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务劳动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物化劳动力；智力劳动；价值；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014.2

杨沛英先生在《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发表的《智力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新解》一文（下称“杨文”），通过对“物化劳动力”的界定，提出物化劳动力与活劳动力一起创造了价值，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杨文”是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进一步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视域提升智力劳动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提升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对于物化劳动力与抽象劳动力的关系、物化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智力价值论”的理论判断、能不能把剩余价值的来源归结到作为智力劳动凝结的物化劳动力上这些问题，笔者在多次拜读“杨文”后深存疑虑，因此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一方面向杨沛英先生求教，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以期把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由智力劳动凝结形成的物化劳动力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劳动价值理论关于抽象劳动是价值质的创造者这一重要观点。

“杨文”的整个研究是立足于通过对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区分所提出的“物化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物化劳动力的内涵，“扬文”是这样界定的：“物化劳动力是在劳动过程中承担劳动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物。”但并不是所有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劳动生产物都具有物化劳动力的性质，“只有那些替代和当作劳动力使用的劳动生产物，我们才能称其为物化劳动力。比如畜力、风力、水能、太阳能利用，以及煤、油、电为能源的各种动力设备，各种各样的工作机床，试验设备、计算器、电脑、自动化生产线等等，它们的使用价值就是替代活的劳动力，并且像活劳动力一样重复地加入生产和再生产之中。它们和活劳动力一样，也有体力和脑力之分，也是一次性购买后任资木家支配，使用时同样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他们和活动力一样创造着价值和使用价值。”[1]从这里的论述来看，物化劳动力具有与活劳动力一样的属性，而且随着劳动的发展，物化劳动力体现出对活劳动力的“复制”、“克隆”和替代。这里显然是要提升智力劳动在劳动进程中的作用，这一点无疑是确信的。但问题的关键却是，智力劳动或物化劳动力的发展，与抽象劳动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的价值质。“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2]57这就清楚地表明，分析商品的价值，要“撇开”劳动的有用性，把它作为抽象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马克思讲的抽象劳动，其实并不抽象，就如同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威齐所分析的，抽象劳动“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意义，即一切使这种劳动有别于那种劳动的特点都撇开了。”[3]47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商品价值质的抽象劳动，其实质也就是劳动的无差别性。杨文中的“物化劳动力”这一概念，也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智力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具体劳动，物化劳动力作为智力因素的凝结，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完全从属于抽象劳动的范畴，只不过更加消耗人的脑力和神经。作为替代活劳动的物化劳动力在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时，渗含在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中的并不是物化劳动力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有用的劳动，如对畜力、风力、水能、太阳能的利用，或各种动力设备，工作机床，试验设备、计算器、电脑、自动化生产线等所体现的特殊功用，而是包含在物化劳动力中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

“扬文”在对“物化劳动力”的界定中，实际上体现的逻辑恰恰是有用劳动、使用价值来决定价值和创造价值，这样就把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忽视了。此外，“扬文”认为，“马克思所指的劳动，不单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的劳动，而且包括物理学意义上的物化了的劳动力。”这事实上很难成立。劳动是人的劳动力的消耗，正如马克思所比喻的，消化是人的消化能力的运用一样，脱离开了人，物理学意义上的劳动是不可能存在的，劳动是人的专有属性。

二、起着劳动工具和劳动手段作用的物化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起着“机器”的作用，只是转移其价值，其本身非但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使价值量不断趋于减少。

关于物化劳动力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杨文”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单是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手段也创造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力参与价值创造和凝结于价值之中的部分大大增加，革命化了的动力系统，包括电力支持下的电动机，能源即煤、汽油、天然气、太阳能、风力支持下的蒸气机、发电机，“他们代替了人力。而只要是能够代替人力的机械，它在转移消费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也必然创造了价值。现代化时代的价值生产更多地体现出智力劳动作用不断加大的特点。”这里涉及到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即物化劳动力，或者说，体现为以智力劳动参与生产过程的机器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究竟是转移了价值还是创造了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至今看起来都非常有力的论证。马克思在论述价值生产中机器的作用时说：“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这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2]444这里的机器，在马克思的语义中，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物质形式，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生产资料的作用，或者说是一种物化劳动力。其次，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机器，不是单个的机器，而是一个机器体系，即在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客观地按照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织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437虽然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已经发展到今天的高度，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分析的机器及其在价值生产的作用，完全适合于我们分析“杨文”关于物化劳动力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这一问题。

如果从马克思关于机器发展的研究来看，“杨文”关于物化劳动力的表述，首先是混同了机器生产中的动力系统和工具机的关系。“杨文”所说的“革命化了的动力系统”，即包括电力支持下的电动机，能源即煤、汽油、天然气、太阳能、风力支持下的蒸气机、发电机，这些本身是动力系统的革命，但动力系统的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生产的发展。比如，“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2]432大量、普遍的工具机在劳动过程中的运用，加速了活的劳动力对劳动对象的改变，从而表现为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并最终表现为价值的增加。其次，“杨文”之所以认为物化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在机器取代活的劳动力后，社会生产的增加，即通过不断丰富的商品表现出来的价值越来越大。“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一事，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4]19把取代活的劳动力的物化劳动力（机器或高科技），理解为推动价值增加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混同的是机器本身和利用机器的方式。已经对象化在机器或科学技术上的劳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是不断转移凝结了过去抽象劳动的价值，而且在既定的机器磨损条件下，通过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那么，机器在劳动过程中越是表现出利用自然力的形式，即一种无酬劳动。通过“利用机器的方式”，或者说，利用物化劳动力的方式，才是价值变化的真正根源，这一变化并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是价值的增加，相反是价值的减少，因为通过这种利用，机器生产进入劳动过程后，其引起的最显著结果就是，在既定时间内工人生产的产品增多，也就是说，在既定工作时间内单个产品凝结的抽象劳动越来越少，表现在价值的层面上，商品中的价值量也就越小，这其实也就是现代一些机器生产品或高科技产品在价格趋势上总体上不断趋于下降的实质。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在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利用物化劳动力的方式，非但不能创造或增加价值，反而会使价值量不断趋于减小。但在商品的价值量减小的现时，由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包含在商品的剩余价值量却不断增加，从而就表现为利润的增加。

三、物化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取代工人的具体劳动，但绝不会具有与活的劳动力一样的性质，也就是说，不可能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把物化劳动力看作为剩余价值的来源，那么人或劳动者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通过对物化劳动力作用的研究，“扬文”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来源于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夺这一结论，“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此需要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因为，首先这一结论违反了能量转换规律。“按照马克思所说，价值是劳动的凝结，劳动是劳动力的释放过程，一个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生产它时的劳动力支出的量的总和。也可以延伸为，整个劳动者队伍劳动力释放出的劳动的总和，就是全社会商品的价值量的总和。那么，根据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即物质能量等值转换的原理来判断，就人类总和的价值量而言，不可能有多余的价值产出，整个资木家队伍剥削全体工人剩余价值便不可能有物质基础。”其次，这种结论不符合历史逻辑。“如果说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就能生产出剩余价值，那人类的祖先，原始公社的成员就不会受冻挨饿了。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资料，我们的祖先原始公社时期的公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了现代人。那他们为什么只能仅仅维持生存，而没有多少价值积累呢；奴隶主剥削奴隶的程度要比资木家残酷得多，而奴隶主剥夺的剩余价值为什么比资本家少很多呢。”根据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扬文”提出，“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家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劳动强度生产的，而是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重复使用过程中生产的。”对于上述观点，我们需要逐一分析。

关于剩余价值不符合能量转换规律的问题，其实是混同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整个劳动者队伍劳动力释放出的劳动的总和”并不是商品的价值量的总和，而是商品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的总和，也就是说，“劳动的总和”中本身就包含了剩余价值量，用不着在“劳动的总和”之外再寻找一个剩余价值量了。另外，关于剩余价值不符合历史逻辑的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混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生产和占有使用价值为目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的基础上的，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大规模的劳动力才开始受雇于同一资本，社会生产方式才建立在了生产和占有交换价值的基础之上了。从劳动过程来看，生产和占有交换价值实质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2]583由此来看，剩余价值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定概念，把它放到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重复使用“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能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前面已经分析了，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作为抽象劳动力的一部分，其本身产生的是价值质，而不单单是剩余价值。至于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只能是通过机器运用到生产中时，才能对劳动产生作用，但这一作用也只是通过机器来转移价值，而不是产生剩余价值。显然，这里也把科技含量本身与利用科技含量的方式混同了起来。通过利用科技含量的方式产生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科技含量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于物化了科学含量的机器在进入生产后引起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中的其他因素所产生的。这些因素主要是，第一，物化劳动力代替活的劳动力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劳动力开始贬值，劳动力成本降低后，劳动过程中弥补可变资本的劳动时间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量就开始增加。第二，在既定的劳动时间内，通过物化劳动力，工人附加在产品上的抽象劳动减少，进而商品的价值量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却总体上不断地加大，从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显然，在这里，物化劳动力本身并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它只是在劳动过程中部分地转移其价值。物化劳动力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改变了活的劳动力在既定劳动时间内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后，才导致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事实上，如果物化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无论是单个商品的生产还是整个社会生产，在生产普遍机器化的条件下，即物化劳动力普遍替代、复制、克隆了活的劳动力后，劳动过程中将不再存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再存在生产关系，也将不再存在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将表现为没有生产关系的单纯的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沛英.智力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新解[J].人文杂志，2010，（6）.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

[3]（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篇2

【关键词】少年儿童 劳动教育 家务劳动 迫切

劳动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而家务劳动教育又是学生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集体劳动相比，它是经常性的，但又往往缺少组织和效果验查，因而成为学生劳动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

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城市的中小学及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轻视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有些人甚至连自我服务劳动都不会。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旦他们将来步入社会独立工作和生活，能够迎着风浪搏击吗？能承担重任、经受艰苦考验吗？一个孩子失去父母的温暖是可悲的，而一个孩子由于父母的溺爱而失支生活能力也是可悲的。那为什么当前少年儿童参加家务劳动的机会那么少呢？

1.独生子女的增多

这些独生子女在家中被视为"小太阳"、"小皇帝"，家人都围着他转，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少年生活。由于家长过分宠爱，百依百顺，因些使这些独生子女养成娇生惯养，不爱劳动的习惯。

2.生活条件优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住宅逐渐单元化，家庭设备现代化，如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等。由于这种新型统一的住宅和现代化的家庭设施，因此，减轻了家庭劳动的强度，也相应减少了学生的部分劳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独生子女产生了依赖心理。

3.重智轻劳的影响

由于社会上的一些重智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的影响，家长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心切。因此，一些家长不要求孩子们在家里参加家务劳动，只要他们好好学习，宁愿自己多搞一点家务劳动，甚至有的家长还到学校帮孩子代做值日生等。从而使孩子们缺少锻炼，生活不能自理，劳动观念淡薄，不珍惜劳动成果。

4.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从学校来说，安排劳动受到一定的限制，没有劳动场所。有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劳动时间也挤掉了。教师对劳动教育也有所忽视，同时也影响到学生的家务劳动教育。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家庭和学校都应该重视和加强少年儿童的家务劳动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家务劳动教育是时展的需要。

（2）要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劳动习惯，必须研究一点孩子们家务劳动过程的心理活动。

篇3

关键词：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完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169-04

前言

离婚救济制度的设计历来为各国婚姻家庭立法所重视，此制度的出现使得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中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但在最近几年，现代社会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引起人们对婚姻的价值的思考。当今社会，仍有一些群体处在弱势地位，在离婚过程中，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到侵害却浑然不知或者即使知道也不懂得应该去哪里求助，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对现行的婚姻法进行理性的、全面的思考，并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制作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立法角度入手，填补法律漏洞，真正做到维护婚姻家庭和谐幸福的秩序。

一、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概述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尽管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大多数家庭中的家务劳动仍是由女性完成的。以前，女性基本不出去工作或者很少出去工作，女方的所有工作便是家务劳动以及赡养老人。如今，大多数女性已不再是全职主妇，白天她们都出去工作，晚上回到家仍然要独自做家务。很多人都把做家务看成是女性的“专利”。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家务劳动与社会收入之间的关系的话，家务劳动对于社会收入的影响与其家事劳动时间的长短成正比关系。可以说，劳动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工作、事业上发展的机会，通过做家务，减少另一方花在家庭上时间、精力，成为另一方收入的增加的坚实后盾。因此，必须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通过婚姻财产的方式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就其为家庭付出较多这一事实，可以向另一方请求给付补偿，婚姻法中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由此产生。

（一）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含义

中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抚育子女，包括时间、精力、物质等方面的照顾、抚养、教育子女。照顾老人，主要是指给老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关爱他们的健康，给予经济帮助。该老人应为配偶对方的父母及长辈近亲属，而不包括付出较多一方本人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亲属，因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儿媳、女婿没有赡养公婆、岳父母的义务。协助另一方的工作，主要是指在配偶所从事的职业或生产劳动经营业务等工作上给予帮助。家务劳动是婚姻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是对家庭的投资。

家务劳动，是指本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不包括已由外人代劳的家务劳动。能给家庭带来经济利益的，不一定是通过工作、事业来获得，家务劳动可以节约家庭经济成本，减少家庭支出，间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社会中，很多女性以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来为家庭创造舒适的生活。而一旦婚姻宣告破裂，这些女性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有的甚至变成生活困难。

家庭经济补偿制度是补偿性质的，不属于赔偿，它是由于夫妻一方付出较多义务而产生，不是因为一方的过错所给予的财产利益。它是给付出较多义务而导致在其他方面，例如工作上未能投入较多精力、在事业上不能有足够时间而不能取得很好成绩的补偿。该制度能够给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心理安慰，保障公平。

根据婚姻法40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家庭中，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在离婚时才可以向另一方主张经济补偿，无论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之后都不能主张。这是对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三重限制，一是前提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书面约定为财产分别制;二是主体特殊，只有夫妻双方为家庭生活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才可以主张;三是时间限制，只有在离婚之时才可以要求，婚姻存续期间与离婚之后均不能主张家务经济补偿。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有资格请求经济补偿。这三大枷锁使得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离婚家庭少之又少。

（二）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1.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婚姻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等社会职能。若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如今，给予家务劳动以经济评价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家务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了夫妻一方（主要指妻子）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等的社会经济价值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得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予以肯定，承认它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很好地保护家庭中为家务付出更多的一方，这对社会的发展、延续也有很大的意义。

2.维护社会公平和保护弱者

家庭生活的范围很广泛，涉及抚养儿女、照顾年迈的老人，处理生活各个方面的家务劳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付出能给双方带来收益，婚姻关系终止时，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不能得到相应补偿，这就相当于不付出劳动的却可以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不符合公平原则。另一方因为不做家务或者很少做家务，拥有较多空余时间，就会有不少研习、进修、发展事业的机会。一旦婚姻宣告破裂，如果不能给劳动方以经济补偿，会对承担家务劳动一方造成心理不平衡，因此，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可以实现法律公平公正。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也是法律所寻求的公平正义的结果。

3.保障婚姻自由

中国法律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时有缔结婚姻的自由，同样，夫妻双方也有离婚自由，这是对意识自由和人权的尊重。中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婚姻自由，防止轻率离婚”。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长时间感情不合，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好，他们不选择离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家庭付出很多导致社会竞争力减弱，倘若离婚得不到补偿，迫于生活水平可能下降的压力，于是他们即使感情生活不美好，但他们仍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婚姻。据调查，44%的离异女性表示物质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明显下降。因此，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婚姻的自由。

4.维护妇女权益

当今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维护一切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现实生活并不像法律设想的那么美好，我们仍无法摆脱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一事实。离婚不对付出更多的一方予以经济补偿，对于劳动方是极不公平的。女性仍处在需要更受保护的地位，制定家庭经济补偿制度可以很好地维护妇女的权利。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在很多人眼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男女平等，家务劳动不应该只由女性一方承担或承担大部分;对于女性为家庭的付出，应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正视，应认可其价值，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5.增强家庭责任意识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可以加强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夫妻双方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是法律上是平等的，没有谁应该对家庭有多付出的义务，因此，家务劳动理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完成。对于付出更多的一方，在离婚时应给予相对应的补偿。婚姻家庭生活需要夫妻双方在时间、精力、感情等多方面投入。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很多人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而忽略了家庭，倘若人们因为觉得婚姻的脆弱或者自己的付出未必有回报而不愿为家庭付出更多，那这样的家庭也许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最终走向失败。确立家庭经济补偿制度，从法律的角度倡导和弘扬对婚姻家庭的奉献精神，有效引导人们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婚姻家庭的整体利益，较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来调整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这对促进夫妻双方努力营造和谐家庭，进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巨大的作用。

二、中国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缺陷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规定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它填补了家务劳动在法律中的空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设立，保障了分别财产制下付出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真正适用的很少。

从《婚姻法》的规定可以看出，请求家务劳动补偿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婚姻双方书面约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如果没有约定，则按照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进行适当分割;二是必须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了较多义务;三是务必在离婚时提出请求，如果已经离婚或离婚后再婚的，则丧失请求补偿的权利。

（一）适用的范围过窄

中国人民受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习惯于夫妻一体，欠缺婚姻家庭生活中财产分别管理的观念，尽管立法规定了法定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婚后财产模式，但真正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凤毛麟角。目前，中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很少，适用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城市家庭不到5%，农村家庭不到1.1%。在结婚时约定分别财产所有制的，可能会被扣上“为离婚做准备的”帽子。所以，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家庭所适用的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那么即使是履行家庭义务较多的一方也不能够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事人没有得到公正的补偿。这导致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法律规定只涉及孩子的抚养、老人的照料、协助配偶的工作，付出了较多义务，但在实际活中，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不仅仅包括这几个方面还包括家务劳动以外的其他有形付出及无形付出。

（二）举证困难

根据规定，只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了较多义务的才能在离婚时要求经济补偿。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很难对自己付出较多义务进行有效地举证。在婚姻存续期间，人们不会为了自己以后可能离婚做准备而收集证据材料;并且对于何者才算是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没有明确的界定。家务劳动是指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包括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做饭洗衣及其他的一些家庭琐事。家务劳动的界定，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这就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家务劳动，有的是有形的家务，它可以用市场价值来衡量;有的是无形资产，无法衡量其价值;有的是非财产性劳务，如夫妻一方在另一方的协助下获得了无形资产，如文凭、资格证书和某种谋生技能、一方对另一方精神上的支持、对子女的关怀、对老人的慰藉等等，目前还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所以有必要在以后立法中对离婚经济补偿的补偿因素进行细化。

（三）时间限制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其中一项条件便是要在离婚诉讼中提出经济补偿。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没有请求补偿的权利，付出较少义务的一方可以在婚姻家庭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劳动成果，为家庭带来的利益;补偿请求人可能在离婚之时，由于法律知识的浅薄或者没有思考到这一权利的请求，在离婚时没有提出要求经济补偿，那么就失去了因家务劳动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而能请求经济补偿的机会。在家庭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大多为女性，她们在离婚之时，心理所受打击很大，加上长期家务劳动，与配偶相比，接触外界的信息较少，很少能在短时间内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苛刻的时间限制导致补偿制度未能很好的适用。

（四）补偿标准空白

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经济补偿制度，但是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明确的界定，这一课题也难住了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该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其经济价值，与其本身的性质有关。家务劳动本来就与各地的生活水平、劳动的人群、劳动的类别相关。并且，由于长期的家务劳动导致的与社会脱节，这是很难以金钱来衡量的。影响家务劳动价值的因素有很多，法律很难一一将其列举出来，这就导致了家务劳动的补偿没有明确的界定。家务劳动很难用具体而明确的数字来确定，就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会给离婚家庭带来很大的争议。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就不能很好地保障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利益。可能会使原本可以获得较多补偿，离婚后生活水平较高，然而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导致生活水平低下。这就给被补偿的一方造成了不公平。因此，应及时完善立法，明确补偿标准。

（五）适用形式不明

家务劳动的补偿数额计算出来之后，就涉及到了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形式的问题。2001年新修的《婚姻法》虽然设立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但并没有对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补偿形式有明确而清晰的规定。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形式，包括适用形态和适用方式两种。适用形态是指义务人给付的物质形态，即义务人履行家务补偿义务是以现金形态履行还是以实物、有价证券或者其他形态履行。适用方式是指义务人履行家务劳动补偿义务是一次性给付还是分几次给付。补偿形态对权利人的区别不是很大，无论是货币、实物、知识产权还是有价证券等都能给权利人带来利益;但补偿义务人的补偿形式对权利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义务人一次性给付完毕，权利人的利益就可以尽快实现，但如果是分期给付，由于离婚后双方不再在一起共同生活，要想再追偿就会比较困难。适用何种形式补偿家务劳动付出更多的一方是一个值得深讨的问题。

三、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现在社会实践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夫妻一方以财产或劳务支持另一方获得了文凭、执照等证书，在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充裕，文凭又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而获得文凭的一方因为文凭收入大大增加，给予配偶帮助的一方因为为家庭付出较多，失去一些好的就业、升职机会，离婚时还得不到任何补偿。要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进行深刻反思。

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家庭采用夫妻财产共有制，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人们没有意识也不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只有在夫妻财产分别制的条件下才可以适用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就使很多离婚家庭中的劳动一方得不到补偿，这是不公平的。因此，经济补偿制度不应仅存在于约定夫妻财产分别制的家庭中。在立法上把适用范围放宽至夫妻财产共有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方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

（二）完善家务劳动价值衡量

首先，经济补偿的明确数目，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商讨确定，这就符合意识自治原则;其次，协商不成，可以由法院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婚姻存续期间双方的生活水平以及为家庭所作出的贡献的多少和付出较少的一方因此而获得的利益的多少等相关因素来衡量。在立法上应主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家务劳动的价值：（1）劳动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即在婚姻家庭中，以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多少来衡量其数额，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以同类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确定;（2）配偶获得的利益。配偶获得的利益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如：在另一方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文凭、证书、知识产权以及工作上收入的增加等;（3）婚姻存续时间长短，婚姻存续时间越长，夫妻一方为家庭投入、付出的就越多，与另一方相比差额就越大，就应给付出多的一方相对较多的经济补偿。

（三）放宽适用时间上的限制

夫妻一方要想获得经济补偿只能在离婚之时提出才能得到许可。如果在离婚时能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的一方因某些原因未能行使请求权，便丧失了再次提出请求权的机会。应给予行使请求权人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一定的权利行使期间。应以离婚时起算，并向后顺延一段合理时间，根据中国其他有关请求权的请求期限大多为一至二年，因此可以参照类似条文，将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宽限至一到两年。

（四）明确补偿的形式和期限

补偿可以采用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收益等形式甚至是劳务动。即补偿义务人给予补偿是以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或其他的形式履行。补偿责任方并不都是经济条件良好的群体，分期给付与一次性给付相比就具有了一定的风险。有学者认为，解决这一困难的适当方式是在做出分期履行判决时，要求义务人提供一定的担保即提供保证人或担保财产，从而使其利益获得安全实现的保障，这样，既考虑了义务人的经济状况，又保障了权利人利益的实现，无疑一举两得。

在补偿责任方有良好经济状况、支付能力强的情况下，优先一次性给付，不得不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在实践中，分期给付经济补偿的方式是绝大部分人所采取的方式。缓解补偿责任方的压力，避免了请求方因要求一次性全部给付而作出迫不得已的妥协是分期给付的优点。

在离婚诉讼中，补偿请求人可以在判决分期给付时要求补偿责任方提供相应的担保，可以由信誉良好的人为其提供保证，也可以是提供财产担保。可以规定，有确切证据证明其经济状况不能适用一次性支付，如果适用一次性支付，将导致其生活困难等情况的，才可以适用分期的形式等。当然如果当事人对家务劳动价值补偿的适用方式达成了协议，应以协议为准。

结语

家务劳动做为婚姻家庭的重要一部分，它有着独特的价值，不仅是勤劳务实的优秀传承，也是家庭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途径。女性做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为家庭付出了巨大心血。她们在为家庭付出的时候，丧失了一些对她们自身发展的有利机会。此外，当今社会的女性仍处在弱势地位，是需要被保护的群体，在婚姻家庭中，女性为家务劳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男方很少为家庭的日常生活做出贡献。如今，由于离婚出现的“女性贫困化”现象并不罕见，倘若在离婚的时候，不给予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经济补偿，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出现能够维护劳动方的合法权益，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的付出得到应有的补偿。

构建公平、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当今社会婚姻家庭的价值追求。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确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公平分配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从而保障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合法权益。该制度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但该制度目前仍存在的缺陷，对于其不足的地方，应当及时认真的加以完善，保护弱者，促进夫妻间的利益均衡。完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能够维护婚姻家庭秩序，一方面可以保障婚姻自由，提升夫妻间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发展，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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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吉才，孙长宁.试论家务劳动[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

[3] 袁乐乐.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研究[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硕士论文，2011.

[4] 周懋姬.家务劳动补偿的制度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3，（6）.

[5] 赵丽霞.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及其立法思考[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6] 徐安琪.关注单亲女性[N].中国妇女报，2003-04-29.

[7] 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定位[EB/OL].http：///new/2164a35aa211/2111224yishua1188.shtml.

[8] 刘小勇.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9] 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J].政法论坛，2003，（3）.

[10] 顾婧，汪洁.夫妻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1，（20）.

篇4

教学目标

认知：

1.知道小学生应该学习做简单的家务活。

2.知道学做家务活是爱劳动的表现。

情感：

1.愿意学做家务活。

2.做家务活后感到愉快。

行为：

1.向大人学习做家务活。

2.经常干些简单家务活。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课是根据课程标准一、二年级“勤劳节俭”德目中的有关要求设置的。勤劳节俭教育在小学三个年段反复进行，逐步提高。低年级是启蒙阶段，本课是在一年级进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家务劳动的意识和能力。

课文是一个儿童故事，虽然短小，但涵盖的内容全面，认知、情感、行为方面的要求都能体现，要充分利用课文提炼观点。

1．交待什么是家务活儿。

2．讲明学做家务活的好处。（1）能学习劳动本领；（2）能减轻家长负担；（3）能培养爱劳动的品质，养成勤劳的好习惯。

3．指导学生怎样学做家务活儿。

第一、细心看。

第二、虚心学。

第三、经常干。

本课设五个栏目。

第一个栏目“说一说”，设在课文前边，起导入作用。力求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问学生会做哪些家务活儿，还有哪些家务活不会做，了解本班学生在家务劳动方面的一般情况，以便加强针对性。二是通过学生的回答，渗透家务劳动的范围，为讲“什么是家务活儿”做铺垫。

其余四个栏目均在课文之后，起练习作用。

教法建议：

1．为了让孩子体会父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课前可以安排一项调查活动，让学生通过调查活动体会到父母的辛苦，从而激发学生学做家务活动自觉性。

2．学生是否能够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不是一日之功，因此，建议教师在本课结束后发给学生一张家务劳动的评价表，让家长评价学生做家务的情况，督促学生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一周后，请学生汇报劳动的情况，颁发家务劳动光荣卡。

教学设计示例

第八课学做家务活

教学目标

认知：

1.知道小学生应该学习做简单的家务活。

2.知道学做家务活是爱劳动的表现。

情感：

1.愿意学做家务活。

2.做家务活后感到愉快。

行为：

1.向大人学习做家务活。

2.经常干些简单家务活。

教学重点：使学生知道小学生应该学习做简单的家务活。

教学难点：使学生懂得为什么要学做家务活。

教育过程：

一、汇报调查结果，导入新课

1．教师谈话：

课前，老师请同学们进行家务劳动的调查活动，同学们都调查了吗？请大家拿出自己的调查表，进行一下汇报。

2．学生汇报自己的调查结果。

3．学生谈调查体会。

4．教师小结：

同学们，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们了解到在每个家庭中都有很多家务活，而且在大多数家庭中，承担家务活的主要是父母，父母不仅要工作还要做家务确实非常辛苦。

5．教师提问：

你平时在家里做家务活吗？你会做哪些家务活？

6．教师小结并提问：

你们会做这么多家务活呢，你们可真棒！那么，你们还有哪些家务活不会做吗？

7．学生举例。

8．教师小结：

同学们因为年龄小，现在还有很多家务活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学着做。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八课《学做家务活》

板书：八学做家务活

二、分析课文，讲明道理

1．请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2．教师出示讨论题：

张英学做家务活好吗？好在哪里？

3．学生小组边看书边讨论。

4．学生分组汇报讨论结果。

5．教师小结：

张英平时经常帮大人做家务活，他虽然不会摘韭菜，但她能够仔细观察奶奶是怎么干的，还虚心向奶奶学，她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

板书：经常干仔细看虚心学

6．教师提问：

请大家想一想，经常干家务活有什么好处？

7．同桌两位同学互相交流想法。

8．学生自由发言。

板书：学本领、减轻父母的负担、养成劳动习惯

9．教师小结：

经常干家务活，不仅可以使自己学会很多劳动的本领，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而且还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三、指导练习，深入明理

评一评

1．教师演示课件（教材第35页“评一评”的内容）

2．请学生读题目要求。

要求内容：下面几位同学的想法和做法有什么不对？如果是你，会怎样想，怎样做？

3．学生分组自选一位同学的想法和做法进行讨论。

4．各小组派代表谈看法。

5．教师小结：

做家务是为了培养自己爱劳动的好习惯，不能怕脏、怕麻烦，也不能从兴趣出发，只有耐心学习，克服困难，坚持去做，才能做好家务活。

过渡语：

老师知道同学们都非常爱劳动，但是有时家长怕你们做不好，不让你们做，比如下面两位同学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想一想

1．请学生打开教材第36页看“想一想”中的图。

2．教师介绍图意：

（1）小青在家中扫地，刚扫了几下，奶奶走过来说：“你扫不好，我扫吧！”

（2）小勇的爸爸正在喂猪，小勇说：“爸爸，我帮你喂吧！”“这活你不会，不用你干。”爸爸说。

3．教师提问：

你在家里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吗？当时，你是怎么做的？

4．学生思考后用表演的方式来回答。

5．教师小结：

在家里，有时家长不愿意让我们干一些活是怕我们干不好，给他们添麻烦，但是如果总是不去干，是不可能学会劳动本领的，希望同学们能耐心说服家长，认真向家长学，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学会，而且会做得很好。

做一做

1．请学生讨论一下，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学做一件什么家务活。

2．学生同桌相互讨论后自由发言。

3．教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张家务劳动评比表，鼓励学生坚持做。

4．教师出示学生家务劳动光荣卡，卡上画着一朵爱劳动的光荣花。

5．教师进行全课总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第八课《学做家务活》，知道了做家务活有很多好处，希望同学们回家后，主动帮助家长做家务活，不会做的，学着做，当你学会一种家务活时，老师将发给你这朵爱劳动的光荣花。老师希望你们能早点戴上这朵光荣花，成为爱劳动的好学生。

板书设计：

八学做家务活

经常干

篇5

关键词：彝族妇女；家庭经济贡献；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B8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255-04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得以形成。而少数民族妇女对妇女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少数民族女性问题研究，通过了解节数民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可以为我们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政策提供可靠的现实参考和理论依据，有助于保护妇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在少数民族妇女的聚居区域，少数民族妇女既是家庭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传宗接代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了解了少数民族妇女对于各自家庭经济的贡献，我们就会很明了地发现少数民族妇女在其所处社会组织中的生存和发展现状。本着这一初衷，2014年8月初，本课题组一行4人，奔赴云南省武定县开展实地调研活动。我们走进云南省武定县猫街镇，走进当地彝族妇女的50个家庭，通过对50名（15―75岁）彝族妇女的访谈，以“家庭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彝族妇女”为切入点，以多对一、面对面进行访谈的形式展开调研，并通过录音辅以笔记的方式进行记录，通过搜集数据，量化分析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通过管窥一个个彝族妇女及其家庭，对彝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作量化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助于彝族妇女发展的意见、建议和对策。

一、调查对象及调查内容概况

（一）调查对象

作为本次调研目的地武定县，位于滇中高原北部，云贵高原西侧，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武定县全县常住人口27.69万人，其中彝族占比高达31.24%，―是调研彝族妇女非常典型的目标和对象。其中，武定县猫街镇作为该县的“五个之最”，即少数民族最多、国土总面积最大、交通区位属最优、矿产资源最丰富、森林覆盖率最大，在反映该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现状上具有独特的代表性。这为调研当下猫街镇彝族妇女生存发展现状，特别是山区农业环境下的彝族妇女日常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对家庭经济的实际贡献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来源和研究基础。

针对偏远山地的语言、文化水平、信息交流方式与调研主题，本次实践主要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即在记录的同时提取录音以备后续整理，这一方面有利于使被采访对象充分理解调研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充分地获取被访问对象的信息。我们围绕研究主题对当地村政府和村干部进行访谈，从而获取当地彝族妇女在家庭中日常生产生活的普遍现状。在50个被调查对象中，选取7个从事商品经营的彝族妇女进行访谈，选取43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彝族妇女进行访谈。内容涉及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员、家庭收入、收入来源、支出数量与分布结构等方面，以客观反映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贡献状况，见表1。

在50个被采访者中，从事商品经营的7个被采访者其对家庭经济主要贡献为自营店收入，且收入不单独计出；有从事农业生产经历的43个被采访者，其对家庭经济主要贡献方式包括养殖、种植、上山采摘、打工等渠道，其中在农闲时外出打工的有40个，其余3个则在农闲时节料理家务和饲养家禽家畜。在50个被调查者中仅外出打工的40人的收入有明确度量。普遍来看，当地彝族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是隐性的，尚不被视为主要贡献，而只被视为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她们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琐碎且多为体力精力付出，很多无法用金钱数量徇，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被自然融入到家庭消耗里，加之男权观念的影响，当地彝族妇女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被普遍低估，同时，彝族妇女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传统落后方式，也反映出彝族妇女的生产方式落后，她们的生产技能、家庭地位和自身价值还有待提升。

如表1所示，50位有效受访对象中，外出打工为当地彝族妇女最普遍收入方式，主要分布在15―50岁年龄段，而50―75岁的妇女依然存有外出打工的意向；从事商品经营的妇女主要分布在50―75岁年龄段，她们在家中为子女看店或与配偶共同经营店铺，收入较为稳定；25―50岁的则以经营流动摊铺为生，收入波动大；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彝族女性已完全成为家庭生产的无偿劳力，其收入完全计入家庭总收入，只能通过劳动种类、对应时间与强度、协作程度等计量，这是一种隐性的、容易被忽略的贡献。

（二）调查情况汇总

通过对调研收集信息的整理分析，我们梳理出四个大的方面，即武定县猫街镇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文化水平与健康状况、家庭境况以及子女受教育情况。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客观真实地还原当地彝族妇女的现状，并通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研究，找出有效提升当地彝族妇女在其家庭中地位、作用和价值的途径。

1.家庭经济贡献

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有隐形经济贡献与显性经济贡献两种，这两种家庭经济贡献者大概可分为家务、下地种田、外出打工和个体经营四大类。

（1）家务。根据我们的调查，武定县猫街镇当地居民家庭中家务主要由女性承担，根据我们的整理，当地彝族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主要包括照看孩子老人、洗衣做饭、清洁打扫、喂养家禽牲畜、采摘蔬菜以及收集松树汁等事项。

（2）下地种田。此次调研地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中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镇，因此，不少家庭仍旧依靠种地为生。调查结果显示，通常被我们视为重体力活的下地劳动在当地并非都由青壮年男性承担，这其中女性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劳动任务；甚至在不少家庭中，下地干活完全由家庭中的中老年妇女承担，而男性则在家照顾店铺。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土豆、小麦、白豆等，劳作非常辛苦。

（3）外出打工。随着当地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除了种地与养殖，更多家庭的彝族女性希望走出去寻找其他生计以维持和改善生活。有半数的受访家庭中有20-58岁的女性外出务工，具体工作包括在建筑工地做工，在葡萄基地打工，在工厂打工，打杂等，务工地点包括四川、山西、山东、浙江等地。

（4）个体经营。在受访家庭中，有一部分家庭妇女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补贴家用，例如，开烧饵块店、文具店、服装店、小卖铺、农机站、摆摊卖苗药、绣品摊等。大多数店铺日常的打理、进货都由妇女独自承担。

2.文化水平与健康状况

受访的50户家庭中的彝族女性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数妇女文化水平仅为小学程度，甚至是文盲，初高中毕业的女性属于凤毛麟角。其身体健康状况同样令人担忧，由于卫生保健知识少，生活方式落后，调研访谈过程中，下至中青年妇女，上到耄耋老人，都向我们反映身体患有常年咳嗽、腰痛、肩周炎、风湿、胃病等，对身体不好的女性来说，常年吃药打针带来的医疗支出为本就拮据的家庭收入雪上加霜，甚至抵消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甚至成为家庭的累赘。

3.家庭环境

在家庭规模上面，多数家庭是三代同堂，一家有5―7口人，极少数家庭是3口之家，四世同堂的情况也较少见。在家庭经济收支方面，大多数家庭表示家中经济时常入不敷出，仅仅处于勉强维持生活的状态。一小部分家庭收入相对较高，年均家庭总收入为6万―8万元，受采访的家庭中没有特别富裕的。在养老问题方面，当地彝族人多以家庭养老为主，根据当地风俗，家中最小的儿子一般和老人一起生活，负有照看双亲的责任，其他子女则不定期前来探望，并给予一部分养老帮助或费用。

4.子女受教育情况

在子女人数方面，50个受访对象家庭没有独生子女的情况，多数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育有2―3个孩子，15岁以下的儿童全部都在接受国家的义务教育，费用方面只需向学校缴纳书本费和保险费以及一些杂费。受访家庭孩子学龄前教育基本空白，属于自然成长状态。孩子入校学习后，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女孩较男孩子明显辍学早，升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

（三）调查情况分析研究

从家庭的日常生产生活出发来研究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必然会涉及量化分析方法，而量化分析的核心在于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分析比较的目的。此次调研主要采取访谈的方式来搜集数据，然而由于问题本身的特殊性、所需信息的采集难度、所采集的信息的可信度等等原因，后期的量化分析工作便尤为重要。

1.量化分析所需要的经济学原理

（1）贡献率。贡献率是统计分析中常用的一个指标，用于衡量有效或有用成果数量与资源消耗及占用量之比，即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或所得量与所费量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贡献率（%）=贡献量（产出量，所得量）/投入量（消耗量，占用量）×100%

家庭经济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系统，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往往共同劳作，尤其是农村家庭，按标准的贡献率公式去寻找数据是不现实的，没有可操作性。但参照贡献率公式来粗略评估妇女对家庭经济的投入，以及家庭经济的产出（纯收入），了解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在其家庭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通过详细的调查、分析是可以实现的。

除此以外，考虑到家庭生产活动的特殊性和搜集数据的便利，本课题组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以年为单位，调研地点选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情况变化幅度不大，以年为单位得到的数据是比较全面，而且具有代表性。

（2）无酬劳动的统计。 无酬劳动是指个人在家庭和社区从事的、为满足最终消费所提供的、无直接货币回报的服务活动，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对老人、儿童和病人的照料以及志愿活动，无酬劳动却不属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范围内的生产活动，不被计入GDP之中。[1]调查显示：妇女是无酬劳动最主要的承担者。

时间利用统计，是考察妇女的家庭劳动的价值的有效方法。

（3）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包含所有家务工作在内的一种劳动形式，它也创造使用价值。家务劳动有3个主要特点：一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消费者的直接同一性；二是劳动的极端非专业性；三是封闭性。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有3个方面：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的起始环节、终端环节，家务劳动最直接地关系到人的价值。”[2]

家务劳动是创造家庭剩余产品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由于家务劳动自身的特点，家务劳动的产出在核算理论和方法上存在不足，但是，家务劳动是妇女对家庭经济贡献的中要方面之一。“具体地说家务劳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成年人自身生活服务的劳动；二是为家庭中的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生活服务的劳动；三是生育下一代的劳动；四是人们生存、发展、享受需要的劳动。”[3]

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家务劳动的投入主要采取时间统计，而家务劳动的产出则采取替代法和实物统计相结合的方式。

2.量化分析的数据需求

产出，即家庭年收入是本次搜集数据的重点，妇女在家庭经济贡献中的分母。家庭年收入具体应该包括以下几项，这同时也是本次调查所需数据的重要方面，见图1。

图1

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投入则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时间、公共劳动的时间、家禽和牲畜的市场价值，有的还要包括外出务工时的收入、经营买卖的收入。

云南省武定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仅在一万五千元左右。武定县猫街镇属于山区，这里的人民除了种植水稻的经济作物以外，还会种植烟草、豆子等经济作物创收，农闲时期还会外出务工，这3项成为了一个家庭的年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每年的雨季到来时，上山摘野生菌、草药也成为了农民创收的一个手段，同时，养殖家禽、牲畜也是一项收入来源，这部分工作大多由家里的女性承担。

在接受那我们采访的家庭妇女中，有32人只具有不到小学文化水平，甚至小学没毕业，17位只是初中毕业，只有一位接受过超过12年的教育，然而由于家庭贫困，最终也被迫辍学。

在家务农的妇女占受访者的绝大多数，有七成的女性会外出打工赚钱，六成妇女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当地外出务工的女性的月工资与当地男性的收入相比存在500―2 000元的差距，当地外出务工女性的月工资水平在1 500―3 000元左右，从事的多为家政、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在一个家庭中，土地的所有权集中在男性家庭成员身上（除去男性入赘的情况），不女没有地或者地很少，通过访谈，我们初步推断妇女平均每天除了参与农事生产以外，平均每天要做240分钟左右的家务劳动，而且日常的家务劳动基本由妇女承担了。而与此相对的是，在重大家庭事项的决定权上，农业生产上，女性的话语权占64%左右，建房、土地事项上，男女的话语权基本对等，家中的重大事项上，女性的意见和建议多被采纳。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地彝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综合考虑家务劳动、农业生产、家庭的收入等因素，当地彝族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是超过五成的，而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的性别分工，彝族妇女的这一重要地位在当地民众中一直没有得到肯定和重视。

二、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问题分析

在实地调研结束后，本课题组成员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多次分析和讨论，结合调研的亲身感受，我们将所发现的问题归为以下三点。

1.信息闭塞与经济发展落后形成恶性循环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调研地的道路、房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同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都反映出本地区贫困化这一问题。有受访女性向我们表示，近些年当地的自然气候变化较大，过多的雨水导致不少农户的农田被淹，经济作物损失严重。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经常因为一场天灾付之东流，靠天吃饭的生活具有太多不确定性，考虑到补贴家用，不少家庭妇女选择外出打工，但没有一技之长的她们在外界务工创收的道路举步维艰，仅能靠亲戚或熟人介绍在外地做工，劳动强度大但收入却不高，平均1 500―2 500元/月。

2.家庭经济入不敷出致使女性负担过重

此次受访的50户家庭经济条件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同时女性在赚取家庭收入方面还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不少家庭中老年女性甚至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下地种田、喂养牲畜、操持家务，农闲时外出打工样样不缺。子女上学、老人养老、家人看病、吃饭穿衣……诸多花费造成三日之入不敷一日之出的经济困窘局面，当地女性普遍生活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但由于多数受访女性没有一技之长，受教育水平又偏低，只能选择用做苦力或手工活的方式补贴家用，平均每天劳动时间在10―16小时不等，也因此使身体健康遭受损害。例如，一位受访的民间手工艺人表示，她每天6：00―22：00都在干活，除了下地种田，操持家务，还在空闲时间绣绣品以卖钱。但是绣绣品很费眼睛，对肩周、腰椎损伤也很大，导致她经常头晕，每个月都要去村医处就诊治疗。

3.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妨碍她们改变现状

在目睹了调研当地彝族女性的生活现状后，我们小组讨论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认为，除了当地整体经济发展落后，信息闭塞之外，就女性自身综合素质来看，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没有一技之长是女性转业无门、增收困难的主要瓶颈。就我们调查的50户家庭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来说，她们从事的多是一些依靠体力或低附加值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共同点在于劳动时间长，劳动量大且收入较低，制约她们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效率，很难彻底改变她们家庭经济的困窘状况。

（二）对策建议

1.制定政策扶助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来说相对落后，财政自给率不高，县乡财政政府经济负担沉重，无法有效提供当地居民需要的各类生产生活资料。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带动，坚持“先输血后造血”的原则开展反贫困工作。例如，上级政府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资金、技术与信息扶持力度，发展教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优惠政策引导等，使贫困地区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化帽子。

2.开办就业创业培训

妇女作为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贫困地区在解决贫困问题时，也应该为女性承担社会责任和工作提供机会与帮助。在实地调研中，有受访者反映由县政府牵头组织的刺绣技能学习班为村里很多妇女提供了一个学习手艺、赚钱养家的门道，效果显著，对大家改善家庭经济帮助很大。这也给了我们小组成员一些启发，如果能由政府出面组织，将有意愿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集中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办培训班，为需要就业转业的妇女提供就业市场信息和专业技能培训，并向有需要创业的女性提供专家辅导，对创业计划提供建议同时一并提供一定金额的有偿贷款，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彝族妇女村的生存状况，使她们有能力、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3.利用互联网的力量

在这个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获取及时有效的信息意味着机遇与可能。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信息较为闭塞的现状，我们小组讨论认为需要为少数民族当地居民开辟一条能够及时获取致富信息和专业知识的途径，这样才能够为她们改变自身状况提供可能。因此，我们建议由乡政府牵头，在各村设立村图书馆或阅览室，免费提供农业种植、动植物养殖和刺绣工艺等各方面专业技能的培训图书，并定时更新。特别要着重利用互联网的功能，建立微机室，免费为当地彝族妇女提供信息服务，从而开阔她们的眼界，了解市场动态，快捷方便地获取于她们有益的信息，推动当地彝族妇女劳动能力的增长。

4.重视女性教育问题

由于贫困地区地方财政薄弱和因高考不断向发达地区输送人才而形成地方教育资源不断流失，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严重缺乏经费保障。贫困地区人才资源短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加大了产业转型的难度；同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农民驾驭市场的能力，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受思想观念和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较普通农村地区更低，这无疑是少数民族女性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最大的障碍。如何使农村贫困妇女摆脱贫困，使她们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使她们同样有发展机会和相应的享受性支出的能力，即如何实现农村贫困妇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当今世界不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从女性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重视农村女性的受教育问题，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就业问题，为她们今后的谋生手段提供多种选择，也可以改变少数民族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使她们的价值得以更充分的展现。

参考文献：

[1] 安新莉，董晓媛.中国无酬劳动总价值的测算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妇运，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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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婚救济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

一、我国建立离婚救济制度的意义

建立离婚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婚姻自由，有利于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在婚姻关系中，当事人不仅享有权利和自由，而且受到法律所设定的义务的规制，同时要受到违反义务的不利后果即责任的限制，当事人一方在婚姻关系中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义务，破坏了婚姻关系，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籍以此激励当事人遵守义务，同时保持婚姻关系处于的稳定状态。离婚救济制度对相关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同时完善了我国的法律构造。

我国在新修改的《婚姻法》中增加了婚姻救济制度，补充了我国婚姻法的保障与救济制度，同时完善了我国的婚姻法制度构造。一方面对处于婚姻关系之中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力的维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婚姻关系中，因为男女双方在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上的差异，女性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通过设立离婚救济制度，既维护了当事人拥有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我国当今相关离婚救济制度的规定与构成要件

（一）我国实体法对离婚救济制度的规定

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三条救济制度中的经济帮助这一条，2001年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又增设了家务劳动补偿和损害补偿两项救济制度，完善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体系与构造。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义务较多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在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得以完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这三种制度建立起来。这三种具体的离婚救济措施从不同的角度、分别针对不同的救济对象或法定情形共同反映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现状。

（二）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的构成要件

1．家务劳动补偿又称为经济补偿，在解除婚姻关系时，由于一方当事人从事家事劳动付出较多，法律赋予其向另一方要求给予相应补偿的法律制度。

2．经济帮助，指的是夫妻双方在离婚后，由一方对离婚后经济困难的另一方在金钱或物质方面给予帮助。

3．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议离婚，离婚过错损害赔偿问题应与离婚问题同时解决，不应单独提起离婚过错赔偿之诉。因为在需要进行过错损害赔偿的离婚案件中，离婚与赔偿责任所产生的原因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因此不应将这两个作为两种情形单独；如果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离婚后对赔偿单独提出请求，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拖沓办案时间，而且无法体现法律的威严[1]。

三、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不足

(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之缺陷

配偶双方对家庭成员有平等的提供抚养和照顾的义务，一方因为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时，在离婚时如得不到补偿，显然不公平。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新《婚姻法》对家庭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不仅填补了原有法律空白，而且首次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法律上的承认，这在相关领域是全新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现有的家务劳动补偿的前提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所得的财产书面约定归各自所有，而我国现在有的国情使得这一前提基本化为泡影，因此这项法律规定目前还缺乏可行性，现阶段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1．它缺乏社会基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以夫妻之间存在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度这样一个条件为基础的，没有约定，就无法获得补偿，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这种做法显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分别财产制度在我国显然不会被家庭广泛采纳，所以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颇有些无用武之地的无奈。

2．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家务劳动虽然是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但又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劳动的标准来衡量其价值，因为在付出家务劳动时不仅是体力上的一种付出，有时是一种感情的付出，这种感情的价值如何来衡量呢，没有一个合适的标准，这是物质难以衡量的，而我国现行立法又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无法指导司法实践。

3．家务劳动补偿相对方的补偿能力问题，因为现实中也可能存在付出较多劳务的一方财务状况比较好，另一方没有什么财产或者缺乏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应承担补偿义务的一方缺乏补偿能力，享有相应权利的一方得不到补偿。

（二）经济帮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法定的经济帮助制度不仅解决了离婚时经济困难一方的燃眉之急，赋予其权利的同时也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进行操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现行《婚姻法》中的一些关于财产方面的规定，使经济帮助的形式和权利实现处于两难境地，极容易使该制度成为摆设，缺乏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1．生活困难的界定标准不够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经济困难是指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没有住处的经济情况”。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越二十年前，温饱已经不再是问题，甚至很多地区达到了小康水平，司法解释的规定难以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最低生活标准虽然已经有法律规定，但是，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无住处，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是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婚后无约定所添置的财产为共同财产”。不动产一般情况下是在结婚之前购买，即使有些不动产是属于共同所有的，那么在离婚时进行财产分割，往往归属一方所有，另一方则无。这种规定显然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对于取得房屋那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2．经济帮助没有规定一些具体的措施，使得实际操作困难，一般来说，我国有婚前男方准备住房，女方准备嫁妆的传统习俗，离婚时女性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离婚时如果以住房作为帮助措施，那么，到底是住房的居住权还是所有权？在实践中，居住权显然存在很多缺陷，夫妻感情破裂已经离婚，却仍然生活在一起，不仅生活中存在很多不方便，而且感情已经产生裂痕，如何和平相处，处理不好这个关系，将会引发进一步的恶性事件[2]。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1．离婚当事人中如何定义无过错方这个概念，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与分歧。

其次婚姻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这个赔偿中，除了物质赔偿外，是否应当加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这些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化，这使得离婚赔偿制度的操作不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2．离婚损害赔偿使用的过错范围比较窄，在婚姻生活当中，并不是只有《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这些伤害。而现行法律的规定，仅是采取列举性规定，并不能类推适用于一些类似的伤害情形。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并不能得到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3．举证较为困难，根据我国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供证据的一方应当是要求获得赔偿的当事人，在伤害发生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并不能够很好的保留搜集证据，所以，要获得准确确凿的证据用来支持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存在很大困难。

4．诉讼成本较高，救济甚至得不偿失，很多情况下，受害一方的当事人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自己的请求，结果所获得的赔偿甚至却少于支出的成本，或因种种原因导致败诉，最后得不偿失，在立法目的上违背了离婚救济制度的初衷。

四、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发展与完善

扩大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由于现行的法律之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过于局限，使得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度离婚案件中对从事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如何予以补偿等问题出现了立法空白。目前我国的家庭模式中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双薪家庭，但是传统的家庭的夫妻分工模式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大多数家庭当中，妻子既要工作，又要承担家务劳动，主外主内一起承担，在离婚的时候，却否认其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同时，男女双方结婚之后共同组建一个家庭，若要维系这段关系，需要的是双方不断的投入精力时间感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各方对于家庭关系所投入以及付出与他们从中获得的收获不是成正比的。从事较多家事劳动的一方，往往放弃了学业和事业的发展，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职业和能力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将极大地牵制其职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社会地位降低、谋生能力也比较弱。而婚姻关系当事人之中的另一方，则基于对方为家庭所做出的奉献中获得了较多的时间与精力，用进行学业上的深造，事业上的发展，社会地位的提高等等，获得较大利益。若双方不解除婚姻关系，则付出较多的一方必然能够得到自己为家庭付出所应当收获的回报；一旦离婚，付出较多家事劳动的一方因其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对家人的照顾，对家庭的安排，丧失了社会竞争力或者竞争力大大减弱，必然会降低原有的生活水平或无法达到理想状态。如果仅仅是因为没有实行分别财产制度，而法律拒绝认可一方为家庭所作的贡献或付出，那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将如何体现呢？因此，扩大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家务劳动补偿应当同时适用于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对一方的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不应该因为夫妻之间实习财产制度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应，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不仅应当继续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而且可以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理念贯穿于离婚制度始终。即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也可以此为标准，将一方从事的家务劳动以及另一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作为分割财产时衡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夫妻财产状态下，只有在离婚时，对尽义务较多、对家庭贡献较大者适当多分一些财产，才有可能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二）经济帮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对于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中的经济帮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首先，应对适当帮助的概念进行明确的概括。对于适当帮助至今没有权威解释。有的学者将其理解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夫妻抚养义务的延伸。”也有学者认为“离婚时的经济帮助仅是由原婚姻关系派生出来的责任，不应将其视为原抚养义务的延续”。但是如果理解成了捆绑于道义上的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并非是必须要去履行的，就丧失了法律的强制履行性，那么经济帮助制度就流于形式了。应当怎样界定经济帮助制度影响重大，这两种责任虽然都有相应的约束作用。我认为，这种离婚救济中的帮助制度应但是具有其强制性存在的，其应当是法律上的责任[3]。

另外，应当确定经济帮助的标准与范围，确定生活困难的具体标准，这就要求立法或司法机关出台一个能够切实衡量生活困难的具体标准，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同时提供经济帮助的帮助者的经济能力也要作为一个考量因素、要对经济帮助的对象进行明确。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完善举证责任问题

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没有过错的一方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对于对方实施侵权违法行为的证据很难搜集，败诉责任都要由无过错方承担。因此，这种要求没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全部举证责任的方式显然是难以实现公平的，而证据不能及时的搜集保存，就无法追究违法当事人的责任，起不到制裁作用。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救济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者。应当出台相应的规定，具体明确的界定当事人调查取证的手段与途径，使证据搜集具有可操作性与可行性[4]。

2．明确权利主体范围

根据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婚姻关系中无过错一方的配偶才可以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是无过错具体指什么，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无过错是指该方配偶没有实施新《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的那4种违法行为。但是，因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而导致离婚的诉讼案件中，这些行为所指向的受害者并非单单是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其他家庭成员都可能成为受害方，这就涉及到是否婚姻关系以外其他受害方也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我认为，首先新《婚姻法》中对此明确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适用于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因为该项救济制度所设立的目的就是赔偿一方配偶因另一方的过错所造成的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损害，只是针对婚姻当事人而言。而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的行为虽然可以是针对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进行，但法律对此设立的其他救济措施，婚姻关系以外家庭成员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另行，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5]。

3．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在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里是否应该将“第三者”包含进来。在《婚姻法》第46条规定无过错方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义务主体进行了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就明确了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不包括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而只能是为过错方，因此得出，如果是因为夫妻中的一方实施了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比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甚至触犯刑法的重婚，受害一方并不得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要求，只能追究婚姻关系中有过错方的赔偿责任。

我国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意见，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作为破坏家庭关系的共同的侵权人，所要负担连带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关系虽然破坏了原有婚姻关系，但其并非是过错配偶，因此不应成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因为离婚以及离婚赔偿制度所要解决的是配偶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仅发生于配偶之间，因此第三者的过错赔偿责任并不适用于此。“对于第三者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用道德调整比法律调整更为适宜，只有在因为第三者插足造成严重后果，损害重大时才规定第三者赔偿责任。受害者可另行提起侵权的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6]。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能够从婚姻家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需找一个立法的切入点，平衡伦理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完善“损害赔偿”、“经济帮助”、“和家务劳动补偿”这三项婚姻救济制度，给人们提供良好救济途径与救济方式，才能在兼顾传统婚姻文化的同时，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陈苇.家事法研究.2007年卷[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

[2]名祥.我国离婚救济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5).

[3] 杨大文.婚姻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59.

[4]夏吟兰.民法亲属编离婚制度之探讨[J].民商法学，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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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佳人东逝水，人间空余葬花痕……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日前，令万千国人喜爱的电视剧《红楼梦》“林妹妹”扮演者陈晓旭告别了人世，终年42岁。而“害死”她的“凶手”正是乳腺癌。

乳腺癌治愈率相对较高

5月13日晚，陈晓旭因乳腺癌晚期去世。据其家属介绍，早在去年3月，陈晓旭就感觉身体不适，但她没有及时就医，直到今年1月份，才接受检查并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

对此，中山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单病种首席专家杨名添教授表示，目前西医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一般来说，乳腺癌应当首选手术治疗，术后根据病理和有关检测再配合化疗、内分泌治疗、放疗以及靶向治疗等综合治疗。通过适当的治疗，乳癌病人不但能适当延长寿命，甚至还有治愈的机会。如果陈晓旭在发现病情后马上接受治疗，病情或许还能受到控制，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到身体的要害器官，都还是有希望的。

发现乳癌要看心理医生

很多患者都和陈晓旭一样，难以接受自己的病情从而选择逃避，几乎全部的乳癌患者都会经历一段漫长的心理挣扎期。一位68岁的乳腺癌患者，难以接受为何自己一把年纪了还得这个病，每天都以泪洗面、茶饭难安，后来通过家人反复做工作，才愿意到医院接受治疗。

因此，乳癌病人在确诊病情后，还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我国已经有不少的医院和肿瘤科都逐步引进了心理治疗。病人应该先进行心理治疗，等心态上接受了自己的病情，心情平和之后，再由医生根据病情确定最佳治疗方法。除此之外，家庭成员和身边好友也应该多给患者心理上的关心和安抚。

抑郁女性更易患乳腺癌

现代社会人们的压力较大，很多女性因此常常陷于抑郁、沮丧等不良的精神状态中，这成为乳腺癌的一大重要诱因。临床研究显示，在女性抑郁症患者中，8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乳腺疾病。而且，抑郁人群乳腺癌变的可能性也是常人的5倍。

抑郁还会引起女性内分泌紊乱，给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很多女性由于内分泌紊乱造成失眠和月经不调甚至闭经，从而恶性循环地导致性格更加孤独、抑郁，不仅给家庭和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还对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相关阅读】

做家务有益预防乳腺癌

乳腺癌是威胁妇女生命的一大“杀手”，如何积极有效地防治是关键。据英国科学家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只要每天做适当的家务劳动，就可以有效降低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幅度达到20％至30％。

研究认为，如果不考虑其他的潜在因素，妇女加强身体锻炼特别是从事家务劳动，可以有效降低乳腺癌的发病几率。研究人员强调，适当的家务劳动比偶尔进行高强度体育锻炼更为有效。

研究比较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包括工作、休闲和家务杂事等对乳腺癌发病情况的影响。结果发现，各种形式的活动都可以减少绝经后妇女患病的风险，而在绝经前妇女的身上则没那么明显。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从事适当的家务劳动对所有年龄段妇女预防乳腺癌的发生作用都“非常”明显。因此专家们建议，为了减少乳腺癌的发生，妇女一周应进行5次时间在30至45分钟左右的家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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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性别歧视 女性人力资本投资 交互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女性人力资本现状

1.人力资本投资差异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①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教育方面的投资。就性别来讲，教育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低于男性，女性接受教育时间少于男性，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低于男性等等。

2.就业中的人力资本性别差异

传统的观念认为，担任高阶主管或经理应当是男人的事。无论是在企业中还是在政界，高级管理层次的女性少之又少，这不利于女性心声的传达，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带来危害。

在经济危机下或在普通企业裁员的过程中，女性都更容易遭遇裁员。同时，就业上的弱势，使得下岗的女性在社会上更难谋得一份职位，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二、消除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差异的方法与对策

1.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

在工业化初期，劳动的方式是以机器和人的劳动相结合，劳动强度高，女性就业集中在纺织业，在劳动收益方面低于男性。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和技术，新技术所取代的是妇女，但也为妇女提供了更多适合女性生理特点的工作，女性的职业逐渐由生产领域向服务业转移，再由初级的服务业向更高级的服务业转移，这就促使女性就业地位提高，以及就业收入提高。

2.加大女性人力资本教育投资

对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在惠及个人的同时，更多的惠及整个社会。女性劳动力的加入无疑会提高带动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素质，所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3.国家政策

3.1 建立监督机构

政府相关部门必须严格审查和监测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工商、税务、民政、劳动保障、卫生和城管等需协调配合，避免重复管理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对于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性别歧视现象，一定要有依法纠正的机制，要给予女性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建立监督机构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给予具体的制裁和处罚，有力地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3.2 建立有效的申诉救济机制。

我国劳动部门应设专门的保障救济办公室，劳动市场设监控窗口处理诉讼，和妇联等广大民间妇女组织联手协作，使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有正常的投诉渠道，歧视发生时有专职部门解决，而不是让女性劳动者求助无门。

3.3 建立社会化的家务劳动体制。

由于女性的时间配置呈现出与男性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不仅仅是闲暇和工作两部分，还包括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时间在女性时间配置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因此，必须将家务劳动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引入到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分析之中。

三、就业性别歧视与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倾向交互作用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就业性别歧视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的出现，而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又加重了就业性别歧视，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②

首先，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出现，社会意识根深蒂固，女性受教育的比例要低于男性。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造成了就业时的性别歧视。教育是根本，接受教育学习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更多的人生观念和态度以及见识和学习的能力，这都是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的。

其次，就业的性别歧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影响。

即使制定了众多的法律法规，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正是因为女性找不到好的工作，造成了女性在家庭中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进一步刺激了女性在社会中的权利流失，巩固了长久以来的社会偏见，而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越来越多的退出社会而从事家务劳动。即使没有退出社会，女性分担的家务劳动也大大高于男性，这也造成了女性培训投资时间的减少。

所以，正如上面的分析，正是因为就业性别歧视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

最后，就业性别歧视与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倾向的交互作用。

这两种现象的交织，首先是对于社会资源大大地浪费，而这种浪费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不可解决的条件限制，而是因为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的转变同样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这种交互作用，带来的是社会意识的进一步巩固，从而进一步的形成了一种更严重的恶性循环，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因为，思想狭隘，就业歧视很容易造成女性的社会边缘化，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影响下一代，影响这个国家的人口质量。

参考文献：

[1] 袁迎菊.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性别差异分析.生产力研究，2008年15期

[2] 王媛媛.浅析当前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的现状与对策.物流与采购研究，2009年第49期

[3] 王冬梅.大力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人才资源开发，2009，10

[4] 李宝慧.女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有利保障.统计研究，2011年6月

[5] 张抗私.就业性别歧视与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的交互作用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9月

[6] 梁俊波.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与女大学生择业心理研究.就业指导，2010年6月下

[7] 楼红平.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及其特性分析.经济论坛，2008，8

[8] 涂玉华，张业权.浅议我国女性劳动力素质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3月

注解

① 李宝慧.女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有利保障.统计研究，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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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离婚补偿制度 合法现状 不足 完善建议

目前我国《婚姻法》中的离婚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经济帮助制度共同构成了离婚时的权利保障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其中理论界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经济帮助制度的研究已经日渐成熟，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是离婚补偿制度属于修订后的《婚姻法》离婚救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学者对该制度的研究还略显不足，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还不能形成一整套完备的体系和理论，还有深入的探讨的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旨在论述我国离婚补偿制度的不足，以及针对其不足提出合理性建议。

一、离婚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2001年新修订《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的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予以补偿。”有关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对该部分解释。“此规定即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该制度的设计旨在以法律形式肯定家务劳动在家庭财富形成中的无形投入，切实保护创造家务劳动价值的人的合法利益，实现法律的公平原则。”［1］此规定平衡了离婚当事人财产，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离婚时双方无共同财产，如不给予一定的补偿，作出贡献的一方的价值就无从体现，其作出的贡献也得不到任何的回报。因此，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一方应在离婚时对作出较大贡献的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关系，体现体现社会公正。但是此规定还存在诸多的不足，比如财产的范围过于狭窄、适用时间过于严格、补偿因素过于模糊等。这一规定在实践中被运用的次数很少，基本没有什么作用，这与立法的宗旨相悖。

二、离婚补偿制度的不足

（一）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条件苛刻。

从法律条文40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适用的前提是，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以书面约定为形式要件，将补偿制度的财产范围限定为书面约归各自所有。从人的心理分析，夫妻认为“婚姻是一个共同体，婚姻关系是双方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伙伴关系，结婚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就要有富同享，有难同当，没有必要将财产分得清清楚楚，实行共同财产制也有利于巩固夫妻感情”，［2］所以在婚姻存续期间绝大多数夫妻对于他们婚后的财产归属并无约定，这就必须适用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

长沙市的一项调查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天心区人民法院2003年判离婚的271件案件中，只有1件实行分别财产制，没有要求家务劳动补偿。”［3］随机抽查了天心区人民法院2004年判离婚的案件100件，没有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随机抽查了雨花区2003、2004年人民法院的离婚案件，结果是在众多案件中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只有1件。“2004年10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就新《婚姻法》实施调研座谈会上，与会法官大多表示，到现在为止，在自己办理的离婚案件中，《婚姻法》第40条还没有适用过”。［3］

结合以上分析，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过于狭窄，而是第40条的规定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二）补偿请求权的行使过于严格。

从法律条文40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首先，补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是“离婚时”，“即由请求权人在离婚诉讼中向对方一并提出；如果当事人符合条件而未提出时，人民法院应行使释名权”。［4］这就导致在离婚前、离婚后不可以提出，特别是一些人在离婚时缺乏对补偿制度的了解而没有提出请求，离婚后一段时间需要提出时，却得不到保障。基于中国的国情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在农村中对补偿制度的了解甚少，所以对于请求时间的限制不合理。其次，请求权的行使主体或者义务主体只局限于中的夫妻一方。这样规定考虑到了此权利义务的人身专属性，但若权利人或义务人一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补偿请求权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对主体的限定过度限制了40条的适用。最后，我们可以看出请求权的行使仅在诉讼离婚中适用，在协议离婚中不适用，这也是不合适的。

（三）补偿制度中的补偿因素过于模糊。

从法律条文40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补偿因素只是作了概括性的规定，没有规定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应当考虑哪些因素作为计算经济补偿数额的依据。对于一些有形的劳务可以通过市场进行评价，但是还有一些无法计算的，比如从未进入过市场而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价格无形的劳务，有的付出的是非财产性劳务（如妻子对丈夫精神上的支持、对子女的关怀、对老人的慰藉等），还有一种普遍的情况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以共同财产支持另一方取得学历文凭或职业资格证书所作经济贡献的补偿问题该如何处理①。补偿因素过于模糊导致法官在判决家务劳动补偿数额时感到无所适从，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过大，无法对家务劳动的价值作出合情合理、具有说服力的估价，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所以，对补偿因素进行细化是很有必要的。

（四）离婚补偿制度的补偿方式不明确。

补偿方式包括经济补偿的形式和经济补偿的期限两个方面。“经济补偿的形式是指负有补偿义务的配偶进行给付的物质形态，包括现金形态给付、实物形态给付、有价证券形态给付或者其他形态给付。经济补偿的期限是指负有补偿义务的配偶承担经济补偿责任时是一次性给付，还是分期给付”。［5］我国对于经济补偿的形式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补偿的期限分期付款的情况也没有规定，让权利人失去了权利的保障。

三、离婚补偿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离婚补偿制度考虑的因素。

离婚补偿制度考虑的因素是离婚补偿制度完善的前提。鉴于我国的国情和考察其他国家的立法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权利人对家务劳动所作的贡献，即家务补偿请求权人付出的家务劳动的数量，两者均是正相关的关系；双方的收入能力和财产状况，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通过自己的能力能够获得或可能获得的经济总额;夫妻双方的年龄及身体情况:已经负担子女教育的时间，或者还应负担子女教育的时间。

（二）有限度扩大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基于我国的封建礼俗的乡土性，应当将共同财产也归到补偿制度中，同时考虑到对义务人的保护，又应当对子限制。所以，在第40条的基础上，后补充：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夫妻，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支持或协助另一方学习或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如果离婚时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数额较少或无共同财产的，就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样规定既包括了共同财产，又对其加以限制。

（三）放宽补偿请求权的行使。

首先，补偿请求权行使的时间，包括离婚前、离婚诉讼中、离婚后，对于离婚后的时间起算以诉讼结束至次日算起一年内行使。其次，对于补偿请求权行使的主体或者义务主体上，对于有行使补偿请求权意思表示的一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由其近亲属行使；义务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由其近亲属承担，这时候补偿请求权的专属性视为解除，转化为普通的债权。最后，在协议离婚中，也应当适用补偿制度，其实用的原则、方法同诉讼离婚相同。

（四）明确补偿制度中的补偿因素。

行使请求权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可以将向市场购买同等工作量的家务劳动所需要的价格、雇佣他人需要花费多少成本等，作为参考因素。请求权人付出越多，请求补偿的数额也就应越大。对于学历文凭或职业资格证书所作经济贡献的补偿问题应适用利益损失补偿说，可以作如下的规定如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另一方获得学历学位、职业技能作出贡献并导致丧失其自身的受教育、进修或培训机会的，离婚时有权请求另一方为其提供适当的参加某学历的学习或某职业培训的费用，另一方应当予以支付。该请求权一直持续至正常情况下完成该教育或职业培训所需时间为止。

（五）细化离婚补偿制度的补偿方式。

补偿的形式可以采用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收益甚至是劳务的形式。补偿的期限可以是一次性给付，也可以是分期给付。离婚时，如果承担补偿义务的夫妻一方没有个人财产进行补偿的，就可以在离婚后分期补偿，对于分期补偿的要提供一定的担保。这样使权利人的利益获得了保障。

注释:

①笔者不赞同很多学者按照无形财产分割的观点，比较支持利益损失补偿说，关于这部分将另行撰述。

参考文献：

［1］李春芳.完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经济，2009，2：16.

［2］史卫民.完善我国家务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67.

［3］金星梦.浅议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之缺陷与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0，5:49.

篇10

那里的普通家庭很少雇请佣人，家务活大都是自己动手去做，其中最主要的家务劳动基本由家庭主妇承担。家庭分工一般是男主外上班挣钱，兼及部分家务；女主内操持家务，间或做些别的工作。

笔者所在社区共21户人家，只有3户雇请了女佣。附近的社区家庭大体都是这种状况。年轻一代华人家庭劳作几乎全由自己动手。如果去托儿所、幼儿园、业余学校等地观察，定会发现接送孩子的大多是年轻的妈妈，也有孩子的父亲，却很少有保姆模样的人。

美国的家庭主妇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多数受过大学本科教育，有的还持有硕士、博士文凭。这些有条件从事社会工作的中青年女性为什么待在家里干体力活呢？原因是美国的劳动工资高，一般收入家庭无力支付高额劳工费用。加以雇员工作质量常常难于达到要求，有时还会引来麻烦，主人必为此操心。请人做家务，上班工资收入和请雇员支出相比较，不少人觉得雇员不如自己动手省钱、放心、可靠。这样，美国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就在自己的留守劳动实践中体现了出来。

或许有人会觉得知识女性做家务是无作为的表现，即便重要，也只是一种平凡的普通劳作。如果换一种观念去评估，也许意义就不同了。

家庭主妇劳动经济价值不亚于本人从业收入。一般来说，家庭主妇离家投身职场，年薪大多约4到6万美元，其中只有少数人可能到达8万元左右。她们做家庭主妇创造的价值能达到这个标准吗？有人调查统计，如果以一个家庭主妇所做的服务作为个人职业的价值来计算，她们的劳动收益不亚于或略高于投身专业职场的收入。

烹饪劳作。从早餐到晚餐，一日三餐需要计划并做出可口的饭菜。一般女工难于承担，如果雇请私人厨师得付出200美元到500美元一天。买粮买菜，杂货店送货服务一般收取5美元至10美元的费用。如果雇工，这两项一年应付52260美元。

清洁劳动。包括吸尘，除尘，清扫，擦洗水槽，洗碗以及整理睡床；其他任务，如清洗烤箱或冰箱，清理百叶窗等，请专业女佣打扫服务，以最便宜的单价来计算，总服务费用每周118美元，一年52周，需付出 6136美元。

照顾幼儿。家庭主妇提供充分的时间全天候照顾幼儿。专业保姆平均每周的工资为600美元至950美元。以此来计算，总费用为每周600美元加上津贴和福利，一年52周，一年需付31200美元。

开车外出。如果雇请私人司机，预计每年接载8000公里，每小时50英里，以每分钟0.33美元来计算，每年的总开支为4168美元。

此外，洗衣劳作，一年总成本预算为936美元。修剪草坪服务的成本，一年约1560美元。

家庭主妇提供的所有服务劳动价值，一年总和是：相当于每年96261美元的工资收入。一般家庭主妇如果投身职场从事其他行业，实际工资收入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当然，这里的费用数字只是为作比较而采用的市场行情计算，并非真实的付出，这对于普通家庭也不现实。而如果一个富有家庭的家务完全雇工劳动，那就非如数兑现不可了。

美国家庭主妇的日常工作经常被人视为无足重轻。试想，如果家庭主妇利用这些技能投身专业的职场，这些服务可以赚取可观的工资。换言之，即便是普通家庭，如果雇请家务劳动者，这一大笔钱的支出是不能节省的。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劳动并非全由家庭主妇完成。其中的清洁劳动、剪草维修劳动、开车劳动等，多由先生下班回家协助完成。但在全部家务劳动中，家庭主妇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起到关键性支撑作用。

美国已婚女性的工作较为灵活，有时也可从家庭走向社会投入职场工作，有的人在作家庭主妇的同时也任某些社会工作，比如兼作业余学校教师、报刊发行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