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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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经济危机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当月出口额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对经济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国务院迅速作出调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2008年初的“防通胀、防过热”转为“保增长,促内需”,财政货币政策也由年初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微调为七月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可见,宏观决策层对此次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认识明确,措施出台迅速及时,意义重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模式

(1)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发展不景气,出现萧条,同时又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应对经济萧条;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2)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采取“双紧”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压缩社会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较多而民间投资不够旺盛时,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紧缩性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财政赤字;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银根松驰,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采取“双松”政策,在财政减收增支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缓和衰退,刺激经济复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1)在财政收入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8年实施的税费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多次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这些政策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以上。

(2)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拟增加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元,加上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万亿元。此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五点。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增长,促内需”,为此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运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达到收入效应和扩张效应。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如减税、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等举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减轻企业负担,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减轻企业负担,还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长时间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等。还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拉动我国农村的消费,扩大内需。从扩张效应来看,增加政府投资不仅能直接、迅速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促进全社会投资的扩张效应,能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活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扩张效应和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从扩张效应来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资金供应扩张,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多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货币信贷扩张趋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的机会和便利。包括加快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股票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展示平台。从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来看,通过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显现出积极效应。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性支出,社会就业形势得以好转,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产生大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国及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积极效应。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009年以来,地价高涨,国企频当地王就是一个例证。美联物业根据北京土地储备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计拍卖涉及住宅类地块为69块,其中有30块地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获得,占市场总比例43%。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企高价拿地频繁,明显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块住宅地块中更有18块由国企拍得,占到了市场的60%。地王的频繁出现与楼市过火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国企地王过多的情况,与今年4万亿的投资不无关系。还有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小城市、城镇、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匮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但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A股市场牛气冲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沪指上涨幅度最高超过90%;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商们纷纷斥巨资“跑马圈地”,地价、房价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彭兴韵指出:“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查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不是助推虚拟经济的火热。

3、“双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本轮财政货币政策运作之前,我国国内刚刚经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4.8%,2008年前三个季度CPI同比上涨7.0%,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重大问题的背景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当经济复苏,走出萧条的阴影时,就要考虑“双松”政策的逐步调整,如果担心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可以对“双松”政策进行微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扩内需、调结构。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要微调,如果担心利率上调加重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回收流动性,以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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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潘正彦:如何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J].财会研究,2009(1).

[4] 马洪范: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中国金融,2008(24).

篇2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篇3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物价上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如此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已多次实行货币政策,但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着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着,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着。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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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篇4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由来已久。迄今为止，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概念及意义的，主要是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进行。但是，在金融创新迅猛、金融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的背景下，仅仅立足于同政府的关系来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然是不够的。脱离不断变化的国内外金融环境来讨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因此，本文力图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中央银行保持独立地位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进行探讨。

一、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

70年代中期以后，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并通过各种指标体系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进行衡量和判断。二是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其他变量，尤其是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1.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以及独立程度的衡量。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西方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表述。Eijffinger（1997）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涉及三个方面，即：人事方面的独立性，赤字融资方面的独立性和政策方面的独立性。Debelle和Pischer（1994）用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来描述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目标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能够不受干预地确定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工具以实现其政策目标。此外，人们还经常提及法定独立性（Legal Independence）与实际独立性（Actual Independence），前者指条文规定的独立性，后者指事实上的独立性。通常认为在发达国家，法律上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转型经济中，法律规定的独立性往往并不意味着事实上拥有独立性。

此外，大量致力于衡量和判断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程度。这类文献的共同点是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独立性程度，例如，Bade和Parkin（1982）提出了独立性指数 （BP指数），所谓政治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 Gfilli，Masciandaro和Tabellini（1991）提出了GMT指数。GMT指数由两类次级指数构成，分别衡量中央银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政治独立性指数包括9个基础指标，例如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程序、中央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中央银行的责任和义务等；经济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能力，经济独立性指数由7个指标组成，包括中央银行在预算赤字融资中的角色、对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限制等。 Cukiennan（1992）提出的LVAW指数更为复杂，包括16个指标，涉及四个方面：（1）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免程序和任期，（2）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目标冲突的解决程序，关于货币政策权利的制度安排，（3）中央银行的法定政策目标，（4）对于向政府提供融资的限制。除上述指数外，还有TOR指数（DeHaan和Kooi，1998）、CBI—DF指数（Loungani和Sheets，1997）、 Lybek指数（Lybek，1999）、Maliszewski指数（：Maliszewski，2000）等。对于采用各种指数衡量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做法，也有学者提出了批评。例如，Mangano（1998）指出，许多指标的设立存在着“主观性偏差”。

2.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强，越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越有利于维持货币稳定。这种观点主要源自Kydland和 Prescott（1977）、Barro和Gordon（1983）以及Rogoff（1985）对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Barro和Gordon（1983）通过声誉模型分析了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途径，Rogoff（1985）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动态不一致性的思路，其核心是，政府不直接操纵货币政策，而是选择“保守的中央银行家”作为其人，并赋予后者以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在 Rogoff（1985）的模型中，“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的特质是极其厌恶通货膨胀，因而比政府官员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只要公众确信货币政策决策者是保守的，公众预期的通胀率就会降低，从而降低货币政策内在的通货膨胀偏差。Rogoff在其模型中强调，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消除通货膨胀偏差至关重要。在实证方面，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观点也得到大量文献的支持，例如Grilli等（1991），Cukierman等（1992），Alesina和Summers（1993），Jonsson（1995），LouganiSheets（1995），Eijffinger等（1998）， Sergi（2000），以及Miller和Neyapti（2001）。

总之，不少文献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加了实现低通胀目标的可能性，因而对货币稳定具有正面效应。有人甚至认为，中央银行高度的独立性必然带来较低的通胀水平。

另一类观点则对上述看法及其论证过程提出了批评和质疑。Agell、Calmfors和Jonsson （1996），Blake和Weale（1998）指出，即使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政府仍然可以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surprise inflation），而Kydland和Prescott（1977）以及Barn>和Gordon（，1983）的模型恰恰忽略了财政政策的影响。Posen（1993）、Forder （1996）和Hayo（1998）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取决于态度，因而是一个内生变量。 Hillman（1999）对转型经济的一项研究甚至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率越高。Blinder（1998）认为，中央银行良好的声誉和高度的可靠性是货币政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仅仅赋予其独立性并不一定能迅速提高中央银行的声誉和可靠性。Hayo和Hefeker（2002）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既不是货币稳定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货币稳定的充分条件。

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与经济增长、预算赤字等其他变量的关系，理论界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的高低与实际经济增长无关，如 Alesina和Summers（1993）、DeHaan和Kooi（1998）。因此，有人认为中央银行拥有独立性有助于实现低通胀目标，且不必以牺牲经济成长为代价。Rogoff（1985）则认为，任命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并赋予其独立性虽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也会增加产出的波动。因此，“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方案仅仅是一种次优选择，消除通货膨胀偏差的最佳方案是消除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粘性。Sikken和DeHaan（1998）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高度的独立性与预算赤字规模无关。总之，大量研究证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与实质经济变量没有必然联系。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需要看到的是，现有文献多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讨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是，中央银行独立性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相对于本国政府的独立性；二是相对于国内金融市场及其参与者（主要指金融机构和拥有部分货币发行权的非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三是相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独享发行货币的权利。严格说来，商业银行发行的存款也属货币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银行也分享了一部分货币发行权。因此，确切地说，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发行和控制基础货币的独立性。（2）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自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3）人事上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决策者的任免程序、任职期限等不受政府干预。（4）经济上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不必依赖财政拨款。

二、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地位，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态度。由于以下原因，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政府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

第一，政府有干预中央银行运作的内在动机。这种动机一方面源自政府的责任感，换言之，政府必须对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很难想象政府会放弃对中央银行的干预。Eijffinger（1997）认为，中央银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机构，因此，在其人事任免上完全摆脱政府影响是不可能的。政府干预动机的另一个来源是政府具有一种的扩张货币的趋向，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追求刺激经济产生的短期收益，或者是以通货膨胀税的增加政府收入，等等。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这种趋向都会产生赤字货币化的强大压力。为此，不少旨在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均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但是，这些规定只是割断了中央银行与财政的直接融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亦字货币化可以采取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即中央银行为那些本应由政府支出负担的项目提供融资。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较为常见，谢平（1995）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有相当部分投向本应由财政支出负担的项目，如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亏损国有的补贴，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非盈利性的公共基础设施等。

第二，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为政府干预中央银行营造了必要的氛围。进入80年代以后，以“单一规则”为核心的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末开始的规模不断扩大的金融创新浪潮，使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变得日益困难。二是 70年代末掀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国际间资本流动，增加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面对挑战，许多国家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新西兰率先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此后，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开始推行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率由政府决定，或者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共同商定，这种货币政策安排意味着中央银行全部或部分失去了制定政策目标的独立性（Hayo和Hefeker，2002）。以控制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与“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左右货币供应量，即使能够控制货币供给，也不能有效地维持货币稳定。引申出的含义是，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央银行独立控制货币、维持通货稳定的能力不断弱化，客观上使政府干预具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由此看来，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力是现实存在的，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彻底摆脱政府的影响。毕竟是政府赋予了中央银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政府当然也可以剥夺其独立性。

三、中央银行相对子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假定中央银行可以完全独立于政府，那么，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国内金融市场，中央银行能否保持独立性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析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在哪些方面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国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银行专有的通货发行权受到挑战。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和货币的出现，对中央银行在通货发行上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曾经被中央银行独享的通货发行权正在被众多机构分享。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网络金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兴起的。网络金融的发展，导致在通货形态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纸币正在被电子货币所取代，谢平和尹龙（2001）称之为继铸币被银行券取代之后的货币形态的第。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影响来看，电子货币最关键的特征是其发行主体不仅限于中央银行，还包括一般金融机构，甚至更多的是非金融机构。电子货币的出现打破了中央银行对通货发行的垄断，使中央银行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

第二，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受到削弱。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正在减弱，原因在于：（1）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通货发行由中央银行垄断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2）金融市场的变化使货币乘数的预测和估计更加困难。金融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源自金融创新，大量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不断产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也必然影响持有各种金融资产的机会成本，当然也包括公众持有通货以及银行持有超额储备的机会成本，金融创新通过影响公众和银行的资产选择，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而金融创新本身是中央银行难以预测的。金融市场的变化还可能来源于体制环境的变化，这种情形在转型经济中比较常见，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谢平，2000）。因此，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发展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并对货币乘数进行精确预测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能力范围。（3）金融创新使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出现了困难。金融创新尤其是网络金融的发展，模糊了各个层次货币之间的界限，便利了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甚至是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相互转换，例如居民储蓄存款与证券投资保证金的转换。货币资产之间以及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低成本的、频繁的转换，使货币供给的定义、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变得日益困难。（4）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给主体。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服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的趋势，淡化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也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如果考虑电子货币的影响，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已经极大地拓宽了货币供给主体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而且还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

第三，中央银行独立维持货币稳定的能力受到了来自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挑战。一方面，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导致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受到削弱，明显的例证是，90年代后发达国家纷纷转向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述及。另一方面，即使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与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大量研究表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会导致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偏离稳定价格的目标：（1）金融创新削弱了以 N1、M，为代表的总量性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2）金融创新影响着公众和金融机构的资产选择行为，增加了货币需求的易变性，加重了货币政策时滞的不确定性。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如果把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视为对内独立性的话，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必然涉及中央银行对外的独立性问题，所谓对外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外部冲击的干扰，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至少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中央银行要想保持完全的对外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第一，追求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必然放弃另外一些目标，换言之，保持货币的对外独立也存在机会成本，如果被迫放弃的目标更为重要的话，维持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就不是最优选择，在实践中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Krugman（1999）用“三元悖论”来解释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即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是三个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目标，最多只能同时达成其中的两个，因此，存在三种政策组合：（1）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 （2）维持汇率稳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3）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显然，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或者放弃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需要付出相当高的制度安排成本 （谢平，2002），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也会给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三元悖论”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征，其蕴涵的一个政策含义为：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非没有成本，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选择。另外，从广义的独立性来看，中央银行无法同时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本身也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政策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受到外部限制，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第二，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无法维持货币政策的绝对独立性。

货币替代是指外币全部或部分替代本币发挥交易媒介、计价标准和价值储藏等货币职能，发生货币替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国居民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也可能是因为本币资产收益率低于外币资产收益率。货币替代现象古已有之，“格雷欣法则”描述的其实就是金本位制下劣币替代良币的。铸币为银行券所取代后，就出现了“格雷欣法则”的倒置，即良币驱逐劣币，这是因为，纸币的流通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前提，信用好的纸币更易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信用差的纸币必然被淘汰。

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货币的可控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遭到削弱。“三元悖论”表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必然以牺牲另外的政策目标为代价，例如，必须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换言之，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如果考虑货币替代，即使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也无助于中央银行维持其货币主权（Miles，1978）。

Miles的模型了在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货币替代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

1.A国一次性增加货币供给，将导致该国利率水平下降，使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降低。于是，A国居民将增加本币的持有量。由于同样的原因，B国居民对A国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这样，A国增加的货币供给将有一部分流人B国。

2.A国持续性地增加货币供给，会使人们产生通胀预期，进而预期A国利率将会调高以遏制通胀。因此，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于是，A国和B国居民都会增加对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B国货币的需求。这时，A国货币不再流人B国，增加的A国货币供给被A国价格水平的上升所吸收。相反，有可能出现B国货币向A国的流动。

不论货币供给以上述哪种方式增加，都会由于货币替代而导致两国货币的跨境流动，使两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对货币流出国而言，如果为了增加就业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替代则会使增加的货币供给大量流出境外，从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对外币流入国而言，货币替代引致的大量外币的涌人加大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见，货币替代大大提高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政策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

五、中央银行的趋势

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上述趋势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必然对中央银行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如政府干预、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国外货币性扰动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等等。这些因素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超出了中央银行自身的能力范围，甚至也非一国政府的力量所能及。因此，中央银行要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

大量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这些研究的角度多限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即使把中央银行独立性放到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背景中加以考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拥有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并不能确保货币稳定的实现。原因很明显，在金融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影响国内货币稳定的因素日趋复杂，很多因素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和驾驭的。

因此，中央银行的绝对独立性既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没有追求的必要。中央银行要维持货币的稳定，必须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与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尤为重要。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其它政策工具的协调与配合，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需要。可见，从独立走向合作，是中央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

1.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国际货币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决策当局在货币领域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合作与协调。从广义上讲，国际货币合作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

防止或尽量减轻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效应是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动机。所谓“市场溢出”是指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和冲击，这种情形被称为市场的“溢人”。市场溢出和溢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质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阻隔或减轻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保持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所谓“政策溢出”是指一国货币政策有可能对它国产生影响，“政策溢人”则是指一国经济受到别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政策溢出和溢入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只有小型开放经济体才可以忽略其政策的溢出效应。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尽可能降低别国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从收益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收益是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人）效应，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从而增进合作体系的整体福利，此外，国际货币合作还有助于防范金融危机的蔓延。大量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给予了肯定，Currie、Levine和Vidalis（1987）认为，各国确保宏观政策独立性的努力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各国可以通过货币合作分享合作体系产生的福利增进。Hamada （1985）将博弈论引入国际货币合作的分析，指出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国际货币合作有助于改进参加国的福利。从成本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国家将被迫放弃全部或部分货币主权，换言之，国际货币合作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效率评价主要基于收益成本分析，如果合作的收益超过成本，即为有效合作，反之则是无效或逆效合作。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其中，合理的惩罚措施是降低成员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保持合作有效性的关键之一。

总之，在市场和政策溢出（人）效应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对于各国中央银行而言无疑是积极和理性的选择。

2.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是由多种政策手段组成的集合，不仅包括财政、货币政策，还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等。各种政策手段的配合对于宏观经济均衡至关重要。通常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均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内部均衡，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二是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按照Tinbergen法则，要达成n个宏观经济目标，至少需要n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因此，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单靠一种政策手段是无法达成的，需要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与配合。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当局所能影响和控制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看，中央银行不仅需要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之间的协作，而且必须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其它手段的协调与配合，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Meade（1951）首先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思想，认为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需要两种政策工具，一是支出调整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二是支出转换政策，如汇率政策、外汇管制等。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不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无法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这时必须将支出转换政策引入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作为实现内部均衡的工具，外部均衡则通过支出转换政策来实现。Mundell证明了固定汇率制下如果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内部均衡由财政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则由货币政策实现。Mundell—Fleming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在影响收入和实现内部均衡方面，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结论则相反，原因很明显，在汇率固定和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保持相对稳定，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会受到削弱，货币政策因而失效；另一方面，利率稳定有助于消除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有利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三元悖论”说明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不可能同时实现，表明了中央银行加强货币政策、资本管制和汇率政策协凋的重要性。

上述研究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影响，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其政策涵义十分明显：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必须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汇管制等其它政策手段之间进行合理的协调与搭配。

人民银行自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其独立性一直是人们非常重视的问题。 1995年3月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形式得到确认，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独立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央银行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来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粤港澳三地货币跨境流通的现实使人民银行无法回避与港澳货币当局的合作问题。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有各自不同的货币体系，，三种货币在粤港澳三地跨境流通已成事实。据估计，人民币在香港较为稳定的存量约在500—600亿元之间。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约有15—25％（即150—250亿港元左右）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澳门元一般在珠海市流通，数量不大，人民币在澳门的流通量也不大。货币跨境流通是粤港澳三地经济高度融合的结果。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流通规模还不足以对港币、澳门元在当地的法定货币地位构成冲击，同样，港币和澳门元在广东地区的流通也未对人民币在当地的流通构成威胁，但是，货币跨境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货币政策、资本管制以及汇率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是货币当局不应忽视的。例如，当内地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量的一部分会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入港澳地区，从而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大量人民币沉淀在境外会对官方汇率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如果港币利率高企而人民币利率较低，或者内地经济形势欠佳，香港居民会将持有的人民币抛出，黑市人民币汇率将大幅下跌，从而冲击官方汇率。加强三地货币当局的合作是降低货币跨境流通负面效应的最佳途径。对人民银行而言，开展同港澳货币当局的高效协作对于维持货币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人民币在不同程度上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流通，意味着人民币开始迈出了区域化的步伐。人民币区域化在给我国带来铸币收益的同时，也会对我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等。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降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稳定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促进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有助于形成多边干预和救助机制，提高整体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有效的区域货币合作也是对现有的以IMF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补充，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使区域内成员避开IMF苛刻的融资条件。我国在参与亚洲内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我国的倡议下，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于1998年建立了“10+3”合作机制。2000年5月通过了《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包括：建立“10+3”范围内的双边货币互换网，协助成员国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以稳定金融市场；增加东盟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清迈倡议》是加强“10十3”范围内货币合作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我国已经与泰国、日本分别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韩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正在谈判过程中。上述举措表明我国正全面参与和推进亚洲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必将对亚洲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继续加强和促进我国同东亚、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是我国中央银行肩负的使命。

第三，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提高政策协作的效率和质量。1998年以来，为治理通货紧缩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削弱了货币、财政政策搭配的效果。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作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我国多次下调利率，而欧美等国为了缓解通胀压力，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纷纷调高利率。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逐步扩大，加剧了国内资本外流，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效果。尽管我国对资本帐户、实施管制，但是，由于监管难度不断增加，完全杜绝资本外流是不可能的。因此，外部因素（如美元利率）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影响的力度会逐渐增强。因此，人民银行在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时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否则，政策组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房地产发展；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无论是出台相关紧缩货币政策还是宽松货币政策，其最终目的是加大对市场经济发展扶持力度、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均衡稳定发展，进而在拉动我国内需的同时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是我国支柱性产业，也是国家展开货币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楼市的影响应站在短期和长期发展角度分析，并站在各个主体对象角度探讨房地产发展中的焦点问题。

一、对楼市影响

（一）针对开发商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银行放松”有利于扩宽放贷规模和融资渠道。其一，银行着手准备下调存款准备金，就表现银行可能加大房贷规模。其二，贷款利率下降。如此一来，开发商的融资成本得到降低、开发能力提升，进而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步发展。除此之外，国家加大了对楼市发展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并提出企业应积极改变和创新融资方式、扩宽融资渠道，进而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足够的资金。比如渠道形式包括：企业债卷；股权投资；民间融资等。传统单一的融资形式为银行贷款，且开发商对这种融资方式依赖性较强。单一的融资渠道不仅会阻碍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出现诸多资金问题，比如资金不足、因无力融资推出竞争市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大大缓解企业资金不足这一现象，还可以改变企业单一的融资方式。但是企业应弄清国家政策保护的重点对象，即中小型普通商品房。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给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一定的优势，但是开发不可盲目乐观，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国家政策制度适当调整发展方案、拓展融资渠道、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二）对购房者

购房者可以分为两类。其一，自住型；其二，投资型。在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国家适当展开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抑制投资型购房者买房、保证楼市正常稳定发展。站在政策角度来讲。宽松货币政策对购房者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针对自住型购房者而言，宽松货币政策属于一项优惠政策，能够起到减轻购房压力的作用。其次，针对投资型购房者而言，能够起到抑制、控制过度投资炒作现象的发生。

（三）对房地产市场走向

在宽松货币政策指导下，房地产发展速度加快。站在短期发展角度而言，房地产市场供求相对较为平稳，其波动性不大。站在政策角度而言，连续降息既可以扩大房地产市场发展规模，又可以提高房地产经济效益。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逐渐趋向平稳、其供求关系趋向均衡。因此，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时期还是发展时期，国家除了适当采取相关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加大行政手段的运用。

二、相关建议

（一）加强货币政策的合理运用

目前，利率未完全市场化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职能与作用的主要因素。其传导渠道一旦受到阻碍，就会大大降低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因此，针对这一点，国家在加强宏观调控手段运用的同时，应结合市场发展情况实施货币政策，并在特殊情况下将两者相结合，这样既可以起到提高政策有效性的作用，又可以增强政策的独立性。与此同时，针对想阶段我国楼市发展态势，国家应加大对汇率市场的改革力度。并健全和完善调控机制、政策机制，从而确保政策的独立性、时效性和传导性。

（二）因地制宜

房地产市场发展中，货币政策、行政手段等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形式。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结合不同区域市场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这样既可以提高政策的灵活性、时效性，又可以促进个各区域的稳定、均衡发展。比如一线城市与其他二、三线城市相比，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加快、发展规模较大。中西部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虽然较为缓慢，但其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在制定相关货币政策时，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对于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均衡、全面、可持续发展十分有利。

（三）信贷风险监管

在宽松货币政策引导下，如果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容易引发信贷风险，从而阻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就需要相关监督部门加强对房贷质量方面的重视，并结合市场发展实际情况加强对房贷款质量的控制。其目的是避免金融危机的出现。除此之外，在货币政策指导下，健全和完善预警机制尤为必要。预警机制的构建能够引导金融机构出台相关购房优惠政策，将对象由高风险的房地产项目逐渐流向和转向保障性住房，这样既可以降低信贷风险，又可以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首先，国家应积极引导开发商转移关注对象，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在此过程中，国家引导相关金融机构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和支持，并对住房建设企业的资金状况适当展开调查。其目的是避免坏账现象。其次，加强信贷审查。尤其是低收入者，应审查他们是否具备一定的还款能力。

三、结束语

为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国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达到拓展融资渠道、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这一目标，对不同主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于开发商而言，不仅大大缓解企业资金不足这一现象，还可以改变企业单一的融资方式。对于购房者而言，能够起到抑制、减轻购房压力、控制过度投资炒作现象发生的效果。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可以扩大房地产市场发展规模、提高房地产经济效益。因此未来国家的货币政策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加强信贷审查、抑制信贷风险，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均衡、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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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亭玉，付雨豪，文春晖.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基于Z市的实证[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79-87.

篇6

(一)市场核心指数从12月份指数涨跌数据看,又是一个“满盘皆绿”:月K线依然收阴;上证50和上证180分别下跌了2.71%和5.76%,跌幅较小;创业板和中小板并未因为前期跌幅较大而止跌,继续下杀,跌幅分别为12.96%和12.67%;两市无任何亮点可言,上证指数由于暂时的估值优势表现略好(见表1)。热点分析1.行业热点分行业来看,申万23个一级行业中,无一行业上涨(见图3)。其中金融服务跌幅相对较小,为4.87%;跌幅超过20%的行业有综合(21.30%)、有色金属(21.07%)、轻工制造(20.61%)、化工(20.58%)和电子(20.12%)。金融服务中券商股表现较好。技术上看,券商股在上涨之前有超跌反弹的需求。也有人认为,是RQFII牌照的不断发放给相关券商带来了利好。基于对当前券商香港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以及控股或参股的基金公司香港子公司的业务开展情况考虑,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券以及华2011今年以来,有色板块的下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从基本面来看,欧债危机恶化,全球经济前景疲弱导致市场担忧金属未来需求前景,引发金属价格大幅下跌,进而带动有色板块下跌。年初至今,主要由黄金、白银、铜、铝和镍组成的CRB金属现货指数下跌14.6%。其中上半年该指数上涨2.9%,下半年下跌17.0%。二是从流动性上看,前一轮有色板块的启动主要得益源于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并因此推高了有色板块的估值水平。但由于2011年9月21日,美联储推出的是4000亿美元的扭曲操作而非此前预期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市场对QE3的预期逐渐减弱,对风险资产的偏好也随之不断下降,致有色板块进入了新一轮压估值阶段。2.概念及板块热点按Wind分类的65个板块中,无一板块飘红(见图4)。其中跌幅较小的有深圳前海新区(-11.13%)、保障性住房(11.26%)、乙醇汽油(13.20%)、移动互联网(14.26%)、港珠澳大桥(14.31%)、IPV6(14.36%)、智能交通(14.56%)等;跌幅最大的板块是石墨烯(31.64%)、触摸屏(24.61%)与北部湾经济区(23.88%)。另外,题材股跌幅较大。由于受重庆啤酒的拖累,大部分前期涨幅较大的题材股相关板块均出现较大跌幅。3.资金流向从市场内外资金流动来看,2011年12月份。IPO融资182亿元,比11月份的135亿元有所增加;再融资596亿元,外加印花税和佣金60亿元,合计流出资金规模约791亿元。从板块资金流向看,两市12月共流出548.23亿元(见图5)。其中金融服务净流入3.42亿元,是唯一资金净流入的行业;流出最多的行业是机械设备、化工、有色及信息服务,净流出额均在40亿元以上。4.个股行情根据wind资讯数据,2011年,包括新股在内有完整数据的2266只股票中,12月份上涨的有147只,占比6.49%;有421只股票跑赢沪深300指数,占比18.30%。阶段涨幅超过20%的股票只有5只,占比0.22%,比前几个月大幅减少。其中,涨幅最大的前10只股票分别是大地传媒、恒信移动、荣盛发展、首开股份、北纬通信、ST宜纸、东方国信、宝光股份、东软载波和万向德农。没有什么板块特征,但大多与重组有关,S*ST鑫安变身为“大地传媒”恢复上市后,开盘即暴涨50.92%。12月录得94.74%的涨幅。在下跌的股票中,跌幅超过20%的股票有668只,占比30.36%。其中,下跌超过40%的有17只。重庆啤酒13年来凭借乙肝疫苗概念,股价出现一波又一波,涨停板数量高达48个。但在公布乙肝疫苗实验结果后,由于不及市场预期,其股价连续跌停,12月跌幅达64.91%。跌幅超过50%的还有大元股份、*st昌九、st传媒和三峡新材。从换手率指标看不乏一些活跃个股。2266只个股中有164只换手率超过了100%,其中新股、题材股和重组股市场参与度最高。天舟文化、棒洁股份、大地传媒、道明光学的换手率均超过600%;而大盘蓝筹中的中国石油、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工国际、本钢板材与上港集团的换手率则都低于1%。

中国货币政策放松可期

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成关键2011年,继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从二季度的9.5%下滑至9.1%后,受到出口需求和房地产建设活动走弱影响,近几个月里实体经济继续放缓。11月份国家统计局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49,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减速。预计出口将在未来几个月里继续走弱,并在2012年一季度同比下跌。房地产的销售和建设也将持续处于疲弱的状态。这可能带动GDP同比增速在四季度降至8.6%左右、并于2012年一季度继续下降。GDP增速预计将在2012年一季度出现自2008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值。届时,季环比增速折年率可能会跌至8%以下,超过管理层的容忍极限。随后的政策放松应能提振投资和实体经济活动。由于出口需求走弱,预计2012年G DP的年增速将放缓至8%左右。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十二五规划”将调结构作为主题,将五年经济增长平均增速目标从十一五期间的7.5%下调到7.0%,可见管理层对潜在的经济增速放缓已有充分的估计。遵循十二五规划调结构的目标,预计2012年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2012年在扩大消费、提高居民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将推出更多实质性的措施。同时,将继续抑制房地产泡沫。相对于目前的限购、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明年可能会注重建立稳定房价的长效机制,包括改进土地的供应制度、进一步改善税收政策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以及加大财政和信贷对保障性住房的支持等。对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支持力度,2012年也会加大。货币政策: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2011年,为应对危机后释放的天量货币,央行祭出了前所未有的数量紧缩政策。自2010年四季度起,央行加大了货币紧缩的力度和步伐。至2011年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速已降至12.7%,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速也降至了7.8%。紧缩的货币政策已逐渐发挥效力,四季度CPI涨幅大幅下降。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因此通胀率属于滞后指标。但在通胀率下降的同时,一年多的紧缩政策也使得中小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则使出口的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增速已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在此背景下,放松货币政策似乎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考虑到虽然CPI下行趋势已经确立,但物价水平仍处于高位,因此尽管GDP增速已持续下降,但为了防止通胀的反复,货币当局对全面放松货币仍然十分谨慎。目前提出的大多局限于要“把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和“预调微调”等较为温和的措施上。不过,实际政策的改变在近两个月来正在逐渐显现。在货币政策实际操作层面上,自2011年9月以来,央行已经净投放人民币超过3000亿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为银行间市场注入流动性,以推动银行间市场利率下调,同时也下调了央票的发行利率。10月下旬新增人民币信贷规模也陡然放大。11月份最后一天,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表明货币政策的重心已由控通胀转为保增长。用于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减小、外汇占款压力不断下降,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将回归常态,并会继续实施名为稳健、实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将转向中性。未来央行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6次,将存准率降至18.5%左右。2012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较2011年将略有放大。预计新增人民币贷款8万亿元,同比增长14.4%,M2同比增长14%左右。此外,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走势看,2011年9月份,市场利率已开始呈现下行趋势,预示2012年央行可能降息。积极性财政政策将深化减税成为重点在保增长方面财政政策可操作的余地较大。启动“十二五”规划一些重大项目,保障和改善民生更需要国家增加财政投入。一方面,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负担看,我国财政政策尚有较大的操作余地。我国公共债务余额/GDP为44%、赤字率为1.6%左右。另一方面,国债发行方面,2010年年底国债发行余额为67548亿元,占GDP的16%,还有较大的发行空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发挥财政政策区别对待、重点突出、增加有效供给等方面的功能。积极财政政策的几个主要方向是,通过个税调整以提高中低阶层收入,通过促农民增收以扩大消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推进产业升级,通过深化医改和社会保障以推进社会福利以及保障房建设等。“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5%,约为GDP增速的两倍。目前我国税收中仍以间接税为主,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性质的流转税占我国税收总额70%,而直接税性质的所得税占比不足30%。未来税制调整的一个大致方向,就是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以强化税收对调节二次分配公平性的杠杆功能。此外,还有继续深化结构性减税,以减少重复征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近年来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上看,虽然推出了资源税改革、扩大消费税增税范围以及房产税试点等增税措施,但总体上对宏观税负影响较小。而其中减税成为了税收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及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等。自2011年起,国家开始实施新一轮结构性减税,包括上调个税起征点、支持小微企业的财税优惠措施以及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等,以提高居民收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措施,同时辅之以结构性增税。结构性减税方面,主要体现在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调节收入分配;以减税措施支持对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结构性增税方面,主要是扩大资源税覆盖面、加快推进房产税实施以及推出碳税等,以实现公平税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篇7

5月31日，欧洲各大上市公司一季度财报陆续出炉，银行业困境再度凸显――瑞银、德银、渣打等一季度利润均较去年同期下降60%左右，欧洲银行业整体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负利率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这成为金融领域眼下全球范围的最大争议之一。

次日，前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白井早由里表示，日本央行继续实行负利率的时机不佳，或应谨慎考虑接下来的政策。但一周前，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普拉特表示，欧元区银行至今仍适用欧央行负利率，即便面对一连串争议和挑战也应坚持下去，尤其是在通胀率目标实现之前。

不仅如此，正实施负利率的各国央行近期均陆续表态，负利率政策仍将作为主流措施来提振经济，并辅以其它措施，持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下一步可能实行被称为“直升机撒钱”的刺激方案？

两年过去，负利率的势头并未走弱，全球或迎接后负利率时代的到来。商业银行利润摊薄后如何规避风险，宽松货币政策如何继续发力，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

负利率如何影响银行

尽管欧央行表示，负利率将使得商业银行从贷款质量的提高中获益，但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实际上面临着更高的不良贷款风险。

并且，为避免挤兑，商业银行无法向储户实施存款负利率，也不能收取过高的手续费和服务费，因此揽储越多或者越依赖长期固定利率贷款，融资成本就越高，对其自身越不利。

因而，商业银行“转身”寻找更低成本的融资渠道，比如“投靠”非银行渠道的低利率获得批发性融资。然而，此举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也难免造成银行体系的隐患，且由于存贷款利差缩小，短期内的流动性同样会受到影响。

当前，如何尽量发挥负利率提振经济的作用，并降低其负面影响，是为关键。

3月10日，在欧央行宣布包括降息、扩大QE以及启动新一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在内的三项宽松措施后，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未来关注点将从负利率转向其他非传统工具，比如QE”。

配合负利率，欧央行将月度QE从600亿扩大到800亿欧元，并计划于二季度将高质量公司债纳入购买范围。为了帮助商业银行，欧央行以零利率或负利率为其提供定向长期再融资，最低利率可达-0.4%，无异于付钱给银行，支持其直接向企业贷款。

事实上，欧洲各银行确实受益于这项政策，扩大了信贷规模。

欧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6月到2015年7月，信贷紧缺的国家得到TLTRO基金后，贷款利率平均下降1.15%，而没有TLTRO基金支持的国家，贷款利率仅降低了0.45%。同样，欧元区各国的贷款成本也逐渐趋于低位。

由此可见，负利率本质上仅是宽松型货币政策的一个手段，可通过调节贷款成本刺激经济，却不能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只有使负利率与其它货币政策配合得当，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货币政策并非万能

如今，将2%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已成为大多数央行的共识。然而，负利率效果如若不及预期，货币政策需继续加码吗？

央行作为货币政策“中枢”，有其不可撼动的独立性，首要任务是着眼长远、从长计议，而非简单回应短期波动和不确定性。若央行仅着眼于稳定当前局势，后续或将会引发更大的经济波动。

例如，美国页岩油进入国际市场后，OPEC没有成功阻止国际社会解除对石油生产国伊朗的制裁，使得沙特阿拉伯失去了石油输出国的垄断地位，国际石油市场供给侧剧烈变化，导致油价剧烈下跌和通膨率下降。央行若简单考虑以通膨胀为目标，就会倾向于推进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后续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扭曲和泡沫。

因此，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关注负利率政策风险至关重要。

经验显示，金融危机与家庭部门的过度信贷扩张有关，家庭部门的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会将这一杠杆转移到公共部门或者其它国家。而伴随着若干轮宽松型货币政策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急性繁荣。

如果负利率刺激仍无法提升名义利率，消费者信心将会持续低迷，积聚了大量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将面临下行压力。

例如，西班牙等国就得到了相对充足的资金支持，负债率大幅上升，利率和德国、法国趋同，但是资本配置效率却未明显提高，即生产率未明显上升，反而推升了资产价格。

各国的共识是，负利率的目的是通过刺激全球需求来扩大生产，但单纯依赖货币政策很难达到这一目标，需要财政政策与之相辅相成，共同刺激经济。目前来看，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作为两项较为可行的财政政策，可纳入考虑。

“直升机撒钱”？

政府开支方面，政府可适当增加在科研、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公共开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企业增加新项目。不过，许多国家倾向于反对政府直接投资，担忧政府直接插手会对经济产生过强的干预。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债务过高的日本以及欧洲南部等国家，缩减政府资产负债表也勉为其难。目前，日本正在酝酿于2017年4月增加消费税，欧元区也要求其部分成员国承诺减少政府赤字，因而进一步扩大赤字并非易事。

由此，进一步扩大资产购买范围，比如更多的企业债或股票，或是央行的下一步选择。

预期政策的未来发展，日本央行大概率继续强化负利率，欧央行或多措并举，协同提振经济。

日本政府于3月4日提名樱井诚接替反对负利率的白井早由里，4月19日提名支持负利率的政井贵子接替另一位负利率反对者石田浩二，传递出日本实行负利率的决心。并且，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对负利率态度坚定，进一步加大了7月深化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

欧洲方面，德拉吉表示，工资和价格的上升可能会被通胀率拖累。2016年欧盟的通货膨胀率为零，预测2018年仅1.7%，意味着欧洲央行会进一步延长QE时间，也不排除进一步降低利率、扩大债券购买计划的可能。

那么，如果零利率不是下限，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有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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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务；金融危机；成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03-01

一、欧洲债务危机背景和成因分析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采取了货币与财政双宽松的刺激政策。这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全球经济下滑：但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举债，各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大提高，特别是对欧洲一些由于人口结构等因素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欧洲债务危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既偶然又必然地爆发了。

2009年10月，希腊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随即引发市场恐慌。截至同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希腊的债务评级，投资者在抛售希腊国债的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债务问题使危机再度升级。在欧元区17国中，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等五个国家(以下简称“PIIGS五国”)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由此，当事五国(GIIPS)的融资成本大大增加。

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除上述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以外，欧洲自身的原因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过度举债。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欧元作为世界货币在1999年诞生。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而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比起欧元诞生之日也升值了50％多。欧元在这一时期的大幅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相应的举债成本也变得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就曾帮助希腊政府做假帐，美化财政状况，以便利举债。

第二，制度缺陷。欧元区虽有统一的央行与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架构上的“先天不足”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种子。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第三，长期以来欧洲央行一直奉行较为保守的货币政策。尽管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开始购买欧元债券并维持自去年5月以来的1％的市场指导利率，但是其目标通货膨胀率始终锁定在2％以下。这种在危机时刻对物价水平稳定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欧元区的消费与投资，给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欧洲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以及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了长期的结构性的低增长、高失业。这是欧洲政府债务负担加剧的根本原因。

二、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

欧债危机导致的国债贬值，使深陷其中的欧洲银行的资产质量大幅下降。欧债危机不仅威胁欧洲银行业，还会波及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

第一，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债券收益率攀升，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经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参考。所以后者的提高，直接导致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

第二，债务的信用危机会传导到市场，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蒙上阴影。在该国从事主要业务的企业的信用评级也将受到拖累，致使其融资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因之受损。

最后，政府的财政恶化，使政府的融资需求提高，进而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大大抑制民间投资，减缓经济增长。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此外，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即使是欧盟非危机国家，由于拨付巨额财政资金参加救援，其对中国的需求也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受到较大程度的打击。

(二)欧债危机对中国外汇资产的影响

欧元贬值将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资产缩水，我国的欧元储备将承受更高的汇率风险。由于欧元贬值不利于我国对欧盟地区的出口，出口企业以欧元结算的出口收入也会有一定的缩水。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欧债危机持续刺激避险资金对于美元的需求，推升美元指数导致海外热钱回流美国本土，中国A股市场面临海外资本撤离引发的指数震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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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间业务;金融机构布局;政策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072-02

一、银行盈利的主要途径对信贷依存度过高而对非信贷依存度相对不足

(一)银行收入结构不合理,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过低

近年来,虽然中国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使中间业务的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但由于银行业盈利对信贷依存度过高,贷款利息收入占总收入偏高而中间收入占比相对偏低,短期内利息收入为银行总收入主要来源的局面难以改变。境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2006―2008年期间实现近55.2%的年均增长,但2008年底中间业务收入只占总收入10.01%的比重。在2009年上半年中间业务实现大幅提高,但仍只占总收入的16.33%,而贷款利息收入占到73.6%,虽然中间业务收入在2009年下半年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幅,但银行收入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合理改善。

(二)银行盈利模式比较单一,综合调控利润能力不足

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过高的信贷依存度,若遇到存贷利差下降和对贷款客户议价能力减小等不利的情况出现,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2008年间,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差缩小。例如一年期贷款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存款利率累计下降1.89个百分点,低于同期贷款利率下调幅度0.27个百分点。据相关机构测算,2006―2009年,中国银行业净息差分别为2.5、2.9、3,2.34个百分点。同时,随着银行对大客户、大项目竞争激烈,贷款集中流向大客户、大项目,银行贷款议价能力降低,使利息差进一步下降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给银行来巨大的经营压力。2009年,贷款增量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增加,全国银行业新增贷款9.5亿元,但利息收入却同比下滑3.37%。

因此,只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推进中国银行业实现两个转变,才能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综合盈利能力。一是要使银行逐步减少对大客户、大项目的过度依赖,加大对三农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使信贷载体不断拓宽,实现大型客户和中小型客户协同发展。二是要实现传统信贷业务与中间业务统筹发展,促进中间业务大力发展,使银行收入结构得到优化,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重。

二、城市与农村金融发展布局不合理

(一)城市与农村金融机构分布不均衡

城市金融机构数量众多,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缓慢。据相关统计数据,银行营业网点全国平均万人占有量为1.34个,而农村银行营业网点平均万人占有量只有0.36个。截至2009年末,全国分布在27个省(市)的2 792个乡镇没有设立银行营业网点,而其中云贵川三个省约占45%。而分布在20个省(市)中的708个乡镇更是没有任何金融服务。

(二)城市与农村信贷资金流向不均衡

城市信贷资金供给过剩,农村信贷资金供给相对不足。农村资金外流情况严重,信贷资金集中流向大中型城市,导致城市信贷资源相对过剩,农村信贷投放量严重不足。据人行相关测算表明,2007年全国县域信净流出贷资金高达1.2万亿元,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银行业县域机构存贷比率为53.6%,而城市地区这一比率为65.2%,县域比率远低于城市地区。

(三)大型基础设施贷款投放量过剩,对涉农领域贷款投放不足

近年来,银行业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大中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对县域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不足。信贷资金的这种投向倾向,会影响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消费信贷需求,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造成信贷资金投向失衡。因此只有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实现在资金投放领域的三个转变,才能使城乡金融资源均衡发展。一是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促使银行业信贷资金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大力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农村新型银行机构。二是要通过惩罚性的税收政策限制银行业贷款资金流向。通过对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硬性的规定,从贷款制度上限制县域资金的流向,改善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局面。三是要通过财政政策,引导银行业贷款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鼓励向三农领域投放信贷资金。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相应的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和新型农村的建设。

三、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矛盾

(一)政策目标不一致

监管政策要求银行流动性充足,货币政策要防止流动性过剩。监管政策的目标是在银行业稳健、合法、有序的经营环境下,要求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提高支付能力,维护银行业的公信度,减小因支付能力不足而诱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防止通胀、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货币政策部门常常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上的流动性,减小流动性过剩诱发通胀的可能性,稳定本国币值。

(二)政策时滞不同

监管政策立竿见影,货币政策影响滞后。监管部门对被监管机构经营行为常常作出是与非的判断,监管政策直接由监管部门下达到被监管机构,因此作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工具传导路径复杂,从货币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和对政策目标产生作用影响存在较长的时滞期。

(三)政策性质不同

监管政策属于法规强制,货币政策属于市场诱导。监管部门制定的各项规定、政策以及作出的决定,属于法规强制性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无条件服从。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政策工具来改变利率,在市场机制下,引导金融机构更具自身资金价格和流动性自主进行买卖。

(四)政策作用方向不同

监管政策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顺经济周期。经济高涨时期,银行放贷过于冲动,监管部门一般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抑制信贷过快增长,减小金融风险;经济低迷时期,银行放贷过于审慎,监管部门采取宽松政策,增加贷款,提高流动性,使经济回温。在经济走出低迷走到高涨的时期,货币部门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经济从高涨到低迷时期,货币政策常常进行反向操作。

(五)政策消耗资源不同

监管当局对银行所有行为进行规范,包括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日常经营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随着被监管机构的规模和数量的扩大,所消耗的财政资源、制度资源、人力资源不断增多。货币政策只规范银行业的信贷投放行为,对资源的消耗有限而且相对固定。货币当局通过运用政策工具,刺激或约束信贷投放,规范信贷投放行为,其消耗的财政资源、制度资源和人力资源有限。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制约同时又相互促进,为使二者更好地配合使用,2003年中国实行了“一行三会”的机构设置,对监管和货币政策的权责主体适当分离。由于权责主体还未彻底分离,目前还存在着职责划分不清,监管事权重叠交叉等问题。这些问题若长期存在不妥善解决,叠加累计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银监会出台的监管政策可能与央行出台的监管政策相互冲突,即使事先协调制定,相互妥协会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央行内部制定的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顾此失彼。

为使监管职能与监管政策更有效的实施,必须进一步调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职责分工,人民银行现有的监管职能全部划归银监会,银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银监会全面承担。而人民银行只行使货币管理职能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真正做到使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独立、相互促进。实现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由经验型向专业型的过度。进一步扩大中国银监会的人员编制和增加财务预算,尽快引进相对稀缺高端专业化人才。对基层银监机构的专业监管人才加大培养力度,扩充监管人才队伍。使现有监管人员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其主管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使监管队伍向着学习型、开拓型、专家型、务实型的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季春泉.目前商业银行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几个难点[J].财经界:学术版,2010,(1) :23.

[2]尹怡斐.新时期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问题略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S1):63-64.

篇10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结构调整 市场预期 稳增长

今年经济走势及市场预期的变化

2016年的经济开局可谓是跌宕起伏，各界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或许可以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来形容――从1月至3月中上旬的看弱，到3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乐观，又到当前的谨慎。

第一阶段：1月至3月中上旬。对于这一阶段经济形势的看弱，是因为主要经济数据不仅低于去年同期值，而且显著低于市场预期。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低于市场预期（Wind资讯统计的市场预测均值）0.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低于市场预期0.5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3月下旬至5月上旬。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8%，结束了2015年以来同比负增长的局面。并且3、4月份房地产市场、钢材市场均表现活跃，1―3月财政支出也有显著增加。另外，3月份整体经济数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且均高于市场预期，强化了市场对于经济企稳的判断。

第三阶段：5月中旬至今。5月，市场对于我国经济走势的讨论增多，加上4月份宏观数据整体走弱，使得更多人对经济形势持谨慎态度，资本市场也受预期影响产生了波动。

对于当前经济，各界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物价走势。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各界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也出现了波动，先是产生通缩预期。1月份，在低基数效应下，CPI同比增速为1.8%，继续停留在“1时代”。2月份 ，CPI同比增长2.3%，高于市场预期0.5个百分点。3、4月份CPI均保持在“2时代”，加上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以及PPI同比增速快速反弹，各界对通缩的担忧也发生了转变，转为担心可能发生通胀，并会因此掣肘我国出台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笔者认为，2015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不排除调结构、去产能的影响。对于走弱的经济，我国并没有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但从今年一季度来看，财政、货币方面的数据均给市场带来了一些“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预期，市场产生一定波动。

对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更需关注其中潜藏的风险。一季度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现象有所凸显，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上升，维持了投资增速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对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拉动GDP同比增长0.6%，对冲了因为金融业增速下滑对GDP增速的负面影响。但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表现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如果没有稳增长政策的刺激，我国经济下行幅度或许更大。但从1―3月的经济状况来看，稳增长的刺激作用似乎存在与调结构、去产能相悖的痕迹，比如3、4月份钢材、汽车市场的异常繁荣与去产能似乎存在明显矛盾。

4月份，经济数据全面回调。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加快、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控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信贷规模收缩较大。4月财政存款大幅增加，由于不统计在M2中，拉低了4月M2的同比增速。从实体经济来看，工业、消费、投资、进出口需求同比增速出现全面下滑。随着前期钢材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提升以及各界对政府稳增长预期的增强，3月份高耗能、高投资行业出现死灰复燃迹象，对3月经济数据的全面上行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4月投资增速略有下滑，存在明显的政府投资减速迹象。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较1―3月回落0.2个百分点，1―3月较1―2月上涨0.5个百分点。从民间投资来看，1―4月同比增长5.2%，较1―3月回落0.5个百分点，1―3月较1―2月回落1.2个百分点。从工业领域来看，3月生铁、粗钢、钢材、原煤生产分别较1―2月上涨9.2、8.6、5.4、1.9个百分点，分别较4月份下滑4.2、2.5、2.8、6.5个百分点，高投资、高耗能、产能过剩的“黑色系”对3、4月份的工业生产影响较大，与3、4月份投资增速变化也存在些许的巧合。在财政支出方面，1―4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0%，继续保持偏宽松的财政政策状态，但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出现了显著回调。

2016年年初以来，个别地方政府在执行“稳增长”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有投机现象。有的因为GDP的压力出现了继续依靠房地产、钢铁产业等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苗头。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不必过于谨慎。首先，经济增速放缓不等于政府不作为、不刺激；抑制产能过剩不等于不生产、不投入。比如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就需要相关配套设施的投入及建设。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充电桩建设，也不是仅依靠一两个大型企业就可以实现在全国布网的工程，这种投资仍需依靠政府。其次，对于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要保持信心和理性，适当的预警也有助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我国物价走势预测

当前形势下，对我国物价走势判断的难度在加大。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口径进行了一些调整，再叠加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一季度CPI同比增速出现大幅上涨，进一步增加了各界对于通胀的预期。

（一）数据的可比性问题

根据笔者分析，从2016年1月起，CPI的统计口径发生了以下几方面变化：一是食品权重显著变小，食品占比由之前的0.3下调到0.2。二是将原来的“烟酒”项和“食品”类合并为“食品烟酒”类。三是食品部分所包含的分项和权重略有调整，但对于整体CPI走势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四是对于非食品部分，除了对各项权重进行相应调整外，还将部分服务类价格与其他商品类价格合并为“其他用品和服务”类。

由于权重调整，今年公布的CPI数据存在与2015年数据不可比的情况。对此，笔者用2015年的权重重新估算了今年1―4月的CPI数据。根据估算，1―4月CPI同比增速分别为2.2%、3.3%、3.1%、2.9%，分别比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同比增速高出0.4、1.0、0.7和0.6个百分点，分别高出2015年同期1.4、1.9、1.7和1.4个百分点（见图1）。

（二）今年通胀压力分析

虽然从可比口径看，2016年1―4月CPI同比增速更快，但这并不构成2016年形成通胀的充分条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1.2015年存在低基数效应

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带来供给冲击，以及猪肉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2015年前4个月的CPI环比增速低于2002―2015年同期均值，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低基数效应。正由于这样，从同比角度来看，2016年的CPI同比增速在一定范围内高于2015年属于正常波动。

2.季节性因素、天气因素叠加猪周期的影响

季节性因素、天气因素叠加猪周期，导致2月CPI环比增速大幅上涨，拉高了2月以后各月CPI数据的基数。当时各界对通胀形势的担忧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2月份CPI同比增速由上月的1.8%上涨到2.3%，上升了0.5个百分点；二是各界认为猪肉价格上涨会推动CPI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当时猪肉价格恰逢上涨小高峰时期）。而现在来看，当时的担心是多虑了。2月份是春节所在月，受节日因素影响，商品价格普遍存在环比上涨的情况。另外，2月中旬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冷空气侵袭，对蔬菜价格影响较大，致使春节过后蔬菜价格持续居高不下，直至3月中旬后蔬菜价格才见回落。4月蔬菜价格进一步回落，随着夏季的来临，预计今后蔬菜价格继续上涨的空间有限。再有就是猪周期，由于前期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生猪供给减少。同时受季节因素影响，作为主要饲料的玉米价格上涨，也增加了猪肉的供给成本。由于国内玉米储备充足，生猪养殖产业化市场恢复能力增强，预计猪肉价格仅存在有限的上涨空间。笔者通过对农业部网站公布的每日农产品价格指数跟踪，发现5月份猪肉价格涨幅收窄，出现价格回落的迹象。

3.核心CPI并未显著上涨

从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1―4月核心CPI来看，并未出现显著上涨，因此今年的价格上涨主要源于季节性因素所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并不存在价格普遍性、持续性上涨的基础。3、4月份可比口径下CPI同比增速的回落，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

（三）对当前形势下物价走势的预测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对于今年的物价走势有如下判断：一是今年CPI同比增速不会太低。2月份CPI环比增速大幅上涨，预计将拉高全年CPI同比增速上升0.4个百分点以上。二是今年不存在价格大规模普遍上涨的基础。从CPI构成中占比较大的非食品价格来看，受当前经济形势低迷以及去产能、调结构或将波及就业形势的影响，需求端非食品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

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对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以供给侧改革为主，但也要适度扩大需求。建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保持需求端的适度扩张。无论从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还是从供给侧改革来说，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空间，需要适度的需求扩张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

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现实压力。一是就业问题，201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765万人，较2015年增加15万人，加上中职毕业生和高中毕业后不再升学的毕业生，预计2016年将有15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就业。再加上去产能、调结构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失业群体，2016年的就业压力比较大。二是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两个翻一番”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2015年11月，总理在韩国首尔的演讲中指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需要今后五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需求侧没有拓展的空间，那么供给侧改革也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二是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不需大幅扩张，主要是防止进一步加大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三是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供给侧管理的手段。在财政政策方面，可通过精准定向调节的方式实施，比如通过政策倾斜，减少企业税费、减少创新型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活力；通过抬高产能过剩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培养企业的创新观念。

四是尽量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机会。比如通过简政放权来降低制度性成本；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投资准入障碍；加强产权保护等。

五是在需求扩张的同时，也要防止已淘汰的落后产能复活，进而对去产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建议在监管制度、政绩考核机制方面进行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