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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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学流派 凯恩斯 新古典 剑桥学派 新凯恩斯

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其他某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学说。这些经济学说是建立在以前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之上，是对前人经济学说的修正和扩展。本文概括介绍各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旨在理清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和各学派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一、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几次革命

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在这部巨著中，斯密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是边际主义革命，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第三次革命是凯恩斯革命，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三大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在这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必须由国家政府来干预经济。事实上，凯恩斯反对“无为而治”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引导。货币学派的诞生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革命，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反对凯恩斯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货币不稳定造成的。货币是支撑就业和物价稳定的主要因素，货币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五次革命是斯拉法革命，代表人物斯拉法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第六次革命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诞生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认为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理性预期，对于任何政策，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他们都会选择相应的对策来规避对自我的不利，这会导致政策的无效。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提倡由市场自身机制对经济进行调节。

就一般来讲，如果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就将其划分为同一个流派。上述几次大的思想革命大致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发展变化，特别是后面的四次革命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二、主张国家干预的各流派

（一）凯恩斯的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基者。凯恩斯从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

理论上，凯恩斯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至关重要。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节这种失调。方法上，凯恩斯克服传统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政策上，凯恩斯主张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

（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新古典综合派）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阿瑟.奥肯等人。主要特征是，在宏观方面接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采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学派观点的综合。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的完整形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核心思想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可以避免经济萧条而促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微观理论就可以重新适用，并把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维持下去。

IS-LM模型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扩展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阐释，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结合。该模型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在一起，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缺陷，用模型的方法解释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理论采取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哈罗德―多马模型直接继承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传统，重视总需求因素的分析。而索洛―斯旺模型则强调劳动、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均衡增长中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用市场调节机制来补充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新古典综合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的思想，即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对社会的总需求进行适度的调节。

（三）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等。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三个：凯恩斯的《通论》、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斯拉法的理论。在理解和继承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观点，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社会政策，以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来调节失业与通胀的矛盾。

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就是收入分配政策，主要的政策主张包括：①税制改革，例如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消除私人财产的集中；通过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②政府利用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国家通过预算给低收入家庭一定的补贴，减小贫富差距。③制定适宜的财政政策，减少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④实行出口管制政策，发展出口，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⑤利用政府预算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股票，把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转移到国家，从而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四）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面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滞胀的局面，80年代出现了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即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他们继承了凯恩斯的基本经济思想，但是以独特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格雷戈里.曼丘和拉里.萨默斯，约瑟夫.斯蒂格里茨，马克.格特勒以及本.伯南克等人。

新凯恩斯主义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发展。新凯恩斯主义和原凯恩斯主义相同之处表现在：①劳动市场上存在着过剩的劳动供给，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②经济政策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是有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中引入了原凯恩斯主义所忽视的厂商利润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并引入了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是非市场出清，即发生供给或需求冲击后，工资和价格不能迅速地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的状态，在重新达到市场出清之前，整个市场就处在非出清的非均衡状态。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价格和就业政策。在价格政策中根据交错调整价格论提出的建议是：减少经济中的交错调整价格，制定适宜的政策，诱导厂商同步调整价格。根据菜单成本论，提出为稳定社会经济和增加福利，国家应推行有弹性的价格政策用以纠正市场失灵，稳定总产量。价格政策的缺点在于，这种方法缺乏可操作性，价格有粘性，市场不能出清势必会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新凯恩斯主义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根据局外人在劳动市场上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情况提出政策建议，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这一政策比较合理，但实施起来仍然有一定的难度。

三、结论

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是对立并存的关系，后者的理论都是总结与批判前者的理论，在前者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目前经济形势的新情况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总体来说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一旦某一流派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出现的问题时，新的流派就会应运而生，但总的来说，新的流派仍然是借鉴了原有学派的假设或者是理论基础。我国自引入西方经济学以来，对政策的制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说史时一定要做到批判继承，要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继承与发展西方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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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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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开始不断完善经济理论体系以寻求经世济民的财富秘诀，经济学也因而终以一门学科的形式问世。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实践的迅速变化与快速发展，现代经济学科分支日益庞杂，学派日益繁多，研究工具日益专业化，逐渐形成浩瀚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尤其讲究效率的现代社会，如何快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娴熟驾驭经世济民之术，这本身就是把握国民经济走向的舵手和各类市场参与者需要了解的一门学问。

就此，著名经济学教授王东京的新著《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辟出了另一条既契入经济学理论体系又针对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蹊径。作者凭借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以独到视角对自古典以降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进行了高度凝练，既可引导读者轻松入门，快速掌握经济学理论精髓：又能在深入浅出中援引他山之石，对读者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启发。

开篇的“经典引读”部分，作者以独特的经济学说史视角先后引读了古典名篇、新古典理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以及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扬弃了传统典籍循章划节的引读方法，改以思想精髓为主线对《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进行导读；又以信手拈来的身边例子解读边际理论等诸多理论知识，演绎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及其主张，进而以“政府干预”与“自由经济”的政策交锋，演绎了“凯恩斯革命”及其兴衰成败，诠释了自哈耶克、艾哈德、布坎南到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使“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得到完整的理论解析。此外，作者还借助对旧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流派脉络的简明勾画来引读制度经济学，对其思想精华进行了归总。

进入“领悟大师”部分，作者通过重现历代经济学大师们的风采，展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智慧；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其独特的方式，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对复杂的现代经济学原理、疑点、模型和工具进行精准深刻的解读，不乏精巧之处。譬如作者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中国典故对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难题”问题进行解读，令人豁然开朗。又比如，作者借助“汽车恰好载满乘客”的例子形象解释了复杂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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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学派 主要观点 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一、供给学源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在《通论》的结尾处有一句名言：“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他会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一代实行家已经成为他本人的信徒。至少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要摆脱凯恩斯，并不比当初他摆脱古典学派的束缚来得容易。

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由市场机制自然决定的总消费需求会小于充分就业时的总供给，因此会出现失业和衰退。所以，必然采用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增加总需求。

然而，经济并不总是处于萧条期，例如，在18世纪中后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经济增长持续而稳定。但在这一时期，基尼系数也上升得非常快。凯恩斯认为，基尼系数的上升表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并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少。但在那一时期，尽管没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更缺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经济的持续发展说明，消费需求一定是充分、而不是不足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萨伊定律的简单说法，那么至少在经济的这一持续增长期，一定有一种力量，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不断地持续扩张，并同时使总需求保持充分。而总需求的这种扩张，并不是由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收人分配的恶化在这一时期并未带来消费需求的不足。

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理，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包含三个要点：首先，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第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最后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根据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滞胀的存在表明，即使采取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例如当量的社会福利开支和政策转移支付等，以缩小收人分配不均并扩大消费需求，经济仍可能存在消费需求的不足。

因此，凯恩斯所指出的收入分配不均，并不是决定消费需求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即使在收人分配相当平均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仍可能不足；在收入分配相当不平均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也可能保持充分。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史的发展来看，消费需求是在不断扩张的。这种扩张不仅体现为某种商品需求数量的增长，还主要表现为对商品需求种类的增加。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可以增加对某种商品的需求，但却无法增加商品的种类。由于在长期来看，后者对总需求的增长更加重要，因此，凯恩斯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麻烦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认为，新商品的创新对持续扩大总需求更为重要，而决定这一点的，是技术创新。对这一点的忽视是凯恩斯理论的最大缺陷。

说到这里，似乎供给学派的观点逐渐能站的住脚了。供给学派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产生的背景：

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以赤字财政、扩大政府开支为重心，以通货膨胀为特点。虽然它在克服经济危机、减少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由于经常地、人为地刺激需求，使物价不断上涨，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购买力。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石油危机，产生了严重的“滞胀”现象。例如，1971―1980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9％，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升7．4％，失业率年均6．3％，特别是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失业率达7．2％，物价上涨达13．5％。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顾此失彼，进退维谷：刺激需求，会加剧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会加剧生产萎缩。凯恩斯主义既拿不出解决滞胀的对策，也提不出解释滞胀的理论。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滞涨：在经济学，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的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可以使得就业率上升。

供给学派主要有以下主张：

（一）减税。

减税是供给学派最主要的政策主张，他们主张大幅度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尤其是边际税率。其理由是：高税收挫伤人们劳动、储蓄和投资积极性。它改变劳动与休闲、储蓄投资与消费韵相对价格，使休闲和消费变得便宜，劳动、储蓄和投资变得昂贵。减税应使人们乐于劳动而胜于休闲，乐予储蓄投资而牲于消费。、减税具有自行增加产量和就业、增加税收和降低通胀的效应。降低税率虽会减少税收却刺激劳动、储蓄投资积极性产量随之增加，税基扩大。这可以弥补因税率下降而减少的税收，使税收总量增加。随着政府收入增加，财政赤字也会减少，又会降低通胀率，因为这使政府减少通过银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数量，从而减少货币供应量。拉弗曲线，对这种效应进行了描述。

(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

供应学派认为，要使减税政策收到效果，还必须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这里考虑的应该是税收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一方面，巨大福利支出是造成高税收的重要原因，不削减社会福利，高税收很难降下来；另一方面，如不减少社会福利，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减税很难发挥刺激人们工作瀚蓄投资积极性的作用。，削减社会福利的理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思想。扼杀了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削减社会福利的具体措施有：减少福利项目，降低补贴标准，提高领受条件，严格发放制度。

(三)放松对企业的规制。

过多的规制不仅限制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活动空间，而且还增大生产成本，减少企业用于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费用，因此供给学派尤其反对过高的环保规定。过多的规制还造就庞大的官僚机构，浪费纳税人的金钱，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

（四)实行有节制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对于货币理论，供给学派与货币主义的观点相似，都认为物价变动是纯粹的货币现象，货币数量超过了需求就会导致物价上涨，因此他们都主张限制性货币政策。供给学派也强调通货稳定的重要性，认为在通胀条件下，减税难以收到效果，为配合减税而主张稳定通货。在稳定通货的具体主张上，有下述几种看法：恢复金本位制；实行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实施主要商品本位制，即货币发行与主要商品价格挂钩。

（五)恢复金本位制。

许多供给学派韵经济学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度。由于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的币值是用一定数量的黄金来计算的，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就会得到有效控制，因为黄金供给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6于是，人们就会恢复对货币币值的信心，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都会明显下降。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放慢还会使利率降低，促进投资和资本形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利率的下降还可以使政府减少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

二、供给学生派存在的合理性探究

供给学派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它之所以盛行一时，主要是因为在西方经济进入滞胀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其政策主张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反映在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中，里根上台后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他在“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当年的总统预算便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了50％，把资本收益构最高税率由28％减到了20％。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订计划。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像计划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也未能实现。计划实施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和美元高汇率，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创纪录赤字。所以近年来除了几位倡导者仍在宣扬供给学派外，信仰和赞赏的已日趋减少。

供给学派主张降低边际税率实际上使富人获益。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人阶层多，削减社会支出则使低收入阶层直接受损。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们的任意设计。二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制定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法律条例，虽然增加了企业负担，但保护了社会利益。供给学派过分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投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造成生产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供给学派把投资不足作为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的原因并不准确，他们指出70年代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比60年代低。另外供给学派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将大大缩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事实上，货币历史表明金本位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1981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问题的“黄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争辩，最后否定了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虽然遭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评论，但也给予西方经济思想以有力的冲击，对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不可否认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他们对当前西方经济所面临主要问题的看法和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后果的分析，比较符合当前美国等国家经济发寝的客观现实；他们强调增加供给，肯定了生产的支配作甩，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但是供给学派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他们完全继承了“萨伊定律”的衣钵，反对国家干预，信奉自由竞争，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复古思潮；在经济政策上，供给学派没有也不可能使社会退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而是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同时他们强调增加供给；会使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比凯恩斯主义以前更加剧烈。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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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比较教学;案例教学;数学;方法论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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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静.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昆明大学学报,2008(1).

篇6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成都 610071）

摘 要：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是产业组织理论早期发展中形成的两大学派，双方于20世纪中叶围绕“马歇尔冲突”的论战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反垄断政策的日趋成熟。哈佛学派自贝恩、梅森等人提出SCP范式到谢勒的对体系的完善，主张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其竞争性。芝加哥学派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人为代表，长期和广泛地开展对于哈佛学派学说的批评，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重视规模经济的重要性。两者的学说先后交替地获得了美国反垄断机构的认可和采用，并至今仍为该领域学说的成长提供充足的养分。

关键词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马歇尔冲突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1．036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是产业组织理论早期发展中形成的两大学派，双方于20世纪中叶的论战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反垄断政策的日趋成熟。而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则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斯密所提出的一个论点，“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及其在后来学者理论中所进行的解释尝试，很大程度构成了产业组织理论长期以来争论的核心问题，譬如上述两个学派之间的分歧。事实上，该论点可被视为是对规模经济的一种古典解释，如果该论点成立，那么竞争市场显然不是斯密在这个时刻所观察到的对象，只有垄断才符合条件。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以完成古典经济学的重构，提出了外部经济和成本递减，以解决这一问题并证明该种垄断是“有限的”，但随后遭到了斯拉法等人的批评。之后，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的矛盾被称为“马歇尔冲突”，如这种矛盾确实存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必将失灵，人们势必将在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中有所选择。关于“马歇尔冲突”及其推论的差异性洞见，形成了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关于学术理论和反垄断政策重大分歧的基础。

1 哈佛学派

资本主义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日渐使人们对于自由市场丧失信心。学者们也开始认为，不仅古典经济学中纯粹的垄断并不存在，自动满足“帕累托最优”这一理想图景的完全竞争市场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之间的那一部分。张伯伦和罗宾逊在1933年的工作使经济学重新恢复了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兴趣，而这一“垄断竞争革命”显然为哈佛学派提供了某种灵感，使之跳出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框架，宣告了产业组织理论的“独立”。

哈佛学派以贝恩及其导师梅森为代表，提出了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简称SCP）范式。该学派认为，市场结构的判定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买者与卖者的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进入壁垒，其中“进入壁垒”被特别地强调了。这些因素分别对应买者之间、卖者之间、买者和卖者之间、在位卖者和潜在进入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这些结构性问题将进一步地决定市场中企业的行为，如合谋、策略性行为、广告与R＆D。而这些行为将最终导致企业获得的绩效，如盈利能力，市场效率等。由此，哈佛学派提出了著名的“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其学说也被称为“结构主义”。

这样的逻辑在于，由古典市场结构学说“二分法”所严格定义的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作为分析的起点，并置于天平的两端，进而分析市场结构分别“偏离”两端的程度，来判断它的“好坏”（尽管由次优理论可知，这种比较是存在问题的）。既然企业的绩效由其行为决定，而其行为又由它所在的市场的结构来决定，那么政策目标显然在于主动干预和校正“不良”的市场结构，以恢复和维护有效的市场竞争，这便是哈佛学派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主张。显然，在哈佛学派那里，“马歇尔冲突”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以该学派更加“现代”的方法所验证了的，也是需要政策理解和反映的。

就方法论而言，哈佛学派关于市场结构的关注，尽管是来自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但他们更多地拒绝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那样的分析无法提供对于实际经济的经验研究和计量检验。哈佛学派更多地关注于实体经济截面数据的实证的经验性研究，如贝恩在1959年《产业组织》一书中，用CR4来测量市场结构和用回报率来测量绩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的情况。

之后，哈佛学派也在不断对SCP范式加以完善。谢勒1970年发表的《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意味着哈佛学派相关理论的成熟，此后SCP范式获得了更加一般化的解释，并通过所谓“反馈效应”将其中的因果关系做了关键修正，通过市场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反馈，单向的逻辑链条演变成了核心概念之间的彼此关联，SCP范式似乎已经抛开了某种决定论的模样而变得更加丰满了。

但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哈佛学派的学说显然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在该学派看来，哈佛学派的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的，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和严密的逻辑演绎，而计量检验充其量只能证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而不能得到因果性的结论。其次，该学派过分重视了市场结构的作用，无法对于策略性行为做出清晰的解释，也无法容纳新的概念进入其中，如交易费用等。再者，在数据的获取方面，尽管贝恩注意到了一些困难并试图解决，但使用非均衡时期的数据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做法。

尽管如此，哈佛学派的学说仍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得到了美国反托拉斯机构的青睐。其学说理论，尤其是“集中度—利润率”假说不仅成为了一段时间内学界研究的焦点，在战后至7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内更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政策的重要依据。

2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秉承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的传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优胜劣汰即“生存检验”，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该学派长期和广泛地开展对于哈佛学派学说的批评，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针对性讨论，大致集中在几个方面：①该学派反对哈佛学派的结构方法，认为其过于武断，而更应该从价格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将产业组织理论恢复到微观经济学的逻辑里去，并借此设计经验性分析模型加以检验。②该学派认为不应该把关注投向竞争结构，而应该考虑竞争效率，主张从效率方面考察反垄断政策。因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绩效的基本因素，这其实是要将哈佛学派的分析链条颠倒过来。亦即，正是由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才导致了企业利润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进而形成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势力，“集中度—利润率”假说不成立，否则在市场结构给定的前提下，企业对效率与利润的提升似乎也就无可作为也无需作为了。③被哈佛学派所强调的进入壁垒需要重新定义，如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所进行的再界定，认为产品差别化等因素并不构成进入壁垒，只有潜在进入者相对于在位企业付出的额外成本才可被视为进入壁垒。如果符合这个定义，那么进入就是自由的，竞争就是可以被保证的。因此哈佛学派关于市场结构决定性力量的表述，就需要重新衡量了。

显而易见，芝加哥学派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在于市场组织的决定因素方面，而这种决定因素绝不是哈佛学派那里的市场结构。根据斯蒂格勒为进入壁垒设立的新定义，规模经济已然被自动地排除在进入壁垒概念之外，退出了对于市场结构亦即竞争程度的影响。结合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讨论，厂商的最佳规模由其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边际效率所决定，那么企业规模的收缩，到底是因为其他企业规模扩大导致的竞争的削弱，还是一种主动节约交易费用的有效竞争行为呢？长期以来，企业主动调整规模以适应竞争，则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至多只是“暂时的”。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芝加哥学派那里，规模经济被摆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于是，不同于哈佛学派的意见，该学派的结论显示，“马歇尔冲突”只是一个伪命题，政府干预看起来似无必要，相反，政府的不当规制才是对竞争损害的唯一可能来源。

70年代，美国滞涨浮出水面，经济不断衰退，以及对西欧日本企业竞争劣势的日益明显，使得哈佛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愈加受到怀疑。芝加哥学派则逐渐上升至反垄断经济学说领域的统治地位，对于反垄断政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进入“放松管制”时代，法院开始逐渐减少对于市场价格调整的审查，甚至几乎不对垂直兼并加以反对。

3 结语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围绕马歇尔冲突的争论所形成的丰富的文献和理论，为产业组织理论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尽管随着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已迎来了第二次，但正如斯密的思想在其著作发表后的三个多世纪里不断被新的形式复活一般，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仍在为该领域学说的成长提供充足的养分，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并加深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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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　政府干预

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这两个经济学古老却重要的命题贯穿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始终,两种看似对立的基本经济思想及相应政策主张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新古典经济学沿着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论证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价格理论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和谐经济市场图景自动实现人们所预期的均衡,无需任何政府干预。但新古典经济学为描述市场经济有效性提供基础的诸多假设条件无法由市场个人实现,只有求助政府力量,需要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不断调整和纠正偏离市场规则的行为,如外部经济、垄断等。不过新古典经济学派把政府干预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

一、古典经济学的政府干预思想回顾

15-18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盛行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强调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绝对重要作用,主张国家应大规模地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les,1588-1679)在其关于国家理论的专著《维利坦》中提出通过社会契约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国家是自然秩序的守护者,国家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政府论》中提出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政府干预的限度;孟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1670-1733)在《蜜蜂寓言》中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干预在个人自利行为中有促进公共利益的作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自由竞争使自利的个人由自利实现了公共利益,但在考察自由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时,斯密强调政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社会经济景象后面,政府成为“守夜人”,政府应该象个守夜人那样防止外来暴行和侵略并维持公共治安,但斯密主张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事务,政府只需要提供诸如法律和秩序的最低限度的职能,没必要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一些“赶超”国家里,如美国汉密尔顿、德国李斯特等人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主张,提出政府干预在一国经济实力上升和向工业化转变时期是有必要的。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从哲学、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般逻辑,详细论证了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同样细化了“政府干预”的范围。

二、新古典经济学与政府干预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基本上是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观察阐述经济学道理,没有严密的分析工具,无力解决一些纯理论问题,也解释不了工业革命后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超越经验研究的方法。

边际分析方法由杰文斯(WilliamStanley Jevons,1835-1882)、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瓦尔拉斯(Made Espsit Leon Walras,1834-1910)开创,经由埃得沃斯(FranneisYsidroEdgeworth,1845-1926)、维克塞尔(Johan Gustav Wieksell,1835-1882)、

帕累托(Vilfreds Pareto,1835-1882)等人发展和完善,最后由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35-1882)集大成,形成新古典经济学。

(一)自由市场经济实现自动均衡的条件

1.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自动实现均衡

新古典经济学沿着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探索出的一揽子分析工具给斯密“看不见的手”提供了精致的微观基础和实证分析,其理论核心是论证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试图用边际分析方法解决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通过完善边际效用理论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按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由某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相等时决定的均衡价格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消费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消费决策、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形成一幅自由竞争的和谐经济市场图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自动实现人们所预期的均衡,无需任何政府干预。

把马歇尔的某一市场或某一价格局部均衡扩展到整个经济中所有市场或所有价格形成的均衡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同其它各种商品的价格联系着决定下来,当一切商品的价格恰好达到它们的供给和需求全部相等时,形成市场的一般均衡,得到一个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自动运行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果,依然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

无论在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还是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自动实现市场均衡,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对自由竞争经济的破坏,破坏了它的均衡。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视国家为“Leviathan”(意指一种难以控制的怪兽),希望最大限度地制约政府的作用范围,政府应起作用的领域必是非起作用不可的领域,政府若不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这些领域涵盖:①维护和;②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③界定产权;④监督合同的执行;⑤维系本国货币价值。这五种功能之外的事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用不着政府来操心。

2.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实现均衡的条件

局部和一般均衡分析都建立在许多假设条件之上,这些条件如下:(1)经济中所有当事人都遵循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2)经济是完全竞争或自由竞争的;(3)市场信息完全;(4)无数的买主和卖主使所有经济当事人都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5)所有经济资源都具有充分的流动性。

均衡分析的严格条件在现实社会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按此假设条件建立起来的市场必定存在某些缺陷,需要非市场的力量主要是政府的力量来加以纠正。如果没有政府的存在,这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显然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以不断修正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自由竞争的经济不可能维持下去。上述假设条件的严格性提供了政府干预经济

的基本原因。

(二)新古典经济学承认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新古典经济学为描述市场经济有效性提供基础的诸多假设条件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人们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目标,该目标个人无法实现,只有求助政府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在此给政府留出了空间,需要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不断调整和纠正偏离市场规则的行为。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偏离完全竞争的现象如外部经济、垄断等迫使新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接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庇古提出的外部不经济揭示出私人边际经济福利偏离社会边际经济福利、私人边际成本偏离社会边际成本,而自由市场中的个体厂商或个人按私人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成本来决定生产或消费,使结果偏离最佳的社会结果,完全竞争的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如补贴或征税干预经济,使得私人按社会边际福利与社会边际成本来定出最优的社会资源配置。

马歇尔认为垄断者为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引起价升量减、消费者剩余减少、社会福利无谓损失,显然垄断妨碍自由竞争,唯有政府出面禁止任何导致不正当竞争的垄断行为。张伯伦(Edward Hasngs Chamberlin,1899-1967)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1903-1983)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均认为现实经济常处于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但同样造成价升量减等结果,市场不能出清,政府有必要干预经济,刺激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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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 供给 需求 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以及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其“破”，即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扬弃与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际经验启示提出的理论创新进展；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思路设计与政策主张。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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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理论; 经济政策;关系

Abstract: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is indivisible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Economic policy contained a large economic theory based on ingredients, strengthen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s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Domestic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should defects rectified, you should also promote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action.

Keywords: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policy;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政策则是经济理论的应用。具体来说,两者的依赖关系是多层次的。

第一层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理论研究里层次最深、适应面最广、成果最抽象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所要揭示的是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既包括经济关系演变的规律,又包括经济运动的规律。在这中间,经济理论研究虽然是透过经济现象的变化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阐明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在制约联系和外在作用条件,但经济政策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经济政策对经济现象的导向关系,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外部环境的影响等。

第二层是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研究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也是经济政策研究的任务。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体系及其政策程序。

第三层是经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的任务是探索一定经济关系体制和一定经济运行机制条件下,由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个层次上,经济理论研究是直接为经济政策研究服务的,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就自然成为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包括政策方案拟定、政策方案论证、政策方案比较和政策实施步骤等。经济政策虽然是具体的管理与控制的经济方法和经济形式,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经济理论的依托成份。

2、经济政策观的历史演变及反思

西方古典经济学带有明显的实用倾向和强烈的实用色彩。流行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初形态,又是一种鲜明的政策体系;其后的重农学派虽然在经济理论分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经济政策主张仍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理论研究非常明显地服务于各自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区别开来的是西尼尔,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研究经济理论问题, 也不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主张把政策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交由立法学和政治学来研究。在西尼尔之后,大卫・休谟又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

马克思从特定的时代和立场出发,也非常重视经济政策的研究,但他始终没有把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科学的专门学问来研究,只是服从于揭示资本运动本质规律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马克思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广泛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地摆脱个人和团体的及阶层的私利束缚,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客观的评价分析。

3、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但经济学体系中的政策研究却进展不大。经济政策研究的失误,明显在于理论基础不足,特别是没有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理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3.1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现状。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并且与经济政策研究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地推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甚至矛盾还是相当严重的。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各级领导部门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严重倾斜到两权分离、分配不公、通货膨胀、双轨制以及市场取向和外向型经济等方面,侧重解决实际问题和短期效应,而相对放松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集中较多力量,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我们却没有充分重视组织人员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并且经济理论队伍中也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浅尝则止、满足于表面理解的学风。忽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使得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革实践提出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理论的导向功能差。理论是实践的向导和根据,没有理论向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近年来,我国改革中的失误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理论的导向功能差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缺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运行机制、调控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因而难以驾驭市场,阶段实施对策欠妥密,基础薄弱和目标模糊构成改革的最严重障碍,需要通过严密的科学的理论论证和目标预测,但这方面的工作很不扎实。

第三,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矛盾。改革中的理论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改革与理论的关系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在我国改革实践中的确存在这样几种观念: 一曰先改革后理论说;二曰改革决定说;三曰理论无能说。不可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据,但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完整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从改革的内涵上看,改革首先应该是理论的改革和指导思想的转轨, 其次才是具体制度的改革。如果指导思想和理论不转轨,具体制度的改革必然难以推向深层次。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创新,理论改革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四,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缺陷。这些年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主要有:首先,不是扎实研究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本质规律,解剖活生生的经济现实,而是简单地引经据典;其次,理论只充当政策或决议的解释工具,跟在政策后面注释和证明;第三,我们的理论极其缺乏个性和新鲜感,创新理论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的风派问题;第四,总是试图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来弥补我国改革理论的不足。事实证明,这种不分国情的理论全盘引进没有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3.2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现状。作为运用范畴的经济政策研究,由于改革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而表现出极不规范的状态。

第一,经济政策研究的总体缺陷。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直接决定着地区和部门,甚至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分割关系,因而领导意向、权力份量、政府偏好和经济实力等,往往会取代严密科学的政策论证和实施程序,成为制约政策的根本力量。这就必然会经常发生轻率政策、超前政策、反向政策和随机政策的问题,造成出台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的严重不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政策研究、政策论证和政策实施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论证过程不严格和实施程序不规则的问题。

第二,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不够紧密。我国以往进入经济学体系的政策,大都是游离于经济运行机制之外的。这些政策的特点是: 阶段性、时效性极强,它们多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提出的,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任务的变更即失去意义,多数政策很难长时期产生效益。指导性、意向性极强,它们多数是为表明党和政府工作的方针和取向制定的,一般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可操作性很低。政策是孤立零散存在的,政策的配套协作性差,而且各种政策的作用之间经常会相互抵触。这些政策分散在经济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理论上没有内在联系,实践上也各不相干。

第三,用对策研究替代政策研究。在有的时期或有些情况下,也有用对策取代政策的情况,这既包括宏观方面的政府对策,也包括中观和微观方面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的对策。不容置疑,对策研究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途径之一,但它与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政策研究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3.3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在:第一,经济理论研究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政策研究。虽然我国各高校都有不同形式的理论研究机构,但其业务方向主要是为教学服务,不是为政府服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机构只开展一般性研究业务,其工作并没有纳入到较高的层次。而相反,进行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各类研究机构却起着政策战略甚至指导理论的作用,扮演了理论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双重主角。第二,政府接受理论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功能差。处在不同位置上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除能见诸于报刊外,只有很小的部分能引起行政领导的重视,多数是传递不到领导政策系统的。两者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结纽带。第三,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研究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各有各的一套做法,两方面很少展开对话、交流活动,这又必然导致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脱离的后果。

4、促进我国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协调互动

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这种断裂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矫正,必须促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关系。本人以为,具体应做到:

4.1摆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社会位置。在我国,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位置,在总体上是明显低于以行政领导和行政权力为中枢的政府政策的。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虽然都设有不同名称的研究机构,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各省市都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然而它与实际部门关系松散,主要进行近乎封闭型的纯学术研究。这种情况说明,协调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必须首先在全社会造就尊重理论和政策研究风气,提高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成果在政府政策中的地位,加大政策的科学性成份。同时,恰当扩大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的编制,提高研究人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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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政资金配置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决策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西方主要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中国财政资金配置必须要科学定位各级政府行为边界与财政资金的职能范围，财政资金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健全财政资金绩效的量化考核制度，要建立财政资金运行的全程监控制度。

[关键词] 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中国财政资金配置启示

一、西方主要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回顾

1.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西方古典财政支出理论是当代西方财政学说的理论渊源。威廉・配第（1623年～1687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赋税论》中，依据政府职能需要，提出了财政开支的一般范围，主要包括六项“公共经费”：军事费用，行政官吏的俸禄，“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各种学校的经费，对孤儿和各种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赡养费，以及修筑公路、疏浚河道等公共福利事业的经费。他认为财政经费支出应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振兴产业为目标，因此主张压缩非生产性开支，相应增加有关生产性支出以及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并主张通过实行行政、法院、教会等制度的改革以缩减支出。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书贯穿了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斯密依据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形成了他独特的自由主义国家观。他认为，政府的活动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必须消耗的那部分物质产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它严重妨碍了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政府应当尽量缩小自己的职能，实行廉价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将国家的职能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社会，二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斯密主张政府的财政开支要压缩到最低限度，主要用于与上述国家职能相应所需的经费，即国防费、司法费和公共设施建设费。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继承了配第与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科学成份，并加以补充和完善，成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的财政支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亦极力鼓吹经济自由放任，同时，他把国家经费全部或几乎全部看作是非生产性消费，因而主张尽量压缩国家财政开支。

2.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19世纪中叶，社会政策学派指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强调社会改革的必然性，提出国家实行社会政策的主张，社会政策学派在德国财政经济学界具有很大影响。瓦格纳（1835年～1917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建者。他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国家对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又谋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现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他极力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树立有计划的生产秩序”取代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防止牺牲别人利益以谋求个人私利；对劳动者及其它小市民从财政物资分配上给予帮助。瓦格纳认为国家不仅有维持国内的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敌的任务，同时还必须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财富的机会。而且国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经济目的之上，在这个关系上要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必须强制对国家尽责。为确保完成国家目的的财源，他主张扩大国有财产，实行铁路、保险、银行的国有化，施行新的特权及烟草专卖，坚决贯彻煤气、水道、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的赋税政策积极地改变人民所得的分配。瓦格纳还联系国家目的、任务及其活动的财政需要论述了国家经费问题，认为国家活动应把法律与权力目的与文化和福利目的这两个国家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实施，为此应形成一种给予机制，这就是财政的经费体系，构成财政需要体系。他提出了三条重要的财政经费原则：一是应有正当自主的财政监督组织；二是应遵守节约的原则；三是应兼顾国民所得与财政需要的原则。特别需提到的是，瓦格纳论述了公共活动特别是国家支出的膨胀问题，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说：“财政经济就是为筹集完成国家总体经济机能的任务所必须的物质辅助手段，而不能不进行的活动。由此可见，财政经济范围必须随各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决定”。

3.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破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学派及其理论应运而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凯恩斯（1883年～1948年）认为，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只起辅助作用。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是通过利息率而间接起作用，不如财政政策作用来看直接和有力。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衰退时，应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减税。他特别强调举债支出的作用。他认为，税收的变动，尤其是用累进所得税，虽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单靠税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经济危机和提高就业水平。然而，扩大政府支出的来源，如果是靠增加税收，则又会减少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结果依然达不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赤字的财政政策。汉森（1887年～1975年）是美国经济学家，也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和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着重研究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认为利用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所谓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汉森主张政府扩大公共工程投资，这对于扩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具有加速作用。汉森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逆风向行事”。萨缪尔逊是凯恩斯学派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萨缪尔逊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成为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而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与政府经济活动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点：一是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这种支出比政府的一般开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加福利开支。他认为福利开支既是“内在稳定因素”，可自动调节，又可利用它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三是政府应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扩大这方面的直接投资或给予补助金。同时，政府还应重视旨在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公共开支。

4.供给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供给学派是在美国7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是围绕如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滞胀困境这一问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温尼斯基、吉尔德、蒙德尔等。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把滞胀的原因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把需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要刺激总需求，就能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从而忽视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给因素。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对于供给增加只能产生负效应。因此，要医治滞胀这一顽症，就必须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推行注重供给管理的经济政策。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供给不足，那么，减税便是促使供给增加的基本手段，因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这样自然就会促进供给增加。另外，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是促进供给增长的又一重要措施。他们认为，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反而会使失业增加，有损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在庞大的失业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业成本太低而“自愿失业”的。再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需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和众多的管理人员，繁琐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会助长弊端，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从摆脱美国财政危机的角度看，也需要削减日益膨胀的社会福利支出。这项开支已占到美国财政支出的40％，比军费开支增加得更快。他们认为这项支出在一定时期曾对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缓和作用，但现在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美国政府日益承受不了这种负担。

二、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对中国财政资金配置的启示

1.科学定位各级政府行为边界与财政资金的职能范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经济改革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首先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这实质上就是规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活动领域与范围。理论研究表明，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构成公共经济部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并由市场来提供是明显不足的，只有依靠政府来配置和向社会供给才能得到满足；私人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可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并可达到充分供给的水平。从本质上讲，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分工就是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的活动领域的分工。财政资金活跃于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社会资金活跃于私人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即使是财政资金活动的纯公共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也仍然可借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力量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并通过财政资金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实现公共产品领域的跨越式增长。当前，应当进一步收缩国有经济部门的范围，将涉及市场能进行有效配置并能充分提供私人产品的国有企业通过控股或拍卖的方式转换成股权多元化的非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部门只保留涉及国计民生的、关系经济运行安全的基础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生产和纯公共产品领域，以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善于利用财政资金调控经济的职能，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投资带动作用，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决不可过度增加财政支出，否则，一方面会增加经济主体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浪费，另一方面又会影响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2.财政资金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要充分市场机制的作用，全面推进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市场化配置是指部分财政资金按市场方式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在编制和执行计划时偏好于政治利益，计划的可行性和政府行为的理性被随意性取代，导致资金的计划配置效率低下。为了实现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市场体系。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只有通过其自身在市场中循环周转来实现，市场的有效性是实现财政资金有效使用的前提条件。因此，以统一、开放、规范、有序为目标的商品、要素、资本、技术以及信息市场的建立是保证财政资金市场化良好运行的条件。二是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一定时期内，各行业的利润水平是不同的，按不同行业制定不同层次的优惠利率水平是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条件。利率水平的确定，必须以市场利率水平为参照，才能实现企业收益与成本的对称，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才真正具有约束力。同时，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也是财政信用顺利开展的条件。三是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执法工作，保证经济参与者的公平竞争，坚决反对把财政信用作为保护落后的手段。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离不开财政资金市场化的规范管理。财政资金在投资领域的使用效益不高，其原因是在资金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市场决策、市场化管理、市场化经营滞后。应建立有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市场化决策程度，把财政投资计划建立在对市场综合考察基础上。

3.要健全财政资金绩效的量化考核制度

当前必须要建立合理的财政资金配置绩效的评价机制，加强财政绩效管理，才能真正促进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绩效考评的概念、实施范围、步骤、主体、操作规程、指标设计、监督制衡、结果运用等内容，使绩效考评工作能够在统一的管理制度约束下，规范、协调、有序地进行。在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核实施的步骤上，以项目绩效考评为切入点，项目绩效考评是其他层次绩效考评的基础。等项目绩效考评具备一定经验后，再进行部门绩效考评试点，在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推开，真正实现部门预算的绩效考评。在财政资金配置绩效组织实施上，先以财政部门为主，再过渡到人大、审计、财政各自分工负责立体式的绩效评价模式。在评价方式和评价体系建立上，先推行单位自评或考评为主，财政局重点考评，财政协调部门共同制定评价体系，待评价的指标体系、标准体系、方法以及相关评价制度完善后，再过渡到以审计、财政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为主的评价方式。此外，要建立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评工作信息库，便于监测项目预算周期的完成过程，收集、查询项目资料，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分析计算历史标准值。要科学合理地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以便于绩效考评指标、标准体系和有效组织实施。要硬化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评工作结果的约束力。不同的财政支出绩效监督机关和实施单位，对评价工作结果的运用目的、范围、程序、权限等做出具体规定，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权威性。

4.要建立财政资金运行的全程监控制度

具体措施包括:（1）建立一套连续有效的财政资金运行监控主体网。在财政资金运行的一个循环中，从纳税人纳税到财政支出、财政资金使用各环节应当有不同的监控主体。这些主体可能包括：纳税人群体、财政、税收、计划、审计、监察和人大监督机构，甚至有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要明确各环节监管主体的权责利，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全程监控制度来规范和引导监督主体的监管行为。当前，应抓好财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和项目建成后的后续监控的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中，要明确全程控制制度的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职责、控制程序和控制的法律保障等具体内容。（2）严格预算支出约束和监督。一是考虑建立由各方的专家组成预算审查委员会，对预算进行全面审查；二是搞好法规之间的协调。各级人大和有关执法机关，应认真清理与《预算法》相冲突的法律条款，以维护《预算法》的权威性；三是严格预算支出约束。要追加预算必须按法定程序经人大批准，且每年预算变动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四是强化支出监管。各级人大要经常监督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部门要将财政审计作为重中之重，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支出与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全面推进财政绩效审计。

参考文献:

[1]保罗 A.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经济学》(Economics)，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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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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