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1-01 17: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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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

篇1

[关键词]金融市场体系;经济政策;金融监管

金融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要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对金融市场进行不断的完善。金融市场在不断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快的变化速度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因此加快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然而金融市场本来就具有不完全市场的特点,同时存在着不完全竞争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因此,系统性的风险会由于其内生的经济资源错配而不断的累积,最终可能会全面的爆发,所以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谨慎。

1.对金融市场进行完善的经济背景

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整个系统是金融市场完善的主要基础,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时候金融市场本身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必须要保证既有配套的对外经济政策从而能够使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得以维持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前提条件。首先现在在新兴市场中的国际资本回流到发达国家市场属于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国际资本的转向破坏性并不会带来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强烈的作用。一方面,现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宏观调控的经验,而另一方面,不管是日本、欧盟还是美国也好都在经济复苏方面具有非常多的困难,尽管现在美国的经济正在不断的复苏过程中,但是其结构性的失业问题仍然非常的严重,与此同时,印度在近几年来的发展正在不断的挤压美国软件产业以及国内金融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尽管美国的制造业在这几年出现了回流的现象,但是没有确定的影响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所以现在美国经济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率的问题。各国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欧盟经济的主要问题,比如法国和南欧诸国现在存在的严重的复苏乏力的问题。日本现在则面临着外贸赤字增加以及日元贬值等问题。所以在两大市场之间的调整国际资本本会出现反复的情况,但是不会太过剧烈[1]。作为一个新生市场的重要一员,我国自然很难避免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因此我国要想保证自身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要不断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并且有效地推动国内需求的稳步增长。现在我国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现在面临着一个临界点,现在房价大幅下跌的趋势已经出现在了二三线城市中;其次,房地产业及为之服务的材料、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也存在着打破刚性兑付的危险。我们都清楚,我国的系统风险由于房地产业与影子银行而不断积累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具有关系。因此,在十中提出要积极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在金融风险控制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系统性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地方贡献的,因此需要将这种“贡献”与产能过剩、环境损害以及资源消耗等负业绩项全面地纳入到政绩考核中,这样就必须要将一个准确有效的全国金融风险监控系统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对激发正负激励机制进行转变的非常重要的配套设施还包括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预算制度的全面规范、公开和透明等。

2.对金融监管机制进行完善的机遇

互联网金融在2013年下半年异军突起,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得到了极大的改变。金融市场的传统主力比如银行和券商等不得不对这一现象进行积极的应对,并且致力于新的产品和服务的不断推出。同时,这一领域的商业模式也在以移动互联以及社交网络互联为基础的金融信息服务的影响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互联网和大数据极大的推动了P2P小额信用借款平台以及小代公司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在金融市场体系中已经出现了跳跃式乃至爆炸式的发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这样的发展潜力,所以必须要将一个尽可能完成以及具有前瞻性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起来[2]。

与此同时,我国还应该加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的步伐,积极地采用混业监管取代现有的分业监管,在监管的过程中不应该以企业所属的行业为根据进行监管,而是应该以产品的性质为根据实施监管。应该将一个具有明确职责的机构设置出来,从而能够对宏观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并且对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予以有效执行。只有将金融风险监管机构明确地设立出来,才能够对金融经济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只有对监管权力系统进行有效地集中,才能够保证对监管规避和监管套利予以有效的规避,并且做到全面的监管,同时要对监管机构的层次进行尽可能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监管系统的灵活程度以及反应速度得以极大提升。

3.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经济政策支持与金融监管制度准备之间的配合

因为金融市场现在存在着非完全竞争性,所以完善与发展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带来更多的风险,因此必须要循序渐进的对金融市场体制继续改革[3]。在对金融市场体系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要立足于战略高度以及一定的前瞻性设计市场架构和监管制度。笔者认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就是能否使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得以尽快的转变,现在中央部委已经大幅度地削减了行政审批权,而且也进一步的削减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除此之外,作为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维持的重要一员,政府的作用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府应该在监督和执行经济合同、收集和提供市场信息方法将自身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新的金融市场体系中,政府不再是运动员,而是要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4]。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良好的基础环境提供给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工作,而完成这一任务也是保证金融市场体系得到大规模开发的前提。其次,有效贯彻执行金融法规以及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基础就是金融信息收集系统,所以必须要致力于金融信息收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促进国内需求稳定增长、维护和平稳定的内外经济环境、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等都能够对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同步实施。要想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对经验进行不断的积累,对制度上的创新不断的探索,从而能够与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最后,只有使基本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得到保证,才能够积极的开放和开发金融产品,所以必须要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以及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开发金融衍生品以及创新金融产品[5]。

4.结语

从党的十报告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改革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深水区以及攻坚期。本文对现在金融系统发展对完善金融监管系统的要求以及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发展而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需要具有战略性以及全局性的构思。总之,下一阶段的改革仍然十分的艰巨,因此必须要做到精心策划、大胆创新,才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强.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和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02)

[2]范从来.为什么说“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是一句话切中了要害[J].杭州(周刊),2014(02)

[3]周阿利.关于在深化改革中完善陕西金融市场体系的几点思考[J].理论导刊,2014(07)

篇2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会期间表示,要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都竭尽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中国自不例外,当全球经济越来越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时,中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将有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给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7月后,爆发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急转直下,美国金融机构频频告急,逼迫美国政府注资的注资、国有化的国有化、破产的破产。到了9月底,次贷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次贷危机,而是演变成了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许多货币汇率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冰岛的股票价格指数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渐吃紧,信贷条件更趋紧缩,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动摇,乃至一些银行门口排起了挤兑的长龙。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机数十年所少见,迫使美国、英国、欧盟各国等过去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施以援手。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突出,美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3%,失业率继续攀升,有预测,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居民消费不断下滑,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增长。欧洲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5%,欧洲的消费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受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约束,欧洲的失业率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上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欧洲经济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应对危机冲击的自我调节功能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欧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使得金融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为了应对危机,也需要国际的通力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应担当起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相应的援助,帮助它们尽早地摆脱了金融危机,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与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之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协调行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货币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行动;数额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也才会受到那些深陷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欢迎。

更何况,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都会很快地传染到其它相关国家,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之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国仍会保持全球最高增长率的纪录,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关门歇业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乃至过去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返内地,火车站人流如织,这一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见所未见的。各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和非意愿存货的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家的悲观情绪不断滋生、蔓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也相应大幅下泻。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只有8.2%,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部门状况的恶化,信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迫使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信贷扩张冲动的银行机构,现在也具有较强的惜贷趋向了,结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银行信贷增长率都呈明显下降之势。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丧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变得日渐严峻。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使然。

调整总体有益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稳定国内经济无疑是有益的。当私人部门的信心减弱、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和对中长期投资的恐惧之时,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会直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大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据估计,4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另据中信证券的研究,这一规模的支出可以拉动1.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关企业应对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适度的劳动力需求,减缓失业的蔓延。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扩大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还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和居民的借贷成本,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为金融机构释放了数千亿元的流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自由度。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在市场依然动荡的环境下,国内的投资者重拾信心,实属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功。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公共工程的投资,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组合,让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调整后,迎来了持续七年左右的高增长。面对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之上,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都将是有益的贡献。虽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快了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性调整的速度,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使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面临了较大的考验,但是,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仍将保持全球经济最高增长率的纪录。这正是当全球经济不振之时,许多国际大金融机构依然看好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的中国机会的重要原因。

篇3

以下为徐明棋发言实录: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观点。前面的嘉宾都提到关于发展中新兴国家面临的挑战,他们的观点基本都非常接近,就是指出了主要的挑战,实际上都是内延性的,我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确是他们内部结构的问题,以及前一阶段高速增长所形成的资产泡沫问题,还有资源环境问题,包括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我们观察到,在巴西、南非,一定程度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刚才王志浩教授也提到了,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改革,要靠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调整,要有相应的政策。这是我们今天达成的共识,所以我做这样的总结,最近大家看到没有?一些经济媒体大幅度报道新兴市场国家形成最大的挑战、面临最大威胁的是关于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尤其是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导致资金纷纷要从发展中国家退出流向发达国家,从而引爆发展中国家前一个阶段形成的资产泡沫,使泡沫破裂。市场大规模资金流出,导致这些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顿的风险。

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不至于那么大,尤其是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根据我的判断,可能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美国也购买850亿美元的债券,只是预示到市场良好时退出,但现在市场过度反应。因为现在经济体系当中,大的机构投资者、金融大鳄不断在寻找可以炒作的题材。在经济政策转换之时,所存在的潜在影响放大了,可以成为他们炒作的题材。恰恰是这些炒作,带动市场羊群效应带来的冲击可能面临着挑战。随着大集团的投资报告和经济学家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看法,将会带动这些国家本国国民投资的预期变化,形成重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过山车”的大规模波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波动已经出现。

篇4

[关键词]宏观政策;经济刺激;退出;路径

[中图分类号]F81;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27-03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推出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实践证明,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刺激政策是中国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取得的效果明显。但是也面临流通货币、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所以经济刺激不要过度,要适当控制刺激的力度,为未来的经济政策预留多一点空间。当前,全球经济企稳回升,但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再加上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洲市场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的复苏还是存在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宏观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前提下,经济刺激政策如何适时、择机、渐进退出。这是因为,综合各种因素,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步恢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由危机状态真正恢复正常,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政策推动只是外力,外力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因此,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是否恢复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能否全面退出的关键。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化地操作,这里面有很多技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哪个该先退出?财政政策应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该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财政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

一、如何看待非常规经济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的天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大拯救中的作为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赞誉。毫无疑问,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较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超出预期30%的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刺激政策可能矫枉过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过去几十年间这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有所抬头,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这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负面效应。

1.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步伐的挑战。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是货币供给的巨量扩张。货币扩张在成功制止了经济下滑和防止了信贷紧缩的同时,也埋下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隐忧。一方面,流动性膨胀造成了大宗交易商品等基础原材料产品脱离实际需求的上涨,许多大宗交易商品由于存在期货市场而具有金融属性,价格变动在很长时间内可能发生偏离真实基本面供求状况的现象;另一方面,流动性加剧了资产泡沫,使得金融部门从实体领域中不断吸走资金,导致实体部门生产更加下降;资产泡沫造成的生产环节相对效益下降,反过来更进一步压制了生产,从而更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扩张的基础。上游原材料的涨价和资产泡沫,分别从成本和需求两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的预期,导致了人们重视资产甚于生产的行为偏好。

2.赤字上升对政府的可持续债务管理提出了挑战。为应付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无不加大了财政刺激的力度,财政赤字迅速蹿升。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因此各国财政扩张力度规模也普遍达到了空前地步,因而也普遍地造成了赤字规模的激增。对当前的赤字状况,各国普遍是作为例外原则处理的。各国政府都心知肚明,当前的赤字规模无论是从激励需求,还是未来的融资偿还方式上,都不能平常化。显然,当前的赤字状况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延长,拉长了巨额赤字的时间,通胀、利率上升和政府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可避免。一旦这种压力上升到一定地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会大大提高,私人的投资和消费会更加让位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经济的活力会被进一步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效应会逐渐衰减。此外,为解决投资资金来源不足的约束,近两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部分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其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3.投资增长与产能过剩的挑战。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国内产能过剩风险有所加大。不仅以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为代表的中上游工业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以部分机械制造行业为代表的中、下游工业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行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益较低。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序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情况和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情况。从世界经济复苏趋势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在具体实施上可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从过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转化。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减税等。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可以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对于这个核心内容需要切实贯彻有关的具体要求情况。如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标,这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否则可能导致预期的紊乱以及对市场的冲击。考虑到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目前看来,要观察宏观政策的退出,关键的指标还在于信贷增长。综合各方考虑,可以将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20%左右,稍微高过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此外,提及控制资产泡沫,要求货币政策从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此次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阿联酋等国得到一些启示。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就印证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角色,应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从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编制广义的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指数。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央行加以监测并定期反映到货币政策操作中。

第二阶段则要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最终退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运行有望逐渐回归正常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政策的中性化,以保证有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跟进。在这个阶段,可以将“调结构”作为核心内容,逐渐从政策支持上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将信贷增量回归历史正常水平,并同时启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等工具,实现政策风向的真正转变。而对于财政刺激政策的调整,重点是控制投资的结构和增长的节奏。为了防止政策彻底退出过程中经济二次下探,经济政策的退出必须强调与结构调整相配合的方针。如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入中小企业,支出和发展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等。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导向定位为以增量补存量,通过逐渐培育新的增长点来取代原有发展模式。

三、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逐渐退出,民间资本能否顺利接棒

2009年的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拉动,而政策拉动不可持续。从目前的情形看,财政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其投资增速在下降,在信贷规模控制和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而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接过国有投资手中的“棒”仍然需要进一步确认。

从2010年前6个月的投资构成看,民间投资有所恢复,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完成的投资额正逐步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虽有下滑,但幅度较小,并且其增速自危机后首次超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但是,非国有企业等民间投资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从投资机会来看,我国仍需进一步放开行业准入限制。而从投资收益看,当前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远未回到危机前的盈利水平,截止2009年底,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恢复了利润的正增长,但离危机前的高达20%-55%的增长率尚有很大的距离。显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仍需鼓励。

四、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针对性与灵活性

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程中,尽管中央银行仍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着重强调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以及相应的政策安排,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政策退出的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反危机的超常规扩张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次的阶段才是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只有出现显著的通胀压力时,才可能从中性转向紧缩。这个转换的时机、力度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都十分重要,如果力度把握不当,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

中央银行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能够借助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或市场利率,通过投资、储蓄、消费等渠道传导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发出了政策导向信号,引导公众预期,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走向。

1.保持货币政策的适度性。从理论上讲,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严重快速下滑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适度性是针对政策实施后的市场主体的反应程度而需要采取的货币供应扩张或收缩的量度。当资金流动性充裕时,适时收缩;当资金流动性不足时,适时扩张,以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它反映的是货币政策主体对于政策调控的客观性和合理性。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更侧重于宽松,货币存量相当高;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将更侧重于适度性,央行安排7.5万亿元贷款增加计划较2009年收缩2.2万亿元以及1月18日央行决定实施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都是明显的信号。

2.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针对性指向非常明确。一是通过对经济领域和各项项目的有促有控,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根据CPI,管理通胀预期。具体而言,2010年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就是要加大对低碳经济、新能源、新科技、“三农”、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中小企业、居民消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好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着重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3.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应侧重于体现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一是体现在实施货币政策在力度、节奏和重点的把握上;二是体现在使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灵活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根据经济变化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灵活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的协调配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有效发挥再贷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元春.经济“止跌-复苏”进程中的宏观风险[J].中国金融,2009,(16).

[2]周学.宏观经济理论创新:从事后调控到事前调控――兼论主要调控工具的转变[J].经济学动态,2009,(6).

[3]李稻葵,张双.V型反弹,资产泡沫与新宏观分析框架[J].经济学动态,2009,(9).

[4]董小君.本轮全球通胀预期演绎链条、对中国的影响路径及解决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10).

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安全、实体经济、金融体系

各种经济现象表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在蔓延并持续恶化。那么我国应该从一下六个方面加以应对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

一、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须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四、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篇6

金融改革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昭示我们,为了在中国创造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我们首先必须全面更新理念,将金融业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源的垄断者的地位上“下凡”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必须从以融资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转移到以收集、生产、分配和使用信息为根本要义的新机制上;必须从满足于存、贷、汇、兑,全面转移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上;必须从热衷于兴办机构,转移到激励交易、向提高流动性要效率的现代金融发展的道路上;必须从主要依循政府设计、批准和运动式推进的极具行政化色彩的老路,转移到依靠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上。

篇7

需求不足是短期现象,还是中期甚至长期因素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几年,西方国家利率长期保持在零利率水平,经济复苏疲软,从去年大家就开始预期美联储今年上半年加息,但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在不断往后推。此外,近日,欧洲央行又进一步给市场作出了一个引导,欧洲央行可能要加大政策宽松的力度。这些迹象说明,现在的需求不足,可能不是短期问题,其背后有着中长期因素。

中国也是如此。去年中国GDP增长7.4%,今年上半年增长7%,三季度增长6.9%。其实,看数字,GDP增长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如果再分析更加详细的数字,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当前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总需求和GDP增长,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总需求名义增长只有3%,名义GDP增长约为6%。也就是说,我们的总需求增长只是GDP增长的一半左右。

中国总需求疲软,其背后有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其中,中期因素是指金融周期的因素。与经济周期不同,金融周期更加注重金融体系自身的周期性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连接的重要纽带是房地产和银行信用。这种情况导致银行体系的扩张和房地产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好的时候,大家都好;而到了某个时间点,社会债务负担太重后,就可能同时出现向下的调整;一旦一个发生拐点,另一个的下行压力也会增大,持续的时间也会很长。

判断金融周期一个拐点的发生就是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导致债务负担加重,由此带来企业的去杠杆,而去杠杆只有两个途径,降低实体投资,或者降低消费。这两个都会导致总体需求疲弱。

在金融周期的某个时间点,出现利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繁荣阶段,经济需求旺盛,通胀压力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紧缩;另一个是监管机构担忧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导致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放缓。美国的金融周期在2007、2008年为拐点,中国则是在2013年,以“钱荒”为标志。

如今,美国经过过去几年的痛苦调整后,这一两年已经显示金融周期企稳,形成新周期的起点,具体表现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银行信用开始复苏。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金融危机下半场的调整都是非常痛苦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这里面需要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实体经济总需求疲弱,二是需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怎么应对金融周期下半场“去杠杆”的调整所带来的实体经济或者需求下行压力和金融风险,我将其总结为:总体宏观环境要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紧信用”是因为在金融周期上半场,银行体系过度扩张,房地产也过度扩张,到下半场需要调整。这种情况下,支持总需求、控制金融风险,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政策需要融资,为了配合财政政策,则需要“松货币”。

此外,总需求疲弱,长期因素也需要关注。长期的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人口;第二个是贫富分化;第三个是现有资源和资本存量的使用效率。

篇8

【关键词】海洋经济 政策比对 中国思考

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海洋经济发达国家都将海洋经济作为本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先进经验,制定了系统的相对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较短,并且由于底子薄、技术差、经验不足等原因,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同构、海洋渔业资源迅速枯竭、海洋产业附加值低等”。①中美两国对于海洋经济发展十分关注,在财政金融政策、产业区域政策、科技人才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中国政府需要认真总结,学习借鉴海洋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海洋经济整体进程的顺利发展。

美国海洋经济政策简析

财政金融政策。美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财政金融政策对本国海洋经济的刺激作用,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如对海洋渔业提供财政补贴,对渔船提供财政贷款,一方面刺激了美国捕捞船队的扩张并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其在远海、公海以及他国专属经济区对渔业资源的控制,对美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②

美国政府积极引导个人对于海洋的投资,成立了海洋投资基金,该基金由财政部、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共同投资,为海洋事业的投资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持续的资金支持,推动了美国海洋产业技术的极大提升。2010年11月,美联储正式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升级版。到2011年6月底,美联储将购买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的财政债券和机构债券,其中高达10%的资金用于海洋产业的发展,在海洋装备制造、海洋军事发展等方面注入大量资金,保障海洋制造业的实施。③

区域管理政策。美国为了实现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进一步将海洋经济政策细化为区域政策,以便实现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协同发展。④美国成立了各区域海洋生态系统委员会,进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帮助国家海洋总体规划实现以及制定和监督实施强制性区域海洋管理计划等;各地海洋当局参与美国海洋政策的制定,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保证了最终海洋经济政策服务于区域及本国海洋经济发展;区域性海洋理事会或其适当实体依据海域生态环境、开发承载力等情况,使海域使用管理和治理之间达到了平衡。⑤此外,联邦政府还制定并修改了灾害易发区不适当的发展政策,在防止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冲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⑥

科技与人力资本政策。美国是世界上海洋科技最发达、海洋人力资源最充足的国家,在科技与人力资本政策方面,建立了经常性独立海洋和近海管理科学监督机制和制度;提倡终身海洋教育,利用各州海洋资源进行海洋知识普及和海洋教育,提高国民对海洋开发和保护意识;建立综合海洋观测系统,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建立国家监控网络,加强海岸带和内陆河流湖泊检测,有效抑制了许多海洋污染、内陆污染;⑦对海洋科技进行持续投资,主要为研究者提供数据支持,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推动其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政策。美国政府认为海洋环境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执行是维持其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立全国海洋保留地体系,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理事会在其管辖区内建立海洋保留地,并采取实际行动保护国家重点海域;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保持海洋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的、高生产力的和可恢复的状态;加强沿海流域管理,改善对入海内陆河流流域全境生态保护和污染源的管理或治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防治海洋环境污染,预防海洋环境破坏,发展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加强对外陆架的开发,美国政府及其各州制定了很多有关海岸带开发的相关法律,其中,《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海岸带管理法》是美国海洋带开发最有影响也最适用的法规,保障了美国整体沿海环境。⑧

我国海洋经济政策简析

财政金融政策。我国海洋财政金融政策覆盖面相对较低,从行业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几个典型的海洋产业中。海洋渔业方面表现为降低渔业船舶检验费标准,规范海域使用金减免,实行渔业柴油补贴政策,减轻渔民负担,同时拓展了资金渠道,广泛吸引国内商业信贷、民间和国外资本等资金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渔业投资格局。⑨海洋油气产业方面表现为能源开采设备进口免征关税,调整海洋石油开采税收政策,设立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等政策;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方面表现为对海水淡化重点工程给予资金补助,对海水淡化企业免征资源税,使这类企业更有竞争力,促进了海水淡化成果的发展。⑩

区域管理政策。海洋区域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发展,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大体上自北向南可划分为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各个海洋经济区区位、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等因素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海洋经济发展定位,初步实现了全国海洋经济区域间协调发展、错位发展、优势发展的战略规划。

环渤海经济区,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

长江三角洲北起通扬运河,南抵杭州湾,西至镇江,东到海边,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以及邻近海域。

珠江三角洲范围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和肇庆市,其海洋经济发展定位为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促进珠三角进一步发挥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先行示范作用。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其海洋经济发展定位为充分发挥海南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发展,国家制定战略规划,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胜地。

科技与人力资本政策。我国海洋科技政策强调了发展海洋经济要坚持科技兴海的原则。近年来,遵循“优化结构、转变机制、妥善分流、创新发展”的海洋科技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建立和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国家海洋人才政策有坚持人才为本,大力培养具有海洋专业知识背景的科技型人才;加强海洋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海洋人才队伍;完善的海洋教育体系,注重教育投资中的海洋教育投入,创造更好的条件,吸引更多的海洋专业人士投入到海洋教育事业中来,加强海洋科技人才的国际合作交流,这些政策都对适应海洋事业发展形势、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实现海洋强国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政策。我国政府一贯重视环境保护,近年来的海洋环境污染与破坏,使海洋环境保护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其主要内容有建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及海洋公园,积极推动海洋生态保护技术研发与推广,如海洋渔业节能减排关键技术、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技术、生态化海洋工程技术、海岛生态工程建设技术等,加强治理,改进科学技术控制陆源污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宏观政策,完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等,这些海洋保障机制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保护的综合体系,成为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美海洋经济政策的异同

总体上来讲,中美两国均十分重视财政金融政策、产业区域政策、科技人才政策、环境政策以及其他辅助政策对本国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

财政金融政策。我国与美国相比明显的缺陷就是政策不具有系统性,政策对海洋产业优惠力度不平衡,明显偏向传统产业,再者,我国财政金融政策无论是传统海洋产业还是新兴海洋产业都是以税收减免的方式进行扶持,而不是投资,这可能会使我国财政金融政策不能达到效应,另外,我国财政金融政策对海洋产业扶持较为单一化,没有形成沿岸滩涂、近浅海、远深海等多元化支持局面,这对我国形成健全的海洋产业链有负面影响。

产业区域政策。中美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地方当局的角色,我国地方当局处于从属地位,并且制定各地方海洋经济规划时相对独立,这可能会由于地方在政策制定上协调性不足而导致海洋资源浪费、产业同构等现象发生。

科技人才政策。两国都将海洋科技和人才看做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与美国相比,我国并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海洋教育体系,现阶段只是将“科技兴海”作为兴海战略提出,缺乏具体针对性政策的制定。

生态环境政策。我国现阶段多强调海洋生态保护区及海洋生态技术研发,而美国已经建立了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应用,从内河污染管理到海洋生态保护,从实施层面到监督层面,全方位立体式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其他辅助型政策。中美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辅政策,更具有前瞻性,主要强调了对重要岛屿、交通要道以及战略性海洋资源储备等方面内容,而我国主要强调的是海洋资源开发、海岸带管理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内容。

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思考

通过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之间海洋经济政策,发现了其政策的特点,找到了我国海洋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尽管我们制订了大量的具有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特点的政策措施,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实施环境,由于制度发展的落后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指导其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不健全,能够规范其发展的法律制度亦不完善等。但总体而言,我国实行的各项海洋经济政策仍需要继续完善,具体来讲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国家层面发展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指导。引导地方当局对国家整体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参与,为海洋经济整体发展规划提供建设性意见,充分发挥地方当局在国家整体海洋经济规划中的作用。

第二,成立专门的管理和协调机构。通过专门机构的设立管理和协调海洋产业的相关业务,不断开发国内海洋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品,加强企业、科研部门和学术机构的紧密联系,论证建设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开发的重点项目,协调解决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等。

第三,重视海洋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根据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要求,打造先进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服务的高科技平台,促进科学研发与技术应用的紧密结合,实现科技成果高速转化,并不断提升成功率。技术的自主研发与成果的快速转化也是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四,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不断增加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科技投入,加快科技研发进度,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技术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充足的资金支持是前提与基础。融集社会各类风险投资,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拓展信贷资本和民间资本多元融资渠道,拓展资金来源,是实现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坚实的物质保障。

第五,注重海洋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在海洋经济发展上,人才培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平台,让有思想能力,勇于创新创业的高科技人才有发挥的空间与市场是扩展科技队伍,实现人才储备的有效途径。企业不仅要不断创造完善的大环境吸引科技人才,提供优越的研发环境促发科技人才科研热情的发挥,还要制定合理有效的薪酬奖励制度来激发高科技人才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本着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我国要制定海洋科学研究世界性的综合规划,不仅要加强自身科技进步,还要通过科技提升与设施设备创新实现与世界各国科研团队的资源共享。建立技术研发、设备使用以及人才交流等诸多方面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形成海洋产业各个领域国际合作,实现多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海洋是人类共同的家,只有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共同受益。

(作者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王殿昌:“陆海统筹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港口经济》,2011年第12期。

②杨林,贾秀明:“从美国加拿大财政支渔政策演变历程看渔业补贴之存在性”,《国外渔业》,2005年第5期,第68~70页。

③李莉,周广颖,司徒毕然:“美国、日本金融支持循环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借鉴”,《绿色经济》,2009年第2期,第88~91页。

④Report of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NOEP)2009.

⑤徐祥民,于铭:“区域海洋管理:美国海洋管理的新篇章”,《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第80~82页。

⑥⑨倪国江,鲍洪彤:“美中海岸带开发与综合管理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年第9页,第13~17页。

⑦An ocean blueprint for the 21st century[R]. US commission on ocean policy. 2004. 9~10.

⑧Andrew A. Rosenberg.Changing U.S. Ocean Policy Can Set a New Direction for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 Ecology and Society. 2009(14).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海水利用专项规划》,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2008~2015年)(国海发〔2008〕21号)》,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200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2010年。

篇9

之一:上市公司不务正业暴露深层次问题

无论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看,还是从财富创造和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思考,经济是整个社会政治的基础,而实体经济又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根本,是虚拟经济之源泉。没有实体经济这个根和源泉,虚拟经济、社会财富最终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社会最令人担忧的事情,也是中国经济最需警惕的危机。

这种恶性状况必须引起重视。首先,对实体经济必须采取减税降费政策,给实体经济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金融支持、准入环境等等。其次,对投机性行业的过高回报应该采取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特别是对于高息民间借贷所得要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再次,要坚决打击高利贷行为,彻底整顿理财产品市场的混乱不堪状况,看里面有多少猫腻。调节实体经济与投机性行业、资本倒腾行业的回报率,这是消除上市公司、中小企业不务正业的根本措施,是引导所有投资者偏好投资于实业的根本措施。

之二:宏调政策“预调微调”并不意味着转向

2011年,中国经济受到全球经济不振影响,加上自身转型和自我调控要求,已经连续3个季度回调。运行中一些问题也较为突出:宏观经济环境面临“控通胀”和“稳增长”两难问题。微观上物价上涨压力较大,资金供应比较紧张,出口增幅有所回落,中小企业经济困难加大,金融市场民间借贷潜伏风险,实体实业面临不景气之忧。

在目前“两难”凸显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切实发挥好财税政策的作用。对总理提出的“完善财税政策,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关键在于抓落实。针对实体经济、针对拉动居民消费的一揽子结构性减税措施应尽早出台。适度的减税降费措施,一方面能够刺激实体实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减少商品中的税费刚性成本,降低物价,减轻通胀压力。这是应对“控通胀”和“稳增长”两难问题的关键性措施。

之三:如何看待国际投行唱多中国股市

2011年11月8日的《上海证券报》报道,高盛报告建议买入中国股票,花旗则表示中国股票很便宜。综合得知,其看好唱多中国股市的主要理由:受信贷放松以及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措施提振,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仍将以接近趋势速度的水平增长,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对于股市来说,要承认当前A股估值已经很低,市场处于底部,再往下走的空间十分有限。但是,过分唱多中国股市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出意料,中国宏观政策今后相当一个时期解决实体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对资本资金吸引力不足问题是主要目标之一。再依靠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信贷政策松动导致大量过剩流动性进入股市炒作已经不大可能。这就是说,股市再现暴涨行情或者短期内大幅攀升行情可能性极小。

之四:须确保4000亿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央行决定,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继2008年12月25日下调后,时隔将近3年以来的首次下调。根据测算,将向市场释放接近4000亿元左右的流动性。

释放流动性对楼市调控的冲击值得警惕。而关键在于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出的近4000亿元流动性能否如愿进入实体经济。如果能够进入中小微型企业里,那么,对楼市调控不会带来多大影响。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中小微型企业受内外需不振影响,受国内产业利润分配不合理影响,短时间里扭转经营困境有难度,其经营回报还不足以吸引资金资本青睐。

资金不进入实体经济进入哪里?被挪作他用又挪向何方?股市、楼市和高利贷是三个目标。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有严格的监管防火墙,同时,股市风险非常大,信贷资金直接流入可能性不大。高利贷风险正在全国全面爆发,银监局正在整顿、摸底和清理信贷资金涉猎高利贷行为。通过排除法后,就剩下房地产领域。而一旦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就会形成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以及资产泡沫等状况。资金资本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的关键问题不解决,匆忙放松银根释放的流动性最终还是进入了投机炒作行业和高利贷领域,实体经济资金紧缺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对此,央行应当有足够的心理和措施准备。

之五:“发展实体经济”对股市是长远利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首先,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出台鼓励发展实体实业经济的政策,包括税收、信贷政策等;其次,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调控引导各类资源进入实体经济;此外,要出台有力措施,制约和限制各种投机炒作的行为。

之六:资本回归实业的前提是遏制投机

只要房地产、股市以及金融市场等暴利还存在,只要市场还有大量的投机空间,资本就很难回归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因此,打击暴利、遏制投机,是资本回归实业的前提。

首先,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第二,要加快证券市场改革步伐;第三,要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第四,要营造发展实体产业的良好氛围。按照我国目前实体产业的实际情况,多数实体企业赢利水平较低,如果再税负费负过重,自然会让投资者“敬”而远之。所以,要让资本回归实体产业,让实体企业有利可图,有空间可以发展,必须加大减税力度,加快费改税步伐。

之七:发展实体经济须强化楼市调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体经济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应突出强化楼市调控,避免楼市成为实体经济的“吸血鬼”。

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要求,在2012年必须继续坚持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继续挤压房地产的暴利空间。同时,有待各级政府部门落实相关配套,让各类制造业能够从银行借到钱,从市场赚到钱,缩小制造业和房地产之间的行业差距。如此才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升温,有利于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之八: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立身之本

首先,发展实体经济是稳增长的基础。我国经济今后能否稳步增长,关键点就在于农业、高技术产业、能源产业等能否正常增长。

篇10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平台转换期和改革深水区,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和保稳,以避免各类风险叠加导致经济过快“下台阶”。

2014年是融资年,前期债务到期压力非常大,并且集中到期,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高利率环境下的“去杠杆”将进一步加大实体经济存量的债务压力。特别是近一段时期,有关房地产开发商大幅降价、人民币汇率大幅下挫,以及局部地方债影子银行资金链可能断裂等风险都对货币金融政策提出挑战。因此,管控金融风险,激发市场活力,必须“稳定预期”、“集聚士气”,这其中,资本市场的重大作用不可低估,做强资本市场是当前迫在眉睫的大事。

资本市场一手连着财富创造,一手连着财富分配。2013年沪指跌幅达到6.95%,连续四年“熊冠全球”。而美国道琼斯指数2013年大涨26%,日经指数暴涨57%,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A股市场长期低位徘徊,估值较低,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其股票价格继续下跌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不仅对实体经济产生“抽血”作用,也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特别是融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目前,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

在今年“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许多积极的政策信号,以改革稳定人心,以改革化解风险,以改革焕发活力成为新一届政府未来的政策取向。作为一国最为重要金融市场的资本市场,要想服务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必须有赖于自身的繁荣和壮大。股票市场相对其他市场是最市场化的市场,也是最能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迅速反应的市场。

从金融一经济相互影响的规律上看,资本(股票)市场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联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的变化能够通过影响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尤其是股票的价格来影响实体经济,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因此,中国要想撑起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必须强健繁荣。笔者建议,在加快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尽快实施集聚股市人气、重振士气、长短结合的“组合拳”,破除中国股市“吸引力之困”,打通中国经济“任督二脉”。

一是进一步完善A股市场的交易和投融资制度,改革股市“T+1”和股指期货机构投资者套保制度,建议重启股市“T+0”制度,减免交易印花税,大幅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恢复市场交易活力。

二是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推进上市公司治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分红制度、监管制度等领域深化改革,目前,我国建有余额达200多亿元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但尚未真正发挥作用,应尽快拿出具体实施办法。

三是建立股票价格指数与股市融资规模挂钩的机制,加强对股市的宏观调控。扩大股市资金来源、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和分红等方式,为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