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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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和深入发展，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必将严重拖累已经极大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的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其影响范围还在扩展。鉴于外需市场趋冷、内需仍旧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中国经济很可能由此而进入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期。换言之，中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第二，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区间。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全球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欧美经济短期内难以走出持续震荡的局面，但从根本上说来，它绝非无药可医、无路可走。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持续拖累，但从总体上看来，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

第三，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主要源于大量非常规刺激措施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有所不同，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既有通货膨胀因素的拉动，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这两种因素分别形成的对于物价上涨的拉力和推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从长期看，它们都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高位运行。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的中国，物价上涨一旦与以收入分配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用总理（2011）的话讲，将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从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大计出发，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物价上涨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第四，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在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鉴于导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结构不平衡的“软肋”，而无论就全球经济而言，还是就中国经济来说，结构问题的解决都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故而，身处长期低迷的外部环境以及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内部压力，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两大目标之间，我们将面临两难选择。

由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便在名义上仍旧维持“积极加稳健”相搭配的格局，并且，操用的是“继续实施”的字面表述，相对于以往，特别是2011年，其实际内容也应当且必须做出相当的调整。这种调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似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不应也不宜于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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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调整

一、面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果真无效吗?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其《应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无能为力吗》一文中明确指出: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可能会更有效,这意味着为了对抗金融危机我们仍需要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抗经济过度下行的风险中,还体现在当金融市场开始恢复或者出现通胀风险时,货币政策可随时快速反应,停止操作或进行相反操作,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以货币政策的非线性论证了其上述观点。

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降息措施以及提供紧急贷款的方式,向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2008年10月还通过了8500亿美元的《经济稳定紧急法案》,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国会在2009年2月又一次通过总计高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世界经济趋于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经济刺激计划: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立即下调了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下调存款准备金1个百分点,此后到200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又3次采取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措施,中国货币政策最为显著的方向性调整是2008年11月5日,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此次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近10年来的首次方向性变化,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态度。

二、中国和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患了同样的“经济病”吗?

全球联手应对金融危机,是本次金融危机中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如此一致的意见,采取如此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首先,人们普遍认为本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哪个国家能独应对;其次,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既然所有国家同时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各国的应对措施也应该大致相同。因此,世界各国都统一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就中美二国而言,虽然两国都面临着总需求下降的局面,但是总需求下降的原因却完全不同,美国总需求的下降是由于次贷危机导致银行紧缩贷款引发的货币紧缩。而中国总需求下降的原因却是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出口下降而引发的实体经济增长率下降,实体经济出现问题后。而中国则是实体经济因出口大幅度下降而蔓延到金融体系,从而导致货币需求不足,货币供给却很大,从而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此时,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采取大幅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推动资产价格泡沫加剧。

美国金融危机是从金融体系开始的,首先是次贷危机的爆发。之后,银行体系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开始大量持有超额准备金,从而造成货币紧缩,金融危机进一步上升为经济危机。美国金融体系出问题后,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安全,纷纷提高自身的超额准备金,从而减少银行贷款发放,降低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产业动荡。为了应对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从2007年8月开始,在其权力范围内极尽所能地推进激进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由2007年9月的5.25%下调到2008年12月的0.25%。尽管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国债利率大幅度下降,个人贷款利率和企业贷款利率却呈现双双上升趋势。2007年9月以后,次级贷款利率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中介大幅收缩了商业信用货款。即使实行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市场紧缩状态也未得到有效改善、贷款利率也没有如期下降,这说明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关键是建立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放贷信心。

中国经济下滑发端于国内出口的大幅下降,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外投资和消费能力下降,进口锐减。在多年来中国国际贸易顺差极为显著的情况下,这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中国出口下降引起实体经济衰退,从而导致企业投资下降、失业人员增加,居民收入的下降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减少了交易性货币的需求,进一步导致大量交易性货币需求转化为货币的投机需求而涌入资产市场、造就资产市场的泡沫。

在实体经济基本稳定的同时,中国的资产市场却异常火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于2008 年9 月,2008年11月份以后中国股市就进入了一个牛市期,上证指数从最低点的1686 点一路上扬,到2009年7月已突破3 300点,涨幅近100%,与股市走势相一致的还有房地产市场,2009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上扬,几乎接近历史最高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货币供给不足,而是货币供给过多,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但不能刺激投资和消费,相反会导致流动性过剩,造就资产市场的泡沫。

三、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关建议

1. 不能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货币政策上

我国目前经济下滑源于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不足又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外消费萎缩而造成我国出口下降。因此,我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是如何将我国商品的国际需求转化为国内需求,也就是启动国内需求来弥补国际需求所引起的总需求不足。但在启动国内需求时不能过多地运用货币政策,因为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就是向社会过多地征收“铸币税”。在我国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我国居民不得不自己为自己建立保障机制,也就是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储蓄,这也是我国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2. 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对我国的经济下滑

实际上货币政策在我国的运用空间已经不大,相反,财政政策的使用却有很大空间。目前,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8% ,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60%和120% ,如果按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债占GDP的比重60%标准,那么我国财政政策的空间还很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高储蓄国家来说,使用财政政策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将国内的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其次,国家举债可以为储户多提供一条投资的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最后,以国家举债启动经济相当于向富人借钱而向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 不能一味地偏爱启动投资而冷落了消费启动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确保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然而情急之下的启动只是应急之举。市场经济下,消费是经市场认可后进入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最终环节,投资虽然具有拉动经济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但却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也就是说由投资带来的产品量的增加,有可能转化为最终消费,也有可能不能被消费环节接受。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就是在外需锐减而国内需求又没有及时跟上而造成的产能过剩,这说明我国启动经济的主导思想应该更多地落脚于消费,使投资服从消费。

4. 启动消费市场的关键是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

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1984年以来,我国GDP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有时高达4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与这种高资本形成相适应,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必然重资本、轻劳动,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城市居民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报酬下降的主要原因。1979年到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7%,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6.9%。1991年到2005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从53. 4%下降到41. 4%,同期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从21.9%上升到29.6%。2007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占当年GDP的15%,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现在的27%。因此,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大幅上升相当程度上是以居民收入下降为代价的。

总之,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扭曲,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严重低迷。 因此,要启动消费就必须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重建居民的消费信心。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应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无能为力吗[J].新金融, 20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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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在2005年6月9日《中国产经新闻》著文指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一刀切”，问题则在于调控方式上的行政性。第二，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运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紧缩性效应更加突出。其原因一是货币政策实施的反应比较早；二是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效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前几年有所提高；三是财政收入的调整导致地方税收基础相对薄弱，地方政府因此而给地方企业施加的税收压力，使得矛盾较为突出。第三，清理土地的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打乱了非农业用地的基建周期和资金周转周期。但问题在于清理土地的手段不是市场的，而是行政的。这也说明中国的要素市场不是市场化的。第四，地方政府起到了显著的反宏观政策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在集权向分权的改革中，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企业，收入目标最大化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基本目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行政的，但地方与企业的关系又是市场的。这样在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就容易形成多利益主体，好处是避免一刀切和一言堂，但急需从经济、行政和法制上规范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

中国股市发展的两个悖论

黄庭满在2005年5月30日《经济参考报》著文指出，中国的股市发展有两个悖论：“结果悖论”和“原因悖论”。前者表现为，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该是经济晴雨表的国内股票市场却呈反向运行，中国股市出现连续四年熊市现象。2005年以来，中国股市仍以“速跌”为主调。“原因悖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资金流视角看，在中国经济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发展靠投资，而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在银行贷款，经济快速增长在过去往往表现为银行贷款发放量大。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资功能在经济增长中似乎成实质性忽略部分。因此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既不可能影响经济，也不可能反映经济。从股市主体视角看，一方面，持续多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催生了不少杰出的企业，但中国股市并没有把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全部涵盖进来，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也很难上市；另一方面，许多上市企业并不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上市的，甚至背离主业和“以股谋私”现象普遍，使得中国股市仍然是资金推动型，而不是利润推动型，中国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润来决定。这恰恰表明，“反映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独的股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和发展中国股市不能头痛医头，而应从打造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健康基础着眼一点一滴地做起。

进口增长速度明显回落的负面影响

隆国强在2005年6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著文指出，进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出口增长速度，将会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其负面影响需密切关注。第一，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前两年由于进口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矛盾。2005年是纺织品配额取消的第一年，一些进口国正在酝酿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如果进口增长明显下降，将会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第二，我国对外贸易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由于加工贸易进口主要采自于周边经济体，而出口主要输往欧美市场，因此，我国对周边经济体存在不断增大的贸易逆差，面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则不断扩大。2005年进口增长将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进口，因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扩大，对美欧出口高速增长而进口增长乏力，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导致美欧在双边经济贸易关系中对我国进一步施压。第三，贸易顺差增加，将会强化投机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吸引新的资本流入，人民币升值的市场压力会增大。同时，与美、欧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来自国际社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可能进一步加大。第四，我国外汇储备以美元资产为主，在美元走软的格局下，如何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难度会更大。这是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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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政策效果 经济发展

一、引言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率先爆发,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演变为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严重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政府果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可以通过分析IS―LM模型得到清楚地说明。因此,在这里首先说IS曲线和LM曲线的推导过程。

二、IS曲线和LM曲线的原理

IS 曲线表示的是产品市场均衡时,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组合轨迹。所谓产品市场的均衡,是指产品市场上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以三部门经济,计划总需求AD=c+i+g,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总供给=c+s+T,其中s表示储蓄,T表示税收。所以当c+i+g=c+s+T时产品市场均衡。

一般认为,消费c是居民可支配收入yd的函数,即c=α+β*yd,而yd=y-T-t*y+TR,其中y表示居民总收入,T表示定量税,t表示比例税的税率,TR表示政府转移支付。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e-d*r。将这些表达式代入AD=c+i+g中,得到AD=[α+e+g+β(TR-T)]+ β(1-t)y-d*r。因此,在一个以AD为纵坐标以y为横坐标的直角坐标系中,总需求AD的曲线会随着利率r取不同的值而移动。例如,当利率由r1降到r2时,AD曲线会由AD(r1)向上移到AD(r2)的位置。当y=AD时,产品市场均衡。因此由均衡条件y=AD得到的曲线与每条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可以确定一个点(yi,ri),在以y为横坐标r为纵坐标的直角坐标系中把每一个满足条件的点描绘出来,便可得到IS曲线。

LM曲线表示的是货币市场均衡时,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组合轨迹。货币市场的均衡是指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ms一般是由国家加以控制,因此是一个外生变量。货币需求是由于人们具有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而引起的,具体可以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L1和投机性货币需求L2。交易性货币需求是收入y的函数,有 L1=A1+k*y,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r的函数,有L2=A2-h*r。所以当货币市场均衡时有ms= L1+ L2,即ms= A1+ A2+k*y-h*r。可见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如图所示:

三、我国2009年的政策效果分析

1. 财政政策

我国政府于2008年11月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投资、扩大消费和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在扩大投资方面,中央决定实行4万亿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到2010年底前分两年完成,这对扩大全社会投资规模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带动作用。2009年以来,我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9年上半年,GDP增长7.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6.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6%。

在扩大消费方面,我国实行了 “三下乡”和工业品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大大拉动了内需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保持营销、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安置了大量人员就业。受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1~9月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0%。

在减税方面,中央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同时,我国还实行了促进房地产发展的税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初步预算,2009年一年约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5500亿元左右。

我国实行的这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从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开始企稳回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开始逐步好转。无论是扩大投资、消费还是减免税收的措施,都会使IS曲线右移,如图所示,假设LM曲线的位置不变,当IS曲线右移到IS`的位置是时,均衡收入y*便会增加,即表现为经济的复苏与企稳发展。如下图1所示: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央行可以通过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2009年,我国央行普遍使用的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假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rd,,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re,现金存款比率为rc,那么货币创造乘数就为(rc+1)/(rd+re+rc),当re和rc不变时,rd,降低,货币创造乘数便会变大,从而使货币供给增加。在IS-LM模型中,这便表现为LM曲线的右移。假设IS曲线的位置不变,当LM曲线向右移动到LM`时,均衡收入y*便会增加,会间接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四、总结

我国在2009年同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使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右移,这比只有IS曲线右移或只有LM曲线右移的效果更明显。继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6.1%探底后,二季度以来,经济开始企稳回升。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经济增长开始企稳回升。另一方面,企业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也扭转了下滑的趋势,开始逐步回转。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丛明,朱乃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J]北京:税务研究,2010(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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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最终消费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前进，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明显。2002年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现阶段宏观调控的四个新目标：一是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增加就业；三是稳定物价；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目前，针对我国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体系，大家保持了一致的看法，但对于其中的目标先后顺序的选择问题，却有着许多争论，争论的焦点落在了当前我国应坚持“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增加就业优先”这个问题上。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从经济总量关系看，“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经济增长了，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了，进而就业自然而然会增加；反过来，就业增加了，经济自然也会增长。因此，人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提出“增加就业优先”的观点了，只需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失业问题自然会得到良好的解决。

从表面上看，上述观点是合理的。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走的是计划经济道路，一方面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基本由国家统包解决，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的低水平所体现出的少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现象，使得失业问题并不突出。在这个以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为主要任务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简单地发展经济，失业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经济进程的逐步加深，一方面城镇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了一系列增效改革（比如减员增效等等），另一方面农村可用土地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因素，使得失业率逐年上升。而在这个以增加需求为主要任务的发展阶段，单凭通过发展经济去解决好失业问题，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较好解决就业问题的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2006年间，我国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2007年甚至超过11%。对于世界经济中的这个“奇迹亮点”，学术界从数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主要概括为：实物的投资增长、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促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各项因素中，实物资本的形成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可以判断出，投资的迅速扩张是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在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是否还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呢？经济增长是否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呢？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如下：

（一）资本-劳动价格的扭曲抑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投资，鼓励投资，一直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逐步过渡到稳健型货币政策，最近才转变为紧缩型货币政策），用来压低利率。这样，对于一个资本相对稀缺、人均资本量仍然相当低的国家来说，明显地低估了货币资金的价格。另外，随着工资和物价的逐步放开，城市劳动力、乡镇劳动力的成本逐年上升。由此可以推断出：资本和劳动力价格间的相对扭曲直接导致了企业部门更多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不可否认，在某些产业上，资本的相对更多投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是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在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背景下，不合理地投资于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势必会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闲置和企业的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的隐性减弱和丧失。

（二）资金分配制度不完善限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仍处于资本相对短缺的状态。正常情况下，稀缺要素在市场中可以获得超额“租金”，也就是说在我国，企业投资收益率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但实际情况相反，资金价格低估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原因，但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资金配置体系存在缺陷。

在人为压低资金价格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对资金的过度需求。这样，金融机构就不得不在众多借款人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能完全以纯粹的市场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在此背景下，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给就带有了很浓的行政计划色彩与所有制歧视性质。在国有银行的信贷过程中，往往首先选择国有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最后是个体私营企业。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投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比投资效率较高的私营个体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融资便利。由此可以看到，由于低效的资金配置机制，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没有发挥出完全的功效。

（三）经济增长难以解决中国以结构性和区域性为主的就业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方面，而不是周期性方面。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为应对入世后激烈的竞争，我国国有企业进入了更大范围的结构调整时期，用人大量减少。另外，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问题在地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我国中西部的就业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所有上面这些因素所引发的就业问题都属于结构性和区域性的失业问题，有相当一些是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独有的现象。这样的失业是难以简单地通过加速经济增长就可以消解的，而更多地需要结构性调整加以解决。

二、单纯坚持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的弊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并非同一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因此，在选择和

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时，就要对两个目标加以权衡，选择出更符合我国现状和更有利于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优先目标来。如果我们继续简单地以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优先目标，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在长期内也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其原因如下：

（一）在需求约束阶段，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利于长期发展

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成为主要任务。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时，供给能力已相对较强，需求就开始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平均偏低于世界水平的15-20个百分点。消费率的偏低已成为我国进一步追求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这将会使经济最终失去增长动力。从根本上讲，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只是一种“引致需求”，而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因此，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在长期内都决定于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如果在较长时间内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那就很容易使投资和消费脱节，从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另外，当前我国的大量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出口来消化的，这就直接隐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海外市场萎缩，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回报，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和外汇储备乃至汇率等多方面的安全。

因此，在我国目前消费低迷的状态下，高速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在将来是否会形成有效的社会供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它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有一定的泡沫和虚假成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提高最终消费率，单靠投资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那么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停滞增长、企业效益低下以及就业问题等问题都将进一步恶化。

（二）继续简单地以经济增长为优先发展目标，可能会加重经济、金融风险

在以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背景下，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投资规模。在财力有限、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刺激民间投资增长将成为唯一的选择。在我国，民间投资的迅速扩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作为支持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由于资金分配体制固有的缺陷以及银行资金的扭曲价格的刺激，我国现行投资项目的效率在总体上并不令人满意。大量投资项目的失败将导致坏账问题增加以及过量货币在经济中的滞留，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货币增长速度在较长时期内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M2与GDP的比重也超过了200%，成为世界上该指标最高的国家之一。货币供给的长期超经济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投资效率低下和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另一方面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继续使用信贷膨胀来支持投资扩张的空间已经很小，在融资体系和企业治理结构得到最终完善以前，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恐怕已经难以为继了。

三、就业优先的必要性

就业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都极其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大量的失业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

会影响到一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因此，从各国的实践看，充分就业一直都是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一）增加就业是优化我国总需求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的低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总需求结构不合理，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消费需求，但收效甚微，最终消费率在2000年以后继续降低，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造成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很多，其中就业不充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根据消费理论，决定一个消费主体消费路径的主要因素就是恒久收入。恒久收入不但取决于当期收入，还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或几个成员失业，必然造成整个家庭的恒久收入的下降。鉴于此，通过增加就业来改善家庭的收入预期，可以有效地引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从而弥补当前我国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足，能够真正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增加就业也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明显。根据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一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在0.4以上，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5左右，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已进入极不合理的阶段。

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一个是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从城乡收入情况看，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为2.5，这一数字明显高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5），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2.2）。从地区收入差异来看，我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是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在世界上排在前列。

收入分配长期的不均衡，不仅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也会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还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好这个棘手的问题，成为了我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是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予以调整的。但是，对于我国来讲，如此巨大的财富差异以及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是财政难以负担的。从现实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城乡和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因此，如果解决好就业问题，再配合其他的合理措施制度（比如税收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则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弱目前我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最终消费率起到拉动经济合理增长的作用。

四、总结

综上分析，针对我国目前来说，将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是符合国情并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必然选择，对我国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李扬.中国金融论坛[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金成晓.“有效需求”不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纵横,1998(12).

篇6

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参考文献：

[1]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2]高培勇.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J].财贸经济2010，（1）.

[3]杨军.“增支+减税”的持续不平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J].南风窗，2010，（3）.

[4]陈黛斐，韩霖.“十二五”税改：重点是直接税——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中国税务，2010，（11）.

[5]凤翔.对当前税收改革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理论视野，2011，（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高培勇，张德勇，张斌，汪德华. “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规模[J].经济研究参考，2011，（3）.

篇7

遗憾的是，在过去50年里，紊乱——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冲击”（Shock）——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个例。在各种冲击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能源生产冲击，它们既影响了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能源和材料）的相对价格，也影响了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对各项要素投入的相对数量。由于更换资本需要投资，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而储蓄规模比起资本存量来说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所以，使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可能需要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为此，各国政府试图找到能够加快这个调整过程的政策。美国目前就采取了一项这样的政策，也就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全球化及资本流动带来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是过去20年里影响全球经济的首要活动。全球化促成了通讯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变得容易并且成本下降），从而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增加。上述变化包括互联网以及通过互联网远程登录支付系统，以及国内居民更容易投资外国资产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包括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允许国内居民投资由外国资产构成的共同基金和含有外国资产成分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伴随资本流动增加的制度变革，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地区——中国、印度、前苏联地区和南非等，也就是所谓的“金砖国家”的政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融入全球经济、实行快速发展政策。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曾经指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决定，导致全球可投入使用的劳动力总量增加了近一倍。

实行快速发展政策是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政策通过促进生产力增长来达到提高人均收入的目标。企业通过两条途径推动生产力增长：一是购置机器（资本）使工人能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二是改进应用于机器的技术以及生产流程（即企业综合利用机器、能源、材料和工人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

全球化对要素价格的净效应是深刻的。全球劳动力总量翻番，使全球劳动力供应相对于预期需求出现增加，从而对工资水平形成抑制作用。由于资本流动增加，企业可以选择把生产设施设在金砖国家或者本国。因此，由于金砖国家的工人可以代替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全球化具有抑制全球工资水平的作用。由于采取旨在提高人均收入（因此也将提高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政策，金砖国家的企业有意愿为自己的工人配备新型且技术更先进的机器，此举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由于资本商品是可交易资产，资本需求的大规模增加推高了全球资本价格。资本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基础资产的价值，因此推高了股票价格。因为长期利率与资本价格（特别是股票价格）总体上是逆向而行的，全球化有助于解释过去10年间发达经济体长期利率所承受的下行压力——这就是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说的“谜”，具体来说是指美联储从2004年开始上调短期利率，但长期利率却几乎毫无变动的现象。一旦金砖国家投入资本改进生产流程，对材料（用于在机器上加工）和能源（为机器提供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由于这两种需求的增加快于供给的缓慢增加，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就会上涨。

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全球化过程中的动态演变影响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的经济表现。全球化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提高了全球资本、能源和材料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让企业有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结果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相对于全球化尚未开始前的水平也出现下降。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也让企业有动力把生产设施设在金砖国家，而不是发达经济体，以利用金砖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在“后全球化”时代，由于金砖国家经济体的加入，收入和产出水平将高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然而，在“后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将会减缓，反映出资本价格相对来说高于劳动力价格，企业有意愿在具有边际收益的范围内以劳动力代替资本，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下降。

全球范围内资本、材料和能源相对于工资的高价，使发达经济体的一些生产活动变得毫无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会倾向于提早撤掉发达经济体中的资本存量，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较高的资本收益会吸引国际资本投资新兴市场经济体，使这些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加快——经济增长也因此加快。在发达经济体中提早撤掉资本存量的行为，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倾向于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的意愿，将导致生产力增长放缓。因此，发达经济体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和充分就业下税收收入就会出现下降。过去10年中正是这种情形。如本文中所界定的全球化为经济领域提供了种种刺激因子，促成了埃尔一埃里安（El-Erian）称之为“新常态”的经济环境。

中国的汇率管理政策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只能同时具备以下三种特征中的两种：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该原则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的。在固定汇率机制下，一国央行随时准备以自己设定的价格买进或卖出外汇。为此，央行将失去对自己外汇储备总量及变化速度的控制，而对许多国家来说，外汇储备是一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其基础货币中的一部分。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央行可以设定外汇储备目标，由货币市场决定外汇价格，从而保持自身在决定基础货币总量及构成上的独立性。央行选择固定汇率或管理外汇价格，就肯定会失去这种独立性。

中国采取了一种对汇率（人民币兑美元）进行管理的政策。在这项政策作用下，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中国在经济领域奉行的快速发展政策，大概是所有金砖国家经济体中最为激进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急剧增长，导致生产力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显著提速。中国生产力增长快于发达经济体，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升值，并为资本流入中国提供了动力，中国为此积累了巨额的国际外汇储备。中国实际汇率升值会以如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体现出来：本国名义货币升值（按照中国实行的汇率机制，也可以说是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上升（通胀）或者贸易伙伴国物价水平下跌（通缩）。鉴于中国把汇率控制在相对狭小的区间内，中国实际汇率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将通过中国通胀率相对于贸易伙伴国通胀率的变动来实现。如果中国把汇率维持在狭小区间内，同时国内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那么实际汇率的调整将通过贸易伙伴国的通缩来实现。这个过程恰如近期欧元区国家相对于德国的调整，以及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金本位下各国所经历的调整。

美中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

中国在对汇率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为获得名义汇率（对美元）的稳定性，对自身货币政策行动的效果失去了控制权。在现行汇率机制下，中国利率调整的效果有赖于美联储对其政策利率所作的决策。对2008年两国政策导致在宏观经济领域引起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相互依赖所造成的结果。

2007年美国楼市需求显著萎缩，是美国经济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陷入衰退的直接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中国建筑活动却极其火热。在2008年，两国都依据封闭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教的政策处方，采取措施应对各自所面对的形势。

美国通过实施当局以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力图提振国内经济活动，并防止物价通缩。具体做法是将政策利率下调至1％，同时向上年纳过税的居民邮寄500美元支票（这是典型的“直升机撒 钱”方式）。这些政策行动一方面旨在通过推动美元贬值扩大出口，从而增加国内产出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推高股票及其他资产价格使居民财富增加，以及通过大幅下调政策利率降低贷款成本，从而扩大耐用消费品领域的支出。结果，刺激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债务：基本上，消费者选择以一种资产（货币）交换另一种资产（买回自己的债务）。这些政策在消费和产出领域激起的微弱反应，看起来对居民收入水平仅产生了微乎其微的作用，美国国内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通缩压力。

中国则上调利率，并对本国货币进行缓慢升值，目的是减缓建筑活动开支飙升势头、缓和出口扩大趋势、抑制趋于上升的通胀率（尤其是食品和住宅环节）。在施行这些政策后，建筑活动却变得更为红火，无疑是受筹办奥运会以及地震后重建活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胀有所抬头。

在以资本流动为特征的开放经济框架下，美中两国政策行动的预期结果大异于封闭经济下的结果，何况其中一个国家（美国）是储备货币国家，有极大的能力增加国际储备总量，而另一个国家（中国）拥有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经济，资本收益率较高，并且实行有管理的汇率机制。由于中国名义利率经上调后远高于美国名义利率，并且中国还承诺不让本国货币贬值，分析师们应该可以预期到，这将吸引大量资金流入中国，使建筑业如烈火烹油（2008年上半年的情形似乎正是如此）。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分析师们应该可以预期到，随着美中经济朝着两国实际利率趋同的方向调整，中国通胀率会趋于上升，而美国通胀率会下降或者维持不变。当中国土地及房地产价格——就像食品及包括石油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一样——大幅上涨时，似乎也发生了这样的相对通胀率调整（在开放经济框架下，政策行动的预期结果似乎与美中两国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正相反）。此外，由于中国生产力增长远快于美国，预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应该也会导致中国通胀提速，而美国通胀则保持不变。考虑到当时两国劳动力供应都有过剩现象，难怪在整个价格调整过程中，工资或服务价格都几乎没什么变动，通胀压力主要集中在土地和房地产领域，以及以美元计值、在国际上交易的初级产品（因为通胀压力来自国际储备以美元计算的价值出现大幅上升）。

2008年下半年，两国经济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调整。随着奥运会开幕，中国为减少空气污染而叫停了大量生产活动。此外，中国还下调了利率。由于利率降低和工业生产减少，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相应下降，导致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下滑。随着中国产出水平大幅放缓，国际储备的扩大也明显放缓。因为初级产品生产国往往也会控制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导致全球国际储备按美元计算出现了贬值。全球美元基础货币的价值下降，极有可能导致货币供应出现萎缩，从而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量化宽松措施带来的新挑战

美联储于2012年9月13日宣布将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简称QE3）。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表示，将增加购买不动产担保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计划每月购买400亿美元。该委员会还将继续延长所持证券的平均到期期限，并把从持有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中收回的本金，重新投资于机构抵押贷款证券。这些措施预计将使美联储持有的长期证券每月增加850亿美元左右，可对长期利率构成下行压力。

QE3似乎已经成功地对长期利率施加了下行压力，尽管量化效果看起来相对较小。因此，至少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住宅抵押贷款的二次贷款，或许也会鼓励购房活动，包括新房和二手房。在一定限度内，融资成本降低应有助于在短期内提振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销量。鉴于长期利率的预期下滑幅度相对较小，QE3的量化效果估计不会很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QE3是一项具有较深层金融抑制作用的政策，这种作用体现在对资产收益率的抑制上，因此对投资收益有一定负面影响。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指出，企业似乎不愿允诺购置长期资产。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他没有作出解释。然而，这种行为与如下预期是相符的：长期利率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处于低水平，当长期利率上升时，长期资产将会贬值。而就长期收益率仍然受到抑制这一点来说，冒着这种贬值风险置办长期资产大概也会被认为不划算。

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通货膨胀;次贷危机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53-02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国的通货膨胀成因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

（一）国内因素

1.我国的金融投入重点仍然在中长期基本建设上。金融数据显示，全年1至6月份，银行全部贷款增加了27341亿元，同比只增加15.17%，中长期贷款增加16355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51.0%。

2.国家政策性银行中长期贷款增长过快。以今年1至5月为例，国家政策性银行从商业银行购买金融债券4281亿元，同比增加2500亿元。

3.商业银行绕过信贷规模通过信托产品发放贷款。据分析，仅2007年一年，有1万亿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投资。

4.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投资冲动，搞基本建设，是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又一重要因素。这里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管理问题。

5.成本推动是通货膨胀的又一重要原因。一个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个是企业的社会负担加重。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大大提高，一时难以消化，这一方面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国家竞争力，另一方面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国际因素

1.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原材料､能源等结构性供求矛盾是这次世界性通胀的重要因素。这几年，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使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少数寡头的过度投机和操纵，使世界粮食､石油等许多产品己经被金融产品化，经济规律被破坏，产品价格被严重扭曲，短期内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2.热钱大量流入。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大量流入我国这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押至2007年底，通过包括贸易等各种渠道流入的热钱约有5000亿到8000亿美元，若加其盈利部门，应在一万多亿美元，接近我国外汇储蓄余额。它加大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造成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目前，美国次贷危机远没有过去。为了度过这次危机，美国增加数以千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干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多次降低利率，致使美元大幅度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所有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我国同样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在一定意义上使我国失去了货币政策操作的。这实际上是美国通过货币政策搞的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转嫁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使自己获益。

二､几点建议

解决我国通货膨胀的问题，必须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去寻找。在国家上，着重在美元政策上去寻找。避免世界通胀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失。如果看不到我国通胀和世界通货膨胀的联系及其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在认识上将陷入一个很大的误区。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样，如果只看到我国通胀和世界通胀的联系，而看不到我国通胀自身的成因及特点，将会变得束手无策和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治理通胀的时机，造成更大损失。

（一）建议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灵活的金融政策相结合，大力支持小企业､民营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证明，单一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在执行时往往错位。该紧的基本建设贷款没有管住，该保的小企业､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没有保住。其结果，只是进了效益好的小企业､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求，把经济搞死。在治理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时候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

1､对小企业､民营企业中长期贷款实行计划单列。

2､多方面组建金融担保机构。

3､建立小企业､民营企业扶持基金。

4､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重点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需要。

5､保障小企业､民营企业适销对路产品的流动资金需求。

6､搞活非商业银行的信贷市场。

7､经有关部门批准，发行债券。

（二）适度放松价格管制，逐步理顺能源价格､农产品､食品价格，对中低收入居民实行财政补贴

鉴于这一轮世界性通胀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就应当有一个较长期的对策。强制的价格管制违背经济规律不能持久。世界性通胀复杂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及输入性也不允许我们实行强制的价格管理。强制价格管理只是把涨价的压力往后推移，为后续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埋了隐患，价格适度放开后，对低收入家庭会造成较大影响，消费结构会产生较大变化，建议对低收入居民实行生活补贴。

（三）免征利息所得税

利息所得税就其本意讲，是居民储蓄利息收入的再分配，在正利率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在许多国家只有正利率超过4个百分点时才征税。我国90年代之所以迟迟没有恢复这一税种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只是到了储蓄利息补贴率为“0”以后，才得到恢复。在通货膨胀､股市低迷的情况下，居民没有其他投资渠道，居民为了养老､子女教育､买房､防治疾病等需要，不得不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入银行，这实际上是一种被迫性的储蓄，暂时免征利息所得税不应当看作是减少财政收入，而应当理解为取消不合理的税收。

（四）淡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严格治理热钱流入问题

人民币升值预期是热钱流入的重要动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05年2.56%，2006年3.35%，2007年6.90%，有人预测今年升值幅度不会低于10个百分点。要淡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实行温和升值，也可以让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改变单边走势。同时，也可以向市场持续传递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信息和信号。

对流入热钱的各种渠道有关部门要严格管理，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要进行整改。对大案要案进行严肃处罚，加大对假借合同非法输入热钱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处罚力度。

（五）适当上调今年计划的通货膨胀率

这主要基于以下儿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通货膨胀的全球性､非短期性及复杂的经济性和政治性。二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及其向全球转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三是放松价格管制，理顺能源､价格､农产品､食品价格后所释放出来的涨价压力。四是财政对城乡低收入阶层的物价补贴。五是适度放松小企业､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需求，从单纯的紧缩转向大力支持经济的发展，维护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六）密切注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变化，相应制定我国的对策

要密切关注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变化，关注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变化，相应的调整和制定我国经济金融政策。而一味地使人民币升值，不分对象的“从紧”，单纯的反通胀，不注重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维护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的稳定。在目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情况，应该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听取企业和群众的意见，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社会经济政策的酝酿､制定､实施､传导､反馈等各种环节要更加细化。一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走我们自己的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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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调整；宏观经济背景；政策含义

现代经济中利率是联系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纽带，是货币传递过程中的枢纽，因而历来被各国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利率逐渐成为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重要参数，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率政策也日益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发展的10年中我国利率基于不同时期宏观经济背景进行了特点鲜明的两轮利率大调整。1996－2002年，通过连续八次降息，以及随后新的加息通道的形成，其背后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含义值得研究。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代表，两轮波动如图1所示：

一、1996年至2002年八次利率下调及其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从1996年5月1日至2002年2月21日，人民币利率连续8次下调，平均约每8个月即下调一次，幅度之大，史无前例。通过连续降息，利率水平从高位一直调至低位，达到建国五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年期存款从年息10.98%降至1.98%，降幅达82%；一年期贷款从12.24%降至5.31%，降幅为57%。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98个百分比，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92个百分点。且总体来看，期限越长降幅越大。五年期存款比一年期存款降低多2.07个百分比，贷款多2.43个百分比。这八次降息幅度大、密度高，分析其背后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政策含义，进行逐次观察。

（一）1996年两次降息：反通货膨胀的尾声

1993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这一动向，中央银行1993年5月和7月连续两次调高利率，并且决定从7月开始再次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以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为了进一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和经济，1995年1月和7月又两次调高了存款利率。经过三年的努力，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达到预期的目标，金融运行基本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

1996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就总体宏观经济状况来看良好，但微观层面上却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一年的宏观调控依然定位在反通货膨胀和实现“软着陆”上。然而，此时历时三年的适度从紧的大环境使我国经济出现新变化，物价涨幅已经出现大幅回落，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缓，银行存款增量出现了大于贷款增量的现象，这种情况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多见。据统计，1995年的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各项存款已大于贷款达4000亿元以上。这就为中央银行5月1日下调存贷款利率创造了条件和空间。第一次利率下调十分有限，利率总水平仍然偏高。从物价变动情况来看，1996年上半年全国物价上涨幅度已低于7%，并呈现继续回落的势头。而相当多的企业不仅未能摆脱亏损的局面，有些企业的效益还在不断的滑落。鉴于此，在上次利率下调之后仅三个月，再次降低了存贷款利率。

1996年的这两次利率下调仍然是前期反通货膨胀的延续与微调，主要目的在于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国民经济的秩序健康发展。它是我国利率调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二）1997－2002年的连续降息：稳健货币政策的逐步推进

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1997年继续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随着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落实，国家经济形势继续保持稳步健康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二是虽然经过96年利率的两次调整，物价的跌势有所趋缓，但仍以下跌的惯性不断回落；三是企业经济效益虽有所好转，但仍未走出困境；四是国内需求出现不振的迹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缓。因此，央行决定在10月23日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1998年时，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周边国家货币不断贬值，给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扩大国外需求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国内需求回升力不够大，消费品市场依然维持买方市场格局，商品零售物价涨幅从1997年9月开始，逐月都是负增长。此外，自1998年9月9日日本率先降低利率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欧元区国家及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使全球利率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1998年3月25日、7月1日、12月7日的三次高频降息成为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的一部分。三次下调使得人民币存款利率平均累计降低1.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累计降低2.22个百分点，存贷款利差同时缩小。

到1999年，尽管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达到8.3%，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加快，但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仍未能获得根本解决，还不能断定经济是否已整体步入回升。主要依据是：第一，我国出口仍继续下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其货币贬值使它们在出口方面具有的价格优势，对我国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出来。第二，在居民消费仍然不振的同时，居民储蓄仍进一步增强。1999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存款新增4446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551亿元。第三，在投资方面，一季度的投资增长无法形成持续之势，其原因是上年财政政策的效力逐月递减，企业的盈利能力还继续保持在低水平。为此，又发生了1999年6月10日的降息。

其后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自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持续放缓。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外贸增幅下滑，致使外贸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国内经济增长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投资需求虽有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拉动，但民间和社会投资需求没有充分的激活；消费需求增长尚不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还需要下大力气。2001年我国GDP增长呈现逐季下降的趋势，消费物价指数也是连续数月下降。在分析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基础上，央行在2002年初进行了自1996年以来的第八次降息。

总的来说，这一轮大幅的降息是针对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微观结构尚有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下经济增长放慢，投资和消费趋缓，出口大幅回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连续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等状况，及时采取扩大内需的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举措。

二、2004年至2007年的四次利率上调及其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连续8次利率下调之后我国经济在低利率环境中稳定发展，然而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等新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利率调整。

（一）2002－2005利率首次微调：加息通道的形成

“非典”过后，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物价水平结束低迷状态，在粮食和食品价格的带动下开始上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加快；能源、电力等供应开始紧张；实际利率连续达9个月为负，造成居民储蓄存款增幅持续下降、房地产业虚假繁荣、大量资金脱离银行体系“体外循环”等诸多问题。同时，国际市场美元利率不断上调。从2003年7月至2004年9月，随着国家一系列降低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出台，而在央行采取的诸多货币政策操作中，调整法定存贷款这一传统的工具却迟迟不用，使人们对加息的预期逐渐形成。

2004年10月29日，央行终于决定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中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体现了利率杠杆作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政策意图。这一次的调整幅度虽然不大，但却是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也是自1995年以来的首次升息。

（二）2006－2007利率小幅上升：流动性管理时代

首次加息以后，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长的重工业化特征明显，并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负面影响；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势头得到了暂时的遏制；三是消费市场走出“非典”的影响，恢复性增长，结构也趋于合理。在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的目的下，2006年利率进行了两次适当的微调。分别在4月28日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和8月19日同时上调存贷款利率。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强劲的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加剧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部分，信贷增长过快、资本市场价格井喷等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从而流动性管理成为央行最重要的目标。2006年至今已经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且每个月以高利率定向发行票据来收紧市场上过剩的货币流动。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专家估计，市场上仍有将近6千亿的资金在寻找出口。在存款准备金调整的空间逐渐缩小的被动局面下，权衡加息可能带来的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在2007年3月18日仍选择了加息这一手段以促进内部平衡。小幅度的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依然不大，主要起着警示的作用。流动性过剩仍然是央行面对的首要问题。

三、驱动我国两轮利率大调整的基本因素综述

通过上文对我国近两轮利率大调整的经济背景和政策含义分析，不可否认利率是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利率调整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里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矛盾。利率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正在不断加强。

理论上决定利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有银行成本、平均利润率、借贷期限和借贷风险，而经验表明，借贷资金市场上的利率水平是在一定的水平基础上波动的，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有借贷资金供求状况、社会经济运行周期、预期价格变动率、税率、历史利率水平、国际利率水平、汇率、国家经济政策等。我国存贷款利率的高低，由中央银行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来决定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从这两轮利率调整来看，驱动我国利率调整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1、利率政策随着宏观经济状况和目标的调整而变化着，宏观调控的重心决定利率调整的方向。其中，低利率政策为刺激经济增长，市场恢复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高利率政策旨在抑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中国的利率调整正努力与市场相适应，自由化市场化是引导利率政策特点的趋势。3、利率政策与其他货币政策相协调，政策组合决定利率的微调特点。4、经济环境的外在冲击需要利率调整以熨平其影响。5、宏观调控部门借利率调整来表明决心与调控意向，向社会传递“宣誓效应”。

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很多，抓住利率政策的动因为分析利率变动趋势提供了依据。从现阶段特点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了标示着流动性管理新时代的加息通道。

参考文献：

1、江其务.中国宏观调控转变中的利率政策[J].财贸经济,1999(10).

2、胡维熊.利率理论与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边维刚.当前利率政策特点、效应和存在问题分析[J].南方金融，2002(10).

4、柳松.央行九年首次加息：调控效应与政策含义[J].南方经济，2005(2).

5、陆前进,卢庆杰.我国利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J].新金融,2006(10).

篇10

论文关键词：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与财政政策“伞形调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美国经济的各项总量、结构指标和先行指标都出现明显好转，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失业率也开始缓慢下降；欧元区经济则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扰动下奋力前行，宏观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升，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运行；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自2008年第2季度以来首现正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状态都出现明显改善，通货紧缩的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进入高速恢复期，相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经济增长出现了补偿性反弹，增速高达11.9%，但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模式转变和通货膨胀预期控制的复合性困难增加。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顶端，以中、欧、日为支柱的“方锥体”格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调整的纠结点。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财政政策需要从总量扩张、快速拉动的方向上回调，强调中长期调控，重视政策效益毕业论文怎么写，借助市场力量的战略性调控框架应得到重视和实践。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加速复苏，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和国际机制协调的第一大国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导国，中国、欧盟、日本成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由传统的美、欧、日“大三角”转化为4个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力由单纯的国与国互动转变为集团间利益的调整，由单纯的实力对决转化为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各方利益的纠结点。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内在机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但从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和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见表1所示）。中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为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有效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一环。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美国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国

49093

德国

33576

法国

26798

英国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罗斯

12282

澳大利亚

9200

墨西哥

8663

韩国

8003

荷兰

7942

土耳其

5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