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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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做出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平抑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首要目标相关的其他三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1994年-1997年，面对我国由经济转轨而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双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2003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2004年-2007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达到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2008年-2012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2. 1994年-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图可知，财政收入、M2增速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呈现“微笑曲线”分布。这说明无论对于财政收入还是M2增速来说，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之后，两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促进，而在未超过阈值时这一影响为负向。这体现了财政收入和货币M2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欲对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此外，由FR2系数值较M22相比更大来说，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在1994-2011年间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三、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总结过去的2013年，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是不错的。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较大，而在下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们还需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1.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2014年，我国应该继续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固增长。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继续严控“三公”支出，同时保证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等平稳增长。而货币政策方面同样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综合运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工具组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2.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全国两会强调“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之首。当前我国仍然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然资源的流逝，环境污染的隐患，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才有可能把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亦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提高：通过“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获得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资的相互配合，能够促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扭转我国“世界工厂”的加工地位，进而优化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这都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层次与水平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原毅军主编.宏观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宋立.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点看法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1（09）.

[3]林红斌.聂良.试析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J].审计与理财，2011（03）.

[4]丛明，朱乃肖.2009年经济形势与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分析[J].财贸经济，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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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稳增长；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引言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不仅延续了2011年逐季回落的趋势，而且在多重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呈现出加速回落的态势。这迫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各类刺激政策开始重返。但从去年5月份出台“稳增长”措施以来，宏观经济并没有明显回升的迹象，反而呈现进一步回落的趋势。这种下滑趋势的持续要求我们应当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

一、宏观经济分析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增长，是由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的，而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相对比较薄弱。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比例逐渐下降。查询相关资料，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一五”时期为75%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过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资本形成率从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净出口从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局面。一定范围内的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定限度的贸易顺差能增加外汇储备，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但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明显的结构失衡。

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萎缩，我国出口产业已经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今后更长时期也不可能恢复到出口超高速增长、靠不断扩大净出口来拉动经济的状态。因此，当前的启动内需，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刻调整，关键在于调整消费、出口和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增长，提升消费比重。“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二、宏观政策分析

我们要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其一，财政支出要更加强调优化支出结构，重点投向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加大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房建设、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确保“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西部开发、自主创新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其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逐步降低宏观税负，增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和结构转型，出台针对微小企业、节能减排、研发创新、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进服务和运输行业营业税转增值税。通过降低税负支持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扩张作用，又有利于长期结构调整。其三，在抑制通胀的供给方面精准着力，通过投资、税收、补贴、奖励等手段调节短期供给，从而使其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稳健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改善信贷投放能力，保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畅通有效；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切实做到有保有压，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信贷投放，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对近几年连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造成货币紧缩，去年是近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政府调控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有效途径，去年的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表明市场上资金短缺，中央政府有意在放出资金。2012年年初广义货币M2增速的目标确定为14%，但从1—4月份的数据来看，新增贷款只有31420亿元，新增外汇占款约为2400亿元。鉴于构成M2的主要是信贷和外汇占款，这表明在新增外汇占款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只有扩大信贷规模才不至于让M2增速远低于预定目标。于是央行2012年5月12日宣布，从5月18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采取了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结论

经济减速增长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恐慌情绪，但是政府出台“稳增长”政策以及根据当前情况进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将重点由出口，投资转移到消费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1]统计局网站

[2]刘元春.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中国金融，201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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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对自己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运行也有重要影响。这是各方面高度关注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根本原因。当前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不同看法，客观地说，相当多的判断主要建立在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势性分析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作为转型大国，市场化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在判断宏观经济的走势时，如果忽略改革红利的释放，有可能造成战略性的误判。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无疑，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大家经常使用GDP增速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指标看，这就是CPI与PPI的缺口。CPI反映了中下游行业的景气情况，而PPI则反映了上游行业的景气情况。两者之间的缺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经济结构扭曲程度。从宏观经济趋势看，如果结构扭曲进一步加剧，恐怕宏观经济总体表现也很难好转。从CPI和PPI的缺口看，2013年7月达到5%，比6月份的5.4%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这几年比较高的水平。从2012年的情况看，CPI与PPI的缺口一直处于4%-5.5%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表明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一直存在。

改革红利释放使三季度经济企稳可能性在加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今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相关的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这将有助于化解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扭曲。比如，行政审批改革已经三次下放或者废除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并且还将继续推进；营转增加快推进；贷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小微企业政策扶持加大；公共服务社会购买改革启动推进。正如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政策时滞，改革措施对增长的促进也存在一个时滞。从历史经验看，改革红利释放的时滞应该不会超过货币政策的时滞（6个月左右）。这些改革政策从3月开始推出，应该陆续在9月份开始发挥效用。这就是我们认为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有可能企稳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与过去投资拉动的稳增长有明显的不同，这轮增长的稳定将主要来源于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

地方能否有效推进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然，需要客观看到，当前制约经济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性因素还相当多。尤其是上半年推出的改革能否完全实施到位，还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革进展。在各地均面临较大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果过于注重“稳增长、稳财政、稳投资”，不能自觉地把改革放在首位，形成改革的“肠梗阻”，这将极大地增大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基层调查时发现，这个风险无法忽略，有的地方“以增长取代改革”的倾向还相当明显。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恐怕是宏观经济调控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对此各方并没有太大分歧。但要使中国增长潜力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则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突破。由此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以推改革来调结构，以调结构来促增长。只要把“推改革”放在首位，只要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我们的增长就有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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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仍需进一步观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

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观察论坛上，易刚对加息作出回应。

对于近期CPI的持续上涨，易纲解释到，由于去年国际粮食产量减产，造成当年国际粮价提高，继而影响到中国的粮食价格在去年的后两个月出现上涨，“我认为由于粮价上涨造成目前的CPI上扬是暂时的。中国粮食连续3年获得丰收，已经从3年前较低水平增长到去年的较高水平，未来粮价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小。”

易纲表示，尽管CPI是衡量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指标，不过，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进口商品价格等其他指标也是央行所关注的，“央行坚定不移地实行稳健货币政策，是否加息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现无加息必要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

2006年12月CPI的涨幅远超过预期，主要原因是粮食价格上涨，但并没有可持续性。另外，不断加快的人民币升值步伐对通货膨胀会产生抑制作用。CPI走势已进入下降过程，因此，现在并没有加息的必要。宏观经济政策从战略上应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技术操作上可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增强商业银行的稳健性。

已到加息时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

如果CPI触及2.5%，就应该加息。因为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扣税后只有2%左右，实际利率为负。这会带来诸如鼓励低回报投资、增大银行风险、催生资产价格泡沫、拉大贫富差距等问题，对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市场发展乃至整体国民经济都非常不利。

CPI连续高位可加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

如果CPI涨幅连续两个月保持在3%以上，央行有必要通过利率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就目前的物价指数而言，春节之前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未来的数据显示出通胀压力加大、粮食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可能影响央行的加息决策。

加息未必抑制股市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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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篇6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政策是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它可以用来调节总需求，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波动，在不同经济时期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能起到保持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确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对当前我国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篇8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经济机制；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2-02

在20世纪70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①解体之后，各主要国家之间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断相互竞争，摩擦不断，虽偶有合作但持续性不长，国际货币经济也时常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际社会也曾试图协调各国政策，重新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经济秩序，但困难重重。因此，通过这些困难说明，以及相关对策的分析，有助于看清该问题乃至提出更好地解决方案。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满目疮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破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亟须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经济秩序。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就是负责建立这样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会议决定的两项重要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汇率，以及会后成立的两大执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构成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新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该体系极大地稳定了当时的国际货币经济秩序，避免了破坏性民族主义的重来，对世界经济相当长时间的良性运转和发展不可或缺。

但是由于该体系蕴藏着的两个不协调的矛盾，②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全球性持续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又加之70年代初美元的突然大幅度贬值和石油危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国际货币经济机制走向解体。

二、国际货币经济新体制建构的制约因素

1.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其他国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建立新的国际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家实力。当时经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满目疮痍，而美国则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强大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了强大军事保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欧联合体、日本的逐渐复苏，实力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实力，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充其量此种格局只是在经济层面的，西欧、日本的复苏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的，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它们保持较少的国防开支，将更多的资源用到经济发展之上。而且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美国在国际货币经济机制的地位受到挑战，但这种挑战不足以威胁其主导地位，黄金储备和国内生产总值仍是世界第一。西欧和日本虽然逐渐复苏，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但西欧是一个国家联盟，内部冲突不断，难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日本的崛起则依靠出口，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本身资源匮乏。

2.国际机制的机制惯性

旧有机制的惯性，也就是既有机制的价值。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意味着维持机制比建立机制更容易。国际机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积极努力，在没有霸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突发的严重危机的压力，也会促使机制的建立。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补利益的情况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也是极为困难的[1]101。

然而，一旦一个国际机制被建立起来，它会从其产生的相对高水平和对称的信息中获益，通过这些，还使支持机制的谈判协议更容易达成。把国际机制看成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实体，而非一个半政府性质规则的制定者[1]101，这有助于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原因。有效的国际机制促进官方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从历史标准来看，由于是战后的国际机制制度化水平很高，在执行层面的官员间形成了复杂而有效地网络，因此，可以期望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间隔很长，已建立机制的惯性相对来说非常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霸权衰落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然存在并为国际货币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这里的关系是，在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已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规则视而不见甚至是破坏、违背，去为自己谋私利的过程中，其所付出的成本与其得到的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在某一既定议题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追寻自己的短视利益，将会相应的影响他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行动选择。各国这样做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收益，但这样做不仅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负面评价，而且也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以及使自己声誉受损，影响其以后与其他国家的短期以及长期的合作，长此以往成本远大于收益。

三、对策及可行性分析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解体后，世界各国政府开始不愿将其宏观经济政策服从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结果各国政策经常不断地相互影响，造成通货膨胀和衰退的循环，国际货币经济体系陷入动荡之中。围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不同人主张的对策不同[2]139。

纯粹经济学家主张，上策是恢复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根据其主张，国际货币经济不稳定的实质是现代福利国家缺乏社会纪律。庞大的政府福利计划的发展，通过预算赤字为政府融资的极端倾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中固有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都是政府新发现的控制货币供应的能力造成的。恢复金本位制，废除“政治货币”，将会消除现代政府抱有的通货膨胀不放的固执念头。国际准则将重新牢固约束走入歧途的政治家。然而，无论这种解决方法在经济上有多大好处，没有一个国家自愿放弃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和国内政策自。

对于政治家而言，政策集中是最佳方案。它认为，种种困难基本上是其他国家方向错误的政策和经济结构派生出的，因此要集中处理好国内政策。这意味着各国经济政策联合起来减少通货膨胀，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其执行，以及其他国家采取扩张经济政策，以减少本国贸易赤字[2]140。其实质是其他国家的政策向本国政策靠拢。但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准备接受。

第三种解决方案是协调国际货币经济政策。随着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每个国家政府在制定自己货币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动以及可能的反应。因此，很多经济学家主张制定一种世界性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协调。尽管长远来讲这种协调的上策是依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是建立一种像特别提款权的共同世界货币，但大多数人认为，中策是国际政策合作[2]141。根据全球货币供应的交换收缩和扩张是国际货币经济通货紧缩性和通货膨胀性动荡的原因的分析，世界主要的经济实力中心协商一致，为世界货币的增长确定目标，在协调全球货币供应的同时，防止各国货币政策同步收缩或扩大。

四、政策协调的可行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虽然在某些国家和某些领域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也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合作，但是由于整个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各国都会追求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尽管提出在一个多元国家体系中，没有霸权国的存在就不能实现国际政策协调是缺乏合理性的，可是轻视国际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也大谬不然。关于国际政策协调在理论基础、经济上的可取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都存在不容易解决的问题[2]149。

第一个问题是理论基础。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是，各国对汇率的基本决定因素看法一致。而随着该体系的解体，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依赖，以及凯恩斯主义统治地位不再，而其他学说也未能取代的情况下，许多理论在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上争执不休。

第二问题是经济上的可取性。以国际货币为例，由于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关系，如果不改变名义汇率，汇率的调整则必须通过国内政策的改变来实现。①但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能比听任汇率变动更有害。影响政策协调在经济上可取性更大的困难，在于建立预先确定的或者自动调节的规则。但预测这个问题的性质本身就是一个麻烦事，又加之该方案需要各国经济同步收缩或扩张，就更为不可能了。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策目标上的冲突。要点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扩张的经济大国之间对经济和政治目标是否已经取得充分一致的意见，从而使短期利益服从于长期合作的利益？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各国经济广泛相互联系，但对整个体系却没有任何集中的政治控制。

五、结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围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经济体制，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无力甚至也不愿去牵头，因为这不但要求其要有无比强大的经济实力，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承担万一失败的风险。而且要去协调众口难调的各国政策，特别是在这个无政府世界上，各国都在追求其自身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对自主性的定位高于一切。

因此，对于世界各国，或许理性的做法就是，各国之间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交往、沟通，实现充分的信任，最大程度的调整彼此的利益预期的符合度，协调相互的政策，增加共同利益的契合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

参考文献：

篇9

实际上，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汇率灵活性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把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简单地等同起来。

所谓“完全可兑换性”，是指本国货币在经常账户下和资本账户下的所有交易都可与外币自由兑换，资本可跨境自由流动；而汇率灵活性，则指即期汇率水平基本上由外汇市场供需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决定，可以随着供需双方的变化而相应地上下浮动。

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无疑会影响到汇率以及既定汇率制下一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汇率制本身的安排与资本账户并无必然的直接关系。

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完全可以和封闭的资本账户在一个市场体系内并存；换言之，走向灵活汇率制，并不要求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作为前提条件。

反过来，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业已开放，资本跨境流动性很强，那么其固定汇率制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资本流波动性的干扰。

当宏观经济政策与基本面和固定汇率的要求不一致时，或者当受到冲击（比如世界利率水平、国际油价等）时，固定汇率制将面临尖锐的挑战。在严重的情况下，它将遭遇所谓“投机性攻击”，最终可能瓦解。

为了维持宏观与金融稳定，保障货币政策自，降低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成本等等，中国确有必要改变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大大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最近两三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为中国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根据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机会主动调整，却抱残守缺，在国内宏观经济周期性和美国等贸易伙伴国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被动防守一个已经不合时宜的汇率制度。

为了在国际收支盈余下保持名义汇率稳定，政府对经常账户交易项目的外汇使用进一步放松，如减少强制结汇、提高居民换汇额度等，并破天荒地针对资本账户采取了一系列的“减压”措施，以各种方式鼓励境内企业和机构对海外投资。

这些放松外汇与资本管制的尝试本身极有价值，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终极目标，条件一旦成熟自应稳步推进。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措施的出台有急功近利之嫌，纯粹着眼于减少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即使它们真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前奏曲，也需要慎重思考，即汇率灵活性、金融改革和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性这三者的操作，究竟应有什么样的相对顺序。

诚然，银行体系的不健全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但增加汇率灵活性不会额外增加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中国的银行机构的对外净负债很小，仅汇率的波动并不会使其平衡表更趋恶化。汇率浮动本身也不会造成居民挤提银行存款，威胁银行的稳定安全。

相反，增加汇率灵活性可以帮助抑制信用膨胀，避免经济过热，实现宏观稳定，防止新一轮不良贷款高企。而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后，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将有诱因对冲汇率风险，从而刺激境内外汇远期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的发展，促进金融深化和金融稳定。所以，银行问题虽大，却并不应成为拖延向浮动汇率过渡的理由。

中国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资源重组国有银行，推进包括财务重组、业务重组、公司治理、内控和风险管理等全方位的改革。

如果这些措施真正到位，中国的银行体系有望在三五年内化险为夷。在银行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中国仍有必要继续维持适当的资本管制。

自由的资本流动对于不稳健的银行可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而自由的资本流动、脆弱的银行体系加上固定汇率制，则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篇10

市场在短时间内大幅下挫，超出了投资者的预料。5月17日，两市股指双双跌破整数大关，沪指跌破2600点，深成指跌破万点大关。市场处于较为悲观的态势中。

担忧宏观经济

目前的下跌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面的担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各国都实施的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后遗症也开始显现，对中国来说内外夹击的通胀压力和海外经济可能的“二次探底”后对出口的再次打击是目前大多数人最担心的问题。

海富通基金认为，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虚胀”，海外的“虚胀”会加剧对我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而一旦全球流动性收紧，又会使我国的出口再次面临打击。

而国内超预期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密集出台，各地的政策严厉程度次第攀升，进一步加速了近期的市场下跌趋势。

不过，市场人士注意到，总理近日在天津指出“要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既形成调控整体合力，又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始终合理把握政策力度”的讲话，针对了当前国内外复杂而不确定的环境。据此推测，前期市场担忧的某些紧缩政策出台的概率在降低。这意味着目前或许就是政策紧缩预期最严厉的时候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政策过紧以致拖累经济的担忧。

市场何时转折

“今年影响市场的最核心因素将是政策，只有在政策回归正常化以后，市场才会迎来转折点。”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华泰柏瑞投资部总监汪晖表示。

汪晖认为，2010年下半年将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先抑”。主要是因为当前一些数据仍处于历史均值以上很多，如MI增速、4月信贷增速等。在政策的着力点仍在管理流动性、管理通胀预期的情况下，政策紧缩的效应还将继续发酵，悲观预期之市场反应仍可能会继续深化。

而“后扬”是因为，首先，信贷紧缩效应将在到达阶段性底部后得到实质性弱化。其次，在美元上涨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逼近或加息的落地将有效地缓解国内的物价压力，进而缓解进一步紧缩的政策压力。还有，当前全市场的静态估值处在历史中值水平以下，2010年的盈利增速超过25％也是大概率事件，所以估值有支撑。

嘉实价值优势拟任基金经理陈勤表示，沪深300指数PE水平未来12个月是13倍，历史平均是19倍；沪深300静态市净率是2.2倍，历史平均是2.6倍。所以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离市场的底部已经不远了。但是从全年来看，在整个宏观经济大背景下，包括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缩，后续的再融资压力，使得市场缺乏系统性机会，但是并不缺乏结构性机会。

陈勤认为，至少在四季度之前，市场缺乏系统性的上涨机会，大盘蓝筹股或者权重板块在三季度之前难有比较好的表现。尽管今年中小盘个股目前估值水平比较高，面临估值的调整，但是从全年来看，中小盘相对于权重股和大盘股会有超额收益。

陈勤表示，在最近的调整之中，中小盘个股也出现了明显分化，那些有明确业绩支撑的、有明确增长前景的、管理层执行能力强的、利益和股东一致的、符合国家未来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个股，下跌空间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而且也是未来资金流向的一个热点。

私募看法分歧

除了公募基金看法谨慎外，私募基金对后市的看法各异。部分私募持续看空，理由主要足，对基本面预期悲观；全流通下解禁股减持，融资功能的强化，将持续造成股票供大于求的局面；小盘股的市盈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与大盘股之间的两极分化巨大，担心中小盘股的调整。

也有部分私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市场蕴含着投资机会。因为权重板块已经连续3个季度滞涨，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连续大跌会促使政府出台利好措施来补救。另外，对经济复苏充满信心，认为下半年经济数据出现好转是大概率事件。

申银万国发表的市场策略报告认为，目前A股市场进入了筑底阶段，尽管筑底过程的完成还需要时间，需要等待一些调控效果的显现以及一些政策细则的明确，但建议大资金借助恐慌情绪逐步增加仓位(配置估值偏低的大股票和拥有竞争壁垒的小股票)。

短期来看，前期跌幅偏大的品种可能出现超跌反弹。然而，考虑到不少投资者情绪还不稳定、经济数据的降温和政策的微调还需要时问，因而筑底过程也需要时间。

在市场低迷时发行新基金，无疑是对基金公司提出很大挑战。“求规模可能是非常困难，但对新基金建仓却十分有利。从历史经验看来，市场低迷时发行的新基金往往能给投资者带来意外收获。”汪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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