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最终消费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前进，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明显。2002年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现阶段宏观调控的四个新目标：一是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增加就业；三是稳定物价；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目前，针对我国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体系，大家保持了一致的看法，但对于其中的目标先后顺序的选择问题，却有着许多争论，争论的焦点落在了当前我国应坚持“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增加就业优先”这个问题上。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从经济总量关系看，“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经济增长了，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了，进而就业自然而然会增加；反过来，就业增加了，经济自然也会增长。因此，人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提出“增加就业优先”的观点了，只需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失业问题自然会得到良好的解决。

从表面上看，上述观点是合理的。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走的是计划经济道路，一方面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基本由国家统包解决，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的低水平所体现出的少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现象，使得失业问题并不突出。在这个以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为主要任务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简单地发展经济，失业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经济进程的逐步加深，一方面城镇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了一系列增效改革（比如减员增效等等），另一方面农村可用土地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因素，使得失业率逐年上升。而在这个以增加需求为主要任务的发展阶段，单凭通过发展经济去解决好失业问题，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较好解决就业问题的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2006年间，我国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2007年甚至超过11%。对于世界经济中的这个“奇迹亮点”，学术界从数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主要概括为：实物的投资增长、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促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各项因素中，实物资本的形成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可以判断出，投资的迅速扩张是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在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是否还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呢？经济增长是否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呢？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如下：

（一）资本-劳动价格的扭曲抑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投资，鼓励投资，一直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逐步过渡到稳健型货币政策，最近才转变为紧缩型货币政策），用来压低利率。这样，对于一个资本相对稀缺、人均资本量仍然相当低的国家来说，明显地低估了货币资金的价格。另外，随着工资和物价的逐步放开，城市劳动力、乡镇劳动力的成本逐年上升。由此可以推断出：资本和劳动力价格间的相对扭曲直接导致了企业部门更多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不可否认，在某些产业上，资本的相对更多投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是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在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背景下，不合理地投资于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势必会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闲置和企业的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的隐性减弱和丧失。

（二）资金分配制度不完善限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仍处于资本相对短缺的状态。正常情况下，稀缺要素在市场中可以获得超额“租金”，也就是说在我国，企业投资收益率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但实际情况相反，资金价格低估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原因，但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资金配置体系存在缺陷。

在人为压低资金价格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对资金的过度需求。这样，金融机构就不得不在众多借款人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能完全以纯粹的市场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在此背景下，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给就带有了很浓的行政计划色彩与所有制歧视性质。在国有银行的信贷过程中，往往首先选择国有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最后是个体私营企业。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投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比投资效率较高的私营个体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融资便利。由此可以看到，由于低效的资金配置机制，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没有发挥出完全的功效。

（三）经济增长难以解决中国以结构性和区域性为主的就业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方面，而不是周期性方面。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为应对入世后激烈的竞争，我国国有企业进入了更大范围的结构调整时期，用人大量减少。另外，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问题在地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我国中西部的就业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所有上面这些因素所引发的就业问题都属于结构性和区域性的失业问题，有相当一些是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独有的现象。这样的失业是难以简单地通过加速经济增长就可以消解的，而更多地需要结构性调整加以解决。

二、单纯坚持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的弊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并非同一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因此，在选择和

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时，就要对两个目标加以权衡，选择出更符合我国现状和更有利于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优先目标来。如果我们继续简单地以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优先目标，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在长期内也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其原因如下：

（一）在需求约束阶段，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利于长期发展

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成为主要任务。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时，供给能力已相对较强，需求就开始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平均偏低于世界水平的15-20个百分点。消费率的偏低已成为我国进一步追求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这将会使经济最终失去增长动力。从根本上讲，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只是一种“引致需求”，而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因此，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在长期内都决定于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如果在较长时间内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那就很容易使投资和消费脱节，从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另外，当前我国的大量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出口来消化的，这就直接隐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海外市场萎缩，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回报，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和外汇储备乃至汇率等多方面的安全。

因此，在我国目前消费低迷的状态下，高速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在将来是否会形成有效的社会供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它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有一定的泡沫和虚假成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提高最终消费率，单靠投资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那么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停滞增长、企业效益低下以及就业问题等问题都将进一步恶化。

（二）继续简单地以经济增长为优先发展目标，可能会加重经济、金融风险

在以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背景下，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投资规模。在财力有限、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刺激民间投资增长将成为唯一的选择。在我国，民间投资的迅速扩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作为支持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由于资金分配体制固有的缺陷以及银行资金的扭曲价格的刺激，我国现行投资项目的效率在总体上并不令人满意。大量投资项目的失败将导致坏账问题增加以及过量货币在经济中的滞留，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货币增长速度在较长时期内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M2与GDP的比重也超过了200%，成为世界上该指标最高的国家之一。货币供给的长期超经济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投资效率低下和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另一方面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继续使用信贷膨胀来支持投资扩张的空间已经很小，在融资体系和企业治理结构得到最终完善以前，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恐怕已经难以为继了。

三、就业优先的必要性

就业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都极其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大量的失业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

会影响到一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因此，从各国的实践看，充分就业一直都是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一）增加就业是优化我国总需求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的低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总需求结构不合理，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消费需求，但收效甚微，最终消费率在2000年以后继续降低，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造成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很多，其中就业不充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根据消费理论，决定一个消费主体消费路径的主要因素就是恒久收入。恒久收入不但取决于当期收入，还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或几个成员失业，必然造成整个家庭的恒久收入的下降。鉴于此，通过增加就业来改善家庭的收入预期，可以有效地引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从而弥补当前我国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足，能够真正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增加就业也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明显。根据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一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在0.4以上，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5左右，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已进入极不合理的阶段。

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一个是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从城乡收入情况看，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为2.5，这一数字明显高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5），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2.2）。从地区收入差异来看，我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是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在世界上排在前列。

收入分配长期的不均衡，不仅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也会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还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好这个棘手的问题，成为了我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是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予以调整的。但是，对于我国来讲，如此巨大的财富差异以及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是财政难以负担的。从现实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城乡和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因此，如果解决好就业问题，再配合其他的合理措施制度（比如税收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则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弱目前我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最终消费率起到拉动经济合理增长的作用。

四、总结

综上分析，针对我国目前来说，将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是符合国情并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必然选择，对我国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李扬.中国金融论坛[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金成晓.“有效需求”不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纵横,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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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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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现调控；政府失灵；主流宏现经济政策；经济泡沫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期时期，宏观经济调控将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灵”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刘俊奇，1999）。具体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

析“政府失灵”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即使一定时期抓住了规律，然而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不可能穷尽。进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2.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3.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依靠市场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而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可能与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微观主体的目标和情况相冲突。因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左右；4.政府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可能完全统一和协调，因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政策的不恰当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经济关系，障碍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国这几年：“政府失灵”的例子主要有：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上市指标搞行政切块分配；贷款权上收，城市合作银行合并，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许甚至鼓励行业自律价格的存在；恢复对粮棉收购的管制；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和消费启而不动等。

当前，我国“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错位时常出现，往往干预过度，破坏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合理界限。这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还不能充分把握其运行规律。如何克服这两大问题，是我国近期防止“政府失灵”的主要任务。

二、如何实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转变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境即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们已阐述得很充分了。笔者认为理论界从整体上已达成了共识，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复述（参阅江勇、熊正栋，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们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质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如“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所谓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参见张晓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上升等等，这些把我国当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看作是阶段性的，即使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改革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就要长期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移。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隐含着人们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与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仅指总量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而要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退回到原有体制是不可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益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由过去的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张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过去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可参见吴晓求，1998）。

然而，政府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下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手段选择和效果还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从1999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增幅下降的事实表明，这次宏观调控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虽然1999年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参见陈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但由于体制性约束，效果一时难以体现。由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缺乏，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积极有效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可这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受到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宏观调控的实施是通过微观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的，而不能由宏观调控主体直接决定；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否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这样，实现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转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和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二是使宏观调控的作用力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相适应。

三、如何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

当前宏观调控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经济开放度日益加大。这两大问题都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在前一部分中，我们阐释了我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这是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一个方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还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

（一）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限制

1、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扩张限度有限（参见张晓晶，2000）。财政扩张的限度一般用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单看狭义债务负担率（主要指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则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还不到10％（发达国家几乎都在50％以上，欧盟的标准是60％）。但考虑到“中国特色”，政府实际的债务负担还应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国外借款以及银行不良贷款。这样，1997年底我国最大债务负担率已接近50- 60％。按我们的观点，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量“空帐”也应计在政府债务之内，这样政府实际债务负担率已不低，增发国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同时，1991年至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减少，近两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这样，通过国家财政支配的资源就很有限了。

（2）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两年，国家采取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3891亿元，1999年发行3415亿元。但在政策运作上将财政投资按计划分割到各省、区、直辖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项目。这种按老办法搞财政拨款，很容易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长官项目”、高收入低产出、胡花乱用等问题。结果，1998年底，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9.5％，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0（其中：集体经济投资下降了3.5％，个体经济投资增长6.1％），从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4.1％。并且只影响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影响微弱。另外，最近财政部对1998年1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已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和乱用，10个项目属于“三边工程”。同时，虽然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力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财政资金带动投资需求扩张的目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分配格局和信贷结构，这些技改贴息资金恐怕绝大部分又流向国有经济。然而当前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货币政策。

（1）M2的增长率还可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米什金，1998）；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总伴有M2的过快增长（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过量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过量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但是近几年，我国M2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且当前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因而M2的增长率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过高。

（2）信贷萎缩限制了货币扩张。自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信贷萎缩”现象（樊钢，1999）。造成信贷萎缩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有银行由于坏帐积累不愿再向一些国企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企贷款（存在信贷歧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愿向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存贷差不断加大。另外，资本市场融资对于广大非国有经济来说机会甚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使实际利率居高不下，企业对投资预期不乐观，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等，不能启动民间投资（我所指的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达不到预期的扩张效应，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二）开放性经济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

经济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此模型，在利率降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套利活动的存在。同时，在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导致总需求增加，相应净进口增加，引起贸易余额出现逆差；但随时间推移，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下降，直到总需求回复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张晓晶，2000）。

四、如何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

所有的“经济泡沫”都产生于“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总是有一定的真实繁荣作基础的。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加入WTO的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将迎来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因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真实基础。同时，所有的“泡沫‘都是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结果，开放经济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使资本逐利竞争更加激烈；这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我国”经济泡沫“的产生有以下两大可能途径：

（一）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股市、房地产领域。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在国内经济一派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使东道国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房地产、股市行情日渐高涨，“经济泡沫”日渐积累，直到破灭。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政策鼓励、政局稳定等，肯定会使外国资本投资掀起一个新。这对如何引导外资流向并进一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是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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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就短期来看，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已基本停止。尽管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径计算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仍是-0.8％，但2002年下半年按月度环比，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到了2003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升0．4％。这是当前总需求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正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遗补缺，因而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即根据总供求关系的特定状况，来确定采取哪一种特定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还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种政策调控，力度大小，决定的标准就是总供求关系的状态，而且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其判别标准就是总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潜在总供给，还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而不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不取决于政府应不应该投资一类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率一类的微观效率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的宏观效率。这样上种总量调节政策，当然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即根据当前（今年）的总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前（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不解决体制改革问题，也不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而只解决短期内的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问题，并因此而为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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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房地产；经济波动；原因

房地产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随着近几年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房地产业运行的经济现实同样暴露出房地产也存在不良因素，抑制其健康发展。如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空置率高、房地产也投资过热等系列问题涌现。房地产的不良因素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业经济波动，若能正确了解房地产的波动规律，将有利于处理好房地产业的供需矛盾，引导市场合理投资，私人合理消费，保障居民住房需求得到满足，推动房地产业稳定向好发展。

1. 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形成原因

1.1国民经济波动

国民经济的波动是房地产波动的基本原因。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房地产业的发展无法脱离国民经济整体而独立发展，必然受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当房地产也发展过快，需要大批资金投入，除了直接融资手段，就需要从银行进行贷款以获得资金支持，而银行的贷款行为不仅仅是根据市场做出决策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还深受国家银行贷款政策的制约影响。国家制定相关融资政策是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所以，房地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息息相关，相互影响。房地产业的经济波动，既是国民经济波动一个表现，也是经济波动的结果。国民经济波动也就成为房地产业经济波动的基本动因。

1.2供需矛盾

房地产业的供需矛盾是房地产波动的内在原因，房地产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波动和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房地产业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房地产总供给主要受到资金、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水平三个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外生因素的影响。房地产需求由国民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消费税等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房地产供给变化比需求变化来得剧烈，常常处于供求不均衡的状态。例如，利率上升，房地产业贷款成本上升，抑制房地产资本投入，供给减少，但是市场存在刚性需求，需求居高不下，超过供给，推动价格攀升，制造房地产泡沫，从而将引起房地产也经济波动，不利于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1.3投资波动和政策变化

房地产业的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期性，预期是根据经济主体目前能得到的所有信息做出的对未来的预测，具有不稳定性。当经济主体对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倾向于增加投资，当预期下降，则会减少投资，从而导致房地产也投资会出现骤减骤增的情况。预期既可能是房地产开发商做出的，也可能是个人投资者做出的，因而投资预期既影响房地产的供给也影响房地产的需求。政策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针对国民经济整体制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等从整体上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综上，投资波动和政策波动会直接引起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

2.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控制对策

2.1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

房地产投资政策要注意投资主体结构的变化，房地产投资规模的变化和政府投资的影响。投资主体方面，当期国企存在权责不明，缺乏风险规避机制等问题。投资规模方面，要注意与宏观经济规模适应，设定合理的投资比重，否则容易制造房地产泡沫。投资结构上，开发商要理性判断市场情况，重视市场调研和目标市场选择，以市场为导向，防止盲目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政府投资方面，当政府增加投资，可能会造成对私人需求和投资的挤出效应，所以政府投资应当注重安居工程等保障型房地产的开发，将政府调控控制在合理范围，适当开发，对全社会的房地产投资行为间接调控。

2.2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明确调控目标，合理预见政策效果，包括最终想要实现的政策结果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期结果。对于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既是短期内可能带来房地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暂时下滑，但是应该坚持，而非舍本逐末。不正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旦市场出现反馈，要及时纠正或制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要在不同的地区实行，需要当地结合本地经济运行的实际，从实际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在政策效力上有所区别，财政政策更为直接，短期效力显著，但是存在对经济过度调节，反而适得其反的风险，货币政策是间接调控，需要在长期中显现效力，所以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有的放矢，防止盲目。同时，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政策应注意保持稳定性，连续性，降低决策成本，避免重大经济决策的突然变化以便于房地产企业制订长期发展战略。

2.3调整房地产供需关系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常常是不均衡的，均衡反而是暂时的。宏观调控的目标并非让市场时时保持出清，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成本极高的，而是尽量降低房地产也的波动幅度，防止出现供求极度不均衡的情况出现。对供求关系调整，要从源头分析，针对不同性质的供求矛盾，市场传导机制，寻求理性的政策方案。

3.结论

综上，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首先建立在对房地产不良因素形成的分析的基础上，遵循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预测异常波动，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段勇. 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0（10）.

[2]刘长生. 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形成原因及对策分析[J].科技资讯，2006（18）.

[3]司云娜. 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赤峰学院学报，20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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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1―0044―04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

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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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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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2014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本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它还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在2014年通过经济运行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如何制定。鉴于此，为了有效避免我国的经济再次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一定要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和理性，切莫出现重大失误，因为那将会给我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损失。以以往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经验来看，我们再选择上应当以本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作为重要的客观依据。据相关资料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最佳区间通常都是在9%-10%之间徘徊，换句话说，我国在现阶段的经济如果能够保持在这个区间内的话，就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而且还可以大量的解决失业问题。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低于9%比较多的话，那么势必会导致大面积的产出负缺口，换句话说，就是说明了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并未将经济资源的最大功用发挥出来，这个时候会出现企业产能过剩，产品滞销，有些实力不是很强的企业甚至会出现倒闭和破产的情况出现，与之对应的就是大量的人员失业。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于百分之十比较多的话，在经济运行中会出现大面积的产出正缺口，意味着资源的利用已经过度，这样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资源的严重短缺。因此，我们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一点。事实表明，只要我们能够有效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制定政策时保证宏观经济的力度，让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在这个区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2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宏观管理理念

事实已经得到充分证明，还是过去那种纯粹拉动内需增长，从长远来看并不可取。在以往很多年里面，我国一直都是着重于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的协调，出口不行就投资，投资不行就看消费，消费不行反过来继续看投资，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但是我们却很少关注供给端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考虑资本、劳动、技术的组合。随着十改革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仅仅依靠改革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在新阶段对原有的经济治理框架进行创新，从以往的需求管理朝着供给管理方向转变，一次升级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2.1着重培养本国的跨国公司。

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长远目标来看，同时结合国家的“十二五”计划大力扶持跨国公司的政策，我国跨国企业应当抓住这个契机，最大限度的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不仅仅需要在金融、财政上提供便利，还应当在全球的主要出口市场上组建专门为我国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贸易促进机构以及综合平台，既能够及时的了解我国跨国公司的具体情况，也可以与之对应的给这些企业提供帮助。

2.2构建政府价值体系，切实提升国际分工水平的参与度。

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加工贸易方面都是极其依赖进口，加上这些加工贸易在国内的价值链比较短，因此无法很好的带动配套产业的发展。鉴于此，我国政府机构必须要想方设法来调整它的结构，拉长国内的价值链条。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以最快速度提高加工贸易原料供应的本土化进程，还需要提高加工贸易与本国原有产业相互结合的程度，同时对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加工从过去那种从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传递的速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快；（2）这些企业自身应当着重从内部的实力进行培育，尽可能的将跨国企业的设计、生产、服务等放到中国来完成；（3）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适当延长产业链条，努力提高增值含量，并且在有效促进内贸和外贸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明确限制类产业类型并建立针对性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2.3以金融转型为契机大力推进我国经济转型

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未来几年里很有可能会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化，金融改革的重点战略取向应该主要围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服务经济转型来开展：（1）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市场体系来加快推进本国重工业化进程；（2）大力促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发展，提高实际利率和汇率至能够真实反映外汇和资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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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机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特征并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决策博弈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和要求，接着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两者关系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安排、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两者内涵及相互辩证关系和影响机制的把握不全面、对于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下的能够减少经济不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关系的多种情形所依赖的条件认识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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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15－07

引言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以各国(或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和协调，或适当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或采取联合干预市场的政策举措，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或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系统性危机爆发后，单个国家的利己行为不但难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反而可能因损害他国利益而最终不利于危机治理。Copper(1968)指出，在“溢出”效应存在下，国际政策协调往往有助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一致的、共同加强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避免负外部性而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扩展为系统性金融风暴，世界经济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2008年美国GDP于第三季度负增长0.5％，第四季度负增长3.8％之后正式进入衰退。而在此之前，欧洲和日本在2008年第二、三季度就已连续负增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正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援助资金更难获得。那些经常项目处于严重逆差、财政状况不佳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危机。来势汹汹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已使单个国家的抵抗苍白无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为重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体都频频行动，出手救援。其中，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IMF则主要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进行了危机救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1　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显著削弱。1975年G7产生，多极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局面形成。此后G7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日显重要。在经济领域，其磋商的最频繁、效果最显著的领域主要涉及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金融危机救援等。此次金融危机中，G7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采取同向救市措施、扩大货币互换、政府间紧急贷款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协调。

(1)主要国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遭受了最直接、最严重的打击。为拯救金融系统，欧美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解决问题资产和银行的重新资本化。以美国为例，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MG)等濒临破产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以防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2008年10月初，美国出台了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基本服务于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2008年11月份，美国又通过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其中6 000亿美元用来购买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机构发行的债券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次是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为了激活货币市场流动性，美联储创造了包括TAF、TSLF、PDCF、AMLF、CPFF以及MMIFF等一系列新工具，政府还为市场提供了各种担保。与美国相对应，欧洲也对金融系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8年10月初，英国推出5 000亿英镑救市计划。除了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之外；英国央行和政府还联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央行向银行系统提供了2 000亿英镑的短期融资贷款，政府为银行间拆借提供约2 500亿英镑的担保。英国在2009年1月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中政府将增持银行股份，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资产收购计划帮助金融机构融资。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基本上以英国模式为蓝本。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渗透不断加深，各国的救市重点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首先是协调性降息举措空前密集。在2007年6月29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指向相去甚远：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降息，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保持利率，其余国家则升息。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显著降低以及金融危机的恶性影响逐渐显现，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为了刺激经济，除了降息别无选择。2008年lO月份以来，C7以及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入全球性联合降息的行列。到2009年初，美、日两国利率接近零，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向零利率迈进的趋势(见表1)。

除了降息之外，发达国家还纷纷推出实体经济救援计划。美国在2008年11月份推出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就试图通过2 000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款工具(TALF)计划帮助消费信贷。2009年2月，美联储将该TALF计划的规模提升至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一项总额7 870亿美元的新方案，旨在通过增加开支与减税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于2008年11月份出台的2年期欧洲经济复苏方案，动用20004L欧元来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具体内容涉及进一步降息、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及一系列惠及中小企业的政策。2009年初，欧洲各国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救援力度，着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汽车行业的投资与扶持，竭力阻止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与此类似，日本早在2008年10月底就公布了价值约27万亿日元(约2 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初，日本又提出75万亿日元经济振兴方案，着眼于刺激内需。

(2)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除了在国内采取同向的救市措施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跨越国界的协调――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来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问题，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展。

首先，提高货币互换安排额度。由于各国银行纷纷需要储备美元以防御对手之违约风险，美

元资金需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为配合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允许全球各央行从美联储获得美元资金注入国内银行体系。2008年10月13日起，美联储通过与欧洲三大央行(英国、欧洲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安排向市场“无限量”提供美元资金。欧洲三大央行随即把与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扩大到与美元融资需求所匹配的水平。此后，美联储与其他央行的临时货币互换协议也频频达成。截至2008年10月底，美国与各大中央银行的临时货币互换总额已达7 550亿美元。

其次，政府间提供紧急贷款援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冰岛遭受了沉重打击。2008年10月底，冰岛总理吉尔・哈尔德宣布金融危机给该国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克朗(约合94亿美元)，相当于其2007年GDP的85％――冰岛濒临破产边缘。对此，一些国家(地区)向其伸出了援手。2008年10月初，俄罗斯向其提供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法罗群岛于10月底承诺了3亿丹麦克朗(约5 100万美元)的贷款；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向冰岛提供25亿美元贷款；欧盟也声明将提供少量资金支持。此外，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因遭遇了类似于冰岛的巨大不幸，均在不同程度在得到他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英国、阿联酋等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稳定金融市场；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欧盟则向匈牙利提供65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支持。在2009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日本承诺提供1.5万亿日元(约170亿美元)帮助亚洲地区应对金融危机，主要流向湄公河及南亚地区。

2　国际经济组织的危机救援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I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MF主要致力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等目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MF的职能重点逐渐转向对各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同时它还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也致力于减债减贫、技术援助和培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于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救援上。此次危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其次是巴基斯坦、韩国等亚洲国家。拉美的形势相对乐观，但阿根廷仍处于经济减速和债务危机的双重阴影之中。IMF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使用了不同的贷款工具实施救援。

(1)备用信贷安排(sBA)。2008年中期以来，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之下步履维艰，汇率大幅贬值，双赤字严重，银行系统存在巨大风险，实体经济遭重创。2008年11月5日，IMF为乌克兰提供为期2年的164亿美元的SBA。按照惯例，接受IMF贷款，乌克兰必须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并在2009年实现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政府资金须介入银行业重组，以避免经济减速进一步延长和加深。

除了乌克兰以外，2008年10月份以来，冰岛、匈牙利、巴基斯坦、拉托维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都已求助IMF这一道“最后的防线”。IMF已先后向冰岛、匈牙利和巴基斯坦、拉托维亚等国分别提供21亿美元、157亿美元(匈牙利获得251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中，IMF提供157亿美元，欧盟和WB分别提供81和13亿美元)、76亿美元、23.5亿美元期限各异、附加条件不一的SBA。2008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与IMF达成了总额为5.2亿美元的应急信贷协议。12月31日IMF向白俄罗斯提供25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

(2)贷款安排创新――短期贷款安排。欧美国家的严重信贷紧缩使得部分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新兴经济体也陷入了短期资金困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接受IMF的SBA往往需要附带各种限制性条件，并且，SBA的申请国会被认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对国际市场信心产生冲击。针对这一问题，1MF于2008年10月底推出名称为“短期贷款安排”(SLF)的新计划，面向那些虽陷流动性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总额至多1 000亿美元(有资格获得该项贷款的国家最高贷款金额为其向IMF缴款份额的5倍)的3个月期资金。SLF并不要求受援国对国内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基本无附加条件的救援贷款，各国必须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并且必须在IMF拥有良好的过往记录。比如，IMF认为阿根廷不符合救援条件，因为该国已有一年多没有接受IMF的财政状况评估，并且在2001年曾出现贷款违约。根据IMF对SLF对象的限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巴西、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土耳其等国有可能符合条件。但由于该项贷款的申请是保密的，因此，最终哪些国家接受援助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3　发展中国家在协调中的作用

C7作为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始，其协调作用已日趋下降。为了更好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早在1999年9月，七国财长就创造了G20(二十国集团)，作为G7的有益补充。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19个国家、欧盟以及列席会议的IMF和WB不仅探讨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议题，也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2008年11月中旬的G20峰会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决定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高峰会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宣言》总结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原则。虽然宣言达成的原则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果及缺陷

国际政策协调各主体的不懈努力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提振了市场信心

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加大存款保险政策实施力度，并积极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功能。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市场信心。以美国为例，拥有“隐性”国家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GSE)“两房”由政府接管之后，其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纽带”作用得以继续发挥，避

免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信贷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在全球投资者中的相对吸引力也得到提升。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流动性政策协调也使银行间的拆借意愿大大提高。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Spread)作为3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之差，是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感受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该值越高表明银行间的拆借意愿越低。从1986年到2007年上半年，它平均维持在0.5左右。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后，它迅速飙升，并曾一度达到最高纪录4.63(2008年10月10日)。2008年10月份以来，各国加强了政策协调后该值逐步下降，至2009年2月13日降为0.948(图1)。

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实体经济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将为今后的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其积极效果的充分显现还需要一定时日。

2　IMF的救援避免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崩溃

2008年10月份以来，IMF为冰岛、匈牙利、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拉托维亚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40亿美元的SBA。其中，匈牙利、乌克兰和拉托维亚所获得款项数额分别高达三国在LMF份额的1015％、802％和1 200％，大大高于从前125％的限定。IMF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防止了“重灾区”小国陷入经济崩溃。同时，涉及1 000亿美元的SLF因能克服SBA的某些缺陷而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它只会提供给经济面良好的国家，能够起到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与SBA的分阶段拨付资金相比，SLF采取快速审批通过大额款项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信心崩溃导致的流动性危机。

国际政策协调在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

(1)发达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的不足。首先，危机爆发初期，对金融危机认识的不一致使各国错过了集体救市的良好时机。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爆发时由于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因此危机初期并没有引起各经济体的足够重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雷曼倒闭后，仍认为本国的银行系统运行健全，能充分应对信贷紧缩。因此，各国曾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呼吁西方各国协同救市以拯救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G7机制本身的非正式性，发达国家首脑之间的会晤并没有出台有效的经济政策，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

其次，从危机爆发直至2008年10月初，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初，美国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并呼吁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积极参与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德国曾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参与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盟内部，系统性应对措施也不够迅速，不够有力。在银行担保问题上的协调不力曾致使国家间相互埋怨。爱尔兰于2008年10月2日正式立法为银行资产提供全面担保。但英、法等国随即严厉指责爱尔兰的担保计划导致原本位于伦敦的资金流入了爱尔兰，从而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尽管欧盟最终于2008年11月份出台了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其并未真正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扩大公共开支以及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在欧盟内部取得广泛一致，各国因财政赤字超标幅度以及何时纠正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2)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也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危机中国际政策协调的效率。首先，IMF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其一，IMF监督不力。亚洲金融危机后，IMF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汇率问题的监督，而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监督不力。其二，IMF欠缺预警体制，对金融危机预警不及时，致使各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三，应对措施不及时。直至2008年10月中旬，IMF基本上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其次，1MF的资金有限。随着此次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IMF的资金短缺问题异常突出。其可贷资金总额仅约为2 500亿美元，且其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救援中已有明确的安排。尽管日本在2009年2月份与IMF正式签署注资1 000亿美元的合约，但要根本上改变IMF的窘境，需要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改革。此外，IMF对受援国苛刻的融资附加条件也使不愿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国家望而却步。

(3)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仍不够强大。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但这绝不足以说明它们已有能力主导国际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G20以及IMF中的地位仍有待于大幅提高。G20是由七国财长会议创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C7各国仍在G20中占据主导地位。在IMF中的投票权总额中，发达国家约占60％，其中美国占16.77％，美、日、德、法、英仍是投票权最多的5国。相应地，中国、俄罗斯及印度三国的发言权总占比却不足8.7％(中国的发言权占比为3，66％，俄罗斯为2.69％。印度则与孟加拉、不丹和斯里兰卡三国共同拥有一个执行董事，其发言权占比为2.35％)。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

金融危机与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

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实体经济遭遇寒冬。对此，世界各国加强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尽快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应该说，政策协调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但在协调过程中其弊端也进一步暴露无疑。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间加强宏观政策协作，对现有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新秩序成为必然。

1　完善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此次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救市措施，但却也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一方面，危机起始阶段，各国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的不一致，使各国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并蔓延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8日，虽然出现了六大央行联手降息的空前之举，之后各国也基本采取了同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各国的政策均是根据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做出的决定，较少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集体陷入

衰退之际，西方大国又在酝酿着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风潮。这不仅将大大削弱各国已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协同效应，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加强各国协商与合作的“互信”基础，进一步完善G7等发达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政策协调主体，IMF在危机防御方面，当务之急是加快监督框架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同时，1MF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对业务覆盖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加强交易透明度及信息披露，减小系统风险，起到及时预警的作用。此外，应该拓宽多边视角，更深入地考察国家之间的政策溢出效应，以便更迅速、准确地识别世界经济系统中的潜在风险。加强与其他机构(如国际清算银行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协作，也有助于IMF更出色地完成全球性监督工作。在危机治理上，IMF应大力拓展资金来源，除了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发行债券之外，若能继续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成员国加入类似于日本的“注资”行列，将大大提高IMF的救援能力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