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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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 刘啸霆.方法研究的转型与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从近期出版的几部方法论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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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档案馆运动兴起，亟须能够胜任具体工作的馆员。因此，“最初的档案学教育就是从职业技术训练中发展而来的”[1]。当时的档案学缺乏以科学为基点的长远规划，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为”。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学科竞相效法的目标。诚然，“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2]。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也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努力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程序来规范自身，并希望最终能够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直到今天，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仍然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3]。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误以为科技即科学

“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长期被中国学者所误读。余英时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4]以科技为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认为“有关档案存贮技术、传递技术方面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5]；又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档案科学精神，档案科学精神体现在崇尚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研究与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

科学的实质是逻辑实证精神。档案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其逻辑框架应该阐述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档案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和修复技术、有关档案变质的各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领域；而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则与现代光电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有关。

第三，自然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义方法论在20世纪初强势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档案学的相关“技术”问题。然而，“在档案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同时，档案利用率却持续低迷”[7] 。同样，1898年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以来注重科学实证“精神”所带来的学术效力，也没有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这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定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不能直接套用于档案学研究。

二、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自然科学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档案学努力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宣称，“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8]。事实上，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化诉求由来已久。早在官僚体制下，档案作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与行政学、政治学渊源甚密。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甚至认为“鉴定原则在于查明档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会科学化为诉求的档案学研究，根据某些社会因果关系解释档案馆活动——尽管，馆员和用户作为档案活动的主体能够明白自己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但档案学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我们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总体上，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其他具体社会科学门类相结合

在认识到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隐含着若干类似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某种价值选择之后，档案学开始比过去更多地向社会科学的邻近学科开放。由此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如档案社会学、档案美学、档案馆管理学、档案馆经济学、档案馆哲学、档案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目前，无论是档案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还是有关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超越了以往档案及档案管理“内部”的狭窄领域，拓展了学科视野。

第二，设法使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理论的原则相结合

在档案学社会科学化研究中，学者们秉承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一方面，以社会理论为原则演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另一方面，在档案学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档案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将档案学史视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发展的一个经典注脚。这固然扩大了方法学手段，但遭到了脱离实际的批评。

第三，社会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应该说，档案学在建立自己的学术谱系时，对于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但正像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在1997年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样，档案馆应在归档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指导和监督由其他参与者采取的措施，这些参与者汇集了文件的责任者、管理员、制定法规和行为准则的领导以及调配资源的负责人。因此，档案和档案工作无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档案学必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中，其研究对象必须是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研究旨趣是揭示社会规律。档案和档案工作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但该现象和活动时刻涉及人及其价值问题，本质上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所以，通过“社会科学化”使档案学真正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总体上是失败的。

三、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18世纪自然科学兴起和19世纪学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档案学和几乎所有学科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知识。以“实证”为核心价值的学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与科学的分途，并使得作为一门人文知识的档案学接受了科学的洗礼，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时“纠正”，并出现了上述“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诉求。以文件生命周期为代表的实证理论，甚至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10]。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关注“人”自身的研究

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体认识和现实感受成为研究的重点，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关注人——档案业务工作者、档案行政管理者、档案教育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档案利用者——的未来行为与整体行为，关注更大时空内的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构建现代档案学的新体系”[11]，成为档案学界的学术目标。20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档案理论与实践中实现无限扩容。面对新一轮的档案学“技治主义”，人文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质是要找回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呼应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视人的价值

在具体研究中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应然理想”而不是“知识真理”。以人文信念摒弃科学实证，其动力源自“人的发现”，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价值性”[12]，由此导致了档案学研究中价值论范式的产生。价值论范式立足于人的主体价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意味着人对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对自身认识之自觉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过去不为档案学关注的问题，比如:档案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与档案工作改革问题、档案信息总量飞速增加与档案部门适应问题、信息时代来临与档案工作对策问题、 档案工作国际化问题等等 ， 陆续进入档案学关注的视野”[13]。显然，价值论范式的理论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其现实基础则是档案由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第三，人文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人文科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围绕“价值”概念建立档案学理论，努力解决现实档案工作中的价值问题，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最终目标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预设某个理想，然后希望现实档案工作能够达到理论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图景。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体“事实”，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观“价值”想像，从而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对立了起来。例如，提倡档案个性化服务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考虑这部分用户的个性难免会顾此失彼地无视那部分用户的个性；考虑全体用户的个性，则会失去个性。其症结在于：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档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评论式的研究，从而既悬置了事实问题，也遮蔽了价值问题，个性化服务的价值弘扬变成社会和档案学者赏赐给用户的恩典。显见，由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使得人文档案学也未能构成关于档案学的完整表述。尽管，作为一种学术视角与价值选择，人文档案学自有其学术意义，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体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学科规定性。

四、构建超越学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学科地位的档案学

在目前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固守客观性和价值性的两端，社会科学以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关联而处在二者之间。在这种学科分类框架下，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档案学研究混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两者思维方式的互竞与妥协也几乎完整地表现在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档案学增添了视角，并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了出来。人们发现，档案学与价值、性质等人文科学的范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档案和档案工作中，始终存在无法实证或未经证实的理论而又为人们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国《穑月7日档案法令》第37条所规定的“每个公民都有权了解在任一档案库房保存的档案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文价值选择，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论证的。所以，E·希格斯认为，《穑月7日档案法令》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将一切档案向公众开放，只能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策，事实证明任何统治者都难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经过“实证”的结论却可能很快被抛弃。例如，某些基于“科学实证”的鉴定方法在现实档案鉴定中反而表现出无能。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档案学的某一侧面，而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档案学的全部本质属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它们的历史功绩更多地在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揭示了档案学发展的多种路径。总体上，档案学既然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有关问题为职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会，不能仅仅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和逻辑来建立档案学。同样，档案学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人文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建构档案学科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核心，是“社会”之学；而人文科学以“人”为核心，是“人”学。档案学同时关注“社会”与“人”，档案与社会、档案与人，是档案学的永恒命题。所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学科标准都不能规范与框定档案学的发展。

我们相信，档案学有自身学科的特殊性，档案学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档案与档案工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独立科学。档案学虽然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并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结论，但它的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诚如李财富、丁华东指出：“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界内部而非其他学界。”[15]惟其如此，档案学才有希望构建为一门成功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优势的新的综合性学科。

注 释：

[1]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下)》，《兰台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东尼：《为社会学辩护》，周云红、陶传进、徐阳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档案科学研究需用科学精神》，《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上)》，《兰台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黄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档案工作中的融合与共建》，《湖北档案》2004年第9期。

[8][13]蔡丽娜、张利：《也谈档案学的学科定位》，《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国外现代档案学思想的总体特点分析》，《湖北档案》2008年第4期。

[10]傅荣校、韩云云、陆加敏：《论档案学研究角度的转变》，《浙江档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协舟：《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从实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当代哲学》，《理论探讨》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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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专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资源；团队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9-110-02

一、地方专业高校人文社科发展的问题

高校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阵地，承担了大量的各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也聚集了大量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工作者。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兴起以及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地方专业高校加大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地方专业高校如医学院校、体育学院等，在立足本专业的同时，也辅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涌现了一大批学者。地方专业高校的人文社科研究的力量，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专业高校基本上都不是综合型大学，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学校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历史延续造成的原因

许多地方专业高校从建校开始，专业就相对单一，如医学院校、美术学院。也有一部分高校是由以前的中专或者大专升格而来的，专业相对单一、学科结构不合理状况被延续下来。通过多年的发展，学科领域虽然有所拓宽，但整体而言，过分注重原有的基础学科的发展、相对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二）师资队伍素质、结构不理想

地方专业高校中从事原有基础学科的科研人员较多，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相对较少，他们主要承担公共课教学。这些为数不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学科较散，且大多“单打独斗”，个别新兴专业以年轻教师居多，教师职称结构不合理，前期研究成果较少，科研梯队的断层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无法形成专业研究团队，他们难以获得高层次研究项目的资助。

（三）过分强调教学为主，科研氛围不浓

绝大多数地方专业高校过分强调“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学为中心”固然是办学的根本，但过分强调教学的中心地位，就忽视了科研在教育中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地方专业高校对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要求不高，使许多教师仍停留在仅仅完成教学任务上，对科学研究热情不高。

（四）地方专业高校科研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高校科研管理人员水平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高校科研整体水平的提高。科研管理人员只有具备了相对较高的科研水平，才能引导、策划、建立创新科研团队，打造特色研究，建立专业品牌研究。地方专业高校的科研人员的科研管理水平之所以较低，主要是由于地方院校的科研人员大多偏重原设专业的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甚了解，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用性差，科研成果产出、转化率不高，短期内既不能产生经济价值，也不能产生社会价值。管理水平低拖了地方专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后腿。

二、地方专业高校人文社科发展的对策

（一）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氛围

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是开展富有成效的研究的重要保障，地方专业高校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氛围，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地方专业高校的人文社科科研多被视为专业科研发展的一种陪衬。相当多的地方专业高校认为，发展文科及其科研工作对于学校自身的发展作用不大，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地方专业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的发展。理工科是经验学科，是研究客观事实或人为事物的学科。而文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价值学科，研究事物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或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对自然科学起到引导作用。地方专业高校由于自身定位的原因，缺少人文研究的氛围。可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举办高层次的专家学者讲座，让教师充分了解学科的前沿和动态，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大学校与外界的人文研究交流。提升科研人员的水平和眼界。

（二）以学科建设为中心，优化科研资源配置

地方专业高校应以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为中心，利用现有资源、人力等，结合本校特色，明确优先发展的科研方向，选拔学科带头人，优化现有的人文资源配置，在人才引进与培养、团队组建与壮大、学科建设与发展、资源挖掘与共享等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为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优化资源配置要加强内涵管理，除了加强财务与人员方面的配置，还要注重配置结构和质量上的资源配置。

（三）以项目带团队

团队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稳定而高效的研究团队既有利于课题的申报，也有利于课题的组织、研究的深入。在团队尚未稳定之前，可先争取一些级别相对较低、范围相对较小的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对团队的打磨和对团队成员的挑选，形成以项目带团队、以团队促项目的良好模式。此外，还可以展开广泛的研究合作，积极推进各类的联合研究，如校校联合、校企联合、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这样既有利于弥补团队的不足，增强科研团队竞争的优势，又可以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科研的发展。

（四）加大交叉学科的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趋势。各门学科不断延伸交叉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地方专业院校的整体科研能力和水平与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地方专业高校在本专业的研究上大多具有一定的实力，可以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充分利用专业的优势，大力促进交叉学科的研究，加大在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力度，通过在交叉学科方面的创新，获得更宽的研究范围。

（五）引进高端人才，带动科研的发展

高端研究人才可以带动学校的某一学科迅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成长周期较长，在某一学科有所建树的科研人员很少。地方专业高校如果自己培养人才，不但花费时间长，而且失败的风险高。引进高端人才不失为一条捷径，既节省了高校培养人才的时间，使某一学科的科研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提升科研水平，又可以发挥“学术大师”效应，聚集更多的人才，形成研究团队。

（六）建立有效的科研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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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分类；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7－3612(2006)11－1453－04

1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沿革

20世纪90年代尽管国家已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但体育科学领域许多专家，还有科学学科研究的有些专家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问题都提出了异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研究成果。

田雨普认为体育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其学科体系由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专业技术3个学科体系组成(图1)。

熊斗寅认为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体系中的“技术科学”。学科体系分为体育自然科学类、体育管理科学类和体育社会科学类(图2)。

胡晓风认为体育科学学科体系由体育社会学学科、基础学科、运动学学科3大类学科群组成(图3)。

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体育科学分支学科共有12个，即体育学、运动学、运动形态学、运动解剖学、运动人体测量学、运动局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运动医学、运动训练。对上述学科划分为3个层次和3大类(图4)：第1层次是体育学，第1层次向第2层次过渡的学科是体育哲学和体育情报学，第2层次是体育基础学科、运动技术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3大类，第3层次是下属各门学科。

徐忠、屈世琼认为，体育科学是属于一门综合性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管理科学、交叉科学综合融合而构成了体育科学学科群。从而提出体育科学体系结构为6个学科群：哲学方法学科群、人文社会学科群、自然生物学科群、运动科学学科群、管理信息学科群、交叉边缘学科群(图5)。

王续琨、刘永振认为：“体育科学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介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对体育科学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将体育科学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区分为5个群组(图6)。

邵伟德、马楚红在“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科学性探讨”一文中认为体育科学简单地归为社会科学不够合理，并指出了在体育学科分类时需注意的4个原则：科学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实用、可行、方便性原则，统一性原则，由此而提出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构想图(图7)。

罗加冰对体育新学科进行了分类：体育自然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社会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管理科学类新学科，体育人文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综合科学类新学科(图8)。尽管是新学科分类，实际是他对体育科学学科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与意义。 上述关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后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科学学科分类研究

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知识体系，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反映。科学结构与它所反映的客体结构即整个客观世界的结构是一致的。我国对科学学科体系的探索，有二元论、三元论和多元论之争。二元论即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许多学科体系。恩格斯早在1874年提出对科学分类的观点：“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并将科学分为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地理学6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根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整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同时出现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由此而提出科学大厦由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6大部分组成。陈文化等学者依据“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演化次序与科学本身的“固有发展次序”有内在的联系，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并构建了现代科学体系――以人文科学为主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两翼的立体结构。由于当代跨学科的广泛研究，出现了许多交叉性学科，如运筹学、环境学、人才学、管理学、信息学等，许多新学科的学科属性属于综合性，难以隶属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3大科学，更难以涵盖如雨后春笋日益冒出的大量复杂性、综合性的新学科，因此，必须有一门科学学科可以涵盖不隶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外的一门学科――综合学科。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学科已发展成约有555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约有2 969门，而交叉学科总量已达2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交叉学科仅在100年左右增加的学科数量就占总学科数量的一半，并继续呈迅猛增长势头。有的学者将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列，并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归属至管理科学内，这是不妥的。追究管理科学，实际它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学科，理应隶属于综合科学。特别现有许多交叉新学科根本没有管理的属性，按科学逻辑性无论如何也不能隶属于管理科学，只有将管理科学和许多交叉新学科隶属于综合科学才比较合理，而不能将交叉性综合学科归属于管理科学。这一隶属关系不能颠倒。本人认为，现代科学学科应分为4大类学科相对比较正确，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科学(图9、图10)。

3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其分类研究

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刘仲林在《现代交叉科学》一书中指出，体育科学是一门由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力学等20多门学科的渗透融合，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声像技术、遥控技术等现代技术的一门综合学科。国外专家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成绩的提高是素质、体质、机能、心理、战术、技术、智力等150多个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社会中的体育现象和运动中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体育科学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但体育科学的综合性又不是各个学科研究结论的简单相加，而是运用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取得各种参数进行综合运算，以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随着体育科学的迅猛发展，其综合性属性越来越凸显。俄罗斯体育科研的综合试验台，可对人的运动能力进行学科问的综合性基础研究。遗传学家、教育家、生物力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专家可在统一的试验对象身上进行分子的、亚细胞的、细胞的、各器官的、各系统的以及整个有机体的试验研

究。在综合监督训练过程中可运用近300种检测演技的方法，检测出3000多种训练水平参数，在总训练时间中约25％的时间用于进行各种检测。因此，有人称之体育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窗口。体育的许多方面研究，都走到了科学的研究前沿，如检测运动员兴奋剂方面研究，运动生物力学方面研究，运动免疫学方面研究，运动康复研究等等，都与相关学科或母系学科的前沿科学研究并驾齐驱。可以说，在体育方面通过一系列实证，证实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性科学方面的许多具体学科内容。体育科学学科有十足的理由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学科有：运动解剖学、人体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等；隶属于体育社会科学类学科有：体育社会学、体育产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体育人口学、体育传播学、体育教育学等；隶属于体育人文科学类学科有：体育史、体育心理学、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等；隶属于体育综合科学类学科有：体育控制论、体育信息论、体育系统论、体育决策学、体育运筹学、体育环境学、体育人才学等。因此．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是非常正确的学科归属。

而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否符合科学逻辑?首先要了解分析社会科学是一门什么学科?社会科学是一门以社会为研究的知识体系。我国的《辞海》中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社会科学的性质与其研究对象本身的规定性是直接同一性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揭示并阐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从学科研究理论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科学的内在的直接同一性和逻辑辩证关系是学科分类的依据与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的母学科是社会科学，体育自然科学的母学科是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的母学科是人文科学，体育综合科学的母学科是综合科学。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依据科学学科的内在逻辑，体育科学是难以分化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的，而现实的体育科学恰恰能科学地梳理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这些难道社会科学能包容得了吗?即使硬包容着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等学科，这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内在逻辑性及其分类原则，产生了严重的自相矛盾和错位现象。因此，硬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牵强附会”的，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更是扭曲了体育科学的本质。随着近几年科学理论专家对科学学科分类研究的深入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积极影响着体育科学学科研究的深化，逐步取得明朗化的研究进展。

我们研究认为，体育科学学科属性是综合性科学，是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体育科学学科分类类似于科学学科分类，是“大科学”学科体系的“缩影”，同样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图11)。从图12可清楚地看出4个方面的学科群，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和庞大。仔细研究体育科学下属4大学科，各学科发展“势均力敌”。本研究为什么将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这是因为体育自然科学是涵盖着体育的“自然世界”。这些运动技术学科的本质都是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从田径的跑、跳、投到刘翔奥运会得金牌的神速跨栏动作；从篮球、排球、足球的跑、跳、投到姚明的扣篮等以及俄罗斯名将涅莫夫单杠上6个空翻抓杠动作等等运动技术，无不显示出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营养学、运动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特征，显示出运动技术科学的前沿科学知识，都是显示出自然科学知识的属性，应该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中的分支学科。这些学科还够不上资格与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相提并论的一门学科。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这些成熟学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应该规范学科名称，在后面加上“(学)”。

目前，国家颁发的许多文件和权威性杂志里都认为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在2004年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体育科学是综合性科学，实施科教兴体战略包括繁荣发展体育自然科学和体育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离不开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2005年《体育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第1期版2的序言“开拓创新任重道远”中指出：“《体育科学》杂志记录了这20多年来中国体育科学发展的成长历程。记得在本刊创刊之初，学者们曾就‘体育’的科学属性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而今，这种争论也是不争自明：因为随着科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体育科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研究的手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育既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基因纳米技术等当今世界的热点科学与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又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文地理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体育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的交叉学科。”

4　结论

篇5

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借乘时下中医药文化振兴之东风，主动融入中医药院校学科教育，作出更大成绩，这才是当下人文社科教育发展的关键。目前大部分中医药院校都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相关学科，负责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医学和人文交叉学科建设在不断发展。但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却不容忽视，不容回避。如，有的中医药院校高层管理者对于发展人文社科教育没有充分重视;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科教育缺乏特色，趋同发展，流于形式等等。可见，新时期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之现状确有让人堪忧之处，并且实践中仍存有诸多制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发展的具体因素。

1．凸显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原则束缚了人文社科教育的发展突出中医药特色的优势初衷虽好，但实践中往往许多中医药院校陷入只向中医学科倾斜教育资源而忽略其他学科发展的窘境中，人文社会科学必然成为营养不良，先天不足的“豆芽”学科。此外，虽然许多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两个原则是医学与人文并重、基础与临床结合，但为突出中医药特色而增加中医药课程的设置比重，导致这些院校人文轻，中医重;专业课程繁冗，学生不堪重负;人文课程数量有限、质量有待提高。在以往实践中，大多数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课程内容缺乏中医特色、实效性和针对性，也使得人文科学与中医学实践脱节，教育效果差强人意。

2．学科建设中的“为”与“不为”的原则制约着人文社科教育的发展中医药专业是中医药院校的核心专业之一，常被学校当作优势专业争取国家和地方资源投入的重量级砝码，所以进行学科建设时，中医药学科建设往往首先得到积极回应，学校常常积极解决诸如人才引进、资金投入、硬件设施配备、图书设备采购等要求。而人文社会科学则经常属于“选择性作为或者零作为”的领域，这些其实极大限制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

3．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制约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绝大多数中医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尚未形成医学人文社科教育的多级学科体系，很多还只是单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甚而简单地用政治理论课代替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这往往使得医学生知识广度狭小，专业深度不够，道德意识淡薄，创新精神匮乏。另外教学形式的单一、方法的落后、考核评价体系滞后等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科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师资稳定以及优秀人才引进，人文社科教育的发展自然很难“更上一层楼”。

二、新时期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发展建议

新时期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一个整体系统工程，非朝夕之功，只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敢于实践，中医药院校就有能力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1．促使观念更新，提高对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中医药院校的管理层应该摒除以下几种观念:①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干扰了中医药特色和优势。②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培养现代中医医药人才作用不大。③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就是只要把政治理论课上好就行。④人文社会科学应该为中医药学科服务，处于从属地位。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药教育，既是传授医学知识，又是传授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既有普通专业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人文特征。所以，要把思想意识提升到人才素质的培养上来，要从培养新型的中医药人才上看待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医药院校发展的重要意义。

2．突破建设重点，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医药院校可以采取重点突破，以特色求发展，选择性地建立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交叉性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创设较多的综合性课程，培养学生文学艺术修养，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此外在管理模式建设方面，中医药院校可对人文学科与中医药学科进行整合创新模式管理，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努力塑造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现代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精神。

3．重视校风建设，培养人文社科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强校风建设，优化校园文化，对于培育中医药院校良好的育人环境、提升院校新时期的竞争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从校训校歌的确定、校园媒体文化的宣传、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的举办到学校景观的布局、道路建筑物的命名、寝室教室文化的营造以及学生就餐环境文化的设计等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融入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理念。另外，鼓励广大教职工利用自身专业人文社科资源对学生进行人文社科教育，使人文社科素质的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工作、实习全面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的医学伦理修养和职业道德素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篇6

[关键词]科学；科学主义；曼海姆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度发展，既使人类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同时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它不仅体现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行为和倾向大行其道，也体现为人们以实证主义和唯理智主义（或者说，唯科学主义）眼光看待一切，力图使社会科学“数学化”或者“自然科学化”。在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下，曼海姆清晰地指出，“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如果在不受理智控制或者理智批评的情况下，持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往往会失去控制。”在当时那种种人们对科学“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科学已成为一种强文化，它试图统治其他文化，成为最神圣的文化，但科学本身及其研究方法就真的达到了人们所追求的客观吗？要知道，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受到一系列因素，如价值、集体无意识等影响，而自然科学的“客观公正”也同样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曼海姆认为，科学也是带有利益色彩的，从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角度看待世界所得到的认识是不同的，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拥有世界观垄断权的知识界却距离日常生活的冲破相对遥远，他们远离社会生活又想控制社会生活。因此，需要将科学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还它的本来面目，还它以客观公正。这是曼海姆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其手段就是批判。批判某项事物，势必要彻底了解它，既意味着去研究，曼海姆反对将思想与社会情景相分离。他赞同参与的研究，“通过社会史间接的探索真理，归根结底要经直接通过逻辑探讨真理更富有成果”。

然而，有些人认为曼海姆对科学的批判是一种反科学行为。在讨论曼海姆是否反科学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区别。“科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真理性认识的知识体系，而“科学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表示的是近代科学诞生来人们对科学的一种看法。从18世纪开始。牛顿力学被绝大多数人看作是纯客观性的、关于自然的绝对的真理性认识，从而使得一些社会学家、历史学者认为，科学知识体系比其他任何知识体系更客观、更合理，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能够而且应该用于人文社会领域，获得关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创立科学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这种倾向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这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模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和社会的研究中”是错误的，并将这种观念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对科学方法有效性、科学理论正确性、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的一种绝对肯定。可见，科学与科学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曼海姆所反对的，是科学方法的滥用，是人们过度用理性包装科学所导致的科学霸权。他更坚信科学不应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或乌托邦色彩，他想要达到的，是还科学的客观面目，因此选择了对科学进行批判这样一种手段。

虽然在当今社会思潮中，存在着否定科学的反科学浪潮，但我们不应将反科学与反科学主义相混淆。对待科学知识，我们应予以尊重，毕竟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是不可否认的；至于科技给自然环境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则不能不说是人类运用不当所致，与科学本身无关。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要仰视科学，嵩拜科学，将科学划入不可侵犯之领域，对科学进行反思，反对科学主义也是有必要的。实际上，科学主义是在把科学理想化、绝对化，其对人类社会会带来一系列危害：

首先是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压制。科学精神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科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而科学主义将科学当成真理的化身，成为评判乃至压制其他思想，使其他与科学及其方法论不一致的学说、观点、立场被宣判为迷信。这点展现了科学决定论的霸权，使科学成了一个现代信仰。这客观上与科学精神不一致，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人类认识和生活的展开。

其次，容易导致科技的盲目应用以及忽视科技应用的负效应。持有科学主义观点的人普遍地认为：科学研究提供给人们的是认识了自然的纯客观规律，人们遵循这样的规律，得用这样的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就必然会得正确的结果，而不会遭到失败。如此就会毫无保留地发展科技，滥用科技去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从而造成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即使在科技的负效应产生之后，他们会仍然认为科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盲目乐观，而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再次，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中，这本身没有错。但同时也会限制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围。近来美国某些大学取消社会学专业，其学术界质疑社会学的存在价值就有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美国社会学一向倾向实验研究，从而导致长期发展下来，社会学前沿论文不易被没有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的社会科学家所理解，使其研究范围越发狭窄，描述语言越发晦涩难懂。所以一味地将科学方法僵化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的研究中，只会导致不恰当知识的产生。方法的应用应该与所研究对象的特点联系起来。当前人们对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的考察批判也说明了这一点。

篇7

英文名称：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0-0429

国内刊号：11-1251/G4

邮发代号：2-130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57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百种重点期刊

社科双效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外语教学与研究》原名《西方语文》（双月刊）创办于1957年6月。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我国外语界第一家学术期刊，也是我国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该刊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审稿制度和编辑体例均严格遵从国际惯例，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编委会，由北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负责编辑，并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本刊由北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排印出版，是我国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每期印数在 35000册以上。本刊长期列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期刊方阵\"、\"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还获评\"北京市十佳社科学报\"和\"北京市一等奖社科学报\"等。并为《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本刊以学术性、规范性得到国际学界认可，为美国《语言学与语言行为研究文摘》(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社会学文摘》(Socioloigical Abstracts)等著名文摘检索刊物收录。

篇8

[关键词]图书馆学　社会科学　学科性质　实证方法

[分类号]G250

1　当前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也是这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科学知识和方法论从来就构成科学的两大部分。从1981年刘迅先生在《图书馆通讯》发表《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文，开启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序幕以来，我国对图书馆学方法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方面，学者引入、移植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并构筑了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体系；另一方面，沿着专门方法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的基本命题出发，大量学者试图研究构建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然而，在现实研究中，图书馆学所使用的方法极为有限，对于实际工作的总结多为概括与描述，缺乏科学论证与推理，经验方法为主要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难免长期停留在经验总结式的感性认识水平上；而在理论构建中，研究者又似乎把理论当成纯粹思辨的产物，大多出于研究者的主观臆想而缺少经验、数据的支撑。虽然思辨方法能够把图书馆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理性考察，但却造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泛化，使得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脱节。在专门方法的研究中，对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有无及其何谓图书馆学专门方法仍然没有取得共识，而即使大多学者赞同文献计量法与引文分析法为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可这两种方法在目前图书馆学的实际研究中应用的比率也比较低，并没有成为图书馆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困境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学的科学性，“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国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至今仍是一门未竟的事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方法论上的保障。那么在现阶段，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2　从图书馆学的学科定位来寻求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出路

影响图书馆学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不明，目前，学界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存在5种代表性观点，即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综合科学、应用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对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论争，笔者赞同王子舟先生的观点，即图书馆学应是一门社会科学。从科学对知识门类的划分来看，当代的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人文科学以人的内在世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则以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为研究对象。显然，图书馆现象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也不仅仅研究人的内心活动。“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图书馆是应社会对知识信息的需求而产生并随其发展，尽管每个人的知识信息需求不同，但图书馆知识序化与用户的知识需求是超越个人的，其一经采用，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强制力，并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发生作用，因而图书馆现象是独立于个人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图书馆知识序化及用户知识需求机制超越个人的强制力显示了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性。

此外，对于图书馆学非科学性的认识，也在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局限性。侯经川先生指出“图书馆学学科名称的失当和学科定位的庸浅是这门学科难以立足的根本原因”，以机构命名的图书馆学研究长期为一种“馆内科学”，研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内部具体的工作方法、操作技巧与工作流程，而没有真正把图书馆现象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当一门学科仅仅研究其工作技巧与规则，对这门学科的学术性质与学科地位存在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社会是图书馆的支柱，反过来，图书馆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并对其负有责任”，我们只有突破图书馆学机构研究范式，将图书馆学的注意力从内部转向外部，持续保持对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的功能，即人的知识信息需求与满足机制的研究，深入研究图书馆的社会性，才能克服当前庸浅的学科定位，以此为基础，逐渐改变人们对以机构名称命名的图书馆学的印象，才能从学科的层面来认识图书馆现象。

3　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历程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当我们厘清了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把图书馆学定位于社会科学时，再看看社会科学是怎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科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时，我们似乎找到了突破图书馆学方法论困境的一条出路。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虽然对社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但作为专业的学术体系与学术制度的社会科学则出现在19世纪中叶。当时，社会科学的主要科学门类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在此之前，人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包含在哲学中，“独立于哲学，反抗哲学，是现代社会科学建制化或科学化的根本要求和表现”，当时反抗哲学的工具就是从已成熟的自然科学借鉴而来的实证哲学或实证主义，沿着客观实证的道路去揭示和再现人类社会，“实证”是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实证地研究社会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圣西门，圣西门认为“关于人的科学迄今为止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为此人们应努力使人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社会认识的实证化倾向在孔德那里得以强化和发展，它将“实证”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创立“实证”哲学，孔德依据对社会现象的本质认识，提出了实证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即：整体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历史方法。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逻辑经验主义以归纳推理为理论构建模式，认为科学就是能被经验所证实，而批判理性主义以假说演绎为理论构建模式，认为科学就是能被经验所证伪，虽然逻辑经验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基本哲学倾向不同，但他们都是在“理论――经验”模式下讨论问题，都以经验作为判别科学与非科学的唯一标准。

20世纪下半叶，虽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入了多元主义时期，但以分析的、经验的、定量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客观性与实证性仍然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内核，“迄今为止，一体化的和实证的科学观仍然是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们衡量社会科学是否属于科学的主要标准”，社会科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词闻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的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

实证，即可检验、可验证、可证实，一种观察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或实验结果的支持，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实证是近代社会科学认识形式的基本倾向，而“近代社会认识形式的实证化倾向，是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要

求内在相关的”，社会科学正是借鉴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而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可见，在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历程中，一开始并没有强调专门研究方法的运用，而是借鉴成熟的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而实现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芝加哥学派也是从图书馆的社会性出发，把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引入图书馆学，强调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给当时以经验技术为主导的美国图书馆学补上了“近代科学方法论”这一基础课，从而领导了西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历程，“他们是从图书馆外部的视角选择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并采用内容分析、田野调查、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最新实证研究手法分析图书馆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已认识到图书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到了80年代，其研究方法体系初步形成，标志是查尔斯・H・布沙和斯蒂芬・P・哈特合著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该书的主要论点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能够有效地运用科学方法，从观察、实验和其他有成果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系统化的知识，他们建立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为：实验方法、调查方法、历史方法、运筹学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该方法体系强调的也是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对比较图书馆学、内容分析法、图书馆用户研究等专门方法只是在其他研究方法中论及。

目前，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经验描述方法为实际工作的总结方法，而理论构建方法主要为哲学思辨方法，正是这种方法的经验性与思辨性才使得图书馆学长期处于形而上学阶段，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研究并没有使图书馆学摆脱困境。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图书馆学的上位学科来寻求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时，这似乎是一条出路。图书馆学的理论需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与概括而形成，并按一定程序被经验数据检验，图书馆学的观察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充分实证材料的支持，才能认为是正确的。叶鹰先生在论及图书馆学科学化的路径时，也提倡以经济科学、物理科学为参照学科，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尤其是数理方法等实证方法，以主流科学方法和话语系统与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4　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内涵

实证(posi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定”，准确性、精确性、确定性、可重复性等是“实证”的基本内涵。实证方法在具体学科中有不同的运用，在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中，蕴涵着以下基本认识取向：

4.1　尊崇科学理性

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科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尽管西方对理性规定的认识莫衷一是，但作为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理性的界定具有某些共通的规定，即理性是对普遍必然性的追寻和确认，“理性的本质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理性作为思维能力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应用于一定的社会客体，则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方法，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实证方法，就其思想渊源，则直接根源于培根的经验理性观，培根认为理性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在图书馆学界，人文精神浓厚而理性精神缺乏，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公共图书馆运动、资源共建共享、全面开放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中，都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愫，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图书馆理论中，人文主义、面向人的思想已构筑了一块理论基石，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基本价值取向。相对而言，图书馆学理性精神的追求滞后，理性是科学的内核，而科学是理性的外现，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非科学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图书馆学研究中理性精神的匮乏。

4.2　尊重客观事实

孔德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拒斥那些“不能解决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的)问题，而是要依靠事实，借助于观察来确定事实，并发现诸现象之间经常地重复出现的联系的那些规律，以求得确切的、肯定的知识。实证方法的根本点就在于它遵循培根的“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一切思维的基础”这一方针，社会事实是实证方法的基础，实证方法就是从社会事实出发，来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我国一直重视对图书馆学本质的探求，众学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对图书馆学的理解，形成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文献信息论、知识交流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论及知识管理论，我国对图书馆学的本质，众人各持一端，争持不下。实证的图书馆学研究则舍弃对图书馆学本质的追求，把视线转移到用户的信息知识需求，强调事实与经验的重要，从图书馆实践工作中来选择那些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采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求用户知识信息满足机制的客观规律性。

4.3　坚持理论的精确性

“实证”意思是实在、有用、确定无疑和严谨之意，实证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把数学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而普遍采用。目前，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构建中，大多数理论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观与臆想，出于研究者的体验与理解，哲学思辨方法成为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构筑在思辨方法基础上的图书馆学理论以想象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歧义性，所得的结论过于抽象，这造成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虚化与范化，同时也是国内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而以实证方法构建的图书馆学理论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强调定性或定量的数据、研究者的客观和中立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是具体而明晰的，一般都能用公式、数据、图形来表示，并可应用于图书馆实践。实证研究可克服当前图书馆学理论过于抽象、思辨，找到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可见，至少在现阶段，相对于哲学思辨方法，采用精确、定量的实证方法的研究尤为迫切。

4.4　坚持理论的可检验性

可检验性是实证方法的重要特性，以实证方法推导出来的理论在原则上都是可检验的，如果一个假说不但无法接受经验的检验，而且在原则上也不可能被检验，那就不能称之为实证科学的理论，而我国图书馆学理论构建的困境在于此，即大多理论是研究者思辨的产物，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否，它只是一个封闭的理论构架，虽然自身可能逻辑自掐恰，但缺乏自我纠错机制而流于玄想。而以实证方法得出的图书馆学理论以图书馆实践为基础，或者能解释已知的实践结果，或者能预言未来可能得出的实践事实，在解释或预言中，可以把理论同实践中得出的数据相比较，从而证实理论的正确性。图书馆学理论构建应将研究者个人的知识以他人能够判断其真实性的方式认知，即坚持理论的可检验性，以理论的可检验作为自身的保护机制，这也是图书馆学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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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事思政教育数十年，对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剖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主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欠缺，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专业技能的学习为主，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摄取不受重视，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对于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具体原因如下：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

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

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

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

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篇10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学者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方案，并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方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能为地方区域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人文精神支撑和思想文化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重要职责，为党和政府宣传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撑。高校就必须要以强烈的服务意识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自我发展能力。充分发挥优势，主动加强横向合作，通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智力支持和承担研究课题等，积极服务社会，争取社会资源，不断提高对策应用研究的水平。

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社会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也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功能。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据统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2/3以上在高校，每年约80%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产自高校，高校科研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优势，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发挥学科优势，打造智库品牌。武汉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重点需求问题、重大规划项目寻求校部合作的战略支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打造“珞珈智库”品牌。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以研究湖北发展重大问题为导向，以课题为纽带，通过以重大项目引导研究、以综合领域集结队伍，联合湖北省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开展开放式、针对性研究工作，使之逐步建设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智库。中心成立以来，受湖北省委宣传部委托，牵头组织了“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制”等多项重大课题的研究。

（二）聚焦重大问题，构建创新平台。武汉大学在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过程中加大对校部共建研究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与国家部委、省市等有关部门共建科研合作机构，切实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学校先后与外交部共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与文化部共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等校部共建机构，于2012年在外交部、水利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组建了“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瞄准国家捍卫领土、保障和拓展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急需开展研究。

（三）整合交叉学科，形成整体优势。武汉大学积极参与地方重大基地建设，采取有效措施集成各方力量和资源，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展跨学科的原创性研究，以发挥整体学科和科研优势。湖北省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集成考古、历史、法学、经济、测绘、水利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主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库区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与武汉市政府联合建立长江文明研究院，组织跨学科研究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并联合举办“长江文明国际论坛”等活动，搭建民间国际流域文明对话平台，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发挥人才优势，全面深入合作。武汉大学具有良好的服务社会的学术传统，大批优秀学者自觉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早在1983年，李崇淮教授率先提出武汉市“两通起飞”战略构想。近年来，学校又涌现出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学术研究工作与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积极资政议政。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和大空间四个维度，探讨了湖北作为中部支点大省的历史文化依据，建议将申报“江汉之光―中华楚文明”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荆州“壮腰工程”的战略支点、策划实施一批具有湖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进一步把鄂西圈做大做实做强。

（五）转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积极鼓励学者的社会服务意识，在校部共建机构中实行“共同建设、实体架构、开放管理、专兼结合”的运行机制，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引导学者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质量战略发展研究院与湖北省林业厅交流磋商，完成了“武汉大学国家（湖北）生态环境质量研究中心筹建方案”。并积极筹建“中国质检大讲堂”，深入各地城乡开展质量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质量信息。在全国陆续建立“宏观质量观测与创新基地”，现已同新乡、佛山、遂宁、建德、许昌、新疆6地签署协议。该院和深度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中国首个质量安全网络信息预警平台“深度网”正式上线。其研制开发了“质量安全网络信息监测与预警平台”，获得了3项软件著作权证书。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方式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人文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内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在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上，发展方式创新是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

（一）加强社科基础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能促进人们对环境、文化与历史背景的了解。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和中国国学教育研究，为地方文化基础大众化建设服务。教育部在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中，通过编写理论学习读物，“请大学者写小书，把大道理通俗化”，传播宣传党和国家的发展理论，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主编的《理论新视野丛书》便是其中创新范例。

另外以讲座、演讲方式参与地方经济服务，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就社会热点问题参与讨论，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引导。武汉大学让一流的学者活跃在普及工作第一线，长期坚持与公众面对面畅谈、举办专题讲座，弘扬优秀传统，法学专家累计为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作法制报告逾千场；数百位各有所长的学者走进小区、走进群众，开展社科普及系列活动。

（二）发挥高校综合优势，思想引领社会发展。 高校是社会的思想库， 高校引领服务社会除了靠人才和成果外，还有思想，尤其是原创的思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运用自己的知识才干和科研成果，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复旦发展研究院已连续多年出版《中国发展报告》（蓝皮书），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属国内首创，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思想库与智囊团的作用。武汉大学积极实施“珞珈智库”计划，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问题，集聚先进研究方法，汇聚优秀人才，逐步建成独立于政府咨询机构之外的“外脑”，从而服务决策、谋划战略，引导思潮、影响社会，创新机制、培养人才，生产思想、创立学派。

（三）创新科研机制，构建服务生态系统。推动科研组织机制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研究院、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等公共学术平台的作用。加强文科科研沟通和服务社会的机制。大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面向社会的对外联系和对外沟通体制，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国家和地区发展重大需求的发现体制，通过发现需求和社会对接。机制创新形式有以下几方面：

1、共建科研机构，实现深度对接。研究机构代表学校的科研特色和学科优势，在追求理论深度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高校建立省部共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校企共建研究机构，不断创新相关体制与机制建设，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

2、构建战略联盟，以开展科研合作互聘专家。以科研方式联合培养研究型人员，开展深度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定期举办“讲坛”、“论坛”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官学合作、校际合作和校企合作等多种合作战略。

3、高校智能植入，以学校科研键入地方发展。以学校推荐或个人自发形式与企业开展联系和合作，以开展合作研究，为地方政府、企业提供管理知识或业务知识培训，或作为专家学者参与政府企业资政议事，如资政顾问、营销顾问、法律顾问、战略顾问等。

4、投身社会实践，转化研究成果为现实生产力。科研成果转化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高校要努力做好“资政”工作，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将更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另一方面，要把社科科研成果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优秀研究成果及时走向社会，走进工厂企业，走进田间地头，形成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