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社会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与社会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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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经济欺诈现象较为严重,逃、废债行为相当普遍,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金融诈骗、逃汇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仍较为猖獗;假冒伪劣商品愈演愈烈,不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许多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依然存在,并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形象,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也给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造成了损害。当前,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可以有两种手段供我们选择,一种方式是强化行政管理、扩大行政权限、加强行政处罚;另一种方式是强化法律规范和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前一种是行政手段,后一种则是法律手段。我认为,当前单纯依靠强化行政手段来治理混乱秩序并不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从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虽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各种简政放权的措施,但政府享有的行政权限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比,仍然过大。例如,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和处罚、对交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所设定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必要的自由,也障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行政权力不是应当强化,而是应当逐渐弱化,这一点已经形成了社会的共识。而强化行政权力,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市场主体所应享有的自主自愿,而且与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符合的。另外,强化行政权力,不能从制度完善上来解决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有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短期内或许能够见效,但从长期来看,难以产生应有的效应。

    我认为,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必须要强化法律手段。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强化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尽快地使我国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当前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将规范市场与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有加强法治,强化法律的规范和管理,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秩序,其理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其利益是多元的,资源也是不断流动的。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实行自由的交易和公平的竞争,这些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持正常的秩序。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通过行政的调处、领导的平衡和干预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和民间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形成于旧体制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已被证明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需要。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平等主体的交易构成的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律来规范,而其产生的纠纷也必须主要应当靠最终解决争议的机构——人民法院来解决,这就是说,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形成秩序。第二,从目前市场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看,尽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变动的负作用,需要靠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重建来解决,但相当多的问题仍然是法治不健全、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原因造成的。例如,假冒伪劣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根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保护主义、以罚代刑和处罚不力造成的。第三,通过法律手段来整治秩序,这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体系,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真正使市场经济形成良性的循环。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市场,建立市场法治秩序,需要加快立法的步伐,这是解决市场混乱的根本途径。

    一、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

    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民事法律已经超过40多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证法、保险法、票据法等规范市场主体、调整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法律相继出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一部系统的民法典,因此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仍然缺乏。所以,应尽快颁布民法典,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自50年代初期以来,曾为无数的学者所呼吁和企盼。迄今为止,我国几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已制订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法律。它们尽管在名称上未被称为法典,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法典的特点和功能。然而,民法典至今仍未出台,实为一大缺憾。许多学者曾呼吁,在刑法典的修改工作完成以后,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应尽快地提上议事日程。我认为,民法典制订的必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法律工作者的热烈企盼,而主要在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民法典的制订,正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通过制订民法典,可以全面地将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法定化、明确化,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并使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制订民法典,可以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从而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通过制订民法典,还能够弘扬人格独立、人格平等、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等理性的精神,这些都是建立法制社会所必须的。

    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制订颁行,市场经济中的合同活动的规则由以前纷繁、复杂、冲突与落后的状态走向统一、和谐与完善。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的出台,是我国民法典制订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合同法》制订以后,如何加快民法典其他部分的制订步伐呢?考虑到我国民法典不太可能采取“一步到位式‘的法典编撰方法,而只能采用分段制订最后通过汇编整理修订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当前需要尽快制订物权法。物权法不仅是确认和保护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而且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因为任何交易的前提是交易的当事人享有物权,而交易的结果是物权发生移转。所以,物权法首先要确认各类物权,从而确认交易的前提。同时,物权法的一系列规则,如公示公信原则、所有权移转规则、善意取得制度等都是直接服务于交易关系的。物权法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维护交易安全,整治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的确与物权法不完善有关。例如,在商品房买卖中,由于登记制度不健全,一些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房时,不能通过查阅不动产登记了解该房屋是否已经设定抵押或者出售等情况,从而在交易中可能上当受骗和蒙受巨大损害。极少数不法行为人将一物数卖,或以已经出售的财产作抵押,以骗取他人财产,甚至从事金融欺诈行为,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信用降低。

    要进一步完善破产制度,这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法治秩序也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现有的企业破产法适用范围太窄,仅限于国有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类型的企业以及自然人的破产问题都急需立法规制。尤其是原有的破产法仅从国有企业的角度规定破产,既缺乏完善的破产程序的规定,也对重组等制度缺乏规定,因此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我认为,当前完善破产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实践来看,假破产和利用破产逃债的问题相当突出(例如,在欠了巨额债务以后,本来有资产清偿债务,却立即向法院申请破产,并迅速将资产转移到新成立的公司之中,最后因为宣告破产而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清偿),甚至个别地方的政府机关也默许这种假破产的行为。一些债务人在欠下大量债务后,仍然通过关联交易等方法转移财产,还有一些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后隐匿资产、逃避债务,或拒不提交或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书和有关财务报告,这些行为都损害了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实现。可见,破产制度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和交易的安全,也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信用经济的基础。所以,完善破产法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非常重要。

    二、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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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研究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广泛关注，是和我国改革发展状况有关，因为中国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却明显滞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和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就可能产生剧烈的社会冲突从而制约和谐社会的建构。而经济法和社会法具有突出的社会整合功能，怎样发挥这两个法部门的功能来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因此讨论两者的关系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法的涵义

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和法律文化背景。传统的个人自由观念与民商法的建立息息相关，而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则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这种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国家干预，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为这种社会整体利益、公正提供有力、有效的公权力保障。可见，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国家干预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基本内涵。为纠正 “市场失灵”而进行的国家干预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生活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干预要适度，而经济法无疑是国家适度、谨慎干预的基本法律保障。

二、社会法的涵义

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德国对社会法的定义与社会保障法类似，因此是一种狭义的社会法。在法国和日本，社会法的范围就比德国要略微宽泛，除社会保障法外还包括了劳动法。而在英美国家，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由此可见，社会法的内涵不甚明确，根据国家地区、不同学者的理解，其内涵、范围亦不同，可以说尚未形成公认的概念与内涵的界定。本文为了明确研究内容，认为社会法是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公共事业的基本法律形式， 将其与经济法的概念加以区分，即采用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并行的部门法，以便于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三、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区别

虽然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都是具有独特调整对象的部门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在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公平观念等方面仍有许多差异。

（一）规范内容的差异

尽管社会法与经济法的本位都是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在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上，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其中，社会法内容中体现的社会利益主要包括弱势群体利益、社会整体的稳定以及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公共利益的保障与调整，保护由于人们在能力、天赋等自然条件方面天然存在的差异和财富差距的增大等原因导致社会不安定重要因素的弱势群体，通过对这些群体的偏向性保障，达到社会整体和谐稳定发展的目的。而经济法体现的社会利益主要是维护经济运行的秩序、安全和稳定发展，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对经济运行的不良影响，从而达到经济的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二）公平观念的差异

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差异，还体现在其作为法律的重要性质——公平观念的差别上。经济法体现出的社会公平观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社会公平观，虽然在其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中，也存在着保障弱势群体、推动社会福利增加与合理配置的内容，但是其主体思想是通过引导经济利益主体，在双向而非单向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在权责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与之相反，社会法在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优化社会福利的配置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公平观，即通过建立一种后发性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利益的平均分配为原则，对已经形成的社会问题起到一个纠正而非事前预防的作用。社会法与经济法之间这种社会公平观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调整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调整方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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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153-02

近些年来,党和政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同时,在成就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发生了变化,差别和矛盾还大量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不正当竞争行为普遍存在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经济的法律,它的基本理念是平衡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执行和遵守《经济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1 《经济法》的价值分析

法的价值在于体现公平、正义,《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类型也应把公平正义作为它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经济法》调整特殊的经济关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有独特的价值目标。与《民法》相比较，《经济法》的特有价值表现在实质正义价值,经济民主价值和经济增长价值。

第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现代社会的正义的含义：一是平等,包括伦理上人格平等,政治上权利平等,经济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分配上的平等；二是大公无私,即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三是正当合理,理即情理、公理、真理。正义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分,以《民法》等为代表的私权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个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法》的这种私法性决定了它体现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而《经济法》是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企业与国家等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兼有公法与礼法的特点,《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体现了的价值观、正义观和历史观。

第二,《经济法》的经济民主价值。经济民主,在宏观上是指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经济民主在微观上,旨在促进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法》上的经济民主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自由体现在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自由、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过多的经济自由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问题。经济民主是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及在经济平等理念下的财富共享。包括经济主体的主人地位和主动地位、经济过程的广泛参与、经济成果的平等分配等内容。经济民主不仅与国家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劳动者的民主参与权以及获得物质利益的权利紧密相关,这些权利本身就是经济民主实现的法律形式。

第三,《经济法》的经济发展价值。经济发展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而提出的,经济增长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但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贫穷问题、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国家干预,通过《经济法》的财政、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来协调。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说经济发展了。《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点,经济发展价值正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体现。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应是全面发展。发展的根本要求不仅是追求经济增长,而且更是强调质量和效益,以求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就是平衡,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人的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2 《经济法》的价值与构建和谐社会

第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与和谐社会。《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强调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体现正义的本来含义。《经济法》既在宏观层面调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也在微观层面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利益关系,并强调对消费者、劳动者、被限制自由竞争的经营者等弱势群体具体人格的保护,这不仅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而且充分表明《经济法》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等”的外衣,对具体人格而非抽象主体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以实质公平、整体秩序、理性自由作为对实质正义特有的解释和价值构成。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正义的要求强调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分配的公平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经济法》的经济民主价值与和谐社会。经济民主打破了信息不对称,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利益侵害,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的向心力,使企业真正拥有作为法人应有的权利,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经济民主协调了国家、经营者、劳动者的关系,平衡了三方的经济利益,使《经济法》主体的权、责、利、义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只有把经济民主落到实处，才能实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经济法》的经济发展价值与和谐社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人们不断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这说明我们应从侧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变为侧重人们各种需求的满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到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必然要求健全法制、公平竞争。社会发展已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要求尽快减少贫富差距,要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同时,要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自然、社会、人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3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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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智慧产业；信息整合

信息时代的今天，科技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新事物与新思潮的出现与涌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的发展，智慧城市早已不是一个只出现于纸上的概念。本文结合近年来智慧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而分析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并提出了智慧城市如何更好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对策，以期能够让人们引起足够的重视。

1智慧城市建设行业概况

1．1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在我国，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从提出到发展至今，已经明显提升了各个城市的发展速度，实现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在很多城市都成立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截至到2018年，我国范围之内的副省级及以上的城市当中的95％、地市级城市当中的83％，数量累计高达500个，均在《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或者正在建设智慧城市。而目前也已经有了290个城市入选了我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就已经迈入了建设高峰期，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1．2发展历程及意义

在1990年的时候，美国旧金山举办把“智慧城市、全球网络”当成主题相关议会，把智慧城市的相应思想第一次公开到人民的视野当中。在2008年的时候，IBM公司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把“智慧地球”公开与人民的视野当中，第一次把“智慧地球以城市为基准”相应思想公开到人民的视野当中。在2009年的时候，北京把智慧城市当作一个全新的目标进行相应的建设，“智慧北京”、“智慧南京”等不同形式的智慧城市不断发展起来。在2010年的时候，在“十二五规划”当中作出如下解释，把“智慧城市”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在2014年的时候，在我国的范围之内累计总共由400多个大众型城市开始把智慧城市当作重点目标进行建设，“智慧城市”所表达的相应理念被融入城市规划当中，成为十分重要的建设目标。

1．3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1．3．1缺乏统筹规划

目前智慧城市的建设如火如荼，我国的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智慧城市的发展速度也曾一度滞缓，其中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长远规划，各个不同领域之间信息分割明显，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各个城市的标准不一，没有统一的建设要求体系。这将会导致不同城市所建设的智慧城市系统多少存在差异，彼此之间信息无法共享、整合、分析。当城市之间或者跨地区产业、跨产业合作企业之间信息无法共享，在全国范围内的智慧城市系统管理上带来不便。

1．3．2政府角色的定位不够准确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由于政府角色的定位不够准确，在很多方面政府干预过多，减缓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进程。政策不落实，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所以，应当以智慧城市建设企业为主，让企业之间形成良性竞争，而政府主要是做好引导工作即可，宏观上做好调控，这样才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才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智慧城市的科学发建设。

1．3．3智能产业发展不均衡

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依托于智慧产业，首先就是科技行业的发展，也就是高端智能产业。但是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发展中，存在很严重的智能产业发展不均衡。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相对平稳，但是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相对滞后，无法更好的为智慧城市建设做服务。

2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2．1城市经济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在制造业、工业等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步。目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技术发展与革新，如生产制造业、服务业、电子科技行业等领域，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的到应用；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工业模式向新兴产业模式的转变，不仅如此，技术产业也日渐发展壮大，已然成为了工业领域中的主导型产业。

2．2国家计划投资规模

在政策方面，我国科技部已经在不断加大对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仅仅在“十一五”的前三年就投入了40亿元，国家发改委也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在发展科技与经济上，我国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经济与科技问题，智慧城市恰恰结合了这些要求，发展经济的同时可以节能减耗，是最佳的可循环经济模式。

2．3城市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

2．3．1拥挤的城市交通

由于在城市建设之初，城市规划不够完善，导致了城市在自身的后续发展当中产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交通问题，交通拥堵就是经常会发生的问题。在1980年以来，中国在特大型的城市市区当中机动车保有量十分巨大，让平均时速从20公里降至了12公里。在许多大型的城市中心，机动车的平均时速降至了8－10公里。在我国的范围之内拥有31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型城市，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在交通流量负荷方面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一些城市在中心地区的相应交通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2．3．2城市环境严重污染

空气污染已经成为目前城市污染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尤其是雾霾。我国把煤当作最主要的能源来进行使用，但是煤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让数量十分庞大的烟尘扩散出来，同时会产生二氧化硫等不同的污染物，让大气被严重污染。我国在实施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在机动车方面的保有量不断得以增加，让机动车所释放出的相应尾气对城市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3智慧城市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分析与对策

3．1智慧城市促进智能产业发展

3．1．1促进作用

智慧城市涵盖了智慧交通、智慧政府、智慧环保、智慧学校、智慧港口、智慧能源、智慧社区、智慧医院、智慧物流、智慧生活、智慧企业、智慧银行等，让这些不同的智慧行业能够在跨行业当中实现有效的合作，并开发出相应的应用程序。智慧城市建设涵盖的智慧产业领域十分广泛，此些都同城市相应的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当中表现出的相应水平、在科技发展当中表现出的相应水平、在区域当中表现出的相应竞争力等息息相关。因此，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城市科技水平的提升，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

3．1．2大力发展智能产业

如此多的智慧行业要得以实现，必须把智能产业当作主要的事业进行发展，智能产业在相应的科技领域是比较高端的，举例来说，传统制造业、其他的新兴产业。实际上，很多行业都会涉及到高端智能产业。并且，高端智能产业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已经被定位为重点项目，该产业旨在一方面，让传统的行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升级提供符合相关要求的对应重大成套设备，例如：自动化领域、节能降耗方面以及智能化等；另一方面，开发建设重大工程当中符合相关要求的相应成套设备，例如核电、能新能源工程、智能电网等工程项目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缓解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通过智慧城市发展新能源、核电能以及智能电网等工程项目，减少煤的消耗，减少大气污染，给地球空气质量保驾护航。

3．2智慧城市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3．2．1智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辐射范围

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将会辐射到很多的行业领域，智慧城市囊括了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许多不同方面的相关内容。智慧城市能够借助相关的数据、结合相应的信息、使用各种形式的通信技术对城市的核心系统进行整合，进而对公共安全、医疗、民生、环保、工商业活动、城市服务等不同领域所提出的相应需求做出一系列的智能响应，给人们的城市生活带来便利，打造一个更加高效、便捷、高科技的城市宜居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3．2．2政府应当发挥平台作用

智慧城市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结合而成的产物，发展智慧城市将会间接的推动城市各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城市医疗、生活、交通、管理方式等诸多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发展促进。要想进一步发展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就需要打破各个行业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进一步带动城市实体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应当做好引导与服务，充分发挥平台作用。通过推动改革和创新，将各个部门之间原本分割开来的数据，进行整合，实现跨界的多方面合作，同时，要将这些数据分析对社会公众进行开放，让其能够为社会提供相应的作用。

3．3智慧城市促进信息消费增长，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3．3．1促进信息消费增长

智慧城市将城市各类信息整合到了一个平台上，这就需要宽带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能够满足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构建泛在、宽带、安全、融合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让信息相应的消费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建设出“透彻感知、全方位互联、高度智能化”的智慧城市群，让信息消费能够又快、有好的得以发展。电信行业会为此投入数量十分庞大的资金，全力推进光网城市、畅通网络、宽带无线城市、信息中心、数字民生、数字产业、电子政务、数字园区等不同的信息化重点工程。智慧城市建设，将会促进城市信息化的发展，促进城市信息消费。将加快“宽带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打造“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产业”，推动城市信息消费快速增长。

3．3．2统筹规划，整合智慧交通信息缓解交通拥堵

智慧城市建设之初，建设者要做好规划工作，考虑到未来城市发展可能出现的需求，编写好详细的方案。在智慧交通的建设之初，要对城市的车辆持有量以及预计城市未来车辆的持有量进行调查，对城市道路分布、城市建筑群特点、早起城市建设规划图等资料进行详细调查，要重视智慧交通信息系统的建设，完善城市交通信息整合平台，参考这些数据制定出更加准确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从而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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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02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因此我国大力推行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需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非公有制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面对人民群众繁重的就业压力与生活压力发展起来的，这是非公有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在，所以在解决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仅促进了一部分人的就业，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得到大大的提升，进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因此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效的调动起一切积极的因素，实现和谐社会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一、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状分析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理念忽视了对社会利益的管理

非公有制企业在经济发展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很多非公有制企业的员工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培训，因此在职责以及意识方面存在非常淡漠的现象，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赚钱而工作；其次，非公有制企业员工在面对消费者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责任意识，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产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现象严重，由此诚信经营有待社会的考察和检验；最后，非公有制经济在面临资源与环境的过程中缺少保护意识，我国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是一些企业经常出现乱开发、乱排污以及重污染的现象，与此同时，偷税、漏税现象更是较为普遍，对法律和人民社会的利益没有充分的考虑，对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十足的履行[1]。

（二）非公有制中的劳工权益存在问题

首先，非法使用未成年人童工，限制员工的人身自由，有时还会出现辱骂、体罚员工的现象；根据企业的需要，在不征求员工意见的前提下，无理由、随意的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经常出现超过上班时间、加班加点、不支付任何加班费的现象。

其次，随意扣押工人的工资，随意降低工资标准，并且工资低于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扣押农民工工资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在用人期间不签订任何用工合同，即使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效率也非常低。工人的工作环境差，安全和卫生条件根本得不到保障，发生职业病的概率大大提升。还有一些企业存在严重的性别以及地域歧视，员工得不到培训与晋升的机会等等[2-3]。

二、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作用

（一）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缩小城乡差距

非公有制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解决人们的生产、生活、就业压力而逐渐衍生和发展的，所以对于民生方面的关注和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帮助[4]。非公有制经济成功的缩小了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为实现区域经济奠定了基础。例如，很多地区的农村开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了多种类型的企业，在吸收富余劳动力的同时还使城乡一体化的脚步加快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效用。

（二）非公有制经济解放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

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为了能够让自己在竞争中立足，能够在市场上占据有利的位置，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其开始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自己，引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由此可见，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将社会上一些剩余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为社会以及人民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不仅使城乡经济得到了优化和补充，更直接且有效的解决了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开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样的发展形式让我国的经济成分变得更加多样化，社会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并且非公有制在经济上补充了公有制经济上的某些不足，和公有制一同为国家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另外经济结构的多样性也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5]。

篇6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

“本位”是一种工具性的分析方法，或者称之为研究范式。就其核心内涵而言，无非是指“中心”，当然还包括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等派生性内涵。人们常说权利本位或义务本位，意即以权利或义务为中心，以权利或义务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规范体系。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连带）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的。它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

一、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

175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的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列出了“分配法或经济法”的十二条内容。1843年，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又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里，甚至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经济法律观点”。我们认为，摩莱里和德萨米的“经济法”理想里已经闪现出“社会本位”的火花。例如，摩莱里的“分配法或经济法”第十条：“每个城市、每个省份的剩余物品运往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将来需要。”德萨米在“分配法和经济法”中指出：“每个公社至少每年一次将其全部收获、工艺产品等的报表送交中央产业管理局。”前者显示了物资调剂和物资储备的思想，后者则透露出产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思想。总之，《自然法典》和《公有法典》都隐约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摩莱里和德萨米对经济法实是冥会暗通，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经济法的本质。

1865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P.J.Proudhon）在其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在此蒲鲁东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准，是为克服公法（政治法）和私法（民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可见，一百多年前蒲鲁东就对经济法的性质作出了精准的定位，这种极富前瞻性的预见确实难能可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分析法学的先驱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种抽象的、宽泛的“社会本位”思想，模糊地把政府职责与社会幸福联系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利益法学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亦即“这样一种看法：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都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反映出“社会本位”的法律价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莱翁·狄骥（Leon Duguit）认为，国家没有主权，而只有实现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个人也没有权利，而只有服从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这是从国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认识“社会本位”的，其重要意义在于把社会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提出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客观法”，高于由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实在法”的作用在于表示或实施“客观法”，而且必须服从“客观法”。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说社会控制论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从个人的角度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和社会利益（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并指出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的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同时，他为了说明法律的目的和作用，把法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并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法律从抽象的平等过渡到根据个人负担能力而调整负担，法律的重点从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另外，他还在1959年出版的《法理学》一书中补充了第六个阶段-世界法阶段，即“一个世界范围的法律秩序”（一种新的万民法，旨在发展人类的合作本性，控制侵略本性）。也许，这种“世界法”的性质就是“社会本位”的必然趋势-“人类本位”吧。庞德的社会法学思想是“社会本位”法律理念发展的里程碑，这既符合了“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他创立的社会学法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性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博登海默从秩序和正义的高度，把社会正义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均衡，并且预见到“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现代经济法不正是法律基于社会正义的改进和变化而进行改革的产物吗？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而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则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而言之，他们的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如果说国外“以社会法学派为代表的法哲学群体以‘社会化’为基调对法律进行了新的观察和理解，突破了近代社会传统的法观念的局限，扩展了法律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必须的新的法观念。”那么如今国内法学界则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初步达成共识。

法理学家认为：“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法与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了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新领域。例如，经济法即是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法律观点，现代经济法既不归属于公法，也不归属于私法。事实上，经济法既不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也不以个人或者个体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即社会福利本位。法的这种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公法或是传统的私法都已经无法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私法的作用已经无法满足控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求，而公法的过多运用则会影响市场竞争主体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将两者的特殊作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法律部门，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现代法律是‘交往’的，权利义务的配置来源于参加者的‘交往’。随着社会公共关系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也就日益突出，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沈宗灵教授认为，“在我国体现公私法混合性质的法律主要是通称为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张文显教授认为，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w）成为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法律要有效地调整社会必须适应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当公私法建构的社会基础业已发生巨大变革，而我们依然抱残守阙，固守公私法的二分法标准，不能正视公私法融合的发展态势，显然是无法对现实作出合理解释的。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认识有所不同。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而产生。它是关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以社会为本位。”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所强调的，应当是国家对全局经济生活的干预，因此，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潘静成和刘文华二位教授认为，“经济法迫于社会化要求，为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使社会不至毁于一旦而产生，由此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特性。”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即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周林彬教授认为：“经济法主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经济法的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史际春教授认为，“现代经济法为消除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刘瑞复教授认为，“国家获得了‘共同的即社会的机能’。在形式上，国家的‘社会机能’与‘阶级机能’分离了。随着经济垄断化的发展，要求立法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社会经济的健全稳定的发展’、‘社会责任’、‘社会经济秩序’等，并将其强制地规范化。”杨紫烜教授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刘隆亨教授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利’的原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比较多的经济法学家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仍旧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但他们并不否认经济法主要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实质上是受到了传统公私法划分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管理和调控“行政化”在经济法领域的缩影。毕竟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起步不久，许多经济现象被打上了“转轨”的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学者们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下创造出一套成熟的经济法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196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法律行为的条件的解释，必须始终符合国民经济发展中整个社会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组织共同协作的要求”。《魏玛宪法》强调“经济生活”的社会成分，处于这一宪法传统之上的《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8条第1款都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联邦国家。依据这一“社会国家原则”，德国的经济行政只能为公共利益、共和国利益服务，必须将其行为放到谋取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上。日本的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了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认为：国家“必须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的集团（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来代替现代私法上抽象的‘人’，以这种具体的人作为法律主体，构成保护这些法律主体的实在法”、“这些法律在修正私法这一点上与私法不同，并且和传统公法（即国家对私人）的两面构造也不同，在采取了公私法混合形态这一点上，也不属于公法，可以说形成了第三个法律领域。当今这种法律领域被称之为社会法。”另外，丹宗昭信和伊从宽在其最新著作《经济法总论》中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的社会法的性格”。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人，则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的确，民商法是以“经济人”亦称“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利己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人”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利己性是“经济人”的灵魂。“经济人”的人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产生种种市场失灵，因此国家愈来愈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调整经济，以弥补市场作用之不足。这正是经济法产生的初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面对日益加快的社会化进程，传统法律部门民法和行政法也在力求适应并作出变革，但由于它们固有的属性使它们并不能完全做到。民法是个人本位、私权本位、自我救济和意思自治的法；行政法是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关系、以政府为本位、实现国家利益和规范公共行政管理行为的法。民法所信奉的“个体权利本位”思想常常孤立地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意志和权利，而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忽视其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所以，民法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整。行政法所信奉的“行政权力本位”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导，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隶属关系，形成的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调节机制。这在行政领域是绝对必须确立和实行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完全用它作指导调节社会经济，则常常会造成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法也无法达到保障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总之，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私法与公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经济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达到了一种均衡。

另外，也有人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于是形成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惟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由法律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我国制定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但是，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这表明民法以个体为本位，首先保护的是私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说明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障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而并未促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六条第1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四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上述三部法律充分说明：首先，经济法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其次，国家（政府）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职责；再次，全社会拥有保证前述目标和职责顺利实现的权利。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开始成我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基调，尽管这种价值取向无法在我国的经济基本法中得到凸显，但是我们从当前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及社会各界对“王海打假”的反映等各个方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独立部门法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形成和发达。由此产生对于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部门的需要，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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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服务为宗旨”的一种教育类型，承担着为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重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贵州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面对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亟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在此过程中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是贵州经济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元素。

一、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与趋势

中央办公厅主任指出“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地理海拔的相对“高地”。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在发展上长期处于相对‘洼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靠后位置。”仅以“十一五”初年即2006年为例，贵州用仅占1.8%的国土面积，却供养了占全国3.0%的人口，但生存质量不高、生活水平偏低、人口素质较差。例如贵州部分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仅占全国的比重为：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36%。从人口素质上看，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6、1.0、1.1%;财政总收入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9%，进出口总额0.1%，实际利用外资0.3%，外商直接投资0.1%，在校研究生数0.7%，普通高校在校生数13%， 2007年的“人口素质”这项指标的小康实现程度才达到57.1%，至于广大农村的“人口素质”指标小康实现程度更是低达22.7%。

可见，人口素质低是妨碍我省经济发展，提高小康水平的“短板”，“十一五”时期，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处在挂末位置。进入“十二五”，省委、省政府确定了“两加一推”战略布局，吹响了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号角，在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激励声中，全省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中央出台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机遇，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厚积薄发、弯道超车、错位发展，各项经济指标较以往有了突然猛进的增长，尤其是GDP增速济身全国三甲并保持稳定增幅，贵州掀起了追赶发达地区的浪潮，并响亮的提出了“十二五”确保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0亿元，力争翻一翻、突破一亿万元的目标。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如此迅猛，一方面为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的时代责任。

二、贵州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要发展、教育须先行。要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继续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经济社会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职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省委、省政府实施“两加一推”主基调、“四化同步”主战略，这对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紧密联系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促进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极好机遇。“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是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缓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人才短缺，提高人才储备数量和质量，促进就业再就业，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加快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教育发展水平，根本的核心在于其赖以依存的产业竞争力，高等职业教育就是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培养人才的教育，二者的相互依存度尤为紧密。职业教育本身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壮大经济实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能够有力地推动相关产业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将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

（二）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全面推进“两加一推”主基调、“四化同步”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

贵州贫困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为此，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信息化“四化同步”战略。目前，贵州缺乏技术技能型人才，据人力资源部门统计，“十一五”末，贵州省仅有专业技术人才资源78.42万人，技能人才资源54.51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30.19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占在业人口的比重仅有8.59%。根据《贵州省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到2020年，贵州省技术人员、农村技术人员资源分别要达到91万、88万和80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占在业人口的比重要达到11%。这就要求更加重视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将大量人力资源转化为技术技能人才，为“四化同步”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贵州实现脱贫致富的迫切需要

按1274元扶贫标准测算，2010年全省贫困人口418万，占全国2688万的15.6%，居全国第一。按2300元测算，全省贫困人口有176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近一半，两项指标均为全国第一。2014年，按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国家扶贫标准，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0多万人。在“两加一推”的进程中，要解决就业问题，既需要发展产业增加就业岗位，也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和市场竞争力，使他们能够从事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或顺利外出发展。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孩子进入职业院校就意味着带动家庭脱贫，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让每个贫困家庭都至少有一名靠技术技能吃饭的人，早日脱贫致富。

（四）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完善职业教育自身特性的需要

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办学，在国民教育中与经济社会建设联系最为直接和紧密，是脱贫致富的“直通车”。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贵州用包括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和石漠化土地、仅占全国1.8%的土地面积，供养占全国3%的人口。人多地少是基本省情，就业问题在贵州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目前，贵州有80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全省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有数十万人，还有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支撑

“十二五”以来，贵州进入了一个需要人才，创造人才的时代。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第二轮实施阶段，“国发2号文件”加大了对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国家级开发区贵安新区为龙头，一大批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上马，城镇化建设进度加快，随着全省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创新持速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尤其是各行各业生产、建设、经营、管理、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应用、实用型人才更是紧缺，急需要职业院校提供源源不断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然而，我省高职院校数量不足、规模不大、办学水平撑支不齐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2012年末，高职院校也只有24所，高职在校生规模只14万人，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38万中的36.8%，2014年，高职院校为29所，在校生16万人，也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41.9万中的38.2%，高职院校生均校舍面积和仪器设备值在全国处于挂末位置。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因此，必须创造条件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扩大高职教育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智力和人才的需求，把我省巨大的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势，为我省经济社会实现后发赶超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采取多种措施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十二五”末期，是我省实施“两加一推”、“四化同步”战略进入攻坚的深水期，更是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全省面临着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需求，更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要勇于担当，在办学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上实行全面深化改革，主动寻求创新突破，培养更多合格人才，助推“两加一推”、“四化同步”战略实施取得实效。

（一） 强化完善制度建设

以人事制度改革和绩效工资制度深入实施为重点，全面推进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的全覆盖，调动全体教职工积极主动干事创业、甘于奉献、教书育人、爱岗敬业的热情，在学生就业促进制度，定期举办和参与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制度，教师贡献激励奖励制度等方面出台新举措，搭建新平台，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

（二） 加大办学资金的措筹力度

营造“有为有位”的工作环境氛围，主动争取上级关心支持，享受国家和省有关职业教育各项政策投入，通过“向上要、财政给、社会融、企业投、对口帮、自己创”等举措加大融资力度，形成和完善办学经费良性投入机制。

（三） 着力实施二级管理体制机制

通过办学宏观统筹，在全面实行精细化科学管理基础上，试点下放并赋予二级单位管理的办学自主权，激活各级办学主体的内生动力，强化后台管理的智能化和指挥的高水平，提高前台服务的精细化和高效率，做到人人都是主人，层层都有活力，营造科学、健康、创新、绿色的和谐发展氛围。

（四）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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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高校将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作为会计学专业教学体系中的一门专业课，任课教师以讲授法为主，通过考试的方式定期检查教学效果。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大学生，他们已经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知识积累可以用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讲授法下，由于过分强调记忆，不利于学生对课程兴趣的培养。研究表明：当情绪高昂，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而情绪低落，大脑皮层则处于抑制状态。大脑的兴奋活动有助于创造思维的形成。讲授法过分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机械记忆,阻碍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而且讲授法下，教师作为知识结果的传授者，在课堂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可能拘束作为被动接受者的学生超出常规的创造性活动。

讲授法作为一种单向传播式的教学方法，使得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在“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和教师反复说教的情况下开展。它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师以专家的身份将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知识讲授给学生，学生将其听到的相关信息转化为记忆，并通过频繁课考强化记忆。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教学过程中，讲授法直接导致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受阻，因而针对某一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某一会计问题，教师与学生难以进行广泛讨论。在课程考核上，教师也很少考虑学生期望得到的知识，而是按照教学大纲组织试题。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始终是主导者，课程的内容、课程的进度和课程的考核等都由教师决定，对所学知识缺乏感性认识，其学习积极性逐渐消减。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作为被动接受者，只了解该课程的知识点，却不懂应用，创新意识不断降低。

二是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中教学方法新选择。

第一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的本质在于教师利用典型案例为学生设立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讨论案例，从而掌握理论知识和总结实际规律。该教学方法是为了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师和学生共同采取的行为方式。案例教学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给予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境，让学生拥有充分的创新思维空间，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案例提前发到学生手中，学生有充足时间研究案例，以自己的观点参与案例讨论。学生运用所学到的会计等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讨论的过程也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表达个人观点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学生通过信息交流与争论，创新思维能力将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在学生充分参与教学活动的情况下，教学考核就可以在事中进行，通过学生对案例的准备、参与案例讨论的论据充分性、最终解决办法的可行性等进行评分，从而克服传统讲授法重视教学结果、忽视教学过程的缺点。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五或第六学期，此时，学生基本熟悉并掌握了会计学基本理论和法律基础知识等。我国资本市场上涉及到财经法规和会计职业道德不胜计数的案件给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将案例教学法运用到技术操作性强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上。学生掌握了会计基础理论之后，以“当事人”的主体身份参与案例的讨论和解决，锻炼了学生运用会计等理论知识分析和处理会计实务问题的能力。另外，资本市场中的案例为学生提供了现实情境，学生必须处理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分析案例中的会计材料、运用会计判断并进行决策等。如果案例成功解决，学生可以从中掌握应对复杂会计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反之，案例解决失败，学生能够深刻认识会计工作中的固有风险，体会会计理论与实践的不同。

第二是问题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的本质在于教师通过设立问题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掌握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意识。与案例教学法相同，问题教学法也是为了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师和学生共同采取的行为方式。问题教学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学习中发现已有知识与未知之间的距离，让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认识未知的世界,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首先需要一个疑难的情境，在此情境下，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让学生通过已经积累的知识确定问题的关键所在。其次，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假设，并通过推理判断哪一个假设能够解决所发现的问题。最后，搜集数据验证假设，从而得出结论，该结论即为掌握的新知识。问题教学法下，在问题不断的提出和解决过程中，学生不仅巩固了已有知识，掌握了新的知识，理解了本课程知识与其他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能够使学生认识到问题是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媒介，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探索未知的前提。与案例教学法的教学评价相同，问题教学法下教学考核也可以在事中进行，通过对学生分析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等进行评分，可以克服传统讲授法教学评价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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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趋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057-02

一、医保制度改革历程及发展趋势

（一）医保制度的改革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国民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和独立经济主体是企业。然而，因缺乏较有效的医疗制度的制约，企业职工的年医疗费用支出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部分企业单位不堪重负。由此看来，劳动保障医疗制度已经是名存实亡。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资，但投资的比例在财政支出中却在减少。如此的做法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收益，但却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医保制度的问题。

现代化企业制度阶段的医保改革，在各种程度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滞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企业版社会”都很难完善解决。各种失业、企业养老、工伤事故等负担只由国有企业承担，造成其他企业不能减轻负担，轻松上阵，在统一的起跑线上竞争。这时，各种医疗费用就只能依赖于政府，政府成为了他们的“经济后盾”，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医保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由单一公有制作为主体的传统观念，这样的突破虽然有所改善，但传统的医保制度的享受对象仅仅只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全民所有制、少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只占14%而已。

现如今，处于攻坚克难阶段的中国，如果一意孤行，进行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那么，这不单会让剩余劳动力继续大量流失，而且还会增加企业下岗率。所以，要保证社会稳定，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在于能否建立和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

（二）医保制度的发展趋势

医疗保证制度的必然趋势是建立以宏观调控为主的市场运行机制，它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稳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它并不是被动的被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所局限，而是兼有经济制度和经济手段两重身份。所以，医疗制度的选择正确与否，不单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投资收益，而且可以对经济起到调节的作用，减少社会支出。

在之后的改革中，我国的医保制度将会愈加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即一方面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

另外，医疗机构的配套改革也决定着医保制度的发展趋势。国企的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已经摆脱了国企的减税利、承包经营的局面。在国企改革的影响下，医疗机构的改革也开始了，实事求是，多渠道办医，逐步实现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家，责权利的结合。在竞争中谋取发展，充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人民谋福祉。

二、医保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医保制度的改革对卫生经济的冲击

从理想角度而言，医疗需求应该与社会经济增长保持相同步伐。我们可以看到，在医改之前，医疗需求明显与社会经济不成比例，医疗供不应求，根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通过医改的实行，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供求已经逐渐走向正轨。以界首为例，2008～2009结算方式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保障适度，略有结余”；2010～2011： “以大病住院补偿为主，兼顾受益面，大病住院补偿与门诊统筹相结合；2012年：以住院补偿为主，兼顾门诊受益面，相对统一，分类指导，尽力保障，规范运行；2013年：总额预算，分期支付，实行按病种付费，提取大病保险基金，公立医院改革的县级门诊诊察费实行“总额控制，质量考核，按季结算” 从界首的医疗结算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医保的改革对医疗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算方式在不断改善，据统计，医改前医疗业务收入年平均增长33%，医改后下降了21%。由此可见，医疗需求的增长已经得到很好的缓解，医保制度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医疗卫生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通过几年的医保制度改革，医疗费用的增长已经十分缓慢，各种医药费在医保改革的影响下得到控制，呈现小幅增长趋势。逐步符合广大人民的经济状况。医保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控制了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现象，社会经济也得到很好的改善。

三、构建协调配套的的医疗支持体系，实现医保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协同配套的医疗保障支持体系是要建立健全“三化”制度，通过合理渠道筹资，使用规范管理，依法办事，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以解决广大人民医疗问题为根本，创造社会经济为目的，实现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大工程，必须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好以下五点：

第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合理确定医疗保障水平，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医保制度的改革、创新，统筹发展。

第二，对于医疗保障基本制度的探索，不单要灵活多样，保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下，能够反映大多数的医疗问题。

第三，不断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是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四，规范并强化医疗保险管理，以民为本。

第五，配合社会经济来开展医保工作，在不与社会经济相冲突的情况下来解决人民问题，医保制度就如一只无形的手，在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所以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这只手，才能实现医保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减少政府和社会支出。

四、结语

一套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单要能适应民生，改善民生，还要能够很好的和社会经济相结合，保证它能够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让所有的医疗机构能紧依这一套医疗制度，解决广大人民的医疗问题，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使医疗需求能够与社会经济增长保持在同一战线。通过改革，减少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资，改变“企业版社会”，各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增加企业间的竞争力。企业的医疗压力少了，政府对它们的医疗投资也就少了，社会经济效益也从之上升，对经济增长就起到了调节作用。所以，统筹两者的关系，协调发展，是我们改善医疗体制，促进社会经济上升的重要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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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社会；地质调查；需求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地质调查工作在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就不一样，因此为了让人们对当前我国地质调查形式有着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就要通过对其各个不同阶段经济设备发展情况，来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进行划分的判定。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判断

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一般都是通过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来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节目单进行划分和判定，从而让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主要是通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进程为基础的指标，来对整个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综合性的评价。

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在处于一个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且随着工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将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实现向工业化后期过度，从而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在此期间，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采用相关的技术措施来对其进行处理。

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地震工作需求

从西方发达国家演变历程来看，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工业初期、中后期、后工业阶段这个三个阶段的演变。这就使得人们在地质调查工作中，其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比如工业化初期当中，地质调查工作主要是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并且对地质工作进行科学化、职业化的控制管理，还颁布并实施了相关的法律规范制度来对相关的调查部门的工作质量进行规范，从而使得地质信息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在工业化中期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显著的增强，那时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阶段，这就使得矿产勘查的任务日益迫切，因此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管理体制进行使得的完善和改进，从而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性格要求。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分析

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不一致的，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各阶段的经济和地质需求规律是大体相同的。

1当前地质调查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1资源约束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

随着工业化发展，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GDP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资源消耗增加是不可必免的。所以，我国当前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情况还很突出。一是资源呈现开发强度大，利用低，储量消耗快的供应情况；二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不合理，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不适应；三是矿产品进口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1. 2经济全球化的加快给地质调查工作提供了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我们从全球化配置资源角度考虑地质调查工作。即，要求我们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重新分配的同时，积极开发国内市场。由于我国矿业权市场尚不发育、商业性矿产勘查机制不健全，地质调查工作要发挥引导境外风险勘查工作，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作用的同时，吸引外资，降低矿产勘查风险，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社会发展的资源安全供给。

1.3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目标和任务。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地质调查工作要开展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为工农业发展提供能源、原材料和其他物质资料；要开展地下水调查，确保干净的水资源；要开展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防治；要加强重大工程建设的地质调查评价。

2 2020年前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分析

2010年，全球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正逐渐企稳并呈现新一轮增长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有望保持在6.5%的水平，比去年的7%略有放缓。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稳定有序的上升阶段。

预计2020年，人均GDP持续增长，工业化进人可持续发展轨道，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占产业结构中的50%，重工业发展进人缓慢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到后工业化阶段，随着人均GDP增长，工业化进人平稳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趋于稳定或逐步减少，但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2.1资源需求量不断增长

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一旦工业化进人重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将加快。与此同时，也会带来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短缺。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了相当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连续三年高于80%。21世纪以来，由于汽车、住宅、和基础设施等最终需求强劲增长，带动了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中间产品需求量的迅猛增长，再引起煤炭、矿产资源、石油、电力等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按照工业化进程的划分理论，我国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应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

预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中铁矿石需求量达到10亿t以上，未来20年累计需求超过200亿t；铜需求量达7760万t，未来20年累计需求将近1. 5亿t；铝需求量达到约1900万t，未来20年累计需求超过3. 1亿t；镍需求量超过100万t，几乎是目前的3倍。按照现有查明矿产资源储量与预测需求量分析，大量能源不得不依赖进口，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将大幅度上升，能源资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

2.2资源保障和环境保护要求拉动了地质勘查投人的迅速增长

我国从实施地质大调查以来，地质调查投入结构变化与国际发展趋势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地质环境类地质调查投入有了明显增长，而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呈同步之势，基础地质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更加明显，需求将持续增加。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固体矿产勘查需求强劲，勘查投人不断增加，自2001年以来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2009年达303亿元。预计2011年将进一步增加到400亿元。加上地质灾害频发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财政资金在地质灾害调查、监测等方面的投人不断加大。据了解，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症状都和地质调查工作有着目前的关系，因此我们就要更加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行驶，来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进行确定，从而对当前我国地质工程进行相应的完善和改进，以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