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近几年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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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税收政策

企业年金，一般又称职业年金计划或者私人养老金计划，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另行参加建立的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各国政府在对企业年金计划征税时通常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当企业雇主为雇员向企业年金计划缴费时，是否允许其将这笔缴费支出打入成本费用在所得税前列支，从而对这笔缴费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于雇员个人向企业年金计划的缴费是否允许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免征个人所得税。(2)当企业年金计划取得投资收益时，对其是否征收所得税。(3)当退休雇员从企业年金计划领取养老金时，是否要对他们的这笔养老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针对企业年金计划经营的三个阶段，有三个可征税点。根据对三个可征税点是否征税的差异，企业年金的征税模式大体上存在八种可能的组合，如果我们用e(exempting)表示免税，用t(taxing)表示征税，即为eee、eet、ete、tee、etf、tet、tye、tit。

企业年金税收中最常见的是eet征税模式，即允许缴费在税前列支，允许投资收入的税收豁免，但对支付给雇员的养老金利益征税。而实行养老金税收优惠的原因是，它鼓励为退休而储蓄，因为在没有税收优惠的情况下，家庭会储蓄太少。对储蓄不足的解释理由主要是：一些家庭可能缺乏远见，无法完全预见将来的需要，或者他们可能缺乏为将来的需要而储蓄的自觉性。以下具体分析西方国家在企业年金计划方面的税收实践。

一、西方国家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实践

(一)美国

美国政府对企业年金的监管和控制主要依据两部重要的联邦法规《税收法》(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和《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以下简称《保障法》)。由于《税收法》和《保障法》都属于联邦法规，因此美国的企业年金计划基本上不受州级政府的管辖。《税收法》要求美国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对企业年金计划税优政策的执行进行监督和稽查，而《保障法》对企业年金计划执行过程中需要满足的各种要求作了详细规定。

在美国，养老金计划必须满足税务局的要求才能享受税收优惠。为了符合税收优惠要求，一个计划必须满足最低的标准，包括参与率、保留退休金的权益、对低收入者的无歧视等。如果计划不满足这些标准，雇主的缴费额度必须列入雇员的应税收入才可以允许雇主税前列支。

归纳起来，美国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以下特点：

1.缴费阶段。雇主在规定的限度内(通常为工资的 15%)，为企业年金计划所缴纳的分担额视为经营费用，可以从当期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同时不计入雇员当期个人应纳税收入所得。而雇员的缴费部分只需缴纳社会保障工资税，雇员可以将其工资的一部分通过雇主纳入到企业年金计划之中，从而使纳入的金额从该雇员的当期应税收入中扣减，以降低其个人收入所得税，达到延税的目的。但是，考虑到政府的税收损失和高收入雇员的税收偏爱问题，政府会设置一个最大可允许税前列支的缴费额度。通常情况下，对于一个缴费确定型计划(dc计划)，年限额是25%的薪酬或者 30000美元中的较小者。而受益确定型计划(db计划)则可以借助一些精算假设防止该计划获得不合理的较大税前列支。

2.投资阶段。不论雇主缴费额还是雇员缴费额，他们的投资收益都可以免交所得税。

3.领取阶段。退休时养老金的一次性给付在税收上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收入平均规定，而对于养老金的年金给付需要交纳联邦和州的个人所得税，但是无需交纳社会保障工资税。另外，《税收法》还对退休金的领取时间作了严格规定。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采取的是eet征税模式，即在缴费和收益环节免税，在养老金的领取环节上征税。这种模式首要的一点是政府要放弃一部分即期的税收，以使得企业和个人在加入退休金计划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到优惠税收和延迟纳税的好处，从而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根据美国员工福利研究院(ebri)的统计分析，美国近年来企业年金部分(主要包括受益确定型的雇主计划和缴费确定型的401k计划)的税式支出和总税式支出状况如表1所示。

经过测算可以看出，企业年金部分的税式支出占总税收支出的比重很大，而且基本保持在35%—39%之间，这说明美国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重视程度很高，不仅通过大力推行税收优惠政策来刺激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而且还保持了其政策的稳定性。如1984年401k计划覆盖劳动力人口754万，累计资产价值917.5亿美元。而到2005年底，401k计划覆盖劳动力人口达4 700万，为20年前的6倍多，累计资产价值达到2.4万亿美元。

(二)英国

在英国，雇主缴费可以作为经营成本从利润所得中扣除；而雇员缴费也可以享受一定税收优惠，但是受到部分限制。通常情况下，受益确定型计划中雇员按工资收入15%缴费可享受税收优惠，而在2001年后的缴费确定型计划中，雇员享有的税收优惠类似于个人养老金计划的相关税收规定，具体见表2。在个人养老金计划下，其最大免税缴费额度是同年龄一起增长的，而这一政策的理念是：年长的雇员会更多意识到他们对退休金的需要，所以可能会更主动地去为他们的退休储蓄。而在美国和其它国家，这个数量并不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雇员和雇主缴费形成的养老基金投资收入和已实现资本利得，包括红利、资本增值、期货期权的收入，免缴资本利得税。但如果已实现资本利得是养老基金通过在证券市场上过度交易获得的，不免资本利得税。

在英国，企业年金通常按月汇入领取者的银行账户，并作为个人收入所得而纳税。但是税务部门允许将受益确定型计划或缴费确定型计划养老金的一定比例转为免税的一次性支付，只要数额不超过其最后工资收入的3／80乘以服务年限(最高为40年)。因此，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时间越短，所享有的一次性支付的免税额就越小。在英国，几乎所有的退休雇员都会选择这一限额的一次性支付待遇。

(三)日本

日本的企业年金是企业对雇员劳动的补偿，是对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的补充，是由企业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承受能力制定的优税待遇退休金制度。如果企业年金计划符合《法人税收法》的规定，得到税务局的认可后，企业年金缴费可以全额进入成本，投资收益也可以列入免税科目。

在日本，绝大多数的企业年金基金计划都有一次性给付选择，而更多的人会选择这种方式而不是年金给付方式，就是因为它有税收优惠。日本退休者可以将他们的一次性给付在一定的金额内税前列支。税前列支的金额随着雇员的工作年限而增长。一旦工作年限超过20年，其增长的速度就会更快。

至于年金给付方式，企业年金基金计划支付的年金给付和社会保障计划享有相同的税收。对于一个65岁以下已婚的养老金领取者，免税的最大金额是每年175万日元。对于 65岁及以上、配偶为70岁及以上的养老金领取者，免税的最大年金额是305万日元(详见表3)。

(四)其他国家

以上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企业年金税收处理作了简要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均针对企业年金积累的三个阶段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事实上，目前世界各国在企业年金或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制度构建中，采用最多的税制是：允许雇主或雇员从他们的税前收入中扣除养老金缴费额，并减免养老金投资收益所得税，但对待养老金领取时则像对待其他应纳税收入一样，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我国企业年金发展及其税收制度现状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最早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补充企业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试行阶段。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了“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1994年，《劳动法》用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中规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能力为本企业职工建立。”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是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同时明确了企业年金应采取个人账户方式，实行市场化管理运营。2004年1月6日和2月 23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别颁布了于当年5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对企业年金的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和投资运营做出规定。2005年初又陆续颁布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标志着我国有关企业年金的法规制度基本形成。2005年8月初，29家金融机构首批获得37个企业年金管理资格，意味着中国企业年金保险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

然而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企业年金并未像外界所期待的那样得到快速膨胀性的发展，相反，其积累的基金数额非常有限。究其原因，税收优惠政策的缺位是制约企业年金大力发展的最大瓶颈。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增加迅速，政府已具备了支持和鼓励商业养老保险以及企业年金发展的财政实力。

相比较而言，当前我国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与国外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试点方案》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全国大部分地区和行业，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有条件地制定和出台了相关的企业年金具体实施办法(见表4)。其中江苏和湖北省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企业可以把上年度职32212资总额的12.5%在税前列支，而其他省市的这一比例大多为4%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全国统一的、完整的、涉及企业年金三个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是缺失的，而且我国税法中专门针对企业年金计划的法律规定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但可喜的是，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会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一起研究相关税收政策，将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标准和实施细则。

三、借鉴国外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经验，大力发展我国企业年金

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年金应该是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引导下发生的企业行为，运用减、免、延等税收优惠方式可激励雇主雇员双方积极建立企业年金，同时也是政府间接介人企业年金领域，引导企业年金规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各国对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重视，究其原因，一是它能够切实有效地鼓励和刺激年金的积累，二是其实施还能产生其他一系列重大宏观经济效应。

首先，从表面上看，税收优惠政策会减少国家财政的即期收入，但实际上，随着企业年金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应具有积极作用。因为各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普遍存在严重赤字，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如果企业年金计划能够大力发展，那么它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品，就能有效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企业年金的发展还能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替代率，进而对完善养老的整个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从经济学上分析，税惠政策的实施能够鼓励和刺激企业投资员工福利项目，增强其人力资本的安全性和竞争力。同时，它还能够引导个人一生的合理理财和风险管理，达到储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最优化，有利于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和社会安定。

此外，企业年金基金的不断积累和市场化运营，必将为资本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期资金来源，从而增强资本市场资金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产品创新。同时，企业年金作为一种长期的强制性储蓄，属于非流动性资产，通过它的不断积累可以将一部分银行存款和现金引入资本市场，减少银行超额信贷和个人短期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性剩余问题，并通过货币乘数作用的放大，最终会对中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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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观察，这种重大的变化集中在宏观经济的布局上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已经同时指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往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时候，显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们曾经用过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几年用的是平稳较快，谈到宏观经济政策，都难免一个快字。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续这样的经济增长，这显然标志着几层意思，一层意思，大家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起码中国将由高速转入中速，特别是个位数的增长，在这点上已经大致形成共识。

其次，大家对于这场危机的长期化和持续化也已经形成共识。比如世界经济将低速增长，何时走出危机，目前难以预测，这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的话。

第三，用健康持续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并且给出了几个可以测的标准，比如说没有水分，实实在在，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等等，这是一个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还把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起来，这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条件下，要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健康发展，显然要求一个特别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我们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顶多是反周期的作用，这次除了逆周期调节这个表述之外，还提到要推动结构调整，同时把两个作用同时并列起来，显然也有深层次的考量。

比如，当谈到世界经济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这样一种态势的时候，实际隐含着对这场危机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种判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种表述，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这场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出了问题，紧接着判断是，中国也好，世界也罢，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要反危机，要使经济步入复苏的轨道，必须转方式，必须调结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同时界定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作用，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2008、2009年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长，后来又加上了控物价，再后来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转方式调结构，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同时指向五个，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又加上一个防风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当目标是单一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当目标变成多元化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目标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像过去那样，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实现稳增长或保增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在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条件下所做出的适当的选择。

第四个重大变化，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表述上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实施的都是这样一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是有很大的距离，名义上相同，但是实际内容上却有细微的、甚至是非常重大的差距。我体会今年的积极稳健配，相对于前两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上是趋向于稳健的，而不再是趋向于扩张性的积极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处于从扩张向中性的这样一种过渡状态，货币政策方面的表现我不多说，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尽管要在稳增长政策的追求方面担当主力部队，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从文件的表述上都可以看到它的细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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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财政支农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业和农村的各项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支农政策的落实，使得全国各地区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得到了很大改善，农民增收的外部环境有了很大提升。但是，随着农业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特别是近几年来，农业产品购销不够、价格下降，农民群众增收缓慢，说明了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

一 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一般性考察

1、 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绝对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1978年的151 亿元增加到2004 年的1500亿元(中央财政)。但是财政支农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却相对下降。从1978年至今，财政支农总体规模不断扩张，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不断下降。（见表1）

表1 财政支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与农业GDP占全国GDP比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农业GDP

占全国GDP

27.1 24.5 21.8 19.9 20.2 20.5 20.4 19.1 18.6 17.6 16.4 15.8 15.3 14.6 财政支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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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经济形势 财政政策

一、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3（8）：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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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同，当前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这个现实需求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需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的需求。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需要统筹规划设计和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目标

由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有了明显变化，今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与以往不同。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强公共服务职能，还是改善公共治理结构，都要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基本目标。

1．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背景和以往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应当按照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进行总体设计和统筹安排。

（1）从经济领域看，我国面临着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这意味着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已超出以往以政企分开为基本要求的职能转变，而是要为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2）从社会领域看，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对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体制上解决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确保政府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体，并发挥主导作用。

（3）从政府自身建设看，面对行政成本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和体制机制性腐败增多等问题，需要改善公共治理结构。政府还要尽快完善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使自身建设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

2．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政府转型。我国28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各类企业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继续扮演投资建设主体的角色将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矛盾。为此，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1）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为重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政府由经济建设性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转变，以此来提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

（2）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强化政府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尽快成为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主体，以此来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

（3）以强化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为重点，改善公共治理结构。这就要求政府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中超脱出来，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3．以全面履行政府职责、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为主要内容，推进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实践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等都很重要，机构改革也很重要。问题在于，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诱导下，这些改革的目标都难以实现，甚至还会出现改革的扭曲变形。就是说，面对现阶段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要把履行政府职责、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例如，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不到位的情况下，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推出的一些改革就有可能演变成政府“甩包袱”，从而使改革走形变样。因此，在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上，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推进中，要十分强调政府自身的职责所在，并由此严格约束规范政府行为。

二、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实现政府由经济建设性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的大背景下，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尽快从微观经济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大大强化宏观管理职能。

4．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它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弊多利少，难以为继：助长了投资过度、产业结构恶化；使地区、城乡间发展严重不平衡；降低了就业增长率；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等。

我院**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79．04％的专家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应当看到，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机制基本形成；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应再是直接投资搞建设，而是要通过提供良好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5．按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有效地履行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一步应重点改善和加强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

（1）加强政府中长期战略规划职能。近些年，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缺乏预见性和连续性所致。为此，建议成立专司中长期规划及经济政策决策的国家经济部或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以提高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约束性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稳定性。

（2）提高货币政策在经济调节中的地位。利率和汇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调节的基本工具。为此，应当明显增强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职能，并由此完善央行运行的体制机制。

（3）确保经济信息统计的准确性。准确的经济信息是保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但目前统计数字失真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建议通过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改进方法，提升国家统计机构的权威性，以进一步增强经济信息的客观性。

6．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我院**年改革调查问卷显示，72．75％的专家认为，当前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市场监管不力和过多干预并存。最近几年，药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些已经触及了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为此，应尽快从体制机制入手，提高政府市场监管效能。

（1）保证市场监管的统一性。实行市场监管的垂直管理。例如，把处于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中的监管机构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受国家行政法和相关法规的规范和约束。

（2）建立国家层面的市场监管委员会。针对市场监管中多头参与和监管不到位并存的现状，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统筹协调，整合各监管部门的力量，提高监管效率。

（3）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综合性监管的过渡。以金融业为例，混业经营大势所趋，应尽快实现由分业监管向综合性监管的转变。

7．加强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加强国家整体经济战略的任务比以往更为紧迫。

（1）大大强化国家能源战略职能。我国现行的能源战略规划、机构设置与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为此，应当尽快组建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司国家能源战略职能。此外，最大的三家国有控股能源公司既有执行国家能源战略的某些职能，又都是海外上市公司。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盈利性和国家能源战略职能之间的体制性矛盾。由此，尽快组建国家能源控股公司有着十分迫切而重大的现实需求。

（2）强化对外经济战略职能。我国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政府的对外经济战略职能还比较薄弱。虽然履行对外经济战略职能的部门是商务部，但是相当一部分政策的制定和责任落在其他相关部门。为此，建议由商务部专司国家对外经济战略职能，以强化对外经济战略职能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3）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经济要在一些重要工业部门保持主导作用，与此相对应，国有资产管理应当始终作为国家经济战略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建议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和工业部，专司国有资产战略管理职能。这样，既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国有资产战略管理和重大政策决策的职能，又可以有效地发挥国有资本在工业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8．扩大国家的环境保护职能。**年度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有86％的公众认为，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39％的人认为，环境污染对本人和家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或较大影响。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和制约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了人类自身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应当大大强化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

（1）在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能。严格纠正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增长而轻环境保护的倾向。

篇6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

三，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

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四、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篇7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但依然存在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地方性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经济政策是区域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运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政策手段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本文就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政策对其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为例展开讨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区域经济差异过大会导致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怎样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对于湖北省来说，要实现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肯定不够的，与此同时还要结合本省的自身情况，巧妙借助民间力量，切实可行地制定出针对地区的专门政策，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区域政策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从理论上讲，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发展。其内容很多，主要是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景观和自然保护政策等[1]。其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11经济原因

区域经济政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原因，其存在的最主要以及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尽管区域的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现象，但一旦超过限定值，呈现不断扩大的增势将会破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平衡。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值之内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和竞争动力，更好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配套设施平衡、有序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互利互补，共同发展。

12政治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矛盾常常会通过国家的政治生活反映出来，并以此来强化区域性的政治集团，因此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为了平衡政治集团利益或为获得更多的当选选票，国家会运用区域经济政策来满足政治集团要求，用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

13社会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是否能协调发展是区域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区域间的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也会过大。在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以及福利水平都会相对较差，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则远远高于其他区域。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区域间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则会引发社会整体的动荡，危害十分巨大。对于这种原因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一般会采取一些社会性的策略去解决，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通过区域性的经济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福利，以此来缓和各区域之间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平以及稳定。

14环境原因

如何合理开发并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但是在区域的开发过程中，总会出现滥用滥采、浪费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需要借助区域经济政策来调整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开发，用以保护和调整环境，协调各区域间的资源整合，为整个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区域政策所具有的特点

21地区差异性

差异性是区域经济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区域经济政策最为本质的体现。由于每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现状不一样，遇到的经济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对于不同的区域都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特点来设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针对性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解决各区域的自身问题。

22整体综合性

产生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都是多方面的整体综合性原因，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式和手段，以此为原则来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来全面解决问题。

23区域协调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冲突和矛盾，要想使区域经济高效、合理、快速地发展，就要在协调性的原则下，在相对平衡的发展中协调好各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协调好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24发展阶段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其区域经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要采取与其相匹配的区域经济政策。

3区域政策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作用

31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适合当地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更好地引导区域内的各项资源特别是有限的资源向更具备先导性和前瞻性的产业行业流动。拥有一定政策导向的区域政策会对区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起到很大的吸引作用，更有利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该区域内各项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最优使用。

32发挥资本聚集作用

拥有导向性的区域政策对资本产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也促使了资本在区域之间的迁移。以企业为例，就一般状况而言，在发达地区越难获得颁发的营业执照，企业就更倾向于向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迁移，当相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的企业优惠政策越多，这一差异更明显。换而言之，适宜的区域性政策能够促使同种行业、同种类型的企业向某一个区域集中，逐渐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当产业相互聚集的同时，也能够推动该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缩减产业成本，加快信息交流，同时也会加大其对外部区域的影响。

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年的“汉阳造”声名赫赫乃至传播海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重工业化企业在城市内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无法避免的一大问题，如何将重工企业集群并迁移到适宜地区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自“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不仅对东部的升级和西部的开发极其有利，对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湖北省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以钢铁、汽车、建材、化工为主要门类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也基本形成。

33地区自强作用

地区自强作用是指区域政策在促进产业集聚与资源增值的过程中，地区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效能，例如，由于区域政策的产业集聚作用，大量的企业势必需要一系列为之服务的非生产型与生产型行业，从而使得这些行业也在本地区获得高速发展。行业的发展会引发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人口的增加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获得相应的发展，从而促成区域综合实力的增强[2]。

以湖北省为例，在2006年时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在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仅列第16名，与东部的发达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通过实施合理的区域政策，并提出全新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打造武汉市全新的城市形象，并提出“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口号。武汉正在实现快速的发展，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湖北通过自身的优势条件逐渐达到了区域的自强。

34就业创造作用

篇8

《商业周刊》2008年6月2日

在近乎疯狂的媒体竞争中，当小说已因时效太差而乏人问津时，有一种老套的文章形式却开始表现不俗。年复一年，它不断吸引着网上读者的眼球。奇怪的是，尽管技术创新一马当先，但人们讲故事的方式仍旧古老。而正像YouTube视频网站的突破性革命，如今广泛的博客急先锋也开始横扫全球。这就是始自2005年的博客文化。它使得整个媒体业发生了改变，媒体世界里出现了会话式新闻。不少人士认为，博客可以成为登载琐事八卦甚至恶毒人身攻击的媒体工具。

但在一片杂乱无章的博客氛围里，仍有不少值得纪录的重要事件发生：比如每隔10秒就会诞生一个新的博客账号，而借由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个博客账号成为全球出版商。有些博客还能借此成为明星博客和获利的工具。在这个新的媒体世界里，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再希冀实行信息封锁，因为甚至是一封电子邮件抑或一个备忘录都可以登上博客。而在一个公司里，不论何种职位的员工都可以或公开或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胀归来

《经济学家》2008年5月24日

两位数的价格上涨如今已使全球三分之二人口饱受折磨。直至最近，各国央行才意识到，这个难缠的敌人如今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幸好还有健康的货币政策，使得近几年的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还保持较低水平，但危险现在还是来临。

如今美国正走向经济衰退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减缓，但通胀水平却在不断上升。欧洲央行主席最近警告说，不要再重蹈上世纪70年代的覆辙。当时通胀水平较为宽松，以致支出成本巨大。这一警告主要针对富裕国家的央行，但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更应多加留意此点。在诸如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等国，官方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里，物价水平已上升了8%-10%，俄罗斯的物价上涨已超过14%，阿根廷是23%而委内瑞拉则已达29%。如果你准确测量下这些数字，会发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都将在今夏面临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威胁。

新总统的经济难题

《时代》2008年5月19日

正如当年卡特时代一样，本次大选年，经济问题重新成为美国选民关注的焦点：房产市场的、信贷危机、摇摇欲坠的健康保险系统及就业保障问题等使得美国经济不堪重负。而通常来说，历任新总统都无太大作为。1932年的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1980年当选总统里根则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例外。里根总统当政期间，其开明灵活的经济政策又恰遇天时地利人和之势，故将1970年代以来令人沮丧的经济问题一扫而光，使美国经济重拾灵活、创新和增长之势，此一发展势头甚至直到1989年他退休后仍在发扬光大，并延至总统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

然而这一蓬勃时期并未持续多久，一系列经济问题接踵而至，因此美国选民希冀通过此次选举令美国经济出现转机，重回1980年代。

亚洲人最信赖海尔冰箱

美国《读者文摘》2008年6月1日

2008年，亚洲地区最受消费者信赖的品牌有哪些？信赖度最高的冰箱品牌是哪一个？日前，美国《读者文摘》第10届信誉品牌年度调查给出了答案：海尔冰箱一举夺得金牌。此次评选，金奖得主的各项指标必须明显优于其它竞争品牌。与海尔冰箱同时获得亚洲消费者信赖的还有宝马、劳力士、惠普、立邦、希尔顿等各行业的世界级顶尖品牌。

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

一、基于货币政策区域非均衡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虽然外向型经济的东部地区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一开始的关于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构想并没有实现。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发展仍相对缓慢，加剧了地区之间发展的非均衡现象。作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分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开始将视角从宏观层面延伸至了区域层面，将各个地区在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质性研究纳入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体系。国内研究主要基于风险价值模型（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各区域经济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判断和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进而分析引起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

何丽娜（2010）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安徽和江苏两省评价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真实产出和物价的影响。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贤（2011）首次避开“三分法”和“八分法”的区域划分――采用更能反映区域差异的内地31个省来反应区域差异，运用区域AD-AS模型和VAR等计量方法，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同省城经济增长和物价两个指标的脉冲差异。葛腾飞、孙自胜（2013）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GDP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东北、东、中、西四大区域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特征进行检验，发现货币政策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具体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张细松（2012）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我国东、东北、中、西部地区并不总是同时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或衰退阶段，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政策对处于不同周期阶段的四大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其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差异的区域效应研究中，他认为货币政策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供给冲击对四大地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紧缩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存在多重不对称效应。丁涛、赵昕东（2012）研究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区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各个省份的通货膨胀周期是不同的，有显著的区域效应。

（二）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解释

王昊（2012）和罗玉冰（2013）分别对西北五省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五省区产业结构、财政实力、金融发展和政府行为的差异是西北地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信贷渠道在五省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同一阶段不同省区在信贷渠道传导速度、深度及影响时间长短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同一地区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个阶段，信贷渠道传导效应也不尽相同。

陆虹（2012）收集了1996～2012年的相关季度统计数据，运用STR模型和LM统计检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效应及地区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不对称性对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影响。

黄德勇（2012）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分别用VAR模型和VER模型对投资周期波动中的货币政策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东部地区带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能力较强，财政政策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地区被动跟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自身遭受的冲击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李菁、赵邦宏（2013）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效应差异作定量比较，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协调效果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佳，中部地区较弱，东部地区效应最弱，甚至表现为负效应，提出因地制宜改善金融环境，加强政策协同效应。

郭立平（2013）认为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并对货币信贷、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广阔、经济结构复杂，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非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困扰我国当局决策的最大问题之一。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是我国不同区域货币市场发育程度、经济金融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主体上的差异导致的，央行应加大各大区分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采取适度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其效应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求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途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分为货币渠道理论和信用渠道理论。货币渠道理论认为金融资产只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贷款和债券可以相互替换，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信用渠道观点则认为，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特殊的，债券不能与之替代。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用可得性，使投资发生变动，进而影响产出。围绕这两个方面，我国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展开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一）以货币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何丽娜（2012）则从外汇占款角度分析区域效应的作用机制，认为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造成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地区在基础货币投放量和区域货币乘数上远远超过其他区域，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区域非对称效应，我国基础货币的区域供应量应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马理、巫慧玲、张琴（2013）应用PVAR模型对2003～2012年期间31个省区的央票交易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从央票操作到市场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再到经济产出与物价水平波动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确实存在，且在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

毛彦军、王晓芳、徐文成（2013）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以居民消费占当期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为消费约束的度量指标，分析消费约束对货币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和影响机制。推演发现，消费约束会通过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进而影响消费和产出的方式影响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能力，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以信用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卞志村、杨全年（2010）从与信贷渠道动作密切相关的信贷配给角度，通过修正贷款决策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我国转轨经济中的地域性信贷配给，其突出表现为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即由于行政区划、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垂直管理所造成的金融资本的割裂状况，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进而通过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形成了以区域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性和配给均衡的特征。认为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突破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才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王志强、蔡祥锋（2013）章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分析了货币供应量M2、利率与股市变动的关系，并得出在当前利率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方式影响股票市场，但货币供应量M2更有效，调节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上升的结论不一致，这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利率对股票市场的调控作用不明显的现状相符。

傅先义、张辉、陈安平、郭德焐等（2013）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区域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认为利率与货币政策传导可以有效互动，缓解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应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基层行的定价灵活性。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更加复杂，传导机制也具有多重性。从近几年货币政策转变的频度过快，市场难以对经济形成合理的预期，充分暴露了利率传导渠道的滞后性，我们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影响研究

金融危机后，官方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宏观政策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面较为紧张，刺激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上，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正如雨后春笋席卷全球，影子银行逐渐走进大众视野。金融创新使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致使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及效果减弱，广义利率传导机制也变得模糊。

（一）衍生产品创新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统的传动机构，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的变化。邢博木（2013）认为，金融创新分流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特别是活期存款显著下降，这使得央行调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的数量的政策效应被削弱。

方显仓（2013）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利率与信用渠道传导的影响发现，金融创新改变了产品市场均衡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性态，使IS曲线变陡、LM曲线变得平缓，降低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认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指标的作用已经下降，金融创新使信用渠道传导及其效果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张伟等（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路径，发现理财产品的增加会导致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边际效应减小，从而影响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会上导致了货币乘数的下降。建议将表外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指标，优化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斯文（2012）通过分析在利率衍生品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对比发现利率衍生品推出后信用传导机制畅通程度出现明显变化，信用传导渠道被大大弱化。斯文（2013）通过运用普通回归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已经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汇率传导渠道的功能出现明显的减弱迹象。

（二）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严格的管制，逐渐无法满足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影子银行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哈斯（2012）认为影子银行独特的运行机制独立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范围之外，其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诸多挑战，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同时对货币政策的稳健运行和工具效力产生影响。

骆振心、冯科（2012）认为影子银行一方面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社会总的货币供应量，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更能反映资金需求情况，大大偏离了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形成了挑战。此外，影子银行对宏观经济政策有突出的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了“梗阻”和“渗漏”效应，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被严重削弱，增加了货币政策效力的不确定性。

总之，无论是金融产品创新还是影子银行，都使信贷供给更加趋于隐蔽，给以我国货币供给量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难。货币当局应当重新审视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信贷活动监管，打造更加全面、透明的信息信息平台，加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伴随我国市场改革与转型的持续深入，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以及其效应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根据不同阶段货币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热点，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近几年，区域非均衡视角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区域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经济结构与传导机制上的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善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结构，实行有效的、适当的差异化货币政策是大部分学者都坚持的观点，无疑也是必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国内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更多地专注于具体的指标量化分析，研究成果更加切合国家货币政策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当前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已然是大势所趋，合理布局全国经济金融结构，疏通货币传导渠道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有关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后不断升温，尤其是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弱化问题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目光，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建言献策。由于，目前影子银行还属于一个新鲜事物，其发展方向与规模还有待观察，但加强影子银行活动监管和增加信贷透明度，应当其资金流动规模与银行表外业务共同纳入货币政策制定的参考。

篇10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性障碍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