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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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务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正确认识服务劳动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不应以是否是物质生产为标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服务产品是一种用来交换的非实物劳动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服务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创造出来的。

在现代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大多已超过60%a，有的甚至高达70%以上，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且起步晚，目前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已超过33%。服务业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认识服务劳动?服务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成为理论界长期讨论的话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服务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

经济学说史证明生产劳动范畴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人们对生产劳动内容的界定也就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是逐步深化和发展的。

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进行探索的是重商主义者，他们的出发点是如何使一国的财富增加。早期重商主义者直接将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式，把贸易当作产生财富的源泉。晚期重商主义者继承了他们先驱的主要观点，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财富的生产是来自主体的活动即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在重商主义者眼中的生产劳动，仅仅是能够赚取黄金货币的商业劳动。比重商主义稍晚，在法国出现了重农学派，他们在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上与重商主义者持对立看法。他们“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即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重农主义创始人魁奈说:“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这两个学派在生产劳动问题上的看法，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局限性。跟他们相比，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他突破了特定劳动形式的局限，提出了劳动一般的观点。“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但斯密的理论也存在着局限，斯密认为:“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而“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在这里，斯密混淆了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以及非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分析采用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方法。在分析劳动过程时，马克思考察的是生产劳动一般，他撇开了各种特定社会形态，说明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劳动过程“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而在对特定社会形态进行考察时，他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劳动特殊，即与特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质是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对于资本家来说，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不再依据是否生产实物产品，而是依据是否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只有那些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不管此时劳动生产的是实物产品还是非实物产品。如果劳动同某种收人相交换，却并不创造剩余价值，那么，即使劳动创造了实物产品，也只能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不能为他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是毫无实际意义的。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这些人作为家仆，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没有从他们的服务中创造出资本，而是把自己的收人花在这些服务上。因此，同一种劳动既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取决于它是否使资本增值。“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他是非生产劳动者。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可见，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不是以物质生产作为界限的，并且，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也并非特指某种具体的劳动形式，而是只要是能够生产出新价值的劳动都应该是生产劳动。因此，能够生产出新价值的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

此外，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深化认识生产劳动性质的现实依据。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产业结构的变化显著，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服务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重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仍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这显然有悖于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

二、服务是不是商品

服务劳动生产的是无形产品，我们称这种产品为服务产品，也可称之为“服务”。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服务是不是商品，关键看它是否具有上述属性，而不在于它是否以实物形态存在。

首先，我们分析服务是否为劳动产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有人认为，服务虽然是人类劳动但却没有实物产品。那么，作为劳动意义上的服务到底生产了什么?这种劳动的成果如何体现?其实，这种产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生产出来的同时即被消费了，但它仍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第一，从服务劳动的投人看，有投人就必有产出，就必然生产出服务产品;第二，服务产品具有满足人的某种物质或精神需要的功能，是构成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财富是与使用价值相等同的;第三，从消费者的消费后果看，有消费后果必有消费对象，既然有消费对象存在并被消费，就必然有这种对象被生产出来。那么，服务业的产出是什么呢?服务业的产出就是服务这种无形产品。这种产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在它生产出来的同时就被消费了。

其次，分析服务产品是否用来交换，是否具有价值。在服务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交换确实发生了。消费者消费了服务产品后支付了费用;生产者收回货币，交付了服务产品，双方实行的是等价交换。确实，从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来看，服务生产完成后，消费者双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是因为服务产品已被他消费了。那么，服务作为交换的对象，是不是只是取得了“商品的形式”，有价格而无价值呢?马克思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们是人的劳动的表现……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物，而是因为它们是社会劳动的化身。服务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劳动的化身”。只不过这种社会劳动不是“化身”在实物上，而是“化身”在非实物的无形产品上，“化身”在一种流动的运动着的形式上。马克思明确肯定这种价值的存在，例如在《资本论》第2卷中，他就认为不生产“使用物”的客运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其实，衡量服务是不是商品，不在于它是否有形，是否能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而存在。马克思在谈到裁缝和歌唱家的劳动时说:“某些服务，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体现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马克思此话的真正含意是指裁缝一类的服务提供的商品是一种能同自身分开存在的结果—将衣服做好了(注意，不是做好了的衣服)这样一种结果。这种结果由于能同裁缝自身分开而存在，因此，裁缝在提供这种服务时，不需消费者在现场，而是可以在这种服务完成以后，把这种服务的结果提供给消费者就可以了。消费者也完全可以在裁缝的这种服务完成后，对这种服务的结果进行消费和评价。如果这种结果不合格，消费者可以拒绝为此支付货币和拒绝消费，这种结果也就不能成为商品。因此，这种服务是其结果而不是过程表现为商品。而歌唱家一类的服务却不能象裁缝一样提供一种同自身分开存在的结果，而只能提供一种不能同自身分开存在的服务的过程。消费者必须在歌唱现场进行消费，而不能象消费裁缝的服务一样，等歌唱完了以后才对歌唱的结果进行消费。马克思在这里把服务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类是服务的结果体现为商品的服务，象裁缝一类的服务，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的结果在服务过程的最后时点上产生，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不具有同一性。对于这一类服务，生产过程不需消费者的参与，生产结果即服务结果可以体现为商品。而另一类是服务的结果不体现为商品的服务，如歌唱一类的服务，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的结果是在服务过程的每一个时点上产生，服务的结果就是服务的过程，两者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消费者必须参与生产过程。因此，对于这一类服务，其生产过程体现为商品。

由以上分析可知:服务是一种用来交换的非实物劳动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

三、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

对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国内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20世纪$0年代初期有人认为，服务有价值，但不是服务劳动创造的，而是来自物质生产部门的价值转移;服务性劳动不形成价值，服务生产价格是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以类似生产价格形成的方式转化而来的;服务收人不是服务劳动者创造的，而是通过国民收人的再分配由物质生产领域转移过来的。90年代以来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仍有不少论者认为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至少不是所有服务劳动都创造价值。如有的认为“对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不应简单地做出全称判断”;还有的则认为第三产业部门的价值不是由服务劳动创造的，而是由第三产业部门的非劳动要素创造的，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容不了三次产业理论。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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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劳动价位论作为整个马克思经济孕大厦的基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形式发生童大变化的今天?一些人对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地位开始怀提和动摇。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怀挺?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位的真实源泉、劳动价值论与非劳动价值论的共存、价值决定与价位分配、劳动内洒与外延的拓展、劳动价位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等问题是窝要澄清的理论认识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在同形形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一直面临着来自各个经济学派的斗争。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人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更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考，一些人据此便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纷繁复杂的现象影响人们的视听，全面准确地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始终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澄清如下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一、价值的真实源泉问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没有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实体，是商品内在的属性。为了区分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一次劳动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两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不同的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作用于不同的劳动对象，生产出不同的劳动产品，把整个生产过程看作是有区别劳动在起作用的时候，这样的劳动称作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是指不记劳动的具体形式和过程，无论是谁，无论使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出什么样的劳动产品，都不考虑，已把它抽象成了一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付出，这时的劳动已具有了一般性上的意义，这样的劳动就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决定的，由三部分构成:C}V+}。其中C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料、然料)通过具体劳动的作用转移来的价值。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虽然是物，但它是在前一个劳动过程中物化了的劳动，追根溯源，它也是劳动的凝结。Y与m是由抽象劳动再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其中Y用来补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m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了透彻地剖析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认为劳动力是商品，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因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劳动力商品又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劳动不但能创造价值，而且还能创造一个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由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现就在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其差额就是剩余价值。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的源泉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二、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的共存问题

在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根据需要，创立了多种价值理论，其中主要有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以马协尔为代表的均衡价格理论，以重商主义者约翰·罗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价值论等。这些非马克主义的价值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价值的形成过程。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商品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决定的，这个有用性是指对消费者某种欲望的满足程度，稀缺性是指商品的供给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来说的有限性和短缺性，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生产要素价值论是从价值分配的角度来阐述价值决定和形成的，他为了论证生产要素参加分配的合理性，于是牵强附会地把除劳动以外的土地、资本等要素也说成了价值的源泉，于是自然形成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润，土地得地租，各得其所，资本剥削的性质在萨伊这里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均衡价格理论把商品在市场竞争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交换价格当作了商品的价值。货币主义价值论最基本的观点是货币就是金银，金银就是价值，货币等于价值。

非的价值理论，虽然没有真正揭示出商品价值的真实源泉，甚至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范畴的认识模糊不清，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自认为是价值的这种实体的形成过程。它们分别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范围和赖以产生的条件环境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理论去否定另一种理论，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非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系，这既不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的现实。

劳动价值论是从社会公平角度关注人性的解放。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是从效率的角度关注财富的增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对待不同的价值理论，只有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在各自的理论域与现实域里.根据各自的需要，朝着各自的方向，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努力发展。相互之间，以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的胸怀，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域与现实域内共存共容，最终共同趋向更加完善。

三、正确认识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

在现实中，往往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怀疑甚至否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特别是怀疑或否定土地、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获取报酬的必要性;二是为了维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而去“改造”或者干脆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两者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各自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的是价值创造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解决的是价值分配问题。人类社会采取何种分配方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决定的，它们从来不取决于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人类社会之中、其间人类社会几经演变，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采取了不同的分配方式;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却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曾改变过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分配方式。

是否需要以按生产要素分配来修改或“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我认为这也完全没有必要。认为物质生产要素或物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的观点，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把一些物质生产要素包含到创造价值的源泉中去，这不仅与他们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混淆起来有关，而且更主要是与把在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创造同使用价值的生产混淆起来直接相关。马克思从来不否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的创造中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对它们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重视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并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又一次明确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商品生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或者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是价值的创造，即抽象劳动的凝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弄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会用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过程取代价值的创造过程，进而把除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生产要素也包括到价值创造的源泉之中去。

四、生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拓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劳动是指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然而，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经济中，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必须进一步考虑: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熟练操作劳动四部分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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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劳动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4）419号〕（以下简称《规定》）转发给你们，根据《规定》的有关精神，结合我市情况，做如下补充，请各单位一并遵照执行。

一、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劳服企业），作为以承担就业安置任务为主的特殊企业群体，曾为稳定我市城镇就业形势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劳服企业也必须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发展机制。根据《规定》的有关要求，在劳服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会议有关精神和新形势下劳服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市劳动局、市体改委、市地税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有关单位应加强对我市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工作的领导，帮助和指导劳服企业健康有序的开展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工作。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把劳服企业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使其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更好的承担就业安置任务。

二、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时，应遵照《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市政府（1994）14号令〕和劳动部等四部委局关于《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一并执行。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股权设置一般为职工个人股、集体共有股、法人股。股权设置比例由企业自定。但职工个人股和集体共有股应占企业总股本的51％以上。在职工个人股比例设置中提倡企业的负责人、生产经营骨干的股权多于一般职工。

三、劳服企业改建股份合作制须对企业资产进行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进行产权界定时，按照市劳动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市地税局《关于转发劳动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产权界定规定的通知〉的通知》〔京劳服发（1997）208号〕有关产权界定政策规定和工作程序执行。资产评估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劳服企业产权界定结果，涉及国有资产的，应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涉及集体、个人及其他投资者所有的，由地方税务部门进行资产核实，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核准登记，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全民所有制性质劳服企业改制工作，按《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体改委、市经委关于进一步加快本市国有小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1997）50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界定为国有资产的净资产，在征得出资主体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后，可比照京政办发〔1997〕50号文，鼓励劳服企业职工出资购买转为职工个人股。对因净资产数额较大，一次性买断有困难的本企业职工，允许在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分期付款，但首期付款额不得低于全部购买款的30％。对未付款部分不享有所有权。还可根据企业要求留给企业有偿使用并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收取资产占用费。

五、界定为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的资产，可折股形成集体共有股，对集体共有股分得的股利一般可按下述方法进行分配：一部分（约30％－40％）分配给现职职工；一部分（约30％－40％）分配给原企业离退休人员；一部分（约20％－30％）作为企业劳动分红。集体共有股股利的分配由职工（股东）大会决定。调离本企业的职工不再享有分红权。

六、按照《规定》的有关精神，原有劳服企业改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在做好上述前期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按下列程序办理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审批手续：

（一）根据《规定》的有关具体审批手续，凡原劳服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的，由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按管理权限分别报市或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审核；

（二）经市或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审核签署意见后，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1994〕第14号令《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京政办发〔1997〕5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再到同级委、办、局履行改制的审批手续；

（三）经同级委、办、局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改制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四）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改制注册登记后，按隶属关系将改制情况报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备案。

七、新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凡经劳动部门认定并发给《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证书》的，并达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94）001号〕规定安置比例的，经当地地税部门批准，可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八、原劳服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时，凡在享受减免税期内并继续承担就业安置任务、符合安置规定比例的，可继续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至减免税期满时止。

凡被劳动部确定的本市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试点的劳服企业，自转制之日起视同新办企业，凡达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1号文件规定安置比例的，可从转制的当年算起享受劳服企业的减免税政策。

附件：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4〕419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体改委（办）、税务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现予颁发，请遵照执行。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改革，进一步发挥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劳服企业）促进就业、平抑失业率和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是借鉴股份制的做法，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第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员入股，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三）实行民主管理；

（四）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

第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凡继续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任务的，仍享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1号文件中规定的对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五条  各级地方劳动部门应安排一定比例的就业经费、生产扶持资金和失业保险金扶持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对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劳服企业，可用适量失业保险金作为向银行贷款的贴息。

第六条  各级地方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和行业部门劳服企业管理机构应依照《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加强对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

第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与主办或扶持单位签定协议，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经双方协议商定，劳服企业可有条件地为主办单位承担一定比例的职工子女和富余职工的安置任务。

第八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成本工资与税后利润按股分红和劳动分红的分配办法。并根据地方政府确定的工资指导线和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等因素自主决定企业的工资水平。

第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依照规定标准为企业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保险费。

第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依法自主决定用人形式，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第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及其他投资者以其所认购股份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后，其财产和正常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非法干涉。

第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开展党的活动。

第二章  企业的设立

第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采取原有企业改制和组建新企业两种方式设立。

新组建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由三名以上作为发起人，并有20名以上个人股东；原有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经原企业职工大会通过，有外来投资的，应征得投资者的同意。上述两种方式均需报地方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审查同意后，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由税务机关办理税收减免手续。

第十五条  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应向当地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实施方案；

（三）企业章程；

（四）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或新组建企业发起人协议书；

（五）企业财产验资确认书；

（六）企业资产所有者及投资者意见；

（七）劳服企业认定证书；

（八）审批机关要求的其它文件。

第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章程必须载明下列事项：

（一）企业的名称及场所；

（二）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三）企业设立方式、股金来源和股权设置；

（四）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办法；

（五）股份管理办法；

（六）股东（职工）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

（七）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程序及其职权；

（八）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九）企业组织机构及其职权；

（十）企业章程修订程序；

（十一）企业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任务的措施和办法；

（十二）其它需要明确的事项。

第三章  产权界定

第十七条  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应在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国有资产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组织指导下进行，并吸收投资者参加，成立清产核资小组，清理原有企业债权、债务，核实企业全部资产，界定企业的净资产产权，明确债权、债务的责任。

第十八条  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的结果，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报政府授权部门确认，并发给资产确认书。涉及国有资产的应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按下列原则进行产权界定：

（一）企业开办初期和企业发展过程中，全民单位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拨给的闲置设备等实物，界定为劳服企业集体资产。扶持的资金及非闲置设备等资产（折合资金），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无协议的按照国家为解决主办单位职工子女就业的有关政策有偿使用。经双方签订协议，这部分资产可作为劳服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时主办单位国有法人投资，或作为继续安置主办单位职工子女和富余职工的扶持条件。

（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所享受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归企业集体所有，并依照国家规定，列为企业集体资本金。

（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使用银行贷款、国家借款等借贷资金形成的积累，归企业集体所有；全民单位提供担保并履行了连带责任的，全民单位应予以追索清偿。

（四）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可继续有偿使用。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缴纳土地使用占用费。

（五）企业享受国家税前还贷和以税还贷等特殊优惠政策而形成的资产，属于扶持性国有资产，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入企业公积金，单独列帐反映，国家保留对这部分资产处置权，不参与管理和收益。资产可用于企业发展和安置就业。

（六）投资主体不清的资产，以及接受无偿资助和捐赠所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企业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

（七）企业自筹资金，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企业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

（八）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

（九）其他社会法人投资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投资的法人所有。

第二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奖金、工资储备基金等，其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

第四章  股权设置

第二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股东，可以用货币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折价入股。以无形资产作价折成股份，其金额不得超过企业注册资产的20％。

第二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根据资产来源和归属设置股权。其股份按投资主体分为：职工个人股、职工集体股、法人股。

（一）职工个人股，是指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及当年新安置的城镇失业人员带资入厂或以技术、实物、财产等投资入股的股金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为职工个人所有。

（二）职工集体股，是指在原有企业界定产权时，划归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的资产构成的股份，其股权为本企业全体职工集体所有。

（三）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以其合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到劳服企业的股份，或扶持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其合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为法人所有。法人股为优先股。企业章程应对优先股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职工应按照企业章程认购所规定的限量数额股份。新组建的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个人股在本企业股本总额中应占主体。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劳服企业，职工个人股和职工集体股的股本总额应在企业股本总额中占主体。

第二十四条  职工个人股不得退股，但遇职工死亡、退休、调离、辞职或被企业辞退、除名、开除等，企业可根据情况购买职工持有的股份。当出现企业章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经股东大会同意，可由企业负责收购部分个人股份。企业收购的股份，可出售给企业其他职工或新参加企业的职工。

第二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不发行股票，只出具出资证明书，作为资产证明和分红依据。

第五章  收益分配

第二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按照国家对劳服企业有关税收政策规定，依法缴纳所得税。

第二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前年企业亏损，不足弥补的亏损额，以企业公积金弥补，仍不足的由股本金抵补。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三）提取公益金。

（四）支付劳动分红。

（五）支付优先股股利。

（六）支付普通股股利。

第二十八条  个人股东的股份收入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九条  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可拿出一定比例分配给在册离退休职工和现职职工。具体分配比例及标准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现职职工分配，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分配给职工；二是将分配的股利记入职工个人帐户，由企业有偿使用，企业扩股时可转增职工个人股股本。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给职工分配后的剩余部分，可单独列帐，企业扩股时，转增职工集体股股本。

第三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当年无利润时，不得分配股利。

第三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公积金应用于弥补企业亏损，扩大企业生产经营或转增股本。

第三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公益金应用于企业的职工集体福利支出。

第三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

第六章  管理体制

第三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实行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合一制度。股东（职工）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议可实行一人一票制。股东（职工）大会应定期召开，听取董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企业议案。股东（职工）大会行使下列权利：

（一）选举或罢免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二）决定企业的设立、合并、终止和清算；

（三）批准企业安置城镇失业人员的方案；

（四）修改企业章程；

（五）批准企业年度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定；

（七）决定企业发行债券；

（八）对其它重要事项作出决定。

第三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为企业的决策机构，向股东（职工）大会负责。

第三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定企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企业发展规划；

（二）审定企业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

（三）决定召开股东（职工）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四）执行股东（职工）大会决议；

（五）制定企业增减注册资本方案；

（六）制定发行企业债券的方案；

（七）审定企业安置失业人员的方案；

（八）制定企业设立、合并、终止方案；

（九）制定企业章程修改方案；

（十）选聘企业经理（厂长）及有关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标准和支付办法；

（十一）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三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设监事会。监事会是企业活动的监督机构，由三名以上单数监事组成。其活动方式依照企业章程规定。监事的任期每届不得超过四年，但可连任。监事不得兼任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职务。监事会议决议由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表决同意，方可实行。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事会的主席或监事代表列席董事会会议；

（二）对董事和经理（厂长）履行职权进行监督；

（三）查阅企业财务帐簿和其它会计资料，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就相关的问题作出书面报告；

（四）审核企业年度决算和清算的表册，并就审核的结果制作意见书，向股东（职工）大会报告；

（五）必要时召集股东（职工）临时会议；

（六）对董事会和经理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议行为进行制止，必要时向股东（职工）大会报告。

第三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职权时，聘请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的费用由企业承担。

第三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因其规模限制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其有关职责由股东（职工）大会确定专门人员负责。

第四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由企业章程作出规定。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由股东（职工）大会选举产生，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和实施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二）实施股东（职工）大会或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三）提出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和企业规章制度草案；

（四）提出职工收益分配方案；

（五）提出企业年度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决定企业管理机构的设置，任免副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决定副经理以下职工的奖励和处分；

（七）提出安置失业人员就业的方案；

（八）定期向股东（职工）会议和董事会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接受监督；

（九）行使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四十一条  各级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和税务部门，对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情况及享受减免税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年度检查。

第七章  变更与清算

第四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合并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企业合并应由各方签定协议，处理好债权、债务等遗留问题，妥善安置好企业人员。合并各方未清偿的债务由合并后的企业承担。

第四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分立时应由分立各方签定协议。分立协议中应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债权、债务。对企业债权的承担，应事先作出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债权人，并签定清偿债务的协议。经双方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不得分立。

第四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合并与分立，应报当地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批准，依照规定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四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因宣告破产、撤销或其他原因而终止，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清算组织，限定日期做好企业财产清算工作和各种债务偿还工作。

第四十六条  破产的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其财产拨付清算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债务：

（一）应付未付的职工工资；

（二）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

（三）应缴未缴国家的税款；

（四）尚未偿付的债务。

不足清偿同一顺序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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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篇5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意义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中的重要制度，它是指将夫妻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至婚姻关系终止时分割。基于共同财产的范围不同，共同财产制还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动产和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等多种形式。一般共同制的共同财产范围最大，不论是夫妻的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归夫妻共同所有。动产和所得共同制是指夫妻在结婚时的全部动产和婚后所得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后所得共同制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劳动所得共同制则是仅以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收入作为夫妻共同所有。

我国《婚姻法》自1950年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虽历经修改，不断补充完善，但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原则仍保持不变，究其立法意图，主要有三：

一是符合婚姻关系的特点。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将夫妻的婚后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共同管理、使用、处分其婚后所得财产，它反映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现实，使夫妻的经济生活与身份关系趋于一致，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同时，夫妻关系是至为密切的社会关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尽管另一方收入很低，甚至没有职业，也应视为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在一方获得的财产收益中，包含了另一方在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协助工作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投入。就这个意义而言，婚后所得共同制确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为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因而，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二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夫妻财产制与夫妻身份制一样，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目前，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公民的收入和财产数量仍然不高，共同财产制鼓励夫妻同甘共苦，可以使双方有限的收入发挥最大的效益，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同财共居"是中国几千年的婚姻习俗，共同财产制符合绝大多数人对婚姻的心理期待和社会认同。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分别财产制更能体现夫妻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更能体现男女平等原则，但就我国目前的状况看，仍不具备以分别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妇女在受教育程度、就业、薪酬方面普遍低于男性，许多已婚妇女因从事家务劳动使职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2]，实行分别财产制将致妇女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实践中大多数人仍然不能接受分别财产制，以分别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不符合中国国情。

三是有利于交易安全。夫妻财产制不仅规范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规定静态的"所有"安全，而且也规范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保护动态的交易安全。适用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使第三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推定夫妻间的财产就是共同财产，除非当事人明确告知第三人夫妻之间实行了分别财产制，否则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是以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作为保证的。同时，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因此，对第三人而言，一方对财产的处分，可以视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即使是夫妻一方单独擅自处分，第三人仍有理由相信该处分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夫妻中的另一方也不得以不知道或不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3]。

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性别盲点

夫妻共同财产制源于中世纪的日尔曼法。与现代法的共同财产制理念不同，它是夫妻一体主义的产物。共同财产制顾名思义，是以夫妻一体的观念为基础而以夫妻之财产为夫妻共有的制度，表面上看似非常公平，其实不然。传统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夫权色彩非常显著，丈夫是夫妻共同体的主人，对于共有财产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利。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规定，夫为婚姻共同体之首长，单独管理共有财产，不须妻之同意可以将共有财产出卖、转让或抵押，而且于管理上对妻无报告义务（1421条）。此外，丈夫还可以管理妻之特有财产，且收取其所生之果实或利益。如此，妻对于自己之特有财产也仅有"虚有权"而已，故处分时，往往需要夫之协力。[4]自近代以来，这种夫权色彩浓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已逐渐被夫妻权利平等的共同财产制度所取代。现代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已基本摈弃了以夫权为主导的夫妻一体主义，以夫妻各自人格独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夫妻弱势一方利益为立法原则。但是，如果我们以社会性别的视角，站在女性既存的社会性别制度化中所处的实际上不平等的特殊地位上，去审视现存的家庭角色分工，就可以看到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界定仍然存在着性别盲点。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造成女性与男性不平等的因素不是两性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而是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把男女两性通过婚姻结合组成的生活单位定义为家庭，是以存在劳动和角色的社会性别分工为前提的，是既定的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即家庭是由一个赚钱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没有收入但照料家务的妻子和母亲，以及一个或多个子女组成[5]。在这种典型的家庭模式假定下确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让没有工作的妻子获得丈夫收入的一半，似乎是对妇女的尊重和对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但我们不禁要问：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的妻子的财产所有权能够真正实现吗？在现代大多数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家务劳动的价值？现行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是否充分考量了妻子的贡献？家庭中的无形资产应当如何评估？

（一）家庭中角色分工的社会性别分析。

据联合国统计司和提高妇女地位司的调查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无论是否就业，都承担着家务劳动，尤其是要承担照料子女及其他家人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地区，2/3至3/4的家务劳动是由妇女承担的。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城镇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平均是21个小时，比男性的8.7个小时要多近两倍，而她们中的大多数与男性一样是全职工作者。

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决定家庭关系和女性地位的基础，性别角色分工虽然与生理因素有直接关系，但却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它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决定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和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女性承担大部分生儿育女负担的"生理现实"是父权制产生并持续维持稳定的渊源；父权制规范产生的基础不是生物和生理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接受了男权统治的价值体系和意识观念；在父权制这种经济关系下，家庭成为男性免费使用和支配女性劳动力的场所。家庭中的男权中心是社会中男权中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通过种种渠道渗透到家庭的权力结构中，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又反过来成为社会创造社会性别不平等范式的渠道之一。因此，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应该是社会中两性关系不平等的延伸。

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将推动家庭性别分工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向"平等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转变。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已经处于传统的与平等的两种范式之间，妇女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平均水平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0%提高到,90年代的40%，尽管实际上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女性，但赞成家务劳动应由男女共同承担的人已达到86.5%[6]。显然，对于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的态度转变快于行为的转变，但我们相信态度的转变正是行动转变的先导。

(二)家务劳动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意义。

是否需要评估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如何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在许多国家开始争论，并逐渐被女性主义者纳入其研究的领域。1960年，日本的学者矶野富士子教授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一文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产生价值。他认为，是否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认妻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当然产生价值，此价值构成劳动力即商品价值之一部分，因此，家庭主妇可以从丈夫的职业所得中要求因家务劳动所附加的价值部分。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台湾学者林秀雄进一步指出，家务劳动非商品交换的劳动，故对社会而言，无经济的价值;但于社会关系中无经济价值的劳动，于家庭关系中，未必就无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对整个家庭或丈夫而言，不仅有用，而且有价值。妻为家务劳动，则不必支付对价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而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务劳动的价值。家务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流出的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的主要根据[7]。

这些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性观点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所体现。如《瑞士民法典》亲属编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中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自由处分(第164条)。英国的关于婚姻及离婚的王室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九编"夫妻间财产上诸权利"的一般考虑事项中提出:婚姻为夫妻平等运作的合伙，妻通过家事之照料、子女之养育而对共同事业的贡献，与夫之维持家计、扶养家庭具有同等价值(1950年)。日本在司法实务中也承认家务劳动具有价值。日本最高裁判所在其判决中认为，以女性在25岁结婚离职为理由，而不承认25岁以后所造成的逸失利益的原审判决为不当，而应以妻之家务劳动亦生财产上之利益为由，承认逸失利益之损害赔偿(《民集》第28卷5号，第872页)。

虽然有关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理论与实践都将家务劳动视为妻子的当然职能，即所谓"主妇的权利"，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但毕竟对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在理论上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在一些国家的法律或实务上予以了肯认，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如前所析，家庭角色分工模式的转变，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或真正全面地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尚须时日，在此之前，明确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有利于保障从事家务劳动的妻子的权利。

我国因"50年婚姻法"就开始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似乎家务劳动的价值已经在共同财产制中得到体现，无须再另行规定了。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并没有解决家务劳动价值的问题。这一方面表现在获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是基于夫妻身份，而不是夫妻协力，这使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因其劳动不被社会承认，不具有经济价值而实际上处于仰人鼻息、受人恩惠的境地(重大家庭事务仍以丈夫决策为主，81%的住房以丈夫的名义登记，存款登记在丈夫名下的也占到69.3%)，共同财产所有权无法真正行使[8]，法律上规定的独立人格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而另一方面，许多既外出工作，又要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方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由于家庭角色分工的传统观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愈来愈多的妇女进入职业领域，从事有偿劳动的同时，家务劳动仍然主要由妇女承担。特别是在目前竞争愈加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妇女所承担的社会压力更为严重，角色冲突也就愈加明显。因此，社会不仅要承认她们的职业劳动的价值，也应当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成员认识到家务劳动对家庭的贡献，同时也促使社会尽快认识家务劳动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承认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按照我国签署和承诺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的要求[9]，应当由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制定对家务劳动等无酬劳动的评估方法，并将其列入国民核算体系。我国《婚姻法》应对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作出肯定性规范，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也应将家务劳动作为需要考量的因素。通过政策和法律导向，最终促使有关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状况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三、无形财产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无形财产是与没有实体或实物存在形式的财产客体相关的法定权利[10]。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虽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界定，但除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外，对无形财产中的文凭、执照、资格等具有预期利益的法定权利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此类财产也应当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在传统的财产法律中，文凭、执照、资格等无形财产并不属于财产之列。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也缺乏将其视为婚姻财产的相应法律依据。但20世纪末，一些国家对此问题开始反思。如美国一些州的判例，就确认配偶一方因对方的帮助所取得的成就、学位、执照、资格等，应当属于衡平法上的婚姻财产。其理由是:(l)一方的贡献和努力增加了对方事业的价值;(2)婚姻财产，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而不论其财产形式如何;(3)婚姻财产不必以是否具有交换价值来作为评价标准。如行医执照被认为有助于增加收入，故而持有者的配偶如果对此作出贡献，就可以分得其中的份额;(4)婚姻是双方彼此贡献的经济合伙，一方的成就、学位、执照、资格等包含了对方的贡献和投入，它应当是衡平法上分割婚姻财产时的决定因素[11]。

如前文所述，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往往是妻子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对方事业的发展，在对方学习、培训期间，承担全部或主要的家务劳动，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没有后顾之忧的家庭保障甚至是承担全部的生活费用和学习费用，帮助对方获得文凭、执照或资格。对此类文凭、执照、资格等无形财产，目前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均未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对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文凭、执照或资格已经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如提高的收入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若尚未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则不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例如妻子负担全部或者大部的家务劳动并以自己的收入支持丈夫接受教育和培训，而丈夫却在毕业或者获得学位、职业资格后提出离婚的情形，根据目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此时丈夫所取得的能够带来高收入的文凭、执照、资格因尚未转化为有形财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参与离婚财产的分割，而妻子则已将自己的收入支付了丈夫的学习和培训费用。其结果是，双方除丈夫的文凭、执照、资格外，几乎没有其他财产，离婚时夫妻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微乎其微。

可见，否认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文凭、执照、资格等无形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就否认了妻子的付出和牺牲，使得离婚变成了对被离异妻子的一种无情的剥削和掠夺。这是与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保护弱者利益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因此，正确界定婚姻关系中财产的范围至关重要。

婚姻是一个共同体，婚姻关系是双方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伙伴关系。结婚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婚者有理由相信，配偶一方的发展就是整个家庭的发展，自己也必然分享因发展所获得的成果及预期利益。一方牺牲自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从事家务劳动，为对方获得文凭、执照、资格在经济上和生活上予以支持，是因为她(他)确信在婚姻生活中，自己可以分享对方获得的成果和带来的相应经济利益。尽管在婚姻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当中，利他主义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眼前的和将来的可期待的利益仍然是促使夫妻作出这些牺牲的一个强大的动力[12]。在获取这一成果的过程中，取得文凭、执照、资格的一方，需要亲自参加学习、培训，是直接贡献者;夫妻另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外出工作，维持家计，甚至用自己的工作收入支付学费或培训费，是间接贡献者，这两种贡献应当具有同等的价值。

文凭、执照、资格等法定权利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或技术水平，反映了持有者的身份和资格利益，具有人身专属性。但文凭、执照、资格等的取得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相应的金钱投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其他财产权转化的产物。同时，文凭、执照等又是一个人的就业能力、收入能力的证明。通常情况下，文凭愈高，专业能力愈强，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愈大，换言之，其获得的预期利益也就愈大。由此看来，文凭、执照、资格中确实包含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具有经济价值。但是，这种经济利益除了体现为已经实现的收入之外，又是无形财产，难以像有体物一样予以占有和使用。从价值的实现上来看，文凭、执照、资格等法定权利的物质利益是可预期的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夫妻婚后所得财产的内容应当包括所有的财产形式，不应仅仅包括有形财产及无形财产中的收益，否则，就人为地缩小了夫妻财产的外延，在立法上背离了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质，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特别是为一方取得这些无形财产而协力贡献的妻子一力-的利益。的确，在一个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已经日益并且可能成为最为重要财产的社会中，如果婚姻财产的分割还仅仅局限于有形财产，那显然是一个时代的错误。[13]

综上所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文凭、执照、资格等，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协力的成果，对于因此所产生的利益，包括预期利益均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列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1] 巫昌祯主编：《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城镇在业妇女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0.1%。越接近最低收入者，女性的比例越高，而越接近于高收入者，男性的比例越高。同时，尽管男女的收入均值都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但在同等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学）分组中，女性的平均收入都无一例外地明显低于男性。调查还显示，近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男女两性的收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正在拉大，而家务劳动对收入的影响是负值，对女性劳动价值的低估也会带给女性劳动者负面的反馈，使其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结果，只能使女性的劳动就业能力更为降低，收入也会随之下降。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

[4] 林秀雄：《夫妻财产制度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5]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页

[6] 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一87页。

[7] 林秀雄:《夫妻财产制度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55页。

[8] 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28一29页。

[9] 《北京宣言》，战略目标H.3.206.(g).

[10] 《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11] 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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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家务有利于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

劳动，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习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营养良好的情况下，劳动能促进大肌肉、小肌肉的发育。劳动在培养完美体魄上所起的作用，同运动一样重要。许多劳动能显示体力与技能技巧多种多样的结合。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不仅使人“心地正直”，而且能使人“身强力壮”。同时，劳动中孩子的双手都得到了锻炼，改善呼吸和血液循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从而有利于大脑的发育。

孩子参加家务劳动也有助于构建和谐亲子氛围。孩子分担家务劳动后，亲身体验到家务的繁重与琐碎，切身体会到父母终日辛劳的不易，从而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而且会懂得关心父母，体贴父母，孝敬父母。这样孩子对父母的抱怨、抵触就会减少，而且在日常的共同劳动中还会增加孩子对父母的信赖和感情，从而构建了一种融洽、和谐、欢乐的亲子气氛。

二、做家务有利于提高孩子的自立能力

自立能力被称为众多能力之首，因为自立是人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有了自立能力的人，才懂得独立思考，才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了自立能力的人，才能够具有创造精神，才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然而，现在有的家长，由于过分溺爱孩子，舍不得让他们做一点事；也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智力培养看作是最重要的，其余则是小事一桩。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孩子缺乏自理能力，养成懒惰、无自制能力的恶习。如何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让孩子独立成长？笔者建议让孩子学做家务。

劳动可以培养孩子动手的习惯，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技巧，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凡是有利于培养孩子自理能力的事，如整理玩具与文具、帮助父母拿报纸、摆碗筷、搬座椅等，父母都应该让孩子动手做，从而帮助他们积累自理生活的经验，让孩子感受自己的成长，逐渐树立自立意识。

三、做家务有利于提升孩子的非智力因素

让孩子建立自我价值感、自信心与责任感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孩子布置一些适合他们做的家务劳动。多让孩子做家务，有利于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孩子做家务有利于正确情感、意志、性格、需要、动机、信念、理想、世界观等个性品质的形成。做家务首先提升的就是孩子的责任心，当一件家务交给他们做时，他们会主动积极地想办法去做，克服遇到的困难，坚持做完。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怎能尽职尽责地去工作呢？怎能委以重任呢？

现在的孩子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父母对孩子做家务有两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父母希望孩子做家务；另一方面，父母又不能接受孩子做家务所带来的麻烦和安全隐患。每一个父母只能陪孩子一时，不能陪孩子一生一世，孩子总有一天需要独自面对、独自处理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积累、储备这样的能力和经验。从小就做家务的孩子往往比不做家务的孩子长大以后更懂得如何照顾好自己。他们从小就懂得做好一件工作是多么有价值，每完成一项工作是多么让人快乐。

四、做家务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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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有两个基本含义:空间和物理意义上的家,即“home”；血亲与情感意义上的家，即“family”。这二者的相统一才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而婚姻则是家庭的内核。

无论是空间与物理意义上的家，还是血亲与情感意义上的家，家始终都是妻子的代表作。有什么样的妻子就有什么样的家庭，这一点几乎是不用争论的，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冈茨尼所言：“永远是妻子决定着一个家庭的风格。”

空间与物理意义上的家往往具有特殊的含义，它虽然不能决定一个婚姻是否幸福美满，但它却能够准确地反映一个婚姻是否幸福美满。你只需要看看一对夫妻生活的环境，便可知道这个家里做妻子的是个优秀的成功的妻子，还是一个不优秀的失败的妻子。妻子的内心世界和她对婚姻的感情都能够准确地投射到家庭环境中。

对家庭环境的投入对婚姻所产生的影响力往往超过很多女性的想象。如果一个做妻子的忽视了这一点,她可能在丈夫心中丢掉很多分数。对家庭环境的投入具体地讲就是做家务。提起做家务，有人可能会马上反驳：“我何必要亲自做那些繁琐的家务呢，我可以花钱雇人做呀？”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是一个低劣的道理。原因很简单，如果一切家务都由他人承包的话，那么妻子的一部分功用就被自动放弃了，妻子的一部分成就感也随之被放弃了。我们并不主张一切家务都属于妻子，大大小小的事都由妻子来独揽，但妻子在家务中至少发挥着主导作用。任何一个做妻子的，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知识丰薄，都必须学会管理你的家庭环境，努力使你的家庭环境永远保持崭新而优美的面貌。

家庭环境是你和丈夫的居所，是你们自己独有的私密空间，它投射着你们的精神和感情。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环境能够准确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城市的环境能够准确反映出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话，那么一个家庭环境的状况也能够准确反映出一个婚姻生活的品质。你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它的责任。要知道，在这个有限的天地里，却有着无限的创造空间，任何一个妻子都可以在自己家庭环境里发挥自己最大的创造天赋。你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家庭环境管理的责任，更没有理由放弃你的卓越的创造天赋。你必须无条件地相信，你是家庭环境治理的高手，是天生的家庭美化师，在对家庭坏境的投入过程中，你的艺术创造天赋就会被激发出来。

关于女性对美的创造天赋，美国女权主义作家玛丽莲・佛伦奇如此评价：“女人是天生的美学家，男人是后天的美学家。”女人对美的创造在服饰、化妆术和家务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譬如说，墙壁上一幅巴比松村的风景画，钢琴上一束沙仑玫瑰，床边的一张极富特色的波斯地毯，床上一对色彩独特的柔软枕头，不断更新而永远具有诱人色彩的床被，卧室灯具发出的浪漫色调，落地台灯上的一个吸引人的小挂件，卫生间墙角的一束腊梅，马桶边的一本哲理小说，诸如此类的创造，都能充分体现妻子的创造力，都是妻子对家庭环境最有意义的投入。

如果一个妻子在对自己的脸面和腰身上投入太多太多，而对家务和其他事物投入却太少太少，那么她是真正做了得不偿失的事。因为对家务的投入是对婚姻关系的整体性投入，而对容颜的投入则不一定是这样。一个女人为了美容耽误了正常家务很可能招惹丈夫一顿臭骂，反过来，她因为家务耽误了美容却可能得到丈夫的赞誉。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做妻子的似乎患上了一种家务恐惧症，她们一提到家务就心烦意乱，觉得干家务实在是无聊至极。实际上，这如果不是女性的惰性在作祟，就一定是病态的女权主义意识在作祟。当你在为做家务犯难时，你是否这样想过：你在为谁做家务，为你的敌人吗？这样一想，你对家务的误会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对家务的投入并没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只要你花费一定的精力就能成为出色的家务高手。对家务投入，关键要形成习惯，要持之以恒；还要用心灵和感情投入，不要被动消极地投入。如果你能够形成良好的习惯，加上有足够的爱心，家务劳动一定不会成为你生活的重负，反而会成为你的乐趣。

对家务的投入是一种自己对自己付出的劳动，自己对自己最爱的人的劳动，它的价值往往高于社会劳动。我不同意伯兰特・罗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伯兰特・罗素认为，无论是男人和女人，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要高于从家庭劳动中获得的乐趣。伯兰特・罗素的错误就是没有用心分析这其中的原因，而且还采取了一概而论的做法。其实，工作中的乐趣是由社会认同赋予的，如果没有社会认同，工作将不会对人有吸引力。而家务劳动没有社会认同性，它只能靠自我认同和爱人的认同，所以，爱干家务的人就会在家务劳动中获得非常多的乐趣，而不喜欢干家务的人就会在家务劳动中备受煎熬。

另外，男性和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兴趣和感觉有极大的差异，男性一般更喜欢具有社会属性的工作，而女性则偏向家务劳动。无论怎样，家务劳动是对婚姻最直接最有实际意义的投入，谁忽视这一点，谁就会品尝到苦果。

篇8

让孩子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目的不仅是要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和独立自强的精神。

让我们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劳动最光荣”的种子吧，这会让他终身受益。

两位妈妈的对话

晚饭后，超市售货员李阿姨到幼儿园刘老师家里串门。看到刘老师4岁的女儿兰兰正在刷碗，她十分惊讶：“哎呀，你们兰兰这么小都会刷碗了？”

刘老师热情地请李阿姨坐在沙发上，说：“她刚开始学，还不太会刷，不过，倒也像样。”

李阿姨感叹道：“我那6岁的儿子都快上学了，连洗脸洗脚、穿衣服这些事都懒得干。为了他，每天我们都忙得团团转。”

因为是老邻居，彼此熟悉，刘老师也很直爽：“依我看，小孩子不干活儿，不是孩子懒，恐怕是你们做父母的没有注意对孩子进行早期劳动教育吧？”

“劳动教育？”李阿姨一听到这几个字，不禁愣了一下。她更直爽，说：“我可不想让儿子长大以后，和我们一样干苦活。您看，我和他爸爸，从小就知道干活儿，长大了当工人，现在都下岗了。这不，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个售货员的差使，挣那么仨瓜俩枣的。现在这个社会，还得有知识。那刷碗的工夫，还不如教孩子认几个字，做几道算术题呢。”

这两位妈妈关于劳动教育的对话很有典型性、代表性。现在，许多年轻父母对孩子的劳动教育还真的不大重视呢。

我国孩子劳动不如国外孩子

据调查，我国城镇的中小学生中，大约有50％不参加或每天只参加10分钟的家务劳动，每天平均劳动时间只有12分钟。而美国中小学生为72分钟，泰国为66分钟，韩国为42分钟，英国为30分钟，法国为36分钟，日本为24分钟。就是说，我国中小学生和外国学生相比，不仅参加家务劳动的比例小，而且劳动的时间也比国外的中小学生要少得多。不少已经有生活自理能力和从事家务劳动能力的孩子，在家里还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学龄前儿童参加劳动的情况更差。有的孩子已经五六岁，都快上小学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早晨不起床，伸着胳膊等家长，就像个小少爷大小姐似的；也有的上完卫生间，等着家长给他擦屁股；还有的在家里或在幼儿园，玩完了玩具不会收拾，不想收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都是孩子的问题，不少是家长不让孩子“动手动脚”，从思想上轻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越早效果越好

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还太小，那么早进行劳动教育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正是因为不太懂事，才是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的大好时机。小孩子天生喜欢动手动脚，凡是他们没有做过的事，就会觉得新鲜，就想试着做。他们并不把劳动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一种游戏，比如穿衣服、系纽扣、穿鞋子等很想自己做。做父母的要趁这个机会因势利导，在孩子的多次重复和练习中，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生活自理，增强自信心，激发做更多事情的愿望。

而我们有些做父母的，嫌孩子笨手笨脚帮倒忙，觉得还不如自己做省心。这样等到孩子长大了，这些本应该自己做，也能够自己做的事，他们很可能就觉得是一种负担，不想学，不想干了。这不怪孩子，是家长造成的。因此，劳动教育是越早进行，阻力越小，效果越好。

智力开发和劳动教育并不矛盾

有的家长认为，过几年孩子要上学念书，总该先让他学会识字、数数吧。其实，这不能成为拒绝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的理由，二者是可以统一的。我们知道，小孩子思维特点是具体行为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他们的学习是要在活动中进行的。如果在劳动的过程中对孩子进行智力开发，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会一举多得。比如，教孩子学习洗碗，就可以边洗碗，边数数，边认字；学习择菜，就可以教孩子择菜，同时认识蔬菜名称和了解蔬菜营养成分，知道多吃蔬菜的好处，等等。像这样边教孩子干活儿，边进行知识的启蒙教育，不是更有趣、效果更好吗？

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好处多

引导孩子参加一些家务劳动，不是要孩子“分担”家务，而主要是进行劳动教育。不仅是让他们学习一些劳动技能，更是要培养热爱劳动的思想习惯、吃苦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有了这些良好的思想品质，还可以“迁移”到学习、工作、事业等方面，让他们终身受益。

让孩子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家庭义务感和责任感，并且由此进一步培养社会义务感和责任感。中国有句古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一个人连家庭义务都不尽，那怎么谈得上尽社会义务和责任呢？

树立热爱劳动最光荣的思想

有的家长认为，在今天的社会，不热爱劳动、不会劳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知识。还有极个别家长有时看到干体力活儿的人，就“谆谆告诫”孩子要好好读书，不然的话，就会跟他们一样当"苦力"。这种"告诫"是教孩子忘本，会使孩子厌恶劳动和劳动人民。

我们想一想，没有工人农民的辛勤劳动，我们衣食住行从何谈起？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无所用心可耻，热爱劳动光荣――这是做人的首要标准。”家长应当让孩子从小就明白，劳动是光荣的，懒惰是可耻的。是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劳动也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不会劳动就不能生存。

有人认为，随着生产手段越来越现代化，再也用不着提倡勤劳、进行劳动教育了，而应当大力提倡“休闲”。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勤劳并不是因为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劳动效率低下才提倡的，而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勤劳又是一种道德修养，是对待任务、工作、学业、事业的态度。

家长必须明白，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科学技术多发达，生产劳动手段多么先进，不“勤”，就不会充分发挥先进生产劳动手段的效益，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勤"，科学技术就不可能进步，现代化的生产劳动手段也创造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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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贤妻良母 涵义演变 原因 问题 方法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11－02

贤妻良母，一直是人们心中好妻子的标准，也是大多数女性追求的目标。但从封建社会到现在，贤妻良母的涵义已在无形中发生了改变。贤妻良母不仅仅是原始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更有了多重的涵义。

一、贤妻良母的原始含义

贤妻，广义地说是指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已婚女子。狭义的理解，是相对于“贞妇”“烈妇”而言的一个概念。即，用正确的方法爱丈夫的女子。而正确的方法，即是要完善丈夫的德行、成就丈夫的事业并体恤丈夫的患难。

良母，包括仁母（即，既对儿女仁义，又教育儿子要仁慈地对待子民）、公母（即要公平地对待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廉母（即教育孩子要廉洁）、严母（即不溺爱）、智母（即遇到事情懂得用理智去分析，以安慰引导孩子）等。总的来说，即是不仅要仁慈，更要有超越私情的理智和大爱。

贤妻良母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男耕女织”“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分工。即，家庭事务主要由妇女处理，妇女活动的范围一般不离开家庭；而男性的活动范围常比女性要广，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比女性高。这样的性别定位，有助于确定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等差，并且划定高低贵贱的界限。

二、新贤妻良母的标准

首先，应该有事业心，并且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其次，必须履行传统观念所定义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的角色。也就是说，能够在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间找到平衡。即，在有职业和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相夫会教子又能与之一起进步与发展。

新贤妻良母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双职工家庭，夫妻各自都有工作，共同分工协作完成家务劳动。

三、含义演变的原因

（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妇女地位逐步上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现代社会的商品化、社会化的服务在很多方面取代了传统的家务劳动，减轻了妇女的工作量，逐渐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二）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

女性社会地位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与封建社会的私有制有关。在私有制社会，由于家庭财产所有权归男性，女性在家庭中从属于男性，受男性压迫；在公有制社会，男女在社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三）男女平等取得了法律保护

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男女公民都具有公民权，中国妇女才有了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参政权。此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等都明确规定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平等地享有权利。

（四）妇女自我觉醒意识的产生

自《女界钟》第一次明确提出妇女自，维新人士提倡兴女学，强调妇女责任。五四以来“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观念的不断倡导，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促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五）生活压力增大，生活成本提高

现代生活竞争激烈，生活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在大多数家庭中，仅靠男性工作难以赡养家庭。尤其在因独生子女而新生的“四、二、一”家庭中，最为明显。夫妻二人都要赡养各自的父母，还要抚养孩子，只有夫妻共同工作才得以“养家糊口”。

（六）离婚率不断上升

近年我国离婚率不断上升，家庭结构不甚稳定。如果只专注于做传统的贤妻良母，离婚后女性将处于被动地位。因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离婚后的生活将会异常艰难。

四、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上规定的男女平等和实际生活中的男女平等仍有很大差距，大部分是义务上的平等而非权利上的平等

虽然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权，但其对根深蒂固的延续数千年的父权制度缺乏深入的反省批评，所以对传统的男女性别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据调查显示，大多数妇女在家庭中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下班后还要料理家务，承受的是双重负担。

（二）女性在传统角色和现代角色的定位中，不自觉地使传统角色优先

女性虽然认同了“男女平等”的说法，但在思想深处，仍然把照料家庭看作是女性的主要职责，追求事业看作是男性的事情。降低对自己的成就期望，弱化了事业进取心和竞争意识。

（三）女性、妻性、母性的角色错位和冲突

在传统的私有制家庭关系中，女性没有独立地位，而从属于妻性和母性。尽管在现代家庭中妻子作为女性获得了相当的平等权利，但传统私有制男权家庭观念的影响仍然深厚。女强人寻夫难就是其原因。

母性不愿放弃孩子而要坚持教养的责任，妻性需要用温情笼络丈夫的情感，女性召唤着独立的投身社会竞争以实现自我价值。三者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四）女性就业不平等

女性就业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在招工中由于政策不够完善，很多用人单位不愿承担女性在生育期的损失，在就业竞争相同条件的男女中，往往选择男性。而且，很多单位规定只招男不招女；在工作中，女性承担的都是地位较低、工资较少的工作；在同一行业内，女性平均报酬低于同水平的男性。而且一旦形成性别产业，被视为女性行业的工资水平大都要比男性行业的工资水平低。

（五）婚姻问题突出

由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妇女自我意识提高，男女冲突加剧，使离婚率不断上升；家庭暴力倾向严重，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六）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社会要求女性在追求工作目标完善社会角色的同时，还要求接受传统的“贤妻良母”的标准检验。女性能够既要工作，又要顾家。这种不公正的价值观念，使女性长期处于双重角色的矛盾冲突之中。

（七）家务劳动的摊分问题

现在家庭中，要求夫妻共同协作完成家务劳动，但大部分丈夫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不满妻子分给其家务劳动，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

五、解决方法

第一，改革制度，为两性建立平等的权利和机遇，保障基本权利平等。全面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实现从法律上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从观念上的平等到行动上的平等。

第二，重构符合历史发展的现代女性观，包括培养思想的独立性；参与社会生活提高自身素质；在发展事业的同时兼顾家庭的和谐。

第三，女性应正确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社会角色，事业的进步不能以牺牲家庭和谐为代价。要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在社会和家庭的和谐统一中塑造美丽人生。

第四，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水平，把家务劳动纳入社会分工的范畴，减轻家务负担，减少家务劳动时间。强化男女分工家务的责任，重新评估家务劳动的价值，把家务劳动看作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第五，利用大众传媒引导、宣传、强化男女平等观念，尊重和关爱女性，塑造现代女性新形象的典范，倡导平等合作的新型男女关系，用主流媒体引导文化潮流。

第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纠正和惩治用人单位性别歧视的执法力度，保证妇女就业机会的公正平等，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妇女参加正式工作。坚持尊重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将就业性别融合和教育性别融合衔接起来，改变教育培训专业的性别化倾向。

虽然现今女性发展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只要转换思想、改变观念、与时俱进，摆脱传统社会中落后的角色定位，树立平等自主独立的现代思想，积极主动参与社会责任的同时兼顾家庭责任，不断完善自己，就定能撑起中国的半边天，创造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叶文振.当代中国婚姻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人口研究,1997(11).

[2]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

[3]劳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M].上海大学出版社.

[4]裔昭印.社会转型与都市知识女性[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篇10

【关键词】家务劳动；培养锻炼 ；劳动影响

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都对孩子有过这样的教导：“只要你好好学习，要什么都给你，家里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用做。”在一些家长看来，孩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好是孩子成材的唯一条件，而做家务是孩子的负担，必然会影响学习。家长认为既然自己不能代替孩子学习，那就索性把一些完全可以有孩子来做的家务活全权。

那么，孩子做家务真的会耽误学习吗？家务活与孩子学习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说过：“一个小时劳动所获得的东西，比一天听讲得到的要多。”人的大脑是思维的基础，光有这个基础还不行，不培养锻炼是产生不了思想和智慧的。孩子成长需要学习知识，但学习知识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记忆和理解。知识来源于实践，孩子需要在动手实践中学会思考，而参与家务活是最好的实践方法。

一、适量的家务活不会耽误学习。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做家务，经常帮倒忙，不仅有危险，还会耽误学习时间，所以很少孩子插手家务，其实这反倒不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儿童教育学家中岛博士坚持主张孩子应该干点家务活儿。他在3个城市和12个乡村中曾调查过361个各种类型的家庭，结果发现，凡事干家务活的孩子，其智力发展水平都较不干家务活的为高，独立生活能力较强。

如果安排得当，孩子做家务活是不会影响到学习的。如果每天家务活总量一般控制在30分钟左右，并且持之以恒，养成习惯，孩子的责任感和工作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学习成绩一定会更加突出。

二、家务活：让孩子在家里学知识。

孩子是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他不会像成人那样把劳动当作“劳动”，他会认为这是另一种游戏。他们会学着家长的样子，给花儿“喂”水，整理自己的小房间，给自己喜爱的玩具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另外，家务活里所设及的生物、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知识，可以成为孩子开展课外学习的好途径。因此，家长应善于引导孩子发现生活中的科学小常识，并思考其中的原因。比如，爸爸可以教孩子换灯泡，让孩子根据所学的物理知识，列出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何操作等；孩子帮妈妈择菜，妈妈可让孩子多观察植物的叶、根、茎的特点，复习他学过的生物知识。

三、做家务中，让孩子做事更细心。

家务活还可以培养孩子各种各样的协调能力，有助于其神经系统功能的完善。如有的孩子，尤其是低年龄阶段的，写字出格、把加好看成减号，用橡皮擦时容易把纸擦破等问题并非只是粗心大意所致，根源在于孩子的手眼协调性差。而训练手眼协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多做精细的家务活：像择菜、拣豆等手工劳动可以锻炼孩子手指肌肉的灵活性；擦桌子时眼、手必须跟着抹布走，这也是在锻炼手眼协调。

此外，家务活是个比较细致的工作，需要手脑并用，在动手中勤思考。做家务的过程，实践上也是对孩子科学安排时间，规划意识以及做事主动性的培养。

四、做家务中，曾强孩子学习主动性。

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能丰富孩子的生活内容，调节其精神状态，促进其高效率的学习。做家务能曾加他获得多种感官刺激的机会，增加感官体验，锻炼他的动手能力，促进孩子的文化学习。

有些孩子在生活几乎不用参与家务活，在学习上就易懒惰，能动嘴不动笔，能不动就不懂。这种个性一旦形成会影响他学习生活主动性。

很多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有做事懒惰的坏毛病，自己的事情懒得打理，做数学题懒得演算，总得一下子就得到答案。其实，孩子懒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孩子自生并没有真正体验到劳动的乐趣。

家长不妨指导孩子多做一些比较有趣的家务劳动。比如，很多家里都为孩子准备了小书柜，用来存放学习辅导书和一些课外读物。家长可以指导孩子把自己的存书做个分类，比如，科普、课堂辅导、科幻小说等。孩子可以在书柜上贴上小标签，并在家长的指导下把书柜里的书分类摆放，如果有新书添加或者自己看完书后，应及时加以整理，并养成习惯。这样的话，孩子不会在遇到找不到书的麻烦。体验到勤动手，整理个人物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后，孩子在生活或学习中如果在遇到类似的事情，也会积极主动的想办法去解决。

五、做家务中，让孩子学会制订计划。

一个孩子若有做事按顺序的观念，懂得规划，今后的学习效率就有可能提高。而任何劳动，包括做家务都需要巧干，如果事先缺乏规划，一味蛮干，效果往往不会太好。因此，家长可以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培养孩子制定计划的意识和能力。

一首儿歌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能思考。”手与脑是密切联系的，动手的活动能力能促进人的大脑的聪明。孩子可以通过下面这几项家务活来加以锻炼：

1）卧室整理，包括整理床铺、书桌、文具、书架、衣物等。让孩子从简单做起家长可以具体指导，让孩子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2）个人卫生，包括沐浴、洗发、洗自己的衣物等。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家长需要教孩子逐渐学会打理个人卫生。

3）公共卫生，包括室内房间、室外环境、清除垃圾等。

4）膳食制作，包括购买蔬菜、购物、煮饭、做简单的菜等‘此项活动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要求较高，可以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家长予以指导，让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比如炒鸡蛋。一方面，孩子可以体验到父母的辛劳，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孩子自理能力。

5）电器使用，包括电视、电话、洗衣机、微波炉等的使用。家长可以先教孩子如何使用这些电器，等到孩子学习到相应知识后，家长可以指导孩子探寻他们的工作原理，对学过的书本知识进行复习。

6）生物培育，包括浇花、种树、杀虫、喂养小动物等

7）小件维修，包括日用器皿、简单的家具等。

现在很多家长也逐渐认识到，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拿好分数、过考试关、进好学校，他们也尝试让孩子接触学习以外的更多东西，括大孩子的视野，让他获取更多的知识。希望能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让孩子走近家庭“实验室”，从这里面获取更多的知识。相信劳动不仅可以创造美，也可以创造出成功！

参考文献

[1]候书新.《如何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01年

[2]宇飞.《千万别“管”孩子》，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