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悲观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瓶颈开始出现。

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依靠投入要素增长”的有力诠释。尤其是2009年以来的4万亿，更是把投资的高投入当成了经济增长的不二法宝，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使得企业把大量资本用于投机。到现在，随着外需低迷、消费不振，投资的增长效应递减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务和通胀压力，靠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日益走向终结，而替代性的创新支撑发展机制不但没有形成，反而日渐衰微，这是中国经济问题之痼疾所在。

另一方面，在生产效率没有提升的情况下，投入要素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也造成了跨国企业的资本转移，如最近的阿迪达斯关闭中国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产业升级无法完成、生产效率无法提升情况下的要素成本提高，再加上欧美国家诱导制造业回归本土以解决自身失业率的政策引导，中国产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面临着“欲做血汗工厂而不得”的尴尬局面。

其次，悲观来自对经济政策多变而无法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中心主义的思想仍然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这种大政府下的“政府中心主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表现尤为抢眼。在2009年初的时候中国率先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这让我们曾一度自豪地宣称“中国率先复苏”。但回过头来看，缺乏论证的“迅速决策”天量投资尽管保住了增长，但暂时的增长换来的却是巨量的地方债、持续两年的通货膨胀和至今高烧不退的房地产市场。所谓的两难局面其实是这种“非理性拍脑瓜”决策的必然结果。

篇2

美国近期公布的各项数据显示制造业部门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与此相应，就业市场继续呈现好转之势。继投资拉动后，上周的消费数据显示消费的复苏或将推动美国经济延续复苏。近期，从联储逐渐终止治理危机的一些非常规方案的行为来看，联储实质上已经悄然开始了退出之路。

制造业部门继续扩张

最近公布的3月份的里士满制造业指数回升至6，较上月上升4个单位。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指数对工业增速有1个季度左右的领先，该指数的继续回升显示制造业部门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工业部门的耐用品新增订单数量进一步增长，并保持了2009年2季度以来的回升态势，新增订单同比增速也已连续3个月保持正增长。

与制造业部门扩张相应，就业市场继续呈现积极变化态势。我们预计3月份美国失业率将会进一步下降，这将对市场产生新的刺激作用。

消费者支出增长或将推动美国经济延续复苏

继目前设备投资拉动后，消费的复苏将成为影响下半年美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轨道的最重要因素，因其占GDP比重的70％。

由于就业和信贷市场出现一定好转，美国消费者信心得到恢复。2月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3，6，其回升对拉动消费支出增长有一定正向作用。消费者支出增长，将带动美国零售销售继续回升。企业赢利上升、库存销售比下降，将使企业的生产和雇佣活动更为积极。

美国储蓄率维持在3，1％，为2008年10月以来最低，我们所乐见通过降低其国内降低消费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路径尚未出现。今后尚需观察就业市场好转后，美国储蓄率是否会出现系统性上升，长期看，过低的储蓄率可能促发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

联储开始启动政策退出

3月2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就美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做了解释。他指出自危机以来美联储的政策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从2008年初至2009年3季度这个阶段，联储是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来向被危机破坏的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从而稳定金融体系，重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恢复其正常功能。随着金融系统的逐渐好转，联储已开始逐步停止这类政策方案。伯南克特别强调了，现在终止第一阶段所采取的部分应急措施并不会导致家庭和企业所面临的金融环境的紧缩，因此不会导致货币政策的紧缩，也不能被认为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信号。

第二类联储针对危机的政策主要包括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例如将短期利率降到0附近，通过大规模的购买国债、资产支持证券、政府债券等，公开市场操作提供额外的货币政策刺激，这些政策使得银行系统保持高流动性，并改善了抵押市场和其他私人借贷市场的境况，从而对长期私人借贷利率和利差产生了向下的压力。

虽然伯南克强调常规性的刺激经济政策仍将继续保持，但从联储逐渐终止治理危机的一些非常规方案的行为来看，联储实质上已经悄然开始了退出之路。从最近的一些政策调整来看，政策退出战略将是渐进的。灵活的。而且退出的次序是先退出治理金融体系的措施，然后等经济复苏进一步确认后，逐渐退出常规性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

篇3

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记者：2003年你们提出了BRICs概念，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根据和目的何在？

威尔逊：我们的动机是给未来数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勾画一个轮廓。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和经济力量向它们的转移，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我们从以前的研究中选择了4个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我们认为这4国在全球政策制定中应当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理解经济重心如何从发达国家转移。我们发现，上述4国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投资者日益关注的目标。

记者：你们提出的“BRICs”受到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也出现了许多反馈。您如何看这些反馈，人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们的提法？

威尔逊：我们发现许多人赞同这个概念，BRICs国家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学术界的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但也有人认为我们的展望过于保守。许多人对于BRICs国家实现我们描述的“梦想”需要具备的条件看法不一，也有人对这一梦想的实现是否对世界有利持不同看法。当然，围绕着这些观点产生了许多不确定性，尽管我们一般倾向于乐观一方的观点，但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提出一种观点。

记者：您对BRICs概念有进一步的发展吗？如何看2004年BRICs国家的经济表现？您是否认为它们现在的情况与你们当年的预期一致？

威尔逊：我们在最近的研究中发展了BRICs概念，我们试图进一步认识BRICs国家的发展对三个市场的影响：对油市、车市和对股市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更详细分析了我们设计的预期对BRICs国家中产阶级的影响、对全球增长前景的影响。这些国家2004年的经济表现相当好，2005年看上去也会更好。实际上，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比我们当初预期得更快。

发展模式和障碍

记者：您认为这些国家发展模式的优劣何在？

威尔逊：在BRICs中，每个国家都有机会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大国，但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说，每个国家又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中国的崛起说明了开放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俄罗斯的增长证明了资源的重要性，但资源既可以成为优势，也可转变为劣势；巴西的增长更依赖外资流入，这也使它经常受到危机的冲击；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廉价的劳动力、信息技术优势弥补了基础设施落后和经济相对封闭等不足之处。

记者：BRICs国家的未来发展将会面临哪些障碍？您认为它们应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威尔逊：中国近期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金融体系提高资本分配效率，如何应对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印度的困难是如何解决中等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同时要保证政策的有力和连续；巴西需要解决境外和公共债务不断增长的问题；俄罗斯制度的稳定和过分依赖资源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严重问题。

记者：BRICs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能源的主要提供和消费者。您认为它们的发展将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压力吗？它们如何突破能源“瓶颈”？

威尔逊：在最近的一项报告中，我们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BRICs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将使全球原油年需求增长比我们过去20年估计的高出2―2.

5个百分点。最大的压力可能来自未来10年，这对BRICs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短期看，可能造成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这一“瓶颈”有两个解决方式，第一是增加能源生产，第二是寻找石油的替代品或在生产和消费中采取节能措施。

与G7共处是可能的

记者：您认为BRICs国家能够与G7共处吗？

威尔逊：BRICs国家与G7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BRICs国家变得更加重要后，它们会在政治上进行角逐。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BRICs崛起对全世界都有利，它们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而G7经济发展主要将取决于各自的政策。G7需要承认BRICs国家正在增长的经济实力、需要更多发言权的要求。BRICs与G7共处是可能的。

记者：在高盛的报告中，你们为何只选择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个国家？难道没有其他国家吗？你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威尔逊：我们选择的这4个国家是因为它们是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报告最初也考虑到南非，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国家譬如墨西哥、土耳其、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即使上述4国尚未充分发展，但它们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已经增加。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过去10年中，当人们讨论经济政策时，中国成为了一个重要因素。BRICs国家的政治影响已经并且还将进一步扩大。2月初，4国被邀请参加了伦敦G7会议，这等于G7承认了它们的重要地位。

篇4

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也给浙江敲醒警钟。200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提出建设“绿色浙江”的战略目标，同年出台《浙江可持续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召开全省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制定实施《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实施生态省建设；2004年，启动“811环境整治行动”（水系及运河、平原河网，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2005年，又启动“发展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9大重点领域、9个一批示范工程和100个左右重点项目）；2008年，又启动“811”新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推进污染减排和重点区域环境整治。“十一五”以来，浙江省全面完成两轮“811”环境整治行动任务，水系运河和主要湖库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73.7%，比2005年提高18.1个百分点；完成全省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减排任务，能源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居全国前列。2010年7月，浙江省出台《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生态省建设方略、走生态立省之路，打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其中，《意见》重点提出健全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加强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形成比较完善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和重大生物灾害的防控体系。

案例内容

今年1月20日，浙江省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环境安全保障体系的意见》，提出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到2015年，环境监测监控能力、环境执法监管能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显著增强，环境信息保障水平明显提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科技支撑能力全国领先，城乡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基本形成科学、规范、高效的环境安全保障体系。

六大体系夯实环境安全基础

按照《意见》的部署，浙江省将建设与该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环境监测监控保障、环保基础设施工程、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环境执法与应急保障、环境信息保障、环境科技支撑等六大环境安全保障体系。

严格政府责任考核强化保障措施

为了扎实推进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意见》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并把这项工作纳入生态省建设、“平安浙江”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同时，要完善环境安全制度体系，坚持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制度，从源头保障环境安全；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深入开展各类环保专项执法行动。此外，要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导向作用，加大对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深化环境资源价格改革，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环境资源价格机制；建立健全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大力实施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电力（热力）行业烟气脱硝补助等环境经济政策。

相关链接

江西“十二五”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建设鄱阳湖生态示范区是江西“十二五”的一项很新任务。面对未来五年，最近的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重点，充分利用山、水、林、湿地等生态要素，构建城乡一体化、点线面结合的绿色生态屏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实施千万吨标煤节能、农村清洁等工程，开展低碳城市试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提高全省生态文明水平。根据部署，未来5年，江西省将实施12项重大生态经济基础性工程，完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篇5

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9万亿的信贷投放，巨量的货币量增长使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随之而生。进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正逐渐成为现实，经济呈现过热现象，政府也下定决心出台严厉的政策打压过度高涨的房地产市场，挤掉资产泡沫后使之回到合理的水平。

根据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经常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似乎迫在眉睫。然而从最近的各项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正在失去动力，不能排除物价水平跟随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回落的可能性。即使在美国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之下，通胀预期迟迟未形成，有人将其喻为“在大洪水中的诺亚方舟上拉响了火警”。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形势如此微妙。复杂的通胀形势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很快，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很快，加上中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构成中食品权重较高，同时资源和能源矛盾比较突出，所以物价总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偏高并且波动较大。从通胀类型来看，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

2003年之前的通胀类型是成本推动型。1998年中后期，世界经济迅速回升，2000年达到高点，驱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国内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上涨。在2000年中后期受到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的影响，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相继陷入衰退，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内PPI先于CPI在2001年4月就出现同比负增长，中国经济重新跌回到通货紧缩。时至2003年，世界经济好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国内PPI指数又先于CPl指数同比增长转正，经济全面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反映出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强烈的输入型通胀的特征，也符合1997-2001年中国通货紧缩时期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

由于外向型经济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国的PPI通胀由国际定价，因此独立于中国的货币供应以及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1994年汇率改革之后，通过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机制，中国把出口价格水平进而PPI通胀锁定在美国的PPI通胀进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水平上。仅仅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升值21％期间，PPI与CRB(美国商品调查局依据世界市场上22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指数趋势有所偏离，2008年底人民币开始重新盯住美元之后，二者走势又高度一致。

2003年之后的通胀显现出需求拉动的特点。在统计关系上，CPI指数领先于PPI大约3个月。CPI和PPI变动分别主要地反映了最终消费市场需求和工业原材料成本方面的情况，即表明2003年以来影响以CPI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中，需求因素相对于成本因素较为突出。供给不足或短缺造成成本的变动不再是消费者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国内需求的高涨和下跌成为促使消费者价格变动的主导因素。

由于国内需求上升，生产中的存量资本、劳动力或原材料会出现短缺，从而形成生产投入品价格的上升，推动通货膨胀的发展。例如2004年前后的通货膨胀就出现存量资本短缺，表现为经济的供应瓶颈(例如煤电油运的紧张)、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上升。而2006-2008年的通货膨胀中，则主要表现为外汇占款的急剧增加和居民流动性偏好的松动，伴随猪肉、粮食供应短缺、国内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并且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供给不足现象。

中国的物价如何决定

从直觉上看，如果货币供给的持续扩大造成了物价的上涨，那么这个货币供给的层次一般指的是广义货币即M2。但是，中国M2与CPI之间的关系并不太稳定，原因在于代表全社会流动性的M2其相当大成分是居民储蓄存款，而后者与股市和资产价格的波动表现出了较大的相关性。一般认为，M1经由不同机制传导到CPI的表现上。大概需要6个月左右。MI已由2009年11月的36，6％最高增速见顶回落，所以预计CPI也将于6、7月份达到稍高于3，0％的水平后回落。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PPI由人民币汇率制度决定，如果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或平稳升值，PPI指数将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一致。而CPI主要由国内的货币政策或货币供给决定，居民的流动性偏好等短期因素会影响CPI的波动。以居民活期储蓄存款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总余额表示居民流动性偏好，以反映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中国的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相互参照以达成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四个政策目标。目前看来，PPI和CPI的渐次回落反映当前经济复苏形势不容乐观，价格水平回落显示总需求不足，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仍处在接近通货紧缩的边缘，表明各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无法继续带动世界的总需求。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不会形成通胀

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有一些价格因素不直接进入CPI或PPI统计，但它们的变动会引起CPI或PPI的同方向变动，劳动工资和汇率就属于此类价格因素。劳动工资水平变动一方面引起消费需求变动，从而对消费市场的价格水平带来影响，即引起CPI变动；另一方面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动，促使生产者调整产品价格，即引起PPI变动。而汇率变动也会通过进口消费品和进口中间产品，影响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超越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可能是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来源，即所谓“工资一价格”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价格由经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水平决定，名义工资则是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设定，工资成本上升推动成本和价格上涨，价格连续上升又导致通货膨胀预期，进而推动名义工资进一步上涨。虽然中国接近完成由劳动力过剩到资本过剩的过程，但在制度上，中国并不存在垄断因素所导致的工资和价格高于生产率水平的可能性。正好相反，多省集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正反映了工资上涨是有序，一次性的，并非通货膨胀的物价持续上涨，也不会形成通涨的预期。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但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大多在两年前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在经历了去年以来的促增长之后，此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显得颇大。就经验研究而言，中国名义单位劳动成本与通货膨胀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通货膨胀是引起工资政策调整，从而导致工资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从汇率来看。针对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升值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一年之后对进口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消费者价格确有显著抑制作用。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缓减通货膨胀压力的途径之一。

如果将2008年底以来中国的货币适度宽松的政策看作是货币学派的实验，目前的结论对货币学派是毁誉参半，一方面通货膨胀可能如期而至，另一方面，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猛烈。这也表明缺乏对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传导机制和溢出效应的理解，简单地认为货币数量增加就会造成通胀，或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一定引发通胀是不可取的。

小贴士

OPI：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8％时。认为已经存在通货膨胀。当CPI>5％时，表示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

篇6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在今年上半年再创新高，投资再次成为经济政策讨论的热门话题。据估计，中国的投资占GDP总额的40％以上，在世界上属于非常高的水平。仅在今年上半年，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近30％。

投资的迅猛增长，已引起对潜在产能过剩和银行坏账增加的广泛忧虑，控制投资的政策也随之出台。这些担心和政策是基本正确的。例如，银行流动性过大增加了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风险，紧缩银根非常必要。

然而，现在还很难判断现有政策能否有效阻止投资的增长。2004年的经历可引以为鉴。当时有关当局采取了包括行政手段、对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提高准备金率以及小幅上调利率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然而，对投资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投资在2004年5月－6月大幅下降后，在当年的最后几个月再次加速。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大致与2003年相当。

直至今日，中国企业的融资机制还不被很好地理解。在10－15年前，中国投资的高增长主要通过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融资，这些国有银行把来自家庭的储蓄投向低效的国有企业。然而，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公司已经提高了盈利能力，而投资的资金更多地来自企业的利润。

通过对国民账户资金流动表的分析，结合银行统计数据以及统计调查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企业比家庭拥有更多的储蓄。在投资资金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来源于银行贷款，企业的留存收益则占一半以上。以2005年为例，中国的总资本形成额超过了GDP的40％，企业投资占到GDP的31％，而其中超过20％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只有10％来自贷款。

这个结论让许多人感到惊讶，原因之一是对一些经济概念的认识含糊不清。我们所说的储蓄，是指收入与消费之差，是一个流量，与银行中储蓄存款的存量不同。储蓄减去投资就是该部门的净金融流入/出。一般来说家庭部门是净流出，企业部门是净流入。这一点中国与世界一致。

中国家庭将大约25％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大大高于OECD国家，但比之印度的30％尚有所不如。使中国更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是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目前，企业的留存收益储蓄高于家庭储蓄，是美国和法国的两倍，超过了GDP的20％（税后）。

什么原因使中国企业进行如此高的储蓄？第一，中国工业占GDP的份额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高，与其他部门相比，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意味着相当大份额的国民收入归给资本，进而转为投资。第二，占资本密集型企业（如重工业）很大份额的国有企业，对最大股东――政府――传统上很少分红。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国有企业的重组，企业盈利增加。自2000年到2005年，工业利润以36％的平均速度增长；即使在2005年面临压力，当年利润增长仍维持在23％的水平。

利润高增长的原因在于生产率提升很快。1998年以来，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接近年均20％的速度增长，高于年均14％左右的工资增长率。所以，工业增加值中，工资所占比率从1998年的24％下降到了2005年的17％。换言之，企业利润在馅饼越来越大时，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除了企业的高储蓄，国有企业等机构接受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数额占到了GDP的5％。这是它又一重要的融资渠道。

正确理解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对于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由于如此大份额的投资资金来源于企业利润和政府转移支付，单靠货币政策可能不足以控制投资。因此，2006年上半年工业利润增长28％，可能是最近的紧缩政策没能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太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利用公司利润进行投资，并不表明投资一定是有效的。企业留存收益在投资资金来源中的重要作用，加剧了投资的周期性――利润高企时投资会进一步增强，低利润则抑制投资的积极性。此外，企业利用留存收益投资，较少面临外部审核，可能会影响投资效率。

可以通过一系列结构改革来提高投资效率，并同时减少宏观风险。比如，让国有企业分红，深化金融改革，把财政支出更多投向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根据稀缺和环境效应调整价格，以及建立鼓励政府和谐发展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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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件”，从茅台等名酒“塑化剂事件”到最近的康师傅统一方便面含致癌物，陆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民关心的话题。食品安全既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又对国民经济、食品产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主要针对食品行业安全，从财务风险的角度就其类型、识别方法、应对策略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有效应对食品行业的安全风险，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关键词：食品企业；安全风险识别；风险及对策

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件”，从茅台等名酒“塑化剂事件”到最近的康师傅统一方便面含致癌物，陆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民关心的话题，成为政府、行业、企业和消费者持续关注的焦点。“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既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又对国民经济、食品产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主要针对食品行业安全，从财务风险的角度就其类型、识别方法、应对策略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有效应对食品行业的安全风险，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一、企业食品安全风险类型

企业食品安全标准就是力求在法律框架下，用适中的成本达到控制食用安全风险，有利于树立我国食品安全形象，促进食品生产与贸易，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但食品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面临诸多风险，比如来自企业外部的环境风险、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食品流行病菌风险等；来自企业内部的技术风险、生产风险、财务风险、产品质量与安全风险等，但最大的风险是食品安全风险，在广度、深度和烈度上，其他风险都无法与之相比。企业其他风险一般影响单个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而食品安全风险不仅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公民和消费者的健康与权益，甚至影响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

二、企业食品安全风险识别方法

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就是指在食品安全风险事故发生之前，运用各种系统的、连续的方法来认识所面临的各种食品安全风险以及分析食品安全风险事故发生的原因。食品安全风险的识别主要应用相关的历史经验与感知情况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资料记载来分析引起风险事故的各种因素，进行归纳和整理，采取该种方式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迅速的寻找出各类风险，这些风险是具有可变性特征的，因此，风险识别工作也是一种复杂、持续的工作，要想真正的分析出其中的风险，风险管理人员必须要抓好各类风险的联系，现在使用的风险识别方法主要有生产流程分析法、风险专家调查列举法、资产财务状况分析法、分解分析法、失误树分析法，另外还有环境分析、保险调查、事故分析等。企业在识别风险时，应该交互使用各种方法。

三、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应对策略

识别了食品安全风险之后，食品企业就要确定如何应对这些风险。针对不同的风险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考虑应对策略的过程中，先评估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的效果以及成本效益，选择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来预防、管控甚至化解。

1.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预警、管理和事故的应对机制

食品企业面临的风险比较特殊，法律风险、市场风险、营运风险、产品质量与安全风险等尤为突出，我国食品企业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实施风险预警、评估、管理和严格的供应链管理，建立风险评估、预警、管理和事故应对机制，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要主动、有意识进行风险管理，防患未然。

2.迫切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食品企业有着很长的产液量，涉及的经营者数量也很多，这无疑给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为了保障食品安全，政府就需要做好全面的干预工作，这种干预工作需要涉及到生产、价格管制、税收、经济政策、法律法规上，从源头把握好食品的安全生产关。

3.应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

食品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供人们吃的。为保障人们吃得放心，食品企业应主动加强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把控，从源头把食品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南京青奥会即将举行，今天早上新闻报道南京青奥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好，青奥会食品从生产之前的车间消毒、工人着装、清洁环境等准备工作，到生产的各个环节，领料、配料、制作、烘焙、内包装、急冻、入库都严格把控，切实抓住源头，排查源头风险、整治源头问题，始终如一地把源头监管好，严把食品输入的第一道关口，确保源头食品安全。我们所有食品企业都应该像南京青奥会食品一样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让老百姓放心的吃，减少食品安全风险。

4.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和补偿基金制度

企业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有的是可以预防和管控甚至可化解的，如产品质量与安全风险、生产风险、技术风险等，但是很多风险是企业难以管控与预测的，如果出现风险，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也会影响消费者、社会的合法权益。为了避免该种情况的发生，企业就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成立好相关的安全保障以及补偿基金，具体策略为允许企业从成本中提取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和补偿基金，计提比例设置一定限度，如不超过成本总额2%-5%，以缓解因该基金计提增加成本而减税的问题。颁布相关会计法规，强制规定食品企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食品安全保障基金。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实行从税后利润提取食品安全保障基金是可行的，企业也可以接受。保证专款专用。政府主管部门应定期检查，也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监督。提取食品安全保障和补偿基金由税前列支，短期内会减少税收收入，政府可能与企业博弈。笔者认为，政府应从事关公众福祉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减税让利做法，鼓励支持食品企业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和补偿基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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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红霞，安玉发.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来源及防范策略――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内容分析[J].经济问题，2013（05）.

[3]何猛.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监管体系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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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和央行7月1日发表了经济运行指标及预期值，其中，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到了上世纪末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上半年的贸易赤字达57亿美元，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下调至3.9%。韩国近期的经济表现正成为国际各界纷纷展开猜测、评估和议论的焦点。尽管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韩国政府自身却不甘心沦为下一个越南。

“危机”征兆正在显现

韩国执政的大国家党政策委员会议长任太熙6月11日在一次记者会上称，最近的经济指标和1998年金融危机时差不多，情况有些不妙。他提出危机论的根据是：“物价大幅上涨，国际经常收支赤字很大，外债增加，韩国已经成为纯债务国，在第二金融圈里存在部分坏账。”任太熙进一步拿出证据称：“国际收支已经很难在短期内回归黑字。这将造成投资不振，赤字进一步扩大，汇率上扬，物价上升，企业面临提高工资的压力。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将会出现很难平稳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面”。

在次日举行的大国家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任太熙再次坚持认为：“内外经济情况不妙，已经出现结构性经济危机征兆。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很多，如果只注重眼前的主要国政悬案，失去大势的话，外债危机、金融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都可能在某个瞬间到来。”

此外，外资热钱正加速流出韩国，20天流出6340亿日元。2008年年初，外国投资者主要在韩国股市买卖造船，钢铁，IT企业的股票，从6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外国投资者对所有韩国股票采取了做空的投资策略。据韩国《朝鲜日报》7月7日报道，外国投资者的热钱正加速流出韩国。韩国证券交易所近日就外国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了统计，从6月9日起的20天时间，共有6.2万亿韩元，约合6340亿日元的外国资本离开了韩国股市。这一数字超过了2005年3月的外资离开韩国股市的数额，当时的数字达2.1万亿韩元，约合2138亿日元。此次外资离开韩国股市的规模是当时的三倍。

韩国媒体也警告说，随着高油价趋势的长期持续，韩国经济已经陷入危机局面，主要经济指标一致亮起了红灯。韩国经济已到了“最糟糕的程度”。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面向亚太13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季度消费信心指数调查显示，韩国只有27.7分（第12位），远低于标准值100分，接近金融危机当时的水平（26.1分）。

“金融危机论”遭抵制

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期，任太熙曾在财政部工作过，因而对当时的情况比较熟悉。此外，他还是执政党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属于李明博为数不多的亲信之一。因此，任太熙提出“金融危机论”后，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

韩国央行总裁李成太在任太熙讲话的同一天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似有站出来灭火的味道。他在一次记者会上称：“若将当前的情况和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相比，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

韩国前经济副总理赵淳也判断说：“由于出口势头良好，外汇储备也不是一贫如洗，所以现在不用担心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也有一些媒体认为，虽然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需要预防可能出现危机的地步，但是政府和执政党中的一部分人与其说在努力寻找对策，不如说他们希望借助夸大“金融危机论”向反牛肉烛光示威施压，迫使示威者尽快放下蜡烛回家。

政府面临两难抉择

李明博政府刚成立时曾提出“747计划”，将经济增长放在最优先位置。不过，在国际油价、原材料价格等大幅上涨后，韩国政府似乎将政策中心转移到控制物价上。

但是，政府内部也有部分人士主张，资源匮乏的国家要想生存，就要不断扩大出口，因此应采取增长优先政策。目前，李明博政府在两种不同意见面前难以抉择。而韩国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放弃目前的民营化等政策，致力于稳定经济形势。其一，通过全社会节约能源消费来减少进口，改善收支；其二，政府不仅应该积极协助大企业，也应该实行积极培育优良的中小企业等微观政策，为经济注入活力；其三，还要尽快解决进口美国牛肉问题，让国会正常运营，推动批准韩美FTA等。

不过，韩国前官员、媒体和学者等各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李明博政府上台已经4个月，但是经济班子似乎什么也没有做，甚至不能称他们为经济班子。一些人批评说，李明博执政初期曾标榜推行亲企业政策，致力于经济增长，如今剩下的只有光化门前的烛光示威。虽然面临多重经济困难，但是由于烛光示威的困扰，政府也没有精力致力于推行经济政策。甚至有人称，现在韩国是处于“经济无政府状态”。

节能措施难防危机

韩国日前表示，将分阶段实施应变计划，减少能源消耗量，以免油价高涨使韩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韩国总理韩升洙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指出，政府的措施包括限制公家机关车辆的行驶，并表示若油价进一步上扬，将采取更严格的举措。此举为韩国自1988年汉城奥运以来，首度对能源消耗直接设限。

韩国几乎全部能源均仰赖进口，而其以出口产品制造为大宗的经济，在节能上也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我们预料今年进口原油将耗资1112亿美元，高于去年的603亿美元，因油价已劲扬逾倍。”韩升洙表示。

企划财政部此前已经下修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由6%调降为4.7%的三年低点，并警告称该国将出现11年来首次的经常账赤字，约100亿美元，主因即油价高涨。韩企划财政部长官姜万洙也在记者会上称，经济增长预估是以下半年每桶原油平均120美元计算，若油价持续高涨，预估值将进一步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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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年，在这次因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微观审慎监管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被广泛提及。本文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理论分析、必要性分析，并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做了一些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 微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 系统性风险

2007年，在全球的经济一片欣欣向荣时，一场来势迅猛的金融危机迅速的将经济由高峰拉下。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世界经济处于低通胀、低利率、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对此进行了剖析，由此得出：现行的微观审慎监管还不足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金融体系的安全需要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并驾护航。

一、 宏观审慎监管的定义

宏观审慎监管，就是从宏观层面上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它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国外的很多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在两种监管形式的目的、关注范围和所注重的风险性质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来得出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国内很多学者的文献宏观审慎监管一个较明确的定义。总体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对微观审慎监管的升华。但是，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兼管做比较并进行总结而得出的结果。这样使定义更精炼和明了。

二、 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要求宏观审慎监管的存在

经济发展有一个周期，在历经繁荣之后必定会经历衰退。在经济回升阶段，利润增多，作为实际经济市场上有限理性的人们普遍对未来的预期向好。这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企业会增加投资，银行则会降低信贷标准，这些会进一步的推动金融泡沫的增长。银行降低信贷标准，也会形成很多的不良资产。周小川认为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特征来源于信用评级问题和来自外包的羊群现象，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按模型定价以及新巴塞尔协议内部评级法。黄亭亭则认为个体行为有限理性和市场行为短期性是导致顺周期性的根源。许多国外学者也对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特征进行了论述，其观点都大致相同。

（二）现有的对金融体系是否稳健运行的衡量指标存在缺陷

以巴塞尔资本协议为代表的微观审慎监管通过规定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来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从这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这两个指标并不可靠。因为这次的次贷危机是在一个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这两个指标来判断金融体系的稳定存在漏洞。正如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认为：金融机构债务杠杆率增长最显著的领域并非是传统银行业务，而是在交易账户中持有的证券化金融产品。按照现在的资本充足监管的规定，即使这些金融产品最终转变为高风险资产，它们的风险权重也不大。所以，现有的监管制度无法精确的评估金融机构的风险。周小川也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做出了评价，指出了现存的监管标准的不足。

（三）合成谬误

合成谬误是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先提出的。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合成谬误指的是当微观的每个个体都达到最优时，在宏观上，作为这些个体的整体并不一定达到最优状态。微观审慎监管强调的是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当单个金融机构能够稳健经营时，那么作为这些金融机构整体的金融体系也应该是安全的。国外学者也就合成谬误对金融体系所造成的风险做出了阐述。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对合成谬误的解释大致相同。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与工具

目前，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宏观审慎的实施以及该采取哪种实施工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通过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措施来调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

前面，我们指出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顺周期性使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必要，那么，我们就要考虑用什么宏观监管的实施工具来消除顺周期性。通过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措施来调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的具体操作也就是：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而建立防御性缓冲；在经济萧条时，降低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许多学者提出了资本要求的具体实施：他们通过建立两个乘数来对资本要求进行数量化。实施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是大多数学者达成的已知共识。

（二）金融监管机构有必要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宏观监管的视角

在凯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对市场干预，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方法以来，很多国家都会采用这套宏观经济政策。近些年来，各国央行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物价稳定的目标。单纯地采用货币政策反而会增加危机爆发的风险。所以，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时，要采用宏观监管的视角。IMF的最新分析报告中也指出“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系统风险的积累”。郭田勇、廖力也指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必须处理好不确定性问题。

（三）有关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其它方面。

除了上述有关宏观审慎的实施方法外，国外和国内的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盯资金原则

有关学者在2009年提出了要用盯资金原则来补充原有的盯市原则。周小川也认为现有的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准则的不足，指出了在经济系统中，要建立一种断路器机制，来抑制特殊情况下盯市原则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带来的顺周期性。

2.要注重信息基础建设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多样化。而不论是微观审慎监管还是宏观审慎监管，都需要多方面的数据来进行调查。需要有完备的信息基础建设和信息处理机制。白川方明就对次做出了论述。郭田勇、廖力则倡导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3.要关注系统重要性机构

系统重要性机构是指那些在金融体系中大而复杂的，往往经营范围涉及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和保险等多方面的机构。这些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它们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也指出了固有的“太大而不能倒”或“太关联而不能倒”的问题。黄亭亭也提出了三个识别系统重要机构的标准：规模、不可替代性和相互关联度。

四、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配合

微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单个金融机构所存在的外部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则重视由所有的单个金融机构因为内在相关性而组成的整个金融体系，因此，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

要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结合起来，可以从下面两个维度进行:1.跨行业角度。首先要从微观上把握单家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融产品、风险管理模式等方面，再将各种因素综合，从宏观上考虑整个金融体系是否稳健运行。2.时间维度。宏观审慎兼管要重视风险的动态变化。金融体系的内在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要对风险进行时刻的监管。监管当局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对风险的监控。

国外和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对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使用提出了很多观点，但是大部分都是从上述两个维度进行了阐述。白川方明、巴曙松、谢亚和黄亭亭都从这两个角度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分类。

五、总结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就频频爆发，但宏观审慎兼管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宏观审慎监管才跃入人们的视野。一个新的理论和观念的提出，并不能马上检验它的正确性，只能通过一次次的应用，才能说明它是否有效。但是，却能为我们执行宏观审慎监管指明了一个方向。这篇文章总结了最近学者关于宏观审慎的探讨，也可以为以后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提供一个参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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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危机

引发金融危机原因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作用都可从宏观经济政策、金融业监管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政策的角度出发来理解。

有主张认为造成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来自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的国家，如美国，和长期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如中国。这些国家存在过度消费或过度储蓄，由此影响到他们的经常账户。

但经常账户盈余不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和德国同样也存在。发展中国家通过经常账户盈余累积为过度储蓄存在争议，但认识到过度消费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自然资源的反向作用同样更有意义。将责任全部归咎于较贫穷国家的过度储蓄，而不是较富裕国家的过度消费显然更不公平。

必须强调，发达经济体紧盯价格稳定而非资产泡沫或者金融稳定，导致过剩的流动性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发生数年前，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提高和全球贸易一体化引发了适度通货膨胀，而发达经济体内部由于对价格稳定的误读导致金融体系存在价格过低的风险。

发达经济体内的金融业普遍信仰放松管制、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危机过后，人们认识到各国均在本国层面进行金融监管。而巨额债务、影子银行系统这些金融危机的源头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占优势，恰恰在实践和倡导金融全球化的发达经济体内存在。事实上，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发达经济体的现象，而发展中经济体则几乎全部通过金融全球化传导而受到影响。

综上，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引发危机，反而是发达经济体一系列政策和行动的无辜受害者。危机应对中的协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之间迅速协调货币政策。但事实证明，美国、英国、欧元区和H本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协调，并不足以避免全球金融崩溃。2008年，G20在匹兹堡召开特别会议，会议达成协议，确保所有与会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完成经济刺激计划。参与G20的发展中国家完全支持该初步行动。许多发展中国家跟随G20在自己国家采取相应行动刺激经济。G20电采取措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这些国际机构因此获得更多资源，来满足发展中国家因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产生的需求。要注意的是，不仅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也向这些国际机构提供支援。显然在减轻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时，发展中经济体暂时摒弃了对于这些国际机构管理缺陷的不满，配合发达经济体，大力支持这些国际金融机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G20所表达的关切及决策很可能依然是某个国家层面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抱怨他们并没有在G20会议上就全球范围内应对危机协调机制发挥其影响力。简单讲，虽然非二十国集团国家已经开始抱怨G20在全球金融结构中的合法性地位，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依然联合在应对全球危机时起到支撑作用。

一系列相关结果

在美国和英国，其政策不得不同时应对宏观经济失衡和金融业问题。金融业的紧急援助资金、财政刺激措施所需的资金已经导致庞大的公共债务数目。在欧元区，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不平衡；金融部门存在问题，一些国家财政支出过度。在发达经济体内，还存在着老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这些问题逐步显现并走向常态。

总体上，发达国家为实现经济全面复苏所面临的挑战远比发展中国家大。而事实上，近期以来，也正是发展中国家在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直到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债务不存在信贷风险仍是普遍观念。金融市场假设债务危机只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然而，爱尔兰、冰、岛、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发生的事实完全颠覆了金融市场的旧观念。2011年4月，评级机构更是对美国的信用发出了史无前例的消极信号。

宏观经济政策新理解

在探讨应对危机的学术和政策论坛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政策正出现新的理解。

首先，把紧盯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是不恰当的。在推行货币政策时要考虑金融稳定的目标。此外，货币政策需要关注资产泡沫，货币政策执行中必须考虑反经济周期的重要性。宏观经济状况的衡量指标不能仅局限于货币供应量，也应包括信贷状况。

第二，金融部门的监管应该考虑到经济周期性和其他宏观重要因素。此外，金融部门某种程度上反周期性的监管措施，应与货币政策相协调。

第三，虽然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的合理水平不容易界定，但长期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或者经常账户盈余，尤其是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可能含有不稳定的风险，资本流量可能波动很大，因此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资本管制可能是必要的。汇率方面，完全固定或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政策并非唯一最佳解决方案，中间汇率制度有时是可以接受的。

第四，在反经济周期政策中，财政政策将发挥关键作用，且必须与货币政策，以及与金融部门的管制、政策以及开放资本账户相协调。

第五，用来持续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全球金融结构存在严重局限，尤其在金融领域。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全球金融架构中的一部分，与正在应对公共债务国家所缺乏的公平环境相关。

最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机构需要健全的管理。

金融业监管新认识

在发达经济体关于金融业的讨论与政策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衍生出其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归纳如下：

首先，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均在国家层面上。监管部门以及货币政策部门的明确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同时确保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最大化。换句话说，国家机构只有在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时才得到考虑。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中即为印证。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协调是可能、可取和可行的。但每个国家调控的任务最终还是服务于国家利益。

第二，近期国家间经济不平衡复苏，导致各国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表明，虽然国家间正日益全球化联系，但经济周期还是以国家为先。

第三，未来一些国家可能采取抑制金融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内。

第四，金融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原则已被接受，金融机构正在设法确定自身重要地位，并正在建议增加资金拨款。如果有必要，设计差异化的监管制度。

第五，发达经济体掌握的流动性将从有限制资本流动和抑制金融发展的国家撤出的说法，经验上不成立。大量资本流人中国和印度便是印证。

第六，金融业对于更多资本的需求总会牵涉更高成本或影响经济增长，尚未得到验证。缺乏监管导致向金融业的资金倾斜。金融业的复杂和储蓄水平或有效分配之间并无直接证据。过度金融化产生不良后果。

第七，金融业监管和资本流动的联系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比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解释，美国的金融动荡部分原因是过度资本流入。此外，除非在当地有恰当的政策，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否则过度资本流入并不能在流入国家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