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内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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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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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行政精神的孱弱现状

（一）公共行政思维中公共性的流失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最显著的特性。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个光景，社会结构的转型对行政界域内公共性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和膨胀的行政组织，同时对公共行政主体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第三部门和行政外包等新形式的行政组织展现在公共服务选择的面前。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导致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有限，而受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行政外包组织则始终以经济性为首要原则。当私有制的思维沁入到公共领域中，公、私界限模糊，难免不损害到公共行政至善、至纯的公共性，使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往往接触不到真正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平价的公共产品。针对政治体制改革回应相对滞后的我国而言，公共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制权的增强，而对应着公民公共行政权力的缩小，这无疑加深了公民与公共行政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我国实现民主治理的难度。

（二）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

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源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行政文化桎梏下的公共行政精神根基薄弱。家天下的时代，整个社会处于伦理教化的非理性和皇室强权专制统治之下，人情往来、个人崇拜、等级有序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政府强大、公民弱小和淡泊法律的意识深入人心，国民缺少自觉认知和遵守现代法律法规的精神是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与习惯。而今，这种典型的民族心理特征突然受到外来新思潮的猛烈冲击，难免不使中国上下呈现出非理性的狂躁。行政组织内部滥用公共权力、损害行政诚信、随意制定决策等，对应着公民上学难、住房难和看病难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些现象直接挑衅着公共行政的权威和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于是在现实中，行政主体贪污渎职、暴力拆迁、钓鱼执法公民政治冷漠、自焚抗议、郁愤难平在如此政德面前，伦理道德不堪一击，衰微的法理精神造就了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这急迫地呼唤完善的法治社会快速到来。

（三）公共行政目的的偏颇

社会转型带动了社会结构关系的转变，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公共利益成为集团与政府以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公民的公共利益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强大的集团利益。对利益的盲目追求，使与民争利的现象不仅显现在利益集团之间，也显现在行政组织内部，行政人员之间，致使公共行政最根本的服务目的被忽视，公共行政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职能发挥不彻底。在单纯利益的驱动下，公务员队伍中出现了大批对公共服务缺乏热情、道德水平低下的蛀虫，他们贪婪地蚕食着原本应该高效、公正的公共行政。在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下，也加重了国富民衰的迹象。公共行政的现实目的直接陷入到被质疑的危机中。

（四）公共行政观念的形式化趋同

尽管我国行政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起步晚，发展慢。在精彩纷呈、眼花缭乱的西方行政理论面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界稚气未脱。始终追随在各式各样的行政思潮之后，难以创新。尽管很多优秀的学者致力于在吸收西方精华理论的基础上完善创新我国的行政理论。但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全面发展对公共行政能力提出的紧迫要求，使得我国的行政理论不得不受到系统、完备的外来思想的同化。甚至存在部分不负责任的学者，在没有或者鲜有对我国的公共行政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就直接照搬照抄国外的思想理论，用以指导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造成了我国的行政观念与国外思想产生形式化趋同的现象。可以说，这种学习创新精神的孱弱，直接影响到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理论和治理实践的脱轨，对我国的公共行政发展百害而无一利的。

重塑中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手段

（一）扩大民主途径

本能地意识到公民的要求与呼声，这是政府必须具备的执政能力，这需要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健全。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做到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然而，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电子、数字、通讯设备、互联网等高端技术，为建立、拓宽多种“民主参与”和的渠道，政府与公民的对话，以及公民民主参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过这种公开、民主的自由表达，实现公民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进行广泛参与的目的，推进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复归，进而对政府行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给予必要的回应、监督和压力，这也正是民主行政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内容。

（二）加强法制改革力度

完善、正义的法律制度是公民权利实现和公共行政行为有序的最强大有利的武器。特别是对于法治基础薄弱的我国来说，维系社会主义运行秩序，规范政府行为必须要加快法律制度建设的步伐。包括明确法律原则，建立制衡机制，在法律面前保证人人平等，更新法律法规内容，做到遵法从严、立法公正、司法公正、执法公正，借法律来实现权力与义务的平衡，使行政行为有法可循，行政失范有法可究。

（三）发挥大众传媒的公益作用

时代的信息化为政务的公开、透明提供了多种可行方式，其中，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公益作用，做到全面监督与树立典范的结合，无疑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大众传媒作为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产物，对社会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效果也越来越大。而我们需要转变的是大众传媒传播商业价值远远大于公益价值的客观现状。积极发挥其舆论监督功能，加深行政人员服务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并通过树立像孔繁森、牛玉儒、白芳礼等深入人心、感动中国的精神楷模作为人物典范，激励广大行政人员自觉履行公仆职责，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事业中，从教育培训、模仿学习中领会公共行政精神，教化并培育公民热爱祖国，珍视生命，勤恳无畏，甘于奉献的公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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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包括优惠税率、退、抵税、再投资退税在内的众多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是内资企业无法享受和比拟的。

一、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一）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

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外商投资在三千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项目；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

我国目前内外资企业适用两套税法，税率上有着巨大差异。内资企业在任何地方的所得税税率均为33%，而外资企业在特区所得税税率是15%，在沿海14个开放城市是24%。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的实际税负水平。

（二）“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

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免二减三”。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依照前两款享受免税、减税待遇期满后，经企业申请，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在以后的十年内可以按应纳税额减征15%至30%的企业所得税。（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

（三）购买国产设备退税政策

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退税的范围：是指《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中规定的《外资投资产业目录》（鼓励类和限制类）以及《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的投资项目，在国内采购的设备，对列入国务院〈外商投资项目不预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预免税进口的商品目录〉在国内采购的设备，不能享受退税的优惠政策。（选自《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试行办法》国税发[1997]171号文第八条》）

就是说，外商投资企业所购买的国产设备，可根据其增值税发票，向税务机关申请设备17%的增值税退还，其退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适用的增值税率，在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可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

（四）购买国产设备抵减企业所得税政策：凡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对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的《外资投资产业目录》鼓励类和限制类的投资项目，除国发[1997]37号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预免税的时口商品目录》外，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条例规定享受统一减免企业的所得税政策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免税期间可适当延续抵免期限，但延续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七年。（选取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0]049号）

外商投资企业购买的国产设备不仅可退还其增值税外，设备价值的40%可用以抵免企业的所得税。

（五）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增长10％（含1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允许再按当年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如当年度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达到10％以上、其实际发生额的50％如大于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可准予抵扣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不能预以抵扣。（选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3号）

（六）地方所得税减免政策：对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减征地方所得税，目前河北省免缴五年，减半征收五年。

（七）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优惠政策：对已设立的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改造，在原批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八）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缴纳场地使用费。

（九）城市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外商投资企业暂不征收。

（十）外商投资企业的再投资退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国务院另有优惠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直接再投资举办、扩建产品出口或先进技术企业，可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全部退还其他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款。

（十一）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总额经董事会批准，不必和地方人均工资收入挂钩，不做纳税调整。

以上的这些优惠政策，非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均不能享受。

例如：建设2×300MW燃煤发电机组，按内资企业内资测算：

1.总投资25亿元，注册资本占25%，投资全部列为固定资产。

2.企业预计年收入90000万元，预计应上缴流转税9000万元。

3.成本80000万元。

燃料、材料、水费、电力费、修理费均列为变动成本，金额62800万元；工资、福利和折旧列为固定成本，其中：工资总额2000万元，福利280万元，折旧15000万元。

投资总额同类机组，按外资企业设立，变动成本同内资一致。

1.外资企业固定成本中的福利费应据实列支，约工资总额的10%，为200万元，内资企业福利费按工资总额14%计提，这样仅福利费相差80万元。

2.固定资产折旧方面：由于购买国产设备退税，固定资产原值减少，折旧相应减少。

购买国产设备的应退增值税额：固定资产总值25亿元，机械设备占固定资产总值的75%，若可退增值税部分设备占设备总值的60%，合计金额112500万元，可退还增值税16346万元。

计算如下：可退税设备价税合计金额＝250000×75%×60%＝112500万元

可退税金额＝112500／（1＋17%）×17%＝16346万元

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6%，退增值税16346万元冲减固定资产原值，年固定资产折旧影响980万元。

内、外资企业成本对比（见表1）

3．全年预计应缴流转税9000万元，城建税和教育附加为流转税的7%和4%缴纳，全年应缴990万元。

本假设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均已批复，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1）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自第一个获利年度起，“免二减三”。

（2）属于能源、交通等项目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购买国产设备可抵免企业所得税38461万元，企业可用最长不超过7年时间进行抵扣。

可抵免企业所得税＝可退税设备价税合计金额／（1＋17%）×40%＝112500／1.17×40%＝38461万元

（4）地方所得税3%，实行“免五减五”。

（5）工资总额对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假设公司员工200人，当地年工资水平15000元／人，其超出部分的工资应进行纳税调整，按当地水平的应发工资300万元，实际发放2000万元，超出部分1700万元进行纳税，调整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增加1700万元。

二、内、外资企业利润对比（见表2）

由于政策的不同而产生了巨大的利润差距，10年经营期间内、外资差距达44780万元。

本假设没有考虑购买国产设备退税增加现金流量，财务费用或资本化利息的减少；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增长10％（含1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允许再按当年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设立的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改造，在原批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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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网上了十七大三中全会的公报，会议通过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并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明确判断，并给出当前中国经济工作原则性的方针。比如说，公报指出：“坚定信心、冷静观察，多管齐下、有效应对，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及基本原则。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层次的意思：一是尽管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没有多少改变，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少突出性矛盾与问题，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以静制动，观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又要根据这种态势与变化不断地调整其政策，以便找到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

二是在国际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扩大内需来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而扩大内需的重点又要放在消费需求上。所谓的消费需求包括了居民自住性的住房消费需求及个人信用性的消费需求。

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但是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点不是鼓励房地产炒作与投机，不是让房地产炒作者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炒上天，并以此来制造经济的虚假繁荣或短期繁荣（而这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是要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放在居民自住性的消费需要上。居民住房的消费需求是房地产现在及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动力。

在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来看，尽管这几个月来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当前的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仅是与2007年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年份比较是下降了，但是与2006年、2005年相比，其销售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二是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销售减少，不是居民没有住房的消费性需求，而是过高的房价一直顶在2007年的高价格水平上，从而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2007年房价，不少地方价格上涨一倍甚至几倍，过高的价格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当房地产市场炒作与投机一旦受到限制，住房的销售下降也是自然。可以说，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如果不做大幅度的调整，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房价这么高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购买。如果说，各地房价能够下降到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水平上，当前房地产销售问题就会化解，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会到来，中央扩大内需的目的也得以实现。但是目前问题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房地产暴利模式宁可不卖也不降价销售。

三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做四个稳定。即经济稳定、金融市场稳定、股市稳定及社会大局稳定。而且这四个稳定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孤立的，因为资产价格泡沫是这些不稳定的核心。所以，四大稳定又要落实在民生的问题上。因为，经济发展、金融及股市的繁荣都是为了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福利条件，而不是为稳定而稳定。如果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福利条件改善了，那么广大民众就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矛盾与冲突就会减少，社会大局的稳定就自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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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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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WWW.66WEN.COM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篇6

    谈及经济法的政策性,就不得不提及“经济政策”这一概念。一般认为,经济政策是指经济政策主体在某种特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经济政策手段,去实现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行动或者行动方针。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都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职能都是为了实现对国家经济的管理,追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目标。法律都来源于人民意志,统一于人民意志,是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不同形式,经济法律、法规往往是把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规范化,可以说,经济政策是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依据。但经济法律、法规不是经济政策的简单重复。因为在经济政策法定化过程中,要进行修改、提炼、废弃一些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不符合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内容,所以定型化了的经济法律、法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济政策。虽然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一样,都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要求制定的,但经济政策只是力求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比较正确地利用了客观经济规律,并把经济规律法定化、制度化。经济政策的“活跃性”区别于经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当国内或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应对的政策会及时的随之调整变化,及时有效的解决各类问题和矛盾;与之相对的是经济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其调整的对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固定不变的,这是由其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经济政策的“指导化”区别于经济法的“具体化”。由于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方针、原则和路线,不可能很具体,一般都较为原则。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组织、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具体规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用以调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从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经济法是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经济法体现了一国现行经济政策,是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政策,二者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与此同时经济政策除了通过经济法表现以外,还有其他表现方式,如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决定、经济通知、经济发展建议等,它们都是统一于一个国家总政策和基本经济政策的。但经济法不同于其他表现形式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将现行经济政策中适于实践与发展的那部分成熟的内容加以系统化、规范化,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律规范。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由于带有法律的“头衔”,因此具有强制执行力与规范性。所以,政策性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经济法的其他一切表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政策性展开的,如灵活性、多样性、实践性等。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

    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同时经济法又体现了经济政策的各项任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条以“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为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是经济政策,但通过法的基本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并在该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城市房地产的开发、交易等作了细化规定。又如,产业政策对经济立法也有很大影响。《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经济基本法”,虽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过遏制垄断和限制竞争等行为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标志着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仅为补充和纠正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为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可以说,现代国家基本上都奉行这样的基本经济政策,即自由竞争和国家适度调节。而“适度调节”是因国情而异的,因时而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目前多数国家所认同,即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必须适可而止,绝不能过分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所在。例如,以美国为例,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社会问题,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指导的政府出台大量经济政策解救美国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过度的干预使市场本身的各项优化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故又不得不因时因事的调整各项政策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的自身职能得到最优的发挥。政策的变化也推动着法律的变化,二者在变动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朝着能更快适应社会、更加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正是顺着这条前进方向,如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法现在基本已形成以竞争法为核心、以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为侧翼的法律体系。因此,政策因经济形势或其他社会需要而经常发生变化,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经济法也受其影响而处于变动之中。如为了应对国家保护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事项包括“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的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专门对中小经营者做出了垄断协议豁免规定;根据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德国修改《联邦银行法》,把对货币和金融的控制权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在巴黎签署《禁止超越国际的贿赂行为条约》后,缔约国则需相应地制定或修改国内法,以禁止企业为取得合约而向外国官员提供好处。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同样体现在执法与司法领域,并非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要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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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际汇率合作的平淡成绩相反，欧洲央行积极参加了七国集团、十国集团(G10)、二十国集团(G20)、国际清算银行(BIS)、IMF、金融稳定论坛(FSF，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OECD等国际机构和组织关于加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系列活动。在如何加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尤其是如何促进健全国内经济政策与改进危机管理方面。欧洲央行都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设。

一、促进实施稳健的国内经济政策

稳健的经济政策是有序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关键。稳健的政策除了通常的宏观经济政策外。还包括审慎管理外债风险、慎重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实施合适的汇率政策。欧洲央行认为IMF对经济政策的审慎监管是危机预防的重要手段，IMF应采取措施改进监管重点和质量。提高政策建议的影响力，加强对接受IMF融资项目的国家的监管。

1.外债风险管理

2000年。一些国际机构和论坛对改进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外债风险提出了一些建议。就公共部门的外债风险管理，IMF和世界银行制定出一套《金融部门评估计划》指导方针，实施了《特别信息标准》和《规则与标准遵守报告》，在官方国际储备和外汇流动性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欧洲央行和欧元体系不仅参与了外汇储备管理指导方针的制定，而且也积极实施了IMF的SDDS这一标准。在私人外债尤其是金融机构外债管理方面，欧洲央行主张加强政府的监管以促进审慎的风险管理。

2.资本项目有序自由化

欧洲央行和欧元体系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只有与金融部门的发展一致并且节奏有序，才能有利于经济金融。欧洲央行和欧元体系不主张在资本流动不稳定的时候开始自由化进程，也不主张在国内金融体系足够稳固之前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欧洲央行的这一观点与IMF教条式地在成员国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存在一些区别。

3.汇率制度选择

欧元体系并不认为存在适合所有国家的汇率制度，而且一国的最优汇率制度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强调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从各国国情出发，从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现状出发，而且合适的汇率制度还应与总的政策框架一致。与区域贸易和金融联系一致。同时，对汇率制度的评估还应考虑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动态关系。欧洲央行这一观点与IMF和美国强调两极汇率制度的观点存在差异。通过合理的国内政策来减少遭受危机冲击的可能性的需要，已经使得IMF不断加强对成员国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及金融体系稳固性的监管。同时IMF也对一些国家遵守标准和准则的情况进行了监督。欧洲央行认为IMF的上述监管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IMF加强监管给予了支持和配合。主动向IMF提出对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收支体系政策是否遵守了IMF有关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的标准和准则进行评估和监督。

二、加强危机管理

欧洲央行认为，金融危机的有效防范和处理可以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它认为虽然私人部门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融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由于私人贷款者参与危机处理时通常采用个案处理的原则，因此公共部门的作用更重要。IMF、七国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组织对加强金融危机管理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比如IMF建立了一个资本市场咨询小组来加强与来自私人部门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正式对话，调整了融资机制以提高其在防止和处理危机方面的效率，尤其是修订了一些条款以防止成员国在过分长期或庞大的融资需求上对IMF产生依赖。然而，欧洲央行认为尽管1MF在危机管理上做了不少努力，IMF还应分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各自在处理危机中的责任。考虑到IMF资金有限和道德风险，IMF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应侧重于动员私人部门的金融支持和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因此，欧洲央行主张在国际货币金融危机发生时，应限制IMF的公共贷款，鼓励私人部门的参与。而且，对IMF的贷款政策，比如对遭受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金融支持水平的评估框架、贷款条件和程序，欧洲央行也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债务国和私人贷款者之间合理分担责任，从而促进有关各方更好地与国际社会协调，共同处理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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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教育部“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基金支持

内容摘要：本文对 1979-2004 年之间我国 GNP 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大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规律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我国经济现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建议。

关键词：GNP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 相关性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是衡量国内经济均衡的主要指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我国从1979年开始经济改革开放，伴随着市场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国内经济出现了多次波动。本文通过对1979-2004年间我国历年总体经济变量的定量分析，以寻找经济内部均衡的规律，为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种定量依据。

1979―2004年我国总体经济形势与政策回顾

1979年开始的国内市场开放带来了市场需求与价格水平快速上升。为控制物价上升，1985下半年央行采用了紧缩货币政策。

1987年央行货币政策方向为“紧中求松”；1988年开始价格体制改革。这导致了物价水平的急剧上升和经济态势过热。

1989年，国家采用了经济紧缩措施，并对市场进行了严格整顿，导致了价格水平的急剧跌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1991年起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加快经济发展，物价随货币投放量增加而上升。1993年我国经济成功“软着陆”后，经济增长在较高水平上稳定下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严重受损。随后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缓慢并存。1998年开始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2002年我国的经济再次恢复。

1979―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性的比较分析

经济变量关系图：以GNP增长率、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和城镇失业率，形成三大宏观经济指标用以衡量我国经济的波动状况，见图1。

经济变量波动性比较：按经典经济周期分析模式，我国经济分为5个周期：1979-1981、1981-1986、1986-1990、1990-2000、2000-2004。波动规律如下：经济增长波动性明显下降，且产出波动显著时期都对应着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扩张时期，说明产出波动性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物价波动呈较明显增加趋势，且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失业率波动相对平缓，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没有明显关系。

1979―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变量波动规律解析

单个变量波动性分析

经济增长逐步稳定：按支出法考虑GNP四个主要构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1986-2004年间，投资与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0.744、 0.232。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稳定主要源于1996年后投资与消费支出的稳定。

物价水平波动性增强：物价波动主要受央行的货币政策导向的正向影响。在1991-2004期间，零售价格上涨率与M2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63。

失业率的非周期波动：体制造成的“虚假就业”，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劳动重新配置，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交错作用，导致了失业率变动的非周期性。

变量间的相关性的统计分析

经济增长与失业：二者无明显相关性，系数-0.168，未通过Pearson检验。根据增长理论，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改革开放中新资本的注入和新技术的引进提高了劳动边际效率；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了高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并存。从而，二者的关系违背了宏观经济学的一般逻辑。

经济增长与通胀：二者体现出较强相关性，系数为0.587。说明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显著“托宾效应”，即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正向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同时受到了货币扩张的正向影响。

通货膨胀与失业：通货膨胀对失业率的降低没有显著影响，相关系数-0.385。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就业变动与整体经济波动方向并不一致。

篇9

《中国经济雷达月报》预测，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上升到0.7341，上升0.0192个指数点，中国经济监测雷达显示黄灯，负面。

中国经济增长--上升

中国经济总体决定中国经济增长。以中国经济指数和经济增长为基准，基于对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上升到0.7341，上升0.0192个指数点的逻辑，预测2013年6月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8768%，比2013年5月份经济增长率7.6430%上升0.2338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结构--下降

经济结构决定经济机制。基于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0.7341和经济增长率7.8768%的逻辑，预测：

6月份农业增长率为3.4877%，比5月3.3716%上升0.1161个百分点；

6月份工业增长率为8.0012%，比5月7.7330%上升0.2682个百分点；

6月份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5141%，比5月8.2283%上升0.2858个百分点；

6月份服务产业占GDP比重为43.7080%，比5月43.4810%上升0.2270个百分点；

6月份中国结构质量指数为0.4371，比5月0.4348下降0.0003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形态--膨胀

中国经济形态取决于经济增长与市场价格双重变化。基于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0.7341的逻辑，预测：

6月份经济增长率为7.8768%，比5月7.6430%上升0.2338个百分点；

6月份价格增长率为2.4298%，比5月2.3046%上升0.1252个百分点；

6月份中国经济形态指数为0.8224，比5月0.8169上升0.0054个指数点；

预测6月份中国经济形态环比将进入价格上升为主、经济上升为辅的经济膨胀。

国内经济循环--下降

国内经济循环取决于国内市场运行。基于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0.7341和经济增长率7.8768%的逻辑，预测：

6月份价格增长率为2.4298%，比5月2.3046%上升0.1252个百分点；

6月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为12.9589%，比5月12.6567%上升0.3022个百分点；

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0.8558%，比5月20.5316%上升0.3242个百分点；

6月份净出口增长率72.2895%，比5月161.3665%下降89.0770个百分点；

6月份总供给增长率为7.8768%，比5月7.6430%上升0.2338个百分点；

6月份总需求增长率为18.7286%，比5月18.7322%下降0.0036个百分点；

6月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之比为100： 141.0，相比5月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之比100： 158.5，国内市场供求缺口减小；

6月份国内市场运行指数为0.6504，比5月0.6540下降0.0036个指数点。

国际经济循环--上升

国际经济循环是中国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0.7341和经济增长率7.8768%的逻辑，预测：

6月份货物贸易占G D P比重为52.7275%，比5月54.1304%下降1.4029个百分点；

6月份出口增长率为13.7480%，比5月14.3936%下降0.6456个百分点；6月份进口增长率为12.3572%，比5月8.7410%上升3.6162个百分点；

6月份外贸货物吞吐量增长率为9.0394%，比5月9.3820%下降0.3426个百分点；

6月份贸易条件指数为1.0732，比5月1.0525下降0.0207个指数点；

6月份国际经济循环指数为0.7029，比5月0.6823上升0.0206个指数点。

世界经济指数--上升

基于2013年6月世界经济指数0.5477、美国经济指数0.6594和欧元区经济指数0.4945的逻辑，预测：

6月份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8508%，比5月1.8356%上升0.0152个百分点；

6月份美国价格增长率为1.1139%，比5月1.2111%下降0.0972个百分点；

6月份美国失业率为7.5947%，比5月7.5639%上升0.0308个百分点；

6月份美国利率为0.2532%，比5月0.2500%上升0.0032个百分点；

6月份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9280%，比5月-0.9178%下降0.0102个百分点；

6月份欧元区价格增长率为1.2202%，比5月1.3403%上升0.1201个百分点；

6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为12.3037%，比5月12.1808%上升0.1229个百分点；

6月份欧元区利率为0.7626%，比5月0.7500%上升0.0126个百分点；

6月份石油价格增长率为0.0390%，比5月0.0387%上升0.0003个百分点；

6月份波罗的海指数为860.2657点，比5月852.9355点上升了7.3302个指数点；

6月份世界经济指数为0.5477，比5月0.5438上升0.0039个指数点；

6月份世界经济增长率为1.9395%，比5月1.9295%上升0.0100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风险指数--上升

基于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0.7341和经济增长率7.8768%的逻辑，预测：

6月份国家信用指数为0.8165，比5月0.7891上升0.0274个指数点，绿灯，稳定；

6月份财政风险指数为1.0000，与5月持平，蓝灯，正面；

6月份货币风险指数为0.4653，比5月0.4616上升0.0037个指数点，紫灯，危险；

6月份股市风险指数为0.7425，比5月0.7492下降0.0067个指数点，黄灯，负面；

6月份银行风险指数为1.0000，与5月持平，蓝灯，正面；

6月份汇率风险指数为1.0000，与5月持平，蓝灯，正面；

6月份外债风险指数为1.0000，与5月持平，紫灯，危险；

6月份公共安全指数为0.8584，比5月0.8360下降0.0224个指数点，绿灯，稳定；

6月份中国经济风险指数为0.8603，比5月0.8545上升了0.0058个指数点，绿灯，稳定。

中国经济政策--加强

基于2013年6月中国经济指数0.7341和经济增长率7.8768%的逻辑及目前中国政府政策取向，预测：

6月份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2.8769%，比5月份12.4421%上升0.4348个百分点；

6月份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为6.6437%，比5月份6.8337%下降0.1900个百分点；

6月份中国货币增长率为16.2999%，比5月份15.8732%上升0.4267个百分点；

6月份中国利率水平为6.1548%，比5月份6.0000%上升0.1548个百分点；

6月份财政金融指数为0.7015，比5月份的0.6845上升了0.0170个百分点；

6月份宏观政策指数为0.6020，比5月份的0.5837上升了0.0183个百分点。

6月份宏观政策指数为0.6020，比5月份的0.5837上升了0.0183个百分点。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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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美联储会议宣布暂不加息，眼下离岸和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价差不断缩小，看似我国资本外流的压力正在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警报从根本上得以解除。影响资本外流的基本经济因素仍然存在，风险迹象仍旧明显，防范资本外流依然面临较大的挑战。

一揽子政策”救急

截至发稿时，虽然9月份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资本外流有所增加，除了企业和个人正常的对外购付汇外，不排除一些资本外流的情况发生：

首先，银行结售汇逆差增加。

8月，银行结售汇逆差2745亿元人民币（等值435亿美元），较上月增加了9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8070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增加6327亿元人民币。同期，银行代客远期净售汇4284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增加了3309亿元人民币;

并且，8月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2238亿元人民币（等值355亿美元），较上月增加2109亿元人民币。

其次，跨境资金净流出显著增加。8月，企业和个人通过银行跨境外汇净流出700多亿美元，较7月份的140亿美元显著增加。

再次，国家外汇储备明显下降。

8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环比下降7238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最大单月降幅。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环比上月下降3184亿元。当月，国家外汇储备减少939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降至2013年9月以来的最低。

如此资本外流的趋向，已引起相关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自8月中旬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资本外流监管，压缩离岸和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套利空间，稳定人民币汇率，防范资本大规模外流。例如，加强远期购售汇管理;要求银行重点关注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购汇操作;调高人民币即期购售汇平盘交易手续费;开展资本项目外汇业务专项核查，重点核查境内机构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和境外资金用途的真实性;强化“蚂蚁搬家式”的购汇管理，加强对企业货物和服务贸易购付汇真实性核查，加强个人分拆和重复购付汇管理，等等。

可以预计，在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叠加效应”之下，9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可能会较8月份有所减少，甚至可能出现较小金额的顺差。但是，由于影响资本外流的基本经济因素仍然存在，防范资本外流仍面临较大的挑战。

资本管制“治标”

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资本流动管理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承认资本管制在一定情况下有其合理性。除了强调宏观经济和审慎管理政策外，IMF认为资本管制也是管理资本流动重要工具之一，认为资本管制“过去属于非政策选项”，如今已成为管理资本流动政策“工具箱”中的有用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可视之为“适当之举”。

尽管如此，IMF仍强调资本管制是临时性措施，不能替代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审慎管理，且实施资本管制须满足一定条件，认为各国管理资本流动应依次构筑以下三道防线：

一是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货币升值，增加外汇储备、强化财政预算等;二是深化国内资本市场发展，防止资本流动激增给本国经济造成破坏性扭曲;三是当上述防线不足于抵御资本大量流动时，方可考虑采取资本管制。

可以看出，IMF关于资本流动管制这一举措，主张首先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来应对。这就是说，资本管制仅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且是“临时性”措施，如果过度使用或在不适合情形下使用，则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

反观国内，尽管近期监管部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流，但这些行政性管理措施仅仅是“治标”，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资本大量外流。而且，上述政策措施应该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一旦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发生变化，国际收支状况明显好转，应及时对措施进行修正或“去除”，不宜成为一个长期性的政策措施。

稳增长“治本”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降息空问仍然存在，因而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将是必然趋势。

治标更需治本，真正要防范资本外流，主要还取决于以下基本经济因素：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境内外利差等保持基本稳定，此皆为根本所在。

而在上述因素中，境内外美元利差逐步缩小已经成为必然。

当前，境外美元正处于加息周期，尽管美联储决定9月份暂不加息，但并不意味着年底前不加息。而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降息空间仍然存在，因而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将是必然趋势。

从汇率走势看，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调整后，在岸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近日离岸人民币汇率也逐步趋稳，离岸与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之间的价差较之前大幅缩小。但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内在压力依然存在，贬值的市场预期仍然较强。对此，人民银行目前仍有信心也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会再出现汇率大幅的、急剧的波动。

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官方公布的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中，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多项数据均不及市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