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笔记范文
时间：2023-10-31 18:07:3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教育笔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儒家；基督教；伦理；宗教；人治；法治
一、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
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伦理以及宗教的关系是涉及法的本质与法律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基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中国与西方在法律与宗教以及伦理的关系上的比较，可以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在世界各民族文明史上，法律与宗教、伦理道德曾经长期处于相互混同的状态，随后法律一步步脱离宗教与伦理，最终走向独立。亨利？梅因在《古代法》中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与民族的古代法制都经过了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些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的遗迹，也都明显地证明不管它们的主要性质是如何的不同，它们中间都混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而这是与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古代思想完全一致的，至于把法律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把宗教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则非常明显是属于智力发展的较后阶段的事”。[1]
（一）儒家伦理法
儒家伦理法，也被理解为中国传统伦理法， 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确定性，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它表现为儒家学说的伦理观念成为国家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律规范以及民众对于国家与法律的看法渗透了儒家伦理的意蕴。“它以家族主义伦理为基点， 将宗法伦常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君权是父权的延伸，国是家的扩大，体现家、国一体这样一种基本特点”。[2]儒家伦理法的内在精神主要体现为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观念，突出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核心与灵魂。
“伦理是宗法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但儒家赋予伦理以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于一炉，一方面强调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伦理原则，另一方面又直接视违背伦理原则的言行为违法行为。”[3]伦理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伦理化成为中国传统法最显著的特征。
（二）基督教教会法
教会法， 通常是指中世纪这一时期在西方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罗马天主教的法规。教会法实际上包含了宗教与法律两部分规则。教会法不仅包括教会自身的组织制度以及关于教徒个人的道德标准与生活守则的一些宗教规则与教会章程，同时对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是欧洲中世纪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法作为基督教为维护上帝和上帝所创秩序的法律，与世俗政治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所适用的是不同的两个范畴，但它与当时西欧各国的世俗法律既并行和竞争又彼此影响与借鉴。“纵观教会法的历史，参照近代的法制，显而易见，即教会法在本质上不属于民主法治的范畴，但它对基督教社会及其成员关于法律、道德和行为的观念却有很大的积极影响”。[4]
二、基于人性评判的不同立场
虽然对于人性论的立场往往持批判态度，然而人性善恶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思想家都热衷于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几乎所有的思想道德体系的建立都是以对人性的解读为基础的，并且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性是善抑或是恶的问题。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道德观念甚至宗教教义，也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人性价值评判的影响。儒家和基督教都构建了自身的人性观，并在其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不同的伦理体系和法律价值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同西方基督教有着迥异的观点。
（一）儒家伦理法――人性本善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两千年来，学者多认为孔子的“仁礼治国”理念是建立在“人性善”的道德价值评判之上的。而无论基于性善还是性恶，中国古代儒学者的伦理学说都坚信人之善恶是道德教化的结果，注重在人性塑造的过程中“圣人”所作出的道德楷模的示范作用，于是主张“礼治”、“德治”、“人治”。儒家学者心目中理想的大同社会，便是由“圣人”管理“顺民”，形成的一个高度自发性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由“忠”、“孝”、“仁爱”等道德准则来维系。在这样的社会，“德主刑辅”，法律的作用就成了伦理道德的辅助力量，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二）基督教教会法――原罪之恶
西方的法律与基督教教义存在着极其深厚的渊源。现代西方法律体系虽然是一种世俗的法律体系，但其主要基础却是基于宗教而产生的。正如伯尔曼所言：“第一个近代西方法律体系就是近代的教会法体系”，“今天，它们的神学渊源似乎已走向枯竭。但是，从它们中衍生出来的法律制度、概念以及价值仍然得以保存，并且大体上没有发生变化。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5]而作为基督教教义基石的“原罪说”对西方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罪”这一人与生俱来的“特征”在基督教中的地位非常突出。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明相比，“罪”在基督教文明中得到了更深刻、更本源的认知，乃至成为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起点。这也正是基督教文明被称为“罪感文明”的缘由。
三、基于法律价值的不同立场
古代社会的思想与准则尽管从时间上看已经被归结为历史，但仍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后世，可以借用英国法学家梅特兰对于英国的令状制度的评价：“我们已经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们仍然从坟墓中统治着我们。”[6]将某种伦理道德观念与宗教教义进行制度化，并使得这种制度长期运行并演变为一种法律文化或者社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人们就会产生自觉的遵循，并使得其思想和行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约束。这样的影响力绝非任何形式的革命能够轻易消除的。从这样的历史眼光来看，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古代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与西方的法律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善”是儒家哲学所倡导的为人准则，儒者倡导人们通过被教化以及个人的内在修养达到“至善”的境界。自汉武帝起，中国古代法制与法律思想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圣贤治国”也成为贯穿两千多年历史的理想执政模式。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中，统治阶层更注重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地位，注重道德楷模对于整个社会的引导作用，并以伦理关系来诠释法律关系，以伦理价值为法律价值，将法律伦理化道德化，由此形成“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
基督教教会法则是以原罪学说为哲学基础，“原罪说是对人类终极犯罪原因的最初的探讨，它解说了犯罪的最初诱因，解说了最早的权威的来源，解说了法律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和物世界的分裂，如果没有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分裂，就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有犯罪，也就根本无所谓是非善恶，也就不必有法律制度。[7]”因此，约束人性之中的“罪”便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在价值之一。在人性判断上持悲观态度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产生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也更为发达。
（一）两种不同的理想社会――大同社会与上帝秩序的社会
在儒家的理想社会当中，统治者应该是以尧舜为榜样的圣贤，历任君主大都需要标榜自己是不容置疑的“圣贤之人”，以此来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且造反夺权之人希望自己师出有名的理由也都是“当今朝廷昏庸无能”，从“德”这个层面否定现政权，从而使得自己拥有夺权的合法性。儒家思想所主导的传统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德治”（或者“礼治”）、“仁政”是最佳的施政方式，法律的地位相比于“德”只是起到一定惩戒作用的辅地位。以此来构建起来的大同社会是一个无诉讼、少纷争的绝对和谐状态的社会。而古代的“法治”也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语境下的“法治”含义。
基督教试图建立的是一个贯彻上帝所构建秩序的社会，基督教的使命便是引导人们信奉上帝为唯一真神，并去通过自我救赎来弥补与生俱来的“原罪”。赎罪观念使得基督教所构建的理想秩序当中人人都不是坏人。相比于缺乏明确性与强制性的伦理道德，内容明确且有震慑力与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制度才是防范人之“罪”与“恶”，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佳选择。并且，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他们所提出的法律体系学说都是按照有层次的效力位阶来安排不同的法的效力大小，实现世俗权力的政治统治，从而体现上帝的主宰。
（二）两种不同的崇拜：权威与法律
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与儒家的“圣人之治”的政治理念，成为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根基。君王拥有至高无上且不可置疑的的权力与天下万民的遵从，其合法性是来自于他是“天子”，而天子必然是“德”的代表。在中文当中，“国家”一词顾名思义是将“国”视为“家”一样的社会结构，“君”即是“父”，这样便形成了“君权”与“父权”在本质上的等同性。在家庭或者家族之中，“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容家庭任何成员的违逆，是“一家之君”。在国家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君”即是国之“父”。“国”与“家”，“君”与“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主要脉络。
基督教为后世西方法律体系的健全有着深厚的影响，原罪学说为分权制衡理论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了防止人性之“恶”的蔓延，人们制定了尽可能完善的法律制度去防范“恶”，法律便是上帝理性的体现。与中国古代“圣贤之治”较为接近的柏拉图所提出的“哲学王统治”理论，也被柏拉图在他自己的后半生所视为不可能实现的。柏拉图之后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无论是基督教诞生之前还是之后，大都认为“法治”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古代欧洲同样存在强大的“父权”与“夫权”，然而基督教教义认为人人皆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有罪的，本质上大家都一样。在这一点，欧洲社会的“父权”远不如中国社会那样的至高无上。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律分为四类：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与人法，每一种较低级别的法律都源于一个更高级别的法律，而所有的法律最后又都被归因于上帝的理性。[8]在这种至高无上的理性面前，世俗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君王还是公共权力，都毫无例外地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中世纪英国古典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更是提出了人民有权力“诛杀暴君”的论断。因此，后世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西方千百年来的法治传统之上提出了“法律必须被信仰”的论断。
【参考文献】
[1]亨利・梅因.古代法[M].商务印书馆，1996：10.
[2]俞荣根.道统与法统[M].法律出版社，1999：200.
[3]王旭东.方新枝.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J].中洲学刊，2001（6）.
[4]张中秋.中西法律传统文化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9：181.
[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39，201.
[6]F.W.Maitland，Equity and the Forms of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0，p.156.）
篇2
关键词：图像分割；直方图阈值法；迭代法；大津法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1)13-3109-03
Achieve and Comparison of Image Segmentation Thresholding Method
CHEN Ning-ning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710077, China)
Abstract: Image segmentation is a key step for image analysis, Is also the basis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 In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commonly used image segmentation algorithms and theory, and to study the aggregate asphalt mix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ckground,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shown to compare histogram threshold, Iteration method and the Otsu.
Key words: image segmentation; histogram threshold; iteration method; Otsu
1 概述
图像分割是进行图像分析的关键步骤，也是进一步理解图像的基础。图像分割是指将图像划分成若干个互不相交的小区域的过程，小区域是某种意义下具有共同属性像素的连通集合[1]。简单概括则为图像分割即是将数字图像划分成互不相交（不重叠）区域，把物体从背景中检测、分离出来的过程。图像分割质量的好坏、区域界线定位的精度都将直接影响后续对图像进行的分析和理解。一旦图像被分割，辨认出的物体就可以被测量和分类。
2 图像阈值分割
在图像中不同区域之间的边界上一般具有灰度不连续性，即灰度的阶跃变化形成了区域的边界，所以可以寻找相邻像素颜色或灰度突变的算法，根据各个像素点的灰度不连续性进行分割[2]。而阈值分割则是根据图像灰度值的差异将图像分割成背景及物体的方法。阈值分割的核心就是阈值选取的问题。根据阈值选取的方法不同，图像分割的主要算法有直方图阈值法，迭代法和大津法。
2.1 直方图阈值法
直方图阈值法其阈值主要通过分析图像的灰度直方图来进行确定[3]。一幅图像只有物体和背景两部分组成，其灰度级直方图呈现明显的双峰值，如图1所示，针对此种图像则选取双峰间的谷底处的灰度值T作为阈值对图像进行分割。其数学表达式为式（1）或式（2）。但明显具有双峰特性的图像可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实际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图像。一幅图像通常有多个物体和背景组成，这时其灰度直方图有可能呈现多个明显峰值，则仍可取峰值间峰谷处的灰度值作为阈值T，此时有多个阈值将图像进行分割，这就可成为多峰值阈值选择。假设有3个峰值如图2所示，这时可选两个峰谷处的灰度值T1,T2作为阈值。数学表达式为式（3）或式（4）[4]。
（1）
（2）
（3）
（4）
2.2 迭代法阈值分割
迭代法也是一种在图像分割过程中选择合适阈值的方法，它是基于逼近的思想通过阈值迭代的方式，利用程序自动计算出比较合适的分割阈值[5]。迭代法指在初始条件中假设一个阈值，而通过对图像的迭代运算来不断地更新这一假设阈值，来得到最佳阈值。迭代法阈值分割主要算法：
1）求出图像最小灰度值Rmin和最大灰度值Rmax计算初始阈值为。
2）根据阈值 将图像分割成目标和背景两部分，求出两部分的平均灰度值：
（5）
（6）
R(i,j)为图像上(i,j)点的灰度值；N(i,j)为(i,j)点的权重系数，一般N(i,j)为R(i,j)的个数；TK为阈值。
3）重新选择阈值T(K+1)，新的阈值T(K+1)定义为：。
4）循环做第二步到第四步，当T(K)=T(K+1)则结束，即可获得最佳阈值来对图像进行分割[6]。
2.3 大津法阈值分割
大津法是一种自适应的阈值确定的方法,又叫最大类间方差法,简称Ostu。该方法是基于图像中目标和背景两类别的可分离性提出的,它是建立在假设图像中目标和背景构成的混合密度函数是由两个服从等方差正态分布的子分布构成基础之上的[7] 。对图像I(x,y)，前景(即目标)和背景的分割阈值记作T，属于前景点数占整幅图像的比例为ω0，其平均灰度为μ0；背景像素点数占整幅图像比例为ω1，平均灰度为μ1。图像的总平均灰度为μ：类间方差记为g;
（7）
（8）
假设图像的背景较暗，并且图像的大小为M×N，图像中像素的灰度值小于阈值T的像素个数记作N0，像素灰度大于阈值T的像素个数记作N1，则有：
（9）
（10）
（11）
（12）
将式（7）代入式（8）中，得到类间方差g=ω0×ω1 (μ0－μ1)2，采用遍历的方法即可得到使类间方差最大的阈值T。
3 实现结果及分析
工程应用中为了要突显沥青混合料中集料的形状特征，就需要对图像进行分割。文中用[8]作为平台分别尝试采用了以上讨论的几种阈值选取方法实现了沥青混合料图像的分割，从实验的角度上论述几种方法的各自特点。如图3~6所示。
通过对以上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直方图阈值分割法简单易行，集料颗粒分割效果明显，但是使用双峰法需要有一定的图像先验知识，因为同一个直方图可以对应若干种不同的图像。并且直方图阈值分割不适用于直方图中双峰差别很大或双峰间的谷比较宽广而平坦的图像，以及单峰直方图的情况。迭代法分割图像在本实验中虽然基本上分离了集料和沥青等，但集料颗粒相互之间仍有许多粘连，并且颗粒内部也存在孤立像素。Otsu阈值法仅适合图像目标和背景分布呈正态分布且各像素量和方差基本相当的情况。但在本试验中采用大津法分割得到的二值图像中虽仍存在颗粒粘连，但其处理后的效果图中颗粒内部的孤立像素点明显减少，而且颗粒的边缘也更光滑。
4 结论
本文讨论了现在常用的几种图像阈值分割算法，并以研究沥青混合料中集料的形状特征为背景，从实验的角度对几种阈值选取方法的性能进行了验证。每种分割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在实际应用中，图像分割性能与目标大小、目标和背景的灰度对比度等因素有关，目前很难找到适合于所有图像的分割算法。但是在针对沥青混合料图像进行分割中，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大津法的整体处理效果较好。
参考文献：
[1] 陈书海,傅录祥.实用数字图像处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34-236.
[2] 夏良正,李久贤.数字图像处理[M].2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143-151.
[3] 徐同莹,彭定明,王卫星.改进的直方图均衡化算法[J].兵工自动化,2006(7).
[4] 朱虹.数字图像处理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5] 何东健.数字图像处理[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17-33.
[6] 姚秋玲.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沥青混合料组成特性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04.
[7] Ostu N.A threshold selection method from gray-level histogram[J].IEEE Trans,1979.SMC-9:62-66.
篇3
【关键词】欣渠;芬必得;偏头痛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Fenbid Yan Drainage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ttack of migraine treatment. Methods60 patients with migrain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yan 30 cases of drainage, Fenbid treatment of 30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eadache attack began taking 5mg and Fenbid Yan Drainage 0.3g. Were observed 4 hours after taking the headache response rate; observation of patients taking the drug after the onset of the tim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drugs. The results of four hours taking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6.67% of total 63.33% efficient,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efficacy difference (P
【Key words】Yan Drainage; Fenbid; migraine
【中图分类号】R7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08-0233-0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7年5月～2008月10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60例患者,男性19例,女性41例,年龄18～66岁,平均(34.5±10.6)岁。按随机方法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30例,男10例,女20例,年龄18～65岁,平均(34.9±10.3)岁。对照组30例,男9例,女21例,年龄18～66岁,平均(34.1±10.9)岁。两组平均年龄、性别及病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组标准: ① 患者志愿参加,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② 符合国际头痛学会头痛疾病国际分类第二版中偏头痛的诊断标准[1]。包括有或无先兆的偏头痛。③ 近半年来每月发作1～6次。④头痛程度严重,影响工作学习。⑤有1年以上偏头痛的病史。
1.3 排除标准:① 存在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脑血管病、缺血性外周血管病等病史、症状和体征的患者;② 24h内用过麦角胺类药物包含麦角胺的药物的患者;③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④ 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⑤ 过敏体质和(或) 药物过敏史;⑥孕妇与哺乳期妇女。
1.4 治疗方法: 试验组:欣渠5mg(每粒含主要成分苯甲酸利扎曲普坦5mg)。对照组:分必得0.3 g(每粒含主要成分布洛芬0.3 g)。两组患者均在头痛发作开始时服药,观察期间不得服用其他治疗偏头痛的药物。如服药4h后无效,疼痛严重时,允许用其他治疗药物。
1.5 观察指标和疗效的判断:评定方法: 疼痛程度分级法:0 级 :不痛;轻度(1 级)头痛,不影响工作及日常生活;中度(2 级)头痛,影响工作及日常生活;重度(3级) 头痛,影响工作及日常生活,并需要卧床休息。疗效的判断:发作控制:服药后头痛消失。有效:头痛发作程度减轻,发作次数减少50%以上。无效:头痛发作程度或次数无明显改善。
1.6 统计方法:采用Ridit对比分析两组数据。
2 结果
2.1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观察服药4h后药物疗效。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Ridit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起效时间优于对照组。见附表:
2.2 不良反应:尤舒组有4例出现不良反应,其中3例仅出现恶心,1例仅出现嗜睡,均可耐受,无需处理;散利痛组有5例出现不良反应,其中2例仅表现为恶心,2例诉上腹部不适,1例表现为头昏、胸闷,均表现轻微,不必处理。
3 讨论
偏头痛是一种发作的疾病,呈一侧或两侧反复发作头痛,有些在头痛前有眼前闪光、视野缺损、麻木等先兆,多数无先兆,常伴恶心、呕吐、畏光、怕声等症状,是神经内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偏头痛急性发作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如何快速、有效的治疗止痛在偏头痛的治疗中尤为重要。在既往治疗偏头痛急性发作主要用NSAID类、麦角胺类、阿片类药物,如散利痛、麦角胺咖啡因等,这些药物目前仍被认为是治疗偏头痛急性发作的有效药物。自90年代开始面市的曲坦类药物专门治疗偏头痛急性发作,疗效肯定,给偏头痛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契机。欣渠由四川梓宫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苯甲酸利扎曲普坦药物,利扎曲普坦对克隆人5―HT1B和5―HT1D具有高度亲和力,对其他5―HT1和5―HT7受体亲和力较低,对5―HT2、5―HT3、肾上腺素、DA、组胺、胆碱或BZ受体无明显活性。该药的作用机制为:利扎曲普坦通过刺激脑外、颅内血管以及三叉神经末梢上的5―HT1B/1D,导致颅内血管收缩,抑制三叉神经疼痛通路中神经肽的释放和传递、血浆蛋白外渗及神经炎症反应,抑制三叉神经核的兴奋而发挥其治疗偏头痛作用。我们通过对60例偏头痛患者的治疗观察,欣渠在治疗偏头痛急性发作控制率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P
参考文献
[1] Headache Classification Sub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Headache Disorders (second edition). Cephalalgia 2004;24:Suppl 1:1-160
篇4
马兰拉面快餐公司成立于1997年，由中国蓝星化学清洁公司投资成立。蓝星公司成立于1984年，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化学清洗公司，1996年该公司改造为股份制公司，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1993年，蓝星集团在兰州成立了第一个实验性的快餐店，1997年，其连经营模式基本成熟，蓝星集团在北京建设马兰拉面的样板店，同时以特许加盟的方式在全国大规模扩张，1998年是马兰公司在全国发展连锁最迅猛的一年，从127家到156家，翻了一倍。到2000年，马兰拉面发展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店面总数达到381家，年销售36亿元，位居中式伙餐业榜首。之后，马兰拉面在美国、法国等地开了数家分店。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特许委员会举行的2002年年会上，马兰拉面又被评选为2001~2002年度中国优秀特许品牌。
蔡林记热干面为武汉四大名小吃之一，蔡林记热干面馆始创于1928年，解放后被收归国有，计划经济时代，蔡林记在饮食业中独领，改革后其风光不再。1995，蔡林记办理了品牌制品和服务类商标注册，注册期限十年。2000年2月，武汉富思德企划有限公司与蔡林记签定合作协议．获得发展蔡林记特许经营的授权，富思德公司以特许者的身份负责对加盟店进行审批、检查、监督和管理，收取加盟费，蔡林记所有权人向富思德收取技术咨询费和品牌使用费。由此，蔡林记由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
2000年4月，蔡林记第一家连锁店开张。之后，蔡林记以平均两天开一家连锁店的速度迅速发展，在湖北省内的襄樊、十堰、宜昌、鄂州等十几座城市升了72家连锁店。顶峰期，蔡林记的店面数达到100多家。如今，蔡林记的加盟店只剩下30家左右了，发展日益困难。
二、马兰拉面与蔡林记发展模式比较
1、市场定位
马兰拉面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66％的中学生喜欢吃西式快餐，但他们的父辈，65％的成午人却偏爱中式快餐。如果单位没有午餐供应，中年人在快餐店就餐的占53%吃送上门的盒饭的占28%，自带饭菜的占19%。而且喜欢吃午餐的中年人中，中等收入者居多。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和公司主要产品――拉面的食品特色及价格因素，马兰拉面将目标客户定位在年龄段为25~44岁之间的消费群，即成年工薪阶层。这一市场定位与西式快餐的日标消费群体――青少年与家庭组合是错开的，因此马兰拉面易根据目标市场开发相应产品、改善服务、开展宣传，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快餐市场成功占据了一定市场分额。
蔡林记在与富思德公司签定协议以前，属于国有企业，保留着固有企业共同的弊病，并未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经营，因此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2000年蔡林记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后，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发展连锁店，大有将全武汉市人、甚至全湖北省人都视为目标群体的意思，而没有根据其主打食品――热干面的特点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因此也无法依据市场定位改进与开发系列食品以确定和吸引相应顾客群体。
2、连锁管理
在发展加盟商的过程巾，马兰拉面有其特有审核程序和加盟步骤，对加盟者的经营意识、能力、场所、资金都有具体的规定。在更为重要的后期管理和控制上，马兰总部要求，各分店需上报每月的经营报表，并接受总店根据督导条例进行的监督和检查。同时，总店也会对各店的统计报丧、配送清单、成本核算等文行表格化管理，并定期举行培训、研讨，以促进各分店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竞争。即在审批加盟商和技术指导这两个问题上，马兰拉面统一由马兰拉面快餐公司负责。这对下面将淡到的产品标准化问题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蔡林记的情况则与之不同，它与富思德公司合作，因此富思德负责审批、管理加盟店。而蔡林记向富思德收取品牌使用费。但是富思德作为一个企业策划公司，并不完全了解作为成为蔡林记这样需要特别制作工艺的老字号的特许经营者所应具备的餐饮运营能力。因此，加盟商的实力、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另据一家蔡林记加盟店主介绍，目前蔡林记的连锁经营虽有加盟形式，却无标准管理，各店主依照自己的方法经营，缺乏统一的产品、价格、服务，在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得到的指导也不够，市场较为混乱，影响了产品的口味标准化。
3、产品标准化
马兰拉面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技术标准化、配方科学化、生产工业化及技术规范化的研发上，并在原材料产地建立生产加工基地以确保原材料的品质，强化配送体系建设，使各连锁店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得到同等质量的商品，降低了经营成本。同时在对加盟店进行统一管理由于技术指导的基础上，公司还制定了面粉、牛肉的质量标准和肉汤熬制调制工艺标准，使之营养均衡、汤料独特，确保了拉面口味的一致和稳定，吸引了大量回头客。
蔡林记对其主打产品热干面的面粉使用无统一标准，多数加盟店对其制作上艺不甚了解，制作工艺不到位：热干面配料的关键芝麻酱需用香油调和而成，但有些加盟店贪图小利，用白开水凋制，失去了热干面的精义。如此一宋，蔡林记的热干面反而没有一般早点摊上做的味道好，自然留不住顾客。
4、就餐环境
马兰拉面的定位是大众风味的快餐，与街头小店的定位差小多，但因其良好的卫生条件、口及舒适的就餐环境，顾客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吃马兰拉面。
相比之下，蔡林记却只给人一个印象：脏。许多连销店门外的招牌上布满灰尘，店内桌上用餐后的碗筷尚未收走，地面不甚干净，玻璃窗也不够明亮。这样的就餐环境，哪里能吸引顾客？
三、对蔡林记发展的建议
上述马兰拉面与蔡林记发展中的四种比较揭示了马兰拉面的成功之道与蔡林记的不足之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兰拉面的发展模式不存在凭借问题，也不代表蔡林记毫无发展前途，对于蔡林记来说，更重要的是借鉴马兰拉面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一套新的发展方案，将蔡林记这一老字号重新发扬光大，具体建议如下：
1、市场定位与产品开发。作为武汉四大名小吃之一，蔡林记热干面已经成为武汉文化和形象代言的一部分。大部分武汉人将热干面作为每日早点的首选，因此蔡林记应首先瞄准这一广大市场进行产品开发、改善服务，主要是供应方便快捷的早餐及与之配套的食品、饮品。其次，许多外地人到武汉来会慕名专程前往蔡林记品尝热干面，因此应针对这―人群开发具有独特地方风味的热干面，以传播口碑。同叫可开发相应的速冻产品以满足客人带走的要求
2、加盟店的管理。对照马兰拉面对加盟店的成功管理，蔡林记应自己进行对加盟店的审批。在审批的过程中，只有蔡林记才知道要加盟的小店是否具有发扬蔡林记老字号传统的能力。而日后的检查、督导以及收取加盟费等工作则可以山富思德公司宋完成，此时在技术上已经没有多人的问题，而把所有的连锁店作一个企业来管理也正是富思德作为一个企划公司的专长。
3、产品标准化。蔡林记在批准特需加盟店以后，应该对所有厨师进行培训，从最基本的原料选择、配置、烫面时间、火候开始，一步步让热干面的制作过程标准化，这样才能使各个加盟店做出的味道一致，体现出连锁经营的特色。并且如蔡林记与富思德公司签订的协议所述，富思德公司还要负责加盟店的督导工作，在日后的经营中，富思德应派人不定时对加盟店进行抽查，看看制作流程及其工艺上是否有偷工减料的情况，这样才能保证蔡林记产品的质量，并建立一个长期的、良好的口碑。
篇5
关键词：年均温 样条函数 普通克里金 反距离权重 插值比较1.引言
气温的预测研究是气象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科技型、基础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不仅对农业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基础性作用，并且对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现阶段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以及预防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气温的预测研究显得尤为紧迫。因此，获取、分析、预测温度值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对于偏远山区和地形较为复杂的区域获取多年气象资料的难度较大，这样就造成了在实际工作中温度的数值在时间、空间以及精度上，都难以满足各项研究所需的观测数据。某一区域的气温数据一般是通过布设在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的气象观测站观测获得，而气象站所代表的区域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利用GIS技术，采用有限的地面气象站点的观测资料研究气象要素的栅格化方法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途径。
空间内插方法是研究区域变量空间分布的基本方法。目前有多种实现气温数据栅格化的方法，如直接内插法、多元回归方法等。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地址条件不同，数据情况不同，不同的空间插值技术适用于不同的栅格化方法，而且，所有这些方法中，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最佳插值方法。由于气象要素本身不同的特性、气象站点数目及其分布特性等的区别以及用途的不同，选用一种相对适合又便于运作的方法，对气象要素的空间插值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选取了反距离加权平方法、克里格插值、样条插值、3种插值方法对陕西省多年月平均温度进行空间内插研究，对结果进行对比，经过交叉检验选择最优的平均气温空间内插方法，揭示陕西省平均温度空间分布规律。
2.研究区域
陕西省位于东经105°29′-110°15′，北纬31°42′-39°35′，地处我国黄河中游，北部跨黄土高原中部。北界内蒙，西临宁夏、甘肃、南接川、渝、鄂、东与山西、河南为邻。全省面积20.5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96万人，有汉、回、满、蒙古等民族。全省辖3个地区、7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83个县。省会西安市。咸阳、宝鸡、汉中、铜川等为该省主要城市。
3.数据来源
从1951—2007年中国地面气候资料年值数据，共有756个集台站信息中挑选出20个陕西省的气象站信息（表3.1），并将已知的行政区划图载入ArcGis 软件中，定义地理坐标系，按照台站信息已知的经纬度把台站相关信息导入行政区划图中，将年均气温作为插值比较方法的研究对象。该数据库在GIS中为一个点层，每个点层的属性数据极为平均其温度要素质。
＼.数据处理方法
4.1样条插值法
样条插值法是使用一种数学函数，对一些限定的点值，通过控制估算方差，利用一些特征节点，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来产生平滑的插值曲线。这种方法适用于逐渐变化的表面，如温度、高程、地下水位高度或污染浓度等。使用公式表示：
其中，Z为待估算的平均气温栅格值，d 为插值点到第i个气象站点的距离，a＋bx＋cy 为温度的局部趋势函数；x、y为插值点的地理坐标，
为一个基础函数，通过它可以获得最小化的曲率，Ai、a、b和c为方程系数，n为用于插值的气象站点的数目。
样条插值分为张力样条插值法和规则样条插值法。正则化样条插值将生成一个平滑、渐变的表面，而得出的表面的插值可能超出了样本点的取值范围。张力样条插值方法将依据模拟现象的特征来调整表面的硬度。将生成一个相对不够平滑的表面，但是内插值则更接近限制在样本点的取值范围内，为避免产生极值现象，本研究中选用张力样条插值法。
4.2反距离权重法
反距离权重法是基于“地理第一定律”的基本假设：即两个物体的相似性随它们间的距离增大而减小。假设已知样点对预测点值的预测都有局部性影响，其影响随距离增加而减小。离预测点近的已知样点在预测过程中所占权重大于离预测点远的已知样
式中： 为 处的预测平均温度栅格值 为在 站点处测量的平均气温值；n 为预测过程中需要使用的预测点周围的气象站点数量；λ为预测过程中已知样点的权重，确定权重的
公式： 式中： 为预测点 与各已知样点 之间的
距离。这里p的最佳值通过求均方根误差（RMSPE，Root-Mean-Square Prediction Error）的最小值求得，一般情况下该值取2。
4.3普通克里格插值
反距离权重法和样条法插值，被归类为确定性的插值方法，因为它们是直接基于周围已知点的值进行计算或是用指定的数学公式来决定输出表面的平滑度的插值方法。
而第二个插值方法包括的是一些地统计学的插值方法（如克里格插值），这些方法基于一定的包括诸如自相关（已未知点的值。因为前面已经说过的两知点间的统计关系）之类的统计模型。因此，这些方法不仅有能力生成一个预测表面，而且还可以给出预测结果的精度或确定性的度量。
克里格插值与距离权重倒数插值相似之处在于给已知的样本点赋权重来派生出未知点的预测值。这两种内插方法的通用公式如下，表达为数据的权重总和。
篇6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 & 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 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 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 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 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一般来说，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往往从邻近国家开始，然后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地理位置远近等因素依次向外扩散直至最远和差异最大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更重要的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实现阶段性发展。
篇7
关键词：CBI教学 会计专业英语 职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a）-0123-01
《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提出“要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技能，特别是用英语处理与未来职业相关业务的能力。”[1]这说明高职英语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还必须要注重它的职业性。专业英语的课程特点就是紧跟市场、紧贴学生实际、紧密围绕行业和企业对外语技能要求，它不仅要打好语言基础，更要注重培养实际使用语言的技能，特别是使用英语处理日常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会计英语属于专业英语，是公共基础英语的延伸。高职院校的性质就决定了高职院校的基础课的性质，英语教学要摆脱 “小本科”式教学，即语法、句型等教学模式，而是要紧密围绕行业、企业对外语技能的要求来开展。而随着当今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加，掌握好会计行业英语，对于财经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已成为从业必备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体现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文论述了会计行业英语教学实践的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1 CBI教学法
CBI是内容教学法，是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CBI教学法打破单纯地将语言作为学习目的，而是通过语言的使用来习得语言。CBI教学理念是由Mohan于1986年正式提出的[2]。至今，CBI教学法已成为最流行的外语习得途径，在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很受欢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CBI教学理念辐射出多种比较成熟的教学模式，许多国家在语言教学方面取得了的显著的教学成绩和令人瞩目的社会效果。CBI教学法是一种将英语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工具性目的。CBI教学具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以学科知识为核心，二是使用原汁原味的材料，三是学习新信息，四是符合学生具体的学习要求。
1.1 实施CBI教学法的必要性
CBI教学提倡把语言作为学习内容的媒介，通过学科课程的学习获得语言的发展。传统的英语教学提倡五种技能的训练，即：听力、口语、翻译、阅读、写作。只是语言的学习，没有专业内涵。会计英语教学历经了艰难的过程，前期教学因为师资的短缺，公共英语教师会担任此课程授课，专业知识基本达不到要求;中期鼓励会计专业教师讲授此课程，但是英语水平又比较一般;在后期教学改革中，将英语教师专业化，会计专业教师语言化，这样的师资队伍和教学团队应该是比较强大的。会计专业英语属于职业英语，其教学正好适合运用CBI教学法。会计英语课程的教学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总体目标出发，以培养能用英语进行完整的会计过程操作的应用型、英语会计从业人员为目标。
1.2 实施CBI教学法的效果
会计专业英语是会计、金融业与英语语言相结合的专门用途英语，内容涉及到会计行业的各个环节，如：会计循环，资产，负债，会计报表等内容，对财务会计工作的实践过程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会计专业课程结合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实际，力求向学生，尤其是财经、会计类专业学生提供其未来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业英语知识和技能。
CBI教学法突出了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实用性，把英语语言学习和会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在财经会计类英语课堂实施CBI教学法，可以将语言学习与专业学习内容相结合，这对英语各种理解能力都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4]。CBI教学法不仅让专业知识有了语言的魅力，还让语言有了专业的内涵。
2 构建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内容
会计专业英语课程的设置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再进行会计英语教学，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构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内容？才能更适应工作岗位要求，更贴近会计工作流程，我们必须将会计英语课程和会计行业工作过程结合起来，确定本课程与职业能力相关的工作任务。例如：可以把《会计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为―― 情境1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企业形式，情境2 Accounting Equation会计等式，情境3 Double-Entry System复式记账系统，情境4 Adjustments调整账户，情境5 Assets资产，情境6 Financial Statements财务报表，情境7 Posting and Trail Balance过账和试算平衡，情境8 Auditing审计。
针对会计师、审计员等工作岗位以及从业人员的工作任务和应具备的职业能力，结合会计英语的课程特点，对工作任务进行分析。这8个学习情境基本涉及了一般会计活动的全过程。通过与职业相关专业紧密结合的8个情境等教学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在职业场景中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结合会计行业中工作流程、工作场景、概述会计过程中8个工作环节。作为会计英语的教学内容，将语言知识训练融入专业知识，兼顾语言知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增强了学生职业能力，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5]
3 结语
会计专业英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为英语教学拓宽了领域，也为开展其他行业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经验。但是，还需要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去更好地实施这些措施，也需要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反思和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 John Flowered，Matthew Peacock：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3] 刘桃梅.基于CBI的高职导游专业英语教学探究[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54-56.
篇8
关键词 阅读发展，认知资源，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
分类号B842.5
1 前言
初入学儿童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会阅读，即掌握字词识别技能，学会阅读是以后通过阅读进行学习的基础。有关阅读发展和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可以为科学的阅读教学方法的制定和阅读障碍儿童的诊断和干预提供有效的指导；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一般的知识表征建构的规律。
学习阅读的对象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语音、语义相结合的符号，这决定了任何文字都是字形、语音和语义的统一体。然而，不同的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是有差别的，如英文属于拼音文字，汉字属于语素文字[1]。Goswami认为起码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一是儿童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二是儿童本身所具有的认知资源，即儿童是否具备了恰当的认知潜能使他能够洞察到所学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2]。那么要获得相应的阅读能力，汉语和英语儿童所需具备的认知潜能是否相同，从而引起阅读获得困难的因素又是否相同呢，即语言文字特性如何影响了儿童的阅读发展？下面首先对英语国家中阅读发展相关的认知技能和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认知缺陷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然后综述有关汉语阅读发展影响因素和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相关研究，最后对汉语及汉字的特性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分析。
2 英语阅读发展影响因素和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英文是拼音文字的代表，最小的构形单元字母（或字母组合）记录言语中可分离的最小语音单位（音位），书面符号是对口语中语音流的转写。英语中音节数量众多，一个音节可由多个音位组成，且一个语素可对应多个音节，这些都决定了英语语音结构的复杂。相比之下，英语正字法要简单的多，26个字母的组合可以记录英语中一切可能的音位组合。
2.1 英语阅读发展的影响因素
英语阅读发展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是语音加工能力和阅读能力间因果关系的证实，特别是儿童的语音意识[3~5]。语音意识指儿童对口语中语音单元（如音节、首音、韵尾或音位）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典型的测查任务包括音节（音位）计数、删除、添加或替换，首音、韵尾的检测（如oddity任务）等，一般被认为反映了儿童潜在的语音表征的精细性[6]。Wagner和Torgesen对有关语音加工技能和阅读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表明儿童入学前的语音意识成绩对入学后的阅读成绩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语音意识训练可以显著的提高儿童的阅读成就，证实了语音加工能力和阅读发展间因果关系的存在[4]。Share认为良好的语音意识有助于儿童洞察到拼音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如字素―音位的对应，从而掌握拼音字母规则（alphabetic principle），儿童可以利用这个知识解码新遇到的单词，这为阅读发展提供了一个自我教学机制；一定水平的语音译码技能是阅读发展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前提[5]。
英语阅读获得的关键是掌握语音译码技能，然而语音译码能力并不能解释儿童阅读成就的全部变异。Share认为单词识别技能个体差异的第二个来源是儿童的正字法技能[5]。正字法技能一般包括特定单词的正字法模式的建构和正字法规则的抽取（如字母结合频率和位置频率的知识）[7]。常用的正字法技能测查任务包括字母串选择（要求被试从成对的字母串中选出更像真词的一个字母串）、同音词选择（被试根据要求从发音相同的两个单词中选出目标词）及拼写测验等任务[8,9]。Cunningham等人对62个一年级儿童进行了3年的追踪研究，系统的测查了语音加工能力、正字法加工技能和阅读经验对字词识别能力的预测力；结果表明在语音加工能力得到控制后，正字法技能仍显著的解释了单词识别技能的独特变异，语音技能和正字法技能对阅读发展具有各自独特的贡献[9]。
此外，儿童的语义知识对单词识别技能的发展也有独特的贡献[10,11]。Nation和Snowling研究了有阅读理解困难的儿童的单词识别技能，这类儿童解码技能与正常儿童类似，有语义信息通达和提取的困难，结果表明这类儿童阅读低频词和不规则词的反应时和精确性都显著差于正常儿童，而低频不规则词的精确识别需要语义编码的支持[10]。Nagy等人的研究表明词汇知识、语素意识、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技能与单词识别能力都有显著相关，其中词汇知识、正字法技能和语音意识显著预测了二年级儿童的单词识别能力；四年级儿童仍然在学习将单词中的正字法、语音和语素线索进行整合[11]。语素意识反映了儿童对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单元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如单词中的前缀、后缀、词根等单元，一定程度上测查了儿童的语义技能[11,12]。Casalis等在一个追踪研究中考察了语素意识、语音意识和阅读发展间的关系，被试为50个法语儿童，采用的语素意识任务包括句子填充、语素分离和融合、语素产生等；结果表明儿童幼儿园时的语音意识成绩显著预测了一年级的阅读成绩，语素意识成绩显著预测了二年级的阅读成就（包括解码和理解）[12]。
除语音加工能力、正字法技能及语义技能对阅读发展的贡献外，快速命名技能对阅读发展的预测作用也得到研究者的证实[4,13]。快速命名指对熟悉的物体图片、颜色、数字或字母等材料进行快而精确的命名的能力。Wolf和Bowers的系统分析表明快速命名技能独立于语音技能，主要预测了单词识别的精确性、正字法技能和阅读流畅性[13]。Kail等人测查了儿童的加工速度、命名速度、单词识别及阅读理解成绩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儿童的加工速度预测了命名速度，后者又预测了儿童的单词识别技能，加工速度和命名速度间的相关为0.79[14]。快速命名可能反映了儿童的一般加工速度能力也得到其它研究的支持[15,16]。Cutting等认为加工速度可能作为一个一般的限制条件，对正字法知识、单词识别技能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儿童的加工速度技能超过一定的水平后，语音技能、正字法技能等特定领域的知识对单词识别会有更大的影响[15]。有关快速命名对阅读发展的影响的本质将在发展性阅读障碍部分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上简单地回顾了语音加工能力、语义知识、正字法技能及快速命名技能对英语阅读发展的预测作用，这些因素可能成为儿童阅读发展所需要具备的认知潜能。此外，研究者运用联结主义模型对阅读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模拟[17~19]，这为儿童正常阅读发展的过程及可能的影响因素提供了计算上的解释。模拟将儿童的阅读获得看作是一组正字法单元、一组语音单元及一组意义单元间的联结逐渐建立的过程；各组单元间的联结权重和激活模式编码了特定单词的词典信息，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与特定单词及所有与其相类似的单词的接触中逐渐改进编码这个单词信息的联结权重并最终接近正确的输出[17]。模拟表明在训练的早期模型主要依靠正字法―语音间的通路计算单词的意义；随训练的进行，正字法―语义的通路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由正字法、语音及语义单元间联结的计算属性所决定的，正字法―语音间的联结更易于形成，而正字法―语义通路有着本质上的速度优势，两条通路相结合的模型对语义的计算比任何单一通路模型都要精确[19]。模拟的结果与儿童阅读发展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起码在阅读获得早期，儿童不能跨越语音而直接建立正字法―语义间的联结，语音、语义编码能力的交互作用对于流畅的字词识别技能的获得是必不可少的[10,20]。
2.2 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有关正常阅读发展的分析表明语音表征的精细性、语义知识、正字法技能及快速命名技能可能成为儿童阅读发展所需具备的认知技能，可以设想其中任一认知成分缺陷都会影响到儿童的阅读发展。那么导致英语儿童出现阅读障碍的主要认知缺陷是什么？
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儿童主要有语音加工能力的核心缺陷，如语音意识、语音短时记忆等，其中语音意识问题是核心缺陷[21~24]。Bradley和Bryant比较了阅读障碍儿童和阅读水平匹配组的语音意识成绩，两组儿童的阅读成绩类似，因而阅读障碍儿童所表现出的语音缺陷不能归因于较差的阅读能力或阅读经验的缺少，所采用的语音意识测验包括oddity任务（从4个单词中挑出无共享声音的一个单词，如“sun, sea, sock, rag”）和压韵词产生任务（产生一个与目标词压韵的单词），结果表明阅读障碍儿童在两个测验中的成绩一致的差于阅读水平匹配组，证实了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意识缺陷[21]。语音意识缺陷反映了儿童心理词条中的语音表征缺乏精细的可分离的单元，导致对小的语音单元的感知和操作的困难[6]；阅读获得表现为难以掌握字素―音位水平上的小尺寸单元的对应，表现出语音译码的稳定缺陷，如假词阅读的困难[25]，这严重阻碍了阅读的正常发展。这个研究结果与正常阅读发展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一定水平的语音意识是初学阅读的儿童所必须具备的认知潜能。
语音型阅读障碍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儿童具有异质性，即可能有其它的认知缺陷导致了儿童的阅读障碍。其中一些儿童的阅读障碍被研究者称为表层型或延迟型，这些儿童有相对正常的语音技能和解码能力（相对于他们的阅读水平），例外词（exception word）阅读和正字法技能受到了更大的损伤，阅读行为与年龄更小的阅读水平对照组类似，表现出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26~28]。另有一些研究者发现一部分阅读障碍儿童存在单独的快速命名缺陷，语音技能相对正常[13,23]。Wolf和Bowers认为快速命名缺陷可能是一般的加工速度缺陷在语言学领域的反映，主要影响到儿童正字法模式的建构，即有这类缺陷的儿童需要比正常儿童有更多的练习次数才能发展起牢固的正字法表征[13]；以正常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也表明一般加工速度能力中介了快速命名技能对单词识别成绩变异的解释[14~16]。语音/表层型分类和语音/快速命名分类所产生的各个亚类型是否存在重叠？Manis等对此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表层型儿童是更不稳定的亚类型，可以看作是阅读获得延迟的儿童；单一快速命名缺陷的阅读障碍儿童也归入到阅读发展延迟的亚类型中去；语音缺陷型是最稳定的亚类型[29]。
那么一般加工速度缺陷、表层型阅读模式和阅读发展一般延迟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有关低体重儿/早产儿认知及阅读发展模式的研究和发展性阅读障碍亚类型的联结主义模拟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Samuelsson等人对60名出生时体重较轻的婴儿学龄时的阅读成绩模式进行了研究，发现在27名表现出阅读障碍的低出生体重儿童中仅有2名儿童表现出语音型阅读障碍模式，20名儿童表现出表层型的阅读障碍模式（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研究者认为低体重婴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认知功能发展表现出一般延迟，入学后有阅读障碍的儿童更易于表现出表层型的阅读模式，并非是正字法技能的特定缺陷，而是与更一般的发展延迟相联系，且这个延迟可能不会局限于单词解码技能的获得，会影响到更广范围的认知技能[30]。Rose等人的研究表明早产儿/低体重儿认知加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更慢的加工速度，可能中介了更差的学习与记忆能力[31]。以上分析似乎表明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可能归因于更一般的认知发展延迟或学习能力缺陷，认知加工具体表现为加工速度缺陷，可能更多的反映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围产期的一些因素，如早产、低体重、缺氧等）。
Harm和Seidenberg运用联结主义的阅读模型对可能产生语音型和延迟型阅读障碍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18]。模型的语音表征轻微损伤后，假词阅读受损，例外词阅读相对正常，类似于纯正的语音型阅读障碍儿童；语音表征的严重损伤导致混合模式的出现，假词和例外词阅读都受到了损伤。此外，模型的其它一些方面的改变产生了阅读发展延迟的模式，如改变模型的学习速率，使模型以非最优化的方式学习或者减少从正字法到语音间映射的隐单元的数量等，这些改变对模型的例外词成绩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模型的行为与延迟型阅读障碍儿童类似。研究者也探讨了其它可能产生阅读延迟模式的方式，如更少的训练经验，衰减的正字法表征等。行为研究的分析表明延迟型阅读障碍儿童最可能有一般的学习能力缺陷，表现为认知发展的一般延迟，这个缺陷并不特定于阅读；Harm等认为模型学习速率的改变损伤了模型的学习能力，这类学习问题也会影响到阅读以外的其它任务[18]。由此，模型中的这类损伤可能更好的模拟了延迟型的阅读障碍。
以上简要回顾了英语阅读发展相关的认知技能及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行为研究及联结主义模拟一致表明阅读获得所需要的认知技能包括分离的语音表征、识别字母序列的能力（视觉正字法技能）、语义知识及充足的学习与记忆资源[19,32]；导致儿童出现阅读障碍的主要认知缺陷包括语音表征的损伤和一般的学习能力缺陷，两种缺陷分别导致了阅读障碍两种不同的表现型，相对比，视觉―正字法缺陷和语义损伤表现出更低的普遍性。
3 汉语阅读发展相关的认知技能及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汉字是语素文字的典型代表，最小的构形单元笔画不记录语言中的任何成分，更大的构形单位（汉字部件）通常与整字所记录的语素相联系（如声符提示整字读音的线索，形符提示整字的意义信息），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通常也是一个语素。语言的属性和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决定了汉字和英文的巨大差异[1]。汉语语音结构与英语相比要简单的多，汉语中总共有1200多个音节（标有声调），一个音节至多有4~5个音位，一个语素一般对应一个音节。从构形方面来说，汉字要比英文复杂得多，笔画组合成部件，部件再按照复杂的组合模式构成整字（汉字中多数是合体字），分析表明现代汉字中大约有600多个基础部件，相互组合构成了几千个常用汉字[33]。
3.1 汉语阅读发展所需的认知技能
从联结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文字的阅读获得都包括一组正字法单元、语音单元和语义单元间联结的形成，因此汉语阅读获得同样要求儿童建构正字法表征，同时形成正字法―语音和正字法―语义间密切的联结。但由于汉语和汉字的独特属性，汉语阅读发展所需认知技能与拼音文字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Huang和Hanley测查了视觉分辨能力、语音意识及配对联结学习（paired associated learning，PAL）能力对中国及英国8岁儿童的阅读技能的预测力。结果表明语音意识技能没有直接的预测中文阅读能力（相关显著，但回归分析不显著），PAL成为中文阅读能力最强的预测因子。语音意识测验显著地预测了英国儿童的阅读能力[34]。
Ho和Bryant运用追踪的方法对3~7岁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预测变量包括语音加工能力、视知觉及视记忆能力，因变量包括汉字阅读及假字阅读能力；分析表明视觉加工能力预测了儿童早期的汉字阅读能力（5~6岁），语音加工能力预测了儿童后期的阅读能力（6~7岁）；研究者认为汉语阅读获得经历与英语阅读获得相类似的过程，需要从最初的视觉阶段过渡到语音阶段[35]。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可能依赖儿童已有的语音表征的精细性，Ho和Bryant的研究表明语音意识影响到儿童对声旁规则的敏感，进而影响了汉字阅读的能力[36]。
Hu和Catts的研究表明语音加工能力与台湾一年级儿童的汉字阅读能力相关显著；视觉记忆能力与汉字识别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37]。McBride-Chang及其同事在两个研究中一致的表明了语音意识（音节删除测验）、字母知识（形音联结的学习能力）是汉语字词阅读能力的最强有力的预测因子[38,39]。
Siok和Fletcher运用阅读测验、语音意识测验、视觉加工能力测验、正字法加工能力测验及包括正字法和语音加工的任务（同音字分辨及拼音知识测验）对除四年级之外的1~5年级儿童进行了系统的测查。结果表明，视觉加工技能，特别是视觉记忆图形的能力，预测了儿童早期汉字识别成绩；语音意识，特别是声韵意识，对二年级以后的儿童的阅读发展有更大的预测作用。包括语音加工及正字法加工在内的拼音知识测验对于阅读的影响更大、更为直接[40]。结果与Ho等人的研究[35]较为一致。
McBride-Chang，Shu等人测查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词汇知识及快速命名对幼儿园和2年级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的预测力，语素意识测验采用的任务包括同音语素识别（从3个图片中选择一个与目标语素匹配）和语素构词（根据句子情境和包含目标语素的已知词汇建构新的词汇）；回归分析表明除语音意识、快速命名和词汇知识的显著预测作用外，语素意识独特的预测了儿童的汉字阅读能力[41]。孟祥芝等考察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的关系。结果表明语音意识对中文读字、中文默字和快速阅读理解的解释量大于快速命名；与语音意识相比，快速命名对中文阅读有独立的、微弱的影响[42]。吴思娜、舒华等以小学五六年级学生为被试测查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命名速度和汉字识别能力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表明语素意识和命名速度显著预测了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43]。
以上有关汉语阅读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由最初的分歧到最后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视觉技能，特别是视觉记忆能力，对于儿童早期的汉字识别具有显著的预测力；语音加工能力，主要是声、韵、调的意识，在稍后一点起作用（二年级或以上）。此外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对于汉语儿童的阅读发展也具有独特的贡献。然而不同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阅读发展作用的大小、起作用的时间进程及与阅读发展之间关系的因果方向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加以细化[41,44]。这个结果与英语阅读发展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说明了不同文字中阅读发展所需认知技能的普遍性，汉语阅读获得同样是儿童在充足的学习与记忆能力的基础上，正字法表征的建构和语音编码、语义编码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字法表征的建构要求儿童记住每个汉字独特的部件结合（独体字记住笔画组合）。儿童首先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组合方式，然后认识到一些笔画的组合经常出现在许多汉字中，形成部件意识和正字法意识[40]。儿童学习汉字的过程基本与此相符，他们首先学习一些简单的独体字和合体字，掌握汉字中的几百个基础构件（最初学习的汉字大多都充当了以后所学汉字的部件），然后学习由这些构件组成的合体字[33]。前面分析过汉字的构形复杂，正字法表征的建构是学习汉字的儿童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儿童的视觉正字法技能（如正字法意识）和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如加工速度所表明的）可能影响到儿童正字法模式形成的速度和质量。
汉字的语音编码即形成形―音联结的过程。汉字的笔画并不表音，但汉字中大量存在的形声字的声旁经常含有整字的语音线索，如声旁与整字读音部分相同或完全相同，含有同样声旁的形声字（声旁家族）的读音经常类似等。舒华及其同事的[33,45,46]系统研究表明儿童可以利用声旁中的这些语音线索编码整字的读音，且儿童对于声旁中语音线索的认识是随识字量的增加逐渐发展的。好的语音意识可能有助于儿童意识到声旁中的这些语音线索[35,36]，而语音表征的精细性可能从本质上影响到儿童语音编码的质量。
汉字记录口语中的语素，导致同音字众多，且汉字字形―语义间也有较密切的联系，因此语义编码可能相对比较重要[41]。如大量存在的同音字使得汉字识别时仅靠形－音的通路很多时候不能恰当激活字形的意义表征，形－义通路的运用可以排除其它同音语素（特别是高频同音语素）的干扰，通达特定字形的恰当意义表征[19]。汉字的形旁与整字的意义相联系，舒华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可以利用这个信息编码整字的意义或区分同声旁的汉字[33,45]，而好的语素意识和语义技能无疑有助于形―义联结的形成。
总之阅读能力的发展是正字法表征的形成、语音编码和意义编码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字法表征的建构从最初熟悉汉字的构件到记住构件的恰当组合，是进行语音编码和语义编码的基础。形―音编码的通路可能对于儿童初期汉字识别更加重要，如语音意识对儿童早期汉字识别能力的显著预测[35,40]，低年级儿童汉字识别时更加依赖语音信息的激活等[47]，这与英语阅读发展的研究结果一致，至少在阅读获得的早期儿童不能跨越语音而直接建立字形和意义的联结。形―义通路在阅读发展的中后期可能有更大的意义，保证了流畅的、自动化的字词识别技能的获得。
3.2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最初研究者认为汉字缺少字素―音位水平上的对应，语音分析技能可能并非汉语阅读发展所必须，因此认为汉语中不存在发展性阅读障碍，后来的调查表明汉语中同样存在阅读障碍儿童[48,49]。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是什么，与拼音文字中的发现是否一致？研究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语音加工能力的缺陷，如语音意识、语音记忆等[50~53]。Ho等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缺陷假设，被试为56个2~5年级的香港阅读障碍儿童和相应的年龄及阅读水平匹配组，结果表明同时存在读写困难的儿童在语音意识和语音记忆任务中的成绩显著差于阅读水平匹配组，仅有阅读困难的儿童语音记忆成绩显著差于阅读水平匹配组；研究者认为结果支持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语音缺陷假设[52]。此外，研究也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可能存在快速命名技能缺陷[54,55]和视觉技能缺陷[48,56,57]。
个案研究表明汉语阅读障碍也存在不同的亚类型，栾辉、舒华等报告了一个个案J，J存在显著的语音意识缺陷，汉字识别时倾向形―义―音的通路，有更多的语义错误（如将“煎”读为“炖”）[58]。孟祥芝报告了一个个案L，L语音意识正常，汉字识别时更倾向利用形－音－义的通路，有更多的语音相关错误[54]。两个个案似乎分别类似于英语中的语音型和表层型阅读障碍儿童。不同亚类型的存在降低了认知技能组群比较的意义，而考察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缺陷模式似乎有更大的意义。
Ho等人考察了香港的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缺陷侧面，分析表明阅读障碍儿童中一半的儿童有快速命名缺陷，是最主要的缺陷类型，仅15%的儿童有语音缺陷，超过一半的儿童在3个或更多的认知领域表现出缺陷，缺陷越多，儿童的读写成绩越差[59]。Ho等在更大的样本中进一步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的亚类型[60]，聚类分析的方法确定了7个亚类型：全缺陷型，语音记忆缺陷型，正字法缺陷型，有3个亚类型以快速命名缺陷为主，伴随有正字法或视觉缺陷，最后一组为轻微缺陷型，在所有的认知领域中仅表现出轻微的缺陷；研究者认为快速命名和正字法技能的缺陷是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缺陷模式，语音缺陷型发生率更低。吴思娜以北京地区儿童为被试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亚类型[61]，所采用的测验涉及语言学层次和非语言学层次，聚类分析的方法确认了五组阅读障碍的亚类型：全缺陷型、全语言缺陷型、语素―语音―短时记忆缺陷型、语素―快速命名―短时记忆缺陷型及空间缺陷型，其中语素意识缺陷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亚类型中；研究者认为语素意识缺陷是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缺陷模式。刘文理在一个稍小的样本中基于阅读水平匹配组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亚类型[62]，结果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与英语国家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以语音缺陷、快速命名缺陷及两者结合的双重缺陷为主，另有少部分儿童表现出正字法技能缺陷，最后一部分儿童仅表现出轻微的认知缺陷；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双重缺陷型是阅读损伤最严重的亚类型，快速命名缺陷型儿童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水平匹配组相似，表现出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
以上有关汉语阅读障碍亚类型的研究表现出一致性，几个研究中都稳定的存在着语音缺陷、快速命名缺陷及两者结合的双重或多重缺陷的亚类型，儿童的缺陷越多，阅读问题越严重，这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模式与拼音文字中的研究是一致的。研究中也存在不一致的方面，如语素意识缺陷问题，不同研究所采用的语素意识任务和亚类型分析参照组的差异是研究结论存在矛盾的可能原因[62]，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汉语阅读发展所需认知技能及发展性阅读障碍的主要认知缺陷与拼音文字国家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汉语阅读发展同样要求儿童有充分的学习与记忆能力，语言发展中获得的知识（语音和语义表征）足够精细，还要具备正常的视觉―正字法技能。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同样表现为语音缺陷或一般的学习能力问题（如快速命名缺陷所表明的）。这表明不同文字中阅读发展所需认知技能具有普遍性，导致阅读获得困难的认知缺陷具有一致性。此外，汉语中有少部分阅读障碍儿童表现出正字法缺陷，这可能反映了视觉空间技能的缺陷；英语中也发现有这类视空间技能缺陷导致单词识别障碍的个案[63]，只是这类缺陷的普遍性程度可能更低。
3.3 汉语、汉字属性的影响
儿童学会阅读除必须具备一定的认知潜能外，他们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特性也影响到阅读的发展。汉语儿童要获得相应的阅读能力，与拼音文字国家的儿童相比，似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拼音文字国家，特别是在形―音对应一致的正字法中（如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一年级结束时儿童假词阅读的精确性都可以达到90%[64]；即使与学习形―音对应极不规则的英文的儿童相比，要获得同样数量的词汇量，汉语儿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和书写的练习，这可能主要由于汉字系统和拼音字母系统经济性的差异所造成[65]。
拼音文字由30个左右的字母记录口语中更多的一点的音位，具有较强的产生性；而汉字由600个左右的基础构件的复杂组合来记录几千个常用语素，产生性与拼音文字相比差得多。拼音文字根据拼音字母规则（如字素―音位的对应）大多时候可以解码新遇到的单词；虽然汉字的构件与整字所记录的语素通常有联系（如声旁的语音线索及形旁的语义线索），但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形旁与声旁相结合所提供的信息很少能精确的指示整字所记录的语素[33]。加之汉字复杂的构形大大提高了正字法表征建构的难度，所以汉字的学习或多或少都要采取机械记忆的方式逐个进行。这些特点决定了汉字识别技能的获得对于学习和记忆能力有更大的要求，更加依赖练习经验。Shu等人的分析表明汉字识别的频率效应是声旁规则效应和形旁透明效应的两倍还多[33]，表明了练习经验的重要性，即特定汉字的掌握首先依赖于儿童接触它的次数（读写经验，表现在频率效应中），汉字本身的统计冗余性（如正字法冗余、声旁语音线索及形旁语义线索）易化了正字法表征的建构和语音、语义的编码，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幸运的一点是，汉字构件的产生性虽然不强，与语素的联结也不密切，汉字记录的语素却有较强的产生性（构词能力强），2500个常用汉字在日常阅读材料中的覆盖率高达99%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儿童掌握规则性差、随机性强的汉字来说是个极大的有利因素，只要有足够的阅读和书写练习，正常儿童应该都可以熟练的掌握3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因为这些汉字都是频率较高的字。
汉语及汉字的属性对发展性阅读障碍不同亚类型的发生率也存在影响。Wydell和Butterworth[66]报告了一个日/英双语的个案AS，AS日语阅读能力正常，英语阅读、拼写及语音加工存在较大困难，表现出阅读障碍；研究者提出了“细腻性和透明性假设”（hypothesis of granularity and transparency）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任何文字，只要正字法―语音间的对应是1 : 1或者是透明的，无论映射的水平是音位、音节还是整字，都不会有语音型阅读障碍的高发生率，这是透明性维度；细腻性维度指任何文字，只要其最小的正字法单元表征声音是粗糙的（如音节或整词水平），也不会有语音型阅读障碍的高发生率。汉字对应音节，表征语音粗糙，被预期有语音型阅读障碍的低发生率。Ho等[60]大样本的亚类型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汉语中语音型阅读障碍所占比率更小，并非是主要的亚类型。另一方面汉语的语音结构相对简单可能影响到汉语语音型阅读障碍的发生率，语音发展的理论认为语音的心理表征从大的语音单元逐渐到小的语音单元的分段表征的过渡是语音结构类似性、冗余性的结果，单词有类似发音的邻近词越多，儿童越容易注意到共享的不变的语音单元，为了区分这些单词，心理词典中的语音词条也面临更多重构的压力，语音表征变得更精细[64,67]。汉语语音结构简单，音节、声、韵等语音单元都有充分的冗余性，由此一个预期就是汉语儿童可能更容易发展起大单元的语音意识，如音节意识、声韵意识，更少表现出语音表征的缺陷；加之汉字对应音节，表征语音粗糙（Ziegler等认为语音型阅读障碍主要由于语音表征和正字法支持了不同的尺寸单元，儿童语音表征支持更大的尺寸单元，而正字法本身支持了更小的尺寸单元[64]）。综上，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汉语中语音型阅读障碍的发生率更低。
另一方面，汉语中似乎有更多的以快速命名缺陷为主的阅读障碍儿童[60]，这可能是由于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决定的，即以复杂的构形记录几千个常用语素。前面分析过汉语阅读技能的获得更依赖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和练习经验，有加工速度缺陷的儿童一般有较差的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学习汉字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特别是正字法模式的建构；相比拼音文字，这些儿童可能更易于表现出汉语阅读发展的困难。设想用汉语拼音（一种高度一致的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儿童在一年级上学期甚至就可以完全熟练的掌握。
综上，由汉语的语音特点预期汉语中可能不会有语音型阅读障碍的高发生率；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决定了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加工速度缺陷型阅读障碍有更高的发生率。
4 总结
阅读技能的获得要求儿童具备阅读发展所需要的认知资源，这包括充足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语音及语义表征足够精细，有正常的视觉正字法技能，这在不同的文字中具有普遍性，阅读发展影响因素跨语言的一致性的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点。研究同时表明不同文字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主要认知缺陷都包括语音表征缺陷或一般的学习能力问题，这一点也表现出跨语言的一致性。
此外，儿童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特性也影响到阅读能力的发展，具体来说，不同文字中儿童要获得阅读技能所付出的努力可能不同，对于各种认知资源也有不同程度的要求，从而不同类型的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表现和发生率会有所差异。汉字作为语素文字的代表，阅读技能的掌握对于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有更大的要求，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进行练习，汉语和汉字的属性也决定了语音型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可能更低，而加工速度缺陷更易造成阅读困难。
有两点作额外的补充，一是有关发展性阅读障碍的亚类型，引起儿童阅读困难的主要认知缺陷包括语音缺陷或一般的学习能力问题，语音缺陷主要影响到儿童语言和阅读能力的发展，这类儿童表现出与正常儿童截然不同的阅读发展模式，是最为典型的阅读障碍；有一般的学习与记忆问题的儿童可能会表现出普遍的认知发展延迟，其影响并不特定于阅读，至于这类学习缺陷及其与加工速度关系的本质仍需进一步探讨。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并不认同阅读障碍存在截然不同的亚类型，认为语音缺陷应该是不同文字中阅读障碍的共同原因[64]。由此，汉语中典型的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应该是更低的，如在北京的调查表明汉语阅读障碍的发生率约为2%（不考虑具体认知缺陷）[68]，此外最严重的阅读障碍儿童通常存在多重认知缺陷[59,60]。二是目前有关阅读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在假设儿童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动机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探讨了必需的认知技能和不同语言文字的影响。在发展性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分析中有少部分儿童没有表现出任何认知缺陷，这部分儿童的阅读延迟不排除环境和动机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苏培成. 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Goswami U. How to beat d yslexia? The Psychologist, 2003, 16: 462~465
[3] Bradley L, Bryant P E. Categorizing sounds and learning to read: A causal connection. Nature, 1983, 301: 419~421
[4] Wagner R K, Torgesen J K. The nature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nd its causal ro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reading skil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7, 101: 192~212
[5] Share D L. Phonological recoding and self-teaching: sine qua non of reading acquisition. Cognition, 1995, 55: 151~218
[6] Swan D, Goswami U. Phonological awareness deficits i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d the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hypothe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97, 66: 18~41
[7] Siegel L, Share D, Geva E. Evidence for superior orthographic skills in dyslexic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5, 6: 250~254
[8] Cunningham A E, Stanovich K E. Assessing print exposure and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skill in children: a quick measure of reading experi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0, 82: 733~740
[9] Cunningham A E, Perry K E, Stanovich K E.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the concept of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01,14: 549~568
[10] Nation K, Snowling M. Semantic process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evidence from children with reading comprehension difficultie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8, 39: 85~101
[11] Nagy W, Berninger V, Abbott R, et al. Relationship of morphology and other language skills to literacy skills in at-risk second-grade readers and at-risk fourth-grade write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3, 95: 730~742
[12] Casalis S, Louis-Alexandre M. Morphological analysis, phonological analysis and learning to read French: a longitudinal study.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00, 12: 303~335
[13] Wolf M, Bowers P G. The double-deficit hypothesis for the developmental dyslexia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9, 91: 415~438
[14] Kail R, Hall L K. Processing speed, naming speed, and rea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4, 30(6): 949~954
[15] Cutting L F, Denckla M B. The relationship of rapid serial naming and word reading in normally developing readers: An exploratory model.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01, 14: 673~705
[16] Catts H W, Gllispie M, Leonard L B, et al. The role of speed of processing, rapid naming,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reading achievement.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2002, 35(6): 509~524
[17] Seidenberg M S, McClelland J L. A distributed, developmental model of word recognition and nam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9, 96(4): 523~568
[18] Harm M W, Seidenberg M S. Phonology, reading acquisition, and dyslexia: Insights from connectionist model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3): 491~528
[19] Harm M W, Seidenberg M S. Computing the meaning of words in reading: cooperativ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visual and phonologic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4, 111(3): 662~720
[20] Snowling M, Hulme C, Nation K. A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kills in childre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97, 1(3): 88~91
[21] Bradley L L, Bryant P. Difficulties in auditory organization as a possible cause of reading backwardness. Nature, 1978, 271: 746~747
[22] Stanovich K E, Siegel L S. The phenotypic performance profile of reading-disabled children: A regression-based test of the phonological-core variable-difference mode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4, 86: 24~53
[23] Morris R D, Stuebing K K, Fletcher J M, et al. Subtypes of reading disability: variability around a phonological cor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8, 90(3): 347~373
[24] Goswami U.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dyslexia: Towards a cross linguistic framework.. Dyslexia, 2000, 6: 133~151
[25] Rack J P, Snowling M J, Olson R K. The nonword reading deficit i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 review.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1992, 27: 29~53
[26] Castles A, Coltheart M. Varietie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Cognition, 1993, 47: 149~180
[27] Manis F R, Seidenberg M S, Doi L M, et al. On the basis of two subtype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Cognition, 1996, 58: 157~195
[28] Stanovich K E, Siegel L S, Gottardo A.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phonological and surface subtypes of reading disabilit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7, 89: 114~127
[29] Manis F R, Seidenberg M S, Stallings L, et al. Development of dyslexic subgroups: A one-year follow up. Annals of Dyslexia, 1999, 49: 105~134
[30] Samuelsson S, Finnström O, Leijon I, et al. Phonological and surface profiles of reading difficulties among very low birth weight children: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al lag hypothesis.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000, 4(3): 197~217
[31] Rose S A, Feldman J F. Memory and processing speed in preterm children at eleven years: A comparison with full-terms.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 2005~2021
[32] Bishop D V M, Snowling M J.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d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ame or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4, 130: 858~886
[33] Shu H, Chen X, Anderson R C, et al. Properties of school Chinese: 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 to read. Child Development, 2003, 74(1): 27~47
[34] Huang H S, Hanley J R.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visual skills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and English, Cognition. 1994, 54: 73~98
[35] Ho C S-H, Bryant P. Phonological skills are important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7, 33: 946~951
[36] Ho C S-H, Bryant P.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beyond the logographic phase.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1997, 32: 276~289
[37] Hu C-F, Catts H W. 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in early reading abilit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Chinese.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998, 2(1): 55~79
[38] McBrideChang C, Kail R V.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in the predictors of reading acquisition. Child Development, 2000, 73: 1392~1407
[39] McBride-Chang C, Ho C S-H.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Chinese children's character acquisi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 92: 50~55
[40] Siok W T, Fletcher P. 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visual-orthographic skills in Chinese reading acquisi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1, 37(6): 886~899
[41] McBride-Chang C, Sh H, Zh A, et al.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uniquely predicts young children’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3, 95: 743~751
[42] 孟祥芝，沙淑颖，周晓林. 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 心理科学，2004，27：1326~1329
[43] 吴思娜，舒华，刘艳茹. 语素意识在儿童汉语阅读中的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5，3：35~38
[44] 王燕. 汉语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的语音加工技能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2004，12：489~499
[45] 舒华．汉语儿童词汇和阅读获得的研究．见：彭聃龄，舒华，陈之主编．汉语认知研究．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279~295
[46] 舒华，毕雪梅，武宁宁. 声旁部分信息在儿童学习和记忆汉字中的作用. 心理学报，2003，35（1）：9~16
[47] 宋华，张厚粲，舒华. 在中文阅读中字音、字形的作用及其发展转换. 心理学报，1995，27（2）：139~144
[48] 张承芬，张景焕等. 汉语阅读困难儿童认知特征研究. 心理学报, 1998，30（1）：50~56
[49] 舒华，孟祥芝. 汉语儿童阅读困难初探――来自阅读困难儿童的统计数据. 语言文字应用, 2000，3：63~69
[50] 姜涛. 汉语儿童的语音意识特点及阅读能力高低读者的差异．心理学报，1999，31（1）：60~68
[51] 丁玎. 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语音工作记忆特点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52] Ho C S-H, Law T P-S, Ng P M. The phonological deficit hypothesis in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Reading and Writing, 2000, 13: 57~79
[53] Chan C K-K, Siegel L S.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in reading Chinese among normally achieving and poor read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01, 80: 23~43
[54] 孟祥芝.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表征与加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
[55] Ho C S-H, Lai D N-C. Naming-speed deficits and phonological memory deficits in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9, 11(2): 173~186
[56] 刘翔平，侯典牧等. 阅读障碍儿童汉字认知特点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2：7~11
[57] 刘希庆. 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视觉记忆特点的比较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58] 栾辉，舒华等. 汉语发展性深层阅读障碍的个案研究. 心理学报，2002，34（4）：338~343
[59] Ho C S-H, Chan D W-O, Tsang S-M, et al. The cognitive profile and multiple-deficit hypothesis in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2, 38: 543~553
[60] Ho C S-H, Chan D W-O, Lee S-H, et al. Cognitive profiling and preliminary subtyping in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Cognition, 2004, 91: 43~75
[61] 吴思娜.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亚类型.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62] 刘文理.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亚分类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63] McCloskey M, Rapp B. A visual based developmental reading deficit.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0, 43: 157~181
[64] Ziegler J C, Goswami U. Reading acquisitio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d skilled reading across languages: a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5, 131: 3~29
[65] Rayner K, Foorman B, Perfetti C, et al. How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forms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001, 2(2): 31~74
[66] Wydell T N, Butterworth B. A case study of an English-Japanese bilingual with monolingual dyslexia. Cognition, 1999, 70: 273~305
[67] Metsala J L, Walley A C. Spoken vocabulary growth and the segmental restructuring of lexical representations: Precursors to phonemic awareness and early reading ability. In: J L Metsala, L C Ehri (Eds.) Word recognition in beginning literacy.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1998, 89~120
[68] Yin W G, Weekes B S. Dyslexia in Chinese: clues from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Annals of Dyslexia, 2003, 53: 255~279
Reading Development-Related Cognitive Skill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iu Wenli 1,2，Liu Xiangping3
(1Institute of Psych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Graduate School,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3 School of Psycholog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China)
篇9
关键词：逐点比较；直线插补；两轴联动；汇编语言
中图分类号：TN40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 373X(2009)02 123 03
Design of New Point by Point Comparison Straight Line
Interpolation Based on Single Chip Computer
GAO Haitao
(Luoyang Technical Institute,Luoyang,471023,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development of sciety,the resources are shortened,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economical society.The interpolation method applies two axis linkag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single chip computer′s circuit programming foundation to walk the oblique line substitution original single axle unidirectional movement to walk the right angle,may approach the machined surface of work piece,improve the processing precision and the components′surface quality,reduce raw material and the processing cost.
Keywords：point by point comparison;straight line interpolation;two axis linkages;assembly language
0 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越来越紧张，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更加迫切。科技工作者都在尽力改进设计、工艺，以减少原材料和人工的投入，取得更大的效益。在教学和生产过程中，发现教科书与实际数控系统实现插补的方法都是单轴单向走直角运动，这样在工件的表面就会形成直角的加工轮廓，导致粗糙度大。如果能采用两轴联动走斜线的方法，就能更好地逼近工件的外形，提高加工精度和零件表面质量。
1 设计原理
该设计中采用两轴联动插补（图1中细实线表示的走刀路线，x和y相电机可以同时运动）与常用的单轴插补（图1中虚线表示的走刀路线，x和y相电机在某一时刻只有1个运动）相比，可以明显地减小零件表面的粗糙度，提高加工质量。
两轴联动逐点比较法的插补分为5个步骤，以第一象限为例：
第一步:根据直线偏向判定插补方向。如图1所示，根据要加工的直线两端点A（xa,ya），B（xb,yb）的坐标判定要加工的直线偏向及插补方向；当xe（xb-xa ）≥ye（yb-ya）时，加工轮廓偏向x 轴，走x和xy；当xe（xb-xa ）＜ye（ yb-ya）时,加工轮廓偏向y 轴,走y和xy。
图1 两轴联动比较插补
第二步:偏差判别。判别刀具当前位置相对于给定轮廓的偏差状况；直线AB上任一点C(x,y) ，其坐标满足：x/y=xe/ye，若刀具加工点为Pi（xi，yi），则该点的偏差函数与加工直线的位置关系为：Fi= 0，表示加工点位于直线上； Fi＞ 0，表示加工点位于直线上方；Fi＜ 0，表示加工点位于直线下方。
第三步:坐标进给。根据偏差控制坐标轴进给，使加工点向被加工轮廓靠拢，见表1。
表1 坐标进给与加工点的关系
F＞0F=0F＜0
xb-xa＞yb-ya(偏向x轴)沿x轴进给一步沿xy轴进给一步沿xy轴进给一步
xb-xa=yb-ya沿xy轴进给一步
xb-xa＜yb-ya(偏向y轴)沿xy轴进给一步沿xy轴进给一步沿y轴进给一步
第四步:计算新偏差。刀具进给一步后，坐标点位置发生了变化，计算新位置的偏差值；xi，yi为当前插补点的动态坐标，其原始的偏差计算公式为：
Fi＝xeyi-xeyb
沿x轴进给一步，动态坐标变为（xi+1＝xi＋1，yi+1＝yi），新偏差变为：
Fi+1＝xeyi－（xi＋1）ye＝xeyi－xiye－ye＝
Fi－ye
沿y进给一步，动态坐标变为（xi+1＝xi，yi+1＝yi＋1），新偏差变为：
Fi+1＝xe(yi＋1）－xiye＝xeyi－xiye+xe＝
Fi+ xe
xy联动进给一步，动态坐标变为（xi+1＝xi＋1，yi+1＝yi＋1），新偏差变为:
Fi+1＝xe(yi＋1)－（xi＋1)ye＝
xeyi－xiye+xe－ye＝Fi+ xe－ye
第五步:终点判别。判别长轴坐标x或y坐标是否到达终点，若已经插补到终点，则返回监控。
两轴联动逐点比较法的第一象限直线插补软件流程图如图2所示。
2 程序设计
2.1 存储单元分配
存储单元分配4FH，50H为终判值；4DH，4EH为xe(xb-xa)；4BH，4CH为ye(yb-ya)；49H，4AH为偏差值F；47H为y电机当前相序；48H为x电机当前相序；以大地址格式(低地址单元存放高位数据)存放各种数据。
2.2 程序清单
CHABU ：MOV SP，＃60H；定义堆栈指针
MOV 4AH，＃00H；偏差单元清零
MOV 49H，＃00H
MOV 47H，＃00H；初始化x电动机
MOV 48H，＃00H；初始化y电动机
MOV P1，＃11H ；x，y电动机A相上电
MOV A，4EH；计算终点判别，xe，ye低位减
CLR C
SUBB A，4CH
MOV A，4DH；xe，ye高位减
SUBB A，4BH
JCy；xe≤ye
x：MOV 50H，4EH ；x，xy插补，x向坐标为判终坐标
MOV 4FH，4DH
SJMP XLP2
Y：MOV 50H，4CH；y,xy插补，y向坐标为判终坐标
MOV 4FH，4BH
YLP2：MOV A，49H；取偏差F的高8位
JB ACC．7，YJP；偏差F＜ 0，去y进给
ACALL XYJPZ；F≥0，调xy进给及偏差计算
ACALL ZZJY
JNZ YLP2 ；终判值不为零，去YLP2，否则插补结束
RET
YJP： ACAL YJPZ
ACALL ZZJY
JNZ YLP2
RET
XLP2：MOV A，49H；取偏差F的高8位
JNB ACC．7，XJP；偏差F＞ 0，去x进给
ACALL XYJPZ；F≤0，调xy进给及偏差计算
ACALL ZZJY
JNZ XLP2；终判值不为零，去XLP2，否则插补结束
RET
XJP： ACAL XJPZ
ACALL ZZJY
JNZ XLP2
RET
XYJPZ：ACALL XYJING ；xy进给
CLR C；计算新偏差F值，Fi+1＝Fi－ye+xe
MOV A，4AH
SUBB A，4CH；可向高位字节借位
MOV 4AH，A
MOV A，49H
SUBB A，4BH
MOV 49H，A
MOV A，4AH
ADD A，4EH
MOV 4AH，A
MOV A，49H
ADDC A，4DH
MOV 49H，A
RET
YJPZ：ACALL YJING；调y电动机正转子程序
MOV A，4AH ；计算新偏差F值，F＝F＋xe
ADD A，4EH
MOV 4AH，A
MOV A，49H
ADDC A，4DH
MOV 49H，A
RET
XJPZ：ACALL XJING；x进给
CLR C；计算新偏差F值，Fi+1＝Fi－ye
MOV A，4AH
SUBB A，4CH；可向高位字节借位
MOV 4AH，A
MOV A，49H
SUBB A，4BH
MOV 49H，A
RET
ZZJY：CLR C；终判值减1
MOVA，50H
SUBB A，＃01H；可向高位字节借位
MOV 50H，A
MOV A，4FH
SUBB A，＃00H；考虑低位字节借位
MOV 4FH，A ；终判值判零
ORL A，50H
RET
XJING：MOV DPTR，＃XDATA
INC 48H；取下一节拍相序
CJNE 48H，＃06H，S1
MOV 48H，＃00H
S1：MOV A，48H
MOVC A，＠A＋DPTR
MOV 46H，A
ORL A，45HH；保存y电动机原状态不变
MOV P1，A
RET
YJING：MOV DPTR，＃YDATA
INC 47H;取下一节拍相序
CJNE 47H，＃06H，S2
MOV 47H，＃00H
S2：MOV A，47H
MOVC A，＠A＋DPTR
MOV 45H，A
ORL A，46H；保存x电动机原状态不变
MOV P1，A
RET
XYJING：MOV DPTR，＃XDATA
INC 48H ；取下一节拍相序
CJNE 48H，＃06H，S11
MOV 48H，＃00H
S11：MOV A，48H
MOVC A，＠A＋DPTR
MOV 46H，A
MOV DPTR，＃YDATA
INC 47H ；取下一节拍相序
CJNE 47H，＃06H，S22
MOV 47H，＃00H
S22：MOV A，47H
MOVC A，＠A＋DPTR
MOV 45H，A
ORL A，46H
MOV P1，A
RET
图2 两轴联动逐点比较法的第一象限直线插补软件流程
3 结 语
在设计原系统中使用新的插补程序后,产品的表面质量和精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减少了下道工序的加工时间,降低了加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全利.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潘新民.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5.
［3］陈隆昌.控制电机\.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4］余永权.功率接口技术\.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5］徐夏民.数控原理与数控系统\.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6］喻萍.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7］李朝青.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
［8］万福君.MCS－51单片机原理、系统设计与应用\.北京:清华出版社,2008.
［9］姜志海.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篇10
关键词：职业技能教育 必要性 应对措施
职业技能教育是与经济发展最为挂钩，带来直接效益，而且见效最快的教育类型。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职业技能教育的繁荣与兴衰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
教育学家也曾对我国重视普通高等教育而轻视职业技能教育的现象做过一定的研究，提出传统的就业类型以及人们从业的偏见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综合型人才外，大部分行业更需要一些“高、精、专”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既要有高等的知识，又要具有专业的技能，精通于一门技术，符合这种条件的人才只有职业技能教育能够满足需求。
一、职业技能教育的必要性
（一）获得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的人才，职业技能教育是必经之路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商业全球化，各行各业都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企业都需要有表现自己竞争力的产品的支撑，不然小到企业大到国家都极有可能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但是要想创造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打造代表自己的产业形象的品牌就需要有创造性和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这样的人才只有职业技能教育才能够培养出来。因此职业技能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重任，是必由之路。
（二）职业技能教育影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
俗话说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只需看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那么看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当然也可以看一个城市的区域型人才。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有效的运用，经济才会有所发展，经济实体才会更为凸显。在我国城市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能够保证发展水平的是具备专业技能点能在产业中创造价值的人才。它决定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这就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只有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加大教育力度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能够推进城市经济发展的专门型，应用型人才。
（三）职业技能教育能够平衡农村农业的发展与城市工业发展
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国家逐渐呈现城市化的趋势，城市化需要大量的人才进入城市，培养农村人口除了种植农作物的技能外的城市化工作需要的技能也变得异常重要。职业技能化教育不但培养城市工业所需要的高技能职工，操作型职工，也分化出对农业生产技能的技术型人才的培训，使农业摆脱手工化、人力化，转向机械化大生产的模式，能够节省更多的人力进入城市化的建设。既不耽误农业的生产，也促进了城市工业化发展。
二、发展职业技能教育的应对措施
（一）发展职业技能教育要定向培养符合产业发展的专门型人才
职业技能教育不同于高等院校的普通综合型人才的教育，职业技能教育需要制定一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定向的培养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工厂所需要的“一专一精”的人才。这样才能充分保证足够精确的为企业输送紧缺型人才，也不至于盲目培养造成某方面的人才过剩，而导致就业竞争力的加重。在培养专业型人才的同时，也要考虑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因为在以前，这种人才对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上的贡献被台前人士的光芒所掩盖，现在借助职业技能教育的平台，让人们更加关注高级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作用，进而体现职业技能教育的神韵所在。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好人才的培养，以保证城市文化建设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开拓新的行业，培养创新型人才
如今日益繁荣发展的职业技能教育，面临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对新兴专业出现的速度快于培养人才的速度的问题时，新老专业的设置和改造方面成为困扰职业技能教育的重大难题。经济的繁荣快速发展和产业链条的不断改变，改变教育的方式和创新成为了职业技能教育关注的焦点。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格局，职业技能教育也要在原本的教育领域开拓新的专业，培养创新型人才。
（三）职业院校众多，创新资深专业结构，形成别具一格的教育特色
全国有众多所职业院校，要想在众多院校中脱颖而出，彰显自己的特色，就要求改变自身的专业上的设置，使自身院校的专业新颖独特于其他院校，这样才能够成为城市建设中的新亮点。城市经济文化建设的有其不同的内涵，想要有知名的职业院校在城市中发挥思想、引领风气，起到导向作用，创新，别具风格是成为一所好的大学的必然要求。
三、结语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是倍受全社会关注， 如何才能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加强技能教育， 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是突破点。加大力度培养高级技能人才， 进行职业技能教育的开发是培养人才必经之路，争取在培养高级人才技能上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