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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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挤出效应；挤进效应；财政政策

当前，财政政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杠之一。由于现行经济学教材对IS-LM模型理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副作用“挤出效应”似乎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而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正面效应———“挤进效应”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对财政政策的两大效应理论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别，并结合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将是十分必要的。

一、财政政策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含义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最早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挤进效应的概念为现代财政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根据帕金的阐述，所谓挤进效应是指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比如，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的下降，产生企业的外在经济效应，因此，有可能诱导私人投资的增加，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从而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相比之下，挤出效应则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成机理。如果说挤进效应是由于政府支出行为的正的外部性导致的，那么，挤出效应则是政府支出行为形成对私人部门的负的外部性造成的，这种负的外部性是通过利率变量来传导的。一般由于私人部门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因此，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增加，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积极性降低，投资量会减少。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IS曲线向右移动，在LM曲线位置相对不变时，均衡点会向右上方移动，于是整个社会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提高了，根据投资函数的定义，私人投资就会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不是通过以利率为中介变量来实现的。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只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采用，这时，利率水平往往已经很低，私人投资对利率的反应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企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来自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说，由于总需求不旺，形成企业部门的产品积压，进而产生私人部门的悲观性预期，此时，政府如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虽然有可能伴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潜在挤出效应的可能，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成本下降了，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的，这是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功能，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必须要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为企业的生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无疑对财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当财政政策在“瓶颈”产业上有所作为时，能够较好地发挥挤进效应的功能。比如在电力销售价格被限定时，电力供应可能会产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电力能源的供给结构，那么，企业就有可能增加投资，否则，电力短缺将引起电价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资就会减少。

二、影响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因素

1.影响挤进效应的因素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一般随着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同样数量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在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会有很大差异，这与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我们知道，假定一个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理论上政府支出乘数应为1 （1-b）。那么，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显然，与该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b有关系，一般我国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故支出乘数就大；而西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小，或者说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支出乘数的产生过程来看。政府投资引起居民（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形成第一轮挤进效应，消费的增加又引起另一部分生产或销售者的收入的增加，进而又引起消费的第二轮增加，也就是形成了第二轮挤进效应，……这样一直到第n轮。理论上，n应该是趋向于无穷大的，但实际上，如果市场容量不够大，市场不发达，那么这个链条就不可能无限制地派生下去，于是总的挤进效应就远远达不到1 （1-b）这样一个倍数关系所能反映的程度。故实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因而总的挤进效应是比较小的。

另外，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还随着财政资金的来源不同而不同。一般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税收；二是公债。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的公债和税收这两种形式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理论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存有争议的。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来源于公债的支出政策就比较有效，而来源于税收的支出政策可能会加剧经济的萧条。这说明资金来源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对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再比如，二者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也不一样。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税收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净损失，而公债在经济萧条时，只要不对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有太大的影响，一般是不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的。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私人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敏感，利率变化充其量只能影响到间接投资（证券投资）的规模，而对私人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所以，在经济萧条时，公债资金的挤进效应比较大，税收资金的挤进效应则相对比较小。　2.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

根据IS-LM模型的理论，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有：支出乘数的大小、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数、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资需求时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与挤出效应成正比，而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则与挤出效应成反比。在这四因素中，支出乘数主要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较稳定，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也较稳定，因而，影响挤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货币需求及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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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16-02

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没有挤出效应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出台稳健的财政政策后才有所缓和，笔者通过回顾，认为大概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另一种观点则否认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

一、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

章晟（2003）认为，一方面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经济主体进入部分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总之，大规模建设项目主要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承担，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也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中小城市、城镇、中小企业的资金匮乏由此就不难理解了。

吴俊培（2004）认为，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税收增加的，那么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将会减少；如果政府不靠增加税收来提高，那么意味着政府借款增加，这样同样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因此政府增加支出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同时还分析了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私人部门市场失败的情况；二是取决于政府支出资金的来源情况，如果是从国外借款的话，那么对私人部门的排挤会减少一些[1]。

庄龙涛（1999）和梁学平（2003）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排挤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其理由：（1）我国政府采用发行国债和增加税收的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其结果是将原来由企业和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增加了政府对资源的占有规模和控制程度，减少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使企业和个人没有能力参与市场投资的竞争。这实质上等于把企业和个人“排挤”出市场。（2）为了保证对资金的占有和控制，我们对企业和个人投资市场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如严格限制发行企业债券和直接融资，限制股份公司上市，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金融歧视等等。这些限制阻碍了企业和个人进行投资市场，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吸引社会资金的能力大打折扣。（3）我国目前处于市场饱和，失业人员增多，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时期。此时的“排挤效应”虽有所显现，但并未释放出来，当经济形势好转，市场启动，资源充分利用时，这种“排挤”效应将快速释放出来，并对未来经济运行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

于天义（2002）则把积极财政政策的排挤效应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民间投资的排挤效应。政府投资增加，相应的把民间投资挤了出来，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和居民储蓄存款的暴增，就是这种排挤效应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是对消费的排挤效应。政府用于建设的资金的增多，必然导致用于吃饭即消费的资金的减少，从而直接地减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庞大作用。

孟祥仲（2006）认为，挤出效应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考察，存在两种形式的挤出效应：需求型与供给型两种；一方面认为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第一，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第二，由于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所占的比重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不大；另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定存在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不存在挤出效应

项怀诚（2001）认为，可以从增发国债对利率、借贷资金及居民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由于我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代替，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第三，我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具有扩张效应。

贾松明（2002）的观点同项怀诚的观点基本差不多，也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的。第一，从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几年的情况来看，没有出现利率的上升，而且按照我国目前的利率制度，也不应存在赤字抬高利率的因果关系。首先，我国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它主要由中央银行制定和管理；其次，1995年以来我国其实际利率持续上升，但这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我国资金供应是比较宽裕的，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来源于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并不会对资金供给产生压力。第三，国债资金主要投向的是公共领域，这都是一些民间资金一般不愿意涉及的领域，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徐明华（2003）依据我国经济实际运动的规律和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进行对挤出效应的定量研究，测算出我国的宏观IS―LM模型，综合起来得到我国的利率的一个模型：

计算出：净效应=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近几年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大体相当，净效应趋于0，认为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没有抑制效果，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田杰棠（2002）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得到这样一个方程式：

I=33.766+0.372(Yt-Tt)-62.814Rt[2]

13.9744 0.675

可以看出利率系数的显著性不能通过，即实际利率的变化对民间投资并没有明显的影响；郭庆旺、赵志耘、何秉才（2003）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政府与民间投资的关系，1998年以后，政府投资方才显现出“逆经济”周期的特征，说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政府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加以运用，投资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分析，民间投资主要取决于经济周期；经检验，政府投资增加率和民间投资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13，这个系数非常的低，说明民间投资基本不受政府投资的影响；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角度看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没有发现政府投资排挤私人投资的迹象。从资本收益率角度看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经实证分析，财政加大生产性支出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率水平，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间投资与资本收益率正相关，证明了财政投资不排挤私人投资[3]。

参考文献：

[1] 吴俊培,等.积极财政政策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田棠杰.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3)

[3] 郭庆旺,赵志耘,何秉才.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Squeezes out the effect about the positive financial policy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to summarize

LU Zhi-guo

（Xinjia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socialized economy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Wulu muqi 83001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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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实践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自动（内在）稳定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根据宏观经济不同情况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又分为扩张性（又称积极）、平衡性和紧缩性三种财政政策。其中平衡性（又称中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既不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或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自动稳定器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和政府部分支出（如失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中性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和对冲性政策组合；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

在我国1993年和1998年两轮宏观调控措施中，“逆经济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93年到1997年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实施适度从紧（即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来主要是应对通货紧缩，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性支出）等来扩大需求，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刺激需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来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这对带动投资、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一是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煤电油运供求紧张，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价逐步攀升，带动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胀压力逐渐加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能源、交通、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尽管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避免了经济出现大波动；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表现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机制尚不稳固，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很大，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加。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利于减缓通胀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再加上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税收保持较快增长，也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财政政策从2005年开始由“积极”转向“稳健”。这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基础

我国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方面呈现出的显著效应，与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显著增长效应的关键原因。实行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如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扩大国内支出，促使汇率上升，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买进外汇以干预外汇市场，自动引起货币扩张。可见，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扩张的增长效应明显。相比之下，货币扩张的增长效应不太明显。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外汇，回笼本国通货，自动引起货币供给减少，增长效应部分抵消。

第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确保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因挤出效应的发生而受到削弱。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全社会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将使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挤出效应的结论是基于充分就业假定状态下得出的。根据我国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挤出效应不太明显：

一是从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来看。自1996年以来，我国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非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下降，而央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物价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下降。

二是从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来看。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较高，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增加。国债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三是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因此，在经济景气度较低、出现通货紧缩趋势，尤其是利率尚未市场化的前提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突出，政策的增长效应没有受到明显削弱，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三、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将日趋减弱

随着汇率制度和利率制度的变迁，在经济过热现象出现的情况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

第一，随着我国现行的固定汇率制逐步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通过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以扩大国内支出，将使汇率上升，贸易余额减少，从而抵消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见，相对于固定汇率制度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大大削弱。

第二，随着我国利率的市场化推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将日益凸显，势必影响政策的有效性。这已在近几年的实践中表现出来。一方面，在财政扩张的中后期，随着国债发行额和累积额的扩大，国债投资开始挤占部分民间贷款，使社会资金更多地储存在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公共项目上，造成民间投资资金的紧张。另一方面，非公有制在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其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其他类型投资主体。在此背景下，市场利率的传导与调节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赤字财政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日益明显，相应地，其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将受到进一步削弱。

显然，鉴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财政政策由扩张性向中性转变是必需的；进一步看，在中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公共财政功能和自动稳定功能也应受到足够重视，并通过财政政策的规则约束来实现，这也应体现在“稳健”含义之中。

四、财政政策的目标选择和功能归位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工具。在科学发展观视角下，财政政策目标至少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既包括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经济发展目标，也应包括促进经济公平（含收入分配、减少贫困、资源分布等）、社会公平（含公共服务、补偿机制、生活质量、发展机会等）、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等社会发展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是首要目标，核心是通过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目标要依托经济协调发展，核心是明确财政的公共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财政政策目标缺失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基本上是“生产建设型财政”，对社会事业发展支持明显不足。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社会事业财政投入不足，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事业内部分配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均是财政政策目标取向不合理和GDP过度崇拜引发的。

财政政策规则缺失也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由于缺乏规则约束，一方面表现为公共财政功能“缺位”，如上所述；另一方面表现为财政作用范围“越位”，担负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过大，而担负经济增长“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过弱，在宏观调控中直接用于经济冷却或经济加热的频率过高，其负面效应影响经济稳定。

显然，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要通过健全财政政策的约束规则，“归位”财政公共功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也就是财政政策从原来直接刺激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框架转向运用适当政策工具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稳健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

五、稳健财政政策是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的有机结合

如何理解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涵和政策取向。

第一，包含“适度、避险、公平”三重主要内涵，公共财政功能和自动稳定功能必须得到体现。其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是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同时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国债规模，以促进发展和保持一定宏观调控能力。

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退出或减少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加大公共财政范畴“缺位”领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薄弱环节，努力促进全面协调发展。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包括完善税制改革，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包含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有机结合的政策取向。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无外乎相机抉择和遵循规则两种。国内外都曾倾向于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由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导致当局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不确定性的相互强化，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丧失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由此，又倾向于遵循规则优于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但是，遵循规则需要成熟而稳定的市场体制和公众对市场的理性参与。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正处在变革之中，经济结构变化异常剧烈，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广泛达成妥协的能力，遵循规则的政策难以具备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处于体制变革和市场建设时期的经济政策取向可能更需要相机抉择，以随时适应经济运行的变化而作出政策调整。因此，要把一定的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相结合，避免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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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 俊(1972―)，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王 燕(1981―)，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来，我国根据各个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分阶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在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做出的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防止通货紧缩，抑制经济衰退，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和私人投资均要产生影响，具有挤出和挤入两方面的效应。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或是挤入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效应研究尚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加上我国财政制度采取的是分权制的形式，弄清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从中观的角度给予积极财政政策以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目前所实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经验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Sir John Hicks,1937）提出IS-LM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在产品市场上投资等于储蓄，在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两个市场实现均衡。具体形式表示为：商品市场均衡时，Y =C +cY+I-bi+G,其中C,I,G分别表示自觉消费、自发投资和政府支出；c,b分别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货币市场均衡时，M/P=kY-hi，其中M/P表示货币实际余额供应。当政府支出增加时，IS将向右移动到新的位置IS，若i不变，则收入由Y0移动到Y2（见图1）。因此，在乘数作用下均衡收入的增量应为：Y=Y2-Y0=［1/(1-c)］。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则乘数是大于1的，这就是说，增加政府支出不仅使均衡收入增加，而且收入增加量大于政府支出增量，即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但是这仅是产品市场的情形，当考虑到货币市场时，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同一利率水平上由Y0增加到Y2必将增加货币市场上对交易货币的需求。假定名义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变，则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利率的上升则会在产品市场上引起均衡收入的下降，收入将随利率的提高沿新的IS'向左上方移动，变化量为：Y=Y2-Y1=［-b/(1-c)］ i(见图1)。这就是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除以上的直接挤出、挤入效应外，财政政策还具有间接挤入效应。如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仅会使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而且会增加与之相关联行业的投资机会，从而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1]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针对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研究，从实证研究方法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LS-LM模型。马拴友(2001)[2]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非不是替代关系，增加财政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田杰棠(2002)[3]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是不严重的结论。李生祥，丛树(2004)海[4]也是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得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第二类是采用定量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董秀良等(2006)[2]重新界定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除实证研究外，还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如吴超林(2001)[5]在对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严格细分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的制度原因，以及形成挤入效应的制度条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验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我国在财政制度上实行的是分权制，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地方存在较大差异性。本文正是从中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地方财政政策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对东、中、西部的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而给予财政政策一个更为真实的评价，同时也对今后我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三、模型、数据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在研究财政政策效应与私人投资关系的文献中，主要是采用IS-LM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建立以下的实证模型：

（1）式是从财政政策的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综合地看其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发国债等方面入手的，因此我们再建立（2）式来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各项其他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果。

其中，所用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而横截面主体较多，因此主体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之间，即表现在截距上，而斜率系数为常数。(1)、（2）式中PRI均代表私人部门投资， INC代表财政收入，SPE代表财政支出，反映政府行为。另外CCE、SRE、SAE、CWE和MWE分别表示基本设施支出、科学研究支出、支农支出、文教卫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i和t分别代表时间和省别。γ+λi（κ+μi）为截距项，其中λi（μi）度量了个体间的差异，如果λi（μi）为确定数则（1）或（2）式为固定影响模型；若λi（μi）为随机扰动，则称（1）或（2）式为随机影响模型；若λi（μi）不随个体而改变，则（1）或（2）式为混合回归模型。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对东、中、西部地区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进行有效地比较研究，本文选取1998――2003年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的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收入、财政决算本级支出以及归属于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个体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效应进行分析。按照一般的分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山西、江西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和重庆12个省市。由于缺乏自治区、广东和海南的相关数据，暂且不包括这三个省市。以上的相关数据均来自诺色芬数据库，其中各变量①是依据各省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1997年为基础的实际值。

（二）计量方法

在使用模型（1）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采用哪种形式的回归模型，具体检验方法是首先构造F统计量判断是否所有固定影响为零，进行固定效应模型（LSDV）和混合模型（OLS）的筛选；然后基于OLS估计的残差构造LM统计量，即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Breusch and Pagan,1980）进行随机模型（FGLS）和混合模型（OLS）检验；最后用Hausman检验进行LSDV与FGLS之间的筛选。各模型的具体设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 各模型的设定检验自变量/因变量私人投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

注：F检验、BP检验和H检验后数字为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括号内的为p值，p＜5%意味着拒绝原假设，拒绝F检验意味着固定效应模型显著，拒绝BP检验意味着随机效应模型显著，拒绝H检验意味着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从上表可见。研究主要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类。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哑元变量的回归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可以先对模型进行变换，消除固定效应，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组内回归（within regression）的方法进行估计，即从每个观测值中减去其组内平均值，再对变换后的模型执行OLS估计即可；一是采用一阶差分估计量，用以一阶差分去除固定效应后，再用GLS估计差分后的模型。在随机效应模型中， 利用模型各个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再采用广义差分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变形，将转换后的数据执行OLS回归即可。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中国东、中、西部的不同划分，利用面板数据对式（1）进行回归分析，其统计结果见表2。表2 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1998―2003）解释变量私人投资（invp）（1）东部

由表2可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的地方财政预算本级收入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力度较大（影响系数为0．0000968），而东、中部财政政策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究其原因，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调节税率，减轻税负方面主要针对的是进出口退税率、关税等税种，而这些税种多半是由中央征收，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不大，那么地方财政政策的收入自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二是由于我国不断的规划收入制度，使宏观税率从199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税收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显然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相背离，不过这种影响在东、中部的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三是西部比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其有重要的影响，而税收政策在一定的征收范围内具有激励的作用，因此模型回归所得的私人投资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是合乎情理的。同时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都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0713（0．000）和0．0000392（0．001），但是西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综合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都是正向的，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而无挤出效应。这和马拴友（2001）、吴超林（2001）、田杰棠（2002）和李生祥，丛树海（2004）的结论相同。但和董秀良等（2006）得出的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的结论有一定的背离。

在对地方财政政策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之后，为进一步了解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并结合我国施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支出方面入手的具体情况，本文作了地方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的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3。表3 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回归结果

注：括符内的数值为显著性水平的概率值（P-值）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3的各组数据的拟合优度来看，这和方程（1）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在基本建设这项财政支出方面，东部各省份的基本建设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着正向显著的关系（影响系数为0．0001413），而中部地区也存在着正向影响，西部地区是反向影响，但这两者都是统计不显著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飞猛发展，市场日趋多元化，加上东部地区的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入，为私人投资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投资环境，因此投资主体在逐渐改变，“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比例不断上升。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每年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投资，但是由于西部在经济增长方式、制度、管理上的落后使其难以带动私人投资的增长，换句话说，中、西部仍然没有走出政府投资拉动的传统方式。这和郭庆旺（2005）[6]所得出的中、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产生增长无统计显著性的结论有着一致性。

在科学研究支出方面，科学研究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对私人投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还是任重道远的。在支农支出方面，支农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只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回归系数为0．0004026。这点和郭庆旺（2005）[6]得出的支农支出和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的反向影响结论相背离，究其原因是郭庆旺所选择的回归模型时混合回归模型，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在文教卫支出方面，东部和西部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都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1753和-0．0000729，而中部地区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是正向的显著影响且力度较大（0．0004687）。这意味着，各地区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时，文教卫支出对东部和西部的私人投资影响出现明显恶化，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行政管理费是地方财政开支方面的重要项目，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中部地区却是负向显著影响，这说明行政管理支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私人投资的影响得到了改善，但是中部地区却仍在恶化。众所周知，由于地方财政中可供聚集的财力资源有限，而客观上又要维持正常行政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中部和西部在此方面的支出要高于东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在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方面更快。但从回归结果可以可知，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期间，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有正向的作用，即西部的行政管理水平对投资有了一定的改善，而中部仍然处于“吃饭财政”的情况。

注 释：

①其中私人投资实际值是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其他各变量是根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董秀良，薛丰慧，吴仁水．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2］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价［J］．经济评论，2001（6）．

［3］田杰棠．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3）．

［4］李生祥，丛树海．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04（1）．

［5］ 吴超林．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的制度条件分析［J］．世界经济，2001（12）．

［6］郭庆旺，贾俊学．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7）．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Yang Jun1 Wang Yan2Abstract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China. The study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 fiscal policy, since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ivate investment.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each area should arrang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effects on private investment.Key words: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scal expenditure; private investment

［ 收稿日期： 2007．3．12 责任编辑：邓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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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支出 扩张 协调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2］李.财政赤字观和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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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开始，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从发展趋势看，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国债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对长期资本的形成及市场机制的完善均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何看待国债的挤出效应，如何调整国债政策取向，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国债挤出效应的作用渠道

国债的挤出效应，主要是通过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的。

1.资金供给。国债发行直接减少了民间的可用投资资金总额，民间购买国债的资金并非来源于消费基金。事实上，相当于进行了一次资产组合结构的调整，导致资金使用权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中。国债规模急剧扩张的实质是政府与企业尤其是与民间企业争夺资金，从而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强烈“挤出”，进而预算赤字直接减缓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用于公共开支的赤字可以将私人投资挤出，它的可预见结果是造成资本形成的速度大大减缓。而用于支持预算赤字的公共借款规模的膨胀意味着对可借资金需求的增加，尽管利率的微小的提高可以引起储蓄总额的增加，但作为可借资金使用的私人部门的需求的储蓄余额将下降，而政府利用储蓄支持赤字的做法将挤出私人投资对储蓄的占用。

2.资金需求。国债发行会抬高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引起债券价格下跌，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地降低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而若资本边际效率未能相应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必然受到抑制，导致投资规模的缩减，资本市场处于一种较低的均衡水平上。所以，政府发行国债会减少私人生产部门对资金的需求，相应地，资本市场也就处于一种低级的均衡状态。而且，政府从征税融资转向债务融资对资本形成率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莫迪利安尼（modiglianli）在其生命周期理论中指出：政府举债融资，居民以持有政府债券取代私人资本，而被政府所挤出的资金通过政府支出大多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当前消费，社会总体的生产能力降低，未来供给减少。在将来国债大规模偿还之际，总供求的短缺性缺口将进一步加大，带来通胀的压力，而私人资本的缩减也将是持久性的。

二、我国国债挤出效应的阶段性表现

我国国债挤出效应的产生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紧密相联，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挤出效应体现在国债发行对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资源掌握与使用量的挤出。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与逐渐深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加大，这时就出现了社会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由于整个80年代我国经济仍然是相当程度的短缺型经济，瓶颈部门的存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一定量的政府投资，但由于国家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所以国债发行量不断增大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较高，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相当强烈，资源约束强烈，不存在富余资源是当时的一种客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债发行自然是对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资源掌握与使用量的挤出。

1981年以来的绝大部分年份里，国债发行主要是通过行政摊派等非市场化的方式发行，国债的挤出渠道比较单一，即直接通过国债发行挤出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挤走了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对个人储蓄安排的投资，挤出了一部分银行信贷投放和居民个人消费。不容否认的是，当时发行国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抽走一部分“预算外资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其它形式的社会闲散资金，以便控制通货膨胀率和减少当时所谓重复性与盲目性投资，集中必要的财力加强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瓶颈部门的投资力度与建设，实现调整与优化国民经济结构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债的这种挤出是必要的。

（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利率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加大，国债发行显然有挤出其它有价证券发行的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利率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加大。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国债发行市场化的探索也有较大进展，国债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也令人瞩目，对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在增强。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国债发行的多少，直接涉及到社会资金在国债与非国债有价证券之间的分配，也开始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尤其在经济运行和资金紧张的时期，这种影响更为突出。1992年至1993年，投资热潮使社会出现了“集资热”，企业债券与其它形式的集资影响到国债发行进度与年度额度的完成。所以，政府曾规定非国债有价证券的利率水平不仅不能高于国债，而且在发行时间安排上，也要以优先保证国债发行为宗旨。在这种情况下，国债发行显然有挤出其它有价证券发行的效应，进而有挤出非中央财政投资的效应；这种挤出是通过金融市场显现的，也开始通过利率机制起作用。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199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其它原因，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设备和资源利用不足，经济“过剩”。为刺激有效需求，启动经济增长，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剧增。但“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没有影响。中国自1996年5月以来曾先后8次降息，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第二，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争夺有限的资金。近年来，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存贷差额，商业银行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利润较低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提高民间投资的外部效应，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第三，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购买力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来定。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通过分析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发现，中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具有扩张效应。

三、结论与建议

1.我国国债的挤出效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现阶段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的挤出效应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转型期，市场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对利率的反应还不十分敏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成熟，民间消费与投资的利率弹性将有所增强，并且，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逐渐变得稀缺，挤出效应也会相应加强，国债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将进一步削弱，而货币政策调控将发挥主导作用。

2.2005年中央决定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定适当减少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但仍要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国债项目的投资建设有个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续投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部分行业、项目对国债资金依赖较大时候，“收油过猛”会对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冲击。第二，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确实有许多“短腿”的事情要做，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资源，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调控能力，有利于主动地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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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预测

2005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中央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的预期目标完全有把握实现。据我们预测，GDP增长率将达到8.9％左右，继续保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上。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5％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0.4％左右，增速较上年也有所减慢，其中重、轻工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0.9％和9.7％左右，重工业增长仍然快于轻工业增长。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说明宏观经济运行在2005年仍将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7.6％左右，因为GDP增长速度较上年减缓，第三产业增速也略有减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5年将达到84400亿元，实际增长率和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4.9％和20.4％左右。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将比上年有所降低，但是仍将是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进一步上升，按现价计算，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达到 54％，这一份额多年持续明显上升的势头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预计2005年各种价格水平将仍然呈上升趋势。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变动率将分别为2.4％和3.4％，投资品价格指数变动率为4.8％左右。虽然价格指数上涨率略低于上年，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

2005年，居民收入增加的势头将会继续保持下去。预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5年将增长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在2005年为5.5％左右。

2005年，消费仍将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成为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达到60790亿元人民币，实际增长率和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0％和12.7％，基本与上年的增长水平持平。

2005年多数有关国际机构预测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量会略有提高，有利于我国保持对外贸易的较快增长。国内对进口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会低于上年，同时出口增长势头不减，对外贸易仍将是十分活跃的一年。预计2005年进口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为28.6％和29.4％，与前几年相比，对外贸易顺差的数量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总的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在2005年中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但是我们需要审时度势，认真应对国内外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化解消极因素，力争在深化改革和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稳定协调健康增长。

二、政策措施建议

（一）注重为解决中长期的经济结构问题创造条件

目前除了投资与消费、居民收入差距、二三产业的结构问题之外，还需要注意工业内部的结构问题。重工业成为目前工业增长的主导，也是造成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重要原因。重工业增长具有较强的自我循环特点，因而也具有较强的惯性。工业内部结构比例失调，会加深经济波动对经济平稳增长的负面影响。重工业增长一旦启动，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经济增长的带动力量。但是一旦重工业增长陷入萎缩，又会形成螺旋式下降趋势，启动起来十分困难。工业内部的结构问题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问题交织起来，在中长期中会造成供给能力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支持，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出现通货紧缩问题。

（二）落实好稳健的财政政策

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转向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新任务，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实行方式，不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同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它不是简单地单纯调控总量，而是要在总量调控的同时承担和实现调整结构的任务。在实行过程中更要认真谨慎，密切注意执行效果，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保证政策实行收到实效。

第一，目前总的形势是宏观经济运行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稳健的财政政策要防止经济运行出现重新反弹或经济“硬着陆”两方面的问题，财政政策的基调应与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一致。面对当前物价水平上涨压力，宏观调控更多的是要防止通货膨胀。而继续发行国债的措施仍具有一定的扩张性特点，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政策转向不能过猛，做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转换衔接，实现较平稳的政策过渡；另一方面，更要把握好财政政策扩张性的度，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进行进一步调整，继续减少扩张性特点，弱化扩张性性质，以适应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总趋势。

第二，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问题，但是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特点，以及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任务的需要，我们应该注意在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将解决短期波动与长期结构调整问题结合起来，使宏观调控能够产生更大、更充分的效果。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投资率过高、投资增长速度偏快，以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实行应该有效发挥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作用，推动在宏观调控中，积极解决或改善投资率长期过高、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的问题，使此轮宏观调控能够在解决当期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同时，为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奠定较好的基础。

第三，虽然稳健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将继续适当发行的国债资金用于“三农”、西部开发和发展社会事业，但是从长期看公共财政对“三农”、西部开发和发展社会事业的投入和支持，主要还是应该通过正常的规范的财政预算中的转移支付来解决。总的来看，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应该逐步继续减少并停止发行此类建设国债，而把所需资金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中。

第四，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是需要全社会增加投入的事情。我们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动员和争取各方面的资金，包括政府的、社会的，国内的、国外的，而避免政府资金孤军奋战。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好“三农”和西部开发问题，发展好各项社会事业。

第五，自1998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来，累计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未来还本付息任务沉重，还本付息负担主要集中在中央财政。因此防止出现财政状况恶化，避免财政风险也应该是在今后实行财政政策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作用

在控制投资需求膨胀、缓和价格上涨压力方面，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一年多的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工作中，货币政策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我国的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日益明显。

篇8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都受到冲击，我国作为设界经济主体之一，制造业加工业领域和出口行业遭受的冲击最明显，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下行发展。在出口贸易额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我国急需要增加内部需求，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因此我国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我国财政预算赤字，国家在社会分配中所占比重增加，国家利用财政支出调控国民经济稳健增长，为国民经济的运行注入新的活力。中央经济会议决定实施以“增支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国民经济各基础行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国家财政支出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金融政策走向适度宽松的目的也是防止经济下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金融政策的宽松主要表现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资本更多的引导向市场进行投资，充分激发资本的盈利能力，为国民经济创造更多的效益和价值。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的制造业和重工业，国家都给予税收政策照顾，作为行业度过暖冬期的保障。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稳步提高，通货膨胀率逐渐下跌至2.53%,国民经济运行在正常区间内，为我国政治独立与民生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总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是依据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制定的，对国民经济运行不稳定的因素进行调整，提高国民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在正常的经济运行轨道中平稳发展。

 

2.增发长期建设国愤，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债是国家强制力的象征，是收益最稳定的金融债券，国债高于同期定期储蓄的收益率是吸引资本投资的重点，国家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偾，将社会的流动资金收回财政重新社会分配，建设国债用于建设国家基础设施，例如建设桥梁，修建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金融危机时，提出了以工代赈的财政计划并取得巨大成功，我国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国债建设支出，振兴我国的建筑行业，以钢铁冶炼建筑原料为行业开端，到建筑承包个体，提供社会劳动岗位，最终工人可以获得劳动报酬，便利的交通能够促进E域经济协调发展，基础建设获得的经济收益用来支付国偾的利息支出，社会资本在国家调控下创造经济价值，提高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同时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事业，固定资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建设、水利建设、电力建设都会在不同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引导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增长。社会资本投资固定资产，是稳定资本流动的金融措施，有效防止我国资本向外流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在经济萧条时期，适当降低资本的流动性，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对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3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的调整重点放在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方面。税收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再分配的主要途径，税收税率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但是国家社会流动资本减少，社会总需求降低，在出口贸易额持续走低的实际国情中，我国急需扩大内部需求，用国内的需求能力拉动经济发展，因此要扩大社会总需求，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实现增大社会总需求。社会需求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中小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中小企业的纳税支出，这一部分资本就可以作为社会需求计入国内总需求，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企业对外招聘可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就业问题，企业进行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家通过对不同行业领域的税收政策做出不同的调整，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要求，对存在经济泡沫的行业提高税收税率，放缓行业发展，减少经济泡沫释放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增加社会剩余资本，扩大社会总需求，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创建宽松的经济复苏环境。

 

4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

 

居民收入的调控是加大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居民消费支出在社会总需求中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居民进行储蓄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国现在贫富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有一定差距，其二是我国居民的储蓄心理，习惯为将来做准备储蓄，而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针对以上问题的两个形成原因，国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差距缩小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收入提高的同时改善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很明显可以增加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居民消费心理预期由社会保障体制、消费习惯、生活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国民经济应当把社会保障计划纳入其中，医疗养老等社保水平提高，解决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能够刺激当下消费，国外先进完善的信用卡制度值得我国借鉴，要培养民众适当的超前消费的观念，生活观念由温饱向享受转变，能够增加享受型资料的消费。以收入政策调整为基础和核心，辅助改善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共同增加消费支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

 

5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利率市场化建设

 

利率政策是金融三大政策之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到关键阶段，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存款利率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奉在规定范围内浮动，各大商业银行利率定价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银行利率的变化紧随市场利率的脚步。利率是经济的基本组成因素之一，能够影响经济生活的每个细节，利率直接反映市场经济中资本的供求关系，并通过自身的调整和运动反作用于资本供求关系，平衡资本供求矛盾。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各大商业银行拥有利率定价权利，资本的流动性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差收窄，储蓄利率收益走高，贷款利率更加优惠，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调整利率这一基础因素，能够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全局，利率市场化紧随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步骤调整，国民经济战略根据运行的实际问题阶段性做出调整，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能够有效调节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仅仅是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开端，紧随其后汇率政策、金融衍生产品都会进行创新性改革，以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6总结

篇9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就业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还是以宏观调控为主，带有显著的计划经济烙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政府开始关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对这两项搭配进行了调整，分别推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度过紧的财政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但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看，我国的失业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不可忽视。如果依靠市场的单一调节，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对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拉动投资需求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国家预算之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体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货币的发行量是货币政策中用于宏观调控的方式。“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表述，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发行量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探究，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本文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函数模型：

其中H为就业量，K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M2为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a、b表示就业弹性系数。对该公式两边求导得到：

建立回归方程后通过相关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运用T检验和F检验，表明该方程和变量具有较好的显著性。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0892%，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59601%。货币作为社会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交易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和组合方式，因此货币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经济中各种潜在产出能力的增长。从量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宏观财政调控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就业。特别是近几年货币政策在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就业效应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方面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同时，由于现阶段银行信贷配给机制的自身抑制，以及银行在风险控制中出现的资金短路等情况，导致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滞留，不能有效拉动市场投资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对两者进行有效协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改善我国的就业问题。

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一）改善短期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策略

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并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强对国债项目的资金配置管理，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率调节和信贷进行国债融资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达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促进的目的以促进就业。优化财政支出方式。我国的财政资金应该在投资公益项目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性项目的投资金额，特别是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的投资，同时适当增加间接投资例如财政补贴等。

（二）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促进就业

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来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加大对第三方产业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帮助第三方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稳定货币升值预期和推进货币政策双轨机制。维持银行信贷市场中较高的利率，并且抑制投资总额的较快增长；维持货币市场较低的利率，以改善货币升值的压力，即在我国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中实行双轨机制。深化制度以保障在长期内调整货币的资金流动方向和流量，促进就业人数增长。通过税收手段和汇率制度相结合的方式稳定货币值，促进商品的进出口并带动相关贸易的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加大对各级培训机构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鼓励职业教育和培训并且优化教育培训机构，有效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保障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银行的信贷机制也应该进一步向民办学校倾斜，解决这些学校教育经费融资难的问题。

三、结束语

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有效协调，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政府应该改善短期内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并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此产生长效机制来缓解就业压力。

参考文献：

[1]刘星，刘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基于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