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突发事件的主要特征范文
时间：2023-11-01 17:25:5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突发事件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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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迅猛发展，人流、物流的骤然增多，中国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呈高发、频发且愈演愈烈的态势。构建高效、有力的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可有效减轻事件引发的危害后果，从根源上减少事件的概率。而如何科学构建这一应急处置系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高速公路平安、畅通、有序是当前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该文结合江西高速公路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实际，就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特征、构建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的必要性及具体措施进行研究。
一、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特征
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是指因气候、地质、地壳运动等自然因素引发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突发，危及到高速公路辖区路段及沿线周边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正常社会、生活和工作秩序的事件。分析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征，对全面、系统地认知引发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的深层次原因，着力构建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1、突发性
突发事件发生成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客观因素，如地震、暴雨造成的塌方、泥石流和洪涝灾害等引起桥梁断裂和高速公路大面积损坏；主观因素，如人们的知觉盲区，对高速公路突发性公共事件缺乏判断和预知，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程度等难以准确预判；其他因素，如危爆物品爆炸或泄漏等。而上述事件的发生受当前科技力量、人类认知水平的限制和影响，人们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程度等都难以预知和研判，突发特征显著。
2、危害性
高速公路突发性公共事件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其造成的危害后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2009年因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万余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相当于中国同年GDP的1.8%。另外，危害性还体现在引发政府执政危机上。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将使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水平及维持稳定、保障安全能力的信心，进而引发政府执政危机，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持续性
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演变性，如由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演变成群体性堵路、堵车事件；二为蔓延性，如一起突发事件往往引发、次生或导致另一突发事件，由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次生为阻碍政府、社会正常发展的经济事件。
4、可控性
高速公路突发事件虽然有其突然性，但也是可控制和预防的，可以在把握规律中不断减少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处置中减缓事件的强度、缩小和控制事件的范围，在快速、有效的应急处置中将事件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在主观努力中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条件以降低其风险性。
二、构建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的措施
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高速公路辖区路面出现自然或人为灾害时建立应急处置系统，通过有效的预警系统和应急处置机制，尽快修复损毁的路面和设施，抢救路面被困和受灾的车辆和人员，防止灾害扩大和人为破坏；二是在高速公路周边地区出现自然或人为灾害时建立应急处置系统，通过高速公路应急处理系统保证高速公路自身功能的恢复，承担救援物资的运送、人员疏散和救治等重要职责。因此，应该建立涵盖高速公路辖区和周边地区两个区段出现灾害时的应急处置系统。
1、成立应急处置联合领导机构
成立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领导机构是构建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的重要组织保障。在当前江西省高速公路管理职能分工上，交通部门负责道路养护、清障施救等工作，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路面交通秩序维护、事故处理等工作。在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上，省级交通部门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充分履行职责、积极联动、分工合作，各自派出业务水平高、组织能力强的人员共同成立应急处置联合领导机构，下设指挥部、前线指挥所、信息联络、后勤保障等分支机构，负责全省各条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的领导和协调工作。
2、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制定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是构建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的重要制度保障，对规范应急处置工作程序，及时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3、建立应急处置信息制度
建立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制度是构建高速公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有效引导新闻舆论、打消民众疑虑、消除负面影响具有积极作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动、协作，建立一套比较健全的信息审核、制度，着力搭建应急处置管理者与媒体之间精诚合作的良好平台，使媒体成为传播政府决策的“传音筒”。信息工作也要纳入应急处置系统日常演练范畴，提升信息专业人员的灵敏触觉度，以便事件发生后及时捕捉有利于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点，第一时间，畅通民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避免妄加揣测和散布谣言，使管理部门、媒体、民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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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公共事件
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蓬勃发展。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代新环境下的产物，它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紧密相连。而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起着很大的作用，能维护社会和高校稳定，让学生责任与信心增强，使学生品格得到完善，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危机管理理论
危机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事情的损害降到最低点，控制势态的发展趋势，把时间发生的损失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即使事情严重到已经失去控制，也要重新争取控制权。[1]佩尔森和米特洛夫的观点是对于危机的管理者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分析和传播信息，一旦发生了公共危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行动，把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深入分析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从而达到危机管理的目的。
众所周知，危机的形成由很多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因素存在，主要的特点有不可预测和不好控制，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存在的。这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找到规律所在，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和实施手段，预防和控制危机的发生、发展，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危机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主体缺少一定的预防意识，也没有预防控制的能力。一旦预防措施失去控制，危机的产生不可避免。面对出现类似于重大传染性疾病这样的危机，作为社会公众，一定要关注危机发生的特点，积极有效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抑制，把危机可能导致的后果降到最低程度，及时把危机造成的损害消除掉。一旦把危机消除掉之后，根据危机预防控制的经验特点，不断进行总结，继续对于危机发生的规律和本质进行相应的研究，并且制定出相应的详细的危机预防计划，实施危机预控应急方案，建立有关危机发生的事件的档案，妥善保管。因为就整个危机管理的体系来说，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管理部门，都把这种管理状态建设在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都抱着“不一定会发生”的侥幸心理，认为有可能不会发生这些风险，仍旧按照原计划开展日常管理事物。但是就公共管理的事务来说，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吐痰情况总是难以预料。就根据日常管理工作的假设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这个管理体系就显得比较脆弱。事实上，我国的危机管理体系也是比较脆弱的，危机应急系统不能很好的覆盖么一种可能出现的公众危机，都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采取治疗的措施，不会深入研究可能发生的新的危机，一旦出现一种新的危机，就会措手不及，不知从何下手。
二、突发性公共事件对大学生的影响
首先，心理方面的影响。我们发现，对于突然发生的公共事件，很大一部分学生认识都是正确的，而且都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这是一个主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对学校的生活适应了之后，其心理就显得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大都能积极调整心理状态，去面对一些问题。但是也有一部分大学生还没有面对突发事件的相关经验，情绪显得非常不稳定，几乎没有分析以及做出决策的能力，很容易受到暗示，可能就会出现较冲动的行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就直接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表现出紧张、恐慌和焦虑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比较理性的思考和决定。
其次，是生理方面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到来的时候，大学生一般都会在面对如此巨大压力之下，出现一些生理方面的反应，比如说心率加快、呼吸不通畅、血压不断的升高等，还可能表现为血压增高，消化不良等状况。压力巨大下的主要生理反应的表现为肚子不舒服、腹泻、不想吃饭疲乏头痛，并伴有失眠，还容易受到惊吓，感觉呼吸不畅、经常做噩梦，肌肉出现紧张等等。在发生比较严重的突发性事件时，人们自己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测往往就会代替科学的解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过度，进而引发一定的生理机制的反应。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
（1）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大学生还比较年轻，对于社会的认识还不深，社会经验还很不足，当他们遇到困难，碰到挫折的时候，很快就会产生一些消极悲观的负面情绪，假如学校不给予及时和正确的引导，这类学生便会出现一些自卑、焦虑、恐惧等。那么，高校就可以发挥思想政治在精神教育方面的一些优势，为学生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让学生变得自强、自立。在突发事件面前，人们很容易出现恐惧与慌乱，这无可厚非。一方面，要向学生说明实际情况，用认真负责的精神和诚恳的态度，引导学生理性的认识和评价事件的性质，对事件本身，使学生能够以冷静、科学的态度去面对。另一方面，教会学生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2）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维护高校稳定。首先，我们国家对于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对于高校稳定这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命线”的作用。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担负起宣传解释这个重任，这样能不断稳定校园的秩序。在突发公共事件之后，教师需要及时向学生解释这个事件的真实状况，对学生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来制止谣言、稳定学生的情绪的一个重要举措。再次，维护高校稳定的又一新手段是现代网络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宣传。及时准确的通过网络以及微博等正确事件信息，及时关注网络信息，及时更正恶意信息。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提供心理方面的保证。高校面对突发事件的主体是在校的大学生，面对突发事件，大学生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盲目跟风和极端的情绪化。因为大学生在心理素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一部分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就非常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给予自己很大的思想压力。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学生就会寻找逃避或者微缩不前，面对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就需要高校的心里咨询老师给予正确的引导，给他们进行相关心理问题的辅导，不断的帮助他们树立一个危机意识，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要做到位，培养他们健康、积极向上的品质和特征，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自身的调控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不能止步不前，要积极的面对，正确的判断。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对策
（1）充分利用微博等信息平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微博是传播信息的一个手段，是成为校园信息的一个集散区，大学生很多情况下会选择微博进行学习和交友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同样，微博也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微博的信息较短小精悍，手机微博功能开发之后更是加速了微博在大学校园中的应用。因此，对于高校的学生来说，在微博上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个群体习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传播的速度惊人。所以，学校可以建立校园官方微博，通过这个平台与在校大学生进行公平的对话，为利用微博教育这些学生的思想政治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通过搭建微博平台，为学生提供关于危机到来的应对措施，还可以在官方微博上与学生进行关于突发性公共事件问题的互动，让他们踊跃参与讨论，在讨论中普及危机应对意识。利用这种信息交流方式为学生提供正确的信息，帮助他们建立公共危机意识，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避免引起恐慌，让他们建立一种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加强自我控制的能力。
（2）对于校园文化进行有效利用，加强人生观方面的教育。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突发时间也不例外。一般情况下，突发事件的危害性众所周知。事实上，它也能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教学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和条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效果在社会常态下很难达到。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高校都在发动学生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渡过难关，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学生进行思想观、人生观方面的教育。学校的一些组织和人员可以发动学生为灾区人民捐款；在哀悼日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的降旗仪式，为灾区人民进行默哀祈祷；还可以组织学生点亮希望蜡烛祈福、制作发放黄丝带等活动；也可以以社团为单位，开展与此相关的社团活动，如川籍学生座谈会等，号召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参与活动时用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积极引导学生的思想工作。
参考文献：
[1]谭晓东.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控制[M].武汉：湖北省卫生出版社，2009
[2]文痒.非典期间大学生心态及行为的调查报告[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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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宜山.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研究应用[J].山东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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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闻媒体在处理突发事件中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影响了人们在各种突发事件中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如何把握和规范，通过危机社会利益主体实现舆论引导，维护社会安全呢？国内外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当代媒介理论研究应该放到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环境中，研究内容也应体现和反映了政治和社会的价值冲突问题，因为社会不稳定的时候，人们可能依靠媒体获取信息并接受指导。当社会形势变得紧张和不确定的时候，政府、商业、名流和利益集团通常试图利用媒体来影响和制约舆论。（Dennis McQuail，2006）
我们通过对如何整合和组织互联网和危机传播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许多组织将研究投向了在危机中运用互联网作为公众和媒体沟通桥梁。基于新推出的理论，有人提出一个新观念，接近使用与满足理论：一位有着特殊需求的媒体用户会利用所有的媒体途径去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些本会和家人通过电话讨论恐怖袭击的人，多数会在物联网上进行谈论。（Mohan J，2004）在一项针对揭示公众在观看了9.11袭击的电视新闻后的反应研究中发现图像因素和传输能力对观众的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产生了极大的一项。
在国内，有研究者认为，媒体理性应该被有目的性地培养，引导并重点把握上层主流媒体。在对传统的媒体环境和新闻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的区别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指出新时期舆论引导的主要特征是让公众参与，使新闻报道达到程度的双向交流，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针，社会舆论将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张付萍，2008）。也有研究者也就了例如手机和博客这样的新闻媒体报道紧急情况时，公众如何成為新闻记者以及新闻记者如何在这种模式的作用下成为读者（王晓，余（2005））。
以上研究揭示了舆论形成的多样性和舆论导向的复杂性。在新闻媒体环境中，尤其是危机处理中的舆论引导，需要从内容到方法都有新的内涵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学科交叉角度剖析新闻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影响力，并探讨在从原则、手段、方法、措施和策略角度讨论在新闻媒体时代中如何处理突发应急状况。
二、突发事件与新闻媒体的相关性
（一）新闻媒体的概念和类型
新闻媒体概念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的内涵。当前有研究认为，新闻媒体是一种媒体技术形式，它的使用促进了话语和文本在传播过程中所创造的社会价值。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将这一概念理解为信息技术语境下的新传播方式和渠道，强调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功能、特征和表达系统。这些观念概括为新闻媒体所包含的媒介技术和传播手段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新闻媒体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依据新闻媒体形式划分。像互联网、手机、户外媒体、衍生媒体。这些都包含着网络信息技术构建的信息传递的一系列形式、手段和组织结构。例如，博客、播客、RSS、即时通讯（如MSN、QQ、BBS、E-mail、Wiki）、搜索引擎、SNS、社会化书签、虚拟社区等。
（2）新闻媒介类型的划分。如人际传播媒体、互动经营媒体、信息搜索媒体和集体参与媒体等。
（二）突发事件与新闻媒体的相关性
突发事件是指以应付灾害和事故时可能产生的严重社会妥协和需要从而采取的紧急措施。突发事件报告强调偶然性、突发性、新奇性、戏剧性、不可预测性以及难以控制性等特点，而这些正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因素。新闻媒体应对突发事件所运用的功能尚待进一步探索，例如新闻报道高效性，通信内容的丰富性，信息源的广泛性、受众的多层次、多区域性。这些特点无疑使新闻媒体更有效、更深入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在时代和社会的帮助下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三、新闻媒体对危机舆论的影响
（一）舆论的形成与舆论导向
广义舆论是指人们在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生活中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愿望、态度、情绪、期望、评价。社会和群众的传统力量对社会舆论的导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大众传媒对其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Lippmann表示，媒体在公众的大脑中植入了全套的固定偏见：公众不自觉地受到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用媒介视线角度观察世界。因为社会舆论太容易受到外在的力量操纵，从而产生异常的影响，在既定的规范和标准，按照有效的指导是必要的。舆论引导也叫舆论导向，它是一种交际行为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行为主体（大众传媒机构和政府为主）掌握信息沟通的主动性，使用舆论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他们的意图，指导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根据政策和法规制定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利益可以导致舆论引导效果的偏差，新闻报道的不确定性和应急性倾向体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所有这些都会引起新闻管理的干扰，对事实的理解偏差，甚至缺乏辨别能力，最终增加舆论的难度。
（二）新闻媒体影响下的突发事件舆论结构特征分析
权力主导舆论如政府、传统媒体机构和领导意见，在语境和新闻媒体中形成了公众的思想和产生了行为的影响，并在公共领域中自然形成的应急功能，同时对社会产生影响。
在新闻媒体的影响下，突发事件的舆论形成和引导过程表现出以下特点：
（1）更明确的民
意表达。新闻媒介的传播环境塑造，极大地提高了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也增强了他们的权力。可以说是民众舆论不断传播，对政府权力机构施加巨大压力的蒸腾模式。同时，具有较高可信度和较强代表性的常识性话题往往成为谈话和宣传的核心。
（2）公众参与有助于舆论的多元化。沟通的结合，公众积极参与、媒体沟通和人员交流是重要的。
新闻传播环境中舆论传播的重要特征是沟通、公众积极参与、媒介沟通和人员交流。新闻媒体语境中的舆论流的形成是自发的，传播者和受众都享有更多的自由。去中心化将到来多意见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使得他们在突发事件中不易被控制，谣言也可以通过虚拟平台很容易地传播，最终使社会陷入混乱。
（3）媒体处理信息和制定议程。当危机来临，高效益，庞大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搜索的优势，和新闻媒体的沟通处理方法可以快速有效地组织和呈现新闻信息内容和形成的社会焦点问题采用首因效应，充分地放大效应，然后让一个广泛的社会公众的诉求能够得到高效重视。
（4）过分的言论自由往往导致风暴。由于新闻媒体传播的虚拟化和匿名性，参与讨论的人在这种过度自由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表言论，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急救有很大影响，并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因此，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新闻媒体，谣言和闲话往往一举填补新舆论场引起的蝴蝶效应。舆论的巨大浪潮将被激发，所有这些都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5）公开新闻的权利和责任是未定义的。在新闻媒介的影响下，一种独特的、动态的、以公众的生产和新闻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舆论既有优势，也有弱点。其优点是更真实、更深刻、更深刻的表达、独立的报道、广泛的参与、更多的隐私和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它的弊端表现为未界定的公共权利和责任，以及公民不同层次的专业知识和新闻素养，导致新闻报道的不恰当把握。而不受控制的传播和未经处理的新闻将强烈地刺激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引起恐慌。
（6）媒介融合促成了輿论的叠加和共振。新媒体与旧媒体融合模式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和共振效应在许多新闻报道中全面展开。具体表现在：扩大网络事务，提高关注度，需要传统媒体介入，传统媒体报道的官方新闻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和补充得到更为立体的解码。叠加、共振和新闻媒体的排放将成为影响建设的催化剂，甚至小题大做的负面影响社会的发展。
四、构建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结构
首先，要抓住危机中信息和舆论的话语权。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须保证相关媒体的权威信息、信息传播的平滑和新闻报道的有效性。应及时向公众公布事件的最新进展和应对措施，以平息社会动荡的情绪。
第二，解读和核实信息，准确传递新闻，提高公信力。当前，我们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强大的功能整合问题，把握舆论导向。这就意味着媒体除了要跟踪事件的发展趋势外，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深度报道。为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空间，主流媒体的信息渠道应充分发挥作用，控制核心信息和意见输出手段。网络舆情应纳入主流意见，并及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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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众；风险；应急管理机制
本文为甘肃政法学院青年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应急管理模式的特点
在中央政府层面，我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分类别、分部门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应急管理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
（一）国务院统一领导。国务院是国家紧急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机构，统一领导各类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遇到重大突发事件，通常成立临时性指挥机构，由国务院分管领导任总指挥，有关部门参加，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对口主管部门，统一指挥和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应急处置工作。
（二）部门分工负责。国务院各应急部门分别负责一种或几种相关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协助配合。有些部门形成了部际协调机制，如抗灾救灾协调机制、核应急协调机制等。
（三）分级管理、条块结合。在条块关系上，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规模和范围，实行分级管理。对于由地方为主处置的突发事件，中央部门给予指导、协调和帮助，实行条块结合管理。
（四）部门应急体系初具规模。负有直接处置突发事件职责的部门，都建有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信息通讯系统、防灾设施装备、应急救援队伍，建立了监测预报体系、组织指挥体系和救援救助体系，但完备程度参差不齐。
（五）国家应急法律体系趋于完备。我国已相继颁布了有关应急管理的法律35件，行政法规36件，部门规章55件，紧急状态法和部门应急法规正在起草制定中。
（六）国务院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在以往各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国务院有关部门着手进行了应急预案编制和修改工作，初步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国家应急预案框架体系。
二、加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的必要性
自从2003年“非典”肆虐以来，我国政府包括企业界逐步认识到社会风险的危害性及其破坏性，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应急管理机制。2008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社会风险频发的年份，无论是年初我国东南省份的雪灾，还是震惊世界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这些无不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的执政能力和我国应急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在经历了这些社会风险以后，也让我们认识到，社会风险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政府，加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对于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一）加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从当前我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社会风险的累积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
在我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推进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是当前我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当前我国已经步入风险社会。
（二）加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是完善应急管理机制的前提。公民减灾意识的提高，不仅有利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完善。从学校做起，广泛普及减灾与应急反应知识，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减灾与应急管理效果。加强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学科建设，培养各级各类减灾与应急管理人才，已是当务之急。重视减灾与应急管理及减灾与应急技术的开发，对提高区域减灾与应急管理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当前急需的工作是编写各级各类减灾与应急管理教材和科普书籍，加大宣传力度，促进社区安全文化的建设。选择典型的高风险地区和行业，建立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范式，依据我国自然灾害区划，在一些高风险地区建立整合社区、行业和辖区政府一体化的综合减灾基地。通过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实现高风险社区安全体系的建设，以此形成典型范式，在同类型区进行推广。选择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及其代表性行业，加强行业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即通过灾害保险途径与企业安全体系的建设，强化同类行业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单位产品生产的安全保障成本，实现企业可持续经营目标。除此之外，建设全社会的安全文化体系，不仅对高风险地区与行业实现减灾目标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和各级政府完善与提高减灾与应急管理能力都将起重要作用。
（三）加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是降低社会风险的基础。公众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还能在社会风险来临之际懂得如何来应对风险使个人风险降到最低。例如，一些社会矛盾，如果公众提高自身的警惕性，就可能使这些社会矛盾不会激化甚至演变为更大影响力的社会风险，从而把社会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所以说，要想有效地降低社会风险，最基本的就是加强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四）加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是减少国家和社会损失的保障。个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积极参与保险是发展应急体系的根本保证。当个体真正认识到社会风险和社会保险对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时，才能增强防范措施，减少风险损失。并且个体通过自己的行动可以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因素给保险业带来的不良影响，个体的损失减少了，就是真正减少了国家和社会损失。
三、几点建议
（一）树立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危机防范意识是社会民众对于危机和风险的认知、鉴别和防御的思想观念。对一个国家而言，理性的民众公共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提高民众的整体危机防范意识，将会大大提高应急管理的效能，降低灾害和危机造成的损失。国外成功的应急管理经验告诉我们，在灾害和风险未发生时，投入大量资源提升民众的预警、预防、预备和预案意识；在灾害来临时，降低社会民众的恐慌、迷信和脆弱心理，是应急管理中的最高境界。因此，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说，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
指出，要将灾害预防等科学知识纳入国民教育。教育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环节，风险意识的树立以及应急技能的提升应当从中小学开始抓起。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将来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提升他们的危机防范意识，增强他们的应急反应能力，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是构筑危机防范体系的首要工程，是建立应急管理机制的基础工作。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目前中小学生的整体危机防范意识薄弱，面对突发性事件心理比较脆弱，应急反应能力亟待提高。加强中小学生的危机教育、忧患教育和公共安全教育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要加强中小学生的危机教育，就要在中小学教育中纳入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制化。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开发人力资源以及提高国民素质的主要渠道，而公共安全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忧患意识、预警意识和防范意识的不二法门。各级教育机构不仅要负责编制危机教育教材，开设减灾防灾的专门课程，培训专门的从事应急教育的教师队伍，而且要聘请应急管理专业人士到学校进行训练辅导，将防灾减灾的知识和常识作为中小学必考的项目之一。要将应急演练与理论教育结合起来，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应急演练和情景模拟训练，从而增强中小学生应对危机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提高他们对危机和灾难的辨识能力，提高他们的危机防范意识。
改变传统应急管理的舆论导向，构造全民重视危机防范和风险规避的文化氛围，对于提高中小学生的危机防范意识非常重要。传统的应急管理舆论导向，重视正面报道而忽视灾害报道，重视应急救援而漠视应急准备和善后处理，重视轰轰烈烈抢险救灾而轻视默默无闻减灾防灾，结果导致了公民危机防范意识的普遍缺乏，应急救助技能的普遍羸弱。当前我国进入各类灾害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民众的风险意识是必备的风险文化要素，只有建构一种全新的风险文化，形成全社会重视危机防范的舆论氛围，才可能让中小学生耳濡目染、感同身受、接收熏陶，才能使他们能够在灾难中学习、在风险中反思、在危机中提高。
（二）了解和认识社会风险。首先，要有风险是永恒存在的意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风险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不确定因素、偶然性因素的始终存在。没有哪一个时代是确定必然地那样发展的，也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种事物的发展道路是预先设定好的，不确定因素、偶然性因素总是存在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风险的存在也是必然的，就像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风险是永恒存在的”，所不同的是，现代风险的破坏力、影响力和不可预测性都大大加剧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要居安思危，建立健全各种风险应对机制，这样在面对某一具有巨大危害性的风险事件时，才不至于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丧失理智；其次，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风险，充分认识风险具有的两重性。风险不仅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人们通常是从消极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风险的，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也不能由此忽视甚至否认风险的积极意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风险的存在扩大了人们的选择余地，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可能和机会，人们通过积极的创造去把握这种机会，就有可能把理想化为现实。这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积极地利用风险做出投资决策被看作是市场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方面。明白了风险的两重性，面对风险，我们才不至于产生悲观主义情绪，消极厌世，无所作为；再次，要以健康的心态应对风险。当风险事件爆发，灾害降临的时候，人的心理状况和意志力是抵抗灾害、战胜灾害的有力保证。大量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大多数人在面对灾害突然发生时都有可能产生害怕、担忧、惊慌和无助等心理体验，但过分的恐慌、焦虑、不安、紧张的情绪和过度的担心会削弱人们身体的抵抗力，降低人们应对灾害的心智水平。为此，面对风险的爆发，一方面要坦然面对和承认自己的心理感受，不必刻意强迫自己否认存在负面的情绪，同时采取适当的方法处理这些情绪，以积极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尽快恢复被灾害打乱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保持乐观自信的理智态度，树立战胜灾难的坚定信念。越是危难之时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战胜困难需要勇气和信心，更需要必胜的信念。总之，健康的心态是应对风险的必然要求，也是风险意识的基本内涵之一。
（三）掌握防范社会风险的要点。对于社会风险的分类，按照不同领域可以分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生态风险等。考虑到我国社会风险与我国社会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亦即，我国社会风险潜藏于社会问题之中，而每一种社会问题往往不是内含一种社会风险，而是内含着多种社会风险，大多数问题都与不同类型的社会风险是相互关联的。作为公众来说，面对如此复杂的风险，必须掌握最基本的风险防范要点。对于不同种类的社会风险，无论是经济风险还是政治风险，作为公众来说，首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家法律以及立法允许的范围内理智地面对问题，不恐慌、不盲从，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及义务，相信党、相信国家，这才是防范风险最基本的要点。
（四）建立社会风险日，完善应急管理机制。社会风险具有多变性、频发性以及复杂性，并且社会风险对整个国家、社会，包括每一个公众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由此看来，社会风险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也应该为社会风险建立风险日。建立社会风险日，首先，可以肯定社会风险的重要地位，它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其次，可以更好地宣传和教育公众，让他们能够充分地认识和了解社会风险，居安思危；再次，社会风险日的建立，可以让公众和国家记住曾经的历史，总结经验，服务于未来；最后，也能督促政府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应急管理机制来有效地应对社会风险。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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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兰，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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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光清.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教学与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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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电力系统规模的增大导致电力系统运行受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增强，同时电力系统作为一个时变动态大系统，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导致其整体运行状态发生变化的几率也急剧增大，电力系统相关部门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响应将直接影响电力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力调度部门作为电力事件响应的关键一环，及时准确地对电力事件进行识别和判断显得格外重要，可为系统安全运行提供预警信息，使各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做出最快的响应，减少损失。目前针对电力系统调度的相关领域，国内许多学者做过一定的研究［1-4］，但对于调度系统运行的机制方面研究较少。从近年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电力系统在不断完善，但由电力事故和自然灾害导致电力系统出现应急状况时有发生，因此进行调度机制方面研究在电力系统应急状态下可为保障电力系统的正常调度提供理论方法。电力系统是一个人造的复杂系统，电网调度是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中枢。为了确保电力系统调度的正常进行，目前电力系统中设立了3个可行使调度权的职能机构：主调中心、备调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调、备调和应急指挥中心三位一体的调度权行使转移框架，分析其主要特征，选取电网状态、人员状态和设备状态作为关键指标，形成调度权转移启动指标体系，并针对大量数据和样本集，采用了决策树算法构建决策树，用以判断是否发生调度权转移。该框架和方法对于电力系统运行中进行调度决策和风险事件的应急响应有着重要意义。
1电力系统调度现状
电网调度中心［5］是电网事故处理的指挥中心，履行“电网事故处理指挥”职责，值班调度员是电网事故处理的指挥员，统一指挥调度管辖范围内的电网事故处理。职责主要有：下达调度命令，指挥电网事故处理，控制事故范围，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尽可能保证主网安全和重点地区、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负责协调电网、电厂、用户之间的恢复，提出合理可行的恢复方案和恢复步骤；负责指挥电网操作，恢复电网供电和电网接线方式，使其尽快恢复正常。备调中心在主调中心发生紧急情况时启用。而在发生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大规模停电事故时，电网调度中心并不能完全满足公共安全应急处理的需要［6］，需设立电力应急指挥中心来解决相关问题。应急指挥系统从电网应对危机能力的角度出发，为电力企业提供应对各种供电危机能力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也是电力企业对外的信息和沟通平台。在国内，城市电网应急体系和规章制度的建设刚刚起步。其中，部分地区（如北京、四川）已建立了电网应急指挥中心，主要解决电网事故报接警及现场视频采集、应急指挥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建立了初步的应急指挥系统，实现了现场视频采集、多层次的数据整合和联动、现场指挥、视频会议会商等内容，为应急指挥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电力应急指挥各部门关系结构［7］如图1所示。该系统可进行厂网之间、电力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电力公司与电力监管机构之间、电力应急和社会应急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衔接。在发生电力事故时，通常由电网主调下达调度命令，指挥电网事故处理，但在面对某些严重的电网事故或极其恶劣的外部条件时，主调可能无法正常继续履行其职责，这就需要主调、备调、应急指挥中心3个部门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三位一体的调度权转移协调调度。但由于目前国内城市电网应急体系和规章制度的建设刚刚起步，机制还很不完善，对3个调度部门之间在何种情况下发生调度权转移并没有明确的决策依据，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调度权转移辅助决策系统。本文针对以上问题，采用决策树方法对调度权转移的启动条件进行分析。
2调度状态变化应对决策过程
调度系统通过保持正常状态在能力范围内行使自身的职能，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由于调度系统受内部或外界影响，调度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调度工作无法正常继续进行或超出自身能力范围，则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无法保障，便会导致电力事故的发生。对调度状态变化响应一般经过以下几个阶段。由于某些事件的发生，影响调度工作正常进行的一些内、外部因素发生变化，调度状态应在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对其做出一定响应，本文称之为预警信号的，可以通过各方面采集的信息对影响调度状态的事件初步分析评估，得到描述事件的指标与参数，并且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演化有基本的了解，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对是否预警信号进行决策，若信息显示已经达到了需要预警的程度，就预警信号，提醒做好调度状态变化的应对准备；若没有达到预警程度，则继续对该事件进行监控，观察事件的相关信息。其次是分级建立启动阈值，若预警信号，说明该事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时就应分级建立启动阈值。因为响应措施是针对不同的事件和级别制定和实施的，所以需要建立不同等级的启动阈值，作为启动对应措施的标准。本文中，定义调度状态是一个表征当前行使调度职能的运行部门能否正常履行其基本职能的量值，此值可以通过电力系统出现的各种不同情况、关键参数和指标的变化来体现，这与决策树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故可将决策树的思想和算法运用于对电力系统调度状态的识别，从而做出是否发生调度权转移的决策，以保障调度工作的正常进行。
3调度权转移关键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
建立在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可用来分析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指标［8-9］多种多样，而专门针对调度权所提出的指标体系还很少见。而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面对的风险事件越来越复杂，影响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因素越来越多，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调度中心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应急处理的需要，此时必须启动调度权转移，由上级应急指挥中心全面调度，保障电力系统调度的正常运行。对于比较复杂的事件，应对措施启动条件的指标往往是多方面的，同时很多指标也无法直接用数据度量。本文结合以往经验及对电力系统特性的分析，将调度权转移指标分为电网状态指标、人员状态指标和设备状态指标，用这3个指标来综合评价事件，从而启动对应措施。
3.1电网状态指标从调度权转移的方面考虑，电网状态指标应该以停电严重程度为主，涵盖负荷损失比例、重要用户损失程度和停电持续时间3个要素。用指标函数H表示停电事故的影响，其表达式为：H=f（R，L，D）（1）其中，R、L、D分别代表负荷损失比例、重要用户损失程度和持续时间；函数关系f的定义可以采用多种指标融合方法进行。重要用户损失程度的表达式为：L=鄱j＝1mωjPj鄱鄱／鄱i＝1nωiPi鄱鄱×100%（2）其中，n为重要负荷总数，m为损失的重要负荷数，Pi、Pj分别为第i和第j个重要负荷；ωi、ωj分别为第i和第j个重要负荷的权重。负荷重要性等级在文献［10］中有详细的研究，本文不再叙述。电网状态其他相关指标还有频率、电压、潮流、容量等。以上评价指标都可在所取得的调度基础信息数据基础上直接进行分析计算得到。
3.2人员状态指标电网运行岗位上工作人员不足率ρl：定义在某些事件发生时，电力工作人员出现一定程度的缺失，此时，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保障受到影响。ρl=鄱i＝1nriρl，i其中，ri为第i个值班岗位的权重；ρl，i为第i个值班岗位的人员不足率；Sloss为工作人员伤亡人数；Stotal为工作人员总数。工作人员整体工作状态指数W：评价在某些事件发生时，工作人员正常工作及发生误操作概率的指标。影响工作状态的影响因子主要有事故造成的恐慌度以及灾害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所处的工作环境。由于这些指标不可直接量度，可由下式量化：Wa=鄱i＝1nAiλEL，i（4）其中，Ai为权重系数；λEL，i为各影响因子。一般恐慌度可以通过互联网信息间接得到，工作环境可通过灾害信息得到。
3.3设备状态指标设备总体状态指标Sa：也是不可直接量度的，没有一定的阈值，而且不同设备对电力系统运行的影响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即不能只根据某些设备指标或参数直接作为启动指标，而需要根据不同设备在电力系统运行中的重要性，设置不同的权重，将这些信号的加权和作为启动机制的依据，如式（5）所示：Sa=鄱i＝1nBiλHL，i（5）其中，Bi为权重系数，可以利用层次分析特征值法确定；λHL，i为各故障设备危害因子。文献［11］中对电力系统设备运行状态的划分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不再赘述。对于以上指标体系中不可量化的指标的权重分配，均会经过评判一致性检验直至取得满意值［10］。最后可以通过3类指标来综合判断不同事件对调度状态的影响程度，根据其数值的大小判断是否做出调度权转移决策以及相关部门启动对应措施。
4基于决策树的调度状态识别及调度权转移启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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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办法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管理，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维护城市轨道交通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综合开发利用、安全保障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轨道交通，是指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
第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遵循统筹规划、优先发展、政策扶持、综合利用、规范运营、安全便捷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城市轨道交通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解决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综合开发利用、安全保障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管理机构，下同)应当协同做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安全保障以及土地征收利用等工作。
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监督管理，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市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轨道交通及其安全保护区内相关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公安机关负责城市轨道交通的治安管理、消防监督管理和反恐工作，维护治安秩序。
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保障工作。
市发展改革、财政、土地储备、城市管理、环保、卫生计生、林业和园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审计、安监、质监、价格、人防、水务、地震等部门、政府应急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和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轨道交通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市政公用事业，实行企业化运作。
市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按照本办法具体负责实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综合开发利用等工作。
第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所需资金以政府投资为主，市人民政府设立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专项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实行统一归集、专项管理。
市人民政府建立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协调机制，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筹集，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和综合开发利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资金使用情况应当接受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指导、跟踪审计和监督。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城市轨道交通管理规定，支持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保护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维护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
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排水、通信等单位，应当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需要。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土地控制规划以及与其相衔接的专项规划。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与铁路、民航、公路、城市道路和其他交通规划相衔接，并与居住区、商业、旅游、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状况相适应。
第十条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由市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市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等部门和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组织编制，并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
编制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征求社会公众和沿线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的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经批准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权限和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 市规划、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批准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对城市轨道交通及其配套设施用地进行严格控制管理，优先保障相关用地，满足一体化交通网络建设发展需要。
依法确定的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改变用途。
第十二条 鼓励城市轨道交通的出入口、通风亭、冷却塔等设施和地下空间，与周边建筑、地下空间整体设计，相互融合，相关规划应当预留必要的衔接条件。
第十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划拨方式供应。
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时序及时供应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
需要在已划拨或者出让的土地上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出入口、通风亭、冷却塔等设施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与土地使用权人就有关设施建设所需用地协商一致的，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变更土地使用权;协商不成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市土地储备机构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时，对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纳入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控制范围内的土地，应当征求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意见。涉及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对土地使用者有限制和特别要求的，应当在规划设计条件和土地招标、拍卖、挂牌文件中予以明确。
第十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及相邻土地使用权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依法实行分层登记制度。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出让或者划拨的，其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根据土地使用权登记资料、规划资料和建设使用情况等确定。
未经批准，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得扩大地下空间使用范围。
第十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应当与城市道路、桥梁等工程改造相衔接。
第十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使用地下空间应当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和降低对相邻建(构)筑物的影响;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需要临时占用地下、地表、地上空间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城市轨道交通出入口、通风亭和冷却塔等设施需要与周边已有建(构)筑物结合建设的，建(构)筑物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因结合建设造成损失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或者赔偿。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对沿线建(构)筑物、管廊(线)、设施进行查勘、检测和鉴定时，应当提前告知相关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相关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因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需要调取和使用输油、供电、供水、排水、供气、通信管廊(线)和人防工程及其他建(构)筑物等工程档案资料的，相关部门、产权单位、测绘(勘测)单位、工程档案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及时无偿提供，并现场交底，配合勘察、施工。
第十九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需要临时迁移监控设备、交通、环卫、公共照明、体育健身、广告牌、宣传栏等设施，由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迁移、保管和回迁，相关费用经市审计主管部门审定后，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承担。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需要迁移管廊(线)的，管廊(线)产权单位应当按照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管廊(线)迁移方案及时迁移，相关费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管廊(线)产权单位或者规划要求增加管廊(线)容量、数量或者提高现行标准的，增加的费用由管廊(线)产权单位承担。
第二十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需要移植绿化苗木的，由沿线县(市)区绿化主管部门组织论证，优化移植方案，并在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后负责组织移植。
在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范围内的附属绿化工程，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按照相关规定，纳入同期工程项目统一组织实施，并与辖区绿化主管部门做好绿化移交工作。
第二十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开工前，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和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制定交通疏解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实行工程质量责任终身制。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图审查、检测、监测以及建筑材料生产供应等单位应当落实工程质量主体责任，由市城乡建设、人防主管部门依法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第二十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验收、试运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开展试运营基本条件评审，经评审符合试运营基本条件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开展不少于1年的试运营，试运营期满验收合格的，投入正式运营。
第二十四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编制城市轨道交通沿线车站、场段命名方案，经市地名管理机构审定并向社会公示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的车站、场段命名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权限和程序报批。
第三章 运营与服务
第二十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享受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需要缴纳的税费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补贴方案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提出，经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交通运输和财政等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在规划确定的城市轨道交通用地范围内，在不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运营秩序的前提下，依法享有商业、物业、广告等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权。
对与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在结构上不可分割、统一实施的项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实施综合开发利用。
综合开发利用应当优先建设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配套设施，统筹安排公共交通枢纽、交通换乘设施、公共步行空间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综合开发所得收益纳入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收入来源，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结合车辆段、停车场等设施实施的开发项目，需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所得净收益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第二十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周边建(构)筑物需要与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连通的，其所有权人提出的连通方案应当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要求，并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后依法办理相关许可手续。
对与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连通的商业设施，遵循有偿使用原则，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与其所有权人订立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连通工程产权发生变更的，不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
第二十八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规范和乘客守则并向社会公布，监督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规范运营。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服务规范要求，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客运服务，保障乘客的合法权利。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建立运营服务社会评估机制，定期听取社会公众意见，改进服务质量。
第二十九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等形式，定期开展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评价，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应当督促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及时改进。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评价可以委托具备条件的第三方进行。
第三十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落实卫生管理措施，确保车站、车厢等公共场所整洁卫生，环境卫生状况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妥善保管危险化学品，减少风亭运行和地面线路列车运行产生的噪声污染。
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做好车站出入口周边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维护责任区域内的卫生及良好秩序，确保车站出入口外畅通、有序。
第三十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信息查询系统，提供人工问讯、电子信息查询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将线路代码、首末班车行车时刻、列车运行状况提示、安全提示、换乘指示、行驶路线、站名、票价和投诉电话以及其他必要的运营服务提示信息，通过车站及列车广播系统、电子显示屏以及网络平台、新闻媒体等及时告知乘客和公众。
第三十二条 市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半径500米范围内统筹设置城市轨道交通站外导向标志，并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在城市轨道交通出入口周边物业范围内设置导向标志的，周边物业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应当配合。周边物业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不得擅自设置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
第三十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的线路、时间、站点运营;未经批准，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不得擅自暂停线路运行或者调整首末班车运营时间，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调整首末班车行车时刻或者列车因故延误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告知乘客和公众。
组织运动会、文艺演出、展览展销、庆典等大型活动，需要提前或者延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时间的，主办单位应当提前10日与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协商，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将提前或者延迟运营时间报市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票价实行政府定价。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票价标准时，应当依法组织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票价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执行规定的票价，对乘客实行优惠票价或者免票的，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第三十五条 乘客应当持有效车票、证件进站乘车，并接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的票务稽查。
乘客违反规定乘车的，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乘客超程乘车的，应当在出站前主动补交超程票款;
(二)乘客自入闸时起超过规定时限乘车的，应当按照出闸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补交票款，因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原因造成的除外;
(三)遗失、折损车票的乘客应当按照出闸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补交票款;
(四)无票、持无效车票、伪造或者变造优惠乘车证件以及冒用他人优惠乘车证件乘车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按照出闸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补收票款，并按照应当补交票款的5倍加收票款。
第三十六条 持单程票的乘客在出站时应当交还车票，拒不交还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有权要求收回车票并按照无票乘车处理。
乘客1年内有3次以上无票、持无效车票、持伪造或者变造的优惠乘车证件及冒用他人优惠乘车证件乘车行为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将其逃票行为函告公共征信机构，录入其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乘客伪造、变造优惠乘车证件，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乘客进入付费区后不予退票，但存在禁止乘客进站乘车情形或者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原因的除外。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未完成运输服务的，乘客可以在7日内持有效车票要求退还票款。
第三十七条 乘客应当自觉遵守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和社会公德，服从城市轨道交通工作人员的合理指示及要求，爱护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和公共环境卫生。
第三十八条 乘客不得携带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进站乘车，违反规定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拒绝其进站乘车或者责令其出站;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禁止、限制携带的物品目录由市公安机关会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告，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在车站显著位置公示。
第三十九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检区并预留候检(缓冲)区，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
乘客应当接受、配合安全检查;拒不接受、配合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拒绝其进站乘车或者责令其出站。乘客强行进站或者拒不出站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治安、反恐工作，确保乘客乘车安全。
第四十条 在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涂写、刻画或者张贴物品;
(二)吸烟、点燃明火，随地吐痰、便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皮(核)、纸屑、包装物;
(三)揽客拉客、乞讨、卖艺、散发宣传品;
(四)擅自摆摊设点或者从事其他销售活动;
(五)堵塞通道、出入口;
(六)躺卧、多占或者踩踏座位，追逐打闹;
(七)在车站或者车厢内使用滑板(轮滑)、溜冰鞋、平衡车、骑独轮车;
(八)散布虚假消息;
(九)滋事斗殴、酒后闹事、猥亵他人或者其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十)拦截或者阻碍车辆正常运行;
(十一)在车站付费区及车厢内饮食(婴儿饮食除外);
(十二)强行上下车，强拉、敲打安全门、屏蔽门、列车车门或者阻挠其正常开关;
(十三)擅自进入驾驶室、轨道、隧道、桥梁、通风亭(井)、消防控制区或者其他有禁止进入标志的区域;
(十四)攀爬、跨越或者推挤围墙、栅栏、栏杆、闸机、机车、安全门、屏蔽门等设施;
(十五)其他违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精神障碍患者、智力残疾人、学龄前儿童、醉酒者应当在监护人或者健康成年人陪护下进站乘车。
传染病患者以及其他对公共安全有危害的人，不得进站乘车。
残疾者携带服务犬进站乘车的，应当出示残疾人证、服务犬工作证和动物健康免疫证明，服务犬应当佩戴导盲鞍、牵引链和防止伤人的护具。
行动不便人员在无人陪护情况下进站乘车的，可以联系车站工作人员获得帮助。
第四十二条 在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内拍摄影视作品、设置广告或者商业网点等活动的，应当事先经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不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秩序。
利用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置广告、商业网点的，应当合法、规范，不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设置广告、商业网点使用的材质应当采用难燃材料，并符合消防管理规定。
第四十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根据乘客出行情况和其他公共交通运行情况，合理编制运营计划，做好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客运周转量、运营里程、运营班次、客运服务指标、运营收入与成本等运营数据的统计分析，并定期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四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机制，接受乘客对违反运营规定行为和服务质量的投诉。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自受理乘客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对答复有异议或者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未答复的，乘客可以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投诉。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第四十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乘客遗失物招领制度，及时乘客遗失物招领信息。招领信息自之日起6个月内无人认领的，移交公安机关、财政部门处理。
遗失物为难以保存的易腐、易变质等物品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按照规定即时处理。
第四章 安全保护区管理
第四十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设置安全保护区，安全保护区分为影响保护区和严格保护区，其范围包括地下、地表和地上。
影响保护区包括以下范围:
(一)地下车站(含地下通道)、隧道结构周边外侧50米内;
(二)高架车站、地面车站以及线路外边线外侧30米内。
严格保护区包括以下范围:
(一)地下车站(含地下通道)、隧道结构周边外侧15米内;
(二)高架车站、地面车站以及线路外边线外侧15米内;
(三)车站出入口、通风亭、变电站、跟随所、冷却塔等建(构)筑物、设备外边线外侧以及控制中心、车辆基地建筑结构外边线外侧10米内;
(四)城市轨道交通高压电缆沟、架空线等供电设施以及室外给排水设施(含排水检查井、给水水表井、化粪池、消火栓、水泵接合器、给排水管道及阀门等)水平投影外侧3米内。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根据前款规定及实际情况编制安全保护区设置方案，经征求市规划、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因地质条件、规划调整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安全保护区范围的，由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提出调整方案，经征求市规划、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将安全保护区调整情况报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在安全保护区内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易遭破坏或者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区域设置边界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移动边界标志。
第四十七条 严格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扩建非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但与城市轨道交通整体设计、融合建设的建设项目以及必需的市政、园林、环卫、交通、国防、环保、抗震设防和人防工程，并依法取得主管部门许可的除外。相关主管部门在办理行政许可时应当书面征求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意见。
经许可确需在影响保护区和严格保护区内建设的项目，作业单位应当分析、论证施工活动和建(构)筑物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影响，施工过程应当接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的安全监控。
在城市轨道交通高架线路桥下垂直投影区域内禁止非法占用土地，禁止未经许可堆放物品、停放机动车辆、机械设备等。高架线路桥下空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或者按照要求进行绿化。因公共利益需要合理使用高架线路桥下空间的，不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并应当为高架线路设施日常检查、检测和养护维修预留条件。
第四十八条 在安全保护区内进行下列作业活动，除应急抢险外，作业单位应当在作业前制定城市轨道交通保护专项施工方案(包括实施性施工组织方案、施工监测及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动态监测方案、应急预案)，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书面同意，并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手续后组织实施:
(一)新建、改建、扩建或者拆除建(构)筑物;
(二)挖掘、爆破、地基加固、打井、基坑施工、桩基础施工、钻探、灌浆、喷锚、地下顶进作业;
(三)敷设或者搭架管廊(线)、吊装等架空作业;
(四)取土、采石、挖沙、疏浚河道;
(五)大面积增加或者减少建(构)筑物荷载的活动;
(六)其他可能危害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的活动。
上述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有较大影响的，作业单位应当在书面征求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意见前，组织专家对城市轨道交通保护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论证，并在施工过程中委托专业机构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
作业单位未按照批准的施工期限开工的，应当重新书面征求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意见，并办理有关行政许可手续。
市规划主管部门对安全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实施规划许可时，应当注明保护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要求。
第四十九条 作业单位在安全保护区内作业前，应当与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签订安全保护协议，落实城市轨道交通保护专项施工方案中各作业项目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和相关费用。
作业过程中发生可能危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情形的，应当立即停止作业，采取安全补救措施，并报告许可作业的主管部门、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因配合作业单位采取的临时安全补救措施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作业单位承担。作业结束后，作业单位应当及时通知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共同确定停止各项安全防护和监测措施。
第五十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负责影响保护区和严格保护区的日常巡查工作，向相关主管部门定期报告巡查情况。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有权进入作业活动现场巡查，要求作业单位提供有关工程文件和资料，发现隐患或者可能危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予以纠正;对作业单位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相关主管部门。相关主管部门接到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报告后，应当及时处理，责令作业单位或者个人立即停止作业，采取措施消除妨害。
在安全保护区内敷设管廊(线)的，管廊(线)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加强对管廊(线)的巡查、维护和管理，确保管廊(线)安全。
第五十一条 安全保护区外的工程项目可能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时，应当要求作业单位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在施工前告知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
作业单位在安全保护区外使用塔式起重机等机械进行起重作业的，应当确保其作业范围或者器械倾覆范围在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及地面以上设施结构外边线外侧6米外。
第五章 安全与应急管理
第五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城市轨道交通议事协调机构应当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五十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施工单位、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依法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安全生产预警和应急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城市轨道交通施工单位、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
第五十四条 禁止下列危害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行为:
(一)擅自移动、遮盖、损坏安全警示标志、消防警示标志、疏散导向标志、测量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设施等;
(二)损坏车辆、隧道、桥梁、线网、轨道、路基、车站、安防设备、人防设备、护坡、排水沟等设施设备;
(三)损坏和干扰电缆、机电设备、自动售检票系统、通信信号系统等;
(四)非紧急状态下启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
(五)抛投物体进入轨道运行区或者致使风筝、气球、飞行模型、孔明灯以及其他物品进入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范围;
(六)不当使用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危害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营的行为;
(七)在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路和高架线路弯道内侧修建妨碍行车瞭望的屏障物、影响行车信号的广告牌、霓虹灯等障碍物，以及种植妨碍行车瞭望的树木;
(八)在通风亭、疏散通道、车站出入口、高架桥50米范围内存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品;
(九)在车站站前广场、出入口、通风亭、变电站、冷却塔外侧5米范围内堆放晾晒物品、停放车辆、摆设摊点、候车拉客以及其他妨碍乘客通行和救援疏散的行为;
(十)其他危害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定期对城市轨道交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对建设、运营情况以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安全评估，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
发生地震、火灾、洪水等重大灾害后，城市轨道交通停止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安全检查，确保符合安全运营条件后，方可恢复运营。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在轨道交通沿线采取技术保护和监测措施，加强设施保护。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损或者擅自移动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工程保护和监测设施。
市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的监督检查，定期组织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评价，发现问题的，督促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及时整改。
第五十六条 市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制定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设施设备和监控设施设置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对安全检查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并依法处理安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市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和值守制度，及时处置有关违法行为，维护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第五十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设施设备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时投入使用。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在车站和列车内配置消防、防汛、防爆、反恐、报警、救援、疏散照明、逃生、防护监视等设备，定期检查、维护、更新和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运行。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监控设施系统，并与公安机关的相关系统连接。
第五十八条 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研究、决定和部署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市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制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制定突发事件具体应急预案，并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恐怖袭击、治安、消防的突发事件，由公安机关负责制定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及时组织指挥处置。
第五十九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成立应急管理机构，设置应急救援场所，配备应急救援设施设备，储备救援物资，组建应急咨询专家组和应急救援队伍，定期组织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城乡建设、安监、公安、卫生计生、人防等部门和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县(市)区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应急联动演练。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城市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应急保障联动机制，提高协同处置能力。
第六十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发生突发事件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相关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先期处置，并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
市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突发事件发生区域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排水、通信等单位在接到突发事件的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按照各自职责及时组织实施应急处置措施。
第六十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制度，及时向社会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救援信息和换乘信息。
城市轨道交通应急信息需要广播电视媒体、通信运营等单位支持配合的，相关单位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第六十二条 因发生故障或者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运营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暂停线路运营或者部分路段运营，同时报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市公安机关并向社会公告。
第六十三条 因节假日、大型群众性活动等原因造成客流量上升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增加运力，疏解客流，并及时预警信息。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量激增，严重影响运营秩序并可能危及运营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采取限制客流量、封站等临时措施，并报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市公安机关，确保运营安全。
采取停运、封站、限制客流量等措施，造成客流大量积压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协调，安排增加其他客运运力等应对措施进行疏解。
第六十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的，应当先组织抢救伤员，及时排除障碍，尽快恢复建设、运营。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应当妥善保留证据、维持秩序，并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公安、安监等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对现场进行勘察、检验，依法进行事故认定和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xx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提供运营信息查询服务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未建立投诉受理机制或者未依法处理乘客投诉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配置相关设施设备并定期检查、维护、更新和保养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储备救援物资或者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暂停线路运营未报告或者未向社会公告的。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城市轨道交通出入口周边物业范围内擅自设置城市轨道交通指引导向标志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条规定，有第一项至第七项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有第十一项至十五项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擅自在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内拍摄影视剧、设置广告设施或者商业网点等活动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要求规范设置广告、商业网点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在城市轨道交通高架线路桥下垂直投影区域内非法占用土地，堆放物品、停放机动车辆、机械设备的，由相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从事非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作业单位在安全保护区范围内从事作业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相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城市轨道交通保护专项施工方案或者未经许可在安全保护区内作业的;
(二)未按照规定组织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论证或者未委托专业机构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的;
(三)在作业过程中发生可能危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安全情形的，未立即停止作业，采取安全补救措施或者未报告许可作业的主管部门、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的;
(四)拒绝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进入作业活动现场巡查的。
第七十二条 市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可以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条件的事业组织实施。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属于经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四条 有关主管部门、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城市轨道交通管理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七十五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包括轨道、路基、桥梁、隧道、车站(含出入口、通风亭和冷却塔)、变电站(所)、控制中心、车辆基地、停车场等土建工程，车辆、供电、通信、信号、通风空调与采暖、消防及给排水、火灾自动报警、环境与设备监控、自动售检票、电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屏蔽门(安全门)、标志标识、乘客信息系统、隔音屏障、人防设施、广告设施等设施设备，以及为保障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和为乘客提供便利服务而设置的其他相关设施。
安全保护区，是指为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建设和运营，在城市轨道交通沿线设立的保护区域。
试运行，是指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冷、热滑试验成功，系统联调结束，通过不载客列车运行，对运营组织管理和设施设备系统的可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
试运营，是指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所有设施设备经验收合格，整体系统可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经过试运行检验合格后，在正式运营前所从事的载客运营活动。
第七十六条 本办法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
城市轨道交通方式城市铁路
凡是为城市交通服务的所有形式的轨道交通都可看作城市铁路。这里特指作为干线铁路中
的铁路枢纽，利用现有的运输资源，能在市区内开行的公交化(站距短、停站多、密度大)的旅客列车线路。
市郊铁路
利用干线铁路或修建专用线路，开行于城市中心区到卫星城、卫星城到卫星城间(站距较大 、停车次数较少、行车密度不太大)的旅客列车，叫做市郊铁路。它主要用于通勤、通学、旅游、赶集等加强城郊联系的社会、经济活动。
地下铁道
地下铁道泛指建在地下的干线铁路。但是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只有具有一定规模运量，按运
行图行车，运行于地下的旅客列车，才叫做地下铁道。由于地下铁道一般建在城市里，加上具体线路的建设条件不同，它的延长线或部分线路，甚至整条线路可能建在地面或高架，也统称为地下铁道，如北京的13号线和上海的3号线都是地面或高架线路形式，但由于它的技术制式如车辆、信号、通信、线路都和其他地铁线路一致，故也把北京13号线、上海3号线称之为地铁系列的线路。也有人怕混淆地铁概念，又把这类线路笼统叫做城市轨道交通。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于1863年在伦敦诞生。
轻轨交通
它是一种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运输系统。英、美称之为LRT,俄国称为OPT，其意为“
轻轨运输”或“轻轨系统”。德国把它称为“城市铁道”，日本称为“轻轨电车”。它可以运行在地下，也可以建成高架轨道形式，也可在地面运行，它是由现代有轨电车发展起来的，既可在技术上自成体系，也可采用地铁技术制式，几乎与地铁难以辨别。但从宏观上说，轻轨交通最主要特征是其运量规模比地铁小，其单向高峰小时断面流量在10000人~30000人。因此，有人把凡是高峰小时断面流量在这个范围的其他形式轨道交通如单轨交通、新交通系统、直线电机驱动的城轨车辆交通等都称之为轻轨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
世界上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开通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时间是1888年5月。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于1920xx年3月5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建成。旧式有轨电车速度低、运量小、舒适性差，技术落后。许多国家都对其进行了改造或拆除。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大连、长春、哈尔滨、鞍山、香港等城市和地区，都曾经有过有轨电车，目前只有大连、鞍山、长春、香港还保留着有轨电车。大连、长春还对有轨电车进行了改造。
单轨交通
它是由车辆在一根导轨上行驶的交通工具，具有中等运量，分为悬挂式和跨座式两大类。悬挂式单轨交通，也称为空中轨道列车，始建于1920xx年的原联邦德国的伍珀塔尔市。由于其造价低、工程快、无污染、占地面积小、可拆卸等优点，现在逐渐引起很多国家的重视，被视为是最经济环保的交通工具之一。日本第一条跨座式单轨交通线路始建于1961年，当年投入运营。中国正式作为城市交通用途的单轨交通已于20xx年6月18日在重庆正式建成运营，型式为跨座式高架，全长14.35公里。
磁悬浮交通
它是一种运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电磁原理、依靠电磁力使车厢悬浮并行走的轨道运输方式。磁浮交通有常导和超导两种类型。常导式磁浮线路能使车辆浮起10毫米~15毫米的高度，运行速度较低，用感应线性电机来驱动。超导式磁浮线路能使车辆浮起100毫米以上，速度较高，用同步线性电机来驱动，技术难度较大。日本使用超导体产生的磁力使列车悬浮，列车时速可达500多公里。德国使用常导相吸原理达到磁浮，时速也提高到400多公里。中国的上海浦东建成的磁浮交通，最高时速可达430公里。
篇7
主任医师，现任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所所长，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理事，地方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环境卫生标委会委员、省环保厅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库专家。
多年来致力于环境危险因素监测与人体健康关系研究。研究重点地区重点污染物系统性的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建立覆盖全省的水质监测网络；先后主持人群碘营养水平与甲状腺疾病研究、区域性雾霾成因和健康影响防控研究等2项省科技厅重大科技专项；参与农村住宅卫生标准、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规范、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氧化氯消毒设施卫生规范、农村居民生活饮用水水量卫生标准的制定。
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喝的每一滴水、每天吃的盐……这些看似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一个人时刻关注着，他就是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所所长楼晓明。
见缝插针的采访时间，笔者带着一颗好奇心走进楼晓明的办公室，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问了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浙江疾控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所究竟是做什么的？
楼晓明笑着说，其实我们做的都是些平常的工作，都是从居民健康角度出发，“老百姓关心的健康热点，就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根据居民的健康诉求，监测环境中有害的物质，经过科学分析，整理出权威报告，报告政府职能部门。同时，也把健康信息传播给百姓。”
关注居民水龙头的每一滴水
水是生命之源。水质直接影响居民的健康，居民家里水龙头出来的每一滴水都让楼晓明和同事牵挂。
“环保部门管的是源头水，水务部门管的是水厂水质，而我们则密切关注着从水源到老百姓家里水龙头里出来的水对健康的影响。一旦发现问题，马上提供数据、报告给相关部门，一起查找原因，提出解决对策。”楼晓明告诉我们，浙江省疾控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所一直致力于建立水质监测网络，长期监测全省的水质状况。网络建设从零做起，经过不断努力，目前，已经覆盖了全省全部城市，以及80%的农村乡镇。
有不少地区的水氟含量高，容易引起“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是由于地区水质中氟元素过多，而使生活在该环境中的居民经饮水等途径长期摄入过量氟所引起的以氟骨症和氟斑牙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又称为饮水型地方性氟病。
楼晓明介绍，1985年，浙江全省有33个县337个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村。针对高氟地区的全面监测，为水利部门的改水工作提供了明确依据。2013～2014年，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新对全省饮水型氟中毒情况进行筛查确认，发现还有15个县的75个村仍存在水质氟超标或改水工程非正常运行情况，于是专门写了调查报告给省政府。“报告递上去以后，分管卫生的郑继伟副省长和分管水利的黄旭明副省长高度重视，批示由“五水共治”办公室牵头相关部门，把水质有问题的地区添加到2015年改水名单。今年我们将再去那些地方监测，看看水质究竟有没有得到改善。”
除了长期的水质监测，如果一旦发生水质污染突发事件，楼晓明和同事们也会马上投入突发事件处理的工作小组中。2013年，杭州发生了自来水异味事件，一时间，引发市民纷纷抢购矿泉水。当时，浙江省疾控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所配合环保、水务等部门，追踪异味的“真凶”。经过多轮专家综合论证，最终认定引起此次异味的主要物质是“邻叔丁基苯酚”，10家涉及该类物质的企业均采取停产停排等控制性措施。
保护青山绿水的技术卫士
现代生活里，我们有很多电子产品，也不断淘汰电子产品。那这些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后都去了哪？
浙江省有几个地方是这些废旧电子产品的集中拆解地。通过拆解把里面有用的金属、零件等收集转卖以获得经济利益，拆解业一度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在这种随意无序的拆解过程中，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比如说废旧变压器拆解过程中，泄漏到环境中的绝缘油含有多氯联苯等有机污染物，它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具有很强的肝毒性、神经毒性和生殖毒性，会产生致癌、致畸、致突变等。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会对健康产生很大的损害。
楼晓明告诉我们，这些污染物通过污染周边环境并经过食物链的途径在人体中蓄积。“对于电子拆解中产生的多氯联苯等污染物，我们已经进行了连续十多年的监测。记得当时去现场采样，需要采集鱼作为样本，但当地因为污染严重导致河道连鱼都很难生存。我们特地雇了当地渔夫费尽千辛万苦捕到了一些鲫鱼。”楼晓明说，按照正常规律，一般十条鱼中会有一条雄性鲫鱼，但被污染河道里的鱼，经过解剖分析，发现没有雄性鱼，只有一条双性鱼。这意味着，因为环境污染，水生动物发生了雌性化，如果人吃了这样的鱼，鱼当中的毒素就会在人体内不断蓄积。在当地人群人体的血液、脂肪组织、母乳以及新生儿的胎粪中都检出了这种物质。
类似调查中，不仅需要检测，还需要很多耐心的沟通和协调。比如为了检测血液中污染物的含量，要采集10ml的血液，很多父母往往不愿意自家孩子被抽血，楼晓明和同事就耐心跟他们解释。事实上，因为涉及到地方经济，还需要与当地政府积极沟通、协调，把监测的污染结果提供给他们，比如哪些被污染的土地不适合种植农作物，并帮助他们整顿无序拆解，提供规范操作、废弃物排放，形成工业园区。“相比前几年，现在的他们不会只看重眼前经济利益，会主动从大局考虑，青山绿水和GDP一样重要，这是很明显的进步。”楼晓明说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碘盐到底要不要吃
碘营养也是浙江省疾控中心职业与环境卫生所长期关注的项目。早在上世纪80年代普查时，浙江全省90个县（市、区）均为碘缺乏地区，共普查出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患者83万余人。这意味着每100个人中，就有2人是“大脖子病”，发病率非常高。
正是因为这样严峻的情况，1995年浙江施行全民食盐加碘策略。20多年过去了，大脖子病已经很少见了。2013年调查，浙江省8～10岁学生甲状腺肿大从1995年的14%下降到了5%，同时食盐加碘大大降低了智力障碍孩子的发生率。
近几年，不少人有疑惑：既然作为碘缺乏的大脖子病已经销声匿迹了，为什么还要吃加碘盐？而且浙江是沿海地区，海产品丰富，加碘盐的食用会不会导致碘过量？
有这些疑问的人，楼晓明经常能碰到。他告诉我们，浙江虽是沿海城市，但仍旧是碘缺乏地区，这是不会改变的。“至于碘到底需不需补，该怎么补，这其实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我们曾经去调查过淳安的一个贫困小学，那边的孩子普遍缺碘，但当地供应的都是合格碘盐。经过监测发现，因为人体碘的吸收和蛋白质摄入有很大关系，而贫困小学的学生普遍吃的都是咸菜馒头，蛋白质摄入含量远远不足。所以，我们就提出方案为孩子们每天增加鸡蛋、豆腐干等食物，一段时间后，孩子的碘吸收明显上升，缺碘情况也很快得到了改善。”
2012年，国家根据各地情况，调整加碘盐标准。根据实际情况，浙江确定食用碘盐含量为25毫克/千克。此后监测数据显示，调整标准后，人群尿碘水平处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适宜水平，不过孕妇存在缺碘的状况。
“智力发育需要碘，我的建议是孕妇和孩子必须补碘，同时可以适当多吃一点海带、紫菜这类含碘丰富的食物。”楼晓明表示，“至于其他成人，能获取碘的途径不外乎食用碘盐和食用海产品，可以根据自身健康需求来决定。总的来说，物质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对健康有了个性化的选择，碘的补充和摄入也选择根据不同地区、人群进行细分化。”
据浙江省肿瘤防治办公室2000年至2009年的十年统计年报表明，十年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每年增长约16.32%，在女性癌症中是上升最快的癌种。对于碘盐，有些人甚至怀疑碘补过头引发了甲状腺疾病。
楼晓明表示，大数据研究表明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补碘会引起甲状腺癌的高发。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是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医疗检查手段的先进，甲状腺癌的检出率提高了；二是装修材料等，环境污染的加重也可以引发甲状腺癌；三是过量辐射，比如经常做CT检查；四是精神紧张、压力过大等心理因素诱发。“碘元素是人体的调节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现在有些人听信一些错误的信息，盲目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在补碘上是不科学的。”
楼晓明建议大家，现在提倡大家饮食要低盐低油，每天推荐每人的食盐摄入量为6克，按这个标准碘元素的摄入就不会超标。
雾霾到底有多大杀伤力
现在大家关心天气的同时，一定会关心空气质量。雾霾对健康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目前专家尚不能给出数字化的结论，因为任何权威结论必须通过长期科学监测。两年前，浙江省疾控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所开始监测雾霾。从刚开始全省只有2个市的监测点，到现在已经有8个市的监测点，2017年的雾霾监测工作将会覆盖全省所有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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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 基本国情 中国特色 信息化建设
一、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我国信息化建设必须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资源相对不足，进一步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平均消耗水平；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仍在扩大，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水平低，科技含量不高；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双重任务；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管理基础薄弱，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可以说，我国的信息化建设既有优势和机会，也有劣势与威胁。如何充分发挥优势、抓住并利用好各种机会，努力克服劣势、消减威胁，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正是中国信息化道路选择的关键所在。也是其根本任务所在。
二、我国信息化发晨的战略重点
(一)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
推进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利用公共网络，采用多种接人手段，以农民普遍能够承受的价格，提高农村网络普及率。整合涉农信息资源，规范和完善公益性信息中介服务，建设城乡统筹的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适用的市场、科技、教育、卫生保健等信息服务，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
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技术在能源、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和化工等行业的普及应用，推进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推动高能耗、高物耗和高污染行业的改造。推动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信息化。
加快服务业信息化。优化政策法规环境，依托信息网络，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加快发展网络增值服务、电子金融、现代物流、连锁经营、专业信息服务、咨询中介等新型服务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引导人才密集、信息化基础好的地区率先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二)推行电子政务
改善公共服务。逐步建立以公民和企业为对象、以互联网为基础、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增加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加强社会管理。整合资源，形成全面覆盖、高效灵敏的社会管理信息网络，增强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协同共建，完善社会预警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运行机制，增强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监控、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强化综合监管。满足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规范监管行为的需求，深化相应业务系统建设。围绕财政、金融、税收、工商、海关、国资监管、质检、食品药品安全等关键业务。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有序推进相关业务系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共享，促进部门间业务协同，提高监管能力。
(三)建设先进网络文化
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网上传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品的数字化、网络化，规范网络文化传播秩序，使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优秀的作品成为网上文化传播的主流。
改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鼓励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行业加快信息化步伐。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加快文化信息资源整合，加强公益性文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加强互联网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整合互联网对外宣传资源，完善互联网对外宣传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互联网对外宣传工作整体水平。持续提升对外宣传效果，扩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建设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倡导网络文明，强化网络道德约束，建立和完善网络行为规范，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的网络文化创作实践，自觉抵御不良内容的侵蚀，摈弃网络滥用行为和低俗之风，全面建设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四)推进社会信息化
加快教育科研信息化步伐。提升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持续推进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发展多层次、交互式网络教育培训体系，方便公民自主学习。建立并完善全国教育与科研基础条件网络平台，提高教育与科研设备网络化利用水平，推动教育与科研资源的共享。
加强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建设并完善覆盖全国、快捷高效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增强防疫监控、应急处置和救治能力。推进医疗服务信息化，改进医院管理。开展远程医疗。
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多层次、多功能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就业信息统计、分析和工作，改善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加快全国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五)完善综合信息基础设施
推动网络融合，实现向下一代网络的转型。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性能，推进综合基础信息平台的发展。加快改革，从业务、网络和终端等层面推进“三网融合”。发展多种形式的宽带接入，大力推动互联网的应用普及。推动有线、地面和卫星等各类数字广播电视的发展，完成广播电视从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的转换。
建立和完善普遍服务制度。加快制度建设，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和社会困难群体，建立和完善以普遍服务基金为基础、相关优惠政策配套的补贴机制。逐步将普遍服务从基础电信和广播电视业务扩展到互联网业务。
(六)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建立和完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加快人口、法人单位、地理空间等国家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拓展相关应用服务。引导和规范政务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增值开发利用。鼓励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信息服务业。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对节约资源、能源和提高效益的作用，发挥信息流对人员流、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引导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加强全社会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对生产、流通、金融、人口流动以及生态环境等领域的信息采集和标准制定，加强对信息资产的严格管理，促进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七)提高信息产业竞争力
突破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集成创新，突出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选择具有高度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产品和项目，促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产学研用结合。实现信息技术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
培育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信息产业。加强政府引导，突破集成电路、软件、关键电子元器件、关键工艺装备等基础产业的发展瓶颈，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步形成技术领先、基础雄厚、自主发展能力强的信息产业。
(八)建设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全面加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坚持积极防御、综合防范。探索和把握信息化与信息安全的内在规律，’主动应对信息安全挑战，实现信息化与信息安全协调发展。坚持立足国情。综合平衡安全成本和风险，确保重点，优化信息安全资源配置。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重点保护基础信息网络和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系统。加强密码技术的开发利用，建设网络信任体系，加强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大力增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积极跟踪、研究和掌握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先进理论、前沿技术和发展动态。抓紧开展对信息技术产品漏洞、后门的发现研究，掌握核心安全技术，提高关键设备装备能力。促进我国信息安全技术和产业的自主发展。加快信息安全人才培养，增强国民信息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信息安全的法律保障能力、基础支撑能力、网络舆论宣传的驾驭能力和我国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建立和完善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长效机制。
(九)造就信息化人才队伍
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强化领导干部的信息化知识培训，普及政府公务人员的信息技术技能培训。配合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组织志愿者深入老少边穷地区从事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服务。普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普及活动。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和信息能力。
培养信息化人才。构建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在职培训为重点，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结合。公益培训与商业培训相互补充的信息化人才培养体系。鼓励各类专业人才掌握信息技术，培养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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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力用户；用电安全管理；必要性；“互联网+”；要求；策略
“互联网+”的本质要求是将传统工业生产融进互联网元素，实现高度智能化、绿色化、科技化生产。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随着政府部门的日趋重视，我国将“互联网+”概念融入了各行各业当中。而电力用户安全用电管理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基于“互联网+”的电力用户安全用电管理策略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电力用户用电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各地修建了诸多供电设施，对用电检查管理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现阶段的用电安全管理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 ）供电企业需要不断改进工作模式，最大限度的提升其工作效率，与时俱进，运用现代化技术促进用电安全管理的规范化及科学化。（2 ）供电企业需要加强与用户的联系，深入了解分析用户的需求，全面掌握用户的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加整体性及人性化的供电服务。（3 ）供电企业需要不断完善服务策略，转变服务理念，注重用电安全性及用电检查管理工作的质量，确保用户的用电安全。
二、“互联网+”的主要特征
互联网作为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征，其与教育、工业、商业、金融业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融合。互联网使信息之间相互关联，降低了信息共享的成本和距离，形成了一个既竞争又合作、既独立生存又开放包融的“有机生态圈”，这使得信息的交流更加快捷和普遍。 互联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 ）跨界融合。互联网+模式是指在新型的互联网模式下，各个领域需要与互联网进行深度的结合。只有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于联合，才能创造出更大的财富，才能创造更加新颖的局面。只有与时代接轨，与互联网接轨，与创新接轨，才能使企业产生更持久的动力。（2 ）开放生态。实行更加开放的局面，创造开放生态。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特征就是生态化的运营，生态化运营是指减少传统环节，实现产业环节的有机结合，创造有利于革新的平台。实现市场指向的科学化运营，让每一个参与市场的主体都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环节。让新奇的想法有生长的空间和成长的机会。（3 ）连接一切。互联网的渗透性是其独特的优势，互联网通过其强大的互动性，连接起拥有互联网的主体。连接的用户更多，产生的价值更大，互动的信息就更多。使互联网用户的群体越来越多，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是互联网＋模式的具体目标。
三、基于“互联网+”的电力安全用电管理要求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随着供电优质服务的推进，用电检查已逐步由维护用电秩序为主的业务职能，向用户服务经理的角色转变。但是在现实工作中，一方面许多用户对用电检查人员及工作感知度不足，另一方面用户由于各种原因（如经济意识、故障导向等）对用电检查现场提供的服务漠视。通过走访和调查发现，不同用户代表和用户电工对电力服务信息有不同的要求：（1 ）希望获悉实时和近期历史的相关电量数据；（2 ）希望可以得到电工管理及辅助；（3 ）希望可以知悉客户侧内部修理维护的相关信息；（4 ）希望可以更便捷更主动的获悉相关用户内部情况（如用电检查后的结果和隐患情况）和管理知识；而上述这些需求，又是目前互联网平台无法提供的。
四基于“互联网+”的电力用户安全用电管理策略
1 、建立健全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具体表现为：（1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供电企业、用电客户要建立三级信息联系机制，根据检查周期开展检查服务工作，将安全隐患告知用电客户，用电客户根据检查通知中的安全隐患逐一制定治理的策略、方案和计划，提出治理的质量和时间要求，供电企业将督办结果报备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将报备隐患信息列入督办工作中；明确“客户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政府相关部门是安全监管主体、供电企业是供电安全责任主体”三个主体；把握“供电隐患整治、用电安全服务”两条主线；强化“责任落实、信息沟通、风险防范、结果考核”四个关键环节管控，形成部门各负其责、协同配合、高效联动工作机制，确保重要用户供用电安全；（2 ）将客户互动端APP融入掌上用电，向多元的移动平台发展，打造供电企业与客户信息共享、良性互动的智能平台，利用網络停复电通知与反馈管理、风险预警、隐患督办、收集投诉建议等，形成隐患管理的知识库和历史库，全面提升电力用户安全用电管理效率。
2 、规范用户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配置。主要体现在：（1 ）加强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监督管理，提高社会应对电力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有效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按照《关于加强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指导的意见》要求，合理配置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安全规范地使用自备应急电源；（2 ）办理高危及重要电力用户业扩业务时，必须要求高危及重要电力用户申报其负荷明细、负荷特性、主要设备供电允许中断时间等用电安全相关内容，并区分清楚保安负荷、生产负荷、可错避峰负荷和生活照明等负荷，根据高危及重要用户重要等级答复供电方案原则意见和接入电网技术方案。
3 、坚持贯彻落实“四到位”责任。（1 ）以“互联网+”新形势为主线，深化营销业务、高危及重要用户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系统、GIS系统、营配贯通系统等应用，结合用电检查移动作业和客户端互动应用平台，及时准确、方便快捷地对客户发送停电预警、隐患通知、隐患督办、停复电通知等工作，拉近用电检查人员与高危及重要电力用户之间的距离，实现用电检查人员与高危及重要电力用户负责人之间的点对点交互，建立方便快捷的信息交互通道，提高供电企业服务管理质量；（2 ）供电企业应逐级建立高危及重要电力用电安全检查服务责任体系，明确检查周期、服务要求、服务对象，责任到人、责任到户，将供电区域内高危及重要电力用户分解到每位用电检查人员；（3 ）供电企业开展周期检查和专项检查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交流，学习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事故典型案例，并结合安全隐患分析存在的风险，使用户充分认识安全用电重要性和电力事故对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及影响；（4 ）主动与当地政府、政府相关部门、电监机构、媒体沟通联系，建立常态联系机制，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安全隐患分级挂牌督办工作，履行供电企业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责任，宣传供电企业有关政策，服务客户，接受监督。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形势下电力用户安全用电管理可以有效增强用户安全用电意识，减少电气事故发生的几率，防止及避免人身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既有利于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也有利于用户的安全生产和生活。因此为了保障电力用户安全用电，必须加强对基于“互联网+”的电力用户安全用电管理策略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洪晓峰.“互联网+电力营销”环境下的电力营销创新[J].科技经济导刊，20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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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社会力量；角色定位
作者：高中（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一、加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城市公共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相关数据显示，1979年到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上升到7.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53.7%，城市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仅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就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①。可以说，城市己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旗帜和核心，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而2016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9》指出，我国交通事故、电梯事故、城市火灾、危险品爆炸、城市内涝等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经济社会损失严重，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健康发展的“短板”②。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和控制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依据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形成的大致共识，所谓城市公共安全，是指城市内的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未受到威胁，涉及公共领域的秩序、利益、价值能够按照公共生活的固有逻辑正常运转的状态。就所指涉的范围而言，广义说认为城市政府对辖区内出现的安全问题都需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管理，因而将城市任何安全问题均归入公共安全的范畴。狭义说则主张特指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安全问题。本文采用狭义说。
关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类型，学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例如，在成因上，可简单地分为自然灾害管理和人为灾害管理；在管理环节上，可分为日常预防、预警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常态；从应急管理角度看，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四大类；从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保险产品开发的视角，则包括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市政安全、交通安全、社区安全、公众安全、职业责任、社会安全、食品和环境安全、健康疫情安全等十类领域。可见，城市公共安全及其管理是内涵极其丰富且实践形态极其复杂、多样的城市社会政治现象。
在公共安全领域，我国基本上仍处于“国家力量包揽一切”的无可奈何的格局下，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虽有期盼但仍处踌躇、怀疑、不知所措的状态。在新形势下，这种模式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保障力度不足、保障效果欠佳等问题。而继续单纯加大行政力量投入，无论从结果导向，还是从效率导向的角度，均非最优选择。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成熟的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套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成效显著的安全管理体系。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是对行政力量守护公共安全的积极补充，同时还是从“被动防治”到“主动防治”、从“部分防治”到“全方位防治”转变的关键要素。究竟如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已成为一项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③。
为了解我国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现状，探究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可行路径，本课题组在湖南省政法委的牵头协调下，特选取开福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天心区高桥派出所、雨花区高升法治社区三处进行实地调研。对开福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指挥中心的调研，重心在了解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施行现状和支撑力量，及网格化管理（信息指挥平台）的运行方式及问题；对高桥派出所的调研，目的是了解当前警务模式在城市治安管理中的现状和问题；对高升社区的调研，主要是了解并探索社区力量在城市安全管理中可发挥的作用和可调动的资源。此外，本课题组还广泛了解了涉及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方方面面。本文拟从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主体角色及其功能切入，分主体进行论述，以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求应对之策。
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多元主体及角色定位
结合国内外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实地调研的心得体会，本文认为，可以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引入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
（一）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载体，又可划分为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下面将分块阐述这些社会组织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1.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企业。企业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主要途径有两个：
第一，做好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与安全教育，让企业成为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的基本单位之一。企业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既是法定义务，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健康、长远发展的必备要素。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知识教育，系统排查安全隐患，妥善处理可能引发安全问题的纠纷、事故及其他隐患，并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督、查处工作。值得强调的是，应明确企业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可以考虑参考“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实“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倒逼企业负责人狠抓安全管理工作。对上述建议，一些地方条例已有关注，如《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第八、九条对企业安全管理教育及企业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就有涉及，但都是粗线条的，缺乏相应实施细则和惩戒规定，以致难以取得较大实效。笔者建议在《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中围绕“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这个主题，细化企业等单位的安全责任并完善实施细则，增设具可操作性的惩戒规定。
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应鼓励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就有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六条也规定了营利法人应“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感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目前，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常见的有抗震救灾中企业捐资捐物、承担对口帮扶责任，企业捐赠消防器材等等，间接维护了当地的公共安全。当然，也有直接维护公共安全的例子。实地调研获悉，高升法治社区的高升实业有限公司虽是一家集体企业，但亦承担了社区治安巡逻人员的费用，为保障社区安全主动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政府应从多渠道倡导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开展典型企业评选、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推动企业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这也正是调研时常常听到的基层呼声。
第二，为政府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其具体形式多样，如有资质的企业可以提供城市安全管理软硬件系统、治安保障服务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两种企业，一种是保安公司，一种是保险公司。
保安公司，作为“警务社会化”理念的重要实践，具有效率高、针对性强等特征，是对警察体制的积极补充。与国外先进保安公司相比，我国保安公司存在不少差距：从业人数比例过低，我国保安服务人员和警察的比例平均不到1∶2，而先进国家一般为3∶1，最高达6∶1④；专业化水平层次不齐，我国保安服务业还未形成严格规范的职业培训机制；业务范围相对过窄，先进国家保安公司已经发展到以安询、技防为主，而我国保安公司的业务更多的还是人防。差距虽然存在，但潜力同样巨大。如果我们能更重视、支持保安公司的发展，通过政府购买保安服务的方式，更多地鼓励保安公司参与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协助公安部门日常巡查，为社会各类主体提供安全方案设计、技术支持等，这会比单纯增加行政警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⑤。另外，我们也要考虑破除保安公司发展的一些阻碍，改变目前保安服务业近乎行政垄断的局面，鼓励市场和资本的进入，激发保安服务业潜力，同时要完善监管机制和考核机制，确保保安服务业健康发展。
保险公司，依据其企业本身的业务特性，可在城市安全管理中起到事前防范、事后补偿的作用。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能力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专业化程度高。如果让保险公司大范围地评估城市规划、公共设施等城市公共安全要素，合理地设计险种和保险费，依法建构合理、可行的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多元公共安全险种投保机制，可很大程度上消除潜在安全隐患，从而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2013年深圳市政府与民太安保险公估集团携手推出《深圳市公共安全白皮书》，成效较为显著。政府携手保险公司评估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这完全是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此外，保险公司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还可以起到分担风险、事后补偿的作用，体现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微观维度，涉及作为个体的人或组织可以参保各种人身险、财产险等来分担风险，这个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宏观维度，涉及如何把保险理赔范围扩到其他重大安全事件。这是目前的一个难点，因为大多数保险产品的理赔范围都排除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对于类似的重大灾害，保险还无法起到分担风险、事后补偿的作用。对此，聚焦于重大灾害的“巨灾保险”的概念应运而生，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设计、实践，其中深圳的“政府巨灾救助保险、巨灾基金和个人巨灾保险”三位一体的模式走在了前列。“巨灾保险”的模式，值得相关部门关注和探索。
2.非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更为多元，主要有NGO、社区、学校、媒体，以下分论之。
（1）NGO。NGO，即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普遍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并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NGO基于本身的专业性和公益性，可以在政府职能之外，为社会治理提供积极补充。但在实践中，我国NGO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这有很多制度上的原因，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对成立社会团体在人数和资金上的较高限制，以及必须挂靠业务主管机关的要求，给NGO的成立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在公共安全领域，能被人熟知的只有中安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等几个全国性的救援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域在地震之类的大型自然灾害的救援上，与城市公共安全几乎没有其他交集。但实际上，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有大量的工作可以由NGO来承担，既可以是卫生知识、消防知识、安全知识普及，公共安全事件医疗救助等需要专业知识的NGO，也可以是社区志愿巡逻、纠纷调解等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的草根NGO。因此，有必要放宽NGO设立门槛，鼓励、支持、引导更多有资质的NGO组织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可以考虑在起步阶段通过政府适度提供财政支持的方式加以扶持。
（2）社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⑥。现今我国大陆的社区，绝大部分是由城镇的居民委员会改名而来，少部分由并入城镇的村委会改名而来。因此，社区不仅是民众自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治理的承载核心，担当着区域内公共安全的重任。社区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关键在于发挥社区的自治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社区物业公司。安全管理是物业公司的一项基本职责，物业公司理应成为社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物业公司维护社区安全，可以通过“人防+技防”的模式运行。人防，主要是物业公司人员通过门禁管理、治安巡逻等人力手段来维护社区安全；技防，主要是物业公司通过建立、管理现代化的门禁系统、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来保障社区安全。此外，在社区管理中，物业公司还应当承担起安全教育的责任，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小区经济情况及物业公司水准的差别，社区治安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因此，有必要规范物业公司安全管理活动，可以考虑设置行业门槛和考核机制，督促物业公司建立完备的“人防+技防”体系。此外，也可以把社区安全情况作为社区、街道工作的必须考核项目，以社区、街道办的力量反向监督物业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强化物业公司安全管理的职能。
第二，社区治安巡逻队。很多地方都兴起了社区志愿者巡逻队，志愿者们身着特定衣服、佩戴特定袖章进行义务巡逻，这既能起到治安巡查的作用，又能对潜在的可能造成治安问题的人起到震慑作用。由于社区志愿者对社区布局和社区居民情况比较熟悉，了解哪些地方是安全问题多发区，志愿巡逻工作通常能取得不错的成效。但一方面志愿者基本未受过严格培训，遇到紧急安全事件很难进行恰当、及时的处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志愿巡逻常出现虎头蛇尾，逐渐消失的现象。对此，可以考虑建立“社区民警+专职巡逻队员+义务巡逻队员”三结合的治安巡逻机制。社区民警，当然由基层派出所指派。现在公安部已强化社区民警的角色定位，把更多的警务资源投放到了社区，以便能把治安问题控制并消灭在最基层。专职巡逻队员，可以由物业公司保安人员和社区居委会成员组成，对他们可以提供一定财政补贴或奖励。义务巡逻队员，可以由社区志愿者以及“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组成。社区民警对治安问题的解决起主导作用，专职、义务巡逻队员起辅助、配合作用。这种模式可以做到职业与志愿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长效性。
第三，邻里守望制度。邻里守望制度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治安制度，它把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联合起来，相互帮助，共同预防犯罪，体现了群防群治的思想[1]。目前我国城市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感，而邻里之间关系的疏远甚至冷漠，客观上给犯罪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的邻里守望制度，鼓励社区居民订立《邻里守望公约》建立邻里守望制度，成立邻里守望志愿组织，鼓励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往来、互相保护，让每一个社区居民都能成为保护邻里安全、维护社区治安的“守望者”。邻里守望制度是居民自治的典型实践形式，是发挥群众力量的集中体现。邻里守望体系的建立，能最广泛地动员邻里参与到治安保护活动中来，能更好地发现安全问题，能更及时地上报问题、解决问题。
第四，社区志愿组织。社区志愿组织，是居民自治精神和志愿精神的集中表达。社区志愿组织，扎根社区，更能理解社区本身的需求。就社区安全工作而言，我们既要倡导像社区治安巡逻队一样的、直接维护社区安全的志愿组织，也要提倡其他类型的保障社区安全的志愿组织，如社区矛盾调解组织，能把安全问题消除在萌芽之时。当然，社区志愿组织除了治安巡逻队、矛盾调解组织外，还有更丰富的形式。我们可以通过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来推动社区志愿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授予荣誉称号、适度给予补贴、物质奖励等等。如果社区志愿组织发展成熟，效果明显，甚至可以申请成立NGO，把辐射范围拓展得更宽，把成功经验扩散得更远⑦。
关于社区主体，还涉及到一项重要制度，即网格化管理制度，各地的具体实践形式多样。以开福区为例，每个社区划分为两到三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网格管理员、网格民情员、网格监督员、网格治安员和网格党支部书记5种基本服务力量。一员多能、一岗多责的工作要求，实际让每个网格员都成为网格的安全守护员。网格员坚守在一线的网格管理岗位上，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发现安全隐患、安全事件，并通过电子工作平台上报，而“上报、派遣、处置、审查、核查、归档”的工作流程可以让安全隐患、安全事件得到及时的解决。总结包括开福区在内的地区网格实践经验，网格化管理可以使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力量下沉到最基层。
调研获悉，网格化管理存在着以下两大问题：其一，行政力量有局限。网格员的配置受到地方财政的限制，财政状况好的地方，网格员往往是单独聘请的、专职的，效能较高；财政状况一般或不好的地方，网格员通常由社区居委会成员兼任，效能会打折扣。同时，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网格员的工作基本上也是正常八小时工作制，不能全天候、全范围地覆盖整个网格；其二，工作内容有重叠，共享有障碍。网格管理系统，跟公安、安监、食药等行政系统至少在安全管理上，工作内容有重叠，而且各系统工作侧重点、工作方式不同，彼此很难做到相互协调，容易出现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了也管不着、管不好等消极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将网格化管理由行政主导模式逐渐转变为“行政指导+社区自治”的混合模式。用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来鼓励、吸收网格内的民众、志愿者参与，也可以考虑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参与。这比单纯增加财政、行政力量投入，效果会更理想。地方党政部门核心负责人应提升区域安全责任意识，整合力量，下大力气打通各行政系统的信息壁垒，就公共安全事务建立统一的信息沟通、协调的平台，籍此减少信息壁垒和信息成本，共享信息，协调工作，避免工作重叠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3）学校。学校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主要发挥两种作用：其一，作为城市安全的基本单位，保障在校人员安全。校园安全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出现过诸如校园踩踏、食品安全、校园治安等问题，再加上学生身心不成熟，更易引发安全事故。应下大功夫，系统排查、集中整治校园安全隐患，把校园变成“安全保障园”，可以借鉴前文提到的“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做实“学校负责人安全责任制”，以督促学校各级负责人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其二，作为教育机构，传播安全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但目前基本处于法律虚位的状态。安全教育应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切实得到施行。学校课程的设计应保持必要的、循序渐进的安全教育课程，从娃娃抓起，让学生在校接受系统的安全教育，无论是食品安全教育，还是应急安全教育、应急安全演习等，都应纳入学校常规教育日程中，以培育学生（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⑧。
（4）媒体。媒体在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本应发挥重大作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但目前，进行过这样的公益宣传的媒体很少，缺乏常态化的传媒公共安全宣传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安全知识宣传几乎只能在电影院、地铁上看得到，而且仅仅只是紧急逃生知识。媒体作为直接面向民众的信息传播平台，不应只考虑经济收益，应更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既然公共安全宣传是新闻媒体的法定义务，媒体主管部门就有责任采取可行举措，切实保障该项法定义务得到贯彻落实。
根据上述数据，2011年浙江省全年平均各月存款余额为58691.33亿元，贷款余额为50623.79亿元，按存款比例计算的社会游资总量8803.6995亿元，按贷款比例计算的社会游资总量10124.758亿元，全年平均多发贷款6605.2935亿元。在多发的6605亿元贷款中按照20%的比例，相当于多了1321.06亿元的社会游资。两项加也是10124.758亿元。这个数字与网络上流行的浙江省游资总量介于8000亿元到1万亿元的说法接近，所以能够基本反映浙江社会游资的总体情况。
综上，我们应切实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细化媒体在公共安全中应有的责任，加强媒体的公益宣传的法定责任意识。媒体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突出安全宣传，达到普及安全知识的效果，而且政府、企业等主体也要在合适的地方搭建传媒平台，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应急宣传。
（二）个人
与社会组织相对应，我们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作为个体的“人”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就公民个人而言，一方面应该自觉汲取公共安全知识，掌握一些应急处理方法，这与上文提到的安全知识教育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也应该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因为公民自己既是公共安全利益的享受者，也应是公共安全的维护者。面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每一位公民都应摒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做到对安全隐患“零容忍”，对可疑分子“不无视”，才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安全水平，公共安全的大网才能越织越密。
近年来，“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民众自愿自发参与到打击黄赌毒，乃至黑社会组织、间谍组织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赞扬，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群防群治的显著成效。我们应采取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支持民众积极参与到公共安全管理中来。精神奖励，可以考虑用授予荣誉市民、通报嘉奖等方式实现，用荣誉去鼓舞人，但如果涉及打击安全犯罪等特殊情形，务必注意保护民众的隐私，确保参与民众人身安全。对于民众参与对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安全隐患的上报、处理等行为，可以予以较大数额的金钱或物质奖励。对于日常公共安全隐患、问题的发现和反映，可以用小数额的物质奖励⑨。
可以考虑使用专项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相关民众志愿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把个体的力量汇聚起来。如“朝阳群众”实际上是一个有秩序的志愿组织，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还推出了“朝阳群众”微信APP，进一步方便了“朝阳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工作。这说明“朝阳群众”现象的兴起和发展，既体现了民众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自觉自醒，与此同时也与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分不开的。此外，可以考虑发动系列专项活动，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如上海的“城市公共安全随手拍”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2]。
同时，也应该注意消除民众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后顾之忧。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可以说是初步解决了“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争议，确立了承担见义勇为者损失的主体，以及见义勇为行为不担民事责任的原则。这两条“好人条款”，卸下了见义勇为者的负担，能鼓励民众更积极地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但民法责任之外还有法律的模糊地带，而且按法定程序见义勇为者在实施相关行为中受伤获得赔偿等救济所需时间较长，不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不断完善“见义勇为基金”等保障体系，进一步减少乃至消除民众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心理障碍和经济成本，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基金”在设立和运作的原则上，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引导性，并通过进一步降低评审门槛等举措，鼓励救死扶伤的义举，而不是因为制度性合理定位的缺失和某些滞后性规则，削弱乃至损伤个体在此方面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激发负能量的后果。
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国内外长期的经验表明，建立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安全管理体系，是符合实践规律的。但我国目前仍处在以行政力量为绝对主导，社会力量基本不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阶段。尽管涉及公共安全的国家立法、地方性立法，以及政府规章和各类规范性文件，均明文强调应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的管理，并且各级政府似乎也确实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讲多做少”却是现实状况。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理，各级党和政府虽已认识到光凭政府力量来充分有效地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已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但如何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却始终是个难以突破的难题。其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囿于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治理结构和至上而下的压力型政治体制，广大民众长期以来缺乏像欧美国家那样历史形成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事实上，直到市场经济背景下国企大规模改革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那种家长主义范式的血肉相连的密切组织关系才被真正瓦解。但是，“组织的人”转换为“原子的人”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基层民主建设，多元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依然受到体制机制的严格制约，作为个体的人难以有多元的渠道融入新型的集体（自组织）中以培育一种新型的社会合作意识与合作关系，过去的集体主义精神尚未被公益意识所取代。而公益意识恰恰是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地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思想基础。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人们依然习惯于认为公共安全的管理完全只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自觉的公共安全管理的参与意识尚未成为公民意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这个问题上，往往是政府这边一头热，但民众方应声附和者寥寥无几。
其二，虽说维护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但对绝大多数面对着生计压力的普通百姓而言，确有勉为其难的客观现实。即使是在小区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朝九晚五，忙于工作、生意，很难有精力去关注和参与公共安全的管理工作。即使是组建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小区业委会，在很多住宅小区也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而能胜任居委会全身心、全职工作岗位的往往也以下岗职工、退休者为主。
其三，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有意识地调配各种资源，拓宽民众便利性地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渠道，着力培育民众公益心，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和挑战。但中国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掌握着资源调配的核心领导才是关键，而这依赖于这些领导是否能真切地意识到社会力量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意义和功能。实证调研显示，真正有此意识的领导并不多见，导致已形成的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社会力量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政府资源的投入、引导和重视，逐渐流于形式，部分民众本于初心的参与热情渐渐消失殆尽。
（二）微观着手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对策
本文在立足长沙市城市安全管理实践、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将社会组织和个体这两种基本的社会力量作为抓手，构建各层级的常设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有的放矢地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第一，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可以从企业、NGO、社区、学校、媒体五大主体重点推进。就企业而言，应建立健全“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督促企业抓好安全管理工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承担更多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社会责任。其中，要重视保安公司和保险公司两类特殊企业，发挥保安公司对当前警务模式的补充作用，发挥保险公司在评估安全风险、分担事故损失的作用。就非政府组织（NGO）而言，应放低其成立门槛，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适度财政资金扶持等方式支持一批在维护城市安全、消除安全隐患等领域，有特色、有实效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社区而言，要加强物业公司的安全责任考核力度，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巡逻制度、邻里守望机制，鼓励发展社区志愿组织，推动建立“行政指导+社区自治”的新型网格化管理制度。尤其应注重发挥“夕阳红效应”，重视、引导、鼓励、组织、保障街道和小区的身体健康的离退休职工参与到上述机制的建构中来，通过适度的资源投入，扶持这些自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就学校而言，重点在抓好学校本身安全管理工作，并把安全教育纳入学生的课程体系。针对媒体，相关主管部门要细化、落实媒体“安全公益宣传”之法定义务的履行，搭建媒体平台，发挥媒体在安全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疏导和指引作用。
第二，调动个体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引导公民自身做好安全知识储备，提升应急能力；以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疏通公民参与渠道，如微信、微博等互联网+的灵活形式；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等保护公民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机制；高度重视从民间、基层组织中充分发掘既热心公益又具备丰富调解经验的“纠纷解决能手”，通过让其登台讲课、编写调解实务指南等方式推广民间调解经验。这是化解基层矛盾，消除安全隐患，低成本高收益的举措。
第三，成立常设的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应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成立以党政负责人牵头，政法委担纲，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只有针对性地加强承担公共安全主责的党政力量的建设，方能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更多的便利。
城市公共安全内涵广泛，形式多样，具体对应、负责的行政力量也因事而异，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常常需要多种行政力量的共同协调参与。我国目前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方式通常是启动各级应急预案，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处理机构，协调各职能部门共同应对，但这种模式有很大的缺陷性，即专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处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临时成立的处理协调机构很难做到专业、高效，稍有不慎，会造成重大损失，如天津爆炸事件中消防员盲目用水灭火造成了巨大损失，又如SARS在北京的传播因某市领导隐瞒情况造成更严重后果等等。同时，应急机构的临时性，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和应急工作结束做针对性的改进，等下一次同类事件发生，很可能又是一次从头摸索的过程，经验成本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