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补偿性的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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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政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

一、我国当前经济背景

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经济萎缩，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偏快、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重问题。

2008年，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提出下一阶段的重点是突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化改革开放和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六个方面。特别要着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盲目扩张，加强重要商品的市场供求调节，防止物价水平过快上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将着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

二、新古典综合派概述

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它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构造一个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

在财政政策上，它主张政府通过调整总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手段为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及税率。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应该多样化，政策组合方法也应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汉森等提出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前期，托宾、海勒等人提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后期以后进入政策多样化时期。

三、当前财政政策评析

1.政策目标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政府实施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稳健财政政策的目标“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符合新古典综合派的诉求，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打破正统的平衡预算原则，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建立在“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的基础上。经济政策不能仅仅以经济是否扩张为标准，而应该以经济是否达到了充分就业、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为标准。对任何经济社会而言，保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宏观经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行财政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为基本目标――保持国民经济处于稳定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状态。

2.政策手段

补偿性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要压缩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增加社会总需求；繁荣时期形成的财政盈余可以补偿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

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不足、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经济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审慎地交替使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对商业周期进行人为的补偿。当前我国的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减轻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3.组合方式

在面对“滞胀”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实行宏观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微观化，以保持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松紧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宏观政策微观化是针对单个市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区别对待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经验说明，两种政策不同程度的结合使用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政府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可以减少单一政策运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作用。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虽然不同于美国上个世纪经历的“滞胀”，但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抑制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同时，美国经济的衰退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我国的出口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同时，流动性过剩依然不减，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加速等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效果却是有限的。所以，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来配合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达到搭配的效果，避免一味使用货币政策而造成“边际效用递减”。这样，一方面抑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缓解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巩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避免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经济的继续发展。

4.具体措施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稳健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措施：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资金规模。在财政收支方面，稳健的财政政策收缩财政开支，以减轻当前的经济过热，避免资产泡沫化。二是积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加强产业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走出去，完成从贸易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三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还将依法实施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四是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运用财税杠杆，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五是大力推进依法理财，抓好增收节支，引导居民理财，避免股市过热，规范市场，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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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在高新技术和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极高.近年来，稀土特别是离子型稀土独特的资源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稀土资源对于资源地而言，是其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丰富的资源往往给资源地带来的并不都是福址，在我国的稀土资源地，正面临着结构不平衡、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接续替代产业乏力、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贫困人口增多等方面的困境.通过征税促进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国外学者主要从外部性角度加以说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首次提出了政府可利用税收来消除资源利用中的外部性的思想[1]，此后兰德尔、鲍莫尔和奥茨对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拓展研究.兰德尔建立了帕累托外部效应模型，认为自然资源消费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非专有性造成了许多污染问题，同时比较了规章制度、征税和收费在有效利用资源过程中的效力[2].鲍莫尔和奥茨一致认为要使企业排污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需要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征税，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3].对于征税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依据上，国内学者也偏重于西方经典的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高萍（2004）认为，市场调节对因资源开采对现实环境以及后代资源基础所产生的外部性成本是失灵的，需要国家利用税收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参与调节，环境保护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偏废的经济手段[4].龚辉文(2005)认为，征收资源税可以消除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的经济外部性缺陷而导致本身存在过度开发使用自然资源的内在诱因[5].胡志军(2006)认为，政府对于外部性的纠正有征税和补贴两种方式，补贴虽可使污染成本内部化，但会增加政府财政支出，而征税不仅使成本内部化，还会为政府环保投入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6].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征税可以有效消除资源开发使用产生的负外部性，研究视角多聚焦于矿产资源以及矿产资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是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整个矿产资源大类税收改革问题，而专门针对稀土这类特殊资源的税费制度与资源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尚未展开.资源地之所以难以逃脱“资源诅咒”的命运，与现行不合理的税费制度安排有关.在现行税费制度下，开采企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而留给资源地的则是满目疮痍的生态环境和日益枯竭的稀土资源，资源地逐渐陷入到一个“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发展粗放-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改革现行稀土资源税费制度，合理加大稀土开采的税收成本，调节稀土企业成本和利润构成，才能实现稀土价值和价格的统一，促进稀土资源及资源地的可持续发展.在目前稀土价格能够覆盖其完全成本的背景下，正是稀土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本文以南方离子型稀土主产区赣州市为例，试图从其地方财政状况与稀土产业发展现状中，找到现行资源税费制度对资源地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寻求通过资源环境税费改革促进资源地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策略.

1赣州财政和稀土产业发展现状

1.1赣州财政基本情况

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素有红色故都、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稀土王国、世界钨都、世界橙乡之称.近年来，赣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财政事业稳步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赣州仍然是我国中部一个典型的经济落后地区和财政困难地区.与全国、全省及周边地区相比，经济和财政总量规模小、人均水平低、财政保障能力弱，收支矛盾仍然突出.2011年，赣州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占江西省的11%、10.4%、12.3%，收支“份额”大大低于赣州人口、地域在江西的比重.同时，人均收支水平明显偏低，2010年，赣州人均财政总收入1535元，仅为全国、全省、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24.5%、55.1%、40.9%；人均地方财政收入945元，仅为全国、全省、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31.1%、54%、43.5%；人均财政支出2838元，仅为全国、全省、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2%、66%、48%.赣州人均决算财力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23，70%左右的财力要用于人员经费和正常运转支出需要，仅维持着最基本、低标准的保障水平，全市有11个县从2002年至今仍为赤字县.

1.2稀土产业发展现状

赣州所拥有的离子型中重稀土资源是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包含17种稀土元素，其中富含的铽、镝、铕、钇等元素是发展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重要元素，具有其他稀土资源不可替代的优势，目前累计查明离子型稀土资源储量和保有量居全国第一.经过多年的发展，赣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稀土原矿、冶炼生产基地、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离子型稀土矿生产和分离能力均占到全国同类矿产品一半以上，2011年赣州稀土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占全国同行业的三分之一.但是，产业发展层次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也在制约着赣州稀土产业的发展.

（1）地方经济对稀土产业依赖程度高.2011年，赣州规模以上稀土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市的20.3％，实现利润占53.5%，实现税金占33.5％，对财政总收入增收贡献率达35%，稀土产业税费普遍占资源县财政收入的40%～70%，是资源县保运转、保民生、保发展的重要支柱.而目前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赣州稀土应淘汰落后开采方式、压缩冶炼分离产能，按现有价格计算，每年预计减少财政收入25亿元以上，其中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约13亿元，对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和“吃饭型”财政的赣州带来较大影响[7].

（2）历史遗留的生态环保压力大.20世纪80年代，受“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南方稀土一度出现一哄而上、全民开矿、乱采滥挖的状况，造成了诸如资源浪费、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隐患等一系列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治理的任务十分艰巨.经初步测算，赣州因为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矿山环境恢复性治理费用高达380亿元[8].

（3）稀土开发秩序监管难度大、成本高.与北方稀土不同，南方离子型稀土资源广泛赋存于地表浅层，开采成本低，工艺简单，盗采十分容易.随着稀土价格上涨，受利益驱使，乱采滥挖的现象时有发生.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经费打击非法行为，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加重.据统计，赣州市每年用于维护矿业秩序的经费都在4000万元以上，当地政府的压力非常大.

（4）产业发展层次偏低，应用研发能力不强.稀土产业仍以前端产业为主，前端产业占产业总量的80%以上，产业优势也主要体现在初级加工领域，深加工应用产品少且附加值不高，高性能新材料的比重还不高，高端应用产品几乎为空白，应用研发能力不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高端产品少.

2现行资源税费制度制约了稀土资源地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稀土资源开采企业除缴纳一般性普遍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通用税费外，还需缴纳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环境补偿性收费等专门税费.此外，采矿企业被国家批准开采权以后，还要交纳一定的“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囿于现行资源税制的缺点，稀土资源地并没有随着资源的开发而获得相应的发展，现行资源税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稀土资源地的可持续发展.

2.1资源税税制设计不合理，矿产资源补偿费标准低，助推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恶化

资源税开征的目的是调节资源开采中的级差收益，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在统筹区域间的财政能力上，资源税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理应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然而长期以来，资源税税额标准普遍偏低，而且采用从量定额的计征方式，缺乏应有的价格弹性，使得现行资源税对区域间财政能力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对地方财政贡献度很低.以拥有丰富的稀土、钨资源的赣州市为例，巨大的资源优势并未因为资源的不断开发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财政优势.尽管新施行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将我国离子型稀土（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调整为30元/t，与之前相比调高了10倍，但相对于每吨几十万元的稀土价格来说，每吨3.6万元（按精矿对原矿折算比1∶1200计算）的资源税显得微不足道.赣州市2011年资源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65%，与上年同期1.72%的比重相比反而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随着稀土资源价格的飞涨，资源税收入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度不升反降，现行的资源税制并未起到调节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资源补偿费开征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收益，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合理开发和保护.我国资源补偿费类似于国外普遍征收的“权利金”，体现的是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近年稀土价格水平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体现国家所有权益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一直未能调整，如离子型稀土资源补偿费费率为4%，远低于国外“权利金”10%的水平.资源税税收增幅缓慢和极低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不仅影响了资源地的财政收入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且稀土资源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扩大了稀土开采的利润空间，加剧了稀土行业的无序竞争和过度开采，导致资源浪费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甚至诱发多种地质灾害，极大阻碍了资源地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如赣州的稀土开采点曾达1035个，目前的废弃稀土矿点达到542个，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9].

2.2环境补偿成本过低，无法满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需要

稀土在开采、选冶、分离等生产过程中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稀土矿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排放的氨氮、氟、放射性元素等污染物对我国重要水域和地下水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含硫、氟、氯等废气对大气也造成了污染.放射性的尾矿和废渣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也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正是由于稀土生产污染大、环境代价高，一些稀土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干脆封存本国矿山，选择从中国廉价购入，这是导致中国稀土生产和出口量占全球比例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成本被外部化，未实质性进入到稀土的供给成本中.目前环境补偿性的收费只有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收费，如水保部门征收的水土保持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这些环境补偿性收费虽然对资源地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而且多头管理，收费支出缺乏刚性，使用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很大部分的资金并未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用途上，因此这些收费根本无法满足生态环境恢复所需巨额资金的需要.以赣州市为例，赣州经济落后，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性大，长期以来稀土无序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全市稀土矿山毁坏面积达78.13km2，水土流失破坏面积7.72km2，共计85.85km2[9].如果要对开采稀土等矿产破坏的土地进行生态修复，初步预计资金投入将高达380亿元以上[8].另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赣州稀土产业主营收入374亿元，利润为68亿元，全年所上交的稀土资源税总额仅3亿多元，即使加上近几年来所有矿山企业的环境保证金4.17亿元，也只不过是7亿多元.由此看来，380亿的巨额“环保欠款”已是去年赣州市整个稀土行业利润的6倍之多[8].

2.3稀土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功能弱化

稀土资源收益划分所涉及到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中央、地方政府、资源企业、社会公众（主要指资源地居民），不同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不仅有悖于“公平性原则”和“效率原则”，如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纵向不公平，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效率低下，也会严重制约矿产资源和资源地的可持续发展.在稀土资源地，由于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加剧了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的凸显.首先，资源企业攫取了稀土资源开发的大部分利益.前已述及，稀土资源税额和资源补偿费偏低，资源耗竭成本和环境补偿成本也未实质进入企业的税收成本，在生产成本和税收成本较低的情况下，稀土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被稀土企业所获取.这使得稀土资源的增值无法在国家税收收入中得以体现，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税收的调节功能也进一步弱化.其次，资源地政府收益分配份额偏低.稀土资源的终极所有权属于国家，而资源因地域分布关系，对资源的管理职责主要由地方政府履行，这使得地方政府承担了较重的事权.而目前稀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大了资源地地方政府的管理重任，而在承担较大的支出责任的同时，由于我国稀土资源政府间的收益划分过于重视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划分，而忽视负外部性的环境成本的承担，使得资源地地方政府收益分配比例偏低，从而缺乏足够的财力有效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比如，稀土税费中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占据其大部分份额，而这两项税种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占据了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而稀土资源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规模小，收入弹性低，导致地方财政增收乏力，收入难以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需要.又如，在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上，中央与地方按照5∶5或4∶6分成，地方所得经省、市、县再分成后，留给资源县的补偿费所剩无几，而且分成返还时间较长.同时，由于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尚未建立，致使资源地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不仅没有从资源开发中获得相应的好处，还要承受资源开采造成的矿山环境、生态破坏带来的不利影响[10].这种分配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所享有的财权和承担的事权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应得的利益.最后，资源税的收入归属和利益分配缺乏合理性.从国家赋予地方政府的职责来看，地方政府应当利用资源谋求当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和谐发展，而事实上，一些稀土资源地的地方政府为了谋求资源的经济利益，而忽视稀土资源的保护.比如，现行分税制将资源税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而实际操作时稀土资源税属于地方税性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下，对资源的开采越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越多.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向激励作用，地方政府宁可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导致稀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不断恶化.而且，由地方政府掌握全部的资源税，也不利于中央政府从宏观调控角度统筹考虑资源税在调节区域经济差距以及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作用[11].

3促进稀土资源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税制改革建议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增长模式，其内涵包括生态的可持续、经济的可持续和社会的可持续三个方面[12].由于税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因此，针对现行稀土税费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科学、合理的税费制度是解决“稀土乱象”以及实现资源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我国政府为了有效解决稀土行业所存在的诸如丧失稀土出口的定价权、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稀土高端应用研发滞后等问题，试图通过整合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于2011年5月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推进稀土行业兼并重组，加快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进一步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13].在今年3月份美、欧、日联手向WTO提起针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贸易诉讼后，我国政府加快了国内稀土企业整合进程.整合必然会涉及到各方利益的再分配，如果中央在稀土行业整合中过度着眼于战略利益而忽视了地方利益，比如通过央企对稀土资源进行跨地区整合，稀土资源地的利益可能会因此而难以得到保障，从而加剧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由于资源地承担着稀土开采的耗竭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且地方经济对稀土产业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在“稀土整合”触及多方利益特别是资源地利益，稀土资源的开发已对资源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我国的稀土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必须高度重视资源地的利益诉求.根据利益需求进行合理的利益调整和平衡不仅是确保稀土行业整合成功和稀土资源税制改革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更是促进稀土资源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3.1完善资源税税制，加大资源税税收弹性

现行资源税税制不合理主要集中在计税方式和计税依据上.随着稀土资源应用价值的不断提高以及其稀缺性的特点，稀土价格与原来的“白菜价”相比，必然会有大幅度的上涨.因此，为了发挥稀土资源价税的联动作用，将现行的资源税计税方式改为从价计征，并选择按照稀土资源的实际开采量或生产数量的市场价格为计税依据是必要和紧迫的.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稀土开发成本扭转稀土企业的过度开发行为，促进资源的节约和保护；而且可以增加资源地地方政府财力，增强其治理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公共服务能力.在资源税税率设计上，从国外的矿业大国的资源税制度来看，各国的资源税率以动态税率（即比率税率和浮动定额税率）为主，从而使税收收入富有弹性.我国稀土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使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资源储量、不同资源条件的稀土收益有较大不同，而且稀土开采的生产成本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其收益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因此，稀土资源税税率采用比例税率比较适宜，并综合资源的优劣程度、地理位置、开采技术要求和不同开采阶段等方面的客观差异，科学、系统地设计差异化税率，这样才能体现级差收益[14].

3.2整合环境补偿性收费项目，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

由于目前的环境保护性收费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弱，政策效果不明显，环境保护功能无法体现.而我国现行税费制度中尚缺乏直接针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征收的独立环境税税种.环境税不仅能够突破现有环境收费制度的局限性，而且能够有效解决税收公平性和效率性问题.可见，整合现有的环境补偿性收费，开征环境保护税尤为重要和迫切.环境保护税在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方式均与资源税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应区别于资源税独立开征.稀土行业开征环境保护税主要遵循“谁污染、谁补偿”的基本原则，针对矿山生产作业中产生的排放污染物征收污染排放税，对稀土开采行为征收生态保护税等.在环境保护税刚开征时应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税率不宜过高，在企业可承受的负担范围内确定税额标准，税率水平应根据环境治理情况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结构调整等因素进行定期测算调整[15].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为了激励矿山企业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削减污染排放量，可利用减免税收和抵免政策等税收优惠政策加以调节，将防治污染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有效衔接起来，促使企业增强环境风险意识，减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

3.3明确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定位，提高征收标准

从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整体看，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归属和作用各不相同，各自改革的方向也不相同.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矿业生产大国，矿业税费都是同时并存的，既有一般性的税收，如各类所得税，也有专门的矿业税费，如权利金、环保收费或矿业收费以及矿产资源税，虽然在“费”、“税”名称上无严格区分，但他们的解释、计征办法以及征管与归宿都有明确区别.因此，将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或者将矿产资源补偿费视为行政性收费，都是不合理的.鉴于稀土资源补偿费率过低加剧了稀土行业的无序竞争和资源的过度开采，适当提高补偿费率是必要的.目前离子型稀土精矿价格大概在35万元/t左右，精矿对原矿的计税折算比为1∶1200，原矿按30元/t计算，则精矿资源税为3.6万元/t，每吨精矿资源税所占比例大约为10%.如果将补偿费费率区间调整为4%～10%，则每吨精矿资源税费所占比重为14%～20%，相对于目前稀土开采企业36%以上的收入利润率，企业完全可以承受.

3.4调整收益分配格局，重点向资源地倾斜

近年来随着稀土价格特别是南方离子型稀土价格的飞涨，导致非法开采、盗采盗挖的现象非常严重，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稀土资源地地方政府承担着对稀土资源管理的职责，在保护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的同时，还要解决稀土开采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如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以及稀土资源枯竭时所面临的经济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的发展问题.因此，在稀土资源收益分配上，权衡各方利益，重点向资源地倾斜，是合情合理的.

（1）改革资源税的利益分配.稀土资源税作为地方税种制约了中央对地方进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将稀土资源税改为共享税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矿产资源的属地性使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当地的生态和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资源税收入分配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地地方政府的成本补偿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资源税的分配应以中央拿小头，地方拿大头为宜.在中央所得部分的二次分配上，可以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给资源地，并保证其专款专用.

（2）将环境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表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或可支配财力的增加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污染治理.稀土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仅限于资源地的区域范围内，排放的氨氮、氟、放射性元素等污染物以及含硫、氟、氯等废气也危及到了其他区域.为了保证中央可以集中部分财力解决治理跨地区、跨流域的污染问题，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将环境税列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比较恰当；同时，鉴于稀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是对资源地的生态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整合地方政府原有的环境补偿性收费项目后，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分配应偏向资源地，由地方分享大部分的比例，并采取专款专用的方式进行管理和使用[15].

（3）加大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所得部分向资源原地的转移支付力度.为了调动资源原产地地方政府、广大群众珍惜资源和保护资源的积极性，在保持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比例既定的情况下，中央所得矿产资源补偿费在再分配环节应向资源开发地区倾斜，特别是用于补充地质勘查基金，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力度；地方所得矿产资源补偿费则应加大对资源原产地的分成比例，保证其用于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保护和改善基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16].

3.5建立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准备金制度

根据“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相关规定，稀土矿山企业每年需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以备企业在矿业活动中和矿业活动结束、关闭时恢复环境治理所需[17].该项制度的实施对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感，遏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仅仅从微观的层面对企业的采矿行为进行约束，将稀土开采的负外部性予以内部化，而未从外延的层面考虑稀土开采的外部效应不仅仅是矿山区域内的环境问题，还包括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接替产业发展及因稀土开采引发的社会性问题.因此，为了防止稀土企业将环境治理和恢复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建立企业和政府共担环境风险的良性关系，实现资源地区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应尽快建立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准备金制度.“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对“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在性质上属于稀土产业风险准备金.通过强制稀土企业计提可持续发展风险准备金，约束企业过度开采、采富弃贫等行为；同时，未雨绸缪，解决该产业在未来可能要面对的公共风险，如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准备金制度”的建立还必须考虑与稀土资源税费部分项目是否相冲突，从理论上讲，“准备金”与税费有关本质的差异，但在实践操作时，应充分考虑稀土企业现金流和财务实际，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营[18].此外，稀土产业作为一个产值小、对未来影响大的小产业，让其承担整个稀土资源地的可持续发展任务是不现实的，过多的社会责任也有违“公平原则”，解决资源地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足够的财力去买单.因此，在建立“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准备金制度”时，中央财政应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用于环境治理、城市转型、接替产业发展、下岗人口再就业等专项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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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教育财政作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门有效地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种教育资源的经济行为，对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着重要功能和作用。教育财政政策的变革本质上也是对于教育公平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入学费、教育券作为不同历史阶段基础教育财政领域的变革产物，鲜明地体现了基础教育财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教育公平既是一个现实的话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一直伴随着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追寻。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各国政府，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呼唤和实践着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长期和大规模的行动，政府的力量占有绝对优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府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影响教育公平的进程。政府对于教育公平的重视和推动可以从不同领域进行解读。从经济领域来看，教育财政作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门有效地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种教育资源的经济行为，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功能。教育财政政策变革的本质也是对于教育公平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入学费(限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券作为不同历史阶段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变革的产物，鲜明地体现了基础教育财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一、入学费：基础教育财政政策迈向起点公平

入学费既是一个大众关注的日常话题，也是基础教育财政领域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入学费与教育投入、教育经费等问题直接相关。谁来承担学费、如何确立学费的额度、学费缴纳的多寡等都是基础教育财政不容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引起关注并受到重视直至日益完善对于基础教育财政而言却是一段较为漫长的历史。

只有当政府用公共资金兴办教育，并且采用经济手段干预教育发展的时候，教育财政才会产生。这说明，当国家不过问基础教育的发展时，是无所谓基础教育财政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各国政府开始过问基础教育的原因、时间和推进方式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经历了3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把基础教育看成是由私人举办的，为那些支付学费的人们提供服务的私人事业。第二阶段，把基础教育看成是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为全体人民提供服务的公益事业，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全体民众，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都应该接受教育。第三阶段，把中小学教育看成是没有性别、种族和智力方面歧视，没有财富等级差别的全体人民都能平等接受的为全体人民提供服务的一项权利和义务。

鉴于政府过问基础教育的态度与方式的变化，基础教育阶段入学费的相关政策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义务教育制度尚未确立、基础教育水平落后的时期，政府无暇顾及基础教育，没有基础教育财政一说。所谓入学费基本上就相当于教育经费，且其来源和构成十分单一。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特定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相关。因为，这一时期教育被视为是少数人而且是有钱人的事，学费只不过是一种民众为满足自身的教育需求而自愿支付的教育经费。这种观念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各国在基础教育发展的早期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由民众自行承担教育费用。学费的承担者主要为民众和慈善团体等。

在美国，从17世纪、18世纪直至19世纪的早期，基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私人或教会的事。公众免费入学的思想源于19世纪初，而其真正成为现实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基础教育早在中世纪就已存在，但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一直到17世纪，英国的初等教育仍主要面向下层民众，初等教育机构的开办者和经费的提供者主要是教会，这种初等教育有着明显的慈善性。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加强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控制，建立公共初等教育制度的呼声才日益强烈。此后，英国国家过问基础教育的历史才真正掀开。至于日本的儿童，从11世纪至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之前，他们大都是在“寺子屋”里学习。“江户后期的寺子屋虽然是专门的经营性教育机构，但是在形式上不收学费，寺子向寺子屋交的是“束惰”、“谢仪”，向老师交谢礼。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入学费的多寡以及由谁支付均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财政尚未确立之时，教育公平只是一种奢谈。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是近代各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立法最为踊跃和频繁的时期。政府逐渐取代私人和团体开始主动承担起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基础教育财政开始成形，其促进教育公平的功能也开始逐渐发挥。但这一时期的教育公平与基础教育财政政策本身一样是脆弱、不稳定以及不平衡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弟在学费问题上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施行的双轨制更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不平等。双轨制是一种教育体系内部的分流制度。从入学费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家境贫寒、无力承担高额学费的学子只能进入政府所办的层次较低、水平不高的学校入读。这些学校经费有限，学习年限较短，大部分都属于初等层次，且向上攻读的通道被堵塞。而那些家庭富有的子弟则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意愿自由地选择入读各种较高层次和类型的学校。入学费的多寡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自身对基础教育的职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教育制度内在的缺陷却彻底暴露了这一时期的基础教育财政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仍然是形式化和表面化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无法照顾所有阶层的子弟，在促进教育起点的公平方面基础教育财政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也许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暂时摆脱了战争的拖累。各国教育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机遇，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各国义务教育制度基本完善，特别是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义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有的国家甚至长达9－12年，且规定不论身份、阶级、种族、性别等，所有儿童都有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这种巨大的进步与基础教育财政对于教育公平的重视有着重大的关联。义务教育制度日趋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免费，也就是由国家来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当所有阶层的子弟不用担心学费问题、不会由于贫富差别而被迫选择不同的学校，而是拥有平等的就读机会，教育公平的推进就得到了明确的保障。这就是胡森所说的教育起点的公平，即“每个人都拥有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至少是在政府所办的教育中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

二、教育券：基础教育财政政策追求公半的深化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而言，学费的减免实质上只是一种起点的公平，而更重要的是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为了使受教育者在教育体系中被平等地对待，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必须不断尝试更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教育券就是一种基础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新方式，也是教育经费筹集和分配的一种新的思路。

教育券大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泛推行，成为被美国社会认可的基础教育财政的变革方式。教育券也并不仅仅是美国教育的专属。据某些学者统计，到1996年，约有20个国家已实施教育券政策，其中，智利是惟一一个在全国中小学(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范围内推行政府教育券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教育传统等方面有较大差别，但它们选择和尝试教育券的原因大都与“教育公平”有关。不同国家对教育券的尝试体现了各国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对于教育公平的共同关注、追求以及重视。当然，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理念，教育券的实践形式也有一定的差别。

根据教育券的提供者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公共资助教育券与私人资助教育券。所谓公共资助教育券是指由政府出资，主要为行政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家长提供资金，资助他们为子女选择合适的学校就读。根据教育券发放的标准和对象的不同，公共资助教育券又可以分为收入标准教育券、弱校教育券和特殊学生教育券。这三种形式教育券的发放分别是以家庭收入、学生身处不利学校、特殊学生为标准的。私人资助教育券则是由个人、公司、慈善基金等出资举办，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选择更好的学校。

也有人根据不同的教育券计划考虑公平问题的程度将教育券分为“排富性”和“非排富性”两种类型。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是纯“无排富性”模式，所有适龄儿童可以获得等面额的教育券，自由选择不同收费标准的学校，不足的部分由学生家长自己支付。这种类型的教育券赋予穷人孩子和富人孩子平等地选择学校的机会和权力。1964年，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尔与怀斯曼(Peacock＆Wiseman)对弗里德曼模型进行了修正，主张应将教育券与学生家长的收系在一起考虑。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也提出了补偿性教育券模型，认为教育券应该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克服上学的困难，进而避免不同阶层之间造成社会经济的隔离，他建议给予贫困家庭儿童第二张补偿性的教育券，这就是“排富性”的教育券模型。可见，不同类型的教育券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但是它们的理念和实践却包含有不同的公平意蕴：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模型似乎更关注效率问题，却较少考虑那些涉及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而詹克斯的教育券模型则更多地强调将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社会的政策目标。

美国的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密沃基市首度尝试。该市是威斯康辛州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它与美国很多大城市一样，大量的教育人口来自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家庭。且这些孩子大多成绩不佳，有的不到毕业就被迫辍学，有的勉强毕业但成绩很差。这使得他们未来的教育前景非常暗淡。家长们对当地的公立学校系统深为不满，认为这些学校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从而使很多家庭的孩子身处不利的教育环境。在一位名为波莉·威廉姆斯的人的呼吁和领导下，该市最终酝酿并创立了全美第一个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密沃基市的做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教育券计划也遭遇了很多波折，但直到今日，该市的教育券计划一直在进行中，且参与计划的学校人数和学生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密沃基市推行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的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直到今天，美国为数不多的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都普遍遭遇了各种形式的阻碍和困难，但在不断地坚持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计划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私人资助教育券则是由一些大城市的个人、公司、慈善家成立的基金，为那些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所提供的。从1998－1999年间，美国有41个私人教育券计划在进行，有13000名学生参与其中。在2002年，私立教育券计划在全美范围内大约服务于5300万学生中的46000名学生，大约提供了6000万的学费援助，且每一份获准享用私立教育名单的后面还有长长的排队名单。私人教育券更接近于慈善事业，其形式更为灵活，有的资助面向贫困学生，为其提供一定数额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教育经费，有的则致力于改善贫困学生就读学校的状况。但客观来看，寄希望于私立教育券来为每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质量更好的私立教育是不现实的，只有倡导公共政策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

三、几点启示

有人说，判断教育财政体制好坏一般有3种通用的准则：其一是教育经费投入的充足与否，其二是教育资源获得和分配的效率高低，其三就是教育资源获得和分配是否公平。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好坏”理解为合理。换言之，如果一定时期的教育财政政策能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保持较为充足，而教育资源获得和分配不仅效率较高，且较为公平，那么该种教育财政体制就是比较合理的。从入学费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入学费由私人和团体承担的时期，明显属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随着义务教育体制的逐步确立，人学费开始由国家和政府承担，且承担的比例和额度越来越大，这说明基础教育财政在日益促进公平的同时逐步迈向合理。基础教育的免费对于基础教育财政走向公平只是一小步。进入20世纪下半期，随着时代和教育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基础教育财政促进公平有了更多的期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卷计划的酝酿和实践也离不开这种背景。

教育券计划的实施既与20世纪下半期的社会和教育形势有关，也是一种基础教育财政的体制革新。不管是美国的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还是私立教育券计划，或是智利、哥伦比亚等国的教育券计划，所有尝试教育券的国家和城市都有着各自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促进教育公平。推行公共资助教育券的政府力图为促进基础教育的公平承担更多的财政责任，私立教育券的资助者则更多地从慈善的角度考虑，为低收入家庭、少数民族家庭子女选择私立学校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智利的教育券计划则允许学生持与生均经费相当的教育券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校中进行自由选择。哥伦比亚推行教育券计划主要面向中等教育领域，旨在为拥有各种社会背景的儿童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为他们增加教育机会和择校的权利。

教育券计划推行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尽管其成效还存在各种争议，但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努力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要使该计划真正体现其初衷，需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教育券的发行方面。教育券的发行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公立与私立教育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但也要与其他改革措施结合使用，在教育券计划制订、发行数量、面值、方式，以及防止教育质量下降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探讨。无论是入学费还是教育券，任何基础教育财政的政策对于教育公平的促进都需借助具体的手段和明确的效果来体现，光有一种理念和模式还不足以证明其优劣。必须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等对教育的伤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要以一种整合的思维来认识和完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实现各政策要素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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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武华，美国私立教育券探析[J]_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版)，2007，(1)：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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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监管理论萌发阶段的研究

（一）重商主义阶段的货币流通禁令

金融监管的萌芽思想应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那时的金融监管思想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资源，让资源都用在本国建设上。采用了在生产、金融、贸易上的管制措施，尤其是在货币上的管制即：禁止一切黄金和白银的外流，并把一切国内货币置于流通领域之中。因此，金融监管的萌芽发展阶段――金融管制阶段，即为此阶段法律上关于货币的禁令。

（二）大卫.李嘉图的货币价值论和金块论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0）通过货币价值论阐述了货币发行数量的原理，并通过参与“金块论战”分析了当时英国货币流通问题，进而表明了货币流通数量需要控制的这一金融监管思想。首先，他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运用到了货币价值当中。他认为铸造货币的金银，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决定于生产金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且会随着采矿技术和采矿机器的改良而发生变动。同时，作为当时“金块论战”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英国物价上涨和英镑汇价下跌原因在于银行券贬值。因此，他主张迅速恢复银行券的兑现，使银行券发行量受黄金数量控制，以实行（金本位制的）货币的自动调节。

（三）亨利.桑顿的金块论战

在“金块论战”中，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1802 ）提出了真实票据的不断贴现过程将会导致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规模的成倍扩张，故而真实票据原则并不能保证银行有足够的货币供给弹性，从而避免银行遭到挤提以及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因此，以真实票据原则发行银行券存在发行过度的危险，应该受到集中的管制。进而，亨利.桑顿提出作为统一管理发行货币的机构中央银行应得到充分的金融监管，但这种金融监管并非是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更不涉及金融机构的微观行为。

（四）霍特里、汉森、凯恩斯、萨谬尔森等的信用调节论

信用调节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产生的。霍特里（R.Hawtrey，1919）将现金与信用统称为货币，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是由于信用的扩张或收缩造成的，信用的扩张与收缩，受制于现金余存额的变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汉森（Alvin.H.Hansen，1953）提出了补偿性的金融政策，即在经济衰退时期，扩大信贷规模，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反之，在经济繁荣时期，缩小信贷规模，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保罗.萨谬尔森（Paul.A.Samuelson，1948）强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行宏观调控。可见，信用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货币信用政策去治理，主张通过扩张或收缩货币信用，控制社会的货币与信用的供给，调节经济增长。这足以证明对金融体系中货币监管思想已相当成熟。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监管的研究成果

20 世纪90年代以来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里茨等经济学家在对东亚经济的分析中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信息严重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据此，在此阶段有如下几个典型金融监管理论研究成果。

（一）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信息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则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信息不完全对称下，提出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存在有效地解决了信用过程中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另外，监管代表说把金融监管看作是广大投资者及储户对金融中介实施监督措施的代表。由于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往往使一般的金融中介难以承担，并且金融中介无法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政府则有责任在监管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市场信息问题。

（二）功能观的监管理论

功能观金融监管的理念主要是来自于有关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学说，其代表人物主要是默顿和博迪（Merton，Bodie，1993）等。实践中，功能观对美国的金融监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9年，美国国会采纳此观点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取代《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该法打破以前的限制，允许保险、银行和证券三种金融业务混业经营；在法律的名称上，不提银行而改称金融服务。1995年巴塞尔委员会运用此观点于为银行设置全球性证券资产组合的资本标准。金融中介功能观较大地拓展了金融监管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监管理论的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功能观的监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目前仍处于理论探寻阶段。

（三）监管激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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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点并校”是通过撤销与合并手段对农村地区中小学进行合理的布局调整，以求取农村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高效利用。随着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我国自21世纪初实施农村学校合并运动，由于盲目追求速度，形成诸多隐患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纵观国外并校运动，尤以美国和日本最为典型，前者学校合并运动历经了“兴起―加速――停滞”四个阶段，时间跨度百余年，累积了颇丰的经验；后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也有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并校运动。从国情来看，即使美国、日本的合校运动与我国不尽相同，但通过探寻美国与日本的共同经验，对中国的撤点并校仍具有重要启示。

一、公平与效益：农村撤点并校的根本宗旨

城乡教育差距日益加大，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的问题出现，使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应运而生。追求“公平与效益”的教育改革之路，都试图通过农村学校合并以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益问题，但合校过程中却引发了大众对于教育公平的不满，如路途远、安全隐患大等问题。教育资源配置中关于公平与效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基于美、日两国经验，唯有在合校运动中坚持“因地制宜、动态平衡”原则，推动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公平与效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第一，制定补偿性法律法规。在美、日两国推动撤点并校进程中，都出台了补偿性法律法规，针对教育间存在的差别与差距作出修补。为了缩小城乡间教育差距和对处境不利的学生进行资助，美国相继颁发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教育巩固和促进法》（Education Consolidation and Promotion Act）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等法案 [1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以及贫困学生进行拨款支持。而《町村合并促进法》《新市町村建设促进法》《公立中小学撤并方案》则成为日本战后撤点并校演进中的三部曲。由于并校运动未过多考虑学生与家长利益，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和摩擦。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此作出反应，1973年出台了《关于公立中小学撤并的通知》，在新一轮撤点并校中将学生身心健康、上学路程、交通安全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2 ]，并在接下来的撤并运动中不断制定对少数困难学生的补偿性政策。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并校原则。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为了加快现代化进程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益，政府强制推动农村学校合并运动，但忽视了学生、教员与家长等人群或组织的合理需要。运动发展过程中，美、日两国逐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合并运动开始从“规模效益”型转向“以人为本”的路线。例如，美国采取了丰富的课程活动、校车计划、社区会议、教师解聘金制度和提供各类工作等措施，满足来自学生、家长、社区与教员的切实需要。其中，为了满足学生课程多样性，合并之后的学校中课程多达20余门，多数课程能够由专门教员教授，丰富了学生的课程选择 [3 ]。为了解决并校中的不同声音，日本基层教委甚至设置组建专门审议会听取来自不同群体的意见 [4 ]，仔细研究，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措施。

第三，明确小规模学校的补充功能。撤点并校是公平与效益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过程与结果，但小规模学校的出现有效地缓解了教育公平问题，保障了少数学生的教育权益。首先，明确了小规模学校不是否定撤点并校的趋势，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完善现行学校布局制度。从美、日两国撤点并校发展路径来看，合校态度都是从积极转向理性，特别以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签署的农村教育成就项目（Rural Education Achievement Program，简称REAP）为代表 [5 ]，意识到并校产生的衍生问题，开始逐渐扶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同时，譬如校中校（School-within-School）也是各地采取的普遍措施之一，即小规模学校以大规模学校为寄主，位于大规模学校中，由一套班子统一领导 [6 ]。日本各地考虑到教育质量、各地实情等因素同样采取了小规模学校措施，给予偏远地区教师工资补贴、住房优惠等政策，解决师资困难问题；一些偏远地区的小规模学校还将相连阶段学制打通整体办学，如以“幼小一贯制”、“小中一贯制”等方式扩大学生数量 [4 ]。

二、教育规律：农村撤点并校的客观依据

政府主导是早期撤点并校的显著特征，社会经济效益由此成为合校运动的第一因素。然而，合校运动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甚嚣尘上，政府逐渐反思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反观制度治理问题的有效性，进而寻求教育方面的答案。回归教育本质和规律，是解决教育问题和指导教育实践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界人士反思教育问题的根本主线。唯有遵循教育规律，从以下方面入手，撤点并校才能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才能更好保障少数学生的教育公平。

第一，提升教育自为意识与教育话语权。发达国家教育自主意识较强，在撤点并校中教育研究者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合校运动伊始，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了《农村学校12人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welve on Rural Schools），率先?l声支持合校运动，提高学校资源使用率，这成为美国撤点并校开展的基础。此后，以柯南特的“规模效益理论”和科尔曼的《教育机会均等报告》（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为代表 [7 ]，相继阐释了学校合并的效益管理问题和教育公平问题，分别促进了撤点并校和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相较于美国，日本教育界则被动许多，主要由政府主导，颁布了多部法律法规保障合校运动的进行，在一点上与中国实际情况很相似。因为是行政指令强推的撤点并校，所以容易忽视以人为本，未考虑全方位的利益关系，产生了许多冲突和摩擦，反对声音频现。在此之后，日本政府主导下的撤点并校充分听取教育界意见，建立相应的委员会或者审议会，提升其教育决策的话语权，通过参与政府决策来传达教育界声音，俨然走的是与美国教育自为并不相同的道路。

第二，树立因地制宜的合并思路。由于美国联邦制的独特属性，使得地方州政府制定政策标准时有较大空间和权力；尽管各州标准不一，但基本都是围绕学校规模、课程设置、校区间布局间隔与相应地理位置等方面为依据制定相应的标准。不仅如此，农村学校也与社区信托基金会联合制定学校撤并标准，为各州农村学校撤点并校提供指导性意见 [1 ]。在日本，为了避免强制撤点并校现象的出现，文部省要求各地教育委员会在制订计划时考虑学校在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充分调研并取得当地社区和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对待小规模学校的态度，采取了较为弹性的方针，充分考虑各方因素和利益，保留有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并提高其教育质量 [8 ]。此外，根据《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法》，教育经费划拨同样要求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专项计划，力求使各地均衡发展 [9 ]。

三、公正程序：农村撤点并校的应有之义

撤点并校过程中涉及学生、学校、乡镇等各方利益，当利益一方无法得到满足时，会出现相应的负面现象，如偏远地区教育公平问题、校车安全隐患问题、地方财政负担问题、家庭教育经费支出问题等。显然，避免诸种问题发生必须要经过理性、科学、综合的决策过程，通过周密的资料收集、合理的可行性论证与充分的调研，构建公平合理的决策程序。

第一，坚持合并程序的系统与公开原则。农村撤点并校涉及各方利益，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只有坚持合并程序的系统性和公正性，才有可能消除相关利益群体的冲突，破除合并过程中的难题。首先，坚持系统与公开原则，使利益各方监督和约束该运动的进行，实现运动过程的民主化。在合并程序上，日本和美国做法相似，通过设置撤点并校委员会、审议会等加强合并程序的系统性和公开性。在美国，形成了“合校可行性研究―政策公开化―具体实施”的整体路径，有利于群众、专家和政府共同发声。其次，坚持合并程序的公开性原则，即将撤点并校的决策依据、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进行公开，听取不同意见方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执行委员会的决策行为，强化过程的透明度，让有疑虑的群体信服、支持和拥护撤点并校的举措。

第二，加强基层群众的参与权与决定权。撤点并校过程中，处理得宜，最大的受益者是群众；否则，基层群众利益则会严重受损。科学决策不应是一家之言，所有当事人都有话语权，肩负责任与义务。因此，将基层群众的参与权与决定权纳入到撤点并校的科学决策中来，是保障民众基本利益的重要举措。日本各地撤点并校委员会与审议会，就撤点并校方针、目标、程序、具体方案、各项保障措施等积极与当地民众洽谈，甚至是邀请民众加入到该决策中来，与政府要员、专家学者等进行讨论与磋商 [8 ]。而美国则采取投票制，在形成一项科学决策之前同样需要召开听证会或者说明会，向群众公开所有细节和流程，使当地民众作出客观、合理与有效的判断，然后由居民投票决定是否通过。由于总结了早期强制性撤点并校的经验教训，美、日两国后期明显侧重以人为本，考量各方利益，通过将社会群众的力量纳入到决策当中，强化了政策制定流程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更加彰显了政策内容的实践性、实际性。

四、制度体系：农村撤点并校的重要保障

农村教育办学条件落后、基础设施匮乏与师资问题突出，成为撤点并校之后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问题解决有赖于制度建设。构建有效的制度体系，是农村撤点并校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制度保障不是只对一方面进行保障，而是从以下方面涵盖农村撤点并校各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如资金保障、教师保障、校车管理、合校立法等；此外，制度保障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解决，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以保障制度执行。

第一，建立和完善校车管理制度。校车管理制度是实施农村撤点并校的重要保障，关系到学生的安全问题。从经费来源来看，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及《施行令》解决校车购置问题，大致给予1/2的购置费用资助；运营管理费用主要通过《地方交付税法》获得政府资助和返还 [10 ]，而交付税基本来源于国家按照一定配额返还给地方政府的国家税收。在运营管理方面，日本校车主要分为政府直接运营、政府委托企业运营、家委会等组织接受政府资助运营与不接受政府管理的独立核算运营，形式比较丰富 [11 ]。在司机选拔、校车外形、费用管理等方面，日本有极其严苛的标准，以保证校车使用和管理规范。相较于日本，美国在运营管理方面主要有学区直接管理，与学区签订合同的私有制，学区与外界协作的合作制以及家长自己接送等形式；经费方面，与日本有较大差别，主要来自政府债券收入与政府直接资助；在校车立法、司机选拔标准与费用管理等方面与日本一样都有较为严苛的标准，但在校车路权方面，取得了与警车、消防车与救护车一样的待遇，甚至更为严苛，形成了一套独立、复杂和严格的校车避让规则。

第二，提供给合并学校各类专项财政支持。在美、日两国，各类专项财政支持是并校运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由于美国教育分权制，各州都制定了符合各州实际情况的财政政策，譬如俄克拉荷马州立法支持学校合并，并为校舍建设提供校舍建设经费一半的资助，威斯康星州出台的《建筑援助法》（School Building Aid Act）针对农村大规模学校提供资金支持改善办学条件 [12 ]，同时还针对交通、师资等方面提供专门的财政支持。日本同样建立了财政补贴制度来保障撤点并校的顺利进行。以日本长崎县为例，对校内新建的教学设施建筑，国家均补贴费用的1/2，对于交通设施的采购同样补贴1/2 [13 ]。总之，美、日两国各地方政府政策，都极力保障学校合并，改善校园建设、配备校车等，促进了撤点并校的顺利实施。

第三，建设提升农村教师素质与能力的工程。教师是农村撤点并校后学校正常运转的关键性因素，?⑹ψ式ㄉ枘扇氲秸?体制度建设有利于保障教师专业成长，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由于考虑安全、教育公平等因素，不得不实施小规模学校，如一师一校等模式，因此教师成长和各项保障成为学校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针对这一情况，美国要求偏远农村的多科目教师在专业考核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要给予教师专业发展帮助并关注其成长动态 [14 ]。同时，通过减免学费吸引大学生到村任教，并给予物质奖励，如经济补贴、免费住房、住房贷款等，解决教师的生存问题。日本在师资问题上与美国大相径庭，通过发放教师津贴、健全福利体系等措施解决教师生活保障问题。在专业发展方面，经常召开复式教学研究会、分校经营研究会、偏僻地区教育研究会与全国偏僻地区教育研究会，鼓励学校派遣教师参会；国家补贴1/2的培训费用，同时建设临时教师培训机构完善教师培训体系 [15 ]。

五、美、日两国农村撤点并校运动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为了保障适龄儿童的教育公平，在21世纪初开始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改革，与美、日两国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起因。美、日两国撤点并校改革的经验对我国开展撤点并校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切实加强撤点并校的全方位保障。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撤点并校是一个长期探索并逐步完善的过程，做好保障性工作有利于促进撤点并校的持续进行。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教育差距逐渐加大，撤点并校可以说进入了“转弯区”，以下三个方面都亟待审思、解决和完善。一是完善农村教育专项财政制度，为合校运动提供物质基础和可靠保障。在综合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专项财政，以满足各地撤点并校中的现实需要，合理保障校车、师资等学校需求。此外，还需专款专用，设立专项财政支持，加强对资金费用的规范化管理，防止挪用公款、浪费流失等现象的发生。二是改革校车管理体制。小规模学校大范围被撤导致偏远地区学生上学成为难题，校车接送成为必然。但是，由于我国校车管理制度、运营以及服务制度尚未完善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以致撤点并校的合理性与规范性都被民众质疑。因此，改革和完善校车管理体制是当前最为迫切的工作。三是保障教师生活和专业成长。当前，偏远地区留不住年轻优秀教师以及教师生存、成长问题依然突出。基于此，可通过建立教师巡回交流制度、??新学校发展模式采取共享优秀教师与课程资源、加强教师的交流和经验分享以及健全生活保障体系等方式，保障教师生活、促进教师成长，以确保撤点并校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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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与财政政策“伞形调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美国经济的各项总量、结构指标和先行指标都出现明显好转，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失业率也开始缓慢下降；欧元区经济则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扰动下奋力前行，宏观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升，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运行；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自2008年第2季度以来首现正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状态都出现明显改善，通货紧缩的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进入高速恢复期，相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经济增长出现了补偿性反弹，增速高达11.9%，但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模式转变和通货膨胀预期控制的复合性困难增加。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顶端，以中、欧、日为支柱的“方锥体”格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调整的纠结点。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财政政策需要从总量扩张、快速拉动的方向上回调，强调中长期调控，重视政策效益毕业论文怎么写，借助市场力量的战略性调控框架应得到重视和实践。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加速复苏，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和国际机制协调的第一大国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导国，中国、欧盟、日本成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由传统的美、欧、日“大三角”转化为4个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力由单纯的国与国互动转变为集团间利益的调整，由单纯的实力对决转化为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各方利益的纠结点。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内在机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但从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和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见表1所示）。中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为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有效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一环。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美国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国

49093

德国

33576

法国

26798

英国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罗斯

12282

澳大利亚

9200

墨西哥

8663

韩国

8003

荷兰

7942

土耳其

5935

印尼

5419

在上述环境下，美国利率政策的效果需要进一步确定。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受到抑制，但欧洲美元市场受到高利率的激励而进一步加大美元资本回流美国的规模，国内资本供给总体上不会出现大的变动，加息也不会导致美国国内的资本短缺或对投资形成明显抑制。当美联储选择降息的时候毕业论文怎么写，国内资本市场被激活，资本供给量上升，但欧洲美元市场的资本受到负激励，大量的外部资本退出美国，所以总体上美国国内的资本存量和投资形成规模并不会有大的变化。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已经执行了年利率不到1%的超低利率政策，在后危机时期，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极为有限。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表3所示的美国货币政策结构：

表3 美国货币政策结构分析表

政策结构

政策效果

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

采用的可能性

加息+升值

对总投资影响不大；阻碍出口；对消费影响不大

对就业、经济增长无明显抑制；有利于控制通胀

中等

加息+贬值

对总投资影响不大；刺激出口；对消费产生一定抑制

对经济增长、就业有激励作用；不利于控制通胀

高

降息+升值

对总投资影响不大；阻碍出口；对消费产生激励

对经济增长、就业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较高

降息+贬值

对总投资影响不大；阻碍出口；对消费影响不大

对经济增长、就业有促进作用；易导致急速上升的通胀

较低

3．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与作用应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在“方锥体”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压力下，尽管我国始终坚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应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善为前提毕业论文怎么写，应符合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要求而不是行政控制或者屈从于外来压力等基本立场。但面对空前的国际压力，对假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后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必要的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提供有效的预警和调整安排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直接影响和最大的风险是出口受阻和国际储备缩水核心期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恢复期，出口对于保持中国经济整体复苏环境的稳定和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对进口商品价格的抑制作用、出口商品成本的抬升作用和我国的加工贸易占一半以上的贸易方式，预计10%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产业形成的总体价格上升效果约为4%，在国内供给刚性和国际需求弹性较大的市场格局下，价格上升效果将基本上由中国的出口企业承担，企业外部经济环境的稳定和自身利润空间受到了明显挤压。如果考虑到我国出口商品和企业的结构特点，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企业受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更大，以人民币汇率升值10%进行测定，传递到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企业的价格上升压力超过8%，这一压力远远超过纺织品、服装、箱包等产业4—5%的净利润水平。因为出口受阻，我国良好的经济复苏环境将遭到损害，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的减产、停工也将明显加剧我国的就业压力。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2010年3月末，这一规模达到24471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约8700亿美元，仅以美国国债作为分析基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外汇储备约缩水535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2009年我国GDP的1.6%和财政收入的7.8%，是央行自有资本金的20倍。

但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在加强通货膨胀控制，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方面提供一定的推动力量。主要国际大宗商品的进口近年来快速增加，国内产业对进口的依赖性也显著提升，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的资源能源的进口占总消费的比重都达到或超过了50%，输入性通货膨胀已经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势头明显，据统计，进入3月份后，世界能源价格同比上涨53.1%，金属及矿产品价格上涨60.6%，农产品上涨18%，铜上涨99%，铝上涨65.1%，北海布伦特原油上涨69.2%，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增大，而人民币升值将直接限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冲击毕业论文怎么写，维护经济复苏环境的稳定，防范“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风险的形成。此外，人民币汇率升值还将在克服国内深层次经济问题、促进国内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提供帮助，人民币汇率的适当、适时、适度的升值将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关系的失衡问题，进而调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性失衡，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解决要素收入分配失当，劳动要素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有助于解决金融业发展缓慢，并形成严重资产泡沫的问题；有助于解决国际价格体系的失序，特别是在资源价格改革调整中的滞步不前的问题等等。

总之，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汇率水平的高与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运转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危机恢复期，人民币汇率问题更需要在保持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前提下，以加强机制和市场建设为中心，适时、适度、适当的推动调整，并以中日欧“大三角”为主要平台，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解决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快速复苏与稳定向好的中国经济

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向好，经济复苏进程加速，主要经济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局面初步形成。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隐忧，也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和难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中应加以重视和调整。

（一）总体经济形势持续向好，通货膨胀预期控制难度加大

一季度，我国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05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9%，连续第4个季度保持了经济增速上升（见图8），经济复苏的形势进一步稳定，经济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良好局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结构总体保持稳定，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推动下，第二产业的增速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13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8%，占GDP的比重下降为6.4%；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907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5%，占GDP的比重上升为48.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636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2%，占GDP的比重为45.1%（见图9）。在工业的区域结构中毕业论文怎么写，中部地区成为增速最快的地区，达到23.1%，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达到18.3%和20.2%，地区结构适当优化。在轻重工业的结构上，重工业的增速为22.1%，明显快于轻工业14.1%的水平，连续第10个月保持这一态势，反应了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在微观指标上，工业企业的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产销率达到97.5%，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达到6908亿元，增速达到102.6%，企业利润水平迅速提升，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包括：钢铁行业利润同比增长33.8倍，电力行业利润增长15.4倍，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9.7倍，化纤行业利润增长8.9倍，石油开采业利润增长2.9倍，电子行业利润增长2.3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利润增长2.1倍，化工行业利润增长1.1倍。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应收账款、存货和管理费用的变化：2010年1-2月，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49409亿元，同比增长24.8%；存货达到52984亿元，同比增长21.5%；管理费用达到3223亿元，同比增长21.5%核心期刊。上述三个指标均较2009年同期有明显的增长，初步判断为企业研发活动增加，主动市场开拓行动增长和中间产品产出上升相关，不会影响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物价水平上涨较快，通货膨胀预期的控制难度加大。一季度，CPI同比上升2.2%，PPI同比上涨5.2%，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2.4%。在商品构成上，食品上涨5.1%，烟酒及用品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2.4%毕业论文怎么写，居住上涨2.9%；衣着下降0.9%，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下降0.9%，交通和通信下降0.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下降0.1%。CPI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9%的压力下，PPI表现为快速提升，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考虑到我国工业企业利润主要向资源、能源等基础产业集中的情况，一般制造业无力消化过多的成本上升压力，通货膨胀预期将向消费品领域传递。输入性通胀和粮油等必需品价格的结构性快速上涨是推动物价水平提升的主因，通货膨胀预期的控制难度显著增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市场销售规模平稳扩大，消费结构快速改善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374亿元，同比增长17.9%，比上年同期加快2.9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累计30571亿元，同比增长18.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5803亿元，增长15.4%。在国家政策的刺激和支持下，消费结构取得明显改善，汽车类增长39.8%，家具类增长37.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9.6%。在消费结构提升的支持下，上述产业的投资也得以扩张，并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顺利实现复苏的重要动力。

（三）投资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房地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5320亿元，同比增长25.6%，比上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9793亿元，增长26.4%，回落2.2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5528亿元，增长21.0%，回落8.4个百分点。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9.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2.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0.0%，产业投资结构与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基本一致。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4.4%，中部地区增长26.2%毕业论文怎么写，西部地区增长30.0%，区域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此外，存货投资也出现了相应的扩大，增速高达21.5%，与固定资产投资一起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首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房价位于历史高位，且持续快速上涨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6594亿元，增长35.1%，比上年同期加快31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一方面抑制了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累积了大量的流动性，增大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难度，提升了资本市场运行和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在房地产泡沫完全形成并破裂前，借助有利时机，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其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安排尤为必要核心期刊。

（四）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外商直接投资平稳增长，国际储备管理难度加大

一季度，进出口总额6178.5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其中，出口3161.7亿美元，增长28.7%；进口3016.8亿美元，增长64.6%，顺差144.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79亿美元；其中，3月份贸易逆差72.4亿美元。根据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和我国今年“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的贸易发展战略，我们在宏观政策层面上要做好面对年度国际收支逆差的准备。表4是课题组根据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化与进口数量需求的增长而预测的2010年3—12月的进口情况。

表4 2010年3月至年末主要进口商品规模的预测值 单位:亿美元

商品名称

大豆

原油

成品油

初级形状塑料

钢材

未锻造铜及铜材

进口额

202.3

251.4

245.2

473.2

180.1

430.1

商品名称

自动数据设备

自动数据设备零件

电视收音机无线电

集成电路

汽车

合计

进口额

294.8

242.2

75.3

1641

274.9

6573.2

我国国际储备的增速减缓，但规模仍然庞大毕业论文怎么写，仍居全球第一位。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总规模为24471亿美元，同比增长不到1%。由于美元贬值预期强烈和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的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明显加大，目前应尽力做好三项工作，第一，适度调整币种结构；第二，调整持有的美国债券期限结构；第三，适度加大对中投等主权财富投资基金的注资，以调整股权资产在整个外汇储备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五）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但劳动要素收入的比重偏低，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一季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5787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08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9.7%，转移性收入增长13.3%，经营净收入增长7.5%，财产性收入增长17.0%。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814元，增长1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6.3%，家庭经营收入增长7.6%，财产性收入增长15.6%，转移性收入增长13.8%。从劳动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看，仍然处于低位，直接影响了消费扩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下一步应着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数量仍保持在900万人以上，登记失业率约为4.3%，但就今年大学生的毕业人数和新增劳动力的规模来看，整体就业形式仍然严峻，调查失业率远远高于登记失业率的水平。我国仍应继续坚持就业促进政策，保障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投入，采取适当措施毕业论文怎么写，切实完成新增900万人就业的目标。

（六）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新增信贷规模减少，结构性调控逐步增强

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65.0万亿元，同比增长22.5%，比上年末回落5.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22.9万亿元，增长29.9%，回落2.4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3.9万亿元，增长15.8%，加快4.0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2.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6万亿元，同比少增2.0万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63.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0万亿元，同比少增1.6万亿元。为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货币当局开始启动结构性政策调控市场，包括对第二套以上住房的差别利率政策和不同比率的首付款要求等措施，目前，调控效果初步显现核心期刊。

三、支出波动与超收压力并存的财政环境

2010年第一季度，国家财政收入保持快速增长，除增值税外，其他主要税种的增速均明显超过同期的GDP增速，预计在全年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况下，我国将形成规模较大的超收压力。在财政支出执行上，科学技术、教育、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和商业服务业支出增长较快，支出结构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协调度明显提高。但在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事务和粮油储备等管理事务上的支出还未有效展开，加之西南地区旱灾、玉树地震、世博会和亚运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预计今年的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大大提高。

（一）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达19627.0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85.02亿元，增长34%。其中，中央本级收入9928.24亿元，同比增长37.6%；地方本级收入9698.83亿元，同比增长30.6%。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7702.55亿元，同比增长35.9%；非税收入1924.52亿元，同比增长18.9%。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90.2%。

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收来源包括：国内增值税5084.15亿元，同比增长11.3%；国内消费税1711.02亿元，同比增长69.4%；营业税2953.73亿元毕业论文怎么写，同比增长41.2%；企业所得税2490.59亿元，同比增长16.1%；个人所得税1488.12亿元，同比增长21.3%；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2476亿元，同比增长56.3%；关税482.53亿元，同比增长48.9%；车辆购置税381.6亿元，同比增长60.2%。除增值税外，其他主要税种的收入增幅均明显超过同期GDP的增速，预计全年税收收入将出现较大规模的超收。

考虑到去年同期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收的情况，为更好的判断财政收入形势，采用环比和与2008年同期情况进行比较。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与去年第三、四季度收入平均值相比，环比增长13.8%；与2008年一季度收入相比，增长22.9%（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13.3%），折算到两年中年均增长10.9%（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6.5%），是一种恢复性增长。从完成预算进度看，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的26.5%，略高于25%的序时进度。

在财政收入的变化趋势上，考虑到去年财政收入“前低后高”的形势和通货膨胀、烟草消费税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形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今年5月份后财政收入增幅将相应回落，全年收入增幅将呈“前高后低”走势。

（二）波动与调整中的财政支出

一季度，全国财政支出14329.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19.04亿元，增长11.9%。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818.34亿元，同比增长15.1%；地方本级支出11511.62亿元，同比增长11.1%。

增长较快的项目主要是：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同比增加64.41亿元，增长67.2%；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加143.91亿元，增长66.6%；交通运输支出同比增加263.8亿元，增长52%（主要是用车辆购置税收入安排的用于公路建设等支出增加较多）；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同比增加42.8亿元，增长38.9%；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同比增加39.83亿元，增长38.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同比增加146.75亿元，增长18.8%；教育支出同比增加316.02亿元，增长17.1%。

在执行中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农林水事务、粮油物资储备等管理事务、金融监管等支出进度仍然偏慢，预期第二季度上述支出将快速增长。此外，西南地区旱灾和玉树地震的救援与灾后重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保障仍将是扰动支出的重要因素毕业论文怎么写，我国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大大增强。

四、“内需发展”与“低碳经济”取向下的财政政策“伞形调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恢复期，我国既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复合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这一阶段，我们应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内在关系，大胆创新，突破关键，把握重点，在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

（一）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宏观调控的“伞形”框架

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是一个复合体，既要实现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还要适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应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干扰，还要防止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和损害。面对这种环境，现行的政策研究绝大部分强调要全范围、大规模的调动政府的所有政策资源予以一一有针对性的克服和调整，但实际上，这种政策调整背后的是政府将耗费巨额的政策成本、运用繁杂而彼此干扰的政策措施、深层次的扭曲市场机制和规律才能逐步达到目标，政策的理论意义和操作效果并不突出核心期刊。为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课题组深入分析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目标间的互相促进、互相抑制、互相扭结、彼此抵销的特点，将其进行必要的简化，即以“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为突破口，借助市场机制、凝聚政策力量，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这种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我们称之“伞形调控”（见图12）。

在图12中，首先将现行的4个政策目标简化为两个政策重心，即将通货膨胀预期控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产价格与市场管理四个目标简化为内需发展与低碳经济两项关键“突破口”。其中内需发展强调消费升级、城市化、经济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良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是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模式和载体；低碳经济强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强调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市场机制创新和思想体系创新，是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实现自我扬弃和赶超的关键动力和支撑点。但需要强调的是，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并不完全包括现行经济发展4个目标的所有指标，与“突破口”不兼容或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指标变量将在这一时期被搁置、被转化或被调整。主要的指标调整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伞形框架下的发展目标与“突破口”间的指标处置

发展目标

构成指标

指标性质

处置结果

经济增长

投资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政策调控的核心指标

消费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政策调控的核心指标

出口

部分有利于低碳经济

非核心指标，须转化

经济发展方式

城市化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

经济结构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

要素收入分配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

公共服务均等化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

通货膨胀预期

输入性通胀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

结构性通胀

部分符合内需发展

非核心指标，可搁置

货币性通胀

符合内需发展毕业论文怎么写，不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须调整

资产价格与市场

去泡沫化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

风险可控

符合内需发展，有利于低碳经济

核心操作指标

货币政策的政策资源包括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指导等措施，总体调控原则是提高结构性调整的技术和效果。首先，在货币供应量上，考虑我国正处于危机恢复期，前期刺激政策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仍需要后续的资金投入和实体经济复苏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资金需求，因此货币供应量的投放仍应保持适度宽松的态势，年初规划的相关货币供应计划总体上是适当的。其次，在信贷指导上要防范两方面的倾向并做好资金使用的有序引导，即既要防范信贷过分依赖房地产、能源、资源等少数产业，或在接受地方政府投资引导时，缺少必要的审慎和独立性；又要防止银行面对经济复苏中的局部风险而突然转向“惜贷”。在投资的使用方向上主要应鼓励投向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低碳经济产业，以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或者加大对城市化、现代服务业、消费信贷等内需发展领域投入。再次，利率政策则应以支持经济复苏和防范资产泡沫作为调控的双重目标。从我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看，当前应通过加息的方式以遏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宏观财政、金融和产业发展风险，这个要求在当前是迫切和强烈的；而在支撑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投资方向毕业论文怎么写，则希望利率政策保持稳定，暂缓加息进程，形成了调控中的“两难”。在操作上，利率政策应逐步加大结构性调控的力度，对投资性住房实施较高的利率水平，而对于保障性住房则坚持市场利率的平稳；对国家引导和支持的新兴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产业等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支撑产业等实行优惠或较低的市场利率，而对于已经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重复投资和有害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则应适用高利率，以限制其无序扩张。此外，面对调控中的“两难”，利率政策还应积极借助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调控的支持，通过政策间的松紧搭配消除“两难”的阻碍和影响。

汇率政策应以构建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为基础，适时、适度的适应市场变化并且独立、中性、规范的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形成人民币完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根据表5，我们把出口指标作为须调整指标从当前经济复苏的核心指标中去除了，那么影响汇率政策转向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幅度，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的轨道（目前来看，这个轨道的方向是人民币升值，下文简称“升值轨道”）的主要障碍是外汇储备的风险问题。在调控中，应注重完善外汇市场，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包括：继续扩大允许非金融机构入市的范围，丰富以远期、掉期等衍生产品为基础的避险手段，加快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逐步释放市场需求，实行以市场供求定价；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改进外汇管理，引导企业居民提高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继续扩大实施“藏汇于民”的政策，适度引导和扩大资本流出，同时加大反洗钱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对国际热钱流入我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必要的限制；通过界定适度储备规模，创新富余储备管理机制，建立外汇储备的安全预警机制来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核心期刊。此外，还应重视“升值轨道”对当前利率政策调控“两难”的支持，即在浮动汇率制下，调整利率对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汇率调整来进行反向平衡，从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更进一步的说，我国可在加息的利率政策外搭配以适度的汇率升值手段，从而在加强输入性通货膨胀控制的同时毕业论文怎么写，有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投资适度扩张。而在具体调控方案的安排上，可考虑实施“先升值，再加息”的方案。

在图14中，汇率政策率先进入“升值轨道”，从而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供给不足，货币发行量获得了外汇市场的支撑而稳步扩张，经济的均衡点自A点调整为B点。在过程中，经济增长得到了有效支撑，投资获得了额外的货币供给的支持，而实际利率的下行趋势，为我国实施加息政策预留了必要的空间和缓冲带，从而在支持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的同时，有效维护了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有序。

（三）“伞形调控”下的财政政策调整方案

当前，财政政策调控的总体方案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图15框架性的描述了我国财政政策目前的政策运行环境和搭配方案。

根据图15，在财政政策扩张的同时，随着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我国经济均衡自C点过渡到D点，国内产出明显扩张，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变动并不显著，输入性通胀得到了有效控制，投资需求获得了财政投入的有效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获得了外紧内松的良好环境，回旋的余地大大增加，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的总体环境得到了优化和改善。因此，“伞形调控”下的财政政策是符合当前宏观经济发展、产业振兴和创新要求的政策模式，其具体构成措施应包括：

1．支持“内需发展”财政政策措施

以城镇化为方向，加大鼓励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投入和优惠措施安排。城镇化对于我国内需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测算，若城镇化率提升10%，在不考虑收入水平变动和资本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将新增消费需求4860亿元和投资需求10万亿元，若以动态的方式考查毕业论文怎么写，上述的效果将更加明显。财政政策应加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力度，促进小城镇协调发展，为人口、商品和产业聚集提供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并提供可行的税费等优惠措施安排。

以消费升级为重点，带动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的扩张。消费升级是指引导消费者从一般性必需品的消费转向耐用消费品和高质量的生活必需品，在消费升级的激励下，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上升，并带动耐用消费品和高品质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上升，产生了对投资的稳定性激励，从而带动国内投资的有序扩张。我们应坚持完善覆盖全国城乡的流通体系建设，坚持实施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优惠政策，坚持家电以旧换新等耐用消费品品质提升政策，此外，还将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扶持力度，结合民族文化传统和资金风险控制要求，鼓励传统金融机构进入消费信贷领域，或支持新型消费信贷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全面实施。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要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对服务经济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在内需发展上，现代服务业既是国内投资的新兴热点，也是扩大国内消费的重点。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统计，服务业每新增100单位的产出，将有70单位以上用于消费，而工业、农业用于消费的产出则只有40—50左右的水平。此外，金融服务、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服务产业一直是社会资本未能有效进入的领域，下一步应逐步加大开放力度，既提供新兴的投资空间，又提升产业竞争和效率。财政应借助市场手段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等税制调整，避免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重复征税或其他税收歧视。

以要素收入分配为重点，不断增加劳动者劳动报酬核心期刊。近年来，随着房地产等资本品的价格快速上升，劳动者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情形。这种情况，既与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要求相背离，也导致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增长不快、资产泡沫增加和劳动者素质提升缓慢。当前毕业论文怎么写，应采用积极的财税政策手段，提高劳动报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对收入差距的调整力度，壮大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和力量，为提升消费水平和扩大新兴产品的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

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前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要支持解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以控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为重点，防范资产泡沫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当前，我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升过快，既影响了房地产行业的正常发展，也导致了国内投资取向的畸形化，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难以得到有效的社会投资，而不断高企的房价在消耗过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还吹生了具有全局性风险的资产泡沫。我们应加大对房地产领域的财税调控力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居住性需求；另一方面，积极研究推出以房地产保有环节为征税对象的财产税制度，限制交易环节的土地出让收入，使地方财政与土地收益的关系长期化、规范化。

2．支持“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

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包括鼓励市场主体进行能效投资、节能技术研发、新能源投资的财政补贴，预算拨款，税收减免，以及贷款贴息等鼓励措施。

积极引导低碳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抑制高碳产业发展或促使其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减低碳排放的增速和规模。如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励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税、碳税等政策措施。

作者单位：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鹏 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2．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3．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

4．中经网数据库（cei.gov.cn/）

5．国家统计局数据库（stats.gov.cn/tjsj/）

6．财政部，2010年3月财政收支情况[EB/OL]，2010-4-22；

篇7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风采已经全新地展现在面前。在高校扩大规模的外在压力得到根本性缓解的同时,高校理财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财务管理重心从微观技术层面更多地转向宏观调控层面

1.筹资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已经形成了多渠道筹措的基本格局。多元化的高校办学经费来源一般包括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等九个方面。经过

五、六年的实践和发展,不少高校的办学资金来源基本稳固在财、费、贷三个方面,其他渠道则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大多处于少水甚至无水的尴尬境地。从筹资结构分析,在一些高校的办学资金总量中,收费收入已上升至主渠道地位,各块资金所占份额的排序已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收费收入、银行贷款演变为收费收入、财政拨款、银行贷款,表明高校在实现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自我筹资能力也得到了不断加强。然而,人们对于这样的筹资结构和收入增长态势并不总是乐观其成,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性因素仍然对筹资格局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按民办新机制运作的独立学院,直接推动了不少高校“蛋糕”的扩大。一旦几年后高校招生出现预期的“拐点”,则高校筹资政策势必面临调整,筹资结构的不稳定性将会更加凸现出来。

2.资产负债核算得到明显加强。负债是事业单位的五大会计要素之一。近些年随着高校自觉不自觉地选择银行贷款作为加速扩容的主要资金来源,引起负债总额的持续高位增长。负债这个高校会计要素,在沉睡了多少年后,终于引起了普通高校的举办者———政府、高校的主要债权人———贷款银行、高校的主要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的空前关注。高校持续庞大的贷款规模、亟待改善的贷款结构、渐行渐远的资金投向、稳中有升的筹资成本,将社会方方面面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进而出现了不同声音。而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债务人的高校,由于资产负债率的节节攀升、还本付息现实压力的有增无减,也开始主动盯住资产负债的静态指标及其动态变化。因此可以说,高校已经有了注重负债的核算和监控的内在自觉。

3.管理决策分析需求进一步趋强。一方面,高校在缓解扩大规模与提升层次的双重压力、推进管理机制创新与防范潜在风险的有机结合的进程中,财务管理的复杂性、综合性、精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财务部门所编报、提供的财务信息,其理解性已大大增强,但它仍然只是对过去发生的经济活动、财务事项的基本反映,难以为学校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高校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纵横交错的内部利益关系,亟待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对财务信息的管理决策分析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要求财务信息从可理解性尽快向决策有用性扩展的趋势正在加快。其具体表现在,管理会计的一些专门方法如成本性态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现金流量分析等差量分析方法被大量引用到高校财务会计中来;着眼未来的财务预测功能备受关注,如财务规划的编制和完善,在不少高校已经数易其稿,付诸实施已是指日可待。

(二)财务管理形态从相对封闭逐步走向全面开放

1.建立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教育收费具有非营利性、政策性和成本补偿性的显着特征。尽管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本分担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但相关分担主体对成本分担份额莫衷一是,带有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普通高校学费标准6年保持不变,住宿费标准实行最高限价,代管费的收取坚持自愿原则,还有全天候、全过程的收费公示,年复一年的多层级、全方位的检查、轮查、互查等措施的多管齐下,然而对高校收费的社会关注度依然居高不下,要求严肃查处教育乱收费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近据报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4日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教育乱收费继连续6年成为价格举报之首后,2006年上半年又居价格违法案件查处之首。教育收费的尴尬处境可见一斑。

实际上,根据非义务教育成本适当分担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现阶段高校学费标准基本稳定在培养成本的25%-30%.而社会方方面面却没有多少人关心另外的70%-75%的成本分担责任是否真正落实,也不细究受教育者分担的25%-30%是否适当,而是对教育收费标准的核定基数之一的教育培养成本打上了问号。作为回应,有关部门转而要求高校尽快向社会公布教育培养成本信息,并列出了时间表。众所周知,凡事都有成本,各行各业都存在成本问题,而成本一般被认为是行业的“商业秘密”,只不过培养人的成本更为特殊、更为复杂、更为感性罢了。要求把培养人的成本尽快公诸于世,这个想法很好。但东西南北中,成本各不同,即使同城高校间、同一学校不同科类间、同一科类不同年份间的培养成本均有差异。另外,培养成本越低是否意味着收费标准从低办学效益就高呢?还是反之亦然?这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层面还是技术操作层面都似有把一个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之嫌。如此说来,质疑高校收费贵收费高的潜台词可能是乱花钱。诚然,这几年高校买地盖房,教学条件装备投入大幅增加,硬件设施达标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其所需资金除银行贷款外,自筹资金部分主要来自收费收入。即便如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高校收费多与高校硬件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缴费上学是成本分担机制使然的逻辑起点上来。如果仅仅认为现阶段高等教育的“过高”收费完全是高校自身的内在冲动所致,即使不是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将会继续动摇建立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社会基础。

2.化解、清偿债务工作任重道远。伴随着高校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高校建设性、发展性债务规模与日俱增,少则几千万,多则数亿甚至十多亿元。与高校扩张初期的鼓励贷款的政策性导向不同,当高校数量扩张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后,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落实高校还贷责任、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工作热情高涨,干预力度明显加大。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高校作为还贷主体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但高校贷款从一开始就无一例外地属于政策性贷款。因此,高校贷款本身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有鉴于此,有的省已开始安排巨额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偿还高校所欠银行的部分债务,这对高校无疑是一大政策利好。但主管部门硬性设定高校还贷期限和优先扣划偿债资金的政策措施,很难设想这样的“胡萝卜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不至于引发高校的财务风险。实际上,高校短期的支付没有风险,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难以规避。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这种风险切实纳入可控范围内,确保校级财务始终保持基本正常、合理、稳定的现金流。

3.对高校投资效益的关注度进一步加深。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单位成本递增的行业。增加投入与提高效益是高校发展的永恒主题。尽管现阶段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要求高校提高投资效益被过早地提上议事日程。1993年国家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本世纪(即20世纪———作者注)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努力实现4%的目标”。但这个投入比例,实际上并没有如期实现。迈入21世纪后,这个比例才有所改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02年,达3.32%,离目标值仍有不小的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5.1%)更是相距甚远。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教授的有关研究成果也印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1990—2000年间,我国预算内财政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从88.6%下降到47.3%;1996年至2005年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香港地区是持续递增的,而大陆基本上呈递减态势。这其中当然有复杂的因素,包括同期财政支出高速增长以及教育经费多元化趋势加快等原因。但也毋庸讳言,对高等教育的持续加大投入,并没有与财政支出的高速增长实现基本同步,或者说,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大幅快速增长,仍赶不上高校连续7年大幅扩招对办学资金的需求,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现阶段的高校经费紧张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对高校投资效益的关心,对一些高校发展规模不经济问题的关切,无疑会进一步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的改善。但对这类问题给予过早、过多、过频的关注,可能会淡化对政府投入依然不足问题的进一步缓解。

(三)财务管理面对的问题从共性趋向个性

1.发展阶段。由于高校所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属的政府部门不同以及高校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高校的发展将不再是相对均衡式、趋同化发展。如有的高校仍处在扩张的后期,外延发展势头不减,高校内部对资源的占有冲动持续不衰;而有的高校对推进转型、提升层次的动力非常强劲,开始步入内涵发展的轨道。财务管理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与学校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前者高校的财务管理可能会比较粗放,更多地注重投入和筹资;而后者高校的财务管理则会趋向精细化,更多地讲求产出和投资效益。

2.管理边界。由于校情不同,各校财务管理模式会存在诸多差异。伴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高速增长,不仅财务运行规模持续扩大,而且财务管理职能也在不断拓宽。有的高校是一校多区(有的甚至是异地校区)财务,还要承担独立学院、基本建设、后勤、校办产业财务的指导和监督工作;有的校级财务还要兼管集中采购管理、资产管理等工作,财务管理战线越拉越长,财务管理边界越来越模糊,好像都跟财务相关似的,财务管理职能过于宽泛。与此同时,财务管理

内涵提升速度缓慢,财务管理面的拓展与点的深入长期脱节,校级财务长期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对一些深层次、趋势性问题缺乏前瞻性的思考和研究,财务管理模式难以及时转换。

3.检查密度。我国高校在法律上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事业法人,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但近些年来,政府部门对高校的间接监控力度在不断加大,其外在表现是检查的高密度。不少高校大多经历了来自不同层次、有着不同要求的各类检查,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收费重点抽查、轮查以及互查;财政部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地方税务部门进行的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财务审计专项检查;审计部门实施的就地审计等。

这类检查大有常态化制度化的趋势,且无一例外都与财务工作直接相关。诚然,有机会接受检查是好事,是帮助高校“号脉”、“体检”,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高校财务行为的规范和财务管理的改善,但频繁检查无疑是高校特别是财务部门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信号,至少表明社会乃至政府比我们自身更加关注高校财务运行情况,高校在高速增长进程中,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与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仍然存在不小的距离。4.内控机制。高校在“十五”期间取得的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不同程度地累积了一些深层次的突出问题,如机制失灵、操作失范、监管失效等,其中有些问题的存在与高校财务管理不到位、内部控制缺失密切相关。国家审计署近年对部属18所高校的审计结果所揭示的诸多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尽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切实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规避风险,已是当务之急。

二、高校财务管理的理念创新

进一步认清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有助于高校财会工作者突破原有思维模式,正视存在问题,推进管理转型,调整定位,明确思路,增强财务管理的现实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助于高校财务工作更好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办学效益为中心,大力搞好服务,努力坚持规范,着力推进创新,尽快构建稳健理财的基本框架、公正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约束有效的财经制度体系和系统完善的内部控制规范;有助于高校财务部门继续用改革的思维应对高校新一轮创业、做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用前瞻的眼光化解长期累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用创新的理念探求加强和改善财务管理的新举措。

(一)以优质服务为先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高校财会工作以优质服务为先导,自觉服从于学校中心工作,主动服务于广大师生员工,将会大大增强财务管理的有效性。

1.搞好服务是法规制度中的应有之义。《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把“搞好服务”列为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标准,高校财会工作者不仅不能例外,而且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教育部制订的部门规章中,对高校财务部门也提出了诸如“提高服务水平”等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也不乏这方面的规定。此外,高校财务部门为学校这个“会计主体”理好财、服好务也是应尽的义务。

2.搞好服务还源于高校财务部门的现实需要。财务部门与其他机关部处一样,既是管理部门,又是服务部门。除了因专业知识准备不足、职业判断能力欠缺而导致的违法违规风险、监管失灵风险等特有风险外,同样存在不能提供优质服务可能招致的一般风险。实际上,对管理部门而言,管理就是服务,管理和服务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融合,相辅相承。既不存在没有管理内涵的服务,更不存在没有服务内容的管理。况且,在高校着力打造服务型、学习型、效能型机关的背景下,“三维考核体系”在校内是普遍适用的,这个考核尺度同样需要平移到财务部门。因此,对财务部门而言,改善服务是永恒的,改进管理是长期的,在某个时期某些背景下强调服务的重要性紧迫性并不意味着削弱管理职能。恰恰相反,坚持以优质服务为先导,积极倡导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推进服务与管理的持续协调和长期互动,往往有利于通过优质服务这个载体来推进理财环境的改善和财务管理效率的提高。

(二)以制度建设为本

财务管理作为高校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政策性、时效性比较强。因而,制度管理在高校财务管理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十五”以来,高校发展速度之快,办学规模之大,改革举措之多,财务管理职能拓展之宽,经济活动之繁,无章可循是不可想象的。事靠人去做,人靠什么去管?靠制度!用制度约束人就体现了多数人管少数人,而不是相反。用制度规范事,就是用制度规范程序,用程序约束行为,就可以促进理财环境的改善、支出内容的净化和支出结构的优化。因此,要努力拓宽制度约束的覆盖面,把加快财经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按照先填补空白、再弥补缺陷、后修订过时的思路进行。有了制度还必须努力遵循,坚持按章办事、规范操作,才能提高制度约束的效果。反之,程序虚设,有章不循,非制度化行为盛行,则日常财务管理中的个案处理、非程序化操作等就会充斥其中,进而演变成“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强调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到位问题,就会变得收效甚微。

(三)以例外管理为主

近些年来,高校财务运行规模持续高位增长,经济活动日趋复杂,财会业务事项不断创新,财务部门长期处于超负荷大压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如果还是一味地坚持按常规管事、抓常规事项,势必管不住抓不起。倡导例外管理,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高校财务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抓重点,力抓主要矛盾,抓大不放小,这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也符合会计原则体系中的“重要性原则”。财务管理中的重点、难点或要点很多,其工作着力点应当在于:

1.例外情形。即非常事项、影响深远的事项、风险无法规避的事项以及内部控制关键点等。

2.源头管理。如票据管理、财力资源配置、现金流量管理、集中采购管理等。

3.管理关口前置。高校财务工作并不总是“阳光灿烂”,有时往往会处于两难境地。监管缺位,则潜在风险加大;监管越位,则远期风险加深;而监管失灵,则现实风险加重。可见,财务管理的度确实不易把握,因而有必要反思管理关口设置问题。某些管理关口实现前置,管理主体就会发生相应变化,管理责任也会随之转移。在日常管理实践中,如果有太多的机会要财务部门表态说话,从长远看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高校财务部门不仅要力免类似的情况发生,而且要力促管理关口的前移。 新晨

(四)以财务公开为重

公正透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高校是精英集聚、人才荟萃的特殊场所,对信息公开尤其是财务信息公开的需求会更加强烈。因此,高校财务部门要坚持以财务信息的广泛公开为正常,以财务信息的有限公开为例外。除不宜完全公开的财务信息外,都可以而且应当分层面多形式全过程按程序公开。只有公开才会产生公平,才能体现公正。财务公开的媒介包括会议、文件、公示栏、校园网(财务网)等。财务公开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财经制度,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决算),收费的政策依据、项目、标准和范围等,缴(欠)费情况、项目经费收支情况,教职工工资、津贴发放、税费扣缴等情况以及集中采购规章、招投标信息等。财务公开工作的不断深化,必将进一步推动高校民主理财进程的加快和开放型财务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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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预期风险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79-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8

The Expected Employment Risks and the Choice of Employment

Sector of Migrant Population

HAN Xue 1，2， ZHANG Guangsheng 2

（1.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CPC Shenyang

Municipal Committee，Shenyang 110036，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The segmentation of labor market has increased employment cost of the migrant.Job search model cannot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employment decision proces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which caused the wag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employment sector， generated the workers employment risk， namely the risk to job failure， risk of revenue reduction.We classified the risk types of the labor force and discussed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We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risk factor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election behavior of the employment sectors.The probability of the riskaverse worker be employed in the informal sector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abor with lower risk aversion.

Keywords：migrant population；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the expected employment risk

一、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工人要求补偿以接受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致命或非致命的工伤风险。补偿性的工资溢价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来降低工作中的风险。近十年来关于迁移就业风险的研究主要围绕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展开，其中包括就业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量。拉吉・阿萨德（Assaad）、伊山・突那利（Tunali）运用静态劳动力供给模型，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就业与失业存续期间人员配给、营业额以及随机性等方面的影响，其假定风险规避的劳动人口所要求的预期效用至少和在非约束部门中所提供的保留效用一样高，由此可推导出一个结构表达式，以此来量化就业风险补偿中预期和未预期的部分[1]。哈米什・洛（Low）、科斯塔斯・迈格赫（Meghir）、路易吉・皮斯特佛里（Pistaferri）通过构建结构性的消费生命周期模型，以及经济体中伴随着搜寻摩擦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流动来区分不同的就业风险源。各种不同的风险会对生产力产生冲击，毁掉工作[2]。丹・布莱克（Black）、托马斯・克尼斯纳（Kniesner）运用乐观工资模型（Hedonic Wage Model）对就业风险进行了测量[3]。理论上，关于人口就业的风险研究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费景汉-拉尼斯等为代表的部门结构分析法，它以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的工资差异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认为当劳动人口从农村或其他地区转移到城市时，由于供职部门的变化，其面临着工资降低的风险。二是以哈里斯-托达罗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法。托达罗关于农村劳动人口迁移与城市失业的模型中提出，农村劳动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有两个：农村与城市的实际收入差以及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在托达罗迁移决策模型中，其提到了就业风险因素，认为预期的就业风险表现为特定时段内获得城市工作的概率，而且农村劳动人口只能在已获取城市传统部门工作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城市现代就业部门的工作[4]。三是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劳动人口就业的理性选择是建立在规避家庭投资风险基础上的，其代表人物俄德・斯塔克（Stark）修正了托达罗模型的不足，将个体进城务工行为天然地假定为理，引入就业风险及风险规避因素来考察农村劳动人口的城市就业状况[5]。

有关迁移就业风险的研究始终以效用为分析起点，因为获得效用规避风险是迁移行动的前提。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对于转移就业有重要作用，托马斯・多曼（Dohmen）等认为转移就业面临的一般性风险意味着行为中包含着风险，如控股股票、自主创业或是选择受雇他人。因而风险问题可以定义为在行为上对于行为人面临风险时的潜在态度的有效测度[6]。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的效用分析必然包含对于就业风险的判断和认知。笼统地将风险划分为预期找不到合适工作以及收入下降的风险，再将风险统一作为解释或控制变量的研究，缺乏针对不同个体风险特征的细致刻画。具有不同风险类型的人会有不同的迁移决策行为。在很多关于劳动人口迁移或流动的文献研究中，就业风险并非是主要考察因素，关于就业风险的研究多结合专业化、地域及人口特征等展开[7]。另外，国内学界关于农村劳动人口就业风险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不同部门的工资差异、城市对务工人口的就业排斥等，而缺少对农村劳动人口风险类型的剖析。务工人口外出就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满足需求所形成的动机，进而引发的决策行为可能会形成带有规律性的行为模式。人首先要满足生存的需要，其次是发展的需要，不同的需要会引发不同的动机，务工人口外出就业的动机都有哪些呢？由于需求的复杂多样，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以及受亲朋老乡等影响都会使农村劳动力产生外出务工动机。但人的行为还是由首要动机驱动的，次要动机对人的行为起辅助作用。现有文献很少专门研究务工人口的就业动机，一般将其动机假定为同质化[8]。根据相关文献对于就业动机的描述，结合调研问卷的结果，本研究将务工人口因需求引发的首要动机概括如下：生存动机，即为了生活水平改善、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需求引发的动机；发展动机，即为了今后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学到一定的技能，寻求更高的职业平台等需求引发的动机；享受动机，即不愿居住在农村，为了留在城市生活，喜欢待在城市等需求引发的动机。

本文在前述理论基础上，将预期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因素引入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行为中，探讨其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数理模型

本文中的预期就业风险来源于两种情况：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的现实使一部分务工人口被选择到非正规部门。由于现存的体制，正规部门中提供的与就业安排相关的系列福利会降低劳动人口就业过程中的风险，如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等，而由于很多非正规部门并不在政府有效监管范围内，其提供的就业福利非常少甚至没有。相对而言，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风险要大于正规部门。二是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关职业技能，或者具备管理经验和素质的务工人口获得正规就业的可能性会更大。从这一层面上讲，具备符合工作要求的经验与技能的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务工人口，其就业风险相对较小。由此，预期就业风险既是内生的，

又是外生的，

因为预期就业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的个体的人力资本差异性所决定的，同时，预期就业风险往往又在很大程度上由劳动力市场等相关体制性因素诱发而成。

个体对风险的态度由效用函数决定，个体会通过期望效用最大化来进行行为决策。而效用是个体对某种事物或做出某种行为的评价，当个体做出某项决策时，他会得到一个效用值，即在限定环境条件下，行为者从诸多选择中获得的偏好程度[9]。密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与约翰・萨维奇（Savage）认为个体效用函数在凹、凸、凹间反复，这可以解释为何个体在某些状况下将自身置于风险的同时，又为规避其他风险进行支付[10]。个体的就业决策可以用弗里德曼期望效用理论来解释，按照其解释，务工者正好位于效用函数的凸部。伊丽亚敬・卡茨（Katz）与俄德・斯塔克在弗里德曼等研究的基础上，构造了发展中国家不同风险类型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城务工的决策模型[11]。本文借鉴此模型，同时将其模型中关于进城务工预期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效应忽略。之所以要将社会地位效应忽略，是因为由于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在中国，务工人口进城务工更多是短期、单向度的，其行为具有可逆性，很多人并非要在城市寻求长期发展。此外，社会人才上升通道等的设置，使得关于预期社会地位获得的讨论显得过于复杂，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由此，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就业部门选择行为进行数理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在构建数理模型之前，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就业风险影响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行为。

假定二：具有风险厌恶型的务工人口，倾向于选择正规部门就业。

假定三：发展动机影响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的选择。

1.双重约束条件下的就业选择效用模型

经典的选择理论通常假定人们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效用最大化。很多时候个体面临的约束条件并非是单一的，如果仅仅考察单一约束条件下个体的效用，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会产生偏差。因而有必要考察多重约束条件下个体的选择行为。加里・贝克尔（Becker）检验了时间和预算双重约束下，时间和金钱在解释人们如何分配时间方面的关系[12]。克里希纳穆尔蒂（Krishnamurthy）同样运用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了人们的周末出行需求[13]。

同样，我们可以将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行为类比为投资行为，就业选择过程类似于投资决策过程，相应的，可以构建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数理模型。佐腾哉・里村茂夫（Takuya Satomura）构建了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用来解释个体多重约束下的投资或消费行为[14]。本文根据效用理论，借鉴上述模型，构建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的数理模型。

设务工人口就业选择的效用函数为

maxU（Git1-θ1-θ，Dit）（1）

i为第i个个体，Gi为务工人口选择工作给其带来的满足感，Di为就业动机。其中，θ为曲率参数，用来度量风险，0

s.t.∑Nn=1（wnGn）=M；∑Nn=1（lnGn）=Q（2）

M表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某行业可以获得的货币收入上限，其中wn表示行业工资均值；Q表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某行业能够供给的岗位上限，其中ln表示行业所需的劳动力数量，n=1，2，…，N，为行业中劳动力从业人数。

根据（1）式，边际效用可表示为：

Un（G，D）U（G，D）Gn≥0（3）

引入拉格朗日乘子λ和μ，构建辅助方程来获得库恩-塔克条件，需求方程表示为：

L=U（x）+ λ[M-∑Nn=1（wnGn）]+μ[Q-∑Nn=1（lnGn）]（4）

获得的库恩-塔克条件为：

LGn=Un（G，D）-λwn-μ，ln≤0，Gn≥0

GnLGn=0（n=1，2，…，N）

LGn=-λ=0，LGn=- μ=0

Lλ=M-∑Nn=1（wnGn）=0，

Lμ=Q-∑Nn=1（lnGn）=0（5）

GnLGn=0为互补条件，表示需求非零时，也即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需求存在时，约束条件是有约束力的。

将上述公式进一步整理，可得：

LGn=Un（G，D）-λwn-μ， ln=0， Gn>0

LGn=Un（G，D）-λwn-μ， ln

从（6）式可知，积极的需求与从库恩-塔克一阶条件获得的平等约束有关，在非平等的约束条件下出现零需求。平等的约束条件导致模型中密度贡献的可能性更大，而不平等的约束条件导致模型中质量贡献的可能性更大。

2.引入风险分类后的模型

根据效用模型，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需求与约束条件密切相关，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不同就业选择可能会带来效用增量，或者产生效用损失。上面的模型中风险因素θ是风险规避程度的度量参数，接下来有必要对于务工人口的风险类型进行细分。由预期效用模型可知，务工人口根据以往的经验或主观的判断，认为状态Sk发生的概率为P（Sk），Yi在状态Sk的属性值为X（Yi，Sk），假设X（Yi，Sk）相互独立，Sk也相互独立。我们将进城务工人口就业状态分为三种情形来考察：正规部门正规就业、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假设务工人口发生这三种类型就业的概率为P（Sk），P（S1）=ni1N，P（S2）=ni2N，P（S3）=njN，ni1，ni2，nj

分别代表进城务工人口进入正规部门从事正规就业、进入正规部门从事非正规就业、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数。在不同部门不同就业状态下，务工人口会获得一个特定的属性值，即X（Yi，Sk），Yi代表务工人口的收入水平。因而其属性值是收入水平与就业概率的函数，务工人口的期望效用可以表示为其期望的工资收入，本文将务工人口的职业类型分为七类，分职业探寻务工人口期望工资水平与实际工资水平间的差值，以此表示务工人口的预期就业风险。具体公式可表示为：

Ins=P（Sk）pro+[1-P（Sk）]pro（7）

Ins表示务工人口的预期就业风险，pro表示某一职业类型务工人口的工资收入均值。

P（Sk）=n′N（8）

其中，n′代表务工人口在不同职业类型中所发生的就业状态，即不同职业类型下的正规部门正规就业、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

由于不同务工人口的风险类型是不同的，有必要将务工人口的风险类型进行细分。假定进城务工人口的财富值为W，其行为选择能接受的最大损失为L，且随着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务工人口能够接受的最大损失也会增加，即LW>0，务工人口就业风险的承受能力为：

Es=LW（9）

对（9）式求导，可得：

dEsdW=WdLdW-LW2=1WdLdW-Es=EsW-（EL-1）（10）

其中，EL=WLdLdW为损失对收入的弹性。

从（10）式中可以发现，随着务工人口收入的增加，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取决于可接受的最大损失弹性EL：当El>1时，dEsdW>0，务工人口对于预期就业风险的承受能力随W的增加而增加；当El

dEsEs-adWsW=0（11）

其中，a=El-1。

对（11）式两边积分，得：

∫1EsdEs-∫1WdW=c，c为积分常数。

Es=Waec（12）

将a=EL-1代入（12）式，得：

Es=ecW（EL-1）（13）

（13）式即含风险偏好因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公式。无论c取何值，Es都大于0，与现实相符合。

三、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理论仅能解释务工人口的复杂行为的一部分，持有为实现自身积累、为将来有更好发展这类动机的务工人口，本应选择一些更有利于其需求实现的职业或岗位，可却做了相反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弄清务工人口决策行为背后的具体影响因子，厘清其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寻求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王春超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侧重点在于分析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业及社会环境特征中的具体变量对其就业行为的影响[15]。纪韶基于京津冀都市圈的调研数据，构建了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的微观分析模型，运用嵌套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迁出概率与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因素[16]。还有学者探寻制度对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17]，个体特征以及农户家庭特征对就业决策的影响[18～19]。

通过上述公式推导，风险因素是务工人口选择不同就业部门的关键影响变量，但同时，就业动机、个体特征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对个体的选择行为也会产生影响。按照经典文献的解释，预期的就业风险包括在城市就业容量所能容纳的基础上找到工作的风险，特别是找到合适工作的风险，以及在城市就业获得的收入少于在农村就业获得收入的风险。但经典文献关于就业风险的确定是单向度的，只考虑了相关的可能产生风险的因素，却忽视了风险具有结构性特征，也即不同类型的人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因而，更为准确的度量方法是将风险依据个人特征进行分类。

1.预期就业风险

根据风险理论假定，进城务工人口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之差是其外出务工面临的主要风险。在这一理论假定下，测算务工人口在正规部门正规就业、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以及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的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值，并以此作为就业风险的替代变量。期望效用使用获得该份工作的概率，即该行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来计算，对应的收入是实际收入，而1-p概率对应的收入使用该行业的平均收入代替，表示该就业人员在不从事该职业时获得同行业平均收入水平的大小。然后效用的期望就是使用p*实际收入+（1-p）*行业均值收入，之后的值代入效用函数得到。在收入水平的细化上，区别了本岗位实际收入和本行业平均收入，一个代表从事本行业本岗位的预期最高收入，一个代表从事本行业的均值收入。这个分析方法的假设就是，由于农民工技术水平和择业风险的限制，他们选择工作时多考虑在本行业内选择不同的职务，以规避跨行业择业风险。具体公式如下：

r=piyi+（1-pi）-yi（14）

其中pi表示从事某一职业的第i个务工人口占某类部门某种就业方式全部人数的比例。其中pi表示为：

pi=nij∑jNφη（15）

j为职业类型。φ（1，2）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η（1，2）表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yi表示第i个务工人口的实际工资收入，表示某类部门某种就业方式的工资收入均值。

2. 务工人口风险分类

关于风险的实证研究中，如何判断人们的风险态度是件困难的事情。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研究者很难观察到人们真实的风险偏好，因为不能准确地度量受试者真实的风险概率分布，同样研究者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受试者的信仰。大卫・耶格（Jaeger）运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分析转移就业倾向和风险态度间的关系，以受访者自己对于风险的态度作为风险变量的替代指标，设计的问题是：“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一般而言，你是更愿意冒风险还是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对于选项，采用了11点量表法对就业风险变量进行描述，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10个维度。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为 ：转移就业的务工人口相较德国本地务工人口而言，更倾向风险规避；就业风险指数增加1单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就业概率增加0.62[20]。

笼统地将风险划分为预期找不到合适工作以及收入下降的风险，再将风险统一作为解释或控制变量，缺乏针对不同个体风险特征的细致刻画。具有不同风险类型的人会有不同的迁移决策行为。 在对风险界定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对风险类型进行分类。根据期望效用假定，决策后的各种可能情况下的不同收益对应着不同的效用，这些效用的加权平均就是期望效用，而不同收益的加权平均值就是期望值。

r′=U（EX）-E[U（X）]（16）

r′代表风险类型，U（EX）为期望值效用，E[U（X）]为期望效用。若期望值效用大于期望效用，说明务工人口的效用曲线是凹的，即二阶导数是小于0的，这说明得到一单位的效用比失去一单位的效用低，即他更在意失去，属于风险厌恶型；若效用曲线的二阶导数大于0，则认为务工人口属于风险偏好型；若效用曲线的二阶导数等于0，则诊断务工人口属于风险中性。

期望值效用表示为：

U（W）=U[piyi+（1-pi）y-]（17）

pi=wij∑jwφη （18）

pi为第i个务工人口在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从事某一职业所获得的月工资收入与同一部门同一就业方式下该职业全部工资收入的比例。yi表示第i个务工人口获得的工资收入，表示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某职业的工资收入均值。φ（1，2）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η（1，2）表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

期望效用表示为：

EU=EU[p′iyi+（1-p′i）y-]（19）

p′i=nij∑jNφη（20）

p′i表示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进城务工人口从事某一职业占该职业全部从业者的比例，yi为务工人口月工资收入，表示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某职业的工资收入均值。φ（1，2）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η（1，2）表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

结合（17）～（19）式得：

r′=[piyi+（1-pi）]-[p′iyi+（1-p′i）]（21）

（21）式即为就业风险类型。

3.就业部门与就业方式

本文中将正规部门界定为：机关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与合资企业、雇佣人数在1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非正规部门是指那些依靠自有资本经营运转，且不受公共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管制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组织，具体而言包括：由个体或家庭通过自营或合伙等方式组织的小型经营实体、雇佣人数在10以下的私营企业组织、个体从业者以及家庭手工业者。另外，与国内一些文献中的界定不同，本文将那些户籍为农村，在城市从事小生意、小买卖，或者私营业主的务工人口界定为自雇，由于保险是自已购买，因而也属于非正规就业范畴。据此，本文中将非正规就业从业人员界定为以下几类人员：自我雇佣，包括个体经营户（有固定摊点和没有固定摊点的小业主）；家政服务人员、临时工，不足10人企业的受雇者，且没有与务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没有为员工上相关保险。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界定为：雇佣人数在10人以上企业的受雇者，受正规财政金融和信贷体系控制约束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受雇者，他们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能享受到相关保险。若在上述正规部门，但没有享受到相关保险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则为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

4.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计量模型：

Li=Ln（pi1-pi）=β1+β2χi+β3γi+β4δi+β5μi+εi（22）

其中，pi表示选择做出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决策的概率，1-pi表示没有做出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决策的概率。pi1-pi=eβ1+β2xi，两边取对数，得到Li=Ln（pi1-pi）=β1+β2χi+μi

同时，考虑到样本的风险类型，本次研究中依据研究需要

将全部样本依据其对风险的敏感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成风险偏好、风险厌恶、风险中性三类，并分别作为虚拟变量代入方程中。公式（22）中χ、γ、δ、μ分别表示风险、就业动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制度及行业等因素对务工人口就业决策的影响。εi为随机扰动项。

四、数据描述与估计结果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博士生于2013年8月在沈阳展开的进城务工人口就业的调研，调研地点涵盖沈阳9个市辖区、1个县级市及3个县。市辖区的调研按照辖区内街道常住人口数和街道面积综合水平排序，选取两个街道进行等距随机抽样。每个街道随机抽取样本25～30个（拟调研最多样本为30），共抽取样本500个；每一个县里面，先对全县各乡镇人均GDP进行排序，按照人均GDP水平排序的等距随机抽样方法，抽选一个乡镇，随机抽取家庭户调研，共抽取样本200个。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406名进城务工人口的有效问卷。

1.样本总体描述

我们将年龄在33岁及以下的务工者称为新生代务工人口，设为0，将年龄在34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界定为老一代务工人口，设为1。总体来看，全部调研对象中，男性劳动人口占全部样本的60.79%，没有进城务工的人占19.8%，已婚人员占全部调研总体的69.1%，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4.5%，务工前有技术的占14.7%。具体样本情况及调查样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见表2和表3。

2.计量分析

根据上述风险来源以及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的推导，本文有必要从这两个层面考察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行为。本文设计了三个模型，分别考察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就业风险和文化程度、就业动机和文化程度三种交互效应对于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4。

模型一考察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对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预期就业风险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就业风险增加一个单位，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会增加0.0001。相较风险偏好型而言，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分别增加0.79和1.32。务工人口享受型动机增加一个单位，相对生存型动机而言，其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增加0.95。我们想考察不同风险类型和就业动机交互作用下，进城务工人口的选择行为，设定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的交互项，相对于风险偏好且生存型务工人口，风险中性且享受型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会降低2.04。

模型二考察就业风险和文化程度交互作用对于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就业风险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的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会降低1.35。就业风险和文化程度的交互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务工人口的人力资本缺乏回报。

模型三考察了不同文化程度和就业动机交互作用下的务工人口就业选择行为。就业风险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相对于生存型动机，发展型动机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降低1.43。相对于风险偏好型务工人口，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分别增加0.55和0.69。相对于生存型动机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而言，发展型动机且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增加2.28。

图1就业风险概率图

估计结果验证了假设一，就业风险影响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部门选择行为。三个模型中风险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从一般意义而言，离开家乡进城务工本身意味着一定的风险，我们对风险的概率进行描述，可以发现会得到一条类似“N”的折线（见图1）；除了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三验证了假设二，风险厌恶型务工人口倾向于选择正规部门就业；我们预期的就业动机对于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三不成立。

五、简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考察了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风险因素能部分解释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部门选择行为，动机因素和文化程度也是影响其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风险和动机是个体决策行为的重要参考变量，风险厌恶型较风险偏好型务工人口而言，其选择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会更大。

由于户籍限制和职业类型等的掣肘，很多流动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口很难享受到城镇化的红利。相较城市户籍人口而言，缺少就业福利关照的进城务工人口，其就业风险要更高。因而降低务工人口的就业风险是稳定其就业，提升其就业质量的关键。据此，本文认为，城市政府通过减少外来务工人口的就业条件限制、增加对外来务工人口的职业培训与指导、更多更准确的就业信息等施政措施，可以有效地消除务工人口就业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增强其进城务工的正向预期。城市企业努力提高外来务工人口的工资与福利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可以降低外出务工的就业风险。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逐步取消针对进城务工人口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引导企业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环境，加强对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管理与服务，可以降低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风险，最终实现务工人口在正规与非正规部门间的有序合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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