中立，只审查形式，不应审查具体内容。存在的困难是，补偿条款如何适用的问题，比如对于一方放弃个人职业，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如何补偿。也有学者认为，如何正确理解所得分享的问题，实践中，对于从事长期家务劳动一方，如何保证其能公平分享另一方的财产，存在诸多困难。也有学者对欧洲家庭法的协调发展表示乐观，认为法国与德国2010年2月4日签署的有关约定所得共同制的协议就是一个例子。统一各国实体法的进程正在不断推进。关于在结束夫妻财产制后，如何分割财产的问题，有学者强调应依靠各国实体法解决，同时注意是否可以适用不当得利的法理，解决财产分割中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现象。

二、对欧洲议会提交的国际私法建议稿的讨论

在第二项会议议程中，大会主要就2011年3月欧洲议会提交的两份建议稿的内容作了讨论，一是《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管辖、适用法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的条例建议稿》（以下简称《夫妻财产制建议稿》）；二是有关民事结合解除后的财产后果的立法建议。

来自瑞士洛桑大学的Andrea Bonomi教授介绍了《夫妻财产制建议稿》出台的背景及意义。《布鲁塞尔条例I》《扶养条例》已经就离婚及其它婚姻诉讼的管辖、外国判决的认可和执行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统一。《继承条例》也有相应的管辖以及判决的认可的统一规则。尽管相关的冲突法规则只适用于部分成员国，比如《罗马条例III》只有15个成员国参加，2007年《海牙议定书》有25个成员国参加，《继承条例》则有24个成员国参加，但是，所有这些条例都没有论及婚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问题。在这一领域仍适用所在国的国际私法。在这一背景下，引入一个统一的立法无疑可以增加欧盟法律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以及判决结果的一致性。

Bonomi教授同时也提到了立法建议稿和其它有关婚姻诉讼和继承等欧盟规则的协调问题。最理想的状态是某一成员国的法院具有管辖权且某一国的法律能够处理所有诉争问题。在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建议稿中阐述管辖问题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重视此立法建议稿与其它欧盟条例的协调问题。

此外，如何充分协调管辖权的规定以及法律冲突法的规定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众所周知，在选择适用外国法时，由于外国法对一国法律体系而言，本就属于陌生领域，这种困难直接导致了在管辖以及法律冲突法的适用过程中，法院倾向于选择更为熟悉的法院地法。但在立法建议稿中，这方面的协调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建议在最后修订这方面的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使之更加完善。

来自斯洛伐克的Milos Hat’apka博士介绍了《欧盟民事结合国际私法条例建议稿》的内容。该建议稿旨在处理经登记的民事结合的财产关系，不处理人身关系。按照建议稿的内容，处理继承或解除民事结合关系的法院对附带财产问题享有管辖权（第3、4条）；对于财产的日常管理，可以由惯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或一方配偶居住的最终惯常居住地法院管辖（第5条）。但是，根据第3条和第5条的规定，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有管辖权的法院会因为法院地法不认可民事结合，驳回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是，法院虽然受理了案件，但以公序良俗为由，拒绝为民事结合的伴侣提供法律保护。

对此，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可以运用反歧视的公共政策对抗公序良俗这一原则。也有学者提出，在当事人选择法律时，向他们提供一个如何选择的信息渠道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涉及民事结合的这类案件中，因为法院的选择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实体权利。

三、同居关系的立法规制

第三项会议议程讨论的主题是同居关系。

来自挪威最高法院的法官Tone Sverdrup教授介绍了北欧对同居关系的立法规制以及未来的挑战。北欧国家和欧陆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同居人数上升，结婚人数下降的社会现状。在北欧，每四对伴侣中就有一对属于同居关系，婚外生育的子女人数占到50%左右。但是，家庭法中并未充分反映这一现实。最突出的一点是北欧国家对同居关系结束后的财产关系仍没有相应的立法规制。瑞典是唯一一个同居关系结束后，可以均分财产的国家。在其他北欧国家，在同居关系结束后，同居伴侣依然是只享有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自己的个人债务，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能做出法令，要求有不当得利的一方对另一方做出补偿。到目前为止，芬兰于2011年第一个制定了这样的补偿规则，但是如果并非重大的不当得利，同居伴侣也不能得到补偿。挪威则于2008年第一个制定了同居伴侣之间有权相互继承。Tone Sverdrup教授认为瑞典平衡双方经济状况的解决路径最佳。按照瑞典的立法模式，同居伴侣不但可以平均分割共同居住的房屋，而且也可以分割来自于一方伴侣继承的财产。

来自英国埃塞斯特大学的Anne Barlow教授介绍了英国的同居立法。根据英国的统计数据，在2012年，有30%的子女来自于同居伴侣。而现行有效法律已经不再承认事实婚姻。与欧洲的统一化方向不同，英国几个地区之间依然保持了其法律的独立性。苏格兰和爱尔兰最近通过了立法（分别是2006年《（苏格兰）家庭法》和2010年《同居关系和同居伴侣权利义务法》），对关系破裂的同居伴侣提供经济救济。按照苏格兰的模式，当事人获得救济，在同居时间上没有要求。而在爱尔兰的立法框架下，要获得救济，在同居时间上须满足以下条件，如同居伴侣有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则双方须同居两年以上；如没有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则双方须同居五年以上。此外，需证明同居双方之间存在“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但在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现行家庭法却不能为这类当事人提供任何经济救济。在最新审结的Gow v Grant （Scotland）[2012] UKSC 29案中，最高法院明确提到了他们在审理同居关系案件中遇到的困难，呼吁英格兰的立法也应向苏格兰的立法学习，进行必要的改革。尽管英格兰和威尔士似乎已经在法律上认可同性婚姻，但政府仍然将异性同居关系视为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对正式婚姻的威胁。政府拒绝采用苏格兰的办法，补偿同居关系中的经济弱势一方，同时也不愿将异性同居纳入到民事结合中去。英国有关同居关系的立法短时间内仍可能维持现状。

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对同居关系进行立法规制，对于同居时间较短的同居伴侣，可以对其进行经济上的补偿。对于共同居住的房屋，也可以做一定的补偿。对于同居时间较长的同居伴侣，则不但可以分割共同居住的房屋，而且可以分割一方配偶获得的遗产等。也有学者提出，现有有关同居关系的讨论多集中在财产分割上，实际上对于债务或经济损失如何分担，也值得我们思考。

四、涉外婚姻家庭关系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的新概念

会议第四项议程涉及涉外婚姻家庭关系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的新概念。

来自比利时的Marie-Claire Foblets教授介绍了摩洛哥民法典中对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2004年摩洛哥颁布了《摩洛哥家庭法典》，这一法典主要强调了以下内容：一是夫妻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义务；二是男女法定婚龄不再有差异；三是增加了协议离婚的规定；四是对于父母子女关系加大了司法监督；五是对于婚后所得，双方有共同的管理权。该法典较之以往的规定，其进步之处表现在：一是承认在摩洛哥国外缔结的婚姻；二是承认在国外办理的离婚；三是承认未经官方登记的婚姻中产生的父母子女关系。Foblets教授对该法典实施近10年的情况做了实证研究，对法官进行访谈，在摩洛哥驻欧洲各国使馆发放调查问卷，同时对5个欧洲国家以及摩洛哥的案例进行了调查。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Foblets教授认为，要处理好涉外婚姻，不应只依赖国际私法。在国际私法方面，欧洲的趋势是采惯常居住地法，同时也倾向于让一位法官解决所有争议问题。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多元文化下如何协调各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使当事人能够圆满解决问题。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财产契约，一方面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也应保护儿童的权利。此外，对于司法工作人员，也应加大培训力度，注意培养他们的性别意识，加大对婚姻中的弱势方的保护力度。

来自瑞典的Anne Singer教授提出儿童应享有成为他人子女的权利。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近些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异性配偶结婚组建的核心家庭已经不再是家庭的唯一模式。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重组家庭，单亲家庭以及同性结合的家庭。儿童甚至可以有超过两个的父母。在一般的讨论以及司法实践中，人们常常关注的是实现父母愿望的成年人的权利，包括通过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父母，没有和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以及养育子女的养父母。成年人要求法律认可他们的父母地位已经逐渐被视为是一种人权。

与此相对，儿童对父母享有的权利却重视不够。在关涉儿童的立法以及执法上，满足儿童的利益需要，也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一直都是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儿童的父母在为儿童做决定，他们有义务保护儿童的利益。因此，从儿童的角度讲，为了让相关责任人承担满足儿童利益的责任，应重视父母子女关系的建立。儿童利益包括了成为某人子女的权利，从而实现子女被关爱和抚养的权利以及知道自己生父母的知情权。实现儿童成为他人子女的权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认定法律上的母亲，二是认定法律上的父亲。当下，对母亲的认定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代孕协议。只有部分国家认可代孕协议的效力。对父亲的认定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婚姻关系，二是通过当事人的意愿，三是通过基因。在方式方法上，收养是建立父母子女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单身母亲，可以通过收养认定子女的父亲，比如：通过基因的方式查找生父。同性结合也可以通过收养确立父母子女关系。

篇4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 家事劳动

经济补偿

经济帮助

损害赔偿

婚姻法的修订，牵动全国上下十三亿民众之心，可以说民众对此事的关心程度甚至超过对宪法的修改，因为它是老百姓的又一实实在在的“权利宣言”。而夫妻财产制，作为规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正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的重点。夫妻财产制度，国外大体上有统一财产制、共同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 以上四种夫妻财产制是按财产的归属和管理的角度划分的，和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划分的角度不同。按照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的归属，夫妻之间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夫妻之间没有约定的，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我国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

一、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我国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完善了夫妻的约定财产制，增设了夫妻的个人财产制度。根据《婚姻法》第17、18、19条的规定，我国夫妻财产制从其产生形式来看，有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法定财产制有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和混合财产制三种。我国婚姻法学界普遍将夫妻财产制分为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三种。

(一)共同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包括以下范围：（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财产；（5）其他应当归共同共有的财产。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是指对权利的取得，不指实际占有或控制某项财产。如果夫妻既然后因继承的财产或中奖的财产未实际占有或控制，仍然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决定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第三人。

(二)个人财产制

男女双方婚前的财产归其个人所有，对婚后财产约定归个人所有的，也归个人所有。对于复员、转业军人的复员费、转业费及复员军人从部队带回的警备区补助费和回乡生活补助费归其本人所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属夫妻一方的财产有：（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等费用；（3）遗赠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它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三)约定财产制

《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担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大的方面。对内效力主要指该契约对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拘束力。对外效力是指夫妻双方财产的约定能否对抗第三人，是不是对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因为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没有做出公示性的规定，因此，第三人无法获知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实和内容，因此，在第三人无从知道该约定的前提下，该约定对第三人没有效力。从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来看，夫妻财产约定的对外效力基本上要以登记或公证为条件，如德国、日本、瑞士、韩国等，规定夫妻财产约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08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法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财产约定要制作公证书。

二、经济补偿的价值目的和意义

（一）法学界的理解

孙国华先生认为，“法本身的价值”是指“法所固有的、满足主体法律需要的价值。”[1]或者“法本身的价值是法固有的、由其性能和特殊的调整机制、保护机制和程序机制等法律手段所反映出来的、满足社会和个人法律需要的价值。”[2]具体而言，法的价值指“使自由与纪律高度统一的价值，”“使社会在稳定中发展的价值”，“使国家强制合理化、经常化、公开化的价值”等。郑成良教授则认为，法自身价值与法的目的价值不同，它首先是指法律在形式上具有的品质。由于“应当”只是表达人们对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认识，因此 ，郑对法的价值从可能性角度所作理解与孙国华从必然角度对法的价值所作的解释有根本的区别。[3] 而笔者认为，应该将法的价值作如下三点限制：从主体方面看，这里的人们是指最大多数的人们；从价值的载体方面看，这里的法是指将来的法；从属性方面看，法有很多能被人们珍视的属性，这里只涉及其中最基本的属性。[4]就国内而言，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因此，以西方传统我国学界所共同主张的公平正义作为法的价值较为合适。

（二）经济补偿的法律价值

家事劳动的评价法律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无论是授权性、义务性或是权义复合性的法律规范，潜藏于后的是法律对某种社会存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或肯定或否定。经济补偿则是通过调整当一方对家事劳动有特别贡献的婚姻家庭关系来保护该方当事人的利益，从而体现着法律对家事劳动的价值肯定。

1、对家事劳动的评价：经济学思考上家事劳动是指料理日常家庭事务，照顾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等家庭内的劳动 ；台湾学者林秀雄将之简单概括为家事、育儿等家庭内劳动。在日本，关于家事劳动的评价论论争的导火线，是1960年代，叽野富士子教授的“妇人解放论的混迷”一文。该文主要在反驳经济学者所认为“主妇劳动不生经济价值”或“主妇劳动虽然有用，但在经济学上为不生经济价值之物”的论调，因为当时有相当人数的经济学家仍坚持经济原论的立场，而否定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所谓“家事劳动包括家事作业和家政管理，其就劳动力之再产生而言，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劳动，但其仅是个人家庭内部所为之私的劳动，因此不具有经济的价值。亦即其虽然有用，但未必即有经济价值”“因为此劳动会产生利于他人的使用价值，但亦仅止于利于家庭而已，而最重要的是其并非以商品交换为媒介，而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环。本来所谓价值，是表示商品生产者的私的劳动为社会分工的一环的一种形态，因此，不属于社会分工的私的劳动，纵然极为有用，亦无法产生经济的价值。”[5]

诚然，站在经济学者的立场，势必会否定家事劳动的价值，从经济原论的观点，上述理论无疑是正确的。本来，劳动力并非商品，而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生产方式，亦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商品化。[6] 因此，劳动力商品，虽为商品，但非劳动的生产物，须透过交换才能取得独立的社会形态，作为价值而出现。易言之，商品=私的劳动的生产物，是因为交换而以交换交织出现，而价值是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于家庭内部，并无商品交换关系，而家事劳动不属于社会分工的一环，亦即其为商品交换社会外的私的劳动，不具有商品交换社会的经济价值。因此，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肯定家事劳动的价值，乃是缘木求鱼。但站在法学的立场，是否也应认为家事劳动为无偿的劳动，则不无疑问。家事劳动的经济学上的评价与法学上的评价，是不同的两个层次。[7] 法的理念是公平正义，作为一法学者，若坚持经济学者的立场而漠视法的理念，则岂不本末倒置？因此，不管经济学上作如何的评价，至少在法学上，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应为家事劳动寻求一给予适当评价的途径。

2、家事劳动的法理学意义：从社会进化与法的关系考察，对家事劳动的价值承认经历着一个从无到有、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有社会之处就有法的存在”。此格言明白地指出了法与社会的相对关系。于原始社会里，并无规范人类行为的成文法，但不能因此而断言原始社会里无法规范的存在。成文法是进入历史社会之后出现之物。历史社会的最初形态为古代社会，由古代社会经中世社会而至近代社会是社会的历史进展的典型形态。而与之对应的法，亦有古代法、中世法、近代法之别。而古代法至近代法的进化，为“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在近代社会以前的历史社会里，支配、服从的关系是其存立之基础，而称此以支配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历史社会为封建社会。进入市民社会，自由与平等成为人们摇旗呐喊的理念，市民社会的成员之间，无上下服从的关系，而是洛克所说人人处于自由、平等、独立的自然状态，家族社会亦同，家长制退出历史舞台，没有了家长权、夫权，取而代之的是亲权，男女同权，妻与夫拥有同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和财产，[8]分别财产制正是适应的这一理念在市民社会中大放异彩。此制度固然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场上，足以保障夫妻各自经济的独立，看似非常公平，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对于主妇婚和传统习惯带来的，即夫在外从事职业活动，以其收入维持家计，而妻在家庭内操持家务以支持男方的情形就未必能保护妻之利益，因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完全依赖于夫，一旦婚姻关系解除，妻将变成身无分文的“街头乞丐”，于法之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相悖；反之，如日本学者竹中惠美子所言，“妻欲与夫在社会上、经济上具有同等之地位，则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走向社会，参加职业劳动以获得独立的经济能力。而为使妇人都能走向社会，则家事劳动社会化乃势在必行。”[9] 因此对于家事劳动的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并加以法律的切实保障实属必要，一方面坚持了男女平等之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对家事劳动作出贡献的广大女性给予倾斜保护，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此可谓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完美结合。

3、家事劳动的婚姻价值：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离婚救济制度是法律为离婚过程中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提供的权利救济方式，或是为弱势一方提供的法律救助手段。对家事劳动的经济补偿制度是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时应对困难一方给予经济帮助的基础上所新增设的，与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共同形成了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体系。它反映了有关离婚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由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发展为保障离婚自由、实现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

2001年《婚姻法》设立了完善的离婚救济制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有了实质性的飞跃，夫妻财产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较之过去有很大的提高，且个人拥有财产的不均等已是普遍现象，这就为离婚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经济基础上的支持。另外，由于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也发生急剧的变化，一些人对婚姻不再追求永久，一方面造成婚姻在事实上容易分化和解体，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又反过来影响或强化了婚姻的不稳定性。这就要求法律对离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离婚当事人的利益分配。

现代工业社会中，虽然女性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在经济地位上依然难以与男性相抗衡，且短期内无法改变。在婚姻家庭中，如上文所述需要正确对待女性承担较多家事劳动的事实，于是，引发出离婚时对从事家事劳动较多者予以适当补偿的问题。经济补偿制度在我国虽属新生事物，但于国外如日本早在二战后不久便有了对家事劳动有偿无偿的争论及对其的补偿问题。目前综观各国立法或判例，肯定家事劳动的价值乃国际趋势，并将家事劳动之评价与夫妻财产制相结合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

三、我国经济补偿制度的诠释及其完善

（一）对经济补偿的理解

经济补偿，又称经济求偿，是指在婚姻关系解除时一方因对家事劳动付出较多而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的法律制度，是继经济帮助后在离婚时的财产处理上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构成要件为：1.适用前提只能是约定的分别财产制。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我国以婚后所得共同所有为法定财产制，当婚姻关系解除时一般依照共同共有的原理，按照男女平等原则进行财产分割，一般不会出现此类补偿问题；2.权利的享有须以特定义务之履行为对价。即只有一方为婚姻共同体尽了较多义务，如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的情况下才有权向对方请求补偿；3.权利人只能是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当事人。婚姻法为私法，这种补偿请求权在于保护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是典型的私权，一般不涉及公共利益，如果当事人认为放弃这种权利不会对其基本生活造成困难法律并不强加干涉，所以当事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无权享有。4.适用时间只能在夫妻双方离婚之时，即婚姻关系解除的时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适用经济补偿。此外，这种补偿并非离婚财产分割时的考虑因素，而是一种独立的诉讼请求权。[10]

（二）经济补偿制度与经济帮助及损害赔偿制度的区别

法律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无论是授权性、义务性或是权义复合性的法律规范，潜藏于后的是法律对某种社会存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或肯定或否定。经济补偿则是通过调整当一方对家事劳动有特别贡献的婚姻家庭关系来保护该方当事人的利益，从而体现法律对家事劳动的价值肯定。家事劳动是指料理日常家庭事务，照顾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等家庭内的劳动：台湾学者林秀雄将之简单概括为家事、育儿等家庭内劳动。对家事劳动的价值评价随社会的进步经历着一个从无到有、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在涉及财产问题处理时，有两项制度与经济补偿十分相似，即经济帮助和损害赔偿，三者都发生在婚姻关系解除之时，一方向另一方的单向给予，大都以货币为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都起着保护弱者的功能，但三者在适用情形和构成要件上却是迥然相异。

1、经济补偿与经济帮助。经济帮助是指在离婚时经济困难的一方享有获得经济帮助的权利。二者的区别在于：①适用范围上，经济补偿只能适用约定的分别财产制，经济帮助还可适用共同财产制；②实质要件上，经济补偿以一方履行特定义务为对价，权利义务遵循对等原则，经济帮助则考察一方是否存在生活困难，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在所不问；③在方式上，立法并未就经济补偿作出具体的规定，经济帮助可以是现金、实物，也可以是财产性权利，如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所有权。[11]

2、经济补偿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指夫妻一方因对方的过错导致离婚而遭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害时该受害方可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之诉[12]。二者区别在于：①适用范围上，损害赔偿不受限制，经济补偿只能适用于约定分别财产制；②适用条件上，损害赔偿要求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存在，且行为人存在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经济补偿则是以对家事劳动的贡献为实质条件，不问过错也不涉及违法行为；③权利范围上，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经济补偿一般只限于物质性利益的补偿。

（三）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

1、增设通则性夫妻财产关系的一般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通则性一般规定，体现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是夫妻处理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夫妻财产制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夫妻无论是依约定或法定适用何种财产制，往往都会涉及处理夫妻财产制的约定与法定、夫妻对维持家庭的责任、夫妻一方对夫妻他方所做特殊贡献的经济补偿，甚至涉及对夫妻的债权人的保护等一般财产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瑞士立法首先对夫妻财产关系作出通则性一般规定。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缺乏通则性夫妻财产关系的一般规定，使夫妻处理财产关系无基本的准则。这不利于保护婚姻家庭和夫妻双方的合法财产权益，也不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在此就经济补偿制度可拟规定为：夫妻一方为他方的个人财产增值、事业发展、学习深造等作出贡献已大大超过其维持家庭应尽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以夫妻他方的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以夫妻他方享有的财产份额，予以适当的照顾。

2、扩大有关经济补偿制度的范围。当婚姻解体时，为家庭付出较多劳动，以致在自身的工作或事业中有所牺牲的一方有权得到补偿，以弥补其因离婚而使已经付出的劳动无法得到回报所遭受的损失。问题在于法律规定离婚经济补偿应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目前，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很少，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在离婚时能够现实地获得家务劳动的补偿？这应当是与立法者的初衷相违背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如果不做如此限定，是不是就无从实行这一制度了呢？笔者认为，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先按法律规定分割共同财产，然后从承担家庭劳动较少的一方所分得的财产中拿出一些作为对承担家务劳动较多的另一方的补偿，应该是可行的。

(四)与国外立法的比较

经济补偿制度在我国虽属新生事物，但于国外如日本早在二战后不久便有了对家事劳动有偿无偿的争论及对其的补偿问题。目前综观各国立法或判例，肯定家事劳动的价值乃国际趋势，并将家事劳动之评价与夫妻财产制相结合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德国以剩余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使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剩余或剩余较少的一方请求剩余差额半数的债权；英国通过不断修订《以婚妇女财产法》补正分别财产制的不足；瑞士民法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为夫妻他方财产的取得，财产的增值和财产的维持作出了贡献而未给予适当的补偿，并且在财产分割之日尚存在财产增值的，夫妻一方有权对其所做的贡献要求给予相应的补偿：1969年苏俄的《婚姻家族法》第20条第2项规定，夫妻一方从事家事及育儿或有相当之理由而无法取得独立工资时，对于财产行使平等权利。日本学者更是将家事劳动与职业劳动作同等评价，并且认为夫妻对于婚姻所得具有显在的共有关系，在本质上与婚姻生活费用分担义务并无差异。可见对家事劳动的肯定及经济补偿已成为世界之共识。

总之，夫妻财产制直接影响着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统一，它的完善直接关系到婚姻家庭法的完善，作为完善内容之一的经济补偿，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作出的共同选择，同时为适应现代社会保护弱者的时代要求，在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均衡，即对弱者的倾斜保护，对于全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保护婚姻家庭，增进夫妻和谐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之目的等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研究——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原理》，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2] 同上，第288页

[3] 张恒山：《“法的价值”概念辨析》载《中外法学》1999第5期，第20页

[4] 杨正万：《辩诉交易问题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5] 竹中惠美子：《现代的妇人问题》，第154页，转引自《夫妻财产制之研究》

[6] 高木督夫：《思想》，第139页，转引自《夫妻财产制之研究》

[7] 林秀雄著：《夫妻财产制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54页

[8] 蒋月：《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基本问题》，载《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第262页

[9] 林秀雄著：《夫妻财产制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0] 参见《婚姻法》第4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