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的目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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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政政策，政策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拟围绕财政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目标设定，对财政政策如何选择一个正确的目标，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进行探讨。

一、财政政策目标设定的理论分析

这里所说的财政政策，并非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行为，而是特指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其职能是稳定经济，也就是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失业和通胀等经济病症。根据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时间不同，一般可将其分为两种：稳定的财政政策和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稳定的财政政策旨在将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保持下去，使其避免偏离稳定状态，它更多的是事先预防经济病症，一般政策力度也不大。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是将已偏离稳定状态的经济调整扶正，一般是事后治疗经济病症，通常力度也较大。我国现在采取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就类似于稳定的财政政策，而过去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则接近于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无论是稳定的财政政策还是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按照美国学者鲍莫尔的观点：由于职能相同，因此政策设定的目标也相同。

（一）财政政策的目标

首届诺奖得主丁伯根在其《经济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中指出：政策目标的设定取决于政策目的，财政政策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如下图所示。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常用四个目标来表示。最终目标很难同时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由于四个目标之间相互牵扯，这种冲突最为典型就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菲利普斯曲线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目标间冲突的存在，说明企图通过一个政策同时实现四个目标是不可能的。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实际上即使四个目标不冲突，由于政策作用的经济变量是有限的，一个政策本身也不能同时实现四个目标。丁伯根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关于政策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你可以安然的接受这样一个命题，为实现N个目标，就必须有N个政策。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设计

正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一个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的经济目标，如此也就存在一个最适目标设定的问题。对此应从政策的目的来考虑。

1.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社会和谐。虽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但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哈德斯的观点：对于处于经济目标之上的社会总目标来说，经济稳定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它只是实现社会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田。因此政府在设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最能实现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四个经济目标中各自对社会总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从社会总目标来说，这些又有利于社会安定、公正和富裕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目标设定为经济增长，则只要增加政府投资，就可容易的刺激GDP增长，但这种增长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一旦政策停止，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就终止，由于这种增加政府投资的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所以增加投资导致的更多的是GDP短期快速的增长，其长期稳定效果并不理想，这期间尽管就业目的则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可用体现社会总目标的四个方面来表示。可见考虑到政策的最终目的，作为稳定经济的政策本身是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重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长期以来被我国经济学者所忽视，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由于体现社会和谐的总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经济目标能否实现，因此，政策目标的设定非常重要，它决定着政策总目标能否实现。

经济稳定虽说常用四个目标来衡量，但是这四个也会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稳定性也差。因此，经济增长对社会总目标的实现或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作用远不如充分就业。

2.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经济稳定。尽管稳定经济的目标有四个，但实际上无论是现代经济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实践都表明：决定经济稳定的目标只有两个：即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不仅因为经济不稳定是借用这两个目标来衡量的，而且经济不稳定也是根据这两个目标来调整的。萨缪尔森就明确的指出：只有它们才是公认的稳定经济的可调整目标。政府政策的目标只有设定在可调整目标上，政策的调控作用才能发挥，经济也才能稳定。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更好的稳定效果，就应依据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进行政策分工，一般常用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政策若错误地以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即使目标实现了，经济也难以稳定。这里国际收支平衡难以成为政策目标很好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很多人误以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其实经济增长不能成为可调整目标，其原因主要如下：

其一，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经济目标之间存在很长的传输链，产出增加只是经济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目标，它可能会危及经济稳定的实现，但其本身绝非可调整目标。所以政策不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同。

其二，经济增长很难控制。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决定经济增长的厂商投资和个人消费决策是分散的，由此政府很难对于经济增长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其三，经济增长被包括在充分就业中。宏观生产函数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业之前，就业量N增加，产业Y必然增加，GDP相应也会增加。充分就业之后，产出Y的增加则取决于竞争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针对反映增长和就业关系的奥肯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凯斯对美国的增长和产出关系的研究发现：产出增加引起的就业增加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损耗，两者关系并非奥肯定理所言那般。

其四，增长无法说明经济稳定。一国经济增长多少或快慢为稳定，是4%还是9%？无从判定。任何速度下的增长，只要存在非自然失业率，经济就难以稳定。按多恩布什的观点：经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稳定物价和增加就业的过程。只有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基础上的增长才是稳定的增长，如果此时增长出现波动，只能说明增长不正常，应该调整的是增长而不是物价和就业。

其五，经济增长也没有充分就业稳定经济的效果好。就业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自然会提高。由此会引起两方面效果：一是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大，政策效果好。二是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消费需求是总需求中最为主要和稳定的部分，它的增加特别有利于总需求的稳定和增加，从而保持经济稳定。由于经济增长对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的作用不如增加就业，因而稳定经济效果也差。

由此可见，经济稳定的可调整目标只有两个——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只有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此时经济才可稳定的增长，才是适度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政策目标调整的现实选择

自从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了多年，其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然而如果运用经济理论结合我国现实，对其进行一番审视的话，依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

（一）我国财政政策目标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财政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目标设定欠合理，政策始终是以经济增长多少为目标，结果经济是增长了，但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具体表现在：

1.经济自身并未稳定。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政策始终是以增长为目标，而且目标值还订得很高，实际通过政策实施每年的增长也都在7%以上（见表1），增长目标确实是实现了，但与此同时失业率却呈逐年上升之势（见表1），一般认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实际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还要高。这表明增长与就业脱节，产出增加并未带动就业相应的增加，这点也可用描述产出和就业关系的就业弹性变化来证明。据夏丽的研究：1986-2000年间我国就业弹性不断下降。1986-1990年间GDP年均增长为7.9%，就业弹性为0.308，经济增长1%带动就业的增加为360万人。而1996-2000年间的平均增长8.3%，就业弹性为0.138，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加仅为97万人，增长对就业的贡献非常有限，这种实证分析也表明增长带动就业的增加呈递减之势。可见奥肯定理在我国也不符合现实。因此企图单纯通过增加GDP来解决就业问题是不符合理论和实际的。经济增长不仅未能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导致商品市场上80%的商品生产过剩，说明我国经济自身还缺乏稳定性。

2.社会整体和谐有待加强。客观地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民也从中获益不少，但由于增长与就业不同步，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影响到社会安定。财政政策的效果距离社会总目标的实现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增长并未导致社会全面和谐。

（二）我国财政政策目标调整的现实选择

基于财政政策目标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急需调整。

首先，从经济理论分析：由于前述经济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以及政策工具的不同特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只能设定在充分就业——这个可调整目标上，而非经济增长——这个被我国很多学者误认为政策目标的中间目标上。

其次，从我国现实来看：由于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加之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较之其它国家而言，就业问题无疑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在着手构建和谐社会，它的基本要求就是社会安定，而失业率过高无疑会影响社会安定。因此现实也要求政府应给予就业问题最大可能的关注，如此既符合国情又满足民意。

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理论还是从我国现实来看，我们都可得出同一结论：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应从经济增长调整到充分就业上来，如此既是经济稳定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的呼唤，需要政府做出大量的工作。那么财政政策工具如何在充分就业目标下，通过具体的财政收支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三）我国财政政策目标实现的途径

实现财政政策目标关键是要最大限度的增加就业，尽管这方面工作难度很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但结合我国人口多的特点和国外就业经验，重点还应从劳动供求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从劳动需求方面来看：在经济不稳定出现衰退时，政府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支减收来刺激厂商投资，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劳动需求增加。在经济稳定时，政府则可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努力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加强对小型企业创办和经营的扶持。支持自我创业有利于减少失业。据调查：美国高中生中，想自主创业当老板的占学生人数的70%，而英国只占33%.这种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释为何美国的失业率比英国低。一个社会愿意当老板的入越多，自我就业的人越多，失业率自然就低。支持小企业经营也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外经验都表明：小企业占一国总产出的比重不大，但吸收的劳力却占一国总就业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从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增加就业要求政府应“抓小放大”。在美国在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整个就业的70%，美国的《财富》500强企业自1970年开始，提供的就业岗位就开始逐年下降，其减少的岗位大多被小企业所弥补，因此政府解决就业的重点就是“抓小放大”，就业问题并不突出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我国，政府更应转变观念做到“抓小放大”。

二是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由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大多也属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难以替代劳动，可吸收大量劳力，而且服务业的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小，因而对稳定一国就业特别是减少周期性失业效果更好，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稳定还是社会和谐，政府都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三是加强制造业资本的就业。减少资本闲置短期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力，而且从长远看，由于资本就业率高，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如此又会导致未来更多的投资，从而吸收更多的劳力。这里不能依靠高科技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方面是高科技企业大多寿命较短，在美国一般为5年，另一方面是吸收劳力较少，其就业人数还不到全部就业人数的1／8.而且发展也不比制造业快，据美国芝加哥的《企业》杂志每年100家盈利最好企业的评选，一半以上是制造业，只有不到1／4的是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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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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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97-02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当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总的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而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还以大幅度的减税相配合。实行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丰富了财政调控手段，更为明显地加大了调控力度，让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实行减税增支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既减少财政收入又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膨胀，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隐患。为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把握好财政支出扩张的“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无边际地扩大财政支出

积极财政政策是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现实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和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引起投资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过剩性生产危机与失业严重，这就需要国家干预，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减轻和避免经济波动。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变化、转移支付的变化或税收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

首先，累积和扩大了政府债务。我国政府债务的内容较为复杂，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直接显性债务，以国债为主。第二类是直接隐性债务，主要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第三类是或有显性债务，如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第四类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必须由财政来偿还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揽子计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财政支出的扩张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在增支减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两个途径。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难寻出路。

其次，财政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成效不大。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来决定，社会投资则主要受市场利润所驱使，按照市场动向办事。财政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投资受到规模、实力和利润的局限，不会随之大规模地跟进，所带动的关联行业有限，不可能遍及社会上的多数行业，不能明显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状况。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各级政府申报和审批，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财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财政投资的效率难以保证。第三，基础建设投资带动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长期的、持续性的需求，与住宅、汽车等产业相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系数较小，乘数效应较差。第四，政府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势必减少公共储蓄，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压力会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这就产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

最后，增加了体制风险。如同市场机制中存在市场失灵一样，政府行为也存在政府失灵。体制风险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财政支出项目上缺少科学论证和长远规划，从而出现决策失误，造成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不能满足所有地区、企业的投资要求，于是出现各地、各企业争项目、争投资的“跑步钱进”的怪现象。二是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造成执行走样。财政资金被挪用、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机，趁机扩大了对市场的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显然，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片面依赖行政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适得其反。

从纯理论上分析，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资源闲置，那么资源不是被市场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就是市场支配资源的减少额。这样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须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大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如果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小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财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偿失。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却不断上升。当财政支出达到一定规模时，财政支出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一致，这一规模从理论上说，即是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如果能够从理论上求出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那么也就能够求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若能如此，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就变得十分简单了。然而从实证角度看，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十分复杂，使得真实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无法得到，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也就无法得到。但是上面纯理论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客观限度的，只有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间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这样，虽然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得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但是我们却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控制制度，优化制度安排，从而将实际的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在适度的合理限度内。

三、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欧债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连带出两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结语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同时，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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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津. 论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出重点的调整[J].创新，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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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五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六是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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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推进小微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将其作为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小微企业财政支持体系、融资担保体系和辅助服务体系，使小微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崔庆梅（2014）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建议。胡逢源（2015）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促使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财政部财科所（2015）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层面对全面完善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提出了建议。但是，我国农业小微企业由于起点低、基础差，财政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在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存在很多难题，特别是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市场失灵以及政策层面缺乏针对性扶持，给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阻碍。因此，政府有必要针对农业小微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实现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功能问题分析

由于财政政策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要求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社会再分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功能指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和法律等资源运作规则，提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合理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达到最佳的公共利益。市场必须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并不能通过价格有效反映出来，很难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市场内生缺陷也会影响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难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此，为了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佳的配置效率。财政经济稳定职能是指根据实际经济状况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来协调和保证经济稳定的，可以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经济中，市场自发调节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些波动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一定影响，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职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再分配职能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税收来调整收入分配。由于市场存在外在缺陷，即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这种不公平现象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很大影响，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职能。

（二）基于国家财政政策功能视角的理论依据分析

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经济稳定、社会再分配三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资源配置方面：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的市场常常会导致垄断的出现，垄断又会阻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我国绝大多数农业小微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与大企业竞争过程中常处于不平等和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财务管理体制不健全、信息的披露与获取制度不完善，也是农业小微企业的明显特点，因此农业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信用评级较低，融资能力明显低于大企业。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在遵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农业小微企业发展需求来高效合理地配置资源，维护市场公平与效率。经济稳定方面：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小微企业提供了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消费品，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因此，熨平经济波动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进行支持和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方面：由于市场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容易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或加大对低收入者直接财政支出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三、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和工具

1.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国家财政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政府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措施。”常见的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依据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对国民经济总量调节时发挥的不同作用分成扩张性、中性、紧缩性财政政策；另外一种分类是按照其对国家宏观经济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划分成自动稳定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时，政府会根据不同的供求情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否则政府会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小财政支出，从而使供求处于平衡状态。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来发挥财政政策内在的调节功能，对经济变动情况快速自发的做出反应，无需依靠外力。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相反，相机抉择可根据功能不同细分为汲水性和补偿性财政政策，需要依靠外力的帮助才能调节经济发展。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采用汲水性财政，是在经济本身具有自发恢复力前提下，通过公共投资诱导经济景气复苏，吸引民间投资的缺期财政政策。当需要对现实的经济状况进行反向调节时，常采用补偿性政策来稳定经济波动。经济过热膨胀时，政府增收减支；经济萧条紧缩时，政府减收增支。在实际应用中，政府通过考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习俗因素来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经济因素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实现财政政策的三大功能的经济手段，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失业现象、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自然习俗因素主要是指本国的特有的自然习俗情况。

2.国家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相应功能和目标的实现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财政政策主要包括预算、政府购买、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府发行的国债等。预算是最基本的财政政策手段。预算通过直接和间接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数量，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以及市场的供给、产业结构，使预算支出倾向社会公平领域，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最终实现对资源配置、稳定发展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政府购买是政府作为购买方和支付者，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增加了社会需求。当财政资金以无偿的形式进行单向支付时，称之为财政转移支付。其作用在于：一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在经济蓬勃发展时，为了缓解消费需求膨胀的压力，减少财政支出；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为了刺激消费需求，增加财政支出。二是调节收入再分配。政府将税收收入无偿转移给收入较低的入，来缩小国民收入的差距。三是以间接的方式调节经济结构。当需要增加产量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差额来间接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当需要刺激对某种产品的社会总需求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消费者来减少消费者的实际支出。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它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和优化资源配置。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收入实现资金从私人部门流入到政府部门手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变动征税对象、税率来调节总供求的平衡关系，间接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对现存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债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所发行的一种债权债务凭证。政府通过设置不同的公债数量、利率、偿还期限等条款并且将其在市场上发售来获取资金，以此来改变市场上的货币供给数量；公债资金的运用，是政府将集中起来的公债收入，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实际对财政工具进行选择时，需要具体考虑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承受的压力等相关因素，根据预期实现的目标来选择最合适的某种财政工具或者财政工具系列组合。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选择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财政收支结构的方式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起支持作用。财政支出政策包括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优惠贷款政策在国外比较常见，是政府专门为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制定的政策，表现为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或专项贷款来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是指国家为了扶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补贴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主要对符合以下两种情况的贷款进行财政补贴：一种补贴情况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使农业小微企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融资收入，保障农业小微企业的长期发展。例如为了鼓励农业小微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来提高农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水平。还有一种补贴情况是补贴农业小微企业贷款利息与市场平均贷款利息的差额部分，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导致的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贷款利息，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压力。除了上述列举的财政支出政策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财政收入政策来改变农业小微企业的征税科目和税率，调整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结构，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具体包括以下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调整税率，降低应纳税额，从而实现对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涉及到的具体税目可以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农业小微企业的负担。第二种方式是延长缴款期限。这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讲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金额并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收款时间，等同于政府向农业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给予了农业小微企业更宽松的还款期限，缓解了农业小微企业的经济负担，而对政府来说则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收入。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对农业小微企业的某些应税项目进行税收减免，从最基本的源头上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金，例如符合相关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具有关税和所得税的豁免权等。第四种方式是通过税收返还、出口退税等政策间接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额，目的是为农业小微企业发展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增强农业小微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为鼓励农业小微企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对农业小微企业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进行退税处理。第五种方式是通过加速折旧来延迟纳税，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当期折旧费用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相当于政府提供给农业小微企业一笔短期的无息贷款，企业获得了延迟纳税的机会。除以上列出的财政对农业小微企业支持的方式外，还存在其它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方式。例如，通过清理政府收费中不合理的收费，减轻农业小微企业收费负担，从而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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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危机中,我国经济的复苏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退出已成为现实时,决策层势必面临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退出协调的策略选择问题。在宏观经济复苏态势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同时退出不可能。那么,就存在着一个两种政策退出的次序选择问题。显然,从当前的宏观政策走势来看,我们选择了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策略。

对决策层而言,在经济复苏阶段实施退出政策面临着保经济增长和压通货膨胀预期的两难选择。一般而言,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政策有利于实现保增长和压通胀的平衡。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拉动投资,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趋紧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吸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避免社会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问题在于,在我国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下,单纯的货币政策退出能否实现真正的退出?我看不然。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货币政策退出,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宏观政策退出。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这种退出策略将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以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银行信贷的超配为前提的。财政预算资金往往以政府项目铺底资金的形式投入,项目后续资金的跟进则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财政与信贷捆绑运营构成了中国财政政策出动的典型特征,其结果则造成了财政政策对信贷政策的绑架,导致时至今日,欲退不能。

另一方面,就货币政策本身而言,央行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也颇受限制。与其他国家仅通过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不同,本次危机中,中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央行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天量的信贷资金投放这两个渠道来完成的。央行能够动用常规性的工具来控制部分基础货币的投放,但对于因对冲外汇盈余增加而产生的基础货币投放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央行和银监会也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比率、重启信贷规模控制和窗口指导等措施对银行信贷加以控制,但在银行存差较大、流动性充裕、银行信贷行为的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面对盈利和股东回报的压力,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动力机制不会减弱。央行也可以选择加息来控制信贷资金的需求,但加息只会进一步压制民间的信贷资金需求,而对于资金需求缺乏利率弹性的政府投资项目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相反,加息之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差扩大,商业银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信贷扩张动力会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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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

所谓“财政政策”，一般指的是运用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减变动以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总需求水平或总供给水平）。例如，失业过度时，则减税――变动所得税和消费支出税，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影响取决于减税的多少和乘数。又如，递增的政府开支，也会提高经济活动水平，其总量相等于政府开支变动乘以一定乘数。有些经济学者已论证，与现在收入分配有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动是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恰当手段。而只有在对公共品的需求有变动的情况下，才应当改变政府开支。政府预算的变动，包括有可能出现赤字，如为了减少严重失业和提高总需求水平，那是可以的，或完全恰当的，但是也应注意赤字财政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如可能引起高通货膨胀。

一、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长期“高增长、低膨胀”的一个重要前提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造成经济“滞胀”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滞胀”现象就是长期实行扩大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饱受了经济“滞胀”的痛苦之后，美国政府逐步把控制赤字、追求相对平衡的财政作为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欧盟国家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3%，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60%。由此可见，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总是伴随着比较高的物价涨幅；而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则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高增长、高通胀”――“低通胀、低增长”这样的一种循环，已成为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症。1993年以来，我国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实践证明，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今后一个时期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前提，必须长期予以支持。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近30家金融企业倒闭，4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实体经济领域。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自动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失灵，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对金融危机负有兜底责任。于是市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期望寄托在各国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刺激经济。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配套的救措施来应对脆弱的经济系统，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为了更好的应对金融危机，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由稳健走向积极。

通过对比当前时期新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发现，需求约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财政政策无论如何转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通过财政拉动内需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却存在着很大差异。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当前时期的财政政策则注重刺激消费需求的导向，同时在两大着力点――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期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可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因此发挥新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将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积极效应。

三、财政政策应当实现“四个转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分明确地提出，2011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因为从危机后国际国内经济复苏的情势来看，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这意味着，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从主要扩张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全面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要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从以扩张社会需求总量为主转变到以改善结构为主。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转向改善结构，即通过财政结构的自身调整。

二是从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转变到以公共消费扩张为主。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早在1998年就提出来了。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一直没有真正转变到扩大消费上来，国民消费率1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投资不应再是主要的着力点，而应转变到消费上来。对于财政来说，扩大消费，主要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即通过扩大各项社会性消费支出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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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物价影响；效果；方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的重要手段，对于物价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够做好两者之间的配合，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上涨，并预防通货膨胀风险。因此，我们将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概念和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并探索其与物价的影响与关系。

一、财政政策及调控手段

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而对财政工作进行的指导，能够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对整体需求进行调整。从财政支出上来看，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增加国民总体收入；反之，如果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压抑，会使得国民收入降低。从税收上来看，增加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抑制，使得国民收入降低；反之，降低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国家预算的方法，确定预算收支规模和平衡状态，对收支结构进行安排和调整，使其能够与财政政策目标相符合。第二，是通过税收的方法，对税种和税率进行确定，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的财力能够满足政治经济职能的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并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第三，是通过财政投资的方法，由国家来进行预算拨款，对预算外资金的流向进行引导，从而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壮大，从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第四，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政策需求进行了解，使用财政转移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对一部分群众进行财政补贴，从而能够安抚民心，起到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及基本目标

货币政策，主要指的中央银行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很多工具来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使得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再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对民间资本投资产生影响，最终对整个消费总需求进行影响，从而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调整。货币政策对总体需求进行调整有其“三大法则”，即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货币政策有其最终发展目标，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物价趋于稳定。物价稳定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基本目标，物价稳定的本质就是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物价的稳定与否进行判断，主要从三个指标来进行探讨，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数，即GDP。二是物价消费指数，主要对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支出进行反映。三是批发物价指数，是将批发交易作为对象，对物价的发展情况进行掌握。第二，是实现充分就业，确保有能力进行工作，并且有意愿参加工作的人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国家失业率过高，就会造成了生产浪费，给社会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造成失业率过高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和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这四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除了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之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应注重对需求的良性引导，从而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第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让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上。经济增长与各项因素都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各项要素的综合作用，如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物质资源等等。中央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主管部门，直接对其中的资金资源进行影响，从而对资本的供给与配置产生巨大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影响效果的比较

1.政策制定主体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较来说，两者的制定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很多决策都需要从政治层面进行考虑，其次再对经济层面进行考虑，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直接对政治的稳定性起到影响。而货币政策的制定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受政府的影响，很多政策的制定有政府的授意，主要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利率，从而直接对消费进行引导，对物价产生影响。由于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财政政策直接对物价进行影响，而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2.对物价影响的时间滞留不同

两者对于物价的影响，产生的时间滞留的不同。由于财政政策都是直接并对物价产生影响的，因此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并且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受到的阻力比较小。而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是具有渗透性的，当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经济中产生问题，再到制定货币政策，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其中存在着比较漫长的时间，其对于物价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此，财政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比较直接，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而货币政策不管在内部政策制定还是在货币政策实施的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留问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因此对于物价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3.对物价影响的灵活性不同

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比较直接，中间不存在着什么时间滞留，并且其指定政策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比较直接，因此，财政政策在物价影像中的灵活性比较高，并且其作用比较明显，当下就能够看出影响效果。而货币政策的时间滞留比较长，其政策制定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受到政府的授意和影响，但是其实施过程比较漫长，效果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显现，因此货币政策对于物价影响的灵活性并不高。在财政政策实施之后，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来实现消费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对物价起到一定的影响。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保障我国物价的平稳

为了能够使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共同在物价稳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物价的良性、平稳发展，我们应从政府层面和央行层面进行分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出合理性建议。首先，我们应加强政府层面的监督和管理，在财政政策制定完毕之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做好对财政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并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配合、共同监督和管理，一旦在财政政策执行中发现问题，就要积极进行解决，确保财政政策能够在物价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很多部门来共同进行协调与合作，才能够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呈现，并且切实对物价产生影响，因此，在各部门进行协作的时候，应注重对行政效率的提升，使其能够尽快发挥最终，从而在物价稳定上产生作用。其次，我们应做好对央行工作的管理，注重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使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在透明、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并且保障央行的独立性，使其尽可能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央行要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来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并且要做好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确保货币政策能够实现贯彻执行，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从而能够对物价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处于需要提升的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央行的各种市场操作存在着一定困难，有的机制在执行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将会使得时间滞留更加延长，从而给整个政策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繁荣，从而有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五、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物价直接影响着我国消费者的收入和之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的影响效果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应分别对二者的概念和手段进行了解，并对两者在物价影响方面取得的效果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和方法，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向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一.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析[D].吉林大学,2016.

[2]刘驰.我国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6.

[3]赵丹婷.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下我国经济波动及货币政策规则选择[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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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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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性投融资的概念及其特点

所谓财政政策性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以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作为以财政信用方式取得资金，与常规的财政借贷没有什么区别，但又与常规的财政信用活动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财政金融活动。第一，常规财政信用，是为弥补国家预算赤字而实施的，为国家预算筹集资金，并同国家预算资金一道被无偿用掉，过后要靠增加税收来归还，而政策性投融资与预算是否有赤字无关，它是出于实施财政政策需要而进行的信用活动，所筹集的资金是以有偿形式来运用的，无须用未来时期税收归还。因此，财政筹集起来的这笔信用资金，并不是常规的国家预算资金，而是国家财政资金的特殊补充。第二，它一手以有偿方式借来资金，一手又以有偿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与社会一般融资活动相同，但它的运用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因此，它与一般社会金融活动又有根本性区别，它的使用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第三，它融金融性与财政性为一体，从而在宏观调控中，有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重功能，又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安全得多，加大投融资力度，扩张信用，可以起到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同作用，但又与一般信用扩张不同，不会带来在拉动经济同时，有引发通货膨胀之虞，也不会有引起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带来财政风险问题。它是一种安全性大的特种信用活动。

（二）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必要

正因为财政投融资，有以上所说那么多的特点和优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视，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其最为成功者，当首推日本。我国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尖锐，宏观调控能力很弱，而所面临的宏观调控任务又非常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1.它是填补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有效手段。在我国财政宏观规模过低的条件下，面对大量的市场配置失效领域的存在，所导致的各个瓶颈产业急需投资的情况，通过健全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就可以借助社会资金来补充财政资金之不足，用以加快瓶颈产业建设，推动经济协调发展。日本在战后经济能迅速恢复和发展，是与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分不开的。二次大战后，日本财政十分困难，经济恢复与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十分紧缺，财政政策性投融资起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日本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动员的资金规模是十分庞大的，截止1998年，其融资总额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1.3％。韩国在经济起飞中，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在补充政府财政资金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在“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资本中占53.2％，70年代在公共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投资中占60 ％， 1989年有90％财政投融资用于高速公路、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注：参见孙鲁军等：《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68—70页。）

2.诱导社会投资沿政府意图方向发展之必要。用日本人的话说，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可以对企业和银行起到带头羊作用，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现着政府意志，反映政府扶持重点产业的意图，凡能得到政府投融资支持的产业，表明这些产业很有发展前途，因此，财政投融资重点投入的产业，就会引起商业银行和私人资本关注，跟随其后进行投资，从而拉动社会资本投向与政府资源配置意图相一致，起到宏观调控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即将起飞阶段，加快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建设，以诱导社会财力投向，保持社会资源配置沿着优化方向发展，就更是必要的。

3.加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力度之必要。财政政策主要运用税收、补贴和预算支出等手段进行调节，它偏重于调整资金结构；货币政策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贴现与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进行调节，它偏重于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财政投融资却既有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能力，又有调节结构的能力，在宏观调控中，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者协调配合，方能发挥其最大作用。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具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重功能，因此，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插入一个政策投融资体系，就可以更好地使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当需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更需财政政策多出力时，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可以更多地把社会储蓄吸引到结构调整方面来，从而将货币政策转化为结构调整手段，配合财政政策调节；当需要加大总量调节、扩大需求或供给时，更需要加大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作用时，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大投融资规模，又可以有效的配合货币政策，提高拉动经济力度。

总之，无论从增强财政调控的物质基础来说，还是从更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及更好协调两者作用来看，在我国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二、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与运用

1.资金来源。日本财政投融资体系中资金来源，比起民间金融机构更有相对稳定的来源，主要由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资金和简易保险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政府担保借款等构成。其中资金运用部资金居主体地位，保证了财政投融资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运用上的政府权威性。（1）资金运用部资金。 日本的资金运用部是日本大藏省的一个直属机构，专门承担管理和运用民间及政府资金的一个机构。在《资金运用部资金法》中明文规定，邮政储蓄及政府特别会计的闲置资金必须存入该部。因此，资金运用部实际上受邮政存款、各种特别会计公积金的委托，把这部分资金融通给政府金融机构和公团等特殊法人、地方公共团体等，处于财政投融资的核心地位，其运用的资金约占财政投融资的80％。 资金运用部的前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大藏省存款部。 后根据1941年制定的资金运用部法，改成现在的资金运用部，同时在其资本运用方法等方面，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形成了现行制度的基础。

1997年度末，资金运用部资金来源总额为455508亿日元，其构成内容25％以上是邮政储蓄，加上福利保健年金、国民年金等众多的小额资金，则占总额的85％。（注：日本《经济统计年鉴1998》，第537页。 ）从期限类别来看，大部分委托金是七年以上长期性的。资金运用部吸收的资金均属托管性资金，资金运用部运用这些资金须支付利息。在资金运用上，须经资金运用审议会审查批准，在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资金。运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其应用范围被限定在：对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的贷款或国债、地方债；向政府相关机构及公团等特别法人贷款或购买它们的债券；对电力资源开发股份公司贷款或购买该企业债；购买一定限度的金融债。（2）简易保险资金。 所谓简易保险资金（简称简保资金）是在“简易生命保险及邮政年金特别会计”结算中产生的剩余积累金。它作为政府资金综合管理的唯一例外由邮政大臣管理。从简保资金的结构来看，其大部分是简易生命保险的积累金。作为简保资金的运用对象，在资金运用部的对象范围基础上，允许对简易生命保险、邮政年金的契约者提供契约者贷款以及向民间保险和具有竞争力的高利率的电力、煤气、私营铁路事业债（每种都是由资本金在4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发行的）提供资金。在运用资金时，为和资金运用部资金形成一个整体，该项资金也纳入财政投融资计划，资金使用方针和运用条件也必须预先经过和资金运用部同样的资金运用审议会审议。（3 ）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它是以进行重建经济、开发产业及振兴贸易为目的，承接1953年美国对日援助物资资金特别会计而创设的。作为每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的资金来源，1980年以前逐年扩大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从一般会议筹措，但80年代以后，主要靠资金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收入来筹集。其资金运用方向，从设立到1955年度，主要是对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电力资源开发股份公司等骨干产业的扩充和贸易振兴提供所需要的资金。以后也以公库、公团、特殊公司等为投资对象，1980年以后停止了直接对公司法人贷款，专门行使投资特别会计的职能。（4）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国营公共事业企业、 公团等政府相关机构发行债券或从民间金融机构筹集长期资金时，其本金和利息的偿还，由政府担保的分别叫做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对于这些资金筹措，政府保证的限度需要在一般会计预算总则中，按机构类别规定并经国会决议通过。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之所以包括在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中，是因为各机构的借款虽然是民间资金，但最终是由政府保证还本付息的，特别是政府保证债，其发行数额、发行条件等均由政府和银团共同商定，是专门以财政政策为依据的资金，所以作为政府的资金来源处理是比较合适的。从1971年起，为适应将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政府保证债和政府保证借款的发行、借款限额，每个机构都可以在当初50％的限额范围内增加一定数量，即所谓的“弹性条款”。其发行条件是政府保证债及政府保证借款利率，都作为长期利率的一部分，随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政府保证债应募者的利率在普通国债和公募地方债之间，政府保证借款利率属于长期优惠利率，两者比较起来在筹资成本上，政府保证债要低一些。因此，在以政府为保证的资金筹措中，政府保证债占90％以上。80年代以后，由于资金运用部资金有限，已不能满足财政投融资的需要，所以对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的依赖性又有了增强。

2.资金运用。日本政府的财政投融资金运用，是依据每年制定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综合运营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由“财政投融资资金计划”、“财政投融资原资推算”和“财政投融资用途别分类”三部分构成。其中，“财政投融资资金计划”是按投资对象机构来确定如何运用资金；而“财政投融资原资推算”和“财政投融资用途别分类”既是财政投融资计划的附表，也是财政投融资计划主要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用途分类的明细表。另外，在资金运用部资金和简易保险资金中，期限未满五年的短期运用，不列入财政投融资计划。

归纳起来，依财政投融资计划的资金运用方向，大体包括：住宅建设、改善生活环境、社会保健福利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农林渔业、国土保全、道路修建、运输通讯、区域开发、救灾重建、促进外贸与经济合作、及推进产业与技术发展等方向。其贷款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用途范围内的用款者，都可得到贷款，其中很多是经过公共金融机构贷出的，直接供款的主要是，国家各种公共事业特别会计贷款；对公营的企业事业团体贷款，公共金融机构供款。以及认购地方政府债券等等，其中对公共金融机构是基本贷款对象。

财政投融资活动是通过政府的金融机构实施的，日本公共金融机构，是由资金运用部为核心的，吸收存款的邮政局和发放贷款的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公库构成的，主要由两行十库构成，两行是“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十库是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医疗金融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这些金融机构在行政上归大藏省监督和管理，业务上一般由大藏省及有关主管省厅共同领导。商业银行、专业金融机构及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民间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其经营活动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但必须服从于法律的制约。而政府金融机构是为贯彻国家政策而在不同领域内设立的机构，故又称为“政策金融机构”。它们在贷款中优先考虑政策目的，只对民间金融机构因资金不足、害怕风险和收益不大而不愿提供贷款的领域进行贷款，而且利率较低，期限较长。它们一般不办理存款业务。

三、改革中国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设想

（一）我国财政政策性投融资的现状和问题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它不是泛指财政一般性的投资和融资，而是专指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目标，而采用的有偿的投资融资手段。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并在后来得到不断发展，例如财政在50年代对国营企业实行的小型技术改造贷款，60年代建立的支农周转金，80年代末推行的基本建设资金“拨改贷”以及不少地方搞起来的“财政信用”等等。90年代政策性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政策性投融资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政策性投融资都为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真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并没有形成，现有的政策性投融资不仅分散，而且规模过小，还常常是同财政一般性投融资混在一起实施。给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1.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投融资链条不完整。我国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财政注入，缺少借社会财力的手段。加之财政收支矛盾尖锐，财政不得不优先保证基本职能的需要，导致财政预算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列入政策性投融资资金来源，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不足，同时，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亏损问题严重，不仅上缴财政收入减少，而且一部分还要靠财政周转金和借款度日，财政对企业的投入不能产生效益，投资难以收回，导致政策性投融资链条断裂，难以为继。

2.形成不了统一的投融资体系，主要表现为缺乏总体管理机构，操作主体各自为战，且不说地方的财政信用管理上的五花八门，就是1994年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专司公共政策职能的银行，也是各自独立作战，缺少一个类似日本“资金运用部”这样一个统筹资金、协调行动的管理机构。当然，政策性银行要受中央银行监督管理，但中央银行的性质，决定它不能替融资体系的协调管理工作。在当前，正是因为政策性投融资没有形成体系，才使各政策性银行陷入资金短缺，影响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

3.资金使用缺少严格法律规范，各类政策性资金的运用都没有同各项政策规划对接起来，致使资金运作中随意性较大，特别是有的地方财政信用和财政周转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要么是“蜻蜓点水式”的投放，发挥不了应有的政策效应，再不就是缺少可行性研究，盲目上马，造成资金投入有去无回，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将财政信用投放于盈利性项目，搞一些税高利大“短、平、快”项目，形成和商业银行争利的局面。

4.体制定位不合理，至今依然把政策投融资，与国家预算拴在一起，看成是国家财政预算一种支出形式，所有的政策性投融资的形成，都主要依靠财政预算资金转化。这种体制定位，使各个政策资金运用机构，对国家财政依赖性过强，不仅造成财政不应有的过分负担，更造成政策投融资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因为，第一，财政的性质决定，财政资金的使用只能是无偿性的，搞有偿使用只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经济收支有结余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所以，规模庞大的政策性投融资的需要，主要靠财政供给是不可行的，这样做势必会由于财政收支矛盾的制约，使投融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使政策性投融资陷入困境。当前各个政策性银行资本金难以到位，以及融资渠道不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就是明显例证。第二，把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局限在财政预算资金转化上，就阻断了政策性投融资与社会资金之间的渠道。各国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实行宏观政策，仅靠财政资金不仅调控力度有限，而且使用过度，还会带来严重负面效应。如果借助社会财力，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常常还会发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现行的财政投融资，不仅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思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我国建设起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很有必要重塑我国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制度。

（二）投融资体系改革总思路的选择

当前可有两种思路供选择，一是着眼于现行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完善，在维持财政筹集和供给资金原有方式基础上，将现有的投融资渠道，集中统一由财政管理；二是着眼于投融资体系的重塑，以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为例，建立我国的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全有偿式的投融资体系。两种思路比较起来，应当推后种思路为先。因为如前分析，我国现行的投融资体系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管理分散的结果，更有其运行机制问题。不重塑投融资体系，机制就不能转换，现存的投融资体系运作中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政策性投融资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后一种改革思路，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现行投融资管理权分散所带来的诸多毛病，而且可以转换机制，更好的协调政策性投融资各方面的权责利关系，克服在融资来源上的、单纯依赖国家预算资金转换所造成的各种困难。

1.在投融资资金来源上，实行法定的委托制，可以使融资体系有一个比依靠国家预算资金转换，更为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拥有稳定的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乃是政策性投融资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政策性投融资的投向投量，要以各个时期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为转移，而不能依资金来源多少而定，只能靠拥有充分资金来源，依各项政策目标所需的调控力度，投入与之相匹配的资金量，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运用，它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要以实现宏观政策为目标，因此，向资金使用者收费不能高，但政策性投融资又不能亏本经营，必须保本，这就要求政策性投融资所取得的资金成本低廉。所以，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就必须给投融资体系，设定一个稳定而又成本低的资金来源。仅靠财政预算拨款，虽然成本不高，但要遭受财政收支矛盾的制约。如果靠财政在金融市场上，依市场利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虽然资金来源充足，但又适应不了低成本的要求。而实行投融资的资金来源法定委托制，却可以克服这些矛盾，因为，实行法定委托制，将一些社会财力以法律形式，划定为投融资体系托管资金，诸如将社会保障体系积存资金、邮政储蓄、以及公共团体的某些基金存款等等，划为委托投融资体系资金，就可以使投融资体系的资金来源，有一个稳定而又规模可观的渠道。

2.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财政作为资金管理者，则处于资金委托者与资金运用者之间的中介地位，只是投融资组织者，而不是资金实际供应者，一手受托、一手贷出，一手收回贷款、一手偿付委托者本息，这样既可以减轻负担，而又全面监督资金运作，保障资金安全和有效。

3.建立三分离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可以使资金运用机构不必担心资金来源的有无，能够全神贯注的、按照国家宏观政策意图，用好交给他的资金。从而解决现行体制下，各个政策性银行自筹资金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同时，也解决了商业银行，按法定利率认购政策性银行债券的负担，为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创造条件。

4.投融资的三分离体制，也使资金供、管、用之间丽权利界限分明。任何一环都不能无偿动用资金，这就形成一个相互制约关系，从而强化了监督机制，有利于克服现行投融资体制中，责任不清、约束无力所带来的诸多弊端。

（三）新投融资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1.廓清政策性投融资与各相关方面关系。集财政性与金融性於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它与社会一般投融资活动不同，它与中央银行的宏观政策管理，以及财政公共预算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实施的投融资，也是不同的。在建设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中，必须划清相关方面的职能界限，才能保障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准确定位。（1 ）划清政策性投融资与一般财政收支关系，政策性投融资作为政府财政的一项特殊行为，它与财政的一般分配行为，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不同事物。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都是政府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手段，其目标也是一致的，从地位来说，政策性投融资乃是一般财政分配的补充。然而，两者又是必须严格分开，不可相互替代的不同事物，其基本区别点有二：第一，运作范围和对象不同。一般财政分配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它同市场配置一样，都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日常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政策性投融资，虽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但它是专门为纠正市场配置之失误的手段，是为了满足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就是说，财政一般分配是主，财政政策性投融资是从。第二，补偿方式不同。一般财政分配是无偿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也不能进入市场。政策性投融资则是有偿的，虽然它同样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它的活动可以进入市场配置领域，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它可以向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间企业贷款。（2 ）划清政策性投融资与一般投融资的界限。政策性投融资与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是实施政府政策为目的，非盈利性的；后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行为，这无须多说。问题是政策性投融资与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管理，特别是与政策性银行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动作中必须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紧密配合，协调动作，一般来说，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之间的分工，应当如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工协作一样，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应当主要着眼于结构调整，当然，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运作中，也会对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影响，应当注意与货币政策协调一致，至于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性银行关系，在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过程中，理所当然要将现存的各个政策性银行，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资金运用机构之中。而不应仍然独立于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