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 效用 社会福利 委托

1998下半年开始，我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从此我国建立起由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个不同层次的住房体系。经济适用房是为了照顾那些根据市场价格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居民，以实现居者有其屋，增进社会福利。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则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市场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分割，使真正的缺房的中低收入者并没有享受到补贴，并且由于政府，开发商，消费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则使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寻租现象普遍存在，以致社会福利遭到损害，社会资源没达到最优配置。

一、通过微观效用理论分析对经适房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用模型分析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

模型假设：

（一）市场能够有效将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进行分割。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Cobb-Douglas函数，α+β=1。

（三）无交易成本，消费者是价格的接受者。

（四）消费者的行为满足效用最大化假设。

设：有n个消费者，其中有个高收入者，则低收入者为（1-）n个，X1，X2分别表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对房地产商品的消费量，Y1,Y2分别表示高，低收入者对其他商品消费的货币总量,p表示高，低收入者房产商品的价格。W1,W2分别表示高、低收入的预算约束，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X,Y)=其中。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从高收入者那里征税T，转移给低收入者。

没有政府干预时：

对于高收入者：Max: U(X,Y)=

s.t.:PX1+Y1W1

求解可得：X1= Y1=，对于低收入者，同理可求X2=Y2=则社会对房产商品总需求量和其他商品总货币量为：=+*（1-）n，=+*（1-）n存在政府干预时：

对于高收入者：Max: U(X,Y)=

s.t.:P1X1+Y1W1-T

求解可得：X1= Y1=

对于低收入者：Max: U(X,Y)=

s.t.:P1X2+Y2W1+T

求解可得：X2= Y2=则社会对住房商品需求量和其他商品的货币需求量:=+（1-）n，=（1-）n+n。

通过对比上述的结果可知，对于高收入者税后房产产品消费量和用于其他产品的货币量都少于税前，所以其福利损失，对于低收入者房产产品消费量和用于其他产品的货币量都多余税后，所以增进了福利。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福利没有改变。通过损失高收入者的福利，来增进低收入者的福利，虽然提高了社会公平但是不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并且货币补贴政策无形当中对推动普通商品房的市场价格。

二、通过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委托关系分析

在此理论模型中，政府属于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方，开发商是人，是信息优势方。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在政府和开发商之间是非对称的。政府无法观察到实际的建造成本和销售对象等。政府的目标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增进社会福利，而开发商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两者的目标不同，信息非对称造成了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问题。

模型假设：

（一）政府对开发商只有两种：有效监管和监管缺位

（二）开发商只有两种行为：按照规定进行开发和不按规定（存在虚报成本，销售对象不符合规定等现象）。

（三）不考虑税收。

（四）开发商的建造成本与是否按照规定执行无关。

设：在按照规定时，开发商，不按规定时，开发商的收益为。成本为C1（包括

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当监管有效时，对开发商不按规定开发的惩罚为C2，政府实行有效监管的概率为，则监管缺位的概率为1-。

分析过程：通过分析可得，在开发商按照规定执行时，无论政府监管是否有效开发商将获将获得的利润，当开发商不按照规定执行时，在政府有效监管的条件下，开发商可以获得的利润，政府监缺位时可得的利润。所以开发商在按照规定时的期望利润为,不按规定时期望利润为。如果想要开发商按照规定建造经适房并将其销售给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者，则必须满足E1>E2,即，化简可得

结论：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可以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值增大）或是加大对开发商不按规定执行的惩罚，来规范开发商的行为，减少逆向选择（指高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和道德风险（指开发商虚报成本，房屋质量标准，规格不符合规定等现象）。

参考文献

[1].沃尔特・尼科尔森.微光经济理论――基本原理与拓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尹艳海.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政策”.经济与管理,2004.4.

篇2

[关键词] 诺贝尔经济学奖 宏观经济学 经济增长黄金律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最优税收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114-05

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以表彰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近年来，由一人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项是较为少见的现象，由此可见诺奖委员会对费尔普斯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稿中称，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埃德蒙・费尔普斯，1955年获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继蒙代尔(1999年)、斯蒂格里茨(2001年)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很广，几乎涵盖了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税收、价格、工资、代际公平、微观主体行为、财政和货币政策，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他在研究中将微观主体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突破了先前宏观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

经济增长黄金律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费尔普斯是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黄金律”(The Golden Rul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从而确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框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因此，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全社会角度看，产出可用于消费和积累两个方面。产出一定时，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反之亦然。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认识下，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推导出这一著名的黄金律。所谓“黄金律”是西方的谚语，意指人应像要求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包含了公平的价值取向，简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当代人的消费不能牺牲后代人的消费。如果一个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使稳态人均消费最大化，那么在技术和劳动增长率固定不变时，如何选择人均资本量?对此，费尔普斯以他的资本积累黄金律来回答：“若使稳态人均消费达到最大，稳态人均资本量的选择应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2]也就是说，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应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如果当前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的水平，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从而降低了人们长期的福祉。换言之，他认为当代人的消费不能牺牲后代人的消费，因而要实现各代人福利相同并最大化。由于储蓄是减少本代人的消费，但增加未来各代人的消费，这就需要储蓄率达到某个水平。因此，过高和过低都不是最优的，即蕴涵“代际公平”的意思。这个创见澄清了几代人之间可能的分配冲突，费尔普斯对最优资本积累的研究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每代人都能从总储蓄的变动中获益。那么，使本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总消费达到最大化的储蓄率是多少呢?在《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的寓言》(Phelps，1961)一文中，费尔普斯用公式加以表示，即S=Fk (K0，N0)K0/P0。将公式加以变换可得黄金律规则：资本的边际报酬率=折旧率。公式为：Fk (K0，N0)=sP0/K0，其中sP0就是产出中被用于投资的部分，因此当资本的边际报酬率等于折旧率时，所有各代人的福祉就达到了最大化。[3]

值得一提的是，费尔普斯还把黄金法则与研究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和投资结构的问题结合起来。1966年他在与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合作发表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中有多少创新型或技术推进型人力资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是影响国家的创新能力或赶超发达国家能力的根本。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主要产生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费尔普斯和尼尔森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特别重要，因而不仅需要直接通过教育政策来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而且要通过R&D政策来间接地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可以说，费尔普斯关于人力资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和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为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A.W. 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统计资料，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负相关关系。[4]249“虽然菲利普斯的发现是根据英国的资料，但研究者很快把这个发现扩大到其他国家。在菲利普斯发表他的文章两年之后，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分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用美国的数据表明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类似的负相关关系”。[5]可见，这一关系显然得到了来自若干个国家数据的证实。其隐含的意义是，在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被迫的经济政策选择，决策者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以降低失业率，但这样做会导致通胀率的上升。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对决策者而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根据这一理论假说，曾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都认为，选择低的失业率，就得忍受高的通货膨胀率；反之，选择低通货膨胀率，就得忍受高的失业率。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也是根据这一理论来进行宏观调控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stagflation)，为此，美联储开始推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但这一政策没起什么作用，这充分暴露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局限性，而费尔普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预见到这一事实。1967年和1969年费尔普斯分别在《Economica》和《美国经济评论》公开发表了“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跨期最优失业”与“通货膨胀与就业理论的新微观经济学”这两篇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对20世纪60年代流行在经济学界的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即只适用于短期，而不适用于长期。因为通货膨胀并不仅仅取决于失业，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和雇员有关价格与工资增长的预期。费尔普斯认为，用菲利普斯曲线衡量通胀和失业率，总存在一个误解，一个滞后量。由于他的观点与弗里德曼高度一致，因此不约而同且独立地推导出修改了的菲利普斯曲线。他的贡献在于，将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改变成一条垂直线，其中的要害是引进了时间因素。费尔普斯在他构建的分析模型中，引入了“预期”这一新的关键变量，该模型表明：对于给定的失业率来说，预期通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导致实际通胀增加一个百分点。他的结论认为，在通胀与失业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权衡取舍，因为通胀预期将适用于实际通胀。比如，政府过去引发的通胀会带来通胀预期，这个预期将影响下一阶段人们对货币政策的看法。无论失业率处于什么水平，如果人们和企业预期通胀会上扬，他们就会在新的工资谈判中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或把商品价格定得更高，这就导致对通胀的预期会变成现实，结果是失业率不会继续下降，而通胀却会走高。因此，货币政策的变化只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活动和失业，而在长期失业率只由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决定。为此，费尔普斯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也即“均衡失业率”。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那种与零通货膨胀率或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失业率。[4]302费尔普斯认为，在自然失业率下企业将以平均预期工资增长速度来提升工资。短期内货币变动能够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但人们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会持久偏离实际水平，因而经济活动和就业终究会回到自然水平。

1970年，费尔普斯还建立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孤岛模型”，即假想了一个生产者和劳动力市场各自处于孤岛的经济情境，以研究如货币变动对于真实经济的影响。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在对于劳动力市场与工资的一系列研究中，费尔普斯发现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尝试都会引发员工的频繁跳槽，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从而保护自己的劳动力不流失，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所以，在长期中，经济注定要向着“均衡失业率”靠拢，此时实际通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试图永久地把失业降低到均衡失业率以下只会导致持续攀升的通胀。费尔普斯的理论表明，将来的政策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定：今天的高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更为困难；相反，今天的低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而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在费尔普斯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在理解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原因方面很快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调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长期的失业率水平并不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仍然是一个跨期计划问题，每个期间都要根据其对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影响来确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对总需求进行管理。如今，在均衡失业率及不同时段下政策效应的替代关系的基础上调节利率，已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工具。费尔普斯的这一理论已成为现代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奠基石，这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最为看重的贡献。费尔普斯通过在原凯恩斯体系中构建微观基础、引入理性预期，可以称其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也可以视其为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的前驱。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他是在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之间的一位经济学大师，然而早在1976年弗里德曼就已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也在1995年摘下了这一桂冠，可是费尔普斯一直到2006年才荣登这一经济学的宝座，因此有人称其是一个迟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工资收入和通货膨胀的最优税收

20世纪70年代，费尔普斯的部分研究转向公共财政等其他方面，并作出了重大贡献。费尔普斯是在研究统计歧视中得出了最优税收理论。1972年他不仅在其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中，还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论文中论述了他的统计歧视理论。他认为，当企业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如果单个工人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这样可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从而有利于工人的待遇更趋向平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定工人每小时的工资率不同，然而政策制定者往往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不是工资率(或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配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趋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由于萨德卡(Sadke)在1976年也得出了上述相同的结论，因此这一观点被称之为“费尔普斯-萨德卡后果”。在最优通货膨胀税收理论方面，他认为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其实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出发，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达成最优化选择。为了消除税收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扭曲影响，他还强烈支持幅度有限的正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应维持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以便在各种税收之间达成平衡，形成最优通货膨胀税。在一系列有关最大化税收收入经济学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指出：“降低某些税级的某些税率实际上反倒会增加政府岁入，从而有可能增加经济福利”。

费尔普斯与中国

费尔普斯被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基者之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新，就在于它适当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比如理性预期理论，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他在经济增长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劳动市场理论及最优税收理论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他自己总结的：“我开始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所期望的阐述，先是就自然率假设作了一种代数陈述，继而是构筑了(期望)均衡和失衡作为的最早的非互尔拉或者是不完全信息微观――宏观模型：一种企业通过工资等级进行竞争以留住有经验的雇员的模型(1968)；过渡性失业的安全岛比喻(1969年)；以及一种企业在客户市场进行价格竞争的模型(1970年)。随后的研究强调价格和工资认定或承诺非同步性的持久性(1968、1977、1978年)。再后来的研究是提出一种合同工资协议理论”。[8]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涉及宏观经济学各个领域，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间关系的了解，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充分就业、稳定价格和迅速增长之间的权衡与取舍。费尔普斯建立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对立的关系，对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对最优资本税率的研究以及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为人们更好地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应该说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在经济理论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表明了费尔普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的。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讨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时，他总是非常兴奋。他曾多次访华，曾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发表演讲。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较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合理、有效地将微观主体的行为引入到宏观经济分析之中，确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方向。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更多地还停留在数据分析和经济预测方面，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如建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包括工资曲线、消费曲线、经济增长周期曲线等，因此会导致宏观决策缺乏微观基础，缺乏从基本经济事实到宏观层面政策选择的科学解释。其次，经济增长黄金律揭示了均衡增长条件下的消费、储蓄、工资收入与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因此，借鉴这一理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助于我国的经济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我们确实存在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等问题，正如费尔普斯在中国演讲时所指出的，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费尔普斯还指出，对中国政府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过热，或者由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问题，只是一个短期问题，只要在培育2～3年情况下就可以消化解决，不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但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是，需要解决投资决策中的低效问题。费尔普斯的这一忠告，我认为是有参考价值的。其实，在中国不仅有投资低效率的问题，甚至还存在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本地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一边，结果产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并发症”，如高能耗、高污染、生活素质下降等，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加强金融结构的调整，根据国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努力使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在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和质量，在顾及人们当前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第三，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人们对政策的预期。需要指出的是，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深刻影响着当前的全球经济。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始终盯住通胀预期，数次调高利率，不断给“上火”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泼出凉水，严厉控制了通胀预期，可见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体现了浓厚的“费尔普斯色彩”。根据这一理论我国分别在2004年10月29日和2005年8月18日，两次小幅调高人民币利率后，也成功打击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高预期，使当前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着力点，而我国当前之所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对未来预期不高，在收入、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有后顾之忧。为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增强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例如，合理提高工资收入，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制度改革等。第四，费尔普斯关于教育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理论对我们也有深刻的启示。他在中国演讲时曾指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他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他在北京工商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在现实世界里，教育是最关键的因素。如很多人受过教育，如果在社会群体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较高，那么，技术进步就会非常快，这样的话就会推动技术的增长，就会缩小差距，缩小平均技术实践和前沿技术实践的差距。从费尔普斯关于教育和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我们要反思当前的教育政策和科技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R&D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大军，这对于加快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面性的作用。

注释：

[1]张俊喜，费尔普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大师.南方周末，2006-10-12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苏剑.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学动态，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