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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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理论; 经济政策;关系

Abstract: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is indivisible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Economic policy contained a large economic theory based on ingredients, strengthen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s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Domestic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should defects rectified, you should also promote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action.

Keywords: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policy;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政策则是经济理论的应用。具体来说,两者的依赖关系是多层次的。

第一层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理论研究里层次最深、适应面最广、成果最抽象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所要揭示的是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既包括经济关系演变的规律,又包括经济运动的规律。在这中间,经济理论研究虽然是透过经济现象的变化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阐明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在制约联系和外在作用条件,但经济政策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经济政策对经济现象的导向关系,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外部环境的影响等。

第二层是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研究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也是经济政策研究的任务。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体系及其政策程序。

第三层是经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的任务是探索一定经济关系体制和一定经济运行机制条件下,由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个层次上,经济理论研究是直接为经济政策研究服务的,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就自然成为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包括政策方案拟定、政策方案论证、政策方案比较和政策实施步骤等。经济政策虽然是具体的管理与控制的经济方法和经济形式,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经济理论的依托成份。

2、经济政策观的历史演变及反思

西方古典经济学带有明显的实用倾向和强烈的实用色彩。流行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初形态,又是一种鲜明的政策体系;其后的重农学派虽然在经济理论分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经济政策主张仍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理论研究非常明显地服务于各自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区别开来的是西尼尔,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研究经济理论问题, 也不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主张把政策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交由立法学和政治学来研究。在西尼尔之后,大卫・休谟又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

马克思从特定的时代和立场出发,也非常重视经济政策的研究,但他始终没有把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科学的专门学问来研究,只是服从于揭示资本运动本质规律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马克思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广泛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地摆脱个人和团体的及阶层的私利束缚,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客观的评价分析。

3、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但经济学体系中的政策研究却进展不大。经济政策研究的失误,明显在于理论基础不足,特别是没有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理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3.1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现状。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并且与经济政策研究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地推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甚至矛盾还是相当严重的。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各级领导部门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严重倾斜到两权分离、分配不公、通货膨胀、双轨制以及市场取向和外向型经济等方面,侧重解决实际问题和短期效应,而相对放松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集中较多力量,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我们却没有充分重视组织人员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并且经济理论队伍中也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浅尝则止、满足于表面理解的学风。忽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使得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革实践提出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理论的导向功能差。理论是实践的向导和根据,没有理论向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近年来,我国改革中的失误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理论的导向功能差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缺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运行机制、调控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因而难以驾驭市场,阶段实施对策欠妥密,基础薄弱和目标模糊构成改革的最严重障碍,需要通过严密的科学的理论论证和目标预测,但这方面的工作很不扎实。

第三,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矛盾。改革中的理论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改革与理论的关系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在我国改革实践中的确存在这样几种观念: 一曰先改革后理论说;二曰改革决定说;三曰理论无能说。不可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据,但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完整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从改革的内涵上看,改革首先应该是理论的改革和指导思想的转轨, 其次才是具体制度的改革。如果指导思想和理论不转轨,具体制度的改革必然难以推向深层次。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创新,理论改革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四,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缺陷。这些年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主要有:首先,不是扎实研究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本质规律,解剖活生生的经济现实,而是简单地引经据典;其次,理论只充当政策或决议的解释工具,跟在政策后面注释和证明;第三,我们的理论极其缺乏个性和新鲜感,创新理论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的风派问题;第四,总是试图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来弥补我国改革理论的不足。事实证明,这种不分国情的理论全盘引进没有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3.2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现状。作为运用范畴的经济政策研究,由于改革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而表现出极不规范的状态。

第一,经济政策研究的总体缺陷。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直接决定着地区和部门,甚至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分割关系,因而领导意向、权力份量、政府偏好和经济实力等,往往会取代严密科学的政策论证和实施程序,成为制约政策的根本力量。这就必然会经常发生轻率政策、超前政策、反向政策和随机政策的问题,造成出台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的严重不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政策研究、政策论证和政策实施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论证过程不严格和实施程序不规则的问题。

第二,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不够紧密。我国以往进入经济学体系的政策,大都是游离于经济运行机制之外的。这些政策的特点是: 阶段性、时效性极强,它们多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提出的,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任务的变更即失去意义,多数政策很难长时期产生效益。指导性、意向性极强,它们多数是为表明党和政府工作的方针和取向制定的,一般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可操作性很低。政策是孤立零散存在的,政策的配套协作性差,而且各种政策的作用之间经常会相互抵触。这些政策分散在经济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理论上没有内在联系,实践上也各不相干。

第三,用对策研究替代政策研究。在有的时期或有些情况下,也有用对策取代政策的情况,这既包括宏观方面的政府对策,也包括中观和微观方面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的对策。不容置疑,对策研究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途径之一,但它与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政策研究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3.3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在:第一,经济理论研究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政策研究。虽然我国各高校都有不同形式的理论研究机构,但其业务方向主要是为教学服务,不是为政府服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机构只开展一般性研究业务,其工作并没有纳入到较高的层次。而相反,进行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各类研究机构却起着政策战略甚至指导理论的作用,扮演了理论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双重主角。第二,政府接受理论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功能差。处在不同位置上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除能见诸于报刊外,只有很小的部分能引起行政领导的重视,多数是传递不到领导政策系统的。两者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结纽带。第三,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研究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各有各的一套做法,两方面很少展开对话、交流活动,这又必然导致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脱离的后果。

4、促进我国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协调互动

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这种断裂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矫正,必须促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关系。本人以为,具体应做到:

4.1摆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社会位置。在我国,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位置,在总体上是明显低于以行政领导和行政权力为中枢的政府政策的。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虽然都设有不同名称的研究机构,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各省市都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然而它与实际部门关系松散,主要进行近乎封闭型的纯学术研究。这种情况说明,协调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必须首先在全社会造就尊重理论和政策研究风气,提高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成果在政府政策中的地位,加大政策的科学性成份。同时,恰当扩大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的编制,提高研究人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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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关注，生态经济走进了人们视野。生态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反思，生态经济认为一切经济活动和所有生物都对地球生态系统有着依赖关系，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存在和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生态大系统的平衡。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连，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生态经济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将主要依赖于相应的经济政策体系的建立，这一政策体系主要应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与金融政策等。

Abstract:Withtheconcernabout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questions,ecologicaleconomyhascomeintopeople’svision.Ecologicaleconomyismankind’sintrospectionoftherelationofeconomicgrowthandecologicalenvironment,ecologicaleconomythinksthatalleconomicactivitiesandalllivingbeingshaverelationsofrelyingontotheearthecosystem,subsystemexiste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ofhumansocietydependonthebalanceofthebigsystemoftheecology.Ecologicaleconom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linktoeachotherclosely,ecologicaleconomyistheimportantwayofrealizationofsustainabledevelopment.Establishmentandimplementationoftheeconomicstrategyoftheecology,willdependonthesetting-upofthecorrespondingeconomicpolicysystemmainly,thispolicysystemshouldincludeindustrialpolicy,regionalpolicy,investmentandfinancialpolicy,etc.mainly.

Keyword：Ecologicaleconomy,Sustainabledevelopment,Economicpolicysystem

近些年来，环境与资源问题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经济与地球自然系统冲突的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我们的身边，充斥了森林缩小，土壤侵蚀，沙漠扩大，气温升高，破坏性风暴增多，冰川融化，物种消失的新闻报道，这些趋势，标志着经济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从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来说，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生产的要素和条件，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从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它已经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生态环境既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又是生产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伴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生态经济也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生态经济从最广泛的视角看待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它重视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从中理解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生态经济所关心的问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最紧迫的问题，如可持续性、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财富的分配等。生态经济的视角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形成。通常，生态学研究只处理自然系统本身的问题,很少涉及人文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经济学则关注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如何把目标变成政策，对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及增长的极限则较少关注。生态经济则透过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交叉视角，从新的视点看待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

生态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反思，生态经济认为人类社会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一切经济活动和所有生物都对地球生态系统有着依赖关系，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存在依赖于生态大系统的平衡和自我调节机制。生态经济强调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的关系、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生态供给与经济需求的矛盾等,以此来探索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持续稳定的发展方式。具体来说，生态经济包含以下内容，（一）人类对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这三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中都应包括相应的经济需要和生态需要；（二）要科学合理地组织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再生产；（三）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实现生态经济平衡；（四）实现高效的生产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型的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五）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手段，使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目标协调发展。

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连，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和模式，可持续发展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种维度相互联系成的系统整体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当代的经济增长不能破坏后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群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其它国家(或其它地区、其他人)的利益。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生态经济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判断出发，维持不变或增加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存量是发展的重要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后代人持续发展的能力。生态经济提供了这样的视角，它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存，经济需求与生态供给的协调，以及经济发展的生态制约。生态经济强调要通过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既包括目前人们对各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需要，又包括人们对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的生态需要；既包括当代人的需求满足，又要顾及后代人持续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既包括一个区域、一群人的需求满足，又要包括其他区域、其他群体的需要和发展。

生态经济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涉及微观的生态技术层面和宏观的经济政策层面。微观的生态技术层面是指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节约资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包括资源的生态创新、产品的生态创新和工艺的生态创新，其核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减少到最小，如何最有效的节约资源。实现微观层面的生态经济目标，有赖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由资源稀缺性、资源比较优势和环境承载力的变化诱发出来。通过市场为企业及时的提供信号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将企业的利润目标与生态经济的创新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信号的质量取决于市场的完善程度，所以发挥市场信号的作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诱导生态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宏观的经济政策层面就是建立一种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政策体系，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其实质是生态学思想向经济政策全面整体意义上的渗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政策层面的组织过程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行为——经济政策。生态经济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将主要依赖于相应的经济政策体系的建立。

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系是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质是要通过对经济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和对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来实现生态经济的目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统一。一个有效的发展生态经济的政策体系涉及到产业组织、区域发展、投资体制等重要方面。与此对应，政府的生态经济政策体系主要应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与金融政策等等。

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其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发展或限制产业的目标以及保障实现这些目标的各项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政策的产生基于人们对价格机制缺陷的认识，即价格在一些经济领域是“失灵”的。单纯的价格机制并不能保证对一些意义重大的非市场资源（如环境、公用设施）的配置。这就决定了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加以干预。具体来说，实现生态经济的产业结构政策包括确定和有意识地调节不同产业的消长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损害，核心是将各个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作为确定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的重要参考，鼓励资源节约型和对环境无害或有益的产业的发展，同时限制能耗高、污染严重产业的发展，取消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和保护，将环保产业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等。产业组织政策则是要鼓励企业通过有效组织和规模的限制实现规模经营，以节约的方式利用资源，限制一些达不到规模要求，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企业的发展。

区域政策。生态经济与区域发展政策密切相连，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模式造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因此，将生产力布局与区域人口、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在生态经济政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区域政策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确定合理的区域资源开发与区域产业政策，在对一个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正确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该区域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向。如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鼓励有关林草产业的发展；在缺水的西北部地区，则限制耗水量大的产业发展而鼓励耗水少的产业发展；在旅游资源丰富、生态保持较好的地区，则鼓励旅游经济的发展。二是区域协作发展政策，按照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落后地区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及工业污染等进行综合治理，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投资与金融政策。生态经济需要政府制定适当的投资与金融政策，优化投资结构，保证生态环境投资与经济建设投资协调发展。对于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环境资源保护的重大领域或项目，应首先得到资金的支持。对于有着大量的公共效益，市场机制调节失灵的公益性项目，如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治理工程，政府应成为投资的主体。而随着市场经济中政府投资范围的日趋缩小，利率政策和信贷的优先发放序列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也变得更为突出。商业化银行对效益的重视降低了其对环境效益的关注。适当的金融政策就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利率杠杆的使用和信贷的优先发放使资金倾斜到有益于资源持续、环境保护的项目上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建立国家环保基金等来集聚更多的资金，支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抉择——中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综合分析及对策研究》，吴人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2］《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王干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区域可持续发展》，王黎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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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 影响

经济政策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现有人员的就业问题，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发展，促进国际之间的收支达到平衡，以及推进经济飞速提升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目标，同时能够加强经济福利，有效控制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针对性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措施。经济政策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等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是指为了市场经济能够运作正常，政府确立的法律条例等。

一、经济政策内容

在制定与经济政策时，应当确保其连续性，严禁出现忽左忽右的情况，防止给市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当视情况来判断问题，并且及时针对问题对政策中出现疏漏进行调整改革。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国家与政府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时，主要包含，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通过有效控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规划；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与信贷之间的平衡政策，来有效促进消费与积累存在的比例，进而有效确保社会财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性，保证货币的发型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情况；通过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够为消费需求提供发展导向，进而达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以保证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间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

二、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扩张性财务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财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扩张性与紧缩性两大方面，这主要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进行辨别区分，而扩张性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若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张性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已达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间的平衡性。在政府对税收进行调整时，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税收等方式，会使社会总共需求出现上升，这时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加大，为此，企业应当及时抓住时机，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通过整顿管理体系，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出产数量。并从采购原料开始进行改革，改革过程应当包含生产要素，加大生产质量的监督管理，强化物资的控制，优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调整，以此来确保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到市场销售行列中。当然，在销售中，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企业的掌舵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准确掌握生产数量，并注意控制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化，确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明白，扩张性政策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需求，结合市场的规律，有效确保企业经营能够更加持久。

(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紧缩性财政政策也可以称之为盈余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或加大税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财政收入或有效控制总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财政结余，而其主要方法为降低财政支出，加大税收收入等。若发生通货膨胀亦或者经济发展过快的情况时，国家将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控制，以此缓解经济压力。对企业来说，这时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大生产也不是不可为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加大对市场的调研力度，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来控制生产，并积极研制开发更新的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引导更换，增加时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机”“环保”等。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货币政策也同样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时，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货币总供给，以此来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过刺激投资及出口，来提高总需求。若出现经济发展过快或者通货膨胀等情况时，中央银行也将随之降低货币供给，加大利息率，以此来控制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使物价随之上升。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贷款也随之变得容易，因此企业应当抓住时机，进行适当地储备。在有了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当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引入新项目，以此来加强企业的信誉度与竞争力。若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企业要取得贷款就相对比较难，这时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数量，并注意降低生产成本。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一大挑战，为有结合市场、社会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发展脚步，才能有效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日杰.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J].经济导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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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科斯定理的文献同样指出，即使存在着外部性，参与者间的谈判也能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无论各方初始法定权力分配为何，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自愿谈判就可把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产生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如果在此引证的思想大体上正确，那么理性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方将确保经济不偏离其潜力太远，我们看到的经济是社会有效率的，或者至少接近如此。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有些国家完全实现了其潜力，而有些国家却成就甚微。从国家间的收入水平来看，差距惊人，最富国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的20多倍。

概括来说，国家间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及前述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国界意味着生产性资源稀缺性的差异：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资源。它们可能缺乏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第二种可能性的解释在于，国界勾勒出的多种公共政策与制度不仅互有差异，而且好坏不一。较为贫穷的国家所以不“富有”是因为它们没有导致生产性合作的激励结构，而个体理性并不能确保这样的激励结构自动产生。激励结构不仅依赖于不同时期选择的经济政策，更取决于长期或制度安排：执行合同并保护产权的法律体系、政治结构、宪法条款、以及为特定利益游说和结盟的程度。

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在说明经济绩效差距时孰轻孰重？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其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评判理论，更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通过（1）说明各国可以无偿或以极小的成本获取世界知识存量；（2）考察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何随大量移民而变动以及人口密度的证据，并说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不能解释大部分国际间的巨大收入差距；（3）运用国家间资本密集度差异巨大所产生的影响与资本流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说明几乎没有国家接近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以及（4）考察一些被很奇怪地忽视的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穷国向富国的移民，以估计二者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程度，并表明这仅能说明国际间边际劳动产出差距的一小部分，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国家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差异。

我们常常惊讶于从穷国迁入富国的移民的突出表现（还有其他事实），穷国的大众也饱含着无数理性、天分和活力：这些社会中的个人也能在第一时间捡到“大额钞票”。然而，问题在于无序的个人行动并不能获取真正的巨额财富。只有通过数百万计的专业化工人和其他投入的有效合作，也就是说，只有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得以实现，它们才能被获取。虽然低收入社会能获得大部分自我实施交易的得益，它们仍未能获取大部分最大的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它们没有公正地执行合约的制度，从而失去了大部分此类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实施的交易收益（如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它们没有在长期中保护产权的制度，从而丧失了大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收益。这些社会中的生产和贸易还受到蹩脚的经济政策和私人或公共掠夺行为的损害。只有在一系列完善的市场中，精妙的社会合作才能出现，而这需要有比大多数国家现行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好得多的制度和经济政策。

自生自发的个体最优化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它举足轻重，然而仅靠它是不够的。如果自发的科斯式谈判（无论通过自由放任还是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政府）能消除社会意义上浪费的掠夺行为，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所需制度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毫无效率、深陷贫困了。经济学思想的某些重要进展虽然很实用，但我们不该被它蒙蔽，无视一个令人沮丧而且极其普遍的现实：个体理性远非社会理性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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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率价值的价值体现

 

效率价值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一)阻止了垄断现象的发生

 

垄断对市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通过破坏价格竞争机制实现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支配，由于市场价格完全被垄断企业控制，价格不再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价格杠杆也丧失了调控社会资源的功能。在垄断情形下，整个市场运作的效率极其低下，这时必须由经济法对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维护经济效率。

 

(二)解决了经济的外部性问题

 

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是指企业或个人的活动对其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很难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现代经济学原理表明，经济外部性会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或使资源配置远离最优状态，例如经济活动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当存在这种经济外部性时，仅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就需要通过政府进行适度干预，制定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来限制和调整类似的行为。

 

(三)实现了公共产品的提供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如义务教育、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说，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必不可少，但是因其缺少排他性和竞争性，获取的收益不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们往往不愿意提供此类产品。这时，就可以通过制定税收、福利等经济法律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鼓励他们生产公共产品。

 

(四)解决了市场交易的不公平

 

在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销售者往往占据有利地位，他们对产品的情况了如指掌，与此相对的是消费者很难掌握产品的真实情况。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市场运作的低效率。交易双方缺乏互相的了解和信任，为了获取更多交易信息，势必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这很不利于市场运行和社会资源流通。对此，最好的办法的就是通过经济立法保护弱势一方。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价格法规定商品必须明码标价等，都旨在扭转交易不公平，促进社会资源的高效流通。

 

二、效率价值的局限性

 

(一)过分追求效率的外部局限性

 

尽管经济法追求效率价值，但这种追求必须是有限度的，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许多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时面临两难选择，究竟是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还是先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长期的投资，短时间难见收益，但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好处却是立竿见影。因此，传统理论发展往往追求“效率优先”。在效率至上的意识支配下，一国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必然以效率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即只要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即使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是合理、合法的。财富的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垄断、两极贫富差距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公平。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就是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同时，追求效率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资源锐减、环境破坏、生态污染等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然而治理环境污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代价巨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发展收益甚至都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从全局看，追求效率的行为甚至可能反过来阻碍效率的提高。

 

(二)效率价值的内部局限性

 

经济法的效率价值内部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实现效率的分配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哪种分配方法最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并无定论。前文中提及，效率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就是“有人因此变好，没人因此变坏”。然而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给不同的人带来影响，有人因此受益，有人因此受损。不存在绝对的能使所有人都受益的经济政策。例如，某城市为发展经济引进外商投资企业，该企业投入生产以后，不仅当地总体经济水平得到提升，还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企业生产的产品也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因此受益。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与该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当地企业却因此受到很大冲击，销量降低，利益受损。那么，引进外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则最终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福利是否因此得到改善。当实施某一经济政策所获取的总的利益大于它所带来的损失，这个经济政策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具体到个人获得的福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很难进行比较。对个人来说，有的人追求经济利益，金钱是其衡量福利的标准;有的人追求精神享受，认为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其获得福利的标准。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人来说，生活环境的改善并没有让他获得想要的利益;而对于追求精神享受的人来说，获取金钱也不等同于获利。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追求的是实现社会整体效率，但对社会整体的各个成员来说，效率的实现必然是对一部分人的不公平，这种内部的不公平是不可避免的。

 

三、结语

 

通过上文不难看出，经济法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有不少好处，而其局限性最主要就是与公平的冲突。对效率与公平谁应该居于首要位置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国从一开始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理念转变也说明了我国在发展道路上的阶段性选择。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决是不一概而论的事。当社会整体经济水平落后的时候，鼓励效率优先，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无可厚非;然而等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我们就必须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效率与公平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效率与公平不总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正确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使二者相互促进，形成正的相关关系。

 

总之，效率价值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对指导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法追求效率价值，确立效率原则是十分正确的。只是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效率价值，平衡效率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冲突方面，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追求。

篇6

争议的双方是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货币学、宏观经济学的建树影响甚大，他反对一些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颠覆了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学说的观点，提倡国家干预，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他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者没有投资信息所导致，因此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刺激消费，主要措施是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他甚至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发动战争也可以达到目的。

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者是哈耶克，他的学说似乎和他的性格很相似，温文尔雅。他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政府集权，从而导致人民走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除了在经济学有很大成就之外，在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凯恩斯甚至说“哈耶克研究经济学也许是个错误”。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相继去世，但不意味着争议结束，一个世纪以来，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决斗还在继续。前几年，网络上有一部非常火爆的《哈耶克大战凯恩斯》说唱视频，最近机械工业出版社又出版了《伦敦时报》编辑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新著《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更是将争议的话题挑明。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回顾了哈耶克与凯恩斯从相遇到开火、停滞、再开火的过程，并进一步引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谁将是最后的赢家。如果简单地看这本书的话，似乎作者想让大家明白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恩恩怨怨，如果单纯这样的话，也许背离了作者的意愿。

篇7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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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政策;政策链范式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19-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4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继循环经济之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的又一重大决策。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总理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我国正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一号、第二号提案同时聚焦低碳话题[1],寻找中国低碳道路的政策支撑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 政策链的理论界定

政策链概念我们定义为:政策链是由各项政策基于彼此相关性,依据特定的层次结构和政策作用机制,客观形成的政策影响链。它是一个以纵向政策链和横向政策链为结构框架形成的网链结构系统,涉及到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多个行为主体,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纵向政策链由上到下依次为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具体政策,横向政策链则由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并体现政策间的关系。政策链应随着作用对象发展变化的实际,不断进行优化和升级[2]。

政策链的概念是基于“链”理论、系统学理论、政策科学理论提出的[3]。

“链”理论是从自然界食物链理论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理论。“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网链中的各个环节具有相互依赖的连接关系。“价值链”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性,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它包括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四个维度在相互对接中形成均衡链状结构。

政策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政策体系,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局部决策与总体决策目标一致,技术经济分析标准一致,逻辑推理过程前后一致。事实上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导致政策实践很难达到上述要求,但是并不妨碍相关部门追求更加科学和完善的政策制定方案。

虽然目前政策链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政策的构成渐有系统化趋势,我国的政策制定逐步向链状结构靠拢,部分已初具了政策体系功能[3]。如政策体系、政策规划、政策系统、政策蓝图等虽然没有以政策链形式出台,却冠以功能上类似的名称,具备链状结构的基本功能。政策体系与政策系统强调各项政策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政策规划与政策蓝图则强调政策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它们的共同点是打破相互隔离、各自为政的传统政策制定方式,将各项政策按照彼此逻辑关系,构成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另外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各项政策之间的配套措施与执行效果,实践表明这样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形式更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实现。政策链正是基于对政策整体功能的激发而提出的新型政策范式,具有方法论意义。

区别于传统政策制定,政策链是以政策的整体性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在政策制定之时就综合权衡各项政策的纵向与横向关系,纵向结构上使各子系统的政策相互衔接,在横向结构上使各分系统的政策相互协调,有效克服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形成各项政策在时序上相互衔接、层次上相互配套、内容上相互补充的政策链系统。政策由传统形式向政策链范式的结构转变有望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形成功能上完整,操作上可行的政策链体系[2]。

2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的链状设计

低碳经济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和[4],实质是新能源开发、能源高效利用和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构成低碳经济的四个要素体系[5]。

李武军等:中国低碳经济政策链范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将政策链理论应用到低碳经济领域,可以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基于政策链范式并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实施经验,可以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加以链状设计。

总体上,低碳经济政策链由纵向政策链与横向政策链两层结构构成,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纵向政策链,各项基本政策的关联形成第一条横向政策链,各项具体政策的关联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第二条横向政策链。总体战略是从宏观层次出发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与蓝图,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政策,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基本政策是某一领域内的总政策,在其功能领域内起着基本指导作用,支撑着具体政策的实施,例如能源政策包括了所有能源领域的低碳经济政策。具体政策是在基本政策的功能领域内服务于基本政策的政策措施,例如能源政策之下的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节能减排政策等,都是在能源领域内将能源政策付诸实践政策措施。在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的层级结构中,还有一类要素处于核心位置,这类要素渗透到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当中,对各项政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可将低碳制度、低碳文化归为政策核心要素。

3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纷纷出台,形成了功能众多的一揽子政策,广泛促进了各个不同领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今后的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的低碳经济政策总体上仍然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低碳政策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及配套性。究其原因:

3.1 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

低碳经济总体战略是低碳经济发展总的行动纲领,把握着低碳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早已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应有之意。但仅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意是不够的,而应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明确下来。这种方向的不明确,导致我国截至目前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整体战略思路,更没有关于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使得低碳经济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只能是相互分割,缺乏系统性、统一性。

3.2 政策核心要素没有形成

低碳经济文化、低碳经济制度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核心支撑作用。低碳经济文化通过其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产关系的重大转变,形成自觉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氛围。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则通过法律法规等约束性框架,规范人们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念,更没有规范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低碳经济文化和法制建设,成为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3.3 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不完善

正是由于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政策核心没有形成,加上受粗放式发展方式、工业化阶段和发展路径锁定等制约因素的影响[7],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在横向政策链方面不完善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能力差,没有形成完善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链状政策体系,难以实现“1+1>2”的效果。

4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链构建措施

优化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要从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除了实现单项政策固有功能,还应发挥政策间的衔接与协同作用,以实现政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因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4.1 制定低碳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中长期发展战略是立足当前,谋划发展,以长远的眼光制定衔接有序的政策规划。制定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稳步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建设。尽快制定我国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将低碳经济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统计和考核指标体系,对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强制性约束。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进行重点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促进能源、交通、信息、电力、建筑和金融服务等低碳领域战略产业的低碳化转型。

4.2 加快培育政策核心要素

4.2.1 发展低碳经济文化

加快制定低碳文化政策,通过政策的作用力,促进低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将中华传统之文明承载于现代的低碳文化之中,构建低碳视域下的文化价值观,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低碳文化政策的优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弘扬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摒弃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鼓励、引导和支持低碳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产业发展对低碳文化的传播。

4.2.2 完善低碳经济制度

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法制层面,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结合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出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政府、企业、居民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方式。完善产权制度,确保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激励并扶持低碳技术开发[6]。发挥市场机制效率,建立基于产权制度的排污权交易。完善相关制度的执行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执行力,保障低碳政策落实到位。

4.3 增加低碳区域政策为基本政策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差异性较大。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低碳经济区域政策,培育和布局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产业,注重不同区域低碳领域的分工与合作,并给予倾向性政策。例如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能力较强,但矿产资源贫乏,应重点制定扶持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低碳产业的优惠政策,加速其向低碳经济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对石化类能源依赖性较强,应突出制定促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寻找低碳经济增长点。

4.4 健全基本政策目标和具体政策内容

4.4.1 低碳能源政策

低碳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能源高效利用、节能减排政策、能源低碳化政策等。政策重点是促进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提高现有能源利用率;降低石化能源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优化能源结构,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支撑产业,为低碳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8]。

4.4.2 低碳产业政策

低碳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新兴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低碳农业政策、低碳工业政策、低碳服务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推动高碳产业低碳化转型,加快能效高、排放少的低碳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农业生态化[7]。

4.4.3 低碳市场政策

低碳市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保障低碳经济领域的公平准入,培育低碳消费市场并维护低碳市场秩序进,而引导市场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政策、低碳财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低碳金融政策、低碳价格政策、碳交易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建立低碳经济市场竞争机制,加大财政、税收、信贷和转移支付等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9]。

4.4.4 低碳消费政策

低碳消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形成文明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意识,优化低碳消费结构。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政策、消费需求政策、绿色消费政策、低碳生活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引导低碳消费,培养公民的良好低碳消费行为,厉行节约,鼓励消费的同时反对浪费。

4.4.5 低碳技术政策

低碳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为国民经济低碳化提供技术支撑。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技术政策、节能减排技术政策、碳吸收技术政策、技术合作政策、标准与指标制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发展新型、高效的低碳技术,加快高能效、低排放高新技术对传统高碳产业的技术改造,开发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并开发碳汇潜力,制定碳排放考核标准、碳交易过程中的碳预算和碳分配标准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4.4.6 低碳管理政策

低碳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管理手段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具体政策内容包括:能源合同政策、低碳考核政策、低碳激励政策、低碳约束政策、低碳试点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制定低碳激励、约束、评价和考核政策,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开展低碳试点。

4.5 强化政策链各环节的相互配套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不仅在纵向政策方面上下衔接、相对完整,而且要在横向政策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例如,我们在低碳能源政策中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能源高效利用,那么在产业政策、市场政策、消费政策、技术政策、管理政策和区域政策中就应该有相适应的政策与之协调配套,这样才能使能源政策发挥最大的效力。如果能源政策制定出来,而其他政策没有与之配合,则会出现政策体系的“短板效应”,使这项能源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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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曾经的“政策市”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在2006年以前，中国股市往往脱离经济周期而特立独行的，不是疯狂地暴涨，就是疯狂地暴跌，这从附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尤其是，2001年到2005年，GDP增幅逐年稳步提高，而上证综指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43点踏上漫漫熊途，一路跌到2005年6月6日的998.23点。股市逆经济周期而动，正是“政策市”的一大特征。

由于政府要利用股市解决不同时期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所以股市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围着政策的指挥棒转。如1996～1997年，政府因为担心经济泡沫及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热火朝天的股市实行强力打压政策，从人民日报发社论、取消T+O、实施涨跌停板限制、提高印花税税率，到严禁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炒股，导致了股市的大跌；1999～2001年，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问题，又通过人民日报发社论、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入市等政策，启动了大牛市行情。有人戏称：“2006年前的股市往往表现为政府改革的‘温度计’，而非经济的‘晴雨表’。”

市场本身具有的自我调节功能被政府行为所取代，时间一长，投资者便不关心经济走势、行业动态，不关心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而是热衷于打探管理层动向，研读领导讲话。当市场低迷时，不是潜心于挖掘被低估的股票，而是热衷于猜测政府何时救市；当市畅高涨时，不是重新审视股价是否合理，而是与政策进行博弈。

不过，随着股改逐渐完成，股市非市场化的功能减弱，政府得以转换角色，由市场的调控者变身为市场的监管者，利用政策来影响股指涨跌的行为越来越少。而且，随着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投资者日渐成熟，直接针对股市的政策效果越来越差，比如，印花税调整一直是政策的“撒手锏”，但2008年下调印花税之举，对暴跌后的股市所产生的作用几近于无。

如今的“政策市”

由政策直接指挥股指涨跌的“政策市”已渐渐远去，但股市并未能撕去“政策市”的标签，只是不再是证监会的一个电话使市场发抖，而是周小川的一句话改变市场预期。

2008年底至2009年中的一波上涨行情正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驱动，而2009年下半年至今的一波调整又是由刺激经济政策退出所导致。

2008年10月，美国金融海啸爆发、上证综指低见1664点后，中国政府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举措出台，令投资者逐渐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希望。在超充裕流动性的推动下，股指上涨了一倍多。可以说，是政策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间接推升了股指。

而随着2009年中期，央行在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度提出“动态微调”，市场嗅到了政策转向的味道，A股连日出现大幅调整。虽然“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动摇”的政策基调屡次被强调，但央行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被强行降低、打压房价飞涨的楼市政策接连出台，都明确发出了刺激经济政策退出的信号。在政策对经济影响的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股市选择了向下调整。可以说，是政策扭转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间接压低了股指。

紧紧跟着政策走

有位业内人士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经济恐怕仍是政策式的经济，而股市也就是政策式的股市。

之所以称中国的经济是政策式的，是因为在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市场经济天生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我国强调，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能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所以，宏观调控将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

在此我们不评论宏观调控的是与非，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股市自然会受这些政策的巨大影响。只要政策还在左右经济，股市也就跳不出“政策市”的窠臼，只不过从前的政策市是制度政策市，政策的目标直接针对股市，现在的政策市则是经济政策市，政策的目标是经济基本面。

在这样的市场中，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就应该紧紧跟着政策走，把握政策变化引发的市场波动，而不是一味相信市场的力量。

把握四方面政策

要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是利率调整。一般来说，利率与股票呈反向关系，即利率降，股市涨；利率升，股市跌。因为利率升导致公司借款成本增加，利润率下降，股价自然下跌。同时，利率的上升也使得资金成本上升，进入股市的钱也会减少。2008年10月以后连续下调利率，最终促成了股市的企稳反弹。如今股市震荡探底的格局也与升息预期有关。

其次是汇率变动。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越开放，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越高，证券市场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越大。目前市场非常关注人民币升值问题。理论上说，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我国产品竞争力减弱，出口型企业利润下降，而进口型企业因成本下降，利润反而会增加。最为受益的企业是使用外币贷款、利润以人民币结算的企业，如航空公司。如今市场最期待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值上升，能够吸引海外资金流入，从而推升股市。而实际上，欧美国家经济尚在衰退与复苏间徘徊，哪里会有很多闲钱到中国股市捧场?所以对人民币升值对股市的影响要客观分析，切忌盲目追捧。

第三是货币政策的调整。上述利率和汇率都属于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一般来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放松信贷控制；紧缩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则是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和加强信贷控制。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使股市上涨，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使股市下跌，这在2008年-2010年的市场波动中表现得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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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地区经济；经济转轨

中图分类号：F15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6－0029－04

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幅员辽阔，地跨欧亚两大洲。早在沙俄时期，沙皇政府就对全国进行行政区划，以便于统治。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废除了沙俄时期的行政区划，建立了三级行政单位，同时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经济区的概念。苏联解体后，联邦主体成为国家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虽然行政区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地域划分，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人文因素才是行政区划最重要的划分标准。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各联邦主体的权力集中和经济管理，设立了七大联邦区，并向各个联邦区派驻总统全权代表。

在这一地区划分背景下，俄罗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继续存在并有加剧的趋势。通过对最近十几年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的分析，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1994－1996年，各地区生产出现同步下降，地区差异和分离倾向加强；1997年，经济出现短暂回升；1998年，地区间经济社会不平衡加剧；1999年以后，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复苏，地区间一体化趋势有所加强。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主要表现是：居民布局的差异日益严重，人口继续流向主要聚居区；采掘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仍在加大；生产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资金也继续大量投入经济发达地区。

这些趋势使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继续加大。而加大国家调节作用成为缩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间存在着资源、自然气候条件、经济和人口条件的差异，但是在后天条件上却应该实现平衡，其中包括：投入到不同地区市场的资金应该是平衡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应该拥有相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条件、地区预算能基本实现自我收支平衡。建立国家统一经济空间是实现这种平等的条件，在这一经济空间中，通过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实现经济积极性的自我调节，国家通过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对弱势地区实行优先扶植，为地区内部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

一、俄罗斯的问题地区

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停滞的贫困地区。在俄罗斯的经济文献中，这类贫困地区被称为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在解决问题地区的道路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在1992年以前，苏联实际上不存在问题地区这种提法。当然，问题地区是存在的，但这只作为中央在“五年计划”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出现是一个新事物。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缺乏理论、方法以及实践上的充分准备。

第二，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时期都没有制定出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这也成为地区差异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

第三，最近几年，俄罗斯理论界表现出对问题地区的兴趣，但是对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分析的实用性不强，这影响了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第四，无论是俄罗斯的政界还是学术界，都没有对问题地区加以严格的定义。

虽然如此，有一点却很明确，俄罗斯在解决地区差异问题上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一调节工具，必须对问题地区的起源和结构加以深入研究。什么样的地区是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对象，哪些地区是区域经济政策优先考虑的对象呢?

在区域经济学中，问题地区又称为问题区域，是由中央政府区域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确定的受援对象，是患有一种或多种区域病而且若无中央政府援助则难以靠自身力量医治这些病症的地区(区域)。问题地区通常分为三类，但在俄罗斯主要存在两类问题地区，即萧条地区和落后地区。

落后地区包括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地理位置边远的区域、自然条件差的区域等。这类区域不具备工业化的条件，或者说长期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萧条地区主要是经济结构以传统的衰退产业为主的区域，这类区域的特点是主要产业衰退、竞争力急剧下降、经济结构老化等。

由于经济危机状况的存在，导致俄罗斯的很多地区都有问题区域。但这一现象的产生也与人为因素有关，因为问题地区的存在成为地方政权向中央伸手要钱的主要借口，这也为问题地区的确定加大了难度。

目前，俄罗斯对问题地区的确定以两个指标为基准，即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其中，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包括失业率、平均收入、居住条件和基本社会设施、教育和医疗保障以及环境状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均地区总产值、行业结构、出口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指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地区)等。同时，对地区的生产下降指数、失业率、地区工业生产潜力、居民平均收入等规定了最低标准，低于这一标准的地区就被视为萧条地区或落后地区。根据这一标准，1996－1998年，在俄罗斯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中，有10个被列入萧

条地区，8个成为落后地区。而1998年后，落后地区的数量增至10个，萧条地区则减少为6个。具体变化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问题区域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二、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现状及实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俄罗斯区域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平衡指的是通过公正的方法实现国家财富在地区间的平等分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应该享有平等的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地区不平衡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前提条件有很多，如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经济地理状况以及居民的生活习惯等。地区不平衡问题和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一样，同样可以威胁国家安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是缩小地区差异的有效方法。

(一)地区差异现象的存在

俄罗斯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不断加大除与经济整体下滑有关外，还受以下因素影响：市场竞争

机制的引入、不同地区对市场条件适应程度的不一致、国家调节作用的弱化、联邦中央和各联邦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等。

1992－1993年，从俄罗斯各地区居民收入和经济主动性上分析，地区间的差异开始急剧加大。1994年，俄罗斯

国家统计委员会开始定期核算和地区总产值，这为以后通过人均地区总产值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符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进行国际和区际对比的方法论要求。

通过对1994－2001年人均地区总产值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经济最发达地区和经济最落后地区的分化正在不断加大，地区差异及其他指数的差异也在加大(见表2)。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俄罗斯已成为世界上内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各联邦主体间的实际差异情况还要更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分布。位于塔尖的是莫斯科和一些石油天然气开采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地区总产值高于全俄平均值)的数量并不多，仅是不发达地区的1／3或1／4。而落后地区(地区产值低于全俄平均水平)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1994年落后地区的数量为79个联邦主体中的7个，主要指北高加索的一些共和国。此后这一数字开始增加，到2000年已经达到19个，新增加的地区主要位于俄罗斯中部和东部。在地区差异不断加大的同时，俄罗斯落后地区和萧条地区的数量也不断加大。

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地区利益的矛盾、地区间作为经济伙伴关系的弱化，地区间市场无力扩大等现实，对经济产生了消极后果。对于不同地区的居民来说，实际的不平衡已经打破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在俄罗斯，同一产品的价格、同一职业的劳动工资、同一资本在不同生产中的利润率以及失业率和劳动力缺少程度等都存在地区差异。这说明，由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地区生产要素和生活水平都无法达到均衡。如果要阻止地区间差异的进一步加大，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数量，就要创造条件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不断加剧的地区经济社会差异无疑是俄罗斯患上的严重疾病。我们对这一病症的诊断结果是：机体不会死去，但会一天天衰弱，并会引发其他疾病，实际上这已经被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但是，这种疾病可以依靠市场和社会自我调节来解决，国家干预是调节的根源。

(二)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

俄罗斯联邦各地区在生产力布局和居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自然地理因素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地理条件(如北部地区气候条件严酷，大部分地区为冻土地带、沼泽地带及地震高发区)的恶劣导致经济地理布局的不合理，进而造成了居民分布的不平衡。同时，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设施不发达以及人口密度低等问题的存在，也使各地区差距加大。

表3对俄罗斯各联邦区领土、人口、地区总产值、地下矿物资源的开采及出口情况进行了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联邦区间的差异。

2　体制和机制因素

体制和机制因素对地区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布局不合理上。俄罗斯现有的经济布局以苏联的经济布局为基础。众所周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在区域经济管理上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基于应对战争和平衡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却因运距过长等因素而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而西部原有的发达地区却因为缺少应有的投资而发展受阻。经济转轨后，资源配置开始依据市场原则进行，西部地区因为人口众多、城市分布相对集中、科学技术水平较高、购买力较为旺盛等原因而被众多投资者看好。东西部的差异又开始加大。

3　历史文化因素

这表现在地区开发和移民特点上。同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人口平均密度低，每平方公里8.7人，且人口分布极其不均衡。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北方和南方、中央地区和边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俄欧洲部分，在占25％的领土上居住的居民超过国家总人数的78％。在国家的亚洲部分，在占75％的领土上只有不到22％的居民，其人口密度只是欧洲部分的1／11。俄罗斯北部和南部，沿圣彼得堡－基洛夫－叶卡捷琳堡－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这条线为分界点，其差异也很大。南部，占俄罗斯26％的领土上居住着95％的居民，而在北部，则只有5％的居民。表4为俄罗斯各联邦区常住人口数字对比情况。

三、区域经济政策是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的重要工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巨大改变不仅表现在各个行业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各地区的宏观经济指标上。苏联时期，拥有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步上升趋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基金和工艺水平等)，并且经济的计划性使各地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俄罗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拥有相对丰富的未开采和未运出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是在上述地区建立新的资源开采和加工企业的主要因素，而生产的高投入和产品向其他地区的运输问题也无疑会推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俄罗斯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地区工业生产结构发生了相对合理的改变。其中，轻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下降速度是创记录的，而天然气工业和电力工业的下降速度最小。价格是引发地区工业生产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总体上说，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市场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脱离这个市场，这一地区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会远远低于改革前的水平。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开始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政策。俄罗斯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形成的条件是：国家对地区的中央集权管理向国家调节过渡、从统一国民经济综合体功能向建立统一经济空间过渡。在新的政权垂直体系形成过程中，内外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如广泛地引入了市场关系、对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管理权进行了重新分配、经济体系的非中央化和非军事化色彩加大、国家经济开始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外资在俄罗斯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规模加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