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该推导过程的关键，它的成立依赖于奥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又称为意外供给函数，综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式子（6）认为，只要公众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就仅仅取决于误差项，也就是说，政策将是无效的。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又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利用并处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无论是自己研究分析还是借助于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公众总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而且由于公众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这种预测误差将会不断缩小。总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推导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据该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观点却是值得推敲的。我们首先来看（3）式，尽管奥肯定率的确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产出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函数关系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预期的失业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证明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移动的。我们再来看（5）式，产出与价格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产出与价格可能是正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出大量增加物价也随之上涨；也可能是负相关系，如滞涨。综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稳定的，甚至具有随机游走的特点；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将是稳定的，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了使得政策能够有效必须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会朝令夕改。那么，在公众能够准确预测到政策的情况下，误差项必定具有较大方差。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那么，这个较大的误差项必然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理将会使得这种行为本身变的反而不理性，本来理性的预期由于一个较大风险的存在可能变的反而非理性。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最初的理性预期也变的不再理性。这样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预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更加混乱，无法再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效。

上文已经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却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的一种博弈，政府会考虑公众对于某种政策的反应，公众则会考虑政府更倾向于哪种政策。此博弈可以简单的表示如表（一）。

假设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实施紧缩性政策，公众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众接受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C，D），如果公众抵制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E，F）。政府为了使得经济政策产生理想的效果必将对公众的态度进行预测，假设政府认为公众接受该项紧缩性政策的可能性为a,则为了使得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然而，公众也会预期到政府会对其接受该政策的概率做预测，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公众会刻意展示一个似乎是较低的a。反之，公众也会对政府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政府亦会预期到公众对它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因而会尽量展示一个较低的不紧缩概率值b。然而，这种博弈进行下去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果，每一方都希望获得最大收益可最终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实现最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结果将是满足（7）（8）两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决定这个紧缩性政策是否实行的博弈过程中，要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实行紧缩性政策，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众和政府对a、b进行预测，加之所有的博弈结果也只是出于预测，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预测和感觉，这一切使得博弈的结果最终很难达到整体最优。

正是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得最终的政策结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之所以制定该政策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该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情况，然而当该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断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实施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本文仅以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例加以分析，至于紧缩性政策的分析过程也是类似的，文中不再赘述。如图（一）。

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位于A点，初试的总需求曲线为AD1，总供给曲线为AS1，产出为Y*,价格为P*。当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2，此时总供给曲线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公众能够预期到总需求的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他们必将调整总供给，但由于菜单成本和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即使公众（消费者和厂商）预期到了总需求的变动使得价格上涨也不能立即调整到AS3，可能会调整到AS2，此时实现了产出的增长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公众最终会将总供给曲线调整到AS3，此时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再实现产出的增长，反而带来了较高的通胀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是否会到AS3就停止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公众的理性预期会变的非理性，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完全可能超过AS3到达AS4，此时产出减少的同时物价上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涨”。当然，如果公众预期经济将继续稳定增长，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消费者就敢于借贷消费，厂商就敢于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产品供给也会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1向AS5方向移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稳定以及几次顺利的经济“软着陆”使得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些成为近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布利尼，大卫•格林纳韦.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宏观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4-17.

[2]杨哲英，关宇.比较制度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200-250.

[3]托马斯•谢林.选择与结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1-36，256-299.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121-156，201-315.

[5]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92-118，153-182，390-426.

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篇2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 资本管制 启示

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资本管制又细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类。与数量型管制相比，价格型管制的管理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且寻租空间较小。因此研究其它新兴经济体实施价格型管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的背景和概况

国际资本的逐利性会放大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危及金融和经济稳定。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大都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在基本面良好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繁荣期，GDP增速过快、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汇率升值预期，都会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资本的流入又促进了资产价格上涨，投资增加，进而带来更大的繁荣，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期。随着资本的流入，本币开始不断升值，国家开始过度消费并严重依赖外资，同时国际竞争力降到最低。此时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进而引发资本的迅速撤离，从而带来本币的巨幅贬值、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经济增长放缓，自此进入恶性循环期。

国际社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实施适当资本管制的正面作用已达成共识。正是因为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资本流动时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对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资本流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连一向主张资本自由化的IMF也明确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应实施必要的资本管制，将资本账户管制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工具搭配使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目前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项目都进行管制，但具体管制项目的数量有一定差别。对于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直接投资、房地产等主要项目，大部分国家都进行管制，但对直接投资撤资、商业信贷等项目实施管制的国家相对较少。具体情况见下表：

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方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管制大致可划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种类型，在多数情况下是混合使用的。

数量型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审批程序等行政手段直接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即管理部门通过直接禁止、数量限制或审批程序来限制资本交易或相关的资金支付、转移。具体措施包括：对外汇交易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对外资准入计划进行审批和管理；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负债头寸、外汇资产实施限额管理；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国内业务进行限制；对非银行居民持有外国证券、不动产及直接投资进行限制；对非居民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数量和范围进行限制等。我国实行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及印度对境外投资者投资本国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等属于此类。

价格型管制旨在运用市场化手段增大特定资本流动的成本，具体又细分为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两种方式：

直接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是指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征税来提高跨境资本流动成本，从而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主要表现在降低居民持有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或影响非居民持有国内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巴西频繁使用的金融交易税（IOF）以及泰国等对外国投资者持有国债征收的所得税就属于此类。

间接税收方式即以无息准备金或存款要求等形式增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成本。在实施这种资本管制措施时，中央银行可要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其资本流入或外汇净头寸提取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并存入一个特定的无息账户，这就导致经济主体流失部分存款利息收入，从而来影响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并达到抑制跨境资本流动的目的。中央银行可根据不同期限和种类的资本流入设立不同比例的准备金比率要求。次债危机后印度和土耳其对外汇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就属于此类。

三、价格型资本管制方式的国家实践

（一）巴西――相机抉择采用金融交易税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金融交易税是针对特定金融交易活动以交易额为基础征收的特殊目的税种，主要作用是降低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引发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政策工具选择之一，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其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其中巴西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较早、运用较为频繁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根据外国金融资产的期限和外部金融环境，灵活调整各类资本流入金融交易税税率，一度成为世界上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2013年5月，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提前退出预期的影响，巴西资本流出大幅度增加，巴西央行除对1年及以下期限外国贷款征收6%的税率外，取消了其他各类金融交易税。

2.经验借鉴。由于巴西的金融交易税采取了相机抉择的方式，在审慎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根据资本流动情况灵活运用，并同时配以其他管制方式（如资本流入最低期限要求等）和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巴西在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次债危机中遭受的负面影响较大部分国家小。

（二）智利――渐进式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世纪80、90年代，以智利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投资者看好的对象，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智利国内，引发了智利国内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持续加大。一方面政府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提高实际利率，但另一方面加息会进一步刺激外资流入，从而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缓解出口竞争力下降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智利政府于1991年之后的7年间一直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并根据国际资本流入情况对无息准备金的缴存比例和征收范围进行渐进式调整，缴存比较最高时达30%，征收范围一度扩大到全部潜在的短期资本流入（包括投机性外国直接投资等）。1998年后，国际资本流入趋势减缓，智利逐步放宽无息准备金制度。

2.经验借鉴。智利政府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通过利率与汇率等宏观政策的搭配调节达到稳定国内金融环境的政策目标。同时，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入大多采用渐进、灵活的管理方法。因此，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资本流入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正的利差，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面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智利相比其它同类国家受的影响较小。

（三）泰国――盲目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06年，国际资本流入激增和经常账户盈余对泰铢形成巨大压力，导致泰铢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据泰国央行统计，在2006年的前10个月里共有360亿美元热钱进入泰国。2006年12月，为提高热钱投资或投机的成本，遏制短期外汇资金流入炒做泰铢，泰国央行宣布，金融机构对所有超过2万美元流入资金提取30%作为无息准备金（与贸易及服务相关的资本流入或泰国居民汇回的投资收益除外）。受此政策影响，泰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令泰国政府措手不及，泰国央行被迫于2006年12月19日宣布修订无息准备金制度，被迫缩小管制范围。

2.失败的教训。一是泰国央行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旨在控制资本流入激增，缓解泰铢投机压力，保持货币稳定，并未考虑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如何有效地吸收这部分多余资本，政策目标缺乏政策工具的有效支持。二是由于在政策执行之前，泰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未进行有效区分，政策制定不够透明，宽泛的管制范围和过高的准备金比率要求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因此，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必须配以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巴西和智利政府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建立稳健性框架，并辅以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国内金融，因此取得了成功。而泰国只是一味地阻止资本的进入，未有效拓展资本流出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配套政策，因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我国应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应该注重配套政策的建设和实施，最大限度降低资本流动风险。一是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税收等货币政策和财政策，通过逆周期调节，积极应对资本异常流动引发的风险；二是要加快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平台，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强化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宏观政策预案；三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通过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弥补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外汇流动风险的局限性，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

（二）渐进性的政策调整是资本管制成功实施的保证

巴西和智利资本管制采取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泰国短时间内盲目的政策剧变是外汇管制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有效的资本管制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搭配和目标的实施，循序渐进，明确重点，尽量避免过于突然和苛刻的管制而引发资本集中外逃。

（三）资本管制并非长期解决方案

资本管制只是暂时手段，绝非长效机制，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实体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应对国际热钱流动冲击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合理运用资本管制可以为国内的结构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赢得时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开、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将是大势所趋，当前应有效利用宝贵时间窗口，稳步推进改革和市场化建设，为实现全面开放打好基础，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刘莉亚，程天笑，关益众，刘晓磊.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02）：37-46.

篇3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一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篇4

【关键词】日本 中国 可持续发展 启示

一、战后日本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

1、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并不是迅速全面开放国内市场，而是根据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分阶段、有秩序、有计划地逐步开放，成熟一批开放一批，轻易不向外国开放未成熟的产业。依据本国产业的竞争力状况，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以渐进方式按不同商品、分阶段推行贸易自由化。其步骤如下：

首先，开放有助于降低国内有关产业生产成本的原材料商品，即早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生铁、普通钢等；

其次，开放日本已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商品，即近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特种钢、部分机床、铁合金等；

再者，开放通过产业扶植促进技术开发和产业合理化的产品，即需要过一段时间实行自由化的产品，包括开发中的机械、化工设备、重型电机、汽车等；

最后，开放对国内相关产业有严重影响、自由化困难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

2、逐步推行资本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也是实行一种日本式的渐进式自由化，即采取尽量推迟特定产业自由化期限这种拖延战术式的产业政策。

第一，1967年7月，日本政府实行第一次资本自由化，规定外资比率为100%的自由化行业为17个，外资比率为50％以下的自由化行业为33个。大部分被指定为自由化的行业在日本企业有强大的竞争力，足以抑制外资企业进入的行业，或者是对外资企业没有吸引力的行业。

第二，到1973年第五次资本自由化时，原则上实现了100%的自由化，但实际上仍有所保留。

第三，日本政府这种谨慎的自由化政策给企业和社会留出了调整、适应以及准备的时间和余地，不至于在自由化的强大冲击下陷入崩溃。可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保护性政策。

3、全方位改革关税体系

日本政府为发挥关税对国内战略产业的保护作用，于1961年和1962年对原有关税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

日本政府利用制定新的关税税率表，调控自由化的步伐来保护国内产业。修改关税税率，建立针对不同产业及不同生产加工程度征收不同关税的“倾斜关税结构”。引入特殊关税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日本可以在国内产业受到进口产品严重损害或面临这种危险时，征收紧急关税或采取关税配额，对超过配额的进口征收高额二次关税。日本还建立了混合关税制度、再出口减税制度、季节关税等，加强了关税制度的应变能力和限制作用，以此来保护国内产业。

日本政府除重视关税的产业保护机能外，也加强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效能。日本的非关税壁垒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无明文规定，隐蔽性很强。如通过对外国进口商品规定苛刻的卫生、质量、环境标准等，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就船舶机械类中的内燃机进口而言，其设计、材料、制造工艺等都必须接受运输省的检查，并依据《船舶安全法》附带陆地试运行的义务。此外，日本政府还采取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严格控制外国商品进入。

4、培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

（1）大力培植民族产业。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国要想在世界上立足并保持不败；唯一途径就是适时有效地培育民族产业。1955年日本入关后，将重化工业作为重要民族产业加以培育，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成功之举。培育民族产业并非普遍的均衡育成，而是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高度，按不同发展时期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培育拳头产业，然后再全面拉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优先确立钢铁、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三大行业作为战略产业予以重点培育。

（2）加大对其优势产业汽车工业的扶植。日本政府对产业的保护与培育在其对汽车工业的扶植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日本政府直到1965年10月绝大部分商品都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时候，才取消对成品轿车的进口限制，但对汽车引擎的进口限额并没有取消，轿车引擎的进口税也没有降低。日本政府在1965年前对汽车工业实行保护性封闭体制，如实行保护性关税和有利于国产汽车的物品税，实行外汇配额制度限制外国车进口，限制直接投资等，并对零部件生产厂家进行扶植。

（3）运用财政、金融政策扶植优势产业。日本政府在财政金融等方面也采取大量优惠措施，并通过完善公路设施对汽车工业实行间接扶持。日本汽车工业正是在保护和培育政策的有力扶植下，从零开始发展成为当今国际汽车市场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我们十分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中国要借鉴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时时想到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要不时地用自己的经济转型与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较，日本渐进式的宏观经济对策对中国借鉴意义重大。

二、日本经验对我国的主要启示

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充分体现“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及“集体的协调性”。“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应主要体现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集体的协调性”则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这是对战后日本经验的总结。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政府要积极干预并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以此实现用“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减弱国际经济不利因素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进而达到宏观经济高效、稳定、快速的发展。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政府一定要在贸易、资本自由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在外部环境方面，政府要对在未来将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内产业，通过关税和非关税等措施给予积极保护，以此弱化来自外部的冲击。在内部环境方面，政府要通过强化法制，诱导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健全和完善各类体系的基础上，确保企业间的充分竞争。

2、政府要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

政府要通过各级职能部门发挥其组织、协调作用，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目标的不同和对国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的分析，在经济战略和对外贸易体制的选择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

3、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要把握好开放与保护的度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在完成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市场经济并不否认政府的宏观调控，相反，政府的有效指导和干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日本的经验表明，即使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向更开放的状况转变，在一些具体体制形式的选择、开放顺序的设计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套方面，仍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可以因时因地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具体地说：

第一，确定产业保护的重点，运用合理的产业保护措施，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与扶植；

第二，中国应对产业的比较优势与劣势进行客观的分析，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按各种产业的发展阶段给予不同的保护政策和措施；

第三，对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适当加大开放力度，放手让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得以提高和发展；

第四，对目前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幼稚产业)，可设一定的保护期，逐渐加大开放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将其转化为优势产业。首先，要科学界定幼稚产业的内涵和范围，明确幼稚产业的发展应是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相一致、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支柱作用的产业；其次，应科学界定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实现和力度，制定阶段性保护目标；此外，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同时要尽量避免负面效应；

第五，中国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各行业的具体条件和发展水平，确定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即选择那些具有巨大需求潜力和一定基础的行业进行重点保护，对这些行业从研究与开发、投入、税收、信贷等方面加大政府扶植的力度。

4、要通过创新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要大力培育民族产业，通过三种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再创新，来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建立创新型国家。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按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国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获得比较利益。但这种产业结构类型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从长远考虑，旧的产业结构类型会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会逐渐消失，从而失去广大的国际市场，丧失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三种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提升出口的贸易结构，增强精密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国际分工中获取竞争优势。

5、向日本学习，力求对国内企业保护手段多样化

中国应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或走向更开放的贸易体制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来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扶植。采用立法来保护本国产业，加强法律手段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功能。

6、建立创新型国家才是强国之路

一定要吸取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的教训。从长期来看，扩大开放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才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梦魁主编：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

篇5

[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调控；市场类型；资源配置；影响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083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0 引 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2.8%的新低，分别比2015年和2014年下降了约7个和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占社会投资比重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下降。民间投资的放缓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利的信号，它反映了市场信心减弱、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潜在产出下降、经济活动趋于收缩的现象，也预示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或多或少的都与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民间投资的逐月下降表面原因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下滑，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行政垄断与行业壁垒和公共部门的挤出效应将一部分民间资本挤出了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或多或少存在国有垄断的产业。2016年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5%，增幅是2015年同期的两倍，为历年来少有。虽然国有部门投资的猛增填补了民间投资下降的缺口，支撑了钢铁、铜和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但它却对后者造成了挤出效应。这些都让一些民营企业选择收缩阵地，甚至持币观望。

1 经济危机对市场结构类型的影响分析

市场是西方经学研究的基础，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歇尔的生产四要素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追求最优化配置。当然市场按照其不同条件和特征形成了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市场在资源调配的过程中作用和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市场具有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4个基本特征。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古典的“完美”价格机制论，在引入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般均衡；凯恩斯提出市场会失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修正的方法；同样面对市场失灵的问题，科斯的产权明确论，认为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外部性效用问题。

经济学中将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市场。在经济危机的发生过程中，由于在市场环境、所有制结构、企业自身特点等方面的差别，经济危机发生本身会对市场结构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从市场中厂商数目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市场中的厂商数目发生一定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比显示，2008年我国境内私营个体企业数是245 850家，但是截至2014年我国境内的私营个体企业减少到213 789家，减少了13.04%；同时期，我国境内国有企业的个数也从2008年的21 313家，减少到2014年的18 808家，减少了11.75%。由此可见，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内企业总量在减少，无论是众多私营个体企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市场中厂商数目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市场的竞争性带来一定的弱化。

其次，从价格的控制程度上看，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规模是188 811.37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为21 313家，每家平均资产规模为8.858 9亿元，而201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减少为18 808家，但资产规模为371 308.84亿元，每家平均资产规模为19.742亿元。2008年个体私人企业的资产规模是75 875.79亿元，而同期个体私人企业数量为245 850家，平均每家的资产规模为0.308 6亿元，然而2014年个体私人企业的数量减少到213 789家，但是资产规模为213 114.42亿元，平均每家的资产规模为0.996 8亿元。从平均单个企业的资产规模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危机以前平均单个国有企业与私企的资产规模比为28.70∶1，但是在经济危机后2014年平均单个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资产规模比为19.80∶1。但是基于国有企业的产业集中度较高，例如钢铁、煤炭、金融及电力等行业，在加上传统的行政垄断特点，因而国有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度较高。

最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行业进入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政策法律等。从2008-2014年，市场的上述3个因素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上述数据可以印证，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国企和私企其数量和规模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国企的平均资产从2008年的8.858 9亿扩大到2014年的19.742亿元，同期的私企也从0.308 6亿扩大到0.996 8亿元。资产规模的扩张，从一定程度上对规模经济化较强的行业来说增加了新企业进入该行业的难度，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增加了市场的垄断性因素。此外，由于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大，拉大了不同类型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从而导致企业间产品差异化因素增多，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的垄断性因素。

综上所述，在2008-2014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市场中的竞争性因素减小，而垄断性因素得到了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市场的类型属性。市场类型的改变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带来了更为深层次的影响，使传统经济学的市场竞争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到了体现。

2 经济危机中政府调控政策对市场类型的影响分析

马歇尔生产四要素论即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在当前我国的要素市场中其中有三种要素并非完全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土地等资源由国家所有并进行调控；利率在央行指导利率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浮动。劳动力的流动与分配受到国家的户籍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制约。政府对这些生产要素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自身宏观调控的力度，避免了单纯市场经济调节自身的盲目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是显著的，在2008-2014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顺利有效的实施，实现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稳定物价、扩大出口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肯定国家宏观调控积极性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危机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本身带了的一系列影响。

2.1 经济危机过程中经济政策对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但是由政府主导的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垄断力来推动的，而这种模式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往往不高并且对市场变化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从根源上是经济运行本身存在着结构性、体制性等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映，是市场本身失衡的一种表现状态。然而人为的市场调节可能会一时掩盖了经济危机的症结所在，转而成为一次潜在的规模更大的危机。在当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为了拉动经济的发展，通过释放更多流动性，希望以此支持实体经济，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外部经济危机对于我国国内经济的冲击，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拉动效应，减少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资本配置的效率，改变了资本配置的方式。高度垄断和僵硬的国有金融系统没有有效地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它倾向于把宝贵的贷款注入低效的国有企业而非急需金融支持的更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创新型民营企业。然而这种配置没有体现市场优胜劣汰的效率竞争法则，没有满足社会需求，最终达到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不仅如此，在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刺激过程中，在金融系统对社会资本配置不够合理的基础上，使土地等资源紧张，国有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及资本，在对土地、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获取上远远比其他经济成分企业具有优势。因而，在经济寒冬期对其他民间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资本扩张，进一步挤占了民企原有狭小的生存空间，实现了更为广泛的市场垄断势力，而与此同时本已艰难的民间实业投资一方面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同时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在生产过程中成本上升、回报率日益下滑，最终经营困难推出市场。

因而，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出于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通过加大社会投入，从而对原有应该由市场进行配置的社会资源转而更多地通过政府力量进行分配调节。当然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当前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来说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政府主观对资源分配过程中，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2 经济危机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构建了各类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交易；另一方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多元化的竞争主体，最终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是一个还未发育成熟为统一有序的竞争市场，形成范围不同和程度不同的局部垄断市场。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通过4万亿资金的投放导致原有的市场势力模式发生改变。在这种改变的过程中，市场的竞争性因素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的垄断性因素和行政性因素在增加，最终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要求即市场的竞争性在弱化。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条件下，通过政府的调控政策，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模式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尽管并不具有生产技术和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但是由于具有特定的地位，因而并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相反一些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小型私企，由于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加上自身资金实力较薄，因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会出现破产倒闭潮。

由此可见，由于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由于政府宏观投资经济政策的影响，一部分低效率的国有资产并没有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被淘汰，反而是一些中小型的私企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倒闭。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对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效果，同时也会使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保留下来了具有竞争力、创新力和体现未来发展趋势的行业和企业，反倒通过国家的救助与扶持，导致一批生产能力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社会需求过剩的国有企业被保留下来。使整体市场的竞争性在不断的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较强垄断和行政背景的国有企业规模在增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过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追求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竞争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没有完全形成，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

3 结 语

不可否认从2008年至今，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政府采用了诸如加大投资、减税等手段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拉动消费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宏观调控手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市场竞争结构都来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化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市场的竞争性影响和制约着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综上所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应更好地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手段有效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杜传忠.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与经济效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张宏.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结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宏微观经济学；居住空间分异；西安；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关概念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按研究对象不同分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分配的；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1）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随着城市的诞生出现的，居住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2）城市居住空间变迁总体上呈现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相对应的特征。城市的发展与居住空间分异相互作用，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居住空间的分异，而反过来，居住分异也影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宏微观经济学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互相补充的。经济学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又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微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它们都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分析这一制度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

（二）区别

1.基本假设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有以下三点：（1）市场出清。这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2）完全理性。这一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只有在这一假设之下，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地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两个假设：（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纠正市场机制的缺点。

2.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价格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分配理论。（5）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福利的实现等问题。（6）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决定理论。（2）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3）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4）开放经济理论。（5）宏观经济政策。

三、从经济学角度谈居住空间分异

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初的古典人文区位学的空间理论，但真正将其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空间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响，他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动中进行分配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

目前，中国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以住宅开发项目的档次和价格在空间的分化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在西安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分异格局和市政府大力开发建设各经济开发区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特区”性质一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的区域。其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激励性的政策，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相对优越的政策、体制、观念、方法、服务、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使良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相加在一起，可令开发区内部“小环境”相当鲜明地异于及优于周围“大环境”，乃至形成制度、产业、功能、设施、甚至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孤岛效应”。开发区这类“特区”的设立与运行，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或谓“特区”与“普区”之分割对比，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1.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特区”机制及其“孤岛效应”影响作用卜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在开发区显著高于“非开发区”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西安市经2003—2004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存有各级各类“开发区”18个，其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安高新区”）、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安经开区”）、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又称“西安曲江新区”）。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达70%或更高，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非开发区”，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储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异军突起”以及一般“非开发区”的相对弱势化。表1显示西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经济增长（以GDP、工业增加值反映）、开发建设（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收益回馈（对地方则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是拉动西安GDP增长的绝对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最具有西安开发区代表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经济状况的对比，对西安“经济区”在西安经济的地位进行说明：

2.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上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价和上地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调控功能，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开始在中国城市显现，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开发区作为各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聚集区，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

目前西安居住分异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而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迁移力”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从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学历、收入特征分析，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居住、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自然会对相应区段文化、消费、形象、社会服务种类档次、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继而造成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区的经济对西安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总体发展态势是：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心，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这表明开发区建设发展不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2）“开发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木思维其实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石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会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强而逐渐消失，但山于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如愿实现，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可能蕴蓄区域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隐患，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从市场失灵角度看此现象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那么，对于“新经济区”和“非经济区”来说，似乎是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市场分配不均导致的，形成了“市场失灵”的表象；但是，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后，使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形成了“孤岛效应”，但是这个效应是暂时性的，是会向四周蔓延的，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居住圈层则是在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所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经济特区所导致的似乎是资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是正常的，其实质并不是“市场失灵”。

从微观经济学来考虑这一现象，研究资源按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是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决定的。那么在政府优先发展的经济特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一些优惠性政策吸引开发商前去投资，这也形成了社会资源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

2.建议

那么通过以上的讨论，可能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一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2）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3）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二产业的全面发展，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提升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而、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史广泛阶层的劳动者；（4）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使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创建出独具活力、结构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参考文献：

[1] 蔡汉冲.宏微观经济学比较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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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可信性；公众预期

一、 引言

随着人们对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认识更加的深入，人们发现货币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和决策会影响公众的行为决策，而公众的预期也会对政策制定者的政策产生反作用。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越高，该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大，其政策效应就越好。因此，货币当局应注重对提高政策的可信性。而要系统的研究货币政策可信性，首要的任务就是准确把握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内涵，这是研究货币政策可信性的起点。本文从可信性的一般含义出发，对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将货币政策可信性与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动态不一致和中央银行银行声誉这些概念进行比较，以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内涵。

二、 可信性的一般涵义

可信性从原意上指某种东西可以被相信的性质，这一概念在很多领域都有涉及，但在不同的领域中，它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

媒介的可信性如新闻、广告的可信性，是指受传者所感受到的信源或传播媒介的一种品质，即无论其传播的内容为何而能令受传者无可争辩的信赖。它可简单理解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传者对传播者或传播媒体的信赖度的主观评量。

方法、模型的可信性（Reliability）的含义为可靠性，如调查问卷方法的可信性是指问卷调查结果所具有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所谓一致性，是指同一调查项目调查结果的一致程度。较高的一致性即意味着同一群受访者接受关于同一项目的各种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各测量结果间显示出强烈的正相关。所谓稳定性则是指在前后不同的时间内，对相同受测者重复测量所得结果的相关程度。（曾五一、黄炳艺，2005）

在决策理论中，由于决策问题的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人们无法做出百分百有把握的决策，此时的可信性（Dependable）指的是依据期望值准则所作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信赖，它首先取决于应用期望值准则的前提假设是否准确，此外，在决策问题已有的客观基础上，决策的可信度还取决于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状态的主观判断、各状态概率的分布情况、统一决策方案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损益值及同一决策问题出现的次数这四个因素。（宋一中，1998）

三、 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涵义

在货币政策领域中，可信性在英文中是用“Credibility”这个单词，在韦氏字典中的定义为：“使某人的陈述如同事实一样被人接受的能力，或所声称的动机如同真实动机一样被人接受的能力”。William Fellner（1979）首次把可信性这个概念引入到宏观经济领域，他认为美国1970S的总需求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信的。在Fellner观点的基础上，McCallum（1985）认为可信性是可被相信的一种特性，因此，如果一个政策不能被合理地相信，则该政策缺乏可信性。Jeffrey Fuhrer（1997）进一步的细化了以上的观点，他认为当企业和消费者逐渐相信央行会采取系统性的行动以最终达到所承诺的政策目标，则该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具有良好的可信性。这强调的是央行应有保证政策具有持续性、可被相信的措施。类似的观点还有Blinder（1999）所偏好的定义：言行合一，如果公众相信央行将按它所说的去做，那么它就是可信的。

而考虑博弈中信息不对称的因素，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对称中，货币政策可信性涵义也不同。若公众对有关政策制定者偏好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解为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为“强政府”的概率。如在David Backus和John Driffill（1985a）的模型中，他们根据通胀意图的不同，假定有两种类型的政策制定者――类型1（强政府）他始终控制通胀水平（?仔t=?仔*），类型2（弱政府），极想制造意料外的通货膨胀（?仔t>?仔*）。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属于这两种中的一种，但不知道是哪种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类型2的有伪装为类型1的动机。原因是类型2有制造意外通胀的偏好，假装为类型1，采用低通胀可以控制住通胀预期，直到他打算去提高通胀率。因而，摆在公众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从所观察到的实际通胀水平中获取有关政策制定者身份的信息。此时，可信度可以理解为定义明确的（时间依赖）状态变量，衡量公众主观相信政策制定者是类型1的概率，依据贝叶斯学习原则，这个概率会不断更新。

而在货币政策博弈中，若信息不对称是指博弈双方对于有关影响博弈环境的随机冲击信息的不完全，即存在外在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概念与上面提到与声誉的建立和学习有关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宏观环境存在众多不确定性使货币当局自身可能知道其现在的偏好，但对于其未来的偏好并不确定，因为未来的偏好将随着其所处的社会、体制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政策制定者要对未来宏观环境尽量去预测，并以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公众可以从政策制定者行为的改变来推断政策制定者偏好的改变。但这种推断是有噪音的，包含着一些另外的复杂因素：如，对通胀不完美的控制、央行偏好持久性的改变和暂时性的控制误差，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这种信息的不确定把其实际偏好的改变“伪装”为应对冲击的最优的、稳定性反馈的可能。这对于公众来说存在着目标变化与暂时控制误差之间的模糊。此时，货币政策可信性就应理解为公众认识到货币政策制定者偏好发生变化的速度，可信度是由一个参数来表示，这与假设政策制定者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概率的状态变量是不同的。

四、 货币政策可信性与几组概念的比较

在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的研究中，经常会把可信性等同于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动态不一致及中央银行声誉等概念，为了更准确的把握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含义，下面将这几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1. 货币政策可信性与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在货币政策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如Rogoff（1985，1987），Bac-kus、Driffill（1985）、Linda S. Goldberg、Michael W. Klein（2005）等理论研究都认为可信度与通胀厌恶之间是等同的，中央银行可通过“严格”保持低的通货膨胀水平来提高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度，进而实现中央银行的低通胀目标。因此，他们把货币政策可信性定义为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和行为，其可信度高低的判定标准是货币当局在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等目标中是否更重视币值稳定这一目标，如果政策目标更倾向于币值的稳定、则政策越可信。

把货币政策可信性等同于对通胀的厌恶程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从长期的实践中发现：货币当局希望通过制造通胀带来的产出增长往往只能获得短期收益，长期是无效的，因此货币政策的中心目标应是稳定物价，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货币环境。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人们认为受欢迎的货币政策应是能使未来通胀率降低的政策。Fellner（1976、1979）提出的“可信性假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宏观经济背景是西方经济国家陷入滞涨的困境中，加速通胀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现象使人们意识到通货膨胀会产生一种顽固的自我维持的惯性，这种通胀惯性是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消除的，或即使能消除也要产生巨大的、难以接受的成本。为此、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对反通胀成本的研究，而依据“可信性假设”，高可信性的反通胀政策可以以较低成本实现未来低通胀目

如在Barro、Gordon（1983）的理论框架中，中央银行的目标是为其最大化其效用函数U选择最佳的y和?仔值：

损失，参数?姿为中央银行设置在经济增长和币值稳定上的相对权重，它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在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中更重视哪个目标，?姿越大意味着中央银行政策更倾向于经济增长，而不是币值稳定，则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就越低。

政策可信意味着中央银行在未来会坚守其低通胀的承诺而不存在通过发动意外通胀来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这能有效的引导公众形成低通胀预期，进而引导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形成，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解决通胀问题。而同时、中央银行对通胀的厌恶程度越强、保持良好的抗通胀记录又会大大的提高未来政策的可信性。但这两者在内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前所示，政策可信性强调的是“言行合一”，即政策制定者事前的承诺能得以实现，可信性高的货币政策应该与其原先政策所作的明示或暗示的承诺保持一致。这不仅存在于通货膨胀治理中，在如何防止经济衰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中同样会涉及这个问题。因此，仅用政策制定者对通胀的厌恶程度、央行的反通胀记录来衡量政策制定者政策的可信性是不全面的。无论是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中，只要公众相信政策当局能言行一致，则政策就是可信的，这能较好的引导公众的预期，提高政策的效果。

2. 货币政策可信性与时间一致性。学者普遍认为时间不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是不可信的，而具有时间一致的货币政策往往是可信的。因而，在很多场合，时间一致等同于政策的可信性。但严格的说，时间不一致只是导致货币政策不可信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货币政策不可信主要表现为公众有关现在和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与政策制定者最初宣布的政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有很多的因素将可能影响政策宣告的可信性，如战略的、技术的，政治的等方面的约束。

战略的约束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最根本的观点是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导致了政策制定者事先的承诺往往是不可信的，因而产生了政策可信性问题。Kydland、Prescott（1977）首次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引入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提出了“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的概念。由于政策博弈双方利益的不一致，政策当局在t时刻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后来却由于出现了一些与最初计划相背离的政治经济因素，产生了新激励，此时他会见机行事，放弃最初的承诺，重新选择在新情况下的最优政策，这种现象称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在货币政策博弈中，货币当局在公众预期给定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会有偏离其事前的宣告的动机，发动意料之外的通胀获得产出方面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的事前宣告是低可信性的。

除了博弈战略上的时间不一致所导致政策不可信之外，政策不可信还有来自技术方面的约束，如：政策制定者做决定和预测时所需资料的可靠性；政策工具的可用性和可控性；政策目标的可行性；政策制定者所用经济理论的准确和关联性。此外，还存在影响政策可信性政治方面的约束，这主要涉及以下问题：现任政府立法的能力；现任者是否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有足够的时间去执行它的计划；当面临着来自自身或选民的压力，现任者是否会修改它们的计划。

所以说，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不仅仅是单独取决于货币政策本身，而是取决于紧密联系的、整个宏观经济计划，该经济计划是所用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目标、政策的执行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完整解决政策可信度问题也应该考虑技术约束和政治因素，而不是仅涉及时间不一致问题。

3. 货币政策可信度与中央银行的声誉。目前、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中央银行来执行的，所以不少经济学家把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与中央银行的声誉（Reputation）等同，两个概念可以交换使用。但这两者应是关系密切、互相作用的，但又有一定区别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两个概念的主体来看，货币政策可信性的主体是货币政策，而声誉主要是指针对中央银行的。其次，从定义上来看，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可信度是指对于政策制定当局的宣告，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会相信。其强调的是政策目标或计划一旦宣布，公众是否完全相信，抑或是完全不相信。而声誉依赖于公众对于政策制定者偏好的认识，并不一定与政策宣告有关，而是关注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不同政策的结果。

但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互相影响的。政策可信性是建立在政府声誉基础之上的，而公众对政府声誉的判断往往是根据其对以往政策的可信性情况的观察逐渐建立的。这种判断通常是基于贝叶斯准则形成公众的认识。在每一期，公众通过观察特定类型政策制定者做出本应该的行为方式的概率，来对上一期自己认定政策制定者是何种类型的概率进行修正。当有充足的观测值时，公众会最终认识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在Backus、Driffil（1985）构建的货币政策声誉模型中，强政府只有通过始终坚持低通胀率来树立自己的声誉，使自己与“灵活融通”的政府区别开。一旦这种声誉建立了，其未来政策的宣告就很容易被公众所相信，政策的有效性和实施成本都会有所改善。这正如Laffont、Tirole（1991）对声誉的定义，即“在重复博弈中，如果某参与者总是以一种方式出牌，其对手就会预期他将来还会采取此模式，并相应调整自己的参与方式”。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若能言行一致，这能给他带来良好的声誉，则由这样的机构制定的货币政策的可相信程度自然也就高。如果中央银行言行不一致，经常违背承诺而失信于民，那么在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的同时， 中央银行的声誉也将受到损害。

所以，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声誉是一种“向后看”的概念，它是一种关于个体和组织特征的信号显示机制，是对经济主体过去行为属性和特征的一种记录。而可信性是一种“向前看”的概念，它是公众根据个体和组织的声誉对其行为在将来是否具有一致性或承诺是否具有可信性所形成的一种预期（梁森，2007）。

五、 结论

从1979年William Fellner首次把可信性这个概念引入到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了货币政策可信性这一概念之后，货币政策可信性引起了经济学家浓厚的研究兴趣。但到目前有关货币政策可信性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定义，各种定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体现了不同的学者对于可信性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些定义进行深入的比较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涉及公众对已宣布政策能否被执行的预期，这体现了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现代宏观调控中，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过程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公众预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现代宏观经济调控开始重视对公众预期的管理，而一项政策可信性高低将会影响公众对政策的预期，因此货币当局要注重对政策可信性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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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本杰明・M・弗里德曼,（英）弗兰克・H・哈恩. 货币经济学手册（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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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nda S. Goldberg and Michael W. Klein， Establishing Credibility：Evolving Perception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2005.

6. 曾五一，黄炳艺.调查问卷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11）.

7. 宋一中.风险型决策的可信度研究.运筹与管理，1998,（3）.

8. 梁森.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政策信誉规制.浙江金融，2007,（6）.

篇8

【关键词】 汇率波动 人民币升值 现金持有 出口额

一、我国汇率政策历史沿革

1980年以前：严格管制—固定不变—币值高估。这段期间，国家参考西方及美国主要国家的汇率，制定人民币汇率，限制用途。这段时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相对于1971年，贬值39%，人民币明显价值明显低估。1981—1993年：两个市场—双重汇率—不断贬值。这段时间主要目标是扶持出口，国家调剂与汇率自动调节并存，人民币实际走势是大幅度的贬值。1993年相比于1983年人民币升值285%，汇率高估情况大幅度缓解。1994—2005年：单一市场—盯紧美元—稳中有升。这段时间是盯紧美元市场，紧跟美元走势。1994年一次性升值49%，之后基本保持不变。到2005年，1美元兑8.0702人民币，人民币11年间仅升值6.4%，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2005年至今：市场调节—管理浮动—不断升值。这一阶段目标是维持人民币基本稳定，放宽居民用汇限制，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2013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6.11，自2005年以来累积升值25%，升值压力基本得到了释放。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20世纪90年代，公司现金持有政策方面得到了理论界和实证界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主要是从优序融资、静态权衡、融资约束、委托、公司治理以及银企关系等方面展开的研究，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研究立足于公司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结构来研究现金持有政策，仅有少数研究触及到宏观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比如，Opler et al.（1999）研究发现，在经济上行期，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较少，而在经济衰退期，企业为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会增加持有的现金。Kim等（1998）构建模型采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当外部融资成本较高，经济波动较大以及有形资产收益率较低时，企业会持有较高的现金。祝继高、陆正飞（2009）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指数”，从企业现金持有的提供方入手，研究国家货币政策和企业现金持有的关系实证发现，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随着货币政策紧缩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从紧时企业现金持有量增加，宽松时现金持有量降低。张永升、荣晨（2011）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和“货币政策偏松指数”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货币政策偏紧时，房地产上市公司会提高现有持有水平。而当货币政策偏松时，房地产公司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陈志斌、刘静（2010）以财政政策为研究对象，将其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分为财政政策在宏观方面的传导，财政政策在宏微观之间的传导，以及财政政策在微观之间的传导，分层次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影响。章晓霞和吴冲锋（2006）从融资约束角度研究了企业持有现金的预防性动机。Han and Qiu（2007）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公司会因为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增加现金持有量。罗琦和张克中（2007）指出企业为了抵御外部融资约束、出于预防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反映了市场缺陷程度的信息，因而与宏观经济存在密切的关系。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发现，宏观经济变化通过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改变公司的融资约束状况，进而影响公司的融资路径选择（主要是内部留存、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并最终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汇率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鉴于以往的研究还没有学者从汇率角度来研究企业现金持有政策，本文将从汇率这一宏观经济的一个方面来重点研究人民币的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问题。

汇率政策是国家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国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国家的进出口业务，进而影响进出口类型的企业。当一国汇率上升的时候，即本国货币升值的时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这会导致有出口业务的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恶化，融资约束加剧。

汇率政策改变，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由于汇率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的市场环境，根据宏观数据的分析，出口额增幅逐年降低，很多出口企业转做内销，这必然会对非出口企业带来一定的市场压力，挤占非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间接地恶化了非出口企业的市场环境，因此，当汇率政策改变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都会相应的增加现金持有量。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一：假设1：人民币升值后，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都会增加。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非出口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影响程度不同。人民币升值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政策。Bernanke和Gertler（1989）指出，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人民币升值后，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人民币的升值，使原本利润率就很低的出口企业的利润进一步压缩，企业业绩下滑，由于自身经营状况的恶化，又没有信贷政策方面的优惠，银行会降低其信贷额度，出口企业融资约束加剧。另外，已经签订的和将要签订的订单合同面临着汇率波动的不确定风险，很多订单的签订模式改为三个月或更短的时间，甚至终止合同来降低汇率风险，这无疑降低了企业的业绩。综合来说，内部业绩下滑，加上人民币升值吞噬企业利润，外部信贷资金减少，使出口企业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更加直接，程度更加深，为了应对不利环境，出于预防性动机，出口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量。根据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二：假设2：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和企业是否有出口有关。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进行了如下处理：选取2003—2011年合并财务报表数据齐全的公司，并且筛选去在这9年均有分地区销售额的数据的公司。经过处理后最终得到139家上市公司总计10444个样本数据。财务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GTA）经济金融业那就数据库（CSMAR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

2、变量定义和回归模型

（1）变量定义。本文将重点分析人民币升值因素对企业现金持有率的影响，被解释变量现金持有率（CASH，期末货币资金+期末短期投资）/期末总资产），解释变量中包括汇率（HL，取全年平均值）、出口哑变量（CK，当年出口不为0，其值为0，否则为1），采用Opler al.（1999）回归模型中使用的各项公司特征变量结合本文具体情况选取其中一些作为控制变量，如公司规模（GSGM，当年资产总额，以亿为单位）、财务杠杆（CWGG，本期负债总额/本期总资产）、资本支出率（ZBZCL，现金流量表中够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本文所研究的出口哑变量是指当年有出口额的公司为出口企业，标记为0，当年没有出口额的企业定义为非出口企业，标记为1。

（2）回归模型。为了检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本文借鉴OPSW（1999）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CASHit=？茁0+？茁1HLt+？茁2CKit+？茁3GSGMit+？茁4CWGGit+？茁5ZB

ZCLit+？着it。其中，CASHit表示i样本数据在t年的现金持有率，it表示样本i在t年的值。

3、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根据表1，样本总体的现金持有率均值为0.17，分开来看，出口企业的均值为0.16，非出口企业的为0.18，总的来说，出口企业的现金持有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是因为出口企业面临国际、国内两种环境，当一种环境恶化后可以选择企业环境进行销售，面临的市场风险比仅做国内销售的企业低，预防性动机持有的现金量要小于国内企业。因此，出口和非出口的企业现金持有政策不同，出口企业现金持有量低，非出口企业现金持有量高。

通过模型的回归分析（见表2），企业的现金持有率与汇率和企业类型都有关系，与汇率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当汇率上升的时候（即人民币贬值的时候），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下降，当汇率下降的时候（即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上升。这一结论很好的验证了假设1：企业现金持有政策和汇率有关系。此外，企业类型这一变量的系数为0.027，显著性为0.000，验证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与企业是否有出口有关系。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汇率波动为研究背景，通过对139家上市公司1044个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检验了2003—2011年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有影响，当汇率上升时，企业现金持有率下降，当汇率下降时，企业现金持有率上升，并且企业现金持有政策与企业当年是否有出口有关。

本文的创新主要是将汇率因素引入现金持有的模型，实证检验了汇率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影响，另外，将企业区分为当年有出口和当年没有出口两种类型，引入回归模型，实证发现，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与企业当年是否有出口有一定关系。通过以上两点的研究，本文得到一些启示：要提高汇率管理部门在制定汇率政策时要多方面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科学准确地评估汇率波动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使汇率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另外，企业应根据自己当年是否有出口来准确评估汇率波动将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及时调整现金持有政策，提高现金使用效率，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汇率波动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纷繁复杂，本研究未能全面予以分析，相关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证据确认。未来对于汇率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机制的深入研究更值得我们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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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篇10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教学改革与实践 探究式教学 案例教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一）完善的体系和派别林立并存

从研究的基本内容分类，宏观经济学从整体经济状况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问题。概括地说，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状况和政府如何采取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的社会科学，它具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宏观经济学同时也是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的，仅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

（二）抽象的理论和数学模型并存

与一些应用学科相比，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首先，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剔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影响因素，而这无疑会给一些社会阅历简单、社会实践有限的学生带来相当多的误解和困惑。其次，宏观经济学有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数学工具运用逻辑上的抽象推理，将经济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抽象为单纯的数学符号，然后使用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去演绎人们的经济活动。然而，这种使用抽象的数学语言表达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经济生活和实际经济价值的确令人费解和怀疑。

（三）实用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并存

宏观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从实践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而且指导并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宏观经济学又是一套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就在于企图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宣扬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应该摒弃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要让学生了解哪些理论和改革主张在西方国家是行之有效的，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源条件、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的差异，在我国目前是行不通的。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路

（一）在与微观经济学的比较中理解宏观经济学

从课程设置的先后顺序和学科间的渊源来看，在与微观经济学的比较中认识和理解宏观经济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设置的顺序是先微观后宏观，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之后，对于需求、供给、均衡、消费者行为、生产行为和各种类型的市场等概念已基本掌握。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经构建好，学生在相互比较中学习，能够较快地理解这门新的课程。

（二）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宏观把握是从简单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循环流动图即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学框架入手，然后逐步展开分析。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对整个经济社会的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就业水平等指标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一个总量（GDP），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为此，需要找到一些能够很好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来测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这种指标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等。上述指标中，国民收入是中心，因此宏观经济学又被称为收入理论。

（三）采用探究式课堂教学

所谓探究式课堂教学，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表达、质疑、探究和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其目的是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这种形式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为学生的学习设置探究的情境，建立探究的氛围，促进探究的开展，把握探究的深度，评价探究的效果。

（四）推广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理论联系实际

案例教学是美国哈佛大学在20年代首创的一种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和创新能力强的管理人才的重要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最大特点是它培养的重点在于学生的实务性和创新性，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最需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性较强，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异很大，加之要通过大量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以及经济学的特有概念去理解整个宏观经济学原理，因此学生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以掌握、很难将所学宏观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较好地结合起来，经济学案例教学往往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经济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将国外成熟、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增强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感，帮助学生加深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和提高分析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能力，增强其将来走向社会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

三、结语

总之，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从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出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需要我们认真摸索、善于总结、敢于创新，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以提升宏观经济学的整体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宝贵.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