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规则范文
时间：2023-11-01 17:24:4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规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设假定在一个包含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的摩擦经济中，经济行为的主体包括代表性消费者、厂商和政策主体。各自的经济问题如下:1．消费者的经济问题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代表性消费者，假定其效用函数为:其中:Ct代表消费者的实际消费，Nt代表劳动供给量，Mt/Pt代表持有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效用(Mt为名义货币供应量，Pt为总物价水平)。参数项中，σ为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ψ为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ξ为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此处的效用函数为可分离的形式。此时代表消费者的经济问题为:2．厂商的经济问题本文以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将厂商分为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其中中间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面临价格调整的压力。对于最终产品厂商而言，其最终产品Yt需要通过中间产品Yt(j)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参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设定，假定生产函数为:3．政策主体问题对于政策主体而言，假定其为一个多功能的“复合政府”，其经济政策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具体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规则之一是扩展的Taylor(1993)利率规则。目前多数文献认为该规则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如谢平和罗雄，2002;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李成等，2010;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等)［26－29］，本文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设定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如下:二是对“财政政策”规则的考虑。综合各国政府的实践，财政政策规则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几种情形:由于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因而各级政府主体的财政支出“决策运行模式”存在纵向、横向间的差异性和政策实践的复杂性，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定位也不尽相同。表1中gt为政府总公共支出Gt的对数化形式，后文线性化系统中的小写形式同样为其大写形式的对数化表达。表1中“规则一”是较多文献都会考虑的规则，如张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规则二”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形式;“规则三”是政府综合“相机抉择”与盯住“通货膨胀”的形式，对此，张宇麟和昌忠泽(2008)［34］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应该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①亦即政府的总支出(包括总公共开支、当期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当期公众持有的货币形式)等于政府的总收入，收入项目为政府发行的债务收入、总税收收入和发行货币的收入。符号变量的含义同预算约束(2)中的结果。
(二)系统均衡问题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基本问题进行优化求解，获得消费者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将具体的一阶条件进行线性化。对于中间厂商而言，根据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可以获得厂商“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方程。其结果为:根据上述经济系统的设定，可以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比较。
二、参数估计
(一)初步参数校准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包括:yt、bt、ct、kt、nt、πt、wt、pt、mt、it、Rkt、Tkt、at、gt、vt(替代变量包括t、zt)。该经济系统中需要进行校准的参数包括:β、θ、σ、ψ、ξ、η、α、e、δ、εp、ρr、1、2、3、ρv、ρa、ρg、ρtk(替代参数包括Γ1、Γ2、Γ3、ρ)。对于系统的相关参数，根据历年的名义利率水平设定主观的贴现因子β为0.947;设定价格粘性程度θ为0.75;考虑到消费效应的对数形式并参考张卫平(2012)［3］的估计结论，本文对消费风险厌恶系数估计为1。对于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同样估计为1;将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ξ取值为1;对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半弹性，借鉴张杰平(2012)［4］的结果估计为2.58;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基础数据，在对原始数据进行GDP价格指数调整、H－P滤波(获得趋势项)及时间序列回归后，估计出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取值为0.627和0.50。本文借鉴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的生产函数模式将政府支出直接纳入产出函数估计相应的参数。进而本文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根据受约束的回归方程(产出函数的对数化形式)进行计量回归获得;参考王文甫(2010)的估计结论，将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弹性εp取值为4.61。对于不同货币规则的估计系数，参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计方法的结论以及张杰平(2012)［4］的结论，将货币政策规则的相关参数分别估计为0.75、2.6、0.4、0.6、0.51、0.8、1.5、0.75。对于非结构参数———技术进步、政府支出与收入税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a、ρg和ρtk，在同一样本数据下将其估计为0.60、0.61和0.556。具体参数的估计结果见表2。对于货币政策规则二中的参数选择，同Zhang(2009)［36］GMM估计方法的结论和张杰平(2012)［4］的校准考虑，初步校准见表3。对于上述系统的线性化结果，还需估计的稳态值有:Tk、R、C/Y、K/Y、G/Y、b/Y、m/Y。对于宏观税负Tk，根据历年总税收数据和GDP数据估计出“平均税负”，其他参数则通过一阶系统的稳态值并结合初步的参数校准进行估计。
(二)“贝叶斯”参数估计对于上述参数校准的初步结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张佐敏(2013)、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等的参数校准方法，而是对非结构参数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再估计。在估计的过程中，采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方法(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随机抽样2万次，并去掉前1万次①。具体抽样时，对每一个参数选择一个标准的概率分布函数，然后根据参数的初始值和抽样设定的次数进行统计抽样，最后根据设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间)获得后验的结果。而标准概率分布的选择是根据参数的性质、取值范围综合判断形成，方法参见Griffoli(2010)［37］的分析。在进行“贝叶斯”估计之后获得检验多变量“收敛性”的统计量，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中的结果可知:在后期1万次以后，曲线拟合较好，说明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整体性能较好。基于贝叶斯估计结果，可以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下文将分“同一”货币政策规则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研究。
三、搭配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经济效应
基于上述“贝叶斯”估计的参数结果，本文通过Matlab的嵌套软件包Dynare4．2．5进行数值分析。假定财政政策规则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的冲击(即假定财政支出增加1%)，其对于产出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②。由表4中的结果可知:在货币“利率规则”之内，除规则四之外，不同的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在短期内会使总产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达最大化。当然，财政支出增加1%，即期(随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扩张效应”相对较小，“规则一”下仅为0.0177%。这一结论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财政政策乘数大于1的结论(名义利率的零约束下)。当然，从整个观察期内的累计效应来看，就货币利率规则而言，财政政策“规则一”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为0.3426，而其他规则二、三、五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分别为0.2587、0.3120和0.3505，差距相对较小。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内，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也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只是考虑“盯住债务”的“规则四”与其他略有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四”对于宏观经济具有凯恩斯主义的“非线性”影响。由于货币政策规则组内的财政政策差异较小，此处以财政政策“规则三”为对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政策差异。限于篇幅，以经济总产出Y、私人消费C、通货膨胀效应π和债务水平B的响应为分析对象。四个宏观变量的响应过程如图2所示。在财政政策搭配货币“利率”规则时，财政政策的波动效应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支出增加1%，随后其在第一期的产出“扩张效应”为0.0269%;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财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扩张效应”为0.0531%;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312，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286。对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而言，财政政策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对其影响过程存在差异，但均对私人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趋于稳态的时间远远大于产出，效应也较大。货币利率规则之下，财政政策的波动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总挤出效应为1.476%。就通货膨胀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相似。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波动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对于债务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有很大差异。其中，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中，财政政策开始扩张政府债务，但第三期之后债务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并低于稳态水平，最后趋于稳定。在这一规则下财政政策使政府债务膨胀的最高水平达2.1688%(财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债务，但随后即产生扩张效应，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债务扩张的最高水平达3.743%。而结合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结果可发现，“利率冲击”对于政府债务的控制影响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显著。针对上述不同“冲击源”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表5将不同的财政搭配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照进行讨论。由表5的结果可知:(1)无论是在“利率政策规则”还是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下，货币政策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贡献较大;(2)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第三个主要贡献源;(3)货币供应量规则与不同的财政政策搭配时，财政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较大。这说明为降低公共支出对产出的波动影响，考虑由利率规则搭配财政政策较好。
四、结论
篇2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篇4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和2004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所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及创新路径。
篇5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的财政环境急剧恶化。
其中，欧元区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赤字率），从2007年的0.6%，激增到2009年6.8%，财政状况严重恶化。但是它从2010年开始实行财政稳固政策，欧元区政府财政赤字迅速降低，德国近年开始还实现了财政盈余。欧盟的整体情况也从2009年的6.8%峰值，降低到2015年三季度的2.3%。
毫无疑问，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打破陈规的应急性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欧元区经济和市场的信心。然而，欧盟很快就着手稳固财政，并对欧盟的财政政策，以及接受欧洲央行援助的国家实行一系列改革，从而让公众对公共财政恢复信心。
在改革与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双重拉动下，欧洲经济在2015年企稳。根据欧洲央行2015年12月的报告，欧元区实际GDP将在2015年达到1.5%的增长率，并预计在2016年和2017年稳步增长至1.7%与1.9%；通货膨胀率有望在2017年提升到1.6%，就业率也会上升。
若不未雨绸缪，它们很快会在中期遭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更何况，截至2015年11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估计已有 85万难民进入欧元区；而这一数字将在2017年比2015年6月再增加240万。大量涌入的难民亦会对欧元区财政环境造成压力。
这次缘起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捶打了欧盟的财政治理框架――“稳定与增长协定”。
最初，作为治理构架法律文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定下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以及公共债务不超过60%的标准，从而防范一国的财政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整体的货币政策，造成负面的溢出效应。
《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原则，确定了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规则、过度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以及建立预警机制监督各国财政运行状况，保证各成员国在中期内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马约》被认为是欧盟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欧元稳定的基石。但是，它最终还是没有避免欧盟国家大规模的财政不平衡。赤字率上限规定限制了各国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节作用。
欧盟创始之初，就存在一些“赤字”国家。它们并非体现为糟糕的政府赤字，而是在本国需求激增和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年份里，积攒了大量的净外债，例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
这种经济基本面使得在危机来临、流动性短缺之时，私营经济遭遇严重负债危机，最终传导为经济下行、失业率激增、市场失去信心。
有借款的企业，就有贷款的金融机构，这便造成欧元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欧元区危机。
因此，欧洲的问题并非仅仅靠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是需要展开一揽子措施，以扭转当时极有可能出现的金融体系倒塌，并有效地促进短期本土需求，从而稳定局面。
危机爆发后，G8中的欧盟成员国在2008年的巴黎峰会上共同宣布，它们将采取一些需要的措施以保障其银行与金融系统的稳固；同时，欧元区政府首脑在2008年宣布协调性的《欧洲行动计划》，以稳固市场信心和金融系统的功能。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不得不对原本就有缺陷的金融部门进行援助。从2008年9月开始，欧洲央行与其他的欧洲国家央行，对银行业采取大量拯救措施，以防止其流动性短缺、确保具备正常的其偿付能力。
这些援助措施从最开始的瞄准银行负债项下，扩大到后来的银行资产项下，以防止银行资产减记，进而防范投资人对银行业的信心动摇。
2008年至2009年，虽然欧元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援助占总体政府赤字的比重较小，低于GDP的0.1%，但是它在部分国家则占比极高，例如比利时的6.4%、爱尔兰的6.7%、卢森堡的6.6%，以及荷兰的11.3%，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和财政风险。
欧洲议会在2008年通过《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以协调成员国的反周期财政政策。这个大包裹一共价值2000亿欧元，约占当年欧盟GDP的1.5%，其中成员国共投入1700亿欧元，欧盟与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共提供300亿欧元。
这些手段在恢复金融稳定性和逆周期财政政策干预的同时，给公共部门带来高额的负债。欧元区的债务GDP占比从1998年欧元成立之前的73%，稳步降低到2007年危机前的66%后，迅速攀升至2015年一季度的92.9%。
根据欧洲央行2010年所发表的《欧元区财政政策与危机》报告，为了应对危机而提高的预算赤字，首先会推高通胀预期，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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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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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补贴;母猪保险;猪蓝耳病;困难补助
1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原因
(1)猪饲料价格的上涨导致成本提高。在过去的几年中,因粮食价格上涨等一些原因,猪饲料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猪饲料价格的上涨必然引起养猪成本的提高,进而生猪,猪肉的价格也会提升。且猪肉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必然由消费者承担上升价格的大部分。
(2)周期性波动引起的供需失衡导致均衡价格提高。前几年的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生猪养殖户的亏损比较厉害,在生产者缺乏市场信息和对未来市场缺乏预测能力的原因下,部分养殖户便不再愿意养殖,从而导致今年五月份之前的生猪存栏数量部分缩减,在供求关系的自动调节下猪肉价格的上涨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可以说供需不平衡是这次价格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
(3)猪疫病频繁冲击了生猪供应市场。生猪疫病的流传也对我国的养殖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6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会造成母猪流产),对我国持续低迷的养殖业产生了严重的打击,使本来脆弱的生猪养殖业雪上加霜。由于小户,散户养殖户无力防治生猪疫病,只好退出生猪养殖,正在养殖的也因这些疾病而遭受巨大损失,所以生猪数量减少,猪肉价格上升。
2相应的财政政策的措施
至十月份,中央已经出台10项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初步建立了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
(1)建立母猪保险与补贴相结合的制度,促进生猪的生产。一方面,国家财政拨专款支持对有繁殖能力的母猪建立重大病害,自然灾害等的保险制度,加大对生猪疫病防治体系的支持。另一方面,建立母猪饲养补贴制度,国家财政依据参保的母猪数量,原则按每头每年50元的定额补助标准,给母猪饲养户给予直接补贴。
(2)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的奖励政策,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制度的资金主要用于“改善生猪生产条件,加强防疫服务和贷款风险,保费等的补助方面”。此制度的规则在于“引导生产,多调多奖,直拨到县,专项使用”,所以其主要用于规模化养殖户的猪舍改造,良种引进和粪污处理支出,以及用于生猪养殖大户购买种公猪,母猪,仔猪和饲料等的财政贴息等。
(3)建立和完善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减轻疫病对生猪产业的冲击。对因防疫需要组织捕杀的生猪,国家对养殖户给予补贴,并对宰杀过程中的无害化处理给予补助。如同因非典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此次生猪疫病也促进了我国建立起来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该体系的建立必将有利于我国今后生猪产业的发展。
(4)对低保人员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大中专生等困难人群给予补助。由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的副食品价格全面上涨,对低保人员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大中专生的生活水平影响最大。国家在调控猪肉价格的同时,也注意到解决其造成的影响。“对低保人员,中央财政将增加补助4.7亿元,对普通本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经济困难的学生,中央安排补助资金2.8亿元。”
3现有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对政府已经实施的财政政策,我们将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考察其效应。
(1)母猪保险和补贴制度有利于降低养殖户的成本,提高其养殖的积极性,但是在短期内会增加财政负担母猪保险和补贴制度的实施极大的促进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首先,母猪价值大,得病率高,是养殖户得宝贵财富,母猪一旦死亡,将是养殖户承受巨大经济损失,有了母猪保险制度,就使养殖户多了一种保障。另外,母猪饲养直接补贴制度将使养殖户直接受益,增强养殖户抵御成本上涨风险的能力。国家给予的财政补贴降低了养殖户的生产成本,也有利于市场猪肉价格的回落。如图1所示。
①因饲养成本的上升,饲养风险加大,5月份,猪肉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1,均衡价格由P0上升到P1。
②由于政府的财政补贴,成本下降,供给曲线由S1向下移动S2,均衡价格由P1下降到P2,由此可见,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确实能够促进猪肉价格的下降。
但是,我们也看到,短期内的各项财政补贴,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不利于财政的稳定。
(2)生猪调出大县的奖励政策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生猪产业规模化,但其只能作为短期的调节政策。作为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之一,此政策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生猪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利于增强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现时猪肉市场上猪肉的供给。但是,这种财政鼓励政策只能作为短期政策,缓解暂时的供需不平衡,等到我国的猪肉市场已经平稳了之后,该政策的继续实行会引起新一轮的供给过剩。
(3)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有利于我国生猪养殖业的长久健康发展。应该说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只是我国畜牧业防疫服务体系的一部分,随着生猪公共防疫服务体系的建立,养殖户的的风险将大大降低。因为疫病导致的养殖户减少问题将得到解决,在生猪的供应周期波动将趋于平缓。
4稳定猪肉价格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选择
(1)建立稳定副食品价格波动的财政专项资金。比如说,每年财政可以抽出部分收入,建立为稳定猪肉价格的专项资金,当价格发生波动时,可以立即专款专用,这样就避免了因突发事件而导致政府财政的负担的突然增加,有利于财政的稳定。
(2)长期来看,要通过财政政策措施加强对生猪养殖专业化,规模化的的支持。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生猪散养是造成生猪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财政加强对生猪养殖规模化的支持,促进生猪养殖的专业化,规模化,才能抵御风险,保证猪肉供给的稳定性,进而从根本上保持猪肉价格的稳定。
(3)建立猪肉储备体系,健全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猪肉储备制度。如同粮食储备,关系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应建立相应的储备系统。一般说来,中央储备主要满足应对突发事件和救灾的需要;地方储备主要用于局部应急和保证节日市场供应。猪肉储备要发挥蓄水池作用,在市场供大于求、猪价过低时,要增加储备数量,缓解农民“卖猪难”的矛盾;在市场供不应求、猪价过高时,要增加投放,缓解市民“买猪难“的困境。
总之,在此次此次猪肉价格涨价事件中政府运用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能力也越来越熟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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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中央财政支持中小企业的资金规模逐年较大幅度增长。今年，广东省政府出台了《2012年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推动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2008-2011年以来广东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有：
2008年广东省在财政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下：为应对国际国内不利的经济形势，将完成围绕“三促进一保持”的目标任务，研究制定了我省采用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项措施，集中投入财政性资金近1000亿元，拨付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民贸企业贷款贴息等资金2.31亿元；支持实施出口带动战略，拨付出口退税“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等3.18亿元，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2009年，在全球经济放缓、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环境资源瓶颈约束日益突出的压力下，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核心竞争力。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8亿元、民贸企业贷款贴息资金0.2亿元。加快推进产学研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和重大科研项目实施。
2011年广东省在财政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下：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进一步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3.3亿元、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补助资金1.19亿元、民贸企业贷款贴息0.2亿元。支持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外经贸转型。支持扩大进出口贸易，安排鼓励进口专项2.5亿元、出口信用险专项1亿元，安排“走出去”、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专项0.72亿元，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支持企业有效应对国际贸易风险。
二、2008年的财政政策对广东中小企业影响
1.有较好的环境
2008年后财政政策的实施，着力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使中小企业的发展获得较好的环境。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在进行产品开发、人才培训、获取各类信息、人才和适用技术开展进出口业务等方面面临着不少困难。而财政政策的有力实施正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引导。
第一，通过信息咨询。中小企业可利用金融部门接触面广、财政信息快捷、全面的优势，为自己提供有关市场供应状况、人才、财务、销售、管理、生产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等多方面信息服务，完善中小企业信息接收和传达不畅的状态，降低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第二，完善管理。将有关部门中涉及到中小企业的管理职能归并在一起，组建中小企业管理局，简化其财务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表和盘存规则，简化中小企业的注册登记程序、财产评估手续，；帮助中小企业建制建账，税务、提供财务咨询等项服务。第三，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广大中小企业生长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也是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和基础性措施，也是扶持中小企业的最有效的做法。
2.融资有更加多渠道
此前，我国很多省市区尚无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贷款供应缺口巨大。由于中小企业缺乏保证，无资产抵押，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又少，因而担保品种单一，寻保难。此外，中小企业借贷成本高，直接融资无渠道等，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而2008年财政政策的实施后，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展融资难解除困境。
3.负税担子减轻
目前，仍然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常把中小企业作为摊派各种费用的对象，或者在财政收支难以平衡时，就增设名目繁多的费用，以用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方法。所以，减轻中小企业负税是财政政策一项重要的指标。
第一，支持中小企业的财政政策普遍存在针对性不强和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以及不同企业的特点施以不同的政策支持，再者以政策为出发点转换为以企业为核心实行税收优惠。根据中小企业发展总体目标及税负实际，对特定行业、性质、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惠。例如2008年，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对其从事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因为税收优惠是财政政策中帮助中小企业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方法。
第二，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可较快减轻企业资金压力，特别是在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上得到改善。其具体用法主要有两方面，设立企业贷款贴息资金和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前者直接给到企业，后者则给银行或者担保公司。例如珠海市在2009年下半年出台措施：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年担保日均余额5000万-1亿元的部分给予0.5%的补贴：1亿-2亿元的部分给予1%的补贴；2亿元以上部分给予2%的补贴。同时规定，对于担保机构实际发生担保损失，由政府给予实际损失额10%的补贴；凡通过担保机构发放的小额贷款，若发生风险，金融机构实际承担风险的50%由市财政给予补助，单笔最高补助额为100万元，每年每家机构的累计最高补助额为500万元。
第三，退税。退税就是直接激励企业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有效方法，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相关的主要是出1∶3退税。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于2008年11月1日起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产品清单包括纺织品、服装、玩具、家塑料制品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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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财政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过财政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共同努力，应该说财政理论也取得了一些长足的进步，我国在紧密结合财政实际，借鉴公工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实行的公共财政模式、突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以取得了基本共识。但是，由于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经验不足，认识上也有局限，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问题的思路还不够宽，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
一、如何为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这类问题不难回答，财政分配的是公共产品，满足的是公共需要，在资源配置中的定位是比较清楚的：一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二是矫正外部效应，比如对污染问题，通过开征污染税，迫使污染者付出附加成本；三是维持有效竞争，主要是通过法律、经济或行政手段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四是调节收入分配；五是稳定经济。由此可见，财政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方面，基本上是“市场失灵”的一些领域。可是在我国现阶段，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领域却远不止于此，遇到的问题也要复杂得多，理论和实践中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一是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性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为国家所有，这与西方国家资源的绝大部分为私有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价值也与西方国家完全属于劳动者自己不同，相当一部分仍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劳动力还不能全部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其配置也游离于市场之外。
二是我们的自然资源性产品如何定价问题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资源价格如何确定的问题。如果一件商品，无法通过市场确定它值多少钱，又如何谈以市场为基础有效地配置资源。资源的价值与价格，资源价格形成的机理，就是一个首当其冲又无法逾越的问题。而至今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对这个与财政分配密切相关的问题，目前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三是必须依靠市场开发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在资源性产品定价的原则和方法都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市场的功能。比如各种矿产品、原油、原木……等等，都可以适当参考国际市场的价格，结合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研究确定。一些主要是满足国内需要的资源性产品如土地资源、天然气、水资源的价格等等，则应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资源功能并结合消费主体的性质，采取确立分类指导价格水平的办法。如对水资源供应，过去一直视为公用事业，财政一直承担大量价格补贴，维持低收费的供应方式，最低有的地方一吨水还不值一包火柴的价钱。结果形成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国家财政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这个问题延续至今也没能得到彻底解决，与人民生命直接相关的水资源危机已经越来越逼近我们。
二、财政如何适应经济成份结构变化的新形势
在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经济成份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几乎是单一的公有经济。改革开放中大力引进外资，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使非国有经济成份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九十年代，非国有企业制造的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已上升到45.39%，1996年已达到71.52%，而国有企业的这一比重则由九十年代的54.61%下降到28.48%，然而却承担着向国家上交70%的财政收入任务。来自非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所占比重与其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很不相称。当然，这其中有的是受在发展初期，国家为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采取了扶持、照顾政策因素的影响。不过也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财源结构的变化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形势还很不适应。
从财政管理上看，财政改革的目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理顺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上面，对非国有企业则很少涉及。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实行有效的财政、财务管理和监督，也缺乏有力的手段，前一段改革中，强调要“放”，要求退出对企业的微观管理，这是对的。可是这不等于放弃管理，而要改变管理方式。对非国营企业的财务工作，也没能担负起指导、监督的职责，一直是推给税务部门兼管。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对公司企业的财务管理都是非常重视的，所有企业都必须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制度、财务准则，以及相关的法律。财务管理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它不同于会计管理，更是税收管理所无法替代的。其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统一的财务制度和管理法规，没有统一的成本开支标准，企业可以自行把各种不合理费用计入成本，必须影响企业所得，国家的税收自然要被侵蚀。如果没有资本运营的“游戏规则”，企业乱拉、挪用、甚至侵吞资本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虽然绝大部分是私有的，但财务制度、准则、法律却是由国家统一制定颁布实施的，不仅各项条文规定很细，执行也是很严格的。而我们国家对公司企业的财务管理既不统一，也不完善，执行更是不严格。改革开放与应有的监督管理，尤其是必要的财务管理，不应该是相互矛盾的，关键是我们还没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一直都很薄弱，“企业财务”作为一门学科实际已经被淡化了，近年来几乎很少见到几部切合中国国情，又较有学术水平的财务学术著作和教科书。这不能不说是财政财务理论滞后的又一个表现。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是需要引起有关领导机关对这方面存在问题的高度重视，组织力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从宏观上统一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定统一的制度、准则，明确要求各级财政机关统一管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财务管理，包括统一财务制度、规则。
三、如何正确认识、理解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从1998年开始至今，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需要回过头看一下它还有哪些方面不够完善，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是否可以长期实行，从目前看还能走多远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认真思考一下的。
一是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在改革实践中的一项重大创举，在理论上应该赋予它一个什么样的内涵，还缺乏应有的阐述。我认为它即便是某一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财政指导方针、理财思想、管理方式，也应该认真加以总结，提高到理论上加以认识。何况在我国又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呢？否则一提起积极财政政策就容易与单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混淆起来，尤其不能被简单的误解为就是扩大国债规模。
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 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
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