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1-01 17: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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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们一直认为2003年的宏观经济实际已经过热并且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抑制经济继续膨胀,而社会上对经济是否过热以及过热性质的判断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然而,从2003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04年2月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再到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宏观决策部门日渐对经济过热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我们预计中央政府将在下阶段继续加大宏观经济调控的紧缩力度。
前一阶段,宏观紧缩性措施对抑制投资过热而带来的经济总体过热的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调控措施的“药不对症”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方面的不一致。
此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政府再次运用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虽然此次仅上凋了0.5个百分点,但其紧缩性的效果将由于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建立、以及再贴现利率的浮动而增强。同时我们也认为,由于巾同市场体制的微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种以经济手段为主、总量控制的宏观紧缩应该辅以更为严格的行政性、结构性调整的措施,包括严格控制新月工项目、认真清理在建项目、严格土地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等等。我们顺测下阶段将有相关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出台。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凋以及陆续将出台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将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并对与投资需求相关较密切的上游行业带来较大的影响。虽然近中期内经济有回落的风险,但是及时的紧缩性措施有利于控制由于投资过度而带来的经济过热,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任何延缓将增火令后进行调整所带来的代价。有效的宏观紧缩措施出台的时间越晚,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国经济中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低效率下的高投资增长,而这些投资往往又以银行贷款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这种靠“借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虽然采取全而的紧缩性措施会带来经济增长减速,但“两劣之中选次劣”,及时的宏观紧缩总比风险积累到更人程度之后再进行紧缩的代价要小。
篇2
关键词:经济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 影响
经济政策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现有人员的就业问题,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发展,促进国际之间的收支达到平衡,以及推进经济飞速提升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目标,同时能够加强经济福利,有效控制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针对性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措施。经济政策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等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是指为了市场经济能够运作正常,政府确立的法律条例等。
一、经济政策内容
在制定与经济政策时,应当确保其连续性,严禁出现忽左忽右的情况,防止给市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当视情况来判断问题,并且及时针对问题对政策中出现疏漏进行调整改革。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国家与政府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时,主要包含,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通过有效控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规划;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与信贷之间的平衡政策,来有效促进消费与积累存在的比例,进而有效确保社会财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性,保证货币的发型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情况;通过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够为消费需求提供发展导向,进而达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以保证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间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
二、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扩张性财务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财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扩张性与紧缩性两大方面,这主要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进行辨别区分,而扩张性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若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张性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已达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间的平衡性。在政府对税收进行调整时,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税收等方式,会使社会总共需求出现上升,这时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加大,为此,企业应当及时抓住时机,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通过整顿管理体系,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出产数量。并从采购原料开始进行改革,改革过程应当包含生产要素,加大生产质量的监督管理,强化物资的控制,优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调整,以此来确保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到市场销售行列中。当然,在销售中,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企业的掌舵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准确掌握生产数量,并注意控制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化,确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明白,扩张性政策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需求,结合市场的规律,有效确保企业经营能够更加持久。
(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紧缩性财政政策也可以称之为盈余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或加大税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财政收入或有效控制总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财政结余,而其主要方法为降低财政支出,加大税收收入等。若发生通货膨胀亦或者经济发展过快的情况时,国家将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控制,以此缓解经济压力。对企业来说,这时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大生产也不是不可为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加大对市场的调研力度,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来控制生产,并积极研制开发更新的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引导更换,增加时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机”“环保”等。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货币政策也同样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时,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货币总供给,以此来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过刺激投资及出口,来提高总需求。若出现经济发展过快或者通货膨胀等情况时,中央银行也将随之降低货币供给,加大利息率,以此来控制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使物价随之上升。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贷款也随之变得容易,因此企业应当抓住时机,进行适当地储备。在有了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当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引入新项目,以此来加强企业的信誉度与竞争力。若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企业要取得贷款就相对比较难,这时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数量,并注意降低生产成本。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一大挑战,为有结合市场、社会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发展脚步,才能有效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日杰.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J].经济导刊,2011
篇3
关键词:内外部均衡;经济政策;政策配合理论;三元悖论
1 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分析
1.1 物价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分析,我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逐年上涨,近年来我国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良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相对稳定,但未来我国价格走势的上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1.2 就业
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失业的延续期。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左右,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国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城镇真实的失业率大约在7-8左右。因此,能不能使失业者理想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难题,还将是一个最重大、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3 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8年-1998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从1997年至2001年,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6。近几年我国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2。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现象,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偏快。2007年4月,发改委在一季度经济运行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速同比加快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近十年同期最高增长水平。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却是不争的事实。
2 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
如何把握财政金融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同力度,适时调整政策调控导向非常重要。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使社会上通货紧缩,迫使物价下降,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增加国际贸易顺差。但我国已经面临了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无疑会使贸易顺差继续加大,外部经济持续不均衡。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信贷比较困难,利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多次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国内信贷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也会使投资和消费减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但研究发现,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实际运行态势上看,除了汇率并轨的初期,人民币有小幅度的升值以外,人民币—美元汇率在其他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一直保持在8.27-8.33(元/美元)的水平。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十分类似于 “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虽然人民币近年来不断增值,但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是具有固定汇率的特征。
3 政策配合理论
政策配合理论是由经济学家蒙代尔与1962年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多半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它倾向于扩大国内外的利率差距,从而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通常是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大,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小。即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内部均衡,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外部均衡,实现固定汇率下的最佳政策搭配。
政策。而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我国是放弃了外部均衡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均衡。这虽然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稳定,但严重的外部经济不平衡,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4 三元悖论
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又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账户、保持固定汇率制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同时选择两个,不可能三者兼得。
由这一悖论我们不难推得,要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其必要条件是进行资本管制。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没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则一国市场利率水平不仅由国内可贷资金的供需决定,也将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影响。当一国经济发生衰退时,利用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国内利率以便刺激投资,但开放的经济条件时资本流动不受或受到很少的限制,此时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流,从而减少国内资本供给,直至国内利率趋近国际市场利率,这一套利机制才会停止作用,这样一来,国内宏观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实现了。要阻止这一状况发生,只能采取浮动汇率制,在该制度下,本国资本流出会造成国际货币市场上本币供过于求,引起本币贬值,这一贬值会很快阻止进一步的国内资本外流和利率上升,从而维护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这一机制则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缺乏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当一国固定汇率遭受外部因素冲击而产生贬(升)值压力时,央行为维护汇率水准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抛出)本币以平衡市场供求、维护固定平价,这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相应减少(增加);而如我们所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着与基础货币相同的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减类同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减。于是,国内的本币投放就不取决于宏观经济的需要,而被动地取决于维持固定汇率的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性于是丧失了。
篇4
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篇5
一、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化调整,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明显分化
1、发达经济体复苏步调不一,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好于预期,但工业生产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产能利用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综合考虑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2011年美联储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短期内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不大。
欧元区经济受债务危机拖累,复苏力度弱于美国和日本。为了应对希腊、爱尔兰等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出台了附带条件的金融救助计划。在欧央行难以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债务风险较大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被迫紧缩财政赤字。
日本经济回升较快,但继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日本长期受通货紧缩困扰,公共债务水平很高,内需对经济支撑作用有限,受外部市场影响很大。日本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点上不太可能早于美国和欧元区。
2、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通胀压力普遍较大
2010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强劲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下半年工业生产明显减速,增速放缓。2010年印度已经连续6次加息,今年1月份再次加息。巴西2010年4月以来3次加息,将政策利率由8.75%上调到10.75%;但是,巴西通货膨胀12月又创出年内新高,今年1月份也再次加息。
二、全球流动性泛滥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美国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全球股市出现分化。受美元贬值、市场信心转好及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出台等因素影响,2010年美国股票市场呈震荡上扬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均上涨10%以上,欧洲德国和英国股指与美国类似;但是,受债务风险困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股指多表现下行趋势。同期,秘鲁、阿根廷、泰国和印尼股票市场指数上涨超过40%,俄罗斯和韩国也超过20%,印度超过15%。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法国股指略有收缩,巴西略有扩张。
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显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缺乏信心,短期内仍然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撑,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货币供应主要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尽管增速放缓,但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很多国家需要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不仅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增加了资产泡沫。
三、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缓解世界经济失衡需要主要经济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核心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行为的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但是,随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加大。
1、美国经济结构尚未进行有效调整,私人储蓄率进一步上升空间不大
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从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看,经济刺激计划和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私人消费收缩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应对危机的政策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70.8%,201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依然高达70.6%。另一方面,从美国个人储蓄率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过度消费,资金账户下个人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于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消费处于历史低位。2007年开始,随着次贷危机扩散,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个人储蓄率明显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储蓄率维持在6%左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不大。
2、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影响
以往的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新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不断扩张和逐利的结果,是全球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中,国际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在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和市场的这种不对称分布,很难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发展中国家较快的经济增长和明显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联合国贸发大会2011年1月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50%流向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国家,2010年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
3、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各国发展方式和治理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
消费拉动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通常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级房贷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次信用和债务危机。美国的过度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不受约束的过度扩张,其结果必然导致消费透支和信用危机。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进行根本性调整,但是信用消费的治理和监管需要加强,信用的扩张必须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对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来启动消费并逐步摆脱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4、汇率政策调整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
世界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就发达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演变情况看,日本和德国在历次不平衡中均处于顺差一方,日元和欧元的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有可能带来经济停滞的长期风险。就中美两国的不平衡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和外资企业是导致中国大量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
主要原因。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也并没有显著改善各国国际收支的状况。但汇率的急剧调整却可能影响国内其他政策的调整,增大经济的长期不确定风险。
5、改变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国永远处于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逆差方,其竞争优势使得逆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赤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需要不断增加大量国际货币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在为全球化大量融资的同时,客观上需要保持相应的国际收支逆差,这也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实际财富的净输入国家。过去十年,随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有所下降。这样,美国在为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融资的同时,其国际收支状况必然恶化。因此,如不改变现有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国家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不平衡状况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但是,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
四、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面临两难选择
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
世界经济调整缓慢曲折,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有大的作为。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收缩34.2%,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3.9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进一步恶化。近几年,我国成为WTO成员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也频繁利用贸易问题干扰我国的汇率政策。“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环境仍会持续面临挑战。
我国继续面临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干扰。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正常情况下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和外汇储备资产增值三个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40亿美元,创1997年以来的季度新高;其中,贸易顺差6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29亿美元,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185亿美元,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外汇储备资产增加约867亿美元。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中仍有高达376亿美元的流入无法解释,可能主要是由于热钱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90亿美元,再创季度新高。
篇6
[摘要]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会计稳健性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55-08;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Conservatism),即会计谨慎性(Prudence),指在不确定的条件下, 需要运用判断作出必要估计时包含的一定程度的审慎, 比如资产或收益不可高估,负债或费用不可低估(IASB,2008)。早在中世纪,会计稳健性作为一项计量原则,在商业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14世纪早期,Henley在其著作《家政》中建议从事庄园账目审计的人员保持“忠诚和谨慎”。Bliss(1924)[1]最早完整给出稳健性的定义,他将稳健性表述为“预见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的收益”。我国2006年2月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稳健性的定义如下:稳健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Watts(2003)[2]认为,稳健性是会计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其起源就是为了满足企业债权人对会计报告可靠性的需要。有关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会计稳健性存在性研究;第二,会计稳健性形成动因的研究;第三,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的研究;第四,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在我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且我国经济尚处于新兴与转轨时期,在此背景下,对会计稳健性动因及经济后果的研究显得很重要。有关稳健性形成动因的研究,Watts(2003)[3]294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将稳健性形成的原因归为四个方面:契约、股东诉讼、管制及税收,其中契约因素对稳健性的需求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债务契约。
货币政策是各国政府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4]指出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债权人及股东的行为也将发生变化。本文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政策① ①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与微观企业行为② ②微观企业行为包括公司治理、商业模式、财务管理、会计政策、内部控制、税务筹划、融资活动及投资活动等。关系的研究,借鉴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成果,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5]选取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研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学术界探讨得比较少的领域,本文意在探究宏观经济政策之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会计政策即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之所以将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当货币政策进入紧缩期时,往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企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营困难的可能性也将提高。此时,一方面企业增加银行信贷,另一方面银行对企业未来的盈利及偿债能力更加难以判断,导致放贷意愿减弱。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获取银行贷款,会选择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向银行传递自身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信号。[5]52可见,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和作为债务人的企业之间存在信贷方面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导致了企业会计稳健性的选择。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饶品贵,姜国华(2011)[6]56采用Khan and Watts(2009)[7]136公司层面会计稳健性模型验证了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企业会计稳健性更高。货币经济学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上存在非对称性,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乏力,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遏制经济过热效果显著。[8]基于此,学者们较多研究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本文也不例外。就理论分析而言,货币政策紧缩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将会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且使投资者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促使企业采用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另一方面,银根紧缩将使得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加,而稳健性高的企业其借款成本较低(Ahmed,2002)。[9]融资成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愿采取更稳健的会计政策以降低其融资成本。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会选择更稳健的会计政策。
Watts(2003)[3]294指出契约特别是债务契约① ①债务契约指债权人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会通过在债务合约中加入一些限制性条款,如要求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比重、利息保障倍数等达到一定水平,限制现金股利发放等,以此限制企业对债权人的不利行为。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最主要原
因。债务融资是借贷双方的契约行为,当债务方债务比例比较高的时候,债权方就更有约束债务方的动力。当债务比例越高时,作为举债方的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增加,此时债权人越发关注债务人的履约情况,对盈利能力的关注让位于对偿债能力的关注,从而迫使企业采用更稳健的会计政策。Khan and Watts(2009)[7]137研究表明债务比例高则会计稳健性强。春,孙林岩(2006)[10]实证研究表明银行债务比例上升,则会计稳健性增强。徐昕,沈红波(2010)[11]通过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表明银行贷款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饶品贵,姜国华(2011)[6]64采用Khan and Watts会计稳健性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债务多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更高。但赵春光(2004)[12]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是制度和监管造成的,上市公司并未自愿提高会计稳健性;他还认为在我国债务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受行政制约,而不受债务契约限制,所以,债务因素在中国并不能引起自愿的会计谨慎要求。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13]认为在我国债权人法律保护意识不够健全,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声誉机制是企业贷款行为的主要外部履约机制。声誉较好的企业因具有“政治关系”往往能够获得更多贷款,即获得更多银行信贷的企业往往是那些有“政治关系”、有较好声誉的企业。因此,银行可能会对贷款金额较大的企业进行债务约束的力度降低,这样反而对会计稳健性的要求降低了,从而导致债务人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放松了自身谨慎性会计选择。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债务人债务比例越高,其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选择及变量定义
1.应计-现金流模型
纵观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方法,国外使用比较多的是盈余-股票回报模型(Basu,1997) 和应计-现金流模型(Ball和Shivakumar,2005),这两种方法在国内有关会计稳健性实证研究中也广为采用。不过,我国证券市场在2007年至2011年间波动较大,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回报率波动较大,特别是在2008、2009年间,比如大盘上证综合指数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04跌至2008年的最低点166493,后又反弹至2009年的最高点347801,又到2010年最低点231974,后至2011年的最高点306746,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价均剧烈波动,因此使用盈余-股票回报模型可能会带来偏差。另外,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不长,还不是很完善,特别在2005年9月股权分置改革全面推行的背景下,股票的价格掺杂着诸多噪音,不能及时有效的反映企业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即Basu计量模型未必适应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因此,综上两方面的原因,本文采用应计-现金流模型,即: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εi,t
ACCt,t表示i公司t期的应计项除以期初总资产,其值等于t期营业利润② ②根据夏立军(200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项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因此这里在计算总应计项时使用营业利润,而不是净利润。减t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Oi,t表示i公司t期经营现金净流量除以期初总资产。DCFOi,t为虚拟变量,当CFOi,t小于0时,DCFOi,t取1,反之取0。CFOi,t*DCFOi,t为交互项目,表示应计项目对负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关系。εi,t为i公司t年残差项。Ball and Shivakumar(2005)[14]认为应计项目在该模型中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减少现金流的“噪音”;二是对未实现的收益和损失进行不对称的确认。基于第一个作用,应计项目与现金流间呈负相关关系,α1预期为负;第二个作用表明损失比收益更能及时得到反应,或者说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在应计项目中得到及时反映,若α3系数显著为正,则应计项目与负经营现金流间的正相关性会更强,该模型不但能够检验应计项目减少经营现金流的“噪音”,而且能够验证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模型中的α1为“好消息”的反应系数,α1+α3为“坏消息”的反应系数,若α3显著为正,则α1+α3大于α1,表示应计项更及时反应“坏消息”,且α3系数越大,则会计稳健性越强。
2修正Jones模型
Healy(1985)[15]根据应计项是否容易受企业管理人员主观判断的影响将应计项区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基于此,本文对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模型进行修改,即将应计项区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而操控性应计项正是学术界对盈余管理度量采用比较多的指标,这样首先便将论题转到对盈余管理度量模型的选择上来。国内外学术界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使用比较多的是修正Jones模型,夏立军(2003)[16]认为分行业估计并采用线下项目① ①以营业利润为界限,将营业利润之上的项目称为线上项目,它们被认为大都是经常性的;营业利润之下的项目称为线下项目,它们被认为大都是偶然性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项=营业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包括线下项目总应计项=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截面Jones模型最能够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刘大志(2011)[17]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验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有效度量盈余管理。Subramanyam(1996)[18]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修正截面Jones模型比时间序列模型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在求解盈余管理程度时建立修正Jones模型,并分年度、分行业求解,模型如下:
GTAi,tAi,t-1=a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εi,t
NDAi,tAi,t-1=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
DAi,t=GTAi,t/Ai,t-1-NDAi,t/Ai,t-1
GTAi,t 为i公司t年总应计项,其值等于营业利润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Ai,t-1为i公司t-1年总资产;REVi,t为i公司t年的营业收入变化量;RECi,t为i公司t年应收账款净额变化量;PPEi,t为i公司t年的固定资产价值② ②因我国2006年2月15日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对固定资产金额的披露只披露净值,因此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Jones模型及其修正模型中的固定资产价值均取净值。;NDAi,t为i公司t年非操控性应计项目;DAi,t为i公司t年操控性应计项目。α1,α2,α3为行业特征参数;εi,t为i公司t年残差。
在对修正Jones模型进行行业分类时,行业分类标准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该《指引》将上市公司分13大类,因考虑到C类制造业数量众多,基于此,本文对制造业按照二级代码进一步分类,考虑到需要的C2样本数量过少(2008-2011年各年度均少于10),因此将其合并到C9其他制造业中;L类传播与文化产业样本量过少(各年度均小于10),直接将该类剔除,经过这样处理后共分19个行业。综合后面样本选择中的剔除原则,各年样本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3修正的应计现金流模型
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基本思路是采用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模型,但将该模型中的应计项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为了验证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应计-现金流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另外增加包含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的模型,另外为了检验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因此模型的建立阐述如下:
(1)货币政策与会计稳健性之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假设1,并检验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别建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①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②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③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央行9月份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表明该年央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金融危机波及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不景气局面,该年央行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国内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央行利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发展,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表明该年央行执行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2011年虽然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该年11月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因此严格意义上,2011年不能认为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因此,2008年至2011年4年间,2010年为货币政策紧缩期① ①货币政策紧缩期的判断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数据。。
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OperAcci,t为操控性应计项,NoperAcci,t为非操控性应计项。MPTC货币政策紧缩期的虚拟变量,若在2010年,MPTC取1,否则取0。MPTC*CFOt*DCFOt为MPTC与CFOt*DCFOt的交互项,α5表示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系数的增量,若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即说明会计稳健性更强。若假设1成立,该模型中的系数α5显著为正,表明货币政策紧缩期要求会计稳健性越强。考虑到不同的行业、不同年份,会计稳健性可能差别较大或存在差异,所以模型中加入年度变量YEARn和行业变量INDUSTRy,变量含义:若样本为当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样本为某行业时取1,其余行业为0。3个模型中的其余变量定义同前文介绍的应计-现金流模型一致。
(2)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之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假设2,并验证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别建立模型4、模型5和模型6: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④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⑤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⑥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LOAN为资产负债率,其值等于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用来表示企业总体负债水平,LOAN*CFOt*DCFOt为交互项,α5表示贷款比例提高时,应计项对“坏消息”反应系数的增量,若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贷款比例提高时,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即说明会计稳健性更强。相反,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负债比例越高,则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了。模型中控制变量分别为年度变量YEARn和行业变量INDUSTRy,其含义:若样本为当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样本为某行业时取1,其余行业为0。模型中其余变量的定义同前文介绍的应计-现金流模型。
(二)样本选择
2006年2月15日国家财政部颁布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准则与旧准则有很大不同,考虑到选取的模型中需要上期资产指标,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拟选择2008年-2011年共4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对如下样本进行剔除:(1)因金融行业的性质和采用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有很大的差异,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由于首次发行股票公司当年的会计盈余和其他年份有很大的差异,剔除当年IPO公司;(3)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可比性,因此剔除ST类公司;(4)剔除ACC及CFO异常值的样本,具体做法是剔除了其最大及最小部分1%的样本;(5)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并综合前文行业分类情况,最后选取样本公司分布如下:2008年1022个样本,2009年1105个样本,2010年1176个样本,2011年834个样本,共4137个样本。所用财务数据及上市公司基本资料均来自国泰安CSMAR中国证券市场研究数据库,本文模型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模型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统计结果显示,ACC的均值为-00004,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获得了负的应计项目,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7152、13002,表明不同公司间的应计项目差别较大;OperAcc均值为00782,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的操控性应计项为正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803216×10-6、12617,表明不同样本公司操控性应计项差别较大。NoperAcc均值为-00785,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项为负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14062、03223,表明不同公司间的非操控性应计项有一定差异。CFO均值为00593,说明就平均而言样本公司获得了正的经营净现金流量,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7321、10747,表明不同公司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差别较大,DCFO均值为02219,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说明有2219%的样本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为负;MPTC为货币政策紧缩期的虚拟变量,其均值为02843,表明有2843%的样本公司处于货币政策紧缩期;LOAN均值为04926,说明多数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1∶2,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0071、12624,表明不同公司间的资产负债率差别较大。
(二)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回归结果见表3,现将各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如下:1模型1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原始模型一致,验证了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但是CFO*DCFO交互项系数却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2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正,该结论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的符号相反,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3回归结果中,CFO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应计项(确切的说是应计项中的非操控性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在1%显著水平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应计项更及时确认“坏消息”,即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得到检验。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会计稳健性是存在的,不过稳健性既不是应计项造成的,也不是操控性应计项产生的,而根源于非操控性应计项。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能够及时确认经济损益,但主要是出于对未来情况的预测,而非操控性应计项主要是对公司未来损益的预测,因此,非操控性应计项更能够体现及时确认经济损益的作用。基于此,继续分析模型3的回归结果:在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在验证我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前提下,MPTC*CFO*DCFO交互项系数为00467,且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即说明会计稳健性更强,假设1得到检验。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回归结果见表4,各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如下:1模型4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但CFO*DCFO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5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正,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均与应计-现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6回归结果中,CFO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是存在的,不过其是由非操控性应计现造成的。而且在模型6的回归结果中,LOAN*CFO*DCFO交互项系数在5%显著水平上为负,说明非操控性应计项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增量为负增量,表明负债比例越高,使非操控性应计项确认“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没有确认“好消息”及时,则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了。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五、敏感性测试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可靠、更真实,现对模型进行敏感性测试。前面已经分年度、分行业通过Jones模型求解了操控性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但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了面板数据检验假设1和假设2。结果也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的存在,并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2的正确性。但在敏感性测试中将采用截面数据即分年度对2008-2011年各年数据分别进行多元回归,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前面已经通过模型3和模型6验证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且产生于非操控性应计项,此外也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的正确性。在敏感性测试中主要就是进一步检验模型3和模型6回归结果的真实性,因此这里选择3和模型6作敏感性分析(其实对模型1、模型2、模型4和模型5选取截面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其结果与前面结论是一致的,因篇幅关系,该部分内容省略)。现将模型6的回归结果列于表5:
现对表5分析如下:12008—2011年各年度CFO的系数均在1%显著水平上为负,验证了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抵减经营现金流“噪音”的作用;22008—2011年各年度,CFO*DCFO交互项系数均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验证了应计项(非操控性应计项)更能及时确认“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即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而且CFO*DCFO交互项系数从2008年到2011年依次为03536、03643、05963和05162,这一回归结果说明我国会计稳健性不但是存在的,而且2007年1月1日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会计稳健性总体逐年在增加,不过在2010年交互项系数为05963,在4个年度中是最大的,不但大于2008年、2009年的,而且大于2011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就在于2010年为货币政策紧缩期,这一回归结果无疑进一步证实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会计政策更加稳健;32008—2011年各年度,除2009年LOAN*CFO*DCFO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外,其余3年中LOAN*CFO*DCFO交互项系数均在1%或5%显著水平上为负,这进一步验证了负债比例越高,使得非操控性应计项更加不能及时确认“坏消息”(负经营现金流),即会计稳健性反而降低了。以上进行的敏感性测试,不但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且是非操控性应计项造成的,而且回归结果有力地检验了假设1和假设2的正确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具有稳健性,且稳健性根源于应计项中的非操控性应计项;货币政策紧缩期因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潜在的风险增加,在此情况下,企业将会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根据Watts(200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稳健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债务契约、股东诉讼、管制及税收,而且其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但本文实证研究结论并未验证Watts的说法,而是得出相反的结论:债务比例越高、会计稳健性却降低了。也许正如赵春光(2004)所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稳健性是制度和监管造成的;我国债务融资受行政制约,而不受债务契约限制,债务契约在中国并不能引起自愿的谨慎要求。
本文从宏观经济角度并结合债务融资研究其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基于该视角研究会计稳健性,研读现有文献发现并不多见,且选取的样本为新的《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的上市公司数据,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考虑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会计稳健性,此为本文启示一;在实证研究上,为了避免股价波动的影响,对稳健性的计量没有采用Basu模型(盈余/股票回报模型),而是采用了Ball和Shivakumar(2005)的应计-现金流计量模型,目的是探索该模型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应用。但具体使用该模型时应将应计项区分为操控性应计项和非操控性应计项,此为启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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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Policy, Bebt Financing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Research: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shares’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WANG 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Shaoxing,Zhijiang,312000,China)
篇8
一、引言
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作为国家的财政调控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下,有效的财政补贴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引导经济走向、维持社会稳定等,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财政补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资金流向(哪些企业可能会获得补贴)以及资金流量(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获得补贴数额的不同)对补贴的有效性有着不同的影响。
针对财政补贴资金流向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的学者从微观层面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Faccio(2006)研究表明相对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国内学者余明桂等(2010)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但其经济效益与社会贡献却越低。同时,政府倾向于向成长性好、出现亏损和规模大的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申香华等,2010;陈冬华,2003)。也有研究表明,政府的财政补贴比例与上市公司的员工比例、上市公司提供公共产品、上市公司的高税率等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上市公司是否是当地重点企业呈现负相关关系(唐清泉、罗党论,2007)。这些研究都阐述了财政补贴的资金流向,即在补贴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政府会优先向哪些企业发放补贴。然而,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对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各级政府可能倾向于发放更多的财政补贴;而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政府倾向于削减财政支出,从而导致财政补贴的减少。因此,不同的财政政策影响着财政补贴的资金流量。同时,不同的财政政策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的边际效应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财政补贴的有效性。考虑到在我国市场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地方制度环境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补贴时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限制。制度环境较差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较多,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将社会目标转移到有财政补贴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政补贴的有效性。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上对财政补贴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对理解财政补贴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尤其是影响国家财政补贴总量的财政政策的角度来考虑企业财政补贴的获得及其经济后果。同时,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如信贷歧视等,政府补助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宏观财政政策与政府干预两个角度考察其对民营上市公司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政策与财政补贴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我国的宏观财政政策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1979年开始,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采取了“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调控目的。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微观企业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姜国华等,2011)。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沈巍等,2010)。同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权利也由集权转向分权,各级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财政权利,如税收自主权和财政补贴发放权等。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补贴、赤字、国债、收入分配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是政府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也是财政有效履行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等职能的主要手段。财政补贴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不仅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微观主体行为。当经济增长滞缓、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时,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刺激最终消费需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政府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来刺激企业的发展,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政府补贴也向企业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激发企业的发展热情,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运行主要受供给能力制约时,政府倾向于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支出、缩减政府开支、压缩投资规模等方式来稳定物价、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因此,相对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政府向企业支付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企业也就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获得财政补贴。
(二)财政政策、财政补贴和企业绩效
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后是提高了企业绩效还是降低了企业绩效?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基于寻租行为的财政补贴并不能提高企业绩效。邹彩芬等(2006)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产出无明显效应。唐清泉等(2007)研究发现,从补贴效果来看,政府补贴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但却有助于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发挥。同时,余明桂等(2010)通过研究民营企业财政补贴发现,有地方政府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社会贡献越低;而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企业绩效和社会贡献越大。这说明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绩效除了受到行业、公司自身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Brown& Ball,1967;Magee,1974;King,1960)。靳庆鲁等(2008)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政策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业绩,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公司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
在不同的财政政策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所带来的企业绩效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带来的企业绩效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更显著。一方面,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也相应减少。由于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的现象,通货膨胀比较严重,过度的无效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从长远发展来看,政府更倾向于补助那些有较好投资项目的企业或者附加值较高的企业,如高新技术企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补助的效率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绩效。相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政府通过增加补贴、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等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机会增多,现金流充足,企业在拿到政府补助后更容易导致企业管理者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进而导致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绩效。
另一方面,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为了缓解经济过热,政府和中央银行通常会提高利率,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张敏等(2010)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都面临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其中信贷歧视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民营企业在贷款时面临着贷款难、贷款利率较高、严格的贷款抵押等问题。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融资困难的程度。这时,对公司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融资不足问题,刺激了公司的投资需求,进而改善了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虽然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在总量上有所增加,但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相对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从其他渠道进行融资,从而降低了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边际效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三)政府干预、财政补贴和企业绩效
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下,有效的财政补贴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制度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9)编制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反应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市场环境以及法制环境等差异较大。而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对财政补贴的分配。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经济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在决定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时具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权。但地方政府也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目标(潘红波等,2008),如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地方政府为了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有强烈的动机对地方企业的经营进行干预。洪银兴等(1996)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使用补贴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大投资在短时间内就会使得地区经济总值迅速提高。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并不是基于企业绩效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很可能是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双向贿赂和寻租活动(Shleifer and Vishny,1994)。因此,在政府干预下,财政补贴不仅没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反而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寻租降低了企业绩效。政府干预越强的地方,寻租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更大程度上损害了企业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政府干预越强,民营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的企业绩效越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及数据的来源
本文以2006―201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每年被ST和PT的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2008年数据。由于2008年上半年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该年的财政政策对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故将其剔除。经过以上筛选,最终得到1 480家样本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财政补贴数据通过企业披露的年报手工收集而来,财政政策数据来源于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制度环境数据采用的是樊纲等(2009)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一书中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其余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
1.财政政策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6―2010年,根据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财政赤字,笔者发现,2006年和2007年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持续到2011年。由于2008年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由比较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其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文将这一年的样本剔除。相对于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的财政政策较为宽松,因此把2009年和2010年作为财政宽松年度,赋值为1,将2006年和2007年作为财政紧缩年度,赋值为0。
2.财政补贴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在新旧会计准则下处理方式不同,2006年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财政补贴反应在利润表 “补贴收入”科目中,而从2007年开始,新会计准则取消了“补贴收入”这一科目,有关政府补贴形成的收入,在“营业外收入”科目中反映。这里,将财政补贴定义为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收入除以营业收入。
3.政府干预
本文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各地区得分来衡量各地区政府干预强度。该指标的值越小,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差,政府干预越强。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三个假设,笔者构建了以下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对财政补贴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制度环境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Subsidyt = ?琢 + ?茁1Fiscalt + ?茁2Aget + ?茁3Sizet +
?茁4Leveraget+?茁5Growtht+?茁6Industryt+?着t (1)
ROAt=?琢+?茁1ROAt-1+?茁2Fiscalt +?茁3Subdidyt + ?茁4Fiscal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着t (2)
ROAt=?琢+?茁1ROAt-1+?茁2Indext+?茁3Subdidyt+ ?茁4Index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着t (3)
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财政补贴
表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Fiscal)与财政补贴(Subsidy)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和财政补贴等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比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更容易获得财政补贴。回归结果验证了假 设1。
(二)财政政策、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表3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Fiscal)与企业绩效(ROAt)正相关,但不显著。财政补贴(Subsidy)与企业绩效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绩效。财政补贴和财政政策的交乘项(Fiscal?Subsidy)与企业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更显著。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
(三)政府干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表4报告了政府干预下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指数与财政补贴的交乘项(Index?Subsidy)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地方政府干预指数越小、政府干预程度越强的地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后的绩效越差。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3。其余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五、结论
篇9
Cheng Yuxin
(Guangzhou Jinqiao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Guangzhou 510260,China)
摘要: 当前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通货膨胀成因,进而分析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提出通货膨胀治理的对策和措施。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flation is getting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infl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China's current infl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inflation.
关键词: 通货膨胀 成因 治理
Key words: inflation;causes;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9-0132-02
0引言
通货膨胀通常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理论流派对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解释。如货币学派弗里德曼认为“物价的普遍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是指货币数量的过度增长,且这种增长合乎规律地导致物价上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通货膨胀是指物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普遍上升时期。
1通货膨胀成因
通货膨胀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信用扩张型通货膨胀、国际传播型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首先要根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我国理论界根据我国国情,对通货膨胀成因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提出了新的一些通货膨胀成因理论,包括财政赤字论、信用扩张论、国际收支顺差论、体制论、摩擦论、混合论。
1.1 财政赤字论认为政府在发生财政赤字时通常采用增收节支、直接增发纸币或发行公债等措施弥补。如果增发纸币或发行公债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的需要,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1.2 信用扩张论信用的过度扩张主要是由于经济主体对经济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中央银行宏观控制不力、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盲目扩大信用、虚假存款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新的融资工具不断涌现等原因。信用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1.3 国际收支顺差论国际收支顺差尤其是贸易顺差时,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量因为出口超过进口而减少,而外汇市场则供过于求,国家不得不增加投放本币以收购结余外汇,因此会出现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1.4 体制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产权关系不明,国有企业破产和兼并机制不完善,在资金上仍然吃国家银行的大锅饭,停产和半停产时职工工资和经营风险仍由国家承担,必然会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度积累,推动物价水平的上涨。
1.5 摩擦论在我国特定的所有者关系和特定的经济计划运行机制下,由于计划者追求的经济高速度增长及对应的经济结构与劳动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费及对应的经济结构与劳动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费及对应的经济结构不相适应,从而产生矛盾和摩擦,必然会引起货币超发、消费需求膨胀和消费品价格上涨。摩擦说实际上是站在另一角度,从体制上说明需求拉动的起因。
1.6 混合论混合论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十分复杂,其成因可分成三类,即体制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和一般因素。体制性因素是指我国改革中企业制度、价格双轨制、财政金融体制、外贸外汇体制等;政策性因素是指宏观经济政策对社会总供求的调控;一般因素是指在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之外,经济发展本身存在的引起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因素,如我国人多地少矛盾。
2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当前通货膨胀,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又有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同时与国际市场物价上涨密切相关。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欧美国家刺激经济所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上流动性泛滥,大量热钱涌入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大宗商品市场,存在明显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外,全球灾害性天气导致粮食减产,使得粮食价格升高;与此同时,国内的工资水平也在上涨。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我国货币供应量2005年298755亿元,2006年345578亿元,2007年403401亿元,2008年475167亿元,2009年606225亿元,2010年725852亿元。2010年与2005年相比较短短5年时间广义货币(M2)增加427096万亿元,增加143%,M1增加159343亿元增加149%,M0增加20597亿元,增加86%。2009年与2008年相比较仅一年我国广义货币(M2)增加13.1万亿元,增加27.6%,M1增加5.38亿元增加32.4%,M0增加4千亿元,增加11.8%。2010年与2009年相比较仅一年我国广义货币(M2)增加12万亿元,增加20%,M1增加4.6亿元增加21%,M0增加6千亿元,增加17%。货币供应量增速过快,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在5%左右。这一轮通货膨胀首先从房地产价格上涨开始,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引起全面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2.2 信贷规模扩大引起的通货膨胀我国2003年后国家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致使经济一度过热,因此国家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抑制经济过热。2008年上半年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出现国际性金融危机,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发展,目的是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以及改善民生等。我国金融机构发放各项贷款2007年3171000.3亿元,2008年3660394亿元,2009年4685586亿元,2010年5710570亿元,2008年比2007年增长15%,2009年比2008年增长28%,2010年比2009年增长22%。
2.3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2.3.1 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工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用工成本增加,使总供给方的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物价上升。企业因人工成本的增加而提高产品价格转嫁人工成本的上升。而物价上涨后工人又要求提高工资,如民工荒,导致许多企业提高工资,有些提高到原工资的两倍三倍以吸引工人,甚至出现争抢民工的现象。这必然引起物价上涨,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从而导致工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2.3.2 因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自2003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幅度明显增大,2003、2004、2005、2006年平均价格分别同比增长了18.72%、33.56%、36.45%和16.6%,至2006年底达66美元/桶。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升,至2008年7月达到历史最高点147美元,此后因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油价一路下滑,暴跌至2009年2月创下的33.98美元/桶的历史最低价。此后油价又开始一路暴涨,曾一个月暴涨30%,至2011年2月突破每桶一百元美元大关。能源价格上涨引起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加工业等产品价格上涨。
2.4 因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通货膨胀我国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国际热钱流入、信贷规模扩大,导致货币流动性过剩,造成通货膨胀。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因外汇市场供过于求,国家不得不增加投放基础货币以收购结余外汇,截至2010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28473.38亿美元,以1美元等于6.58元人民币计,需投放人民币18.7万亿元人民币,而这些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派生出大量货币,从而使流通中增加大量货币量,过多货币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3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
3.1 通货膨胀治理理论通货膨胀对一国国民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各国政府和学者将控制和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大课题加以探讨,并提出治理通货膨胀的种种对策措施。主要有宏观紧缩政策、收入紧缩政策、收入指数化政策、货币主义学派单一规则理论、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增加供给政策等。宏观紧缩政策包括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采取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再贴现率。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增加政府税收来治理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都是从需求方面加强管理,通过控制社会货币供应总量和总需求,实现通货膨胀的目的。收入紧缩政策主要是根据成本推进论制定的,主要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手段,限制工资提高和垄断利润的获取。抑制成本推进的冲击,从而控制一般物价的上升幅度。收入紧缩政策一般实行工资管制和利润管制。
3.2 我国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考虑采取多种措施共同治理。要根据通货膨胀的成因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3.2.1 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是降低货币供应量,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抑制总需求;二是提高利率,抑制投资需求,增加储蓄,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均衡。我国中央银行采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商业银行差别贷款率、提高再贴现率,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途径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投资规模,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3.2.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增加财政收入,如通过提高房产税、消费税、开征物业税,加强税收征管征收等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降低财政支出,减少政府支出,如减少各项行政开支、公车费用等;三是增加各项财政补贴和福利支出,如提高低收入人员的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支出、对实行农产品补贴等;四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五、调整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在增加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的同时,适时适度调整财政投资规模、结构和进度,并适量缩减国债发行规模。
3.2.3 调整外贸政策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收支顺差,因此应扩大进口,控制出口,人民币适时适度升值,人民币走国际化道路。改变外贸结构,降低国内紧缺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增加进口。提高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关税,减少这些产品出口。此外。改革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逐步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外汇持有量,从而降低因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
3.2.4 价格政策加强对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价格调控力度,控制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控制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品的价格、以及水电煤气油等价格,严格控制房价等。加强农产品储备,对这些产品价格通过市场进行干预。在市场干预无效时,政府就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以避免物价上涨过快。
参考文献:
[1]唐毅亭,白静.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分析叨.宏观经济研究,2007.
[2]郑雨,李新波.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金融管理,2007,(1).
篇10
正逢金融危机渐渐消退,欧洲多国债务危机却逐渐显现。在其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审视因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世界一些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正试图从刺激经济政策转向财政紧缩。在此,G8峰会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是力不从心了,而G20峰会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更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以不同经济体国家的独特方式来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多边架构。虽然,G8峰会在这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G8峰会在主导全球经济,金融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不断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