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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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规则，用来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由于WTO规则绝大多数都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几乎影响到成员方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因此，入世后受到第一轮冲击和挑战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WTO各项原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每个成员国政府都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做到政企分开，政府决策和执行透明化，政府管理规范化、法律化。可见，WTO对政府的要求涉及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问题，由此给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全方面、深层次的。

  二、我国政府目前的经济规制有待改革

经过十多年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国已不是原来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计划的范围、程序、方法等许多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以来，根据十四大精神，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全面推进了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使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适应性有了进一步增强。可以说，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已有较大转变，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与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法律还不太完善，目前政府经济管理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足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律法规内容含糊不清，规定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造成执法难，随意性大，存在以部门、地方条规否定国家法律的现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依然存在。

2.透明度与政策的可预见性较差。目前还普遍存在政府部门主要以内部文件和规定作为管理依据，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执行程序透明度更低。

3.经济政策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够，影响中国履行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如一些部门和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某些政策，缺乏统一协调，导致涉外经济政策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中国统一大市场尚不完善，地区封锁和行业割据时有发生，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影响中央政府统一对外履行承诺的能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环境，需要接受世贸组织已经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擅自改变它，而只能遵守、支持这些规则。入世是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契机，将为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因此，政府部门只有积极迎接挑战，在WTO的框架下主动改革，才能确保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而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变革的原则性要求

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概括说明：

第一、规范。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不得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第二、统一。为了统一履行对WTO承诺的义务，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还对各国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科教、环保、地区和产业政策等提出了广泛的约束性要求。

第三、效能。政府经济管理要更新理念，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个案处理，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第四、服务。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服务。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特别是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完善涉外经济活动的服务体系，是中国更好地利用加入WTO机遇的重要条件。

第五、透明。政府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实行听证制度，避免立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建立统一的法律咨询机构，统一对外解释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涵，保证企业能够随时了解政策变动。

  四、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具体措施建议

从形式上看，中国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较多地表现在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上，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问题更源于经济体制本身。或者说，涉外管理的问题只是经济体制问题在一个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对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涉外体制、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在新的开放格局下，特别是经过亚洲过金融危机以后，对于政府强力干预扶持部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做法，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相比之下，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意义。因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立足点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特别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支撑。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起作用，并不否认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这些特点决定了在现阶段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领域要多一些。显而易见，此时政府的作用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合理性。

在明确政府作用的方向、重点和方式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选择若干重要而条件成熟的领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加入WTO后履行相应义务和对外承诺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按照“规范、统一、精简、透明、服务、效能”的原则，建立符合WTO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同时也为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要加速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变微观直接管理为宏观间接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在全面清理中国已经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符合WTO规则的经济法律体系，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强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充分利用行政复议对执法进行监督；要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尽快建立参与WTO多边贸易体系活动的协调机制和对各国经济贸易法律政策的评审机制。

  2.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加入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冲击，维持经济稳定。首先，在加入WTO市场开放的过渡期，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冷，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基础条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针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实行瞬时调节，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发大的问题，影响经济稳定。其次，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中国必须建立健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利率、汇率和其他经济参数的市场化，形成以市场调节机制为基础的高效的开放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增强其应变和防范风险能力。第三，面对更加频繁的资本流动和与国际金融市场更紧密的联系，必须改善金融调控，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对短期国际资本出入和大规模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防范经济、金融全球化风险，避免感染国际金融危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3.确立开放的产业发展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实施机制

加入WTO以后，中国产业的发展环境和机制都将发生重大转变。为了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适应参与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的需要，必须调整中国现有的产业发展模式，规范产业政策手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必须确立面向全球的产业发展模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坚持产业发展的高起点，以国际竞争力为产业发展优先考虑目标，发挥大国经济效应，注重培养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以一定的跨越式发展取代等距离追赶。其次，适应新经济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抓住机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针对加入WTO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压力，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整体产业升级，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第三，按WTO规则要求规范产业政策手段。选择具有非专向性的政策手段，如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基础研究、竞争政策、加强政府规划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等，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第四，产业管理模式需要调整，政府职能的重点将由直接管项目、管资金转向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和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作用将大大弱化，中介机构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市场机制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4.改革和完善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

加入WTO以后，国际收支调节复杂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应按照市场开放的步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第一，在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经常项目有条件自由兑换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汇率浮动的范围，根据中国主要经贸伙伴的经济、外汇情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形成以市场为基础、比照一揽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逐步成为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工具，便于防范国际金融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加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第二，配合国内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积极、稳妥、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加强和完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监测国家外债规模和期限结构，避免大的外债风险，建立防范机制，完备必要的干预手段，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第三，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必须做好与国内经贸政策的有效衔接。

  5.建立健全产业救济保障机制，减缓市场开放的冲击

WTO允许各国建立产业救济安全保障机制，减缓开放市场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冲击，确保产业调整的平稳进行。要抓紧建立进口产品监控体系和预警、保障机制，加强对进口的动态监测。完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尽快制定《保障措施条例》，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设立专门机构和培养专门人才；加紧出台《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执法程序和执法机构；在对明显不符合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修订和调整的同时，组织力量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健全中国的技术标准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6.加快建立符合WTO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外经贸促进体系

清理并及时调整规范现行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制度、调整外贸发展基金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出口；加强外经贸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高效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加快电子商务的推广和运用，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大力培育和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使商会、协会等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处理涉外经济活动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另外，政府有必要广泛开展WTO知识的普及和人员培训，使全民熟悉WTO有关规则，从而在制定有关法规和日常行政管理中自觉遵守和利用WTO规则为中国服务；加紧培训一批WTO谈判专家人才，积极参与WTO规则谈判，更好地维护中国经济利益。

收稿日期：2002-02-25

【参考文献】

[1]  Paul  Asamuelson,William  D  Nordhaus.Economics[M].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8.

篇3

［关键词］高职学生；高质量就业；就业价值取向；就业岗位

一、引言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拓展，社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商业模式、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共享经济等数字新技术的发展诞生新商业、新职业，使我国就业形态、就业结构、就业稳定性以及劳动技能需求都发生了变化。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入内涵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就业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面向产业需求，在追求高就业率的同时应更关注学生就业质量，为劳动力市场输送与用人单位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当前，我国进入以创新为核心、以发展服务型经济为重心的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变化、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态势。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人才供不应求、跨专业人才优势明显。新就业形态是经济业态发展、市场竞争与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方式和就业观念。无论从就业的政策导向还是从大学生的现实需求看，需要在深刻认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教育质量与职业需求紧密结合，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以应对诸多复杂挑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高职学生就业的困境

1.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日益凸显，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矛盾突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日益凸显，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201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比上年少增9万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速度远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相对于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人的变化是一种慢变量，实现职业转换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训，转变就业观念需要更长的时间。新就业形态对已有的劳动、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业态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创新的新引擎，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新产业技术变革，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2.就业矛盾从就业规模能否扩张向就业质量能否提升转变。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地关注就业数量，而忽视了就业质量。技术进步对就业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显现。党的报告指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近年来，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被“机器人”替代，影响的就业岗位数量会持续增加，岗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部分劳动者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下岗失业。由于从人力资本投资到形成有效劳动供给通常会滞后于岗位需求，高职院校主动对接产业的意识不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3.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功利化、多元化等特点。薪金待遇、就业岗位、行业发展和职业空间仍然是当前大学毕业生最关注的因素。大学生找一份工作谋生并不难，但谋求优质岗位和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难度系数比较大。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困顿之中，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麦可思研究院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我国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就业满意度为65%，2018届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的比例达6.99%，对就业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和“发展空间不够”。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42%，远远高于本科毕业生的23%，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不稳定性逐步增大。近年来，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呈现出新的特点，逐利性与求稳性并存、就业目标偏高与期望个人价值实现并存。大学生就业观念和就业选择趋向多元化，选择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人员数量不断提升。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引起了整个社会就业方式、岗位结构的变革。互联网公司已成为目前大学生就业的新兴高地。

三、高职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路径

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充分发挥政府、高校、行业企业和大学生的协同作用。高等职业教育需主动回应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在对接新产业、新职业的基础上，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和跨界协同创新，实现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知识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和系统高水平匹配，培养出具有较高竞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增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和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加快，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大学生在求职时希望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保障更加完善、薪酬待遇持续提高、工作条件不断改善、职业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实现高质量就业首先要有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而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来自高质量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必将推动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和提供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形成新的就业增长点。政府要强化宏观管理职能，为高职学生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具体来说：政府正确发挥管理和服务职能，做好产业引导和企业帮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统筹优化人力资源供给与改善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化就业政策与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协同联动，将就业与创新创业紧密结合，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运用好“互联网+”推进就业转型，发展新就业形态，拓展就业新空间，为高职学生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保护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不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推动高质量增长与高质量就业同步实现，让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结构转化与就业质量提升并行不悖，增强经济增长对就业质量的带动作用。2.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技术创新与就业增长的协同发展。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新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就业需求。新产业能够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渠道和更加优质的工作岗位，企业需要具有吸收问题、转换问题能力的人才，高职院校需要培养适应新产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高质量就业目标的引导下，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必然以质量为前提。高职院校应立足于我国产业发展战略需求，与行业企业、研究院所、政府部门等不同社会主体建立协同机制，推进校政协同、校地合作、校产联合、校企对接，建成教育部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学生联动的“互联网+就业”跨专业协同创新平台，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高效服务。高职院校应根据企业优势和产业发展需求，牢牢把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吸引更多的企业专家、技能大师走进课堂，促进学校教学与企业用人的无缝对接。打破高职院校与社会、行业企业间的体制壁垒，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结合学校的师资特点和学校的区域影响力、区域产业特征和区域供应链以及企业资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现代学徒制，让企业的人才培养前置化。整合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等各主体的资源，不断完善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创联盟等教学模式，使各主体的人才、专业群、地理空间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增强人才培养对新兴就业领域、新就业形态的适应性和契合度。根据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实施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企业需求侧与教育供给侧资源要素融合的平台和机制，更多地把人才培养与产业对接，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构建“政府、高校、家庭、学生”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就业生态共同体”，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用工和社保政策，不断提升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促进公平就业和大学生社会性流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对行业企业用人需求和新的就业特点进行科学研判，完善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反馈机制，将就业大数据多向精准反馈至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等各环节。以精准就业为导向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改革，提升就业大数据对人才培养改革的决策咨询功能，形成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一体化的精准就业指导工作格局。3.遵循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探索教育新范式。当前，“三新”经济已经以标志性的智能、个性化服务、社会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维特征涉足三大产业的方方面面，创造新需求，形成增长新动能，产生新就业模式和新职业岗位。高等职业教育应主动回应技术创新，关注社会发展变迁，遵循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探索教育新范式。高职院校应推动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把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和创新创业能力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应根据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职业设置专业，与产业发展、行业需求和技术进步相适应，对专业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设计和精准界定；加大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力度，构建基于产业链、融入新知识和新技术技能的专业课程体系；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知识转化为“知势”，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4.注重就业价值取向的引导作用，提升大学生高质量就业能力。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不能选择那些脱离实际的职业，需要把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高等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把就业价值观教育摆在重要位置。高职院校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职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教育，注重专业基础能力、跨领域协同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缩小大学生就业力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面对新的就业形势，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学生就业价值取向中“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现实关切与理想追求的统一，由就业指导教育转向职业生涯教育。高职院校要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针对生源特点，实施全程化、全员化、全方位的职业生涯教育，做好学生求职状态跟进、企业招聘状态更新，不断提升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引导学生在职业发展道路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高职院校要改变大学生就业“从众”选择的行为，使大学生积极面对职业多元性选择的挑战，将“高起点就业”观念转到“先就业后择业”“先就业后发展”的“灵活就业”“动态就业”观念上来，找准自身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合点。

［参考文献］

［1］蔡跃洲，陈楠.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5）：3-22.

［2］罗筑华，王汉青.新时代下大学生就业质量提升中的现实审视与路径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10）：134-138.

［3］麦可思研究院.2019年中国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4］苏丽锋，赖德胜.高质量就业的现实逻辑与政策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2018（2）：32-38.

［5］杨礼雕.以“互联网+”模式推进大学生精准就业［N］.光明日报，2019-03-31（15）.

［6］马廷奇.高职院校扩招与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3）：25-30.

［7］任雪园.变革与转型：智能化时代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再审思［J］.职业技术教育，2019（28）：12-17.

［8］张纪南.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J］.求是，2018（12）：24-26.

［9］王霆.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视角［J］.高教探索，2020（2）：108-114

篇4

关键词：财务管理；战略管理；应用探讨

战略管理这一定义最早由英国的著名学者西蒙首先提出，并且对其含义进行行了扩展和延伸。会计战略管理是一种新型的财务管理模式，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不能满足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发展的需要而应用的。这种管理模式的应用是为了让企业的财务管理更具有战略意义，从全方面注重信息的控制。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会计管理要求企业从量、空和时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样的财务管理模式对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给予了相当大的冲击。

一、会计战略管理模式的意义和特征

相对于传统财务管理模式而言，新型的财务战略管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企业的过程控制。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目标设定上，通过战略目标进行有效控制，是企业的整体优势全面发挥出来，利用各种控制模式让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种外向型表现。第二，权变性。财务战略管理模式要求企业从一开始就要树立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思想，从全方面考虑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性，让战略财务管理职能发挥的更加突出。第三，长期性。战略财务管理模式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要想让企业稳步持久发展，就要控制好企业的资本，设定产就得发展目标和计划。第四，企业发展的战略的全面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对于非财务方面的战略信息要进行有效的搜集，整合，汇总，所涉及的内容要尽可能宽泛，这也是为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提升。第五，外向性。战略财务管理模式更注重的是上游与下游客户之间的干系，从产品的设计直至售后服务每个环节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种经济政策，社会影响都要做好合理的安排。

二、战略会计管理模式在我国企业的应用

1、战略会计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改善对企业发展不利的经营环境。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经营环境，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调节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要对一个企业的合理经营做出有效的评估和规范化的管理，财务管理是一个关键要素，做好相应的管理工作对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环境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企业的外部生产经营环境也决定了很多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内容。

2、让企业的管理经营者更加明确自己的价值取向。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存在很多界限不明确的地方，一旦这些问题出现就会暴露企业的利润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规范好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对企业的发展可以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

3、战略财务管理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起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我国，很多的企业财务管理上刚刚开始引入战略管理模式，很多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时间尚短，很多经验也不完善，要做到全面的普及尚需时日，作为企业要做好财务管理的可操作性，建立起配套的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框架。

三、企业战略财务管理的几种模式

1、价值链分析。这种方式主要是对企业的材料进行分析，考察他们存在的价值，这也是决定企业生产每一个环节的重要因素。企业内部价值链受到重视就可以有小弟陈本开支消耗，优化自身结构。对于企业而言，每个企业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价值链，很多的价值链都是通过不同的增值作业来实现的，对企业的价值链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理，从采购环节开始分析，严格把关，降低企业的成本开支。

2、竞争对手的分析。了解和掌握每一个竞争对手及其所处的环境，给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主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了解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在进行详细的资料搜集了解后，才可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效的抓住每一次机会。第二，分析对手的市场竞争策略，对于每个企业而言，在销售这一环节上都会有很多的独特手段或模式，规范和统一销售模式是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第三，了解竞争对手的最终目标。每个企业都会为自己的生产经营设定目标，只有了解好对方的目标才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

四、战略财务管理模式的意义及建议

在企业中有效实行战略财务管理模式可以完善企业内部的社会责任制度，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融入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在管理体制上也会有所突破，一旦何种财务管理模式建立好，就可以扭转企业经营上的各种思想和态度。对于战略财务管理模式的发展，一定要重视企业的环境管理。每一个企业的经营者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所以要对经营者的观念进行改变，使其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管理理念。在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框架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对于体制的建立要有多方面的考虑还要有一个全新的设计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要求与标准。

五、结论

在现今的企业中战略管理会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必不可少，更需要有专业的人才进行全面的管理和划分才能发挥其作用，弥补缺点，发挥出优点，这是战略管理会计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特点。在我国的企业发展中也应该继续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陈凌.战略管理会计的体系内容构建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7(04).

[2]杨恩锋.新经济浪潮下战略管理会计的引入与应用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5(24).

[3]胡鑫,王迪.战略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的应用现状、问题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6(03).

篇5

关键词：海洋经济；产业布局；对策；广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0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14-03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发展海洋经济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广东省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正处于快速成长期，海洋经济总产值增速高于GDP增速。但是，在面对海洋经济进入转型期的阶段，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跟不上产业转移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入推进海洋科技创新，扎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海洋资源具有整体性、流动性和使用多样性等特点。需要将海洋资源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整合，内外联动，使之分布合理，体现出区域发展海洋经济的结构优势。

一、 广东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及区域分布特点

（一）广东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广东省发展海洋经济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其区位优势突出、港口资源良好、海洋资源丰富、产业竞争力强。自2000年以来，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发展模式进一步优化，对海洋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2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9.3%，比全省生产总值增幅高3.8个百分点，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均上一个台阶，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潜力也很突出。2004年广东省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9：41：40， 2010年海洋三次产业比例为2.8：44.6：52.6，2011年海洋三次产业比例为5.0：49.8：45.2，海洋经济已经实现了由过去的以渔为主，向二、三产业并举的重要转变，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发展的后劲更足。

（二）广东海洋产业区域分布特点

广东海洋产业区域布局的特点体现在珠三角经济增长极、粤东经济区域和粤西经济区域三个地理分区，珠三角海洋经济区经济基础良好，外向型经济优势明显，产业体系比较完善，经济辐射能力非常强，是全国海洋经济三大核心之一。其海洋经济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港口资源、旅游资源和滩涂资源。其口资源主要发展海上交通运输业，但是临港工业却发展不是很完善，没有形成具有优势的产业链条。粤东海洋经济区地理位置优越，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发展现代工业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其发展主要是以粗放型为主，离现代工业还有一定的距离。粤西经济区包括茂名、阳江、湛江三个市，其区位优势也很明显，是我国大西南的重要出海口，海洋资源种类多、质量优，港口资源丰富优良，渔业资源丰富，浅水滩涂资源丰富。但是粤西经济区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工业化水平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很多，造成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广东具有很好的海洋资源优势，海洋经济基础雄厚，但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广东海洋产业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广东“十五”期末的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3：40：37，而同期全国海洋三次产业结构为17：31：52，产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调整。广东下一步将在提升传统优势海洋产业的同时，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高端临海产业，同时加快发展海洋服务业。在产业方面，虽然广东海洋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但以传统产业为主，层次较低，同构严重，过度依赖资源。广东省海水养殖业内部趋同性与单调性明显，滨海旅游业旅游产品项目重复，雷同现象严重，沿海石化建设等临海工业项目遍地开花。需要统筹协调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的临海工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科技、滨海旅游等空间布局。

（二）海洋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

广东海洋产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由于区位与资源条件的不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状况与粤东、粤西的差别巨大。由于历史的原因，珠三角地区靠近港澳台，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总量大，发展海洋经济基础雄厚，且已具有相当的发展优势，已取得非常好的发展成果。粤东粤西两翼虽然在临海产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其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劣势，海洋经济还是以粗放型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海洋资源优势还未转化为海洋经济优势。

（三）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

近年来，广东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较少，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不够。海洋生物制药业是广东的主体海洋产业，相对于山东和浙江等该产业较发达的地区，广东产业规模较小，技术层次较低，发展缓慢。目前，该行业主要布局在中山市火炬区国家健康产业基地，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没有涉及该行业[1]。广东的海洋先进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清洁能源、港航物流服务和海洋勘探开发服务等新兴产业发展乏力，是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短板。

（四）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长期以来掠夺式的海洋开费了大量岸线资源，陆源排污总量不断增加，沿海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同行业在分配使用岸线、滩涂和浅海方面的矛盾开始出现并日益加剧，如渔业、盐业、农垦争占滩涂的矛盾一直存在，养殖、滨海旅游、海港建设相互影响的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深圳东部海岸的港口区毗邻旅游区，加上大鹏湾海水交换的滞缓，湾内港口运输功能所产生的海水污染已使整个区域的景观价值和旅游功能受到影响。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一大阻碍。

三、广东海洋产业布局合理化的对策思路

（一）按照区域资源整合构建“三区”格局

根据海域自然属性的特点和区域资源的比较优势，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构建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粤东、粤西两翼将重点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在广东形成海洋科技创新的示范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示范区，集聚国内外海洋科技方面的高端研究的资源进行海洋开发。充分发挥珠三角龙头带动作用，重点发展高新海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强化东西两翼工业主导作用，发挥临海区位和资源优势，重点发展临海石化工业、特色产业和配套产业，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区域海洋经济新格局[2]。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综合利用和海洋可再生能源为重点，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重点发展海洋药物、工业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功能制品和海洋生化制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支持广东参与海洋油气资源开发，重点在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惠州等地布局建设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后勤基地、油气终端处理和加工储备基地。推动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培育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洋装备制造业集群。

（二）围绕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三圈”格局

争相开发海洋资源最终会不可避免的产生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恶性竞争现象，要想在更大范围内优化合理利用与保护海洋资源并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加强区域合作。以珠三角海洋经济区为支撑，加强与港澳海洋产业合作，构建“粤港澳海洋经济圈”；以粤东海洋经济区为支撑，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构建粤闽台海洋经济圈；以粤西海洋经济区为支撑，对接北部湾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构建粤桂琼海洋经济圈[3]。充分利用香港进行专项海洋开发的国际融资。通过低息、贴息、免抵押贷款等方式向从事海洋经济开发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给海洋开发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粤闽台海洋经济圈”合作的重点领域是打造汕厦蓝色经济带，其发展条件十分优越，汕头离台湾的距离仅180海里，仅次于福建的厦泉漳，是广东离台湾最近的地区，应率先建设粤闽台海洋经济合作试验区。学习借鉴福建试建“自由港”的改革发展实践，试建南澳“自由港”。而“粤桂琼海洋经济圈”的重点战略目标是形成粤西、北部湾、海南国际旅游岛三个各具特色的海洋经济区，培育湛江、茂名、北海、防城港和海口、三亚等6个海洋经济重点市，共同成为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核心区域[4]。

（三）根据“走出去”战略构建“三带”格局

“三带”指的是“海岸带”、“近海海域（含海岛地区）”、“深海海域”。“三带”格局是从统筹意义上来讲的，意指在开发海洋的同时要保证海岸带开发、近海海域开发、深海海域开发的统筹协调，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优化配置海洋资源。依托滨海、海洋与海岛产业与特色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快近海海岛的旅游资源开发。随着能源战略继续向海洋倾斜，海洋油气等资源开发方兴未艾，而且南海北部天然气水合物远景资源量约184.58亿吨油当量，开发出来后，将对广东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将海洋油气开发纳入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势在必行。广东海洋渔业集中于近海捕捞和沿海养殖，但导致的后果是近海渔业资源大量减少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严重下降，缓解资源环境压力需要将目光投向远海捕捞，要加快发展现代渔业，完善渔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远洋渔业。国际公共海底的战略性资源，包括大洋多金属矿产，海底天然气水合物，深海油气藏，深海微生物和极端环境的生物基因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都将对广东海洋经济布局优化合理产生深远影响。

四、促进广东海洋产业布局合理化的政策保障措施

（一）将海陆一体化提升到战略地位

海陆资源互补、产业互动，推进海陆经济的一体化。在开发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充分利用临海的区位优势和海洋的开放性，发展临海产业，辐射带动陆域经济，形成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格局。只有海陆联动，海陆一体，广东才能跳出陆域资源的制约，才能拓展腹地经济，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要站在海陆一体化的基础上，以海陆一体化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指导原则。注重海洋意识的培育、海陆文化的融合、海陆交通的衔接、海陆管理的统一与协调。通过统一规划、联动开发、产业链的组接和综合管理，把本来相对孤立的海陆系统整合为一个新的统一整体，实现海陆资源的更有效配置。重点推进当前海陆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发展，推进海陆产业关联度高的区域建设，推进以临海产业为核心的多个海陆产业群发展，编制跨行政界线的海陆经济区统筹发展规划。

（二）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加强海洋管理

产业布局是一个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不但需要市场的调节，也需要政策从宏观进行指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统一协调，多个海洋行政部门要分工合作，达到政策制定与实施协调和各个辅助功能到位，避免“九龙治水”，真正实现政府部门对海洋产业发展的推动和支持作用。根据广东省的具体情况，为了推进海洋产业布局合理化，必须建立健全海洋产业布局统筹协调机制，加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经济职能，改进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经济规划编制工作，以进一步强化海洋产业布局的宏观指导[5]。强化海洋主体功能区划布局，着力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创新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加强海岛开发与保护，提高海洋与渔业执法能力，提升海洋公共服务水平，并且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三）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

支持发展海洋高等教育，调整优化涉海高等院校的海洋学科专业设置，扩大相关专业办学规模，推进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培育具有国际水准与广东地域特色的海洋院校和专业，完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培养复合型海洋创新型人才。实施海洋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发展计划、高层次创新型海洋科技人才引进计划，建立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促进港澳台地区在海洋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合作。以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涉海留学人员创业园为载体，加大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创业的扶持力度，为引进人才进行全方位的服务。

（四）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科技创新

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就是科技与人才，必须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拓宽投融资渠道的方式保证科技资金，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发展海洋高科技产业提供支撑。通过产学研结合实现科技兴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挥企业的主导力量和政府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走上发展苗种繁育、绿色养殖、深海生物制品等海洋科技产业化道路。发展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业，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业，海洋装备业，通过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高效转化，打造海洋强省建设的重要增长点。着力强化海洋科技创新驱动，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争取新建一批国家级、省级涉海重点实验室，加强重点领域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研究，建设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基地。

（五）完善环境保护政策体制机制

要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控制陆海污染源、强化海洋开发项目的环境监管、加强海洋风险管理、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在控制陆域污染源方面，坚持陆海统筹的发展理念，限制高污染、高耗能、高生态风险和资源消耗性产业在沿海布局，结合近岸海域污染状况和海域环境容量，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完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实施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严格限制保护区内及周边海域干扰保护对象、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用海活动。对沿岸海域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繁育空间和生态环境。着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加大海洋污染防治，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美丽港湾”、海洋公园、海洋牧场以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省海洋产业处于传统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通过正确分析广东省海洋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分析海洋产业布局的现状，发现广东发展海洋经济存在着极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当粤西地区没有能力承受珠三角产业转移的任务时，海洋产业发展就会受到阻碍，需要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从政策上支持和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两翼的发展空间非常可观，须通过区域合作发挥地区优势，进行产业资源整合。通过内外联动，扩展发展空间，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 毛伟、居占杰.广东省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布局研究[J]. 河北渔业，2013，（01）：43-45.

[2] 董观志、郭明珠.广东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初步研究[J].新经济，2010，（08）：88-90.

[3] 陈景春.鲁粤发展海洋经济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2011，（03）：66-68.

篇6

区域考量：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但显得自发、滞后和同构

在我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中，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立足自身特点和产业优势，选择发展市场容量大、就业要求高而又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型加工业，形成了以“轻、小、集、加”为主的工业格局，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60％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商品短缺时代的基本结束，浙浙开始着手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选择经济发展联动效应较强的机械、化工、电子、医药为主导产业，重工业产值的比重有所上升。进入新世纪，我省在继续发挥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装备制造业、临港重化工业等行业也有长足的发展，2004年重工业产值比重(54％)超过轻工业，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58％。三次产业比例由1978年的38.1：43.3：18.6，转变为2009年的5.1：51.9：43，产业发展格局由“二、一、三”向“二、三、一”转变，并开始向“三、二、一”的方向进发。工业内部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在发挥纺织、服装、化纤、皮革、食品加工和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临港重化工业有长足发展。

但是，应当看到，南于产业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广东、山东、汀苏和上海，我省产业“低、散、弱”现象依然突出，缺少高层次的战略性产业，缺乏在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问题依然突出，同时产业调整升级以内源型带动为主、外力推动力较弱，特别是产业结构呈重“轻”轻“重”特点，制造业结构偏重于轻纺工业和机械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比重偏低。总体求看，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仍显得自发、滞后。统计显示，2007年我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只有309.99亿元，而广东、江苏分别是2520.78亿元和1676.96亿元，是我省的8.13倍和5.41倍；而我省纺织增加值为831馏2亿元，大大高于广东的397.17亿元，居全国第二。再看上海，2009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六个重点发展工业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5346.24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4.3％。又如，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2009年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环保产业产值分别增长66％、30％、22％和21％，服务外包执行总额增长177％，产业发展后劲相当足。

此外，在比较浙江和三省一市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和各类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中不难发现，四省一市都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业、沿海重化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作为各地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作为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这样的产业发展战略无疑是需要的，但有可能会带来区域产业同构现象，进而引发资源低效率配置，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问题，这与当前国家大力推进落后产能淘汰和防止生产能力重复建设的大背景不相符，也较难形成各地区产业结构的独特优势和互补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应当引起重视。

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遵循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科学、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深入分析新趋势、新特点，对于加快推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我省产业转型升级主要面临五大机遇与挑战：一是后危机时代，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面临重大调整，发达国家出现“再工业化”趋势，这对我省出口导向型产业带来压力和挑战：二是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产业升级开始启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和部分高技术及服务外包转移不断加快，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新一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将会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三是全球资产价格持续调整，为我省企业“走出去”，并购国外品牌、技术、营销渠道等优质资产，快速做大做强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最好的案例；四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将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将会对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倒逼机制；五是全球能源、原材料供应趋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迫在眉睫。

产业转型升级，可以从“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来理解，前者注重产业间的转换，注重一二三产业间的递进。注重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资本、知识型产业迈进：后者注重产业链的延长和升级，注重从价值链中间环节向价值链两端延伸。提升价值链。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递进，实现大产业层次间转换，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如中南集团从建筑行业向动漫行业转变；二是在三次产业内部实现细分产业转换，从低附加值的一般加工业向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产业转变，并提高后者的比重，如正泰集团从低压电器向中高压电器再向太阳能产业迈进；三是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加快产业链升级，更加注重研发、设计和营销，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如全国最大的五金工具企业杭州巨星科技，注重研发，拓展海外营销渠道，2008年产销达到19亿元。

顺应国际产业分工专业化与地域分工集群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可从存量调整、增量优化、平台创建、企业组织结构优化等四方面加以重点突破，构筑我省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加快存量调整。加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积极推进“两化融合”，加快推进传统重点支柱产业转型升级，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占我省工业“半壁江山”的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二是加快推进增量优化。要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临港工业、生产业等发展。当务之急要加快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产业、信息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是加快产业发展平台创建。平台

是产业发展基础。要立足我省三大产业带和主体功能区规划，打造产业发展大平台、整合相应的开发区和园区，依托块状经济和民营企业，加快培育形成具有空间集聚规模优势的大产业。当务之急是打造若干大型高密度产业集聚区。四是加快企业组织结构优化。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加快由一般加工和贴牌生产为主，向自主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为主转换，塑造企业间以协作与分层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竞争合作关系，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当务之急是要做大做强能够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业行业龙头侣’干企业。

金融创新：引导民间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能也不应忽视金融创新的助推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多元化、灵活的金融体系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技术进步和组织形态调整，那么，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可能会是漫长的、艰辛的。从本质上看，产业转型升级必然会引致众多新企业的创立、新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及落后企业的退出等，当前以贷款融资为主的金融服务必然需要实现转型。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是有差异的。贷款融资所要求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评估的现金流和偿还能力及相对较低的风险，主要适用于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平衡的发展阶段的企业；而在企业面临创业、成长、调整甚至退出时，贷款融资显然是不合适的，需要的则是大量的如并购融资、过桥贷款、杠杆收购、垃圾债券等金融服务。比如，在推进企业自主研发过程中，除依靠银行信贷和财政资金外，也需要一个能够对技术进步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散和激励的资本市场，这既包括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板市场，也需要通过税收负担的降低和税务工具的激励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又如，为汽车产业发展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的汽车金融服务，它涵盖了汽车生产、流通、消费、维护、回收等环节，包括资金筹集、信贷运用、抵押贴现、证券发行和交易、相关保险、投资等金融服务，它能够协调生产与消费间的关系，促进汽车产业链的完善和深化，已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金融业务。

当前，我省积极推进金融转型，探索各类不同金融服务，以适应产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说效果初步显现。截止2009年末，我省钢铁、石化、船舶等“十一大支柱产业”贷款余额为11715亿元。占同期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39.8％；余额比年初新增2620.44亿元，占同期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40％。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不断推动金融创新，采取多种方式：一是加强政策指导。运用各类融资手段和合作方式，积极开展并购贷款、金融租赁、集合融资平台、融资担保创新、金融仓储、非信贷类融资等六种适合产业转型升级的融资模式，着力加强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二是搭建银企对接平台，通过通报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库、组织开展融资对接会、创新推出银企网上融资平台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与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融资对接：三是突出投放重点、细化信贷投向政策，针对各个产业特点制定专项信贷投向指引，有针对性地加大对产业转型升级“三类企业、三大领域、三个市场”的信贷投放力度：四是创新金融产品，丰富产业融资渠道，发展多种适合产业发展和企业资金需求特点的融资模式，如银团贷款、短期融资券、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等。

同时，在我省金融转型过程中，也要正确处理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融合，是现达经济体的重要特征。金融资本相对产业资本，具有高杠杆、高收益的特点，对产业资本有控制和领衔作用。当前。一方面我省民间资本充裕，另一方面产业资本在产业价值链中升级较为困难、收益相对较低，产业资本表现出向金融资本转变的能力和动力。因此，我省各级政府要积极加以引导，放宽对民资的限制。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同时要加快金融服务创新，努力推进金融转型，以助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政策：后起国家或地区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要科学把握发挥产业政策作用的着力点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明确市场、政府与行业协会三者之间的角色和功能。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行业协会的服务、协调、沟通作用，同时也要积极发挥政府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政府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方面。

产业政策是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级化目标，提升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所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总和，它涉及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技术、产业组织等政策。虽然产业转型升级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良好的产业政策仍可以通过资源配置。要素投入来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和调整，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这也是被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所证明的。比如，日本通过制定《70ff代展望：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构想》和"70年代产业政策构想”等，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韩国通过制定《战略部门技术开发计划》(1990年)，《科技创新特别法案》(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五年计划》，实施“科技创新五年计划(1997-2002年)”，加大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所取得的经验，对我们启发颇多：要准确把握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正确选择并优先发展主导产业，适当保护幼稚产业，及时淘汰衰退产业：要立足国际分工，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源要素优势；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以企业为核心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要加强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我省十分重视产业政策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导向作用。按照国家的有关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和我省产业发展实际，我省曾先后制定了《浙江省“十一五”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产品导向目录》、《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制造业发展导向目录》、《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制造业发展导向目录》、《浙江省限制和淘汰制造业落后生产能力目录》、《浙江省制造业产业发展导向目录(2008年本)》等，以及这两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和钢铁、石化、汽车、轻工、纺织、医药等十一个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规划，这些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于加快改造传统产业、鼓励先进产业发展、限制淘汰落后产业和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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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械设计;新工科;互联网+;混合式;教学方法

《机械设计》是研究机构及机械传动系统工作原理、性能特点、设计方法等方面的机械类理论课程，是一门涉及“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机械制造”等学科的综合性课程，是“中国制造2025”、工业4.0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之一。目前，以科学、技术、工程为融合的新业态、新产业、新行业为特点的“新工科”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的正式实施，使得《机械设计》的高等教育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机且也面临着各种挑战［1］。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机械设计》采用的是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育模式，分章节讲述各种常用传动机构的工作原理，性能参数及结构等，留给学生的是传动机构的“碎片”式记忆，不能形成满足工程应用需要的整体传动装置设计的要求。因此，难以满足新业态、新产业、新行业为特点的“新工科”下的工程意识的要求。二是传统的“机械设计”授课方式大都采用PPT+黑板板书的授课方式，在当今知识大爆炸和“新工科”对工程专业人才综合素质要求更高的背景下，更加凸显出课程内容多而教学学时少的特点。为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机械设计》教学方法的探索，通过课上、课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学生进行头脑知识风暴的灌输和传授，以期培养出适应“新工科”发展的新一代机械工业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融合多学科知识，确定“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教学目标

《机械设计》中的设计理论除应用于以传统的机械制造行业外，还可以应用于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当中。但是，针对新工业、新行业的应用，机械设计必须朝着大型化、低能耗、高效率、高可靠性和长寿命周期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机械设计》课程教学必须融入先进机械设计理论、先进机械制造、先进检测技术和可靠性设计理论;必须在《机械设计》课程理论学习中，加入自动控制、“互联网+”等多学科的知识。面对如此众多的交叉和融合的学科知识，需要在有限的授课学时中，培养满足“新工科”要求的工程人才，这对《机械设计》的教学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必须确定“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教学目标。第一，必须引导学生科学地理解和掌握机械设计的工作原理和基本设计理论，培养学生在应用机械设计基本理论和设计选型中，融合多学科知识，初步建立工程思维和工程意识。第二，必须要求学生掌握常用传动机构的性能特点、主要零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作用，能够依据相关机械设计标准、工程应用需求进行分析和设计计算，以培养学生具有针对不同的工业应用要求完成专业设计的能力。第三，必须要求在专业理论学习时，充分考虑经济、安全、环境、法律等方面的要求，培养新时代、新工科下的综合性专业人才。课程目标的制定，确定了教师的授课内容、课程重点以及工程案例的选用方向;并为教师的教研活动主题、课程教学内容的修订等指明了方向。这对培养新产业、新形势下的技术人才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基于“互联网+”确定《机械设计》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科技改变和颠覆了传统的产业。然而，长期以来的高等教育都是沿用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听课为主的教学模式，这在过去的人才培养中，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面对当今以科学、技术、工程为融合的新技术和新科技的发展，开展以“成果为导向”，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是“新工科”条件下的工程教育的必然模式［2］。为此，《机械设计》教学采用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之一。《机械设计》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包括课上教学、课下学生自学和师生互动两部分。1．课上教学。课上教学主要以PPT+黑板板书为主的授课方式，同时采用课件动画、MOOC等为辅助，以期在有限的教学学时里完成以下教学重点:一是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思维掌握机械零件的设计原理、设计方法和机械传动机构设计的一般规律;培养综合应用机械零件和机械机构的设计准则，进行机械传动装置和通用机械零部件的设计能力。二是培养正确查阅机械设计标准、规范、设计手册和设计图册的能力;掌握应用相关设计规律和技术措施，初步建立机器、过程设备、流体机械中的机械传动系统等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设计能力。课上教学重点的顺利实施，基本完成了课程的教学目标，但还需通过课下学习的补充，使学生获取对新型工业当中机械传动系统更高要求下的综合设计能力。2．课下学习。课下学习主要采用雨课堂、图书馆资料查找、图片和视频展示的方式，以机械传动系统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重点培养学生科学认识机械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设计程序，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影响因素;理解工程中机械设计的严谨性、复杂性。另外，通过雨课堂可以及时跟踪学生学习的进度，在线解答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惑或难点。同时，也方便师生就实际的工程案例和工程设计开展线上互动讨论，并在这种讨论互动中，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国家当前有关的技术经济政策，使学生在机械传动系统的工程设计中充分考虑经济、安全、环境、法律等方面的要求，实现“新工科”要求的工程教育和新技术发展衔接的教学重点和课程教学目标［3］。另外，通过布置图书馆查找资料，查看视频和图片，督促和推动学生自觉地追踪国内外机械设计最新发展趋势，培养能够胜任“中国制造2025”等新业态、新形势下的工程人才。此外，采用基于“互联网+”的《机械设计》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还可以培养学生查找中外文献资料的能力，在不断学习和强化专业外语的条件下，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和“互联网+”，获得能够终身学习的能力，满足工程专业认证要求，以适应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成为国际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

三、以“导向教育”为目标，改变课程考核与学生能力评价方式

基于“互联网+”的《机械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一方面要求教师必须充分了解和懂得机械设计的最新技术、最新发展等，另一方面也将促使授课教师必须同步学习和认真准备相关课程内容。但是，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过程既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认知过程，又是学生能力的发展过程，学习更是一个学生必须主动参与的过程［4］。因此，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必须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所以，设计积极、有效的激励方式，促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各个过程，是基于“互联网+”的《机械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机械设计》课程分为课上考试和课下学生能力评价两种形式的结合考核方式。课上考试主要以闭卷的笔试试卷考试为主，依据课程教学目标，考察学生掌握机械设计基本设计理论和初步应用这些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试卷可以采用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和工程应用题的形式。课下考核主要以评价学生再学习能力为主，考核学生追踪诸如控制技术、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新发展趋势，并用以融合众多学科进行初步机械设计计算的能力。这部分评价可以通过文献综述、研究报告和由多人组成的小组完成的机械传动机构工程化设计计算为评价依据。当然，课下的评价是根据课上课程进展，及时布置任务，并给学生一定时间在课下完成的。这些课下任务，可以通过图书馆、学生讨论、师生互动等等各种形式完成。教师只要设定合理的课上和课下考核分数占比，就能够促进学生自觉完成相关任务，达到“机械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设定的课程目标，实现以“导向教育”为目标，以工程专业认证为标准，培养出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研究问题能力、团队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人才。

四、结语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人才，专业的人才，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培养。在教育部“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等一系列促进“新工科”计划实施的政策指引下，以工程专业认证为标准，探索和研究新形势、新业态和新技术环境下的《机械设计》课程教学方法，对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胜任“新工科”要求的专业技术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展基于“互联网+”的《机械设计》课程教学模式，是以“导向教育”为目标，利用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采用课上授课、课下学生自学和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建立融合众多交叉学科条件下的工程意识和工程思维，培养学生在解决工程问题时，具有充分考虑经济、安全、环境、法律等方面的要求的能力。同时，通过改变课程考核与学生能力评价方式，激励学生自觉成为《机械设计》课程教学的主动参与者和践行者。

【参考文献】

［1］吴爱华等．加快发展和建设新工科主动适应和引领新经济［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1:1～9

［2］姜晓坤，朱泓，李志义．新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J］．高等教育与评估，2018，34(2):17～24

［3］陈建义．基于“新工科”的“过程流体机械”教学方法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7，48:154～156

［4］王升．主体参与型教学探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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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预测财务报告；SWOT分析；优势；劣势

前言

预测财务报表为投资者、债权人、内部管理人员及政府等有关方面提供反映未来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的有用信息，包含对财务事项预测的陈述，如利润、收入；每股盈利、资本费用和股利；公司管理者对未来运营的计划和目标的陈述；对未来经济表现的陈述。

目前，我国对财务预测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则主要在《招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准则》、《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等规章中。如前者规定：“如果发行人或其财务顾问或其承销商认为提供盈利预测数据将有助于投资者对发行人及其所发行的股票作出正确的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未来期间的盈利状况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则发行人可在招股说明书中提供盈利预测的数据。”后者提到：“原则上不要求上市公司编制新年度的利润预测。但公司若在年度报告中提供新一年度利润预测的，该利润预测必须经过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核并发表意见”。

从以前证监会要求初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公司的盈利预测，由独立审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对股票上市公司编报的盈利进行审核鉴证，并将此作为审核上市的指标之一，到目前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预测财务报告的态度已经由开始的强制性向目前的自愿性转变。这种转变增加了各个企业对预测财务报告选择的灵活性。

作为管理学中评价企业发展环境的一种经典方法，SWOT分析被广泛运用到各行各业和各个层次。S、W、O、T分别是strength（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y（机会）、threaten（威胁）四个单词的首写字母。本文尝试将SWOT分析运用到企业预测财务报告，以便管理者更加清晰地看到预测财务报告编制和披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出理性决策。

一、预测财务报告SWOT分析的实质

在SWOT分析中，优势与劣势侧重内部条件分析，机会与威胁重于外部环境的分析，两者的综合结果便构成了对企业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竞争地位的判断。一个成功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预测财务报告的优势，最有效地抓住环境中的机会，从而使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同时，还必须能克服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给企业带来的劣势，有效地规避各种风险和威胁。因此，衡量企业编制的预测财务报告是否合理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准则是：它能否充分发挥优势，能否及时抓住机会，能否很好地克服劣势，能否有效回避风险。

对于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而言，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都是相对的概念。其中优势可以理解为与没有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竞争对手相比本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所具有的优越性；劣势即指存在的弱点和不足；机会和威胁则是指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所处的环境中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一种变动趋势，如果这种趋势对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有利，且该企业能够抓住的话，则该企业的战略和地位会得到改善，此时就是一种机会；反之则存在被其它企业替代的趋势，便属于一种威胁。

笔者所提到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都是相对的概念”，具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提供或者不提供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所共有的优势或者劣势不能作为笔者所提到的优势或劣势；二是环境中出现的变化趋势对一部分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来说是机会，也有可能对另一部分企业是威胁；三是环境新趋势本身是在变化的，在一个阶段中表现的是机会，也有可能在另一个阶段中表现出是威胁；四是机会和威胁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对于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所执行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而言的，当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作出调整时，就有可能使这种外部变化趋势的性质向相反的方向变动。

二、预测财务报告SWOT分析的内容

（一）企业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优势（strengths）

1.可以降低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预测财务报告是面向未来的，能够使投资者和债权人了解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具有前瞻性。这也更能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对财务报告决策有用的要求，使其作出更为合理有效的投资决策。对于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公司，披露预测财务报告通过传递信号来与那些较差的企业区别开来，达到在资本市场上吸引更多的投资，促使股票价格的上涨。对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的公司，披露预测财务报告有利于企业顺利筹集资金，降低公司的筹资成本。对于当年盈利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公司，通过预测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可以展现其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这样有利于企业挽回投资者的信心，或者为了纠正有关中介机构对他们的不合理预测，避免股票价格下跌。

2.有利于企业内部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预测财务报告表明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经营状况，往往代表了企业管理当局当前的决心和未来行动的方向，也相当于企业对信息使用者的一种承诺，预期能否达到既定的预测财务报表所示的各项数据，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的信任。再者，企业一旦公布预测财务报告，就意味着一定要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为之不懈奋斗，直至最后实现，否则就容易产生法律纠纷，增加很多的额外成本。所以预测财务报告也给管理层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迫使管理层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实现所公布的预测财务报告的目标。

3.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企业的资金融通。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是很完善，信息反馈的可信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传统的财务报告仅仅反映企业过去的经营状况，所包含的信息很不全面，企业据此所作出的决策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在实际情况中很多投资者采取观望的态度，这种态度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根据企业提供的全面、质量较高的预测财务报告来进行决策，投资风险会降低，有利于投资者迅速、高效地作出决策，从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提高企业资金融通速度。

（二）企业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弱势（weaknesses）

1.预测性财务报告的编制会加大企业相关成本。预测财务报告的编制与传统的财务报表相比更为复杂和困难，需要收集和加工大量的信息。信息也是经济市场的一种资源，企业要获取这种资源当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预测财务报告的复杂性也要求有经验丰富、专业技术强的工作人员参与，同时也会增加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整体人力资源成本。企业对信息披露会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当确定性费用不断增加，而效益增加的比例达不到企业的要求时，企业就会缩减其成本支出，从而又会对预测性财务信息的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2.企业管理层基于预测财务报告的压力可能会选择短期效益的项目。预测财务报告的预测期限一般是一年，通常是今年预测下一年的财务报告数据。由于预测期间的限制和管理层为了避免发生信任危机和法律诉讼，管理层会采取谨慎的投资态度。他们会规避风险，选择投资期限比较短，一两年之内能有明显经济效益的项目，很有可能会把一些长远的有发展潜力的投资项目否决掉，这种短视行为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3.预测性财务报告的披露会向其它企业传递信号。企业提供预测财务报告会使企业处于一个动态博弈的情景之中。在动态博弈中，行动有先后次序，后行动者可以通过观察先行动者的行动获得有关后者偏好、战略空间等方面的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断。企业提供的预测财务报告会向其他企业传递出自己经营战略、生产计划等很多的信息，其它的企业会根据这些信息修正对编制预测财务报告企业的判断并调整自己的相关策略，这会使得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企业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企业希望通过预测财务报告向投资者和其他企业起到证明企业未来经营状况很好这样的信息传递功能，它必须为此付出足够的成本；否则，所有其它类型的企业都会模仿。（三）企业编制预测财务报告所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ies）

1.政府对企业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支持。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微观主体，所提供的及时、充分、有效的预测财务报告信息，不仅方便投资人的决策，也有利于国家根据其提供的信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确保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从而更加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政府站在国家经济发展长远和全局的角度，还是希望企业能够提供可靠的预测财务报告，以便政府进行整体的统筹规划。

2.有些国家运用预测性财务信息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已有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预测性信息制度，特别是美国的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已形成了一个以“安全港规则”和“预先警示原则”为主要特点，以“自愿披露”为主要精神的较为完备的、高效的信息披露体系。这为我国预测财务报告的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为我国预测性财务报告的披露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的进一步趋同都最终会导致我国预测财务报告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3.电子通信及计算机运用等高科技发展所产生的效应。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科技创新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更。一场以电子通信及计算机运用等高科技和信息产业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时代正在全球兴起。高科技和信息产业发展能改善企业编制预测财务报告的硬件环境，这样的硬件环境能改善企业编制和披露财务报告的方式。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会带动财务预测软件的开发，这样预测所需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也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四）企业编制预测财务报告所面临的威胁（threats）

1.预测性财务报告规范不完善。目前，我国有关企业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制度规范主要零星散布在《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之中，显得分散而不成体系。有些文件虽然或明或暗地涉及到预测性财务信息的相关问题，但含糊不清，起不到真正的规范作用。规范的内容也仅局限于公司上市时的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和审核，而且也没有有关盈利预测信息生成的财务会计制度与之配套。由于我国相关的财务制度如《企业财务通则》等没有对预测财务报告进行明确规范，一般企业也无财务预测的要求，证监会对预测性报告的规定无论是从原则体系上还是从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上都不完善。编与不编、如何编企业都有决定权。

2.预测财务报告存在很大的系统风险。预测性信息的特点是陈述者往往缺乏现有数据或者客观事实能证实其陈述的客观公允性，主要基于估计和评价。预测性财务信息是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及其他有关信息的披露，大大提高了企业信息的决策和评价的有用性，但未来的环境各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法规变动、产业结构和技术特征的变动，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行业前景、细分市场、竞争地位、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且这些系统风险企业又不能通过投资来进行分散，因而会给企业预测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带来很大的风险。如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对企业盈利性、流通性等产生的影响。

三、结语

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预测财务报告是未来财务报告的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从预测财务报告的SWOT分析中，我们看到预测财务报告也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报告方式，它也会给企业带来劣势和威胁。因此，企业在编制和披露预测财务报告时应充分发挥预测财务报告的优势，及时抓住环境所赋予的机会，很好地克服劣势，有效回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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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丽英，袁世杰.试论预测性财务报表及其编制[J].科技与产业，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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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所谓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建立在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工业—资源再生”的封闭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的提出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研究，拓宽了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相联系，90年代的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而非机械工程学规律来指导经济生产，既考虑工程承载能力，又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承载能力之内的是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地发展。

环境保护与经济快速发展共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无数实践显示，循环经济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上，提出：“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就不能持续进行。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却不断增长，如果这两方面关系处理不当，必然导致生态的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循环经济通过延长生产链条，推动环保产业与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从根本上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缓解经济发展和资源不足的矛盾；循环经济是以保护生态和最有效的利用资源为特征，有利于产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结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向绿色化转型，有利于推动社会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许多地方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令人担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增长，但能源消耗量巨大，我们每创造1美元利润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很多产品正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只有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行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才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经济模式和技术支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环境污染与生态安全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并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立足于我国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正确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原则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模式；第二种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过程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种就是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多重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这一点看，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其出发点在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实现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统一。农业生产技术模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废物，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因此，循环经济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工业生产，一般说来，循环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体现就是生态工业，基本原理是工业生态。1989年，原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副总裁RobertFrosch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工业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工业生产的一门新兴学科，将工业生产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封闭体系，将一个单元产生的废物作为另一个单元的营养物，这样，区域内彼此靠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生态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按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循环经济也可以分为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和社会大循环三种模式。企业小循环模式是指企业内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废料回收生产技术和推行污染排放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全面建立节能、节水、降耗的现代化新型工艺，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区域中循环模式是指以生态工业链或生态产业园区的形式出现，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得一家工厂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这种生态链可以扩大到包括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在内的不同产业领域。社会大循环模式是指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引和群众的微观生活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减量、再用、循环”（即3R）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再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循环原则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末端处理负荷。换句话说，就是资源投入最小化、废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生态系统最优化原则。具体说来，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应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应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生产者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消费者应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高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实现废弃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量排放。针对产业链的全过程，通过对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转型，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提升环境容量，实现经济体系向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功能的生态化方向转型，力求生态经济系统在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最优化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加大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良好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全民意识，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能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好的生存空间，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携起手来共创美好家园。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着重说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使得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深刻领会发展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2.做好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究，加强循环经济知识普及教育。循环经济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供人们炒作的时髦概念，它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全新经济模式，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许许多多具体内容。动员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朝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方向进行研究，形成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尤其是那些盈利较多并且污染非常严重的经济组织，它们是应用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重点单位，也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矛盾最突出的单位。我们目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研究出能够让企业获利的循环经济应用技术，能够使得企业在追求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获取自身利益，否则很难实施。同时将循环经济知识普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中小学课程中，系统地安排循环经济的相关内容，使他们获得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在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开展利用循环经济的技术培训和开设循环经济专业，培养出一大批掌握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技术人员和从事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研究队伍。

3.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施循环经济的有效保证。我国现有的环境法规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对根本解决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不强。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能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借鉴日本等国经验，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4.建立新的经济核算制度，变传统GDP为绿色GDP。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我国干部政绩的标准。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我们对发展人与自然有了新的理解，中央形成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所以我们应设计一套直接以社会基本需要为依据并有助于促进对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加以有效利用与保护的绿色GDP经济指标体系。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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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收入；现状；制约因素；对策

AbstractAtpresent，China''''srelativelylowincomeleveloffarmersandslowgrowthhavebecomeagriculturalandruraleconomicdevelopmentproblemsfacingthe.Tostrengthenthefundamentalroleofagriculture，themaintenanceofstabilityandsupportforthe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ofnationaleconomy，theurgentneedtothoroughlyinvestigatetheincomeofthefarmersandthereasonsfortheslowgrowthfasterwaytoincreasetheincomeoffarmers.Basedontheanalysisofthestatusandincomeofthefarmersaffectedincomegrowthforfarmersonthebasisofconstraints，somefarmersincreasetheirincomeforresolvingthecurrent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Incomeofthefarmers；Thestatusquo；Constraints；Countermeasures

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民长期增收困难，会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进而会影响农产品的供给，使农民压缩消费支出，造成农村市场继续疲软，使国民经济失去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农民不富裕，农村难稳定，农业现代化也无从谈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逐步显现出来。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村稳定和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深入探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和较快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一、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

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元，年均增长7.43%(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地呈现出阶段性递减的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1988年为4.9%，1989-1991年三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为1.9%，1992-2000年为4.6%。尤其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分别比上年下降4.4、0.3、0.5、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7%。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四年下降，还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2001年农民的实际增长率为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有所反弹，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经过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增长6%以上，达到3587元，比上年增长7.4%，是1985年以来首次实现连续三年增幅超过6%。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农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1997年至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6%，比GDP低4.3个百分点，比城镇居民收入低3.5个百分点[1-5]。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到1983年一度缩小到1.70:1，此后一直呈扩大趋势。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86:1。1994、1996两年，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刺激了农民收入增长，到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缩小为2.47:1。此后，又呈扩大趋势，到2000年，扩大到2.79:1。2001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超过农村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90:1。2002-2006年，城镇居民收入进一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到2006年为3.28:1。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超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而且超过1994年的2.86:1，为历史之最[6]。

(三)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7-1999年，东部9个发达省市(不包括河北省、海南省)农民收入年递增3.86%，中西部19个省市农民收入年递增3.16%，区域差距再度扩大。1999年，中西部19个省市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数低16.2%，比东部9个发达省市低41.1%。2000年，收入最高的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253.67元，最低的贵州省(自治区除外)为1374.16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农民现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大。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381.56元。其中，中部9个省平均2170.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数低8.9%，较东部地区低40.5%；西部10省区市平均为1605.8元，比全国平均数低32.6%，比东部地区低56%。最高的浙江省为4863.37元，是最低的贵州省1136.38元的4.3倍。2005年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为5123元，其次为中部地区，为2815元，西部地区最低，为2508元。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2004年的1999元扩大到2005年的2308元，差距拉大了309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2281元扩大到2615元，差距拉大了334元[7]。

(四)不同经营类型农户、不同收入农户收入不平衡

一方面以非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在增长，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国家统计局农户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00年，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33元、1980元、2805元和5135元，这四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2%、48.1%、29.4%和3.3%。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的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2%和12.1%，比收入最高的非农业户分别低62.4%和61.4%。1998-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162元增加到2253.4元，年均增长1.39%。同期，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34元和2031元降到1933元和1980元，年均分别下降1.68%和0.84%。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减少，主要是因为1998、1999、2000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续三年净减少。1998-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分别为1191元、1139.4元和1091元，分别比上年下降2.4%、4.3%和4.3%。同期农民人均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分别为292元、882.1元和784元，分别下降1.5%、5.1%和11.1%。另一方面，少数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在增长，多数低收入的农户的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1996-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户数占农户总数的比例，由2.53%扩大到2.64%，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比例，则从24.67%上升到35.45%。将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按纯收入进行五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户和较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802元和1442元，分别比上年下降了6%和0.6%。中等收入组农户、较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2005元、2768元和5198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3.3%和6%。收入越低，增长越难。此外，农村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数由1996年的0.32扩大到2000年的0.35；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51，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于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的幅度，表明农户间收入差距拉大。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日益突出。2005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影响率为50.7%，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率为40.9%。与1990年相比，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率下降了13.9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提高了12.6个百分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群体主要受家庭经营收入差异的影响；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群体主要受工资性收入差异的影响[8-11]。

二、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的原因，又有来自农村之外的影响。

(一)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非农产业曾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源泉，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人数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相对值，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1996-2002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有所下降，最大降幅达804万人，而且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1996年的29.83%下降到了2002年的25.44%，下降了4.39个百分点。但目前乡镇企业的就业规模才仅相当于1995年的水平。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效应在逐渐减弱[12，13]。同时，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跨区域流动，大量进入城市择业，进城打工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镇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镇失业显现并日趋严重。为了减轻自身的就业压力，许多城市或明或暗地出台了一些对农民工使用的限制政策。城市的就业保护使得城镇吸收农民工的大门开始变窄，减少了农民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外出务工农民的工资水平也呈下降趋势。据对四川和湖南两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查，2000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日平均工资下降了5%左右。目前进城务工的多数农民工的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据统计，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达到946元，同比增长9.9%，上海的农民工可以达到1000多元月收入，福建就只有七八百元，中部打工者的收入可能更低，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工资差距达2-3倍。

(二)农产品供求关系改变对农民增收形成了制约

农村改革初期，农产品供给绝对短缺，农民增产的农产品都能卖出去，且市场价格也没有因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因而增产就能增收，农业增产的农民增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产品的供求格局从过去的长期短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甚至出现了地区性、结构性相对过剩。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农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增产与增收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生产多少产品不单取决于农民有多大的生产能力，还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水平，超越市场需求的增产，将带来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甚至增产减收的结果。测算表明，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呈明显下降态势，1978-1984年间，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系数为2.05，1985—1990年间降为0.82，1991-1998年间再降为0.65，90年代比80年代初期下降了2/3之多。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市场供求状态下，农产品产量每增长1%，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速要远小于1%，增产对增收的效应只相当于80年代初期的1/3[14]。

(三)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影响农民增收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减缓，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有密切关系。发展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加工型农产品的需求量会明显增加。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自身的收入弹性，开拓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而且可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的增收能力。以普通的土豆为例，土豆加工成淀粉，可增值30%；加工成粉条，可增值80%，加工成麦当劳餐店的薯条，可增值15倍；加工成环糊精，可增值20倍，高的可达30倍。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都在90%以上，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大都是农业产值的3倍以上，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一般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6-8倍，而我国上述三个指标分别是30%、80%和5%左右，差距非常大。显然，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形势下，不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率和加工水平，要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农民的收入是很困难的。

(四)农村城市化滞后对农民增收十分不利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相比之下，我国城镇化水平大为落后。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已超过81%，城市人口比重至少应达到54%，而实际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滞后近24个百分点；同样，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50%的水平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当为45%以上，而实际水平与同等工业化国家相差15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这种格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土地和资金在内的各种农村资源和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和工业，而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却依然滞留在农村、滞留在农业中，导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断缩小，土地分割不断细碎。统计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增长，净增加近6000万人；农户户数平均每年以191万户的速度增长，净增加1500多万户；农户平均的耕地面积则由1990年的7.98亩减少到2000年的7.35亩，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块数多达5.86块，其中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有4.16块，占耕地块数的71%，土地细碎问题十分突出。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农村劳动力总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不断减少劳动用工量的趋势，这使得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1990年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生产亩均用工为19.84个，2000年减少到16.43个，亩均减少3.41个。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困难，200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均GDP之比为18：82，这表明，按人头平均，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仅为非农业劳动力的1/5左右。这并不是因为农民懒惰、能力低下，而是因为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了，他们占用的资源太少了，大部分可用于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劳动时间由于人均占用的资源太少而白白浪费了，这正是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正是由于城镇化的滞后，才导致了农业和农村的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的艰难。

(五)宏观经济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不可否认，近年来，为了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张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为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加大对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创造了条件；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林牧渔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投资比重由1996年的1.27%提高到1999年的2.4%，为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庸讳言，从总体上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向城市倾斜，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仍不利于农民增收。比如，近两年国家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居民收入时，对城镇居民采取的增收措施较多而对农民采取的较少。1999年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增发工资、提高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三条线的支出水平等宏观调控措施，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明显增加，而农民的收入还基本处在自然增长状态。在增加的国债的使用安排上，涉城的比重较大。又比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承担的经济负担差异很大，城镇居民畸轻，农村居民畸重，农村居民人均承担纳税额和社会负担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再比如，我国农产品的生产者补贴等值(PSE)仍为负值，仍有大量的农业收入继续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一)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各地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必须全面贯彻中央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合理确定农业税计费要素，规范税收征收管理行为，严格村内“一事一议”程序。同时，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二)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一是发展和壮大龙头企业，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领头羊”。二是发育中介组织作为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联结点。三是以创新利益机制作为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的核心和重点。

(三)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使农业发展目标从注重产量转向稳量提质上来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①要抓住当前农产品供给充裕的时机，加快调整粮食品种结构。现在我国小麦总量接近供求平衡，但专用优质面包粉、糕点粉、水饺粉、方便面粉等都靠进口。而国际市场进口优质小麦的价格大大高于国产小麦的价格。如果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我国优质小麦也能满足市场需求，农民可增收百亿元；②要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在农业产业链条中处于“前拉后带”的重要环节，搞好了可以促进种植业、带动加工业，实现农产品转化增值。粮食连年丰收，表明生产能力已经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发展畜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使畜牧业真正成为一个大产业，这既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地转化粮食，缓解农民卖粮难；③应因地制宜调整区域布局，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各地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特点，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产品区域生产布局，形成区域特色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集约化经营，发展名、优、特、新产品，并树立品牌意识，靠品牌开拓市场。这将成为各地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15]。

(四)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投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坚持一贯的方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财政资金、信贷资金、集体资金、社会融资和利用外资相结合。逐步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把粮棉主产区作为重点投入的区域。政府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还应进一步增加，借此加快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在农村电网改造、粮库建设、道路建设、自来水、通讯设施等建设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尽量使用农民工，这样，既可以增加农民现金收入，又为农民增收打牢了基础[16-18]。

(五)调整乡镇企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目前乡镇企业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但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低，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因此，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结构，提高其整体素质是乡镇企业走出困境，提高质量效益之关键。①要调整其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植根于农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加工业。要充分发挥当地农业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林牧副产品的加工、储藏保鲜与运销，努力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在乡镇企业中的比重；②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括旅游业、商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等，这是农民增加非农收入的有效途径；③调整技术结构，加强技术改造，推进技术创新，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条件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向高科技产业方向发展。这是提高乡镇企业整体素质之关键；④调整体制结构，强化管理创新，深化“二次创业”，转换机制，规范管理；⑤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聚积效应，改变目前布局分散、低水平重复、结构趋同的不合理状况[13，14]。

(六)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就业结构调整，拓宽城镇就业空间

农民收入不高与农民数量多有很大关系。有关数据表明：我国70%左右的人口和50%的劳动力来自农村，而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考察，我国农业实际所需劳动力只为现有劳动力的35%，许多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因此，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减少农民数量。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带动人口、信息、资金等的聚积、流动和重组，产生对服务于生产、生活的运输、商贸、金融、服务、信息咨询等的旺盛需求，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动力。同时，发展小城镇还可以促进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在推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打破小城镇中传统的管理体制，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对在当地有稳定收入、稳定职业和稳定居住场所的“流动人口”应予办理常住户口证，取消歧视性的限制政策；对新到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不应收取城镇增容费，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原来的城镇居民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除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外，还应改革投融资体制，吸引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开发[19]。

(七)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绿箱”、“黄箱”政策，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充分用足WTO的“绿箱”政策。所谓“绿箱”政策是指允许成员国对本国农业给予的不影响贸易价格的政府补贴，诸如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环境保护、收入保险、自然灾害求助、农业服务等方面的补贴[20]。由于财力限制，在该项政策12种支持内容中，我国仅用了6种，补贴额总计为182亿元/年。因此，今后应当增加财政力度，用足补贴空间。根据“绿箱”政策，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水平可达农业总产值的10%，按照2000年农业GDP为14212亿元计算，大概为1400亿元。这笔资金使用每年将为农民增加约700亿元的收入。所以，利用“绿箱”政策，充分发挥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从而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恢复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态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调整和用好“黄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影响贸易价格的政府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市场价格产生扭曲性作用。按照WTO规定，我国“黄箱”补贴范围限于农业总产值的8.5%之内，而我国现有的“黄箱”政策支持为每年2200多亿元人民币，离8.5%的限度约有1004亿元(即121亿美元)的支持空间[21]。由此可以考虑的策略是：由过去对中间环节的补贴，转向对农产品保护价以及与之关联的仓储建设和保管费用的补贴，转向对国家需要扶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经营项目的补贴，并且调整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贷款投向，发放农业产业化经营专项贷款，支持龙头企业和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充分释放其增收潜力。增加“以工代赈”资金规模，提高开发式扶贫的技术水平，总结推广小额信贷扶贫的经验和做法，增强扶贫资金在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中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创造资金条件。

(八)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培育农村科技市场，促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我国发展农业的经验证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对农业增产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10-15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2%，而发达国家达到了70%－80%。目前，我国农产品良种化程度、育种水平、水、肥的利用率、农产品的加工储存能力等，均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农业科技市场不完善，造成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脱节。因此，应彻底加强农村科技服务市场体系建设，实施“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力度。各地区应围绕地方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引进、示范、推广优质高产品种，先进种养方式及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促进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结合，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农村还有约8000万的文盲，这对于我国农业直面国际化挑战是很不利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和“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使更多的先进适用技术进入农村基层和农户，使农民尽快掌握现代多项先进实用技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22]。

(九)改善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减少流通费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应加强市场本身的建设，扩大农村集贸市场的规模，提高市场的硬件设施并且加强市场的规范管理。通过建立各种专业市场、批发市场，把千家万户的产品销售出去，把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运进来，做到建一个专业市场，培育一个支柱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是一个成功范例。其次，改变农民思想观念，破除“重农轻商”意识，引导一批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农民走上经商的致富之路，促进农产品“经纪人”队伍的壮大，使之最终从农民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特殊群体。再次，大力培植和发展农产品流通企业。对已初具规模的贩运户，应引导他们实行企业化经营，使其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和经济责任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并从税收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对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社会力量打造流通企业的“航母”。最后，应加快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围绕农产品市场行情、需求趋势，切实做好分析、预测，为农业提供及时、系统、权威的信息服务，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信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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