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经济增长率 �1.1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1.0+ 失业率 8．9 9.6 9.4 10.4 11.4 11.1 10.5 9.6 9.4 9.8 0 赤字/GDP 0 0 3.3 0 0 2.2 1.5 1.4 2.8 3.7 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人民币升值；金融风险；合理的调控目标

中图分类号：F124

基于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主要数据，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做分析与判断。一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二是关于金融形势；三是对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四是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通常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由四个方面反映，即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我国经济确实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应该说，2013年在面临外部经济环境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了宏观经济整个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绩来之不易。

一、经济形势分析

2013年中国经济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比较显著：一是工业及实体经济部门稍显低迷，房建市场交易相对活跃；二是生产价格与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三是新增就业人数增多；四是内需有所不足。

（一）工业及实体经济部门稍显低迷，房建市场交易相对活跃

相对来说，我国整个工业、实体经济部门稍显低迷，而房建市场交易比较活跃。通过对比可以看到，消费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2013年全年上涨2.6%，工业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因此，结构上体现的一些运行状况特点，带来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问题的一些争论，这种争论年终前后较多。中国现在增长率是否偏低？当然，和以往的增长率相比，显然偏低。但现在整个经济处于一个换挡期，不太可能维持过去接近10%左右的高速增长。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当前形势，参考意义已经不是太大。但是，根据近两年经济形势的变化，笔者仍坚持现阶段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在8%或更高一些的水平。2013年7.7%的经济增长，包括2012年这两年的增长速度可能还略微低于潜在增长率。受需求扩张步伐不足够快的影响，还略微有一些偏低。这也反映在目前面临的通胀压力不是很大。如，消费价格全年上涨2%以上，工业品生产价格和供应价格，实际上就是反映生产资料的价格，这两个价格全年还是延续了2012年一季度同比下降的态势，这更多反映的是对于工业品、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还不够旺盛。

（二）生产价格与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1995年我国开始有工业品的生产价格和生产者购进价格统计。历史上曾出现三次下降的情况。2012年二季度开始至今已是第四次下降。这对于判断我国是否出现总需求不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因为此处有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对比。我国从2012年二季度开始至今，将近两年时间的两种主要产品价格指数均处于下降的情况。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欧洲，欧洲形势在同期两个价格指数都没有出现下降的情况。因此，价格出现下降的情况，更多的可能需要从国内去找原因，主要原因是对于实体经济方面的需求不足。当然，还有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较大方面的原因。这两个方面判断是比较重要的依据，是判断国内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指标。

（三）新增就业人数增多

从就业方面来看，我国整个就业指标统计不是全口径的。如登记失业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等，均不是全口径指标。因此，从数据上看，2013年较早地超额完成了新增就业人数的年度目标。但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实际的就业形势，这还要看就业指标背后所反映的情况。就业形势的好转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增长态势很好。一些经济学家依据我国现在的新增就业人数超额完成的指标说明现在经济增长情况与经济增长的指标是相对应的。但是，笔者认为，近两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较多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近年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更多的人进入退休年龄阶段，实际新增就业人口弥补了原来到龄的退休人员工作岗位。二是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有关。过去都是工业部门增长最快，服务部门增长慢于GDP增长，这两年服务业增长往往快于GDP增长。可以说，增长结构变化对于就业形势的好转起到了支撑作用。

（四）内需有所不足

内需还有所不足与我国贸易顺差变化有关系。近两年，整个经济都是在8%以下的区间运行，但是2012年和2013年每年贸易顺差增长几百亿美元，2012年比2011年增长700多亿美元，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4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现在全球经济还十分不景气，我国出口也面临比较严重的困难。顺差明显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贸易顺差是由于国内需求不足造成的，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每逢经济处于周期性谷底的时候外贸顺差增加的规律相符。因此，2013年我国经济外部环境不确定，国内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实现7.7%的增长，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大，就业形势按照统计指标来看，还有所好转，成绩是来之不易。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目前整个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经济增速下滑，一是与产业增长率下降有关，另一方面即使是增长率下滑，但笔者认为仍应该维持在8%甚至略高一些。7.7%的经济增长率略微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主要和需求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二、经济需求不足与金融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2013年经济需求不足，与金融方面的变化有较为明显的关系。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全年股市波动的幅度比较大。出现了几次起伏，年初上涨，年中下滑，三季度又出现一波上涨，四季度出现一波下滑。2013年总体上呈现一个小幅下降的情况。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所计算的人民币有效汇率，2013年12月份和2012年12月相比较，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一年期间升值了7%以上。变化幅度较大。2013年年内两次出现的“钱荒”现象不仅和金融市场波动有关系，与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小幅波动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2013年年初，公众更多地还在在讨论中国流动性泛滥问题。2012年底，中国货币与美国货币相比较，中国M2规模是美国的1.5倍。但是，2013年中期，中国出现了“钱荒”现象。经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措施后，有几个月出现了缓解情况，但是年底又一次出现了“钱荒”现象。对于这个现象怎么看？在这种形势下货币供应是宽松还是紧张？

（一）钱荒与货币供应是否充足的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与一些金融机构认为，现在整个货币供应增长态势包括信贷投放量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额和信贷投放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出现货币供应紧张而导致“钱荒”的现象。但是，有一些情况仍可反映目前投资规模和信贷情况并不充足，至少在某些时段上不充足。比如，过去通常会依据一个经验公式，在GDP的名义增长率上略加几个点考虑货币化进程。因此，将GDP名义增长率再加上2～3个百分点与货币M2的增长率做比较，如果差不多相等，一般即可以满足整个经济运行的需要。2013年名义GDP增长率是10%或略微多一些，加上三个百分点，即全年M2是13.6%。从经验角度来看，不应该造成货币供应紧张而屡屡出现“钱荒”的现象。

（二）M2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导致经验估算发生偏差

笔者认为，以上述经验来判断我国整个金融形势发生了变化，认为M2达到13.6%的增长表明货币供应量宽松并能够满足当前经济运行需要，存在问题。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将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开始将住房准备金、公积金、一些微存款金融机构和存款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M2的统计口径中。M2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将统计口径发生变化的M2代入上述原有的经验公式中，不能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在2013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到，6月由于“钱荒”的出现，由于同业存款的下降，使得当时的M2的增长率有15.8%降到12%左右，在报告里显示同业存款下降是造成M2增速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三）同业存款变化是M2波动的主要因素

近两年，同业存款的增长对M2的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资产信贷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到，从2011年底至今，中小金融机构同业资金量从三万多亿增加到七万多亿，约翻了一番。这部分增长的数据纳入M2的统计口径中，成为带动M2增长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根据经验估算，目前同业存款增长对M2的影响至少达到2%。如果将中国人民银行13.6%左右的M2增长率减去2%，实际上M2的增长率在11%左右。从这个角度分析，货币供应量并不宽松，甚至有一些紧张。

在整个货币供应略为紧张的情况下，企业的贷款需求相对旺盛，造成从中小银行贷款资金量增大。近年来，中小型银行资产运用增长快，但自身吸收存款的能力很弱，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吸收资金，否则无法符合相关政策的要求。（如存贷比）。因此，吸收资金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吸收同业存款将其存款规模扩大，才能放贷，使得同业资金的需求比过去旺盛很多，而同业资金的供给方主要是大银行。大银行没有明显的增加或者说增加并不明显，使得整个货币市场资金供求非常紧张，一直处于紧绷状态，遇到一些短期因素，“钱荒”现象就出现了。

2013年中发生钱荒时，金融结构变化剧烈。2013年1～5月我国全国性的中小型银行新增存款是2.2万多亿，比国家大型商业银行新增规模大；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的增长也很快，而且在结构上变化也很明显。中小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向有价证券，甚至比贷款数量都大，比2012年同期增长超过2倍。另外，中小银行股权投资增加了7000多亿元，也是2012年全期的5倍。来源方与资金运用方同时发生变化，使整个金融机构由大银行向中小银行转移，而同业存款是最重要的转移渠道。

近两年，“工（中国工商银行）、农（中国农业银行）、中（中国银行）、建（中国建设银行）、交（中国交通银行）”加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六大银行给其他银行提供的同业资金，实际上增加并不多。但是，中小银行同业资金来源由3万亿增加到7万亿，资金源主要是过去的农村信用社和农商行等一些小型金融机构与信托机构等等。将这些资金通过同业市场聚拢后，从事贷款和投资等。这样，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整个同业市场资金供应量增加不大，处于紧绷的状态。

（四）资金拆借减少导致中小银行资金短缺

2013年下半年的情况比上半年有了好转。虽然增长势头不及上半年快，但是，存、贷、资金运用、资金来源等各方面向中小银行转移的趋势仍在延续，全年来看，全国性中小银行吸收存款超过3.7万亿元，6家大银行4.8万亿元。全国性中小银行新增贷款2.8万亿，大型商业银行新增贷款4万亿元。2013年两次“钱荒”的出现，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银行要上交半年度税收和外部监管加强，且有一些虚假的外汇资金通过贸易渠道流入到国内。为了防止外资以虚假贸易的形式流入，加强了外汇贷款监管。使原来作为一个资金重要牵头方的大型商业银行减少了资金拆借。2013年6月拆借成交量不足正常月的40%，不足3万亿元。7月份之后有所恢复，达到4万亿元左右，但仍没有恢复到以往正常状况。以往的拆借资金量约为8万亿元/月。此时，整个货币市场需求很旺盛，供给不足，造成拆借利率、回购利率比利率水平高的状况，年底再一次出现了飙升。

（五）其他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除结构性变化是2013年金融市场趋势性的主要因素之外，国际因素、国内资金供求也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影响。由于上半年存在虚假贸易数据，由于外贸顺差、外汇占款渠道增加资金少，而中国人民银行未能及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造成资金明显短缺。2013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及时观察到货币市场上资金短缺、利率明显上升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货币市场的供给，缓解钱荒状态。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虽然情况比2013年6月底和2013年年底有所缓解，但是一周的拆借利率或者更长期的拆借利率，以及回购利率等等一些指标，实际上与往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仍高，紧张状况仍未完全缓解。

三、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2013年经济运行趋势和金融市场变化对于判断未来走势提供参考。一是外部经济环境可能有所好转；二是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将影响出口；三是投资规模下降将影响经济增长；四是消费增长将保持平衡；五是通胀压力有所减轻；六是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不确定性

外部经济环境可能有所好转，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美国、日本经济增长加快，欧洲从衰退转为复苏。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教授认为，目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状况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多地方类似。印度尼西亚原来就长期存在资本收支和贸易收支逆差现象。而前两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整体不好，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使资金进入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等等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但是现在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形势有所好转，并且开始缩减量化宽松的规模，信贷资金开始撤出。因此，原来靠吸引资本流入来弥补贸易逆差的做法较难维持，整个国际收支情况开始恶化，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典型代表。主要表现在股市和汇市上。股市还未完全止住下降的势头，汇率市场从2013年初至今均有波动。2013年9月份有一轮回升，但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贬值，且贬值的幅度很大。贸易逆差的情况整体没有扭转，资本流入开始减少，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汇率和股市继续下跌的话，信心越来越脆弱，情况是很危险的。新兴经济体对于我国经济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国近年对东盟的出口增长较快，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的龙头，其经济恶化将对2014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这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造成2014年中国经济不确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之下，人民币汇率还将有大幅度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将经历较长时间约半年至一年的滞后期，影响到2014年中国的出口。因此，2014年上半年甚至下半年，尽管我国的出口受发达国家需求递增的影响而可能有所增加，但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需求增加。因此，虽然国外需求形势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对整个出口形势来说，改善的幅度并不大。

（三）投资规模下降

影响2014年经济运行情况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投资。2014年投资有可能略有下降。一是观察现有的在建规模。从刚刚公布的数据来看，2013年底在建项目规模比2012年同期约增长16%左右，新建项目投资规模比2012年同期增长14%左右。这两个规模都比现在投资增长的规模要慢，投资增长为16.8%。在建项目规模小，后续的投资增长潜力就小。当然，这并不绝对。因为现在大概在建的规模是年度投资完成规模的2倍左右，如果资金供应好，短期内有可能维持较快的增长。但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贷款收得比较紧，且到目前为止，虽然贷款相对2012年四季度情况好，但是好转的情况并不太明显。如，房贷的投放仍比较紧张。

1.贷款收紧影响投资增长

贷款收紧对于整个经济运行尤其对于投资的增长会产生比较不利的影响。从2013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来看，整个贷款增长不到10%，比所有投资性来源增长慢（所有资金来源投资增长20%左右），贷款增长放慢，还将逐渐影响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大多数企业自筹资金也是通过贷款转化的。因此，贷款增长放放慢对未来总的投资增长会产生影响。

2.利率上升致使贷款收紧

对投资增速有可能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信贷的收紧，因为信贷收紧产生的影响就是利率的上升。据调研，很多地方企业贷款的利率超过10%，大企业可能利率偏低一些：7%～8%。高利率致使盈利预期如果并非十分好的项目，推迟投资甚至取消投资。因此，对未来的投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从目前情况来看，预计2014年投资增长应该将慢于2014年的投资增长。

（四）消费增长保持平衡

消费的增长将大体保持平稳。首先，消费在三大需求中是最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近期也没有比较明显的刺激政策出台。2013年曾出台一些对消费有短期影响的措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产生与2012年基数对比的情况。消费的增长大体保持平稳，许会略微有所加快。综合消费、投资、出口三大形势变化情况，2014年整个经济增长的情况与2013年差不多，大概全年还是在7.5%左右的增长。总体来看可能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2014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有可能保持大体平稳的情况，与2013年四季度7.7%左右的增速相近。

（五）通胀压力有所减轻

通胀的压力仍然不大，而且有可能通胀的压力还有所减轻，这整个信贷收紧是直接关联的，与整个需求扩张的步伐不够快有直接关系。短时期内CPI的涨幅有可能略微下降。1月份和2月份有可能不发生变化。工业品降幅收窄，而且环比折年度也在收窄，这对工业部门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从工业品购进情况来看，环比由下降转换为轻微的上涨，但还不足以扭转工业品购进价格下降的态势。整个的形势还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即便有短期的回升，力度也不强，对国内有影响，但扭转不了国内整体下降的态势。

（六）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2014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金融部门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目前整个金融体系运行中出现了期限错配的问题。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往往用短期资金做长期的投资，使得长短期的利率出现倒挂。本来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利率应该高于短期利率的规律被打乱了。目前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如，2013年我国两次出现“钱荒”，每次出现“钱荒”的时候都出现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不正常的现象，这种情况需要警觉。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6次倒置的情况，几乎每次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情况。在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很多国家的历史都可验证。欧债危机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一些国家都出现了长短期利率倒置的情况。我国目前只能找到1997年以来的数据，在1997年、1998年经济减速时，也出现了长短利率倒置的情况。我国在2013年两次出现“钱荒”，两次出现长短期利率倒置的不正常情况，这揭示着金融系统蕴藏着期限错配等一些金融风险，值得警惕。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预防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

四、政策建议

对未来宏观调控的政策的取向有如下建议。一是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二是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与结构；三是适当放慢人民币增值步伐；四是加大国际热钱的审查力度。

（一）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一是现在经济增长的态势需求略微不足，进入四季度之后，尤其是更近的12月份和1月的情况来看，好像经济略微又出现了回落的态势，说明需求不足的态势还在延续，而且略微加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与微调政策，把需求扩张步伐保持在较为适度的水平上，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2013年以来国内很多人一直主张应该增强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认为下降至7%左右也是可以容忍的。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抓住现在经济有较快增长的潜力的时机，尽可能挖掘这个潜力，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

（二）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与结构

2014年财税政策上还是应该适度加大政策力度，一方面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另一方面应当适当加大赤字规模。一方面是支持结构性减税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对于经济运行、对于扩大需求起一定的支撑作用。目前的货币政策略微偏紧，应该把握好力度。目前的情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更好地把握好力度和结构变化对货币运行的影响。在考虑结构变化的同时，应该将外部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考虑在内，使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较为稳定，避免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

2013年整个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偏快。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一些我国有一定程度竞争的国家，其货币在贬值，而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率仍在升值。汇率的升值步伐太快将使很多传统产品的优势丧失过快。因此，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不应该那么快。笔者根据人民币汇率、各国汇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水平之间的经验关系做过相应的研究，认为实际人民币现在升值的已经有一些略高。因此，建议人民币升值的步伐略微可以放慢一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双向波动，出现一定时间的贬值的态势。

（四）加大国际热钱的审查力度

对于国际上的“热钱”还是要继续保持加大审查力度。2013年一季度，一些外资通过虚假贸易的渠道进入国内，相关机构采取措施后，规模减少。但是这种现象仍然存在。2013年整个贸易数据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有的月度出现了负增长，有的月度出现了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相邻月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应当出现如此大的波动。这表明，监管措施严格一些，资金就不进入，监管措施放松一些又可能进入。虚假贸易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致使贸易数据忽上忽下。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贸易波动，而是国际“热钱”的流入流出导致的波动。对于“热钱”流入流出还是应当采取措施，加大监管力度，包括必要的时候采取对于资金的流出入征收一些税费的措施。

（五）调控目标至合理区间

2014年调控目标的合理区间应该在7%～8%之间，如果更接近8%的话可能更为合理。现在有很多省市区都在下调经济预期的调控目标。我们国家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而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对换挡期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么明确，那个时候很多地区制定了“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认为处于一个高增长期，增长潜力比较高，所以当时各地制定的目标都还是比较高的。而现在对于换挡期的认识更加明确之后，已经认识到原来制定的增长目标过高，因此，很多地方纷纷将增长目标下调了，这是一个更为符合实际做法，符合目前我国增速换挡期、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当然，各个省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个别省市区没有下调增长目标，甚至不排除有个别省相对2013年还要略微上调增长目标，这都是根据本省的经济情况而进行的。比如，有的产业增长比较快，有新投产的大的项目等。

参考文献：

[1]（美）索洛（R.M.Solow），等.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M]. 胡汝根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2]（美）迈克尔·佩蒂斯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吗：国家资本结构陷阱与金融危机[M].沈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光.中国经济态势、问题与发展方向探究[J].中国市场，2013（47）.

篇3

关键词:GDP;消费;投资;出0;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006-05

一、国内生产总值概况及数据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有三种计算方法: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其中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这三部分就是俗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中国的GDP总额为2178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 676亿元,同比上升15.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5 057亿元,同比上升33.4%;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在国际上,中国2008年GDP总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以3315美元居世界第106位。

(一)第一驾马车:消费

2009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89676亿元,占同期GDP的41.17%。我们先看看有关消费的经济指标: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2008年1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几个月处于低迷状态,受中外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从2008年年中缓慢上升,到年末。也就是中国的农历春节,传统的消费习惯带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但随着春节的结束逐步下降。2009年初,国家推出了宏观调控政策,如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等,所以与2008年相比,总体情况有所缓和,经济回暖、收入上升等因素甚至使2009年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春节期间还要高。整个消费市场出现了走出疲软、缓慢上升的良好势头。

2.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 fConsumer Price Indexl,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期间,CPI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自2009年3月起,CPI显示LH较缓慢的上升势头。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货币供应量加大,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2 569亿元,同比多投放965亿元,新增货币供应量(M2)逐月呈上升态势。(2)信贷投放量加大。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仅9月份当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5 167亿元。上述两因素。通过乘数的作用会导致物价呈现出抬头的趋势。

3.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即PPI(PreducerPrice Index)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价格传导规律,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社会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虽然CPI与PPI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直接相减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但CPI大致反应了居民消费品的价格变动趋势,而PPI反映了工业品的价格变动趋势,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图l中是不难看出的。这初步证实了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的情况下,物价也呈上升趋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前已经埋下了物价上涨的种子。

4.消费现状的原因分析。(1)中国百姓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等,从这里面不难看到传统中国人的消费意识和消费心理。通常,即使最穷苦的家庭,有了收入也不敢一分不剩地花掉,老一辈的人即使在去世前也想着该给儿女留下些什么。这就奠定了中国人在危机来临时应对的基础,即使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初,也看不到有人流离失所。(2)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同步健全,供房的压力、子女上学的压力、赡养老人的压力,这些都迫使人们不敢花钱。例如,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即使不算择校费,九年也只能是到了初中毕业,高中及大学的花销对家长来说不可小觑;养老问题目前是个大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再加上现在的医疗保障不足的情况,作为家中支柱的中年人就更不敢花钱了,所以几乎家家都有储蓄。但是应该指出,储蓄的增加制约了消费,导致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的“拉动内需”拉而不动。而同时期美国的消费是要占到GDP的70%左右甚至更高。(3)中国的消费呈畸形化趋势。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不管哪个国家,普通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些,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些,但不管哪个国家,消费均主要由普通人拉动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太严重的话,这个国家的消费则很难拉动。例如,在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仅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就达到了10%。但作为中国较富裕省份的广东省,仅丽白广场一处奢侈品消费便狂涨了20%,价值十几万、几十万的名表的销售涨90%以上。畸形的社会消费结构,只使部分富人受益,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下降导致了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下降。

5.消费小结。通过对上述与消费相关的指标的分析,我们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出现缓慢回暖,温和的通货膨胀或已开始出现,居民收入水平上涨有限,百姓依然在捂着口袋消费,因此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短期内是有限的。

(二)第二驾马车:投资

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截至2009年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达到155057亿元,同比增长了33.4%。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有133177亿元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众所周知,城镇才是国家信贷投向的重点区域,下面我们的分析,也同样以城镇投资为出发点。

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同时,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投放量也呈上涨趋势。其中在2008年8月到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与新增贷款情况拟合较好;而2009年4-9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趋势与信贷投放的变动趋势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

1.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GDP的拉动作用。从图2中可

以看到,整个2008年财政支出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呈同一变动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救市初期,财政支出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是占相当的比重的。就数据而言,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1518.87亿元,同比增长5-3%。同时期全国财政支出45202.78亿元,同比增长24.1%。在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的条件下,财政支出占同时期GDP的20.76%强,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94%强,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中央财政多次出现赤字情况,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月、9月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正是图2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幅度较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央为了拉动GDP的增长,已经不计预算盈亏了。

2.银行信贷对GDP的拉动作用。在此轮金融危机中,中央虽然提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措施,但政府真正掏出的资金不足一万亿,余下的部分要由地方政府、银行信贷和民间资本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投入到经济当中去。2009年1-9月,信贷投放量共计8.67万亿左右,占同时期GDP的39.88%。但银行信贷资金在投放方向上,也出现不少问题,例如,相当多数资金投向了地铁、马路等“拉链工程”。成了“一锤子买卖”,另有部分资金仍然涌向外贸等产能难以消化的行业,甚至2009年房地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不少“地王”,身后都有着银行信贷的影子……产能过剩、难以可持续发展等行业占据了太多的银行信贷资金,短时间内对GDP的拉动作用较强,但长久以来难以形成GDP的可持续性动力。

3.民间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2009年,民间资本的投资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制造业,这个不得而知。也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但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掉各级政府的支出总额,再扣除银行信贷的投放,其形状大致如图3所示:

应该承认,该图形较粗略。只能大致反映民间资本投资情况,2009年第一季度之前,民间资本投资是负值,民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2009年初国家的四万亿投资等救市方案出台后,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得以增强、投资开始增加。就绝对量来说,图3民间资本投资数额最高的是8月份,投资额为8751.88亿元,与同时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7593亿元相比,仅占49,75%,比率偏低。民间资本投资的低迷导致了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窘境。2007年以来,国家曾七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遏制流动性过剩,但却忽视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制造业借贷困难加剧的问题,民间资本在缺乏好的投资对象的情况下纷纷撤离,造成了制造业生存压力的加大。

4.宏观经济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这个效应用来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现状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按照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机中,政府为了维持GDP的高增长,通过财政或信贷等方式投资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GDP增长了,但是在增长过程中,财政支出和信贷支出通过隐性的利率增长“挤出”了相当多的民间资本,而民间资本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5.投资小结。扣除财政支持和信贷投放因素,第二驾马车本身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实现保8%的增长率困难不大,但依赖信贷支持和财政支出带动投资增长的模式显然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动力应该来自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和民间对制造行业的资本输入,这些都是目前的投资环境和投资现状所欠缺的。

(三)第三驾马车:出口

1.现状。在CDP的核算中,我们用的是净出口,也就是出口减进口的数额。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进口7111.7亿美元,同比下降20.4%;累计贸易顺差1354.8亿美元,同比减少26%。2009年1-7月出口降幅平均达到了创纪录的20%。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自2008年年中有所下降,在2009年初降到最低,之后又缓慢回升,净出口即贸易顺差的数额在进出口的绝对数额相对较低的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达到峰值,之后缓步下降,直到今天仍没有恢复。而同时期2009年19月累计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6.55%,在以往经济比较正常的年份,这个数据要占到30%甚至更高。就现状来说,2008-2009年,几万家经营纺织、服装和玩具的出口型企业倒闭,这里包括中国最大的玩具加工厂、位列全球第三的广东省东莞市合俊玩具厂,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2.原因分析。(1)金融危机中,外国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甚至出口企业的倒闭,同时危机也培养了欧美人民的储蓄意识,这种意识可能会引起中国未来的出口进一步减少。例如,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其居民储蓄牢已经由过去的0上升为7%了。(2)西方国家有意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也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例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009年11月7日在天津举行的、“2009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暨国际贸易发展论坛”上说,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今年前三季度,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7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5起,特保案7起),涉案总额达102亿美元。“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磨擦在增加”。由此看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阻碍我国H;口增长的源头之一。(3)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降低。因为人民币升值、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法要求的各种保障也在提高等原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降低。据报道,阿迪达斯公司高层表示,鉴于中国工资水平提高,为降低生产成本,准备将部分产品的生产及采购从中国转移出去。耐克、彪马等国际鞋业巨头也准备效仿阿迪达斯,而美世咨询一项凋查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高于印度的,该公司的报告中提到,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经理层和专业人员的收入甚至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

3.出口小结。随着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丧失,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越来越差,而且这种状况,因为国外储蓄意识的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永久的。

(四)三驾马车小结

表1是三驾马车在不同的年份对GDP的贡献情况。2005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变化不大,资本形成呈上升趋势,而出口在稳定了三年(2005--2007年)后的2008年、2009年出现了较大滑坡。与2007年对比,消费的增长显然尚有较大空间;资本形成能否持续以高比率增长难度较大。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才能让GDP以更加健康和持续地维持以往的高增长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策与建议

(一)消费

众所周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占

GDP7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国的消费仅占40%左右,如何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这是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总理也曾提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生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而这个“动力和活力”显然来自于消费。而消费之中,尚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举例来说,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89676亿元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的消费额仅占31.96%,但这部分人口却占了中国13亿人口的60%以上,如何挖掘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笔者提出以下观点:

1.推动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民和农村消费观念的转变。城市化的发展至少有以下优点:其一,消化存量房源,带动新一轮的房地产投资热潮,拉动GDP的进一步提高;其二,促进消费,托动经济健康发展。农民不是不愿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农民还有以下几大问题没能解决:(1)养老问题。相当多的农民仍然具有养儿防老的思想,依靠子女生活在农村仍占主流。如果能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维,先将部分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中去,再逐一扩展,农村和农民的消费是可以提高的。(2)医疗。尽管部分农村已经在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但其力度显然尚不能足以让农民不增加储蓄或不储蓄。如果能将医疗进一步改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也可以带动消费的增加,(3)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问题。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将决定农民是否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能否给予农民清晰的产权,将决定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推进力度。(4)变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所在城市的市民,中国有九亿的农民,其中外出打lT的农民和家属共计4亿左右,这部分人相当多数已经熟悉和习惯了城市生活,建议率先从他们做起,将他们变为市民,以带动消费的增加。

2.扩大城市中产阶级的比重。据不完全统计,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占人口的80%左右,新加坡更是达到了90%,而中国尚不足1、5。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口的比重。因为他们才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劳动报酬收入仅占GDP的40%左右,比世界平均数低15%,因此分配制度改革也势在必行。来京参加“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英国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波茨曾提到,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上去了,将比其他经济政策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平衡。所以,他也建议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应该提高。

4.加大医疗、养老的投入比重,培养能够提高消费率的消费环境。我们要培养的消费环境,除了消费,ON、消费意识外,各种抑制消费的隐性因素也应消除,如城市中养老、医疗等报销比率的提高,房价的下调等等。

(二)投资

1.在就业形势较严峻的今天,自主创新是维持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核心要素。在2009年的经济救市方案中,产业结构创新在4万亿的救市方案中占比较少,仅占4%。大量资金投向公路、机场等可以大规模地吸收劳动力,刺激消费的行业。但是可能会忽视这样一点:这些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吗?它能否带来失业人口的稳定、持续减少呢,它能否使消费的增加也是可持续性的呢?除此以外,中国每年大约有630万大学生毕业。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不少学生和家长的隐忧,而这些大学生有多少能去建地铁、修马路呢?因此建议放手支持民间资本,鼓励和刺激新兴产业出现,鼓励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结构,吸收更多的有技术、有文化的人员就业。自主创新才是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2.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降低,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应提升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优势。我们的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必须要转型,我们需要提升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那怎么提升人力资本呢?建议改革目前代加工业的现状,延伸产业链,除代加工外,延伸到设计、物流、仓储、广告、市场、销售、推广等等方面,成为整个链条中的99%甚至100%,将各个环节升级换代,人力资本和创新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3.国家政策支持和信贷投向应向民营制造业倾斜,创造健康投资环境。民营资本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是经济中内生的力量所在,更能引领未来社会的产业升级与产业创新,建议国家通过投资补贴、银行信贷等方式重点支持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以使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三)出口

篇4

一、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由改革前期的投资拉动型转变为以消费和需求为主的需求拉动型，市场自发调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日益市场化、理性化，货币需求的内生性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长机制不断加强。从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看，国际市场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日趋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大幅度减弱，但依然是影响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

(一)工业增加值：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工业发展与其他产业发展之间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对整个GDP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模型分析的核心，并将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作为决定工业增加值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将产成品资金占用作为反映商业周期的指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1995年以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是消费和出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这一特征反映了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总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即总量关系已由短缺转变为结构性过剩。（2）技术进步因子低于1，即其他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抑制作用。这一方面说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等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技术进步速度较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抵消各种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抑制作用。（3）产成品资金占用是反映短期经济运行变化趋势的重要先行指标，其由较低水平恢复持续上升，表明经济增长将恢复上升趋势。

(二)投资需求：投资行为市场化，政策调控影响弱化，且财政政策的效力大于货币政策

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决定投资行为的因素，包括前期投资的惯性影响、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等；其二是投资资金来源对投资形成的约束，包括贷款、财政支出、外资流入等；其三是外部环境变化，包括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价格水平的变化等。为了全面反映各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我们以企业利润率和贷款利率作为反映投资收益和融资成本变化的替代指标，以中长期贷款、财政支出、企业利润和利用外资作为投资资金来源的指标，并加入价格指数、政府调控政策（虚拟变量）、时间趋势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具有很强的惯性；利用外资、财政支出、中长期贷款等投资资金来源对投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改善对投资形成有拉动作用，企业利润率是影响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价格水平的变化对投资增长有双重作用，当期价格水平的下降对投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滞后12期价格水平的下降（或上升）所产生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预期，将引致投资增长下降（或上升）；贷款利率下降对投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重要程度在各因素中列第六位；宏观调控政策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处于第八位，刺激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会引致投资增长0.0034个百分点。这一系列情况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买方市场”形成之后，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已基本市场化。同时，如果将财政支出和利率变化分别归类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范畴，则财政政策对投资增长的直接影响要大于货币政策。

(三)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呈现刚性，财富效应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日趋增强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包括消费惯性、收入、财富效应、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价格变化以及消费政策等。我们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消费的替代指标，以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滞后变量、工资性现金支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股票流通市值以及居民储蓄存款增加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作为反映消费惯性、收入、财富效应和居民储蓄倾向的指标，再考虑价格指数和消费政策两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惯性是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消费行为惯性对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性及其很高的贡献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刚性。（2）经济增长状况及由此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不仅会影响本期消费需求，还会通过预期对未来消费产生影响。（3）随着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股票流通市值的不断增加，由此所形成的财富效应已成为影响消费需求增长日趋重要的因素，特别是股市波动不仅会影响本期消费增长，还会对未来消费产生长远影响，因此，股市的稳定发展对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4）近年来持续的通货紧缩现象对消费需求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5）消费政策的变化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调控作用，其刺激力度增强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001179个百分点。（6）供求结构、消费环境等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近年消费需求增长具有较强抑制作用。

(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需求是出口增长的基础，技术进步、价格优势和贸易政策是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影响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国际市场需求、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内需求缺口形成的出口压力、汇率的变化以及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我们以国际贸易出口、前期出口总额、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人民币汇率、价格指数以及贸易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时间趋势因素，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需求是决定我国出口增长的最基本的因素。（2）由于国内价格水平的波动会影响到实际汇率和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价格水平的波动对出口增长有重要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大约能够拉动出口增长0.0016个百分点。（3）人民币贬值对促进出口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我国汇率基本保持稳定，其对出口增长的实际刺激作用有限。（4）贸易政策的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贸易环境的改善等外部因素对促进我国出口增长至关重要。

(五)进口贸易：国内需求和加工贸易出口是影响进口增长的基本需求因素，贸易条件和贸易政策的改变能有效地限制进口增长

影响进口的因素包括国内需求、国际贸易出口形成的压力、国内价格水平、汇率、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进口增长的因素中，国内需求和国际贸易出口是影响我国进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国内价格水平下降或人民币贬值对进口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控制进口增长的贸易政策对限制进口增长是有效的。时间趋势系数为正，说明进口增长有很强的递增趋势。

(六)货币需求：货币需求的内生性很强，利率调整和价格波动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

我们将影响货币供求的因素确定为：货币供给增长的惯性、经济增长产生的货币需求、利率变动对货币供求的影响以及价格水平波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对相关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货币需求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自身增长的惯性和经济增长对其所产生的需求，这说明我国货币需求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性。（2）利率调整对M0、M1和M2作用方向不同，但其影响均是显著的，说明通过利率调整货币供给的政策是有效的。（3）价格水平波动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短期内价格水平的上涨会引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从较长期看，由于利率基本稳定，价格上涨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到未来收益，价格上涨对存款增加及货币供给增长有抑制作用。（4）由于存款是居民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M1和M2表现出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的趋势。

(七)价格水平：物价走势存在很强的惯性，需求、货币供给及其流动性对价格波动有重要影响

根据相关价格理论，我们将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确定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惯性、需求和货币供给三大方面，分别对居民消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1）居民消费价格：在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因素中，价格变动趋势的惯性是最重要因素，其贡献(本文中贡献的涵义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即解释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引致的被解释变量增长的幅度)为0.9682个百分点。其次是货币供给M0，其综合贡献为0.01个百分点。第三是消费需求，其贡献为0.0871个百分点。（2）生产资料价格：在影响生产资料价格的因素中，价格变动趋势的惯性是最重要因素，其综合贡献约为0.94个百分点。其次是投资需求，其贡献为0.1105个百分点。第三是货币流动性，其贡献为2.01185个百分点。时间趋势T的系数均为负，说明1995年以来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缩趋势。

二、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扭转了近年来GDP增速前高后低的运行趋势，出现了小幅加速增长势头，一季度GDP增长7.6％，二季度GDP增长8％，上半年GDP累计增长7.8％。引致经济增长运行轨迹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即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改善；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在内部经济增长活力不断增强和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下，总需求出现了快速增长并拉动GDP加速增长。

(一)工业增加值：投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恢复上升的主要动力，消费和出口增速相对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长

根据工业增加值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对2002年上半年影响工业增加值的因素作出定量分析，得到如下结果：（1）剔除生产资料价格因素后，1～5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32.67％，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2.033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为17.37%。（2）在剔除居民消费价格因素后，6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47％，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9.34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为79.85%。（3）上半年出口累计增长14.1％，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1.44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前期出口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滞后影响，出口对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的综合影响为0.738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6.31%。（4）产成品资金占用对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的综合影响为引致工业增加值增幅下降0.273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比重为-2.33％。（5）时间趋势的收缩效应引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0.005个百分点。（6）其他因素和系统误差为-0.135个百分点。

与2001年同期相比，2002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拉动作用提高0.975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0.536个百分点；当月出口（累计值）的拉动作用提高0.536个百分点，考虑前期出口的滞后影响——2001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较大幅度下降，出口的综合拉动作用下降1.187个百分点；产成品资金占用的综合拉动作用下降0.418个百分点，时间趋势的收缩效应下降0.00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恢复加速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上半年投资快速增长拉动的，而消费和出口增速相对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二)投资需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是拉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根据投资需求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在影响2002年上半年投资需求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固定投资增长的惯性拉动投资增长13.13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07个百分点。财政支出拉动投资增长3.9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64个百分点。利用外资拉动投资增长2.3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21个百分点。中长期贷款拉动投资增长1.3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6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引致投资增长0.028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2个百分点。价格水平波动的综合作用拉动投资增长0.0125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005个百分点。政策力度弱化引致投资增长下降0.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15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引致的投资增长和系统误差为3.64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到，投资惯性对投资增长拉动作用大幅度提高是2002年上半年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说明自2001年下半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而其他因素对2002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影响有较大幅度提高，估计与国债投资资金到位较早有关。

(三)消费需求：储蓄倾向提高和股市财富缩水抑制了消费增长

根据消费需求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2002年上半年各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1）消费惯性拉动消费增长8.54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6个百分点。（2）收入增长拉动消费增长0.128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056个百分点。（3）上半年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导致消费增长下降0.276个百分点，同比多下降0.022个百分点。（3）消费价格下降引致消费增长下降0.0086个百分点，同比降低0.012个百分点。（5）储蓄存款余额增加带来的财富效应拉动消费增长2.687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015个百分点。（6）股票流通市值引致消费增长0.137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41个百分点，即股票流通市值下降产生的财富缩水导致消费增长下降。（7）其他因素引致的消费增长和系统误差为－1.74个百分点，同比减少1.38个百分点。

比较各种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可以看到，除消费惯性外，2002年上半年对消费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和股票流通市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财富缩水效应。

(四)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需求波动是影响我国进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政策调控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

国际贸易出口是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因国际贸易数据公布时间有较长滞后期，目前我们只能对一季度出口增长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析。根据出口总额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2002年一季度各主要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分别是：2月份出口增长的惯性影响为0.2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215个百分点；国际贸易出口的影响为-3.17个百分点，同比降低4.33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2002年一季度国际贸易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出口总量同比下降9.15％；名义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为7.49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206个百分点；国内价格波动的综合影响为-0.006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082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微弱升值的影响为-0.00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降低-0.022个百分点。因此，2002年一季度出口增速（9.08％）比2001年一季度增速下降5.53个百分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国际贸易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即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了硬性需求约束。从上半年已知国内因素看，前期出口、工业增加值、价格波动和汇率对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均比2001年同期提高，但总体影响只有1个百分点，据此可以作出的判断是，上半年出口的较快增长（增速14％，比2001年提高5.2个百分点），应主要是由国际贸易恢复较快增长和刺激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出口退税等）拉动的。

从影响一季度进口增长的因素看，国际贸易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是一季度进口增速相对下降的主要因素，其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2.91个百分点；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相对下降也减少了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其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0.23个百分点；前期出口的贡献影响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影响相对较小。从6月份的影响因素看，工业增加值的贡献比2001年提高0.55个百分点，出口增长惯性影响相对下降0.07个百分点，如果假定上半年国际贸易出口增速比2001年同期提高，则2002年上半年进口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只能归于政策调控措施增强。

(五)货币需求：引致货币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内生机制，利率调整和物价波动的实际影响很小

根据M0、M1和M2的回归分析方程计算得到的结果，2002年上半年M0增速比2001年同期提高，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比2001年同期提高了2.9个百分点；由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比2001年同期下降，其贡献同比降低了0.31个百分点；价格波动和利率调整的影响很弱，消费价格水平的综合贡献仅比2001年同期提高0.0016个百分点，存款利率下调仅引致M0增长下降0.0021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M1增速比2001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2.4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下降也起到一定作用，其贡献同比降低0.2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对M1增长的贡献为0.002913个百分点，物价波动对M1增长的综合贡献同比下降0.00565个百分点。M2的增速与2001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同比提高1.43个百分点，名义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同比下降0.09417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的贡献同比下降0.001017个百分点，物价波动对M1增长的综合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0.000485个百分点。总之，影响2002年上半年货币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是货币需求的内生机制，利率调整和物价波动的影响虽然是显著的，但由于利率调整的幅度有限、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它们对货币需求的实际影响很小。

(六)价格波动：前期通货紧缩趋势增强引致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

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为99.2，比2001年同期下降2.2个百分点。根据消费价格回归分析方程计算，前期价格指数的惯性影响为82.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降低2.84个百分点，主要是5月份价格指数较2001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M0增长对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的综合影响为0.04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39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拉动6月份价格指数增长0.7454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15个百分点。时间趋势导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1.387个百分点，比2001年增加0.15个百分点。常数项和其他因素（AR）为16.62，系统误差为0.58个百分点。因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消费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由前期价格持续下降和时间趋势负作用所形成的通货紧缩趋势，消费需求增速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影响2002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因素中，前期价格的惯性影响为91.5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1.55个百分点；货币流动性微弱下降的影响为1.9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提高0.0056个百分点；投资需求的影响为9.7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提高0.178个百分点；包括常数项和系统误差在内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为6.3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1.21个百分点。因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降低的主要因素是前期价格持续下降形成的通货紧缩趋势，固定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对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趋势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三、2002年下半年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与分析

从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消费需求和出口增长相对下降以及通货紧缩趋势增强等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趋于增强，经济增长出现了小幅加速趋势。受这种加速增长趋势的惯性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但从目前的发展环境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明确和国内政策调整会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近期建议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呼声很高，而财政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重要。考虑到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下半年经济增长的趋势，我们在单方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单方程联立并加入内联方程，建立了包括80个方程、80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的《月度宏观经济形势计量分析模型》，并根据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汇率、国际贸易出口和宏观调控政策等外生变量的不同变化趋势，设计了四套预测分析方案，对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作出了预测分析。总体看来，在全球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和国内调控政策不发生大幅度转变的情况下，2002年经济增长7％的计划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预计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6～7.8％。

方案1：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不变，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维持中性(此处政策中性的含义是下半年（预测期内）不会采取对经济增长各指标有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政策，即将下半年政策的作用视为0，但以前已实施政策的滞后影响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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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与增长方式相比较，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 增长方式的变化，也内含着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和发展途径的转变。因此，处于 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发展方式的要求和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对于浙江 来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阶段历经农业经济阶段、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发 生了历史性变化，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也在不断地转变和优化。本 文将着眼于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状态和趋势，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讨论发展方式转变的 过程、主线及政策取向。

一、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

关于转型，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 变，如厉以宁在《转型发展理论》中，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转型是指中国 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而发展是指中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 [1]。但更多的人则从相对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转型，科尔奈认为，转型是一个大概 念，它包括 了许多方面，“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 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2］2。”“从集中管理的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转型的一个 维度。从较 低发展水平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从一个农业社会到一个更为城镇化的社会是其他几个维度 [2］4。”他强调，在经济转型中，既要看到显在的经济绩效，也应看到潜在的经济 制度变革。 秦晓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着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 制转型，这一双重转型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题[3]。”周振华在体制转 轨约束条 件下，专门研究过“增长转型”问题，但这里的转型主要是指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的转换。 他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增长方式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总体特征反映的类型。但从 理论上讲，增长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没有统一的格式。…而选择哪种角度来划 分增长方式的类型，完全取决于其研究的内容及其需要[4]。”

笔者认为，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互动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从一个 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转型包括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两个 方面，其中经济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上， 而经济体制转变则是指经济制度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尽管相比于与发展 水平或阶段相对应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言，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转型更为本质的方面，但在体 制相对稳定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结构 主义学派的重要观点[5]。这是因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 稳定的关 系[6］109。”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向另 一个结构 的多维过渡”。这种结构转型涉及到“由于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的增长所必然引致的经济和机 制结构的一系列变化”，亦即“一个传统的经济体制向一个现代经济体制的转型[6]”。 M•赛尔奎因则进一步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 济 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7］206”而且认为，“结构变迁居于 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不存在持续的跨部门要素收益均等化的前提下，把资源再配置到那 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促进增长。在这类非均衡的环境中，如果结构变迁可以导致更充 分和更好地利用资源的话，那么，结构变迁将成为增长的潜在源泉。同发达国家相比，潜在 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显得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非均衡症 状，而且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更快的结构变迁速率”[7］209。

而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 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 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 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 转变”[8]，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建立一个资源合理配置且 能促进经 济持续增长的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 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提升则是经济转型的根本要 求。

二、转变发展方式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核心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 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结构、经济体制 和发展阶段等诸方面因素，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1979－1981年）颁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文件，并从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 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 乡镇工业，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轻小集加为基本特征的区域产业体系，促 进区域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它各类 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 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特征，具体时间从1992年开始，从党的 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 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后，在“整体 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指引下，市场化改革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企业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 有制格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 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化改革发动、组织和实施的主体，积极推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 ，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也适时调整自身的职能，在积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减 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和干预；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 、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 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带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 素跨区域流动趋势加剧，本土企业开始走向跨区域发展。

经过两次转型，浙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 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不断强化， 这也标志着经济体制转变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发展阶段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和丰厚的民间资本积累，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内生发展机制 正在不断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成功转型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与保 障，应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 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经济发展体。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 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影响。从国际角度看，为适应WTO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 ，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 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与此同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浙江微观 经济主体和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 提高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及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 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从区域层面看，随着浙江人均GDP从5000美元 向8000－10000美元跨越，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快速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区域产业结构 、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和趋势预兆着 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另一方面，传统发展方式所面临的各种困惑与挑战也 强化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原有增长动力不断弱化。投资拉动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也是 传统发展方式的核心动力。然而近年来，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持续下降，浙江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较见表1。2007年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1．1%，投资增幅比全省生产总值的增幅低3．4个百分点，相比 全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增幅分别低5．6和16．1百分点，投资增幅处于最低的位置 。

随着投资增幅的明显下降，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从投资和消 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率来看（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3-2006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为44．7%，拉动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54．6%，拉动7 ．6 个百分点。特别是2005和2006年，消费对我省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增强并超过投资的拉动作 用。2006年，消费需求的拉动率为48．7%，投资需求的拉动率为40．9%，净出口的拉动率为 10 ．4%[9]。尽管目前我省的投资增幅下降是在前些年高位基础上的回落，且从投资 率来看也不 算低，但需要正视的事实是，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的弱化，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的动力需要重建。

2．增长结构不合理。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当 前我国工业结构的 主体，而且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与增长相对缓慢的消费品销售相比较，全国 背景下的投资快速增长推动投资品较快增长，而投资品较快增长导致相应行业增长较快，进 而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从而在产业层面上明显呈现出增长结构的二元性。即，一 方面是需求旺盛、快速发展的以投资品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部门，近年来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 ，另一方面，则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因生产成本显著上升、市场趋 于 饱和的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代表的轻纺产业，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减弱，这在浙 江表现得十分明显。以2006年为例，浙江制造业中的十大支柱产业，轻纺产业或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其中第一大产业为纺织业，占全部制造业的12．91%，劳动生产 率 只有61591万元/人•年，而全国制造业中的十大支柱产业呈现出明显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倾 向，其中的第一大产业为电子及电信设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为12．05%，略低于浙 江 的纺织业，但劳动生产率高达140264万元/人•年[10］7。供给结构与增长结构的错 位，使得现有支柱产业对浙江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弱化。

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还体现在与国家产业政策的错位上。从2006年的数据来看，浙江 区域产业体系中，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比重相对较大，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为21． 6%，比全国高出6．6个百分点；而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仅为32 %，比全国低4个百分点。在全省81个产业集群中，纺织、皮革、竹木制品、工艺品等附加值 比较低、能耗比较高、污染排放比较大的产业，产值比重占41%，高于全省制造业有关产业 比重近20个百分点[10］10-11。与此相对应，浙江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过 低。

3．发展成本递增。浙江经济运行总体上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 ，近几年省内企业生 产的最终产品输往省外国外的比重高于70%[11]。而资源型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则不 断提高， 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许多工业原材料和大型成套设备，绝大部分从省外国外输入，其中 一次能源自产率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0．6%，即90%左右要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若按当量 值 计算，一次能源自给率仅为4%， 96%要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12]，主要进口商品 中包含了 钢材、废铜、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木、成品油等多种资源型产品。一进一出、一高一 低，侵蚀了省内企业的大块利润。此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土 地环境的制约，等等，都极大提高了发展成本，制约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浙江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比较见图1。

发展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健康和繁荣 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3]，不仅标志着作为最重要经济资源的劳动力的产出效率， 更是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因此，从根本上说，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个经济体追赶动态过程 的基本指标，如果把经济追赶看成是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向发达经济体逼近的收敛过程，那 么劳动生产率在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相对和持续增长，则是这一追赶过程展开和实现的必要条 件和充分条件[14]。2006年浙江劳动生产率为49610元/人•年，虽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与 广东、江苏相比，约低5000元/人，其中第二产业差距更为显著，2005年浙江第二产业的劳 动生产率比广东、江苏和山东分别低25097元/人、15856元/人和14710元/人。与其他经济体 相比，差距就更大，1990年，韩国人均GDP为5770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4800美元/人，马 来西亚人均GDP2400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734美元。如果按韩国的发展水平，在人均GDP 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全员劳动生产率约为9000-10000美元/人，浙江至少要低3000多美元 。

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省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自 1999年以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其差距在不断扩大。199 5年，全省人均GDP增长16．0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7．63%，到2000年，人均GDP增长8． 1 %，全员劳动生产率仅增长6．93%，2005年，人均GDP增长上升到11．2%，而全员劳动生产率 增 长只有8．83%。全员劳动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增 幅低于全国近6个百分点[15]。

4．开放经济面临转折。“大进大出”决定了浙江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 局和态势，但随 着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目前浙江的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重要的转折：一是在人 民币升值、成本上升、出口退税政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对外出口压力不断加大 。2006年，全省共遭遇国外两反两保、337调查和打火机CR案共53起，直接涉案4．6亿美元 。 目前，我省涉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高达80亿美元左右，约占全省出口总额的8%，涵盖 我省机电、农产品、纺织品、服装、鞋、家具等多种传统优势出口产品；二是由于创新能力 薄弱，没有品牌和知识产权优势，传统支柱产业和民营企业难以摆脱“被全球化”困境，在 国际竞争中还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三是随着区域发展成本提升，大量传统产业领域 的 中小企业外迁，传统的生产制造优势面临挑战；四是区域性资本输出趋势日益明显。近年来 ，我省每年对外投资约在600－700万左右，对外投资累计7000亿元余。据有关部门统计，截 至2006年底，浙江共有440多万人在外务工经商，其中经商办企业的约有230多万人，在外创 办企业10万多家，注册资金约2800亿元，对外累计投资6400亿元[16]。另据浙江金 融机构存 贷比高于全国和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的数据，以及贷款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测算，浙 江多占用贷款4200-4300亿元，相当大部分用于民营企业资本输出（省内金融机构专家测算 ）[11］9，这意味着，浙江开放型经济正从商品输出阶段向资本输出转变，面对大 量资本外流，如何保持本土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5．区域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层次低。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 关键 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居于核心位置，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也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浙江的 人力资本优势，即对市场经济的敏感性和高涨的创业积极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 力资本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弱化，而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然 而，目前浙江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只有14．9%，初中及以下却有58．1%；具有专业技术 职 称的仅为13．6%，且59．2%为初级职称；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人数更为稀 少 ，仅有4．6%，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全省只有9．32万人，仅为0．5%。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则进 一步显示了浙江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6个 百分点，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低6．0个百分点，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人员 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国家统计局将各省每百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分为三档， 浙江与广东、福建、江苏省一起同为第三档，并且排在最后一名。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 超过50%的全国仅有两个地区，一是浙江（58．1%），二是西藏（51．3%）。在浙江912．67 万 “初中及以下”的就业人员中毕竟本省人口占主体，这与浙江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经济 大省身份实在不相符合[17]。

人力资本总体素质不高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特别是随着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但对人才需求明显增加。近年来，浙江 高技术产业R&D人员人数投入居全国11位，2003年后有了较大的提高，上升到了第8位， 但是 仍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许多企业认为人才缺乏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因素。高技术产业R&D人员折合全时情况见表2。据全 省500家制造业企业抽样问卷调查，大、中、小型企业认为人才缺乏是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困 难的分别占47．2%、46．5%和26．7%，认为资金缺乏是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困难的分别占27． 8%、37．5%和55．7%[11]。

低素质的人力资本也从其收入中得到体现。尽管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前列，但制 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却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制造业人力资本的水平。浙江与有关省市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较见表3。

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

转型的政策取向

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转型比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更加广 泛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了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内含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 从浙江实际看，现有发展方式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上 所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因此，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浙江经济转型的核心。

事实上，与以往两次经济转型相比较，这次经济转型有两个重大背景需要我们关注和把 握，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 这“五化”之间的互动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 当前我省人均GDP正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以及 发展协调性都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转型特征比较见表4。

根据上述分析，当前浙江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推 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法律和 制度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 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要用法治来确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用法治来保障；宏观经济调控 需要法治来完善。二是在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现 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浙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发挥 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区 域产业体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层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推进空间 结构优化，统筹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要在综合考虑根据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加快都市经济圈规划和建设，进一步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根据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结合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要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要着重抓好以下方面：

1．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原有 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 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创新体系的内涵包括创新、信息化和培训三大支撑。因此，创 新强省，不仅要强化创新投入，而且要把信息化、培训放在战略地位。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 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2．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区域要素 禀赋结构是比较 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无 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知识经 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创新需要的是“知识精英”而不再是“草莽英雄”。因此，要实施人 力资本强省战略，通过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质量，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鼓 励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在浙江创业创新，进而为提升浙江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 供不竭的要素资源。

3．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浙江特 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必须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 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和商业 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要顺应区域产业转移趋势，主动淘汰一 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浙江区域 产业结构向更“轻”更“新”方向发展。所谓“更轻”是以促进“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 ”作为产 业升级的目标，大力发展以研发、设计、营销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或生产业；“更新 ”是通过大力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促使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

4．以都市经济圈为支撑，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 化既是空间结构 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 源环境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原则，以三大产业带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 ，促使地区间从竞争走向合作，促进人口和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发展，使都市经济圈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要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集 群竞争力。

5．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 机制、转变政府 职能是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 体而是服务的主体，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权保护、激励竞争、规范市场 秩序、创业创新等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尽力减少 或约束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体制和机制，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专业性要素市场体系， 积极推进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6．增强民营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开放型经济层次。作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经济体，浙 江的开放度相当高，但开放型经济的层次和水平却不高，这主要体现在，出口输出主要以低 价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民营企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全球 化”困境，缺乏拥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或国际名牌的本土民营企业，等等。要积极引 导和支持广大民营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培育和扶持本土跨国公司，鼓励民营 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各种联系，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设厂、建立营销网 络和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支持浙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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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创业型经济 “技术--经济”范式 创业政策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各种经济体制的结构形式日益完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是当前经济战略发展的重心，在当前我国处于一个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期，是各种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战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同时伴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增加，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阶段如何实现合理的资源选择和社会道路体制的应用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

1. 创业型经济的概念

创业型经济虽然是西方经济学界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但是伴随着社会发展中人才的不断增加，就业问题已成为各个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影响制约因素。创业经济的应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推动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逐步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如何正确把握创业型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寻求适应于本地区的创业型经济发展模式和解决政策是当前探究的主要形式和方式。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针对各种新型经济模式在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措施进行管理控制是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战略完善关键。学习别人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然而在悬系的过程中却不能够灵活地结合自己的特长和实际进行综合应用却是限制经济体制发展的主要方式。在当前各个发达国家中，经济持续不断增长关键在于其整个社会旺盛不衰的创业精神和新创企业生生不息的创业活动。

在当前社会中，世界各国经济都存在着一个改革的模式和方式，创业革命已经逐步的席卷全球，支持鼓励创业经济的发展和制定合理的创业经济管理政策已成为多数国家探究的主要方式。创业活动作为将科技创新成果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对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发展的改革有着不容忽视的发展前景。

2. 改变经济增长逻辑的新范式

创业革命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在当前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快速良好发展，使得创业经济的出现成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和系统。各个国家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完善为创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把创新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联的创业网络，并从制度结构、政策支持上对社会经济制度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必然催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创业不仅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的各种创新，发挥经济引擎的功能；而且可以通过基于创新的变革改变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当前我国发展创业型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3.1体制形成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体制设计与制度安排对于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等还存在着既往传统经济模式的烙印，与创业型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教育培训制度、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利润分配与激励制度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未形成，体制障碍了构成创业型经济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3.2创业型经济的发展环境不善形成创业型经济的生存约束创业环境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由创业资源、创业政策、宏观经济和技术变革等要素构成，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

3.3创业型经济的系统缺失，难以形成灵活有效的创业循环体系创业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缺乏共生进化机制，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技项目与风险投资不能有效对接，造成了资源的配置错位和严重浪费；创业企业、研发教育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共享程度低，缺乏协调互动；创业企业势单力薄，尚未形成以价值网和市场需求链为核心的创业网络，为新生企业构筑聚集生存与成长所需的生态空间狭小，也就难以形成创业型经济循环发展的有效机制。

3.4创新源不足，创业资源获取困难，形成资源约束资源获取渠道单一，我国是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对创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创业投资只占GDP0.02％。同时由于初创企业在资信方面欠缺，初创企业很难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要素。孵化器或创业园区还处于提供初级生产要素和硬件设施的发展阶段，创业期企业亟需获得的创业管理、金融资本和市场开拓方面的资源十分欠缺。创业政策缺位，目前我国的创业政策需要从投入目标化、创业需求端和政策地方化着眼，系统设计多元化、多层次创业政策体系，并积极贯彻实施。

4. 创业型经济的宏观治理模式的选择

政府管理经济的合理性是出于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和战略需求。本章对政府在创业型经济中的战略定位与角色转换、宏观管理模式与特征、管理模式的选择以及宏观管理的创新策略进行研究，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借鉴政府应重新定位在创业型经济管理中的角色。

此外政府管理因遵循创业型经济发展与企业成长的不同演进阶段，有所侧重。例如，政府在创业网络演化不同阶段的作用：在不同阶段，政府提供公共设施，完善创业网络的运作，形成一个“创业生态”系统，而政府在这个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5. 创业型经济政策体系的框架设计

创业型经济中，政策工具是政府达到发展和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创业政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激励更多的人创建企业，提高初创企业的存活率；--是营造更好的创业环境，为新企业创造更好的成长机会等。创业政策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其目标和手段能否为其目标群体所理解和接受。创业政策就是政府所制定的鼓励小企业创立、成长的政策和支持措施。综上所述，创业政策是以支持创业过程为核心，同时通过改善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并运用政策工具来培育创业家、创业企业乃至新兴产业的政策。

6. 结束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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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孙萍教授、唐莹博士与美国天普大学罗伯特・梅森副教授在2011年第8期《城市问题》上联名发表题为《国外城市蔓延研究综述》一文，认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蔓延式的发展给资源管理、环境卫生、能源保护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人们再次对城市蔓延给予了高度关注。如今，不只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受到城市蔓延的困扰，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城市蔓延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理性的城市扩张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城市蔓延已经成为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如何控制城市蔓延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规划者面临的挑战。

城市蔓延带来的损失促使国外决策者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及激励措施来抑制城市蔓延，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控制绿化带和城市增长边界，这是控制城市增长的主要措施。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绿化带的宽度和位置决定了绿化带控制城市增长的效率，使得绝大部分新增建筑都建设在城市发展边界内，这大大提高了城市发展边界内部的用地效率。二是采取分级税收政策，这是重要的控制城市蔓延的间接调控手段。研究发现，分级税率是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抑制城市蔓延的手段，采取和提高分级税率有助于增加城市建筑密度，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使城市发展向紧凑型城市转变。

目前对于城市蔓延的控制问题，国外已形成三条基本研究路径。一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影像等技术手段。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影像等技术手段对城市发展进行时空分析，有助于判断城市发展的方式、发展速度及发展方向，从而辨别出城市发展的类型。二是运用模型法。在城市增长预测研究中，通常会用细胞自动机模型来模拟城市空间拓展模式。为了准确检测城市蔓延驱动力及城市蔓延趋势、速度等信息，学者们将分类评定法、不透水表面分析等方法引入城市蔓延研究领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手段。三是综合使用多种手段方法，如运用遥感、空间度量和空间模型三种方法分析和模拟城市的增长过程。综合运用各种分析手段不但可以识别城市增长的动态变化影响因素，还能够清晰地识别空间维度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能准确探测出增长驱动力和城市空间布局，可为构建城市扩张过程的时空模型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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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策性制度；市场经济；医疗保险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7210（2009）03（a）-134-02

自2002年我市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即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供、需、保三方都有制约作用的医疗费控制机制，当时解决了两个问题：①从根本上打破了职工医疗费完全由国家和单位负担的格局，大大免除了国家及单位巨额医疗费用支出问题；②解决了企业亏损、倒闭、职工下岗、医疗得不到保险而使部分城镇职工一病致贫，一病返贫的问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全国各地不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日趋空出，面对这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医院如何冷静地去分析，如何努力寻找相应对策，继续深化内部改革，调整医院内部运行机制，提升医院整体竞争能力，把医改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已成为医院领导、医疗保险科室及有关部门必须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新课题[1]。笔者以我院2008年3月起实行新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办法运行5个月中的一些问题和即将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一探讨。

1 医院医改运行中的问题

锦州市第二医院是锦州市的一所三级医院，开放床位500余张，拥有辽西地区之首的特色专科――骨科，同样承担着全市市区300万人口的医疗、保健、预防和教学科研工作，同时也承担着辽西地区骨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是一所具有特色专科的综合性医院。

从2008年3月开始，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废除了以前服务项目和单病种结算办法，实行了“总额预算，弹性结算和部分疾病按病种付费相结合”的结算办法。按照这种办法，年初由市医保及医保中心确定各个定点医院的总额三项预算指标，即门诊与住院人数比（15%），均次统筹（3 700元）药品占总费用比（50%）。其中统筹费用、工作量（年总住院人数），按本院2005、2006、2007年3年总和平均指标下达各定点医院，医疗费用按照当年预算总额，在预留10%风险金和10%年终弹性结算调剂金后，80%按月预拨款，实际超均统筹部分医院自己承担医保中心不补。超工作量部分医院先垫付，年终按考核规定结算。

1.1 有限的医保经费与超控制总量的矛盾突出，而且日趋尖锐化

有限的医保经费与患者无限的医疗需求，住院医生在完成基本医疗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超控统筹资金，是临床医生日常工作的一个难题，有时导致医患之间出现矛盾，医改5个月来，医院工作量及超统筹资金如表1。

表1 医改5个月医院工作量及超统筹资金情况

1.2 年工作量指标低，门诊住院人数比不够用

2008年医改后年工作量（住院人数）为1 199人，月平均100人次。门诊住院比为15%，目前运行5个月实际住院人数745人。月平均为149人次，平均月超工作量49人次。按目前5个月住院人数，一年1 199人的工作量8个月就要完成指标，完成工作指标后，超工作量部分在门诊住院比不超标的前提下，按有效工作量40%补贴统筹资金，每人1 480元（3 700×40%=1 480元），这样数量的资金能治愈住院病例远远不够。

1.3 普通参保住院患者均次费用标准低

2008年医改后均次统筹费用为3 700元。上限3 885元，下限3 515元。运行5个月我院实际平均统筹4 605元，每人平均统筹超支905元，5个月共住院745人，共超统筹资金674 225元。这笔用于百姓治病不补的巨额资金，医院承担很困难。

1.4 扩大特殊病种

特殊病种目录范围需扩大，应扩大特殊病种，除放化疗外，还应增加重症心肌梗死、大型手术、贵重的体内置入材料等。

2 医院采取相应政策

2.1 医院重新组建医疗保险管理小组

由主管院长任组长，医保、医务、财务等多部门参与管理，并出台医院内部管理方案。

2.2 认真执行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各项决定[2]

医务人员严格执行首院、首科、首诊三首负责制，对患者礼貌用语，热情周到，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推诿患者。

2.3 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培训班

提高各级医务人员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认真，学透新结算办法内涵，使临床各科室严格执行新规定。

2.4 规范医疗行为，严格掌握出入院标准

针对我院部分科室参保人员费用高，用药档次不合理的情况，要求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的原则，狠抓定额结算标准的超控，控制不必要的用药与检查，最大限度地减少卫生资源浪费。

2.5 不定期检查

采取定期及不定期检查制度，检查各科室《关于临床用药的有关规定》、《关于特殊检查治疗分级的规定》、《关于加强药品采购供应管理工作意见》、《关于加强院科两级质量考核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按照各级有关规章制度，实施惩罚。

3 讨论

3.1 有限的医保资金与病情无限的医疗需求，是医院与政府政策和个人医疗消费三者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

这个矛盾随着医改的深入更趋尖锐化。有限的资金，达到患者病情完全治愈符合出院标准使患者及家属满意，很多病种是难以办到的，小病不符合住院标准，不能入院治疗。住院的患者大多数是病情较重、危重、疑难、复杂患者，住院消费资金很高，达不到医保中心要求的大小病费用院内平均，使之均统筹资金不超标的目的。举一病例，骨科置换双髋关节，2个髋关节价格为7万元，个人支付40%，人工髋关节占费用5.2万，加之手术费、全麻醉费、药床费等。统筹费用约6.5万元，一台手术就占去了约17名患者的统筹资金。

3.2 超控资金如何解决

我院按现在医改运行情况，8个月内就要完成全年工作量指标。完成指标后收治的患者，在门诊与住院人数比不超指标的情况下，为有效工作量，按文件规定我院有效工作量得到40%的补偿，2008年医院将提前2个月完成工作量，如果后2个月再收治患者300人次，每人拨补1 480元，按医院实际均统筹4 605元，医院要亏损百万元，加之超均统筹约140万元，全年医院将亏损240万元，在国家政府几乎不给医院投入、医院出现生存困难的情况下，要为政府承担巨额医疗费来满足患者需求，这样医院将面临严重亏损。

3.3 类似计划经济与市均经济的问题

类似计划经济与市均经济运行模式能否同时存在，笔者认为，政府政策性规定类似计划经济，而医院早已走向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一种事情两种运行模式。即医院药品体内置入物等用材，大型先进医疗设备，医务人员外出进修、学术会等全部以市场价格资金解决，而参保患者治愈出院得到的是政策规定有限的资金。例如像一个工厂，生产某一种产品，市场高价格进原材料，产出产品按类似计划经济低价售出。这个工厂在没有政策补贴的情况下，注定亏损，笔者认为这就是目前医院医保亏损的根本原因。如果性质统一，即政策性购入原材料，政策性获得参保统筹资金，或市场性购入原材料，市场性获得医保统筹资金，医院亏损的局面将不存在。

[参考文献]

[1]潘习龙,赵茜倩.试论新形势下的医院管理体制改革[J].中国医院管理,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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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食品安全；预警分析；灰色残差修正模型；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 TS2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5-0304-0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稳定，日益受到重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保障食品安全的决心。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针对食品中化学污染物与有害因素，建立覆盖全国的监测网络体系，监测机构对食品安全监测数据进行收集、综合分析及上报，从而掌握食品污染水平和变化趋势，发现食品安全隐患，进行风险预警，并为开展食品风险评估、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测机构对监测数据的分析评价主要以检出率为指标，按时间或类别序列作数据整理，对组内或组间的数据作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分析显著性差异，并结合原因分析描述食品污染水平变化情况[1-2]。此法简便易行，但对数据的发掘能力不足，“事后”简单的比较分析，未能为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判断发展趋势、提出预警等方面提供有效信息。秦 燕等[3]和柴胜丰等[4]提出将控制图的分析方法应用于食品安全监控预警，通过建立检出率控制图，依据控制图判异准则观察检出率的异常波动，通过对“事后”数据分析达到“事前”预警的效果。然而，制作控制图所需样本量大，对监控数据的要求较高；同时，为避免预警信号误发或漏报，如何确定适宜的控制限、提高控制图预警敏感度和特异度等技术关键点，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对食品安全监测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监测管理系统的建立，食品安全监测预警分析方法已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灰色系统理论是由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该理论解决了运用概率统计、模糊数学难以解决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该理论已被成功地运用于工业、农业、社会、经济、能源、环境、疾控等众多的领域中，解决了科研、生产中遇到的大量实际问题，并取得显著的成果[5-7]。本研究通过建立灰色模型对食品安全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结合马尔可夫过程理论进行残差修正，实现对食品安全监测的预警分析。

1 灰色模型的原理及建立

灰色系统理论以灰色数学的方法处理“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不确定型系统，将不定量（灰数）予以量化，同时充分利用已知信息寻求系统的运动规律。灰色系统理论在关联空间、光滑离散函数等概念的基础上，定义了灰导数与灰色微分方程，进而用离散数据列建立微分方程型的灰色动态模型（GM）[8]。GM有多种类型，其中以一阶微分、一个变量的灰色模型GM（1，1）应用最广。

2 GM（1，1）残差修正模型

3 灰色模型的精度检验

4 灰色残差修正模型在食品安全监测预警分析中的应用

采用灰色残差修正模型，结合马尔科夫过程预测方法，对我国酒类食品安全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白酒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由于2008年以后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导致数据不符合建模要求，本文基于1995―2006年产品质量监测数据，构建模型对2007年监测数据进行预测，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5 结语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有关要求，政府各监管职能部门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的预警建设。开展有计划性的市场抽检活动，分析监测结果，可掌握食品污染状况，发现安全风险并提出预警。本研究以食品安全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灰色系统及马尔可夫过程理论，建立二阶残差修正GM（1，1）模型，模型精度符合要求，有效实现了对食品安全态势的预测分析，为食品安全快速预警提供依据。

食品安全预警分析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新兴研究课题，目前对此方面研究的推进还存在一些困难，如食品安全监测系统的运行尚未顺畅、监测数据资源难以共享、源数据的质量有待提高等，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实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和早处理。

6 参考文献

[1] 彭少杰，田明胜，王颖，等.2008―2010年上海市夏秋季市售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1，23（5）：469-471.

[2] 曲宁，李敏，王树诚，等.2009年辽宁省初级农产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结果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1，21（5）：1240-1243.

[3] 秦燕，李辉，李聪.控制图分析在食品安全预警中的应用[J].中国公共卫生，2004，20（9）：1089-1090.

[4] 柴胜丰，张国权.基于Bayes统计的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系统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26（6）：966-970.

[5] 刘思峰.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2-13.

[6] 刘丽，任呈强.灰色系统理论在石油工业腐蚀中的应用与进展[J].材料导报，2010，24（15）：99-102.

[7] KUO-HUANG LIN，BIN-DA. A gray system modeling approach to the prediction of calibration intervals[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2005，54（1）：297-304.

[8] 邓聚龙.灰色理论系统教程[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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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异质性；货币政策；信贷决策；城市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1-0067-08

一、引言

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中小银行呈现出“长期互动”和“共同监督”的特征（Banerjee等，1994）。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业出现了並购集中的浪潮，但中小银行仍然凭借在解决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小银行优势”（Berger和Udell，1995），通过关系型借贷，降低了中小企业借贷成本，成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Petersen和Rajan，1994）。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和完善以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林毅夫、李永军，2001）。作为中小银行的主体，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正是伴随着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群体的成长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城商行资产总额由1.97万亿元增加到7.85万亿元，市场占有率由5.2%升至8.3%，不良贷款率由7.73%下降到0.91%。截止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各项贷款中有27.3%发放给了小企业，远高于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8.5%和12.3%的水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国际金融环境和金融监管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银行资本水平、风险控制和信贷决策等微观行为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城商行在资产规模、资本水平、风险偏好、流动性等方面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信贷决策？这些异质性特征，是否会缓解货币政策变化对城商行信贷供给的冲击等一系列问题，还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在理论上加深我们对城商行微观行为的认识，还能为监管机构提高现有监管机制的针对性，进一步发挥城商行在化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上的作用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基本上分为货币观和信贷观两种。其中，货币观强调货币政策的实施要以能够有效调控货币供给量为基础；而信贷观则强调货币政策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贷款供给，进而有效调节私人部门的信贷可得性。Bernanke和Gertler（1995）借鉴均衡信贷配额理论，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进一步区分为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由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多的实证研究关注了银行借贷渠道。Kashyap和Stein（1995，2000）实证检验了银行在资产规模和流动性方面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其应对货币政策变换的反应能力。结果表明，流动性相对不足的小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强烈。

随着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资本充足监管制度的逐渐建立，人们开始关注银行资本水平的差异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即货币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bank capital channel）。Kishan和Opiela（2000）利用1980-1995年美国银行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也发现资本水平较低的银行在紧缩货币时期倾向于减少贷款。Borio和Zhu（2008）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强制的最低资本要求会增加银行成本，特别是外部筹资成本，形成资本门限效应（capital threshold effect），影响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冲击下，银行为满足最低资本要求不得不减少信贷供给。他们进一步指出，资本要求提高了银行风险敏感度，将长期影响银行经营管理所形成的资本管理框架，即资本框架效应（capital framework effect）。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意识到以往对银行借贷渠道和资本渠道的研究，忽视了资本框架效应对银行风险识别和定价行为的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不足。Dell’Ariccia和Marquez（2006）的研究发现，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会降低银行的边际利润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放松银行的风险预算，引发竞争加剧和信贷扩张，其结果是银行降低了贷款标准，提高了其风险资产比率。Borio和Zhu（2008）则将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提升的关系称之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risk-taking channel）。随着对危机认识的不断深入，更多研究从实证角度分析风险承担渠道。Maddaloni和Peydro Alcalde（2009）对欧洲多家银行进行了“货币政策是否影响了银行信贷行为”的美联储官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银行家认同货币政策与风险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Altunbas等（2010）考察了近2000家欧洲银行1998-2005年数据后发现，长期的低利率与不断聚集的银行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国内对银行异质性与信贷决策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资本约束影响银行信贷行为，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方面的问题。黄宪等（2005）利用理论模型证明资本监管会改变银行信贷行为。戴金平等（2008）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资本约束影响了国内银行的信贷供给，在短期内影响实体经济的总量增长，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国内文献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以及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但已有研究多数以理论分析为主；在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时，大多忽视了对银行风险行为的考虑，缺乏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已有的实证研究也大多只考虑了国有和股份制银行等大中型商业银行，虽然有学者考察过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和风险行为（朱建武，2006），但仍然缺乏对城商行微观行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系统分析。

鉴于此，本文在Altunbas等（2010）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异质性特征变量与外部经济环境变量相结合，构建实证检验动态面板模型；运用System-GMM方法以及利用2004-2010年我国28家主要城商行数据，考察其在规模、资本、风险等方面的异质性是否会影响其信贷决策，缓解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信贷发放的负面冲击。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 异质性特征

为了区分信贷变化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多数实证研究假设资产规模、资本水平等某种银行特征变量能影响贷款供给，而贷款需求则更多依赖于宏观因素（Kishan和Opiela，2000）。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来代表其规模特征、以平均资产收益率ROAA来考察其盈利能力、以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LIQ来衡量其流动性、以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充足率CAP来衡量其资本水平。

分析城商行风险行为、信贷决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主要工作之一。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没有考虑银行风险。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风险识别、定价和管理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也越发重要（Borio和Zhu，2008）；只考虑银行规模和资本水平，已经不足以准确评估银行新增贷款的能力和意愿（Altunbas等，2010）。因此，本文选取风险资产占比RISK来度量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与代表贷款质量的不良贷款率等事后测度指标相比，风险资产占比度量了银行投资组合的风险，作为事前指标来定义银行风险，能更好地体现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Delis和Kouretas，2011）。

此外，由于城商行外部筹资能力有限，存款仍然是其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文还考虑贷款与存款比例，即贷存比LOADEP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

2 外部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了银行信贷决策。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能够提供更多的盈利项目，体现更多的净现值，进而增强了信贷需求。由于城商行属地方性商业银行，其经营范围仍主要集中于所在省城。虽然少数城商行开始尝试跨省经营，但跨省业务规模有限。因此，本文采用各城商行所在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GDP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分离贷款需求因素，以考察城商行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信贷行为。

3 货币政策

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归结到市场利率的变动上。中央银行通过管制利率水平，影响市场收益率，最终实现管制信贷规模的目标。受官方管制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贴现利率在央行政策调整下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本文参考Gambacorta和Marques-Ibanez（2011）的做法，将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变动值MRt作为货币政策变动的替代变量。

银行在规模、流动性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其应对货币政策变动的能力，形成货币政策传导的借贷渠道。当面临资本监管时，货币政策的变动通过影响银行现金流、净利差、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来改变银行资本缓冲状况，影响银行信贷政策，形成银行资本渠道。实证研究通常采用变量交叉项的方式来检验货币政策各种传导渠道。本文借鉴多数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利用交叉项MPt×Xj，t（其中Xj，t代表银行各项特征变量，包括SIZE、ROAA、LIQ、LOADEP、CAP、RISK）来考察城商行在规模、资本、风险等特征方面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其信贷决策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动态模型如下：

其中，交叉项中Xj，t-1为考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不同的特征变量。由于资本调整、风险承担和贷款决策之间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内生性导致参数估计有偏和非一致性问题，本文借鉴Altunbas等（2010）的做法，对银行特征变量取滞后一期。此外，由于银行信贷决策都是基于前一期水平进行的，GLOAj，t-1也包含在模型中。

（二）研究方法

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一些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矩估计方法的一般化。GMM方法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特别是在分析动态面板数据时，GMM方法通过差分或工具变量来控制未观察到的时间或个体效应，同时还使用前期的解释变量和滞后的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一般有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MM）两种。通常情况下，DIF-GMM估计存在弱工具变量和小样本所导致的估计偏差问题，SYS-GMM估计则把滞后的水平变量一阶差分变量的方程与滞后的一阶差分变量水平变量的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增强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弥补了DIF-GMM估计的不足。此时，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解释变量滞后项值作为工具变量是否有效。为此，Blundell和Bond（1998）建议使用萨甘差分统计量（Difference Sargan）检验；其原假设是新增工具有效，如果不能拒绝原假设则表明系统估计方法是有效的。

四、样本数据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数据

为加强对城商行的监管，银监会于2004年首次出台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专门对城商行的资本充足问题进行了整体规划，明确提出了城商行资本达标的时间安排，要求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鉴于此，本研究选取2004-2010年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28家城商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样本银行在我国城商行中资产规模较大、经营持续时间较长、信息披露较为规范，其2010年末资产总和占我国城商行总资产的60%以上，较好地代表了我国城商行的行为特征。

文中银行数据均整理自Bankscope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GDP增速数据和CPI数据来源于各银行所在省份统计年鉴，银行贷款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YS-GMM方法，对方程（1）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至模型5分别单独考虑了城商行各特征变量与MPt的交叉项，模型6中全部包含了各特征变量与MPt的交叉项。各模型实证结果显示，Sargan检验对应的p值均为1.000，表明系统广义矩估计新增工具是有效的；AR（2）检验结果也表明残差並不存在显著的二阶自相关。从各模型比较来看，各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显示了实证结果的稳定性。

1 异质性特征与信贷决策

从城商行内部各特征与贷款增长关系来看，各模型中SIZEj，t-1和ROAAj，t-1的系数均为正，並大多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城商行的规模扩张主要体现在贷款业务的扩张上，贷款增长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银行补充资本和吸收存款，对贷款增速有明显的支持作用。各模型中CAPj，t-1系数均为正，並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2004年我国建立资本监管制度后，资本水平对城商行信贷扩张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即低杠杆率的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来弥补资金缺口，进而扩大了其贷款规模。各模型中LOADEPj，t-1系数均为负，並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贷存比的监管指标对城商行信贷扩张起到了明显的硬性约束，也体现了城商行“以存定贷”的信贷发放模式。这些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与多数实证研究关于银行异质性与信贷行为相关的结论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LIQj，t-1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城商行贷款增速与流动资产占比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表面上与流动性对贷款正向支撑的理论预期不符，但也反映了我国城商行在流动性管理方面的不足。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城商行信贷资产高速增长的同时，其资产管理的能力提升不足，暴露出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此外，RISKj，t-1和GLOAj，t-1在各模型中系数虽然都为负，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强烈的规模扩张驱动下，城商行风险资产的上升並没有对信贷扩张产生明显的约束作用，其贷款发放没有明显的内生稳定趋势，存在强烈的惯性扩张。事实上，从2004年我国实施强制资本监管制度以来，各城商行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重组、注资、不良资产剥离、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系列举措，短期内补充了大量资本金。但随着资本水平陆续达标，城商行资产结构没有进一步优化，资产风险度降低缓慢。逐渐缓解的资本压力为信贷扩张创造了空间，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激起了城商行强烈的扩张冲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出台了一揽子刺激方案，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下，城商行信贷出现高速扩张，风险资产大幅增加。朱建武（2007）认为，我国中小银行的资产扩张並非是为了追求规模经济，而是对现行金融制度环境和经营机制下的被动适应。制度供给和市场需求的规模偏好，使得城商行必须通过资产扩张获取制度收益和业务空间。自身市场定位偏失、业务与盈利模式单一，又使得城商行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不断的资产扩张。资本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这种惯性扩张行为大行其道，而风险就在这种惯性扩张中不断积聚。

2 异质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冲击

从实证结果来看，城商行规模、盈利、流动性和贷存比特征对其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作用有明显不同。表2显示，MPj，t×ROAAj，t-1系数均显著为正，MPj，t×LOADEPj，t-1系数显著为负。以模型7为例，当货币政策紧缩，即MPj，t-1>0时，盈利能力对贷款增速的影响（4.5928+1.5279×MPj，t-1）为正向的，表明盈利能力强的城商行能提供更多的贷款供给，以降低货币政策紧缩对其信贷发放产生的冲击。贷存比对贷款增速的影响（-0.4627-0.0421×MPj，t-1）为负，表明较低的贷存比，即较高的存款规模能使城商行更灵活地应对货币政策冲击。与此同时，模型7中，MPj，t×SIZEj，t-1和MPj，t×LIQj，t-1系数均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商行资产规模和流动资产占比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力度並不明显。这一结果没有支持理论预期，与以往国外实证结果不符，但也反映了我国城商行现状。除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少数几家之外，多数城商行资产规模集中在100亿元-600亿元之间。虽然近年来少数资产优良的城商行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等方式，在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多数城商行粗放型经营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城商行很难通过规模效益和资产管理能力来缓解外部货币政策调整冲击。

从风险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来看，模型6和模型7中，MPj，t-1×RISKj，t-1系数均显著为负，对贷款增速的影响分别为（-0.0945-0.0275×MPj，t-1）和（-0.0033-0.084×MPj，t-1）。当面临货币政策紧缩冲击时，风险资产水平较低的城商行能更好地调整信贷增速以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从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来看，模型5和模型7中，MPj，t-1×CAPj，t-1系数为负，对贷款增速的影响分别为（0.8229-0.1144×MPj，t-1）和（0.5961-0.2179×MPj，t-1）。当面临货币政策紧缩冲击时，资本水平对贷款增速的影响並不明确。这表明，虽然多数城商行在短期内通过补充资本的“分子”策略满足了监管要求，使资本水平对信贷扩张产生明显的支撑作用，但长期来看，城商行还未掌握调整资产结构、降低风险资产占比“分母”的策略。相比较大中型商业银行，城商行外部筹资能力有限。当大规模信贷扩张快速消耗资本后，城商行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得充裕资本以应对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这一结果也表明，资本监管制度期望长期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形成资本框架效应的设计初衷还远未实现。

3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

在各模型中，CDPj，t系数为正，CPIj，t系数为负，並大多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符合理论预期（Delis和Kouretas，2011），表明各地经济环境对城商行贷款需求因素的影响显著。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保证了强劲的信贷需求，有利于城商行信贷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抵押品价值的稳定。但快速的信贷扩张加快了货币创造速度，对CPI产生了通胀压力，带来强烈的宏观调控预期，从而增大了银行的风险暴露。经济的稳定水平往往是决定银行风险的最基本要素。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体系为主体的金融架构下，外部经济环境与银行经营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密。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将影响银行贷款行为的特征变量与外部变量相结合，构建实证检验的动态面板模型，以考察我国城商行特征差异对贷款决策的影响，並重点分析了各项特征变量在城商行应对货币政策负面冲击中所起的作用。通过经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在城商行通过信贷发放实现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较好的盈利能力、资本水平和存款规模对信贷增速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2）城商行贷款发放表现出强烈的惯性扩张，风险水平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资产流动性管理能力明显不足；（3）当面临货币政策调整时，在盈利能力、存款规模和风险控制上有优势的城商行，能更好地保持信贷发放，降低货币政策负面冲击；（4）由于在资本筹集、资产配置管理方面的能力不足，城商行尚未发挥资本水平和资产流动性的作用以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资本监管制度期望长期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形成资本框架效应的设计初衷还远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