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模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传播模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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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曾尝试利用传统版权概念中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传播权来解决此问题，但终因这几种方式都存在弊端而放弃，因此将网络传播纳入到版权专有权利范围成为各国版权人关注的焦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互联网条约，一个主要成果就是赋予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录制者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时间和地点的方式，授权向公众提供其作品、表演和唱片的专有权。至此，网络传播权在国际层面以国际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的形式得以解决。但是，这两个互联网条约只对网络传播权做了学界所称的“伞形解决方案”（即总括性解决方案）的原则性规定，各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做具体规定，无论是扩大现有权利来控制这种行为，还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权利以将这种行为纳入其中都是可以的。中国和美国的版权法律都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但是具体规定存在明显不同，本文就两国对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中国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

与美国“隐含式”的立法模式不同，中国对于此问题采取了“新增式”的立法模式。作为数字环境下新型权利内容的网络传播权，在我国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主要经历的几个阶段充分反映了我国版权法律制度中版权内容扩张的发展过程。

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之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即已在具体的案件中认定：网络上对数字作品进行传输也属于使用作品的行为，应当将其纳入版权人的专有权利范围。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6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被告未经许可将原告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服务器在互联网上传播，法院认定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依据是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的兜底条款。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之后，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中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正式写入法律当中，首次以立法形式赋予了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将其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2006年5月，我国又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保护。

在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上，中国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全然不同的道路。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因网络传播而产生的版权纠纷最早也最集中，对于网络传播权采取“隐含式”的立法模式与美国判例法所具有的极大弹性特点是相吻合的。①但是，我国对此问题采取“隐含式”的立法模式不甚可取。因为采用“隐含式”的前提是原有版权法律制度中的某项权利经过扩张性解释可以包含新出现的权利内容，而从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著作权人各项专有权来看，其中发行权、展览权和广播权与网络传播权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最有可能通过扩张性解释将网络传播权纳入其中，但从我国法律对这三项权利规定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它们都不可能隐含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此外，我国成文法的立法传统就决定了我国的法官不可能像其美国同行那样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解释权，因此实践中也不允许他们对传统版权法律制度中的相关权利进行扩大解释以隐含网络传播权。于是，对于网络传播权我国最终采用了“新增式”的立法模式，从立法层面来说，这与我国一贯的法律传统相契合;从司法层面来说，也有利于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司法实践的顺利进行。

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对“网络传播”问题的解决目前除了“隐含式”和“新增式”的处理模式之外，还有一种是“重组式”，即对版权人的传播权进行重组，把除了复制发行权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包括网络传播在内）统一为一种综合的传播权，澳大利亚即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重组式”，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我国首次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做出规定是在2001年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中，客观来说，对原有法律的修订一般情况下不会大幅改动权利设置，而只限于对原有权利设置进行小范围的补充和完善，当然也更不可能创立一种崭新的包含各种传播方式的综合传播权。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维持原有版权法律中的传播权设置，又要满足数字环境下作品传播现实的需要，增加一种新型的网络传播权利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美国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

美国对于“网络传播权”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典型的“隐含式”立法模式，其对原有的“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进行了扩大解释，将作品的网络传播纳入表演权和展览权。美国《版权法》规定：“公开地表演或展览一部作品是指：1.在任何向观众开放的地点，或者在多于一般家庭成员或社交朋友的相当数量人群出现的地点，表演或展览作品;2.将作品的表演或展览，以任何设施或技术传播传达给第1款规定的地点或公众，而不论能够接受表演或展览的公众是在同一地点还是在不同地点，是在同一时间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接收作品。”

美国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的范围非常广，不仅包括直接的表演和展览，还包括借助任何设施和技术实现的表演和展览。不仅如此，从上面的规定中可以看到连广播权也被包括在美国的“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之中，该权利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独立的。可见，美国早期的版权立法就已具备了相当的包容性和预见性，将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在内，“以任何设施或技术”，“不论……是在同一地点还是不同地点，是在同一时间还是不同时间接收作品”等表述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美国人认为他们现有《版权法》中规定的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能够适用于网络环境，无须再创设一个新的向公众传播权就能够较好应对网络传播对版权法的挑战。这一点在《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中也得到了印证，该白皮书得出一个结论：在网络环境下，美国《版权法》不需要做大的修改，只需稍微做澄清和调整即可。尽管美国没有针对网络传播创设新的权利，实践中他们却通过法院判例进一步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录音制品权利人在美国享有极其有限的表演权。美国《版权法》中没有“邻接权”制度，录音制品的表演者和录制者1971年之前得不到任何保护。之后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于1971年颁布了《录音制品法》，对录音制品的版权进行保护，遗憾的是由于力量强大的广播工业的反对，录音制品的表演权并未被包括在内。网络环境下，由于没有表演权，录音制品的表演者和录制者的利益遭受了巨大损失。白皮书建议，为了在新的传播条件下保护录音制品权利人的利益，应赋予他们公开表演权。之后美国于1995年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化表演权法》，录音制品录制者和表演者对录音制品享有了部分表演权，范围仅包括数字化用户传输，其它如向用户收费的数字化传输、某些不面向用户的交互性传输、现场表演和一般广播都不在其范围之内。由于“隐含式”立法模式下美国只是对原有“公开表演权和展览权”做了扩大解释以涵盖网络传播，因此录音制品权利人的网络传播权也是非常有限的。

结 语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说过：“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工以同化的历史。”②客观来说，对于网络传播环境下新型版权权能的变化和发展，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现出了一定的先进性，对其他各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我们应当明确的是，法律是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作为基础。在不同的地域和法域之间，这些因素是不完全相同或是根本不同的，这就导致基于这些基础的法律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因此，在网络传播权立法模式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选择上，慎思之、明辨之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注释：

①张晓秦：《论信息化时代著作权的演进与法律保护》[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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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 模式 信息传播 网络信息 传播

众所周知，目前有关信息传播模式的模型有很多，例如，以传播学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模式有：拉斯韦尔模式、申农——韦弗模式、格伯纳模式、纽科姆模式、施拉姆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思模式；以情报学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模式有：米哈依洛夫模式、兰卡斯特模式、维克利模式、热传导模式、“传染病模式”等。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弱点，即它们是针对一般信息传播的模式。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我们亟需一种刻画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模式。

1网络信息传播概念界定

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定义，我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匡文波认为“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储在光、磁等存储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使用，从而达到其社会化信息传播的目的。”邵培仁认为“网络传播是指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能提供多种网络传播方式来处理包括捕捉、操作、编辑、存贮、交换、放映、打印等多种功能的信息传播活动。”赖茂生认为“网络传播是基于因特网的各种传播行为和传播活动的总称。”王中义等人认为“网络传播是利用计算机网络传递或交流信息的行为和过程，它汇集了多种传播手段的优势，是更加个性化，更加平等交流的新的传播方式。”吴风认为：“所谓网络传播，就是利用互联网这一媒体进行的信息传播。”关于网络信息传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去研究，但不应因为研究者的知识、专业、实践、工作等背景不同而对网络信息传播的本质认识有不同，而是共同探索，最终对网络信息传播的本质给予科学的揭示。

因此，网络信息传播是人类基于互联网进行的各种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活动。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电脑是将数据、文字、图像、音乐等信息输入、处理、储存、组合、复制输出等智能化操作平台，是网络信息传播的终端工具；互联网是网络信息的传输通道和交流平台，可以使网络上的人实现自由、交互、即时、多元、虚拟的信息传播；网站则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中继媒介，它为网络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搜索、粘贴、下载、互动、超文本连接等的中转站。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交互性、动态性、虚拟性、全球性特征，同时，网络信息传播还具有多媒体功能和超文本功能、信息传播无序性、主体的隐匿性和个性化等特征。同

2研究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意义

模式是一种人为的象征性的设想，是一种思维的辅助工具。就我们研究传播过程来说，可以采用模式简化、去粗存精等方法，高度概括出在纷繁复杂的传播过程现象下的要素、结构。由于模式方法本身具有的优越性及其特点，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研究来说是十分恰当的，因此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研究已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可以深化对网络信息传播理论的研究。网络信息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统信息传播截然不同的特征，网络信息传播是人类至今为止最快捷、最便利、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手段，互联网的发展将人类带人了网络信息传播的时代。网络传播以计算机网络为传播媒介，可以是一点对一点，也可以是一点对多点或者多点对多点、多点对一点，呈网状分布。因此只要上了网，不管是传统大众媒介的职业传播者还是一般用户，都可以向广大的不确定的受众信息，并且能迅速甚至即时地获得反馈，或直接与信息的接受者进行交流。这种信息传播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无法窥见。然而在某一特定的关系结构中却呈现可以预见和重复出现的形式，并且对这一结构具有不易观察到的影响。如果我们引入模式方法，就可以通过“画”一些线条或公式来表示已知确定存在的但无法看到的联系，可以显示这种联系的结构、强度、方向，使已知的要素和关系尽可能固定化，从而明晰网络信息传播的整体形象，把握其内在机制和规律，将网络信息传播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

其次，可以指导网络信息传播实践的工作。通过对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研究，可以发现网络信息传播过程的特点和运动规律，从而可以指导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切具体运作，才能够有目的地有方向地传播信息，使网络信息传播过程有序化并达到最优化。

3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学者研究出来的儿种较有代表性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各自都有其强调的重点，所以笔者在研究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时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这些模式，开拓思路，而不是孤立机械地去分解某个模式。

3．1王中义的网络传播模式

王中义等人认为网络传播的基本模式是网络模式。网络传播以计算机网络为传播媒介，可以是一点对一点，也可以是一点对多点或者多点对多点、多点对一点，呈网状分布。呈网状分布的网络传播是无中心的，没有边际，也就兀所谓覆盖面的问题。这种网络模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网络传播中每个传播主体既是传播者(C)又是接受者(R)，同时每个传播主体又受到个体的人格结构、所处的基本群体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这一方面影响传播主题作为传播者时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加工；另一方面影响传播主体作为接受者时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接受。

可以看出，网络传播作为人类传播领域中新的一员，较之传统传播模式有这样一些特点：多种传播模式的融合；互动性、平等性强；以计算机网络为传播手段。

3．2邵培仁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3．2．1阳光模式

邵培仁认为，假如可以撇开传统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惯用形式不论，那么依据网络传播或互动传播的现存状况和发展趋势，用“阳光模式”(图2)来描述和反映是比较合适的。

阳光模式是指以宏观的整体的眼光所抽象出来的，通过信息交换中心(如电信局或网站等)连接各个信息系统进行信息创造、分享、互动的结构形式。它包括6大要素和4项要素。6大要素为：①终端机：理想配置应包括个人电脑(具有通话、通信、放音放像、录音录像、翻译、校对、编辑、搜寻等各种功能)、传真机、复印机、自动打印机等；②信息交换设备：这是网络传播的枢纽，要求容量大、性能高、线路多，以便与亿万只终端机之间以及与信息库、大众媒介、信息源之间任意联通和交流；③信息库：包括印刷资料库、声像资料库、档案资料库和各种科研资料库；④大众媒介：是指电脑通过网络与各种传统媒体(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相结合而发展成的新型大众媒介，如网络报刊、书籍、广播、电视、视频信息等；⑤信息源：如新华社新闻信息系统、路透社经济信息系统、中国经济电讯系统等，也包括电子产品和音像制品生产、制作中心和场所；⑥社会服务：如“三金”工程系统、电脑购物购票系统、社会咨询(股票行情、天气预报、健康与心理咨询)系统等。4项因素是指网络传播中的经验因素、环境因素、价值因素和规范因素。还有，连接成网络的电缆传输通道也很重要，但用无线取代光纤光缆将是一个趋势。但是，阳光模式并非已尽善尽美，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以及认识的扩大和深入，它应进一步加以补充和完善。

3．2．2整体互动模式

整体互动模式(如图3所示)不仅要充分考虑本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而且要重视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以及人类传播的全部现象。就是说，它的基本任务始终是再现整体，始终把各种要素有意识地归并到整体之中，努力找出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再进一步“认识”它，“适应”它，“支配”它；而被割断联系的游离于整体的孤立的传播因素是无法认识、无法把握、无法支配的。

整体互动模式中的认识对象既是整体的又是互动的。整体互动模式抛弃了传播的单向性和被动性，突出强调了传播的双向性和能动性，昭示了传播的多向性和复杂性。在研究中，我们将整体看作是互动囚素的整合与合并，将互动当作是整体形态的链条与部件，将二者的有机统一视为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全面而综合的呈现，也是为传播研究寻找一个辩证分析的模式和途径。

整体互动模式包括了三个系统，即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这三个系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将协同并存、互动互进，共同绘制人类传播的三大风景。整体互动模式还包括了构成传播活动的四大圈层因素，即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因素和干扰因素。

整体互动模式具有四个特点：①它强调整体性和全面性。②它强调辩证性和互动眭。③它强调动态性和发展性。④它强调实用性和非秩序化。不过，它虽从实用的角度勾画出了传播活动的过程或步骤，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一定要以精确的顺序正规地执行模式标明的所有步骤，决策者和传播者也无须对所有步骤给以同样的重视，因为，它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要素将信息直送特定的受传者或实施者。

3．3谢新洲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3．3．1网络传播基本模式

将网络传播的基本要素：传播者、接受者、信息、媒介、噪音等进行概括，得到网络传播的一个基本模式，如图4所示。

图4所示的网络传播的基本模式是对网络传播过程的一个粗略的概括。它虽然不能完全展示出网络传播的纷繁复杂，不能明确反映出各个阶段中不同的外在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传播过程的，但是它通过一个简单的图例给我们展示了网络中信息是如何流动的，可以帮助理解网络传播的过程。

3.3.2相对于一个节点的传播模式

鉴于网络传播的过程非常复杂，不可能对整个过程进行详细的概述。为了更好地理解网络传播的过程，他们提取网络传播中的一部分—从一个传播者到一个节点—来构造一个具体的模型。这一模式称之为“相对于一个节点的传播模式”如图5所示。

可以看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管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受众，都受到一定的自我印象、人格结构、人员群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传播者选择信息、受众理解信息产生巨大的作用。

网络传播者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根据信息的类型选择具体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传播给受众。受众在接受信息后，在上述几个因素的作用下，对信息进行回应和反馈，并同样通过网络这个渠道，选择适当的网络传播方式，将自己的反馈和回应传递到传播者处。

这个模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确指出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的信息传递都是通过同一个媒介——网络。传统的大众模式中，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较少，而且不太可能通过同一个渠道实现，效果较差。而这个模式反映出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可以通过同一个网络，实现彼此之间紧密迅速的联系和交流。

这个模型所解释的仅仅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一段，描述了信息怎么从网络传播中的传播者处传递到—个节点，再从这个节点获得反馈。事实上，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信息到达节点后，除了产生反馈以外，还会经由一个节点发散、传递到其他的节点，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最终形成一个循环流通的网状结构。

3．4郝金星的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型

该模型初步阐述了网络环境下信息交流的过程，同时考虑到了信息交流的双向过程以及与信息交流方式的结合。为了使模型简化，忽略了信息交流中的噪音和干扰因素。在该图中，粗实线是网络环境下的主要方式，而细实线则是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最左边的直达箭头，表示了没有经过任何终结的“直接面对面”信息交流，最右边的经过“其他渠道”的信息交流表示通过信息的信息交流。“其他渠道”概括了目前除网络之外的所有可能的渠道——信息栈。

应该指出，由于信息交流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信息创建者也可以是信息使用者，信息者也可以是信息执行者。同一用户在网络条件下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创建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同样，者、执行者和使用者也可以是一个人、多个人或者一个组织。

4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通过对上述几种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比较分析，找出各种模式的利弊，以及相互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明确这些模式中有益的观点，进而提出“六度传播模式”(如图7)。

为了便于理解“六度传播模式”，首先应明确“六度传播”的涵义。六度传播是指网络信息传播也表现为六度分隔理论。该理论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于20世纪60年代最先提出。简单地说，六度分隔理论认为在人际脉络中，要结识任何一位陌生的朋友，这中间最多只要通过六个朋友就能达到目的。旧因而笔者借助六度传播来研究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如图7所示，网络信息传播中每个传播主体既是传播者(C)又是接受者(R)，同时每个传播主体又受到个体的自我印象、人格结构、所处的人员群体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这一方面影响传播主体作为传播者时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加工；另一方面影响传播主体作为接受者时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接收。这样，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传播者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根据信息的类型选择具体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传播给接受者。接受者在接受信息后，在上述四个因素的作用下，对信息进行回应和反馈，并同样通过网络这个渠道，选择适当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将自己的反馈和回应传递到传播者处。因此参与网络信息传播的每个参与者都具有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通过网络，他们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接收其他任意一个传播者的信息，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向网络中的任何一个接受者传递信息。

虽然网络信息传播给每个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交流空间，用户可以匿名查找和信息，较少受到社会环境和道德的约束，但是他们仍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的人格特征，也通过自己的社会经历，获得了一定的自我印象，这些社会和心理因素会对每一个人产生作用，决定他们在网络上的兴趣和偏好，决定他们在网络上寻求什么信息，把什么样的信息输入网络中。

参与者参与到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后，可以通过网络与大量的其他的参与者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信息的传递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静态网页、BBS论坛、聊天室、视频和音频等。网络信息传播的接受者根据自己需要获得或者传播的信息类型和自己对于传播方式的喜好而选择不同的传播方式。另外，在传统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中，有对于噪音等破坏信息的因素的考虑。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噪音对信息的传递和解码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在传统传播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大。不过接受者获得信息也会受到网络基础设施、终端设备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只要必要的硬件和软件需求得到了满足，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信息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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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模式构建》一书，共计十一个章节。第一章即从时代背景角度，阐述了在网络传播社会中构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新型教育模式具有的意义及涵盖的内容；第二章在理论层面从哲学角度探究了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教育；第三章则描述了网络背景下目前针对大学生进行的价值观教育状况；第四章为全书的精华所在，从总体角度阐述了创新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构建原则、理论依据及具体的运行方案；五至十章则以创建网络基地为着力点推进教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创建校园文化、打造红色社团、扩展团学活动以及丰富社会实践等具体运作方案。此书是徐园媛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在经过了长时间实践积淀的基础上，历经三年研究而著成的。本书最后一章探讨了组织大学生进行的实验活动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所起到的显著影响及作用，从而证明实践活动有益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书详尽地阐述了实践活动在大学生认知、情感方面的导向作用和促进作用。此书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及可操作性，同时也对网络传播背景下大学生的教育方面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网络时代，学生在开阔知识视野的同时，其正确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也受到许多来自互联网的负面影响。目前反响最强烈的现象之一是学术造假。网络丰富的资源所提供的便利学习条件，使部分意志薄弱的大学生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产生了学术道德丧失的行为。部分大学生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导致高校产生学术造假的现象，不仅使健康的学术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大学生的学术道德沦丧。危害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也形成了部分学生不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模式构建》一书中专门阐述了目前学生中存在的学术抄袭行为之泛滥，及其严重危害，呼吁加大治理学术造假行为的力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校园一片净土。

此外，因互联网文化所具有的隐匿及虚拟性特点，部分高校学生沉迷于网络，乐于在“虚拟世界”里交友，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本应彼此关爱同学，以致未能构建同学之间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这不利于培养其团队意识，也不利于其形成健康的心理及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网络信息传播在市场化竞争的大环境下，因受经济利益驱使，片面追求点击量，迎合受众，因此传播中存在某些低俗信息，给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学生带来冲击。因此高校应切实做好目前网络信息传播大环境下的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及价值观引导工作。徐园媛教授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模式构建》一书中阐述了高校应针对网络环境创新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模式，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也是有别于同类专业书籍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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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听节目发展到今天，作为一个行业已经正式被官方认可。按照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2007年底联合下发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

互联网视听节目作为网络媒体中的新型传播方式，它符合网络媒体的公共定义，即以网络为传播载体，通过视听节目形式来进行个人、公共或商业行为的一种信息交流方式。这种新型的信息交流方式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呈现出了异军突起的趋势。最直接的体现是，互联网视听节目市场整体规模在迅速扩大。由中国互联网协会、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联合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互联网视频点播／直播市，场营收规模达到8亿元。根据艾瑞咨询公司的预测，2010年该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4亿元。

网络视频的传播模式

互联网视听节目发展速度缘何如此迅速?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由于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传播模式体现为一种多维的复合传播，因而具有其他媒介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这种复合的传播模式体现在媒介形态、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四方面。

在媒介形态上，互联网视听节目融合网络媒体的时空特性与广电媒体的视听特性，网络媒体突破了时空观念和媒介物质属性的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网络中每一个成员可以平等地共享网上信息，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计算机，只要与互联网接通，就可以获取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信息。网络媒体让受众感到了空前的平等与民主，这是传统媒体无法提供的享受与权力。

广播电视作为次于报刊媒体之后出现的电子媒介，第一次将信息传播过程变得“有声有色”。广播电视媒体兼具声画结合的视听特征，直观生动的视听传播形式天生具有吸引受众的魔力。

在媒介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新媒体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兼容旧媒体的既有特性，互联网视听节目从媒介形态的本质上讲，仍属于网络媒体。但它既具备网络媒体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又融合广电媒体丰富表现形式的视听特性，因此是目前为止最具复合性的媒介形态。

在传播主客体上，互联网视听节目汇合“点对面”的扩散特性和“点对点”的长尾特性，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从主体到客体，是一个“点”到“面”的过程。传统大众媒介机构这个“点”，向受众群巨大的“面”，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着“面”的不断扩大，而使成本不断降低，收益则随之不断增加。“点对面”的最佳传播效果是“点最小，面最大”，这符合传统媒体所属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长尾理论”取代以往的“二八定律”成为新经济时代的规律，长尾上不显眼的传播主体，也能对应数量庞大的传播客体。因此，互联网视听节目在传播信息时，两头都是个性化的独立个体，基本的传播结构是从一个独立的信息原点，到另一个独立的信息原点。当很多人关注到同一个事件时，这些独立的点，将自主地汇集成一个巨大的信息面。

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传播主客体，一方面具备“点对面”的扩散特性，另一方面更多具有“点对点”的长尾特性。前者如新浪网的播客，借助于具备强势传播优势的门户网站这个“点”，力图使更多的人能看到播客内容，形成更大的“面”。后者更多表现为垂直网站，例如视频分享网站、各种专业论坛、影视类网站等，受众群为各种小范围的共同爱好者，网络视听节目到受众群的传播过程为典型的“点对点”传播。

在传播方式上，互联网视听节目结合单向传播的即时特性与互动传播的反馈特性。平面媒体和广电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都是单向传播，即新闻机构向受众传播，而不能即时接收受众的信息反馈这一环节；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而缺少公开就信息发表意见的途径。传统媒体由于“单向传播”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因素导致了反馈渠道的微弱，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沟壑无法填平。

互联网在传播方式上的“先天优势”就是互动传播，即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受众可以直接进行信息反馈。网络视听节目在上传至互联网后，受众即可在第一时间内看到视听信息，同时即可发帖留言，进行有效及时的反馈。互联网视听节目结合了互联网和传统广播电视两者的优势，将互动传播与单向传播的优势结合，更好地满足受众的需求。

在传播内容上，互联网视听节目整合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和个人媒介的原创性。借助于互联网，传统广播电视的传播空间将大大扩展，任何级别、任何大小的电台、电视台都可实现全球范围覆盖；广播电视稍纵即逝的不足将得到弥补，受众可随时点播，自主选择收听、收看、复制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具有专业水准的视听节目，将不局限在电台、电视台这样的平台上，受众通过网络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能获得。

网络给受众带来了更多的原创空间，尤其是个人播客的出现，使得网络的原创性优势得到了升级。原创的网络视频需要摄制人员亲自赶赴现场，这更加突出了原创性，同时也增强了其个性化程度。

在传播内容方面，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由传统影视的专业机构制作发展到草根类个人网民短片制作的大量涌现；在平台形态方面，网络视听节目的展现从传统面向用户单向点播平台，转化到用户互动分享为特征的播客形态。因此，互联网视听节目既具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又具备草根时代所需要的原创性和个性化，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网络视频的产业价值链

互联网视听节目因其复合传播模式而成为人类传播史上的一大进步，在给公众增加通过在线视听形式发表个人意见的同时，还将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但是要形成健康有序的网络视听节目新产业必须建立新秩序，形成可循环的产业价值链和健康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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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微信作为腾讯公司在2011年推出的一款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交软件，短短五年时间里用户量突破6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形式和生活方式。然而出现在微信中的微商传销却给微信的传播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传统传销、网络传销和微信传销活动进行对比分析，以及朋友圈传销活动的跟踪观察，深入体验等，探究微信传销在微信平台的传播模式、传播特点和它对微信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微信;网络传销;人际交往;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67-02

当微信成为一种潮流，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同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更新的微信版本和不断完善的各项功能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创意性的选择，特别是公众账号和支付功能的绑定，促使了“微商”的萌芽，并在以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好友为基础的朋友圈迅速蔓延，然而随着微商的兴起，网络传销也悄悄地加入了这场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的商业革命。

一、传销的概念

1.传销的定义。传销是指组织者通过对被发展对象以购物或者交纳资金的形式收取入门费等，并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销售业绩为考核标准给付报酬，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2.传销的特征。（1）具有严密的组织：传销组织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对参与者一般进行封闭式的培训，控制其与外部的联系，实行上下线人员单独联系;（2）透支理想：利用一套诱人的奖金分配制度，鼓吹迅速暴富，鼓动人员加入;（3）洗脑培训：对加入传销组织的人以集中培训、一对一谈心等方式不间断的灌输暴富思想，集体呼喊励志口号、唱励志歌等，使参与者倍受鼓舞、深信不疑;（4）高额返利政策：传销组织制定了一套貌似公平合理的“高额返利计划”，很容易使人产生投资欲望，轻率加入传销活动;（5）以熟人作为发展下线：参与传销者一般都会以“介绍工作”、“生意合作”、“旅游”等为借口，诱骗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加入传销组织;（6）无商品或商品与价值严重不符：传销组织主要以交纳入会费等形式发展下线。有商品也只是充当道具，与其价值严重背离，很多是难以衡量价格的化妆品、营养品、保健器材等，产品多为“三无”产品。

3.传销的形式。（1）组织者通过发展下线成员，并要求被发展成员发展其他成员继续加入，对发展的成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销售商品总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组织形式形成一个“金字塔”模式进行管理经营，牟取非法暴利;（2）组织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成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牟取非法暴利;（3）组织者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成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不断扩大下线数量，以此牟取非法暴利。

4.网络传销的定义。网络传销是传统传销的“网络版”，与传统传销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于非法金融诈骗活动。网络传销使用了隐秘的不公开的手段，它的得利方式同样是交纳会费或者是高价购买商品，然后再拉动其他成员作为自己的下线，无限循环。利用网络手段，比如发短信、邮件、QQ、微博等的传播方式来诱惑人员加入并发展下线。此外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方式，如广告点击、mlm模式和广告提成等。

二、微信传销的传播模式

微信仅仅是一个社交软件吗？微信之父张小龙并没有给微信下一个具体的定义，他认为你如何使用微信就决定了对你而言微信到底是什么。因此，作为传销者，微信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组织平台、信息传播平台和产品的推销平台。它创新发展了以往网络传销借助互联网吸收寻找工作的人群进行推销实物产品、发展下线的传统模式，转移到以强关系朋友网为载体的微信平台，以夸大的物品功效宣传，展示虚假业绩等为手段进行传销。

1.人际传播。微信的好友圈建立是在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好友的基础上的一个强关系朋友网。因此，基于微信平台上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也显得更为可靠。传销者利用微信朋友圈单向沟通的私密性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交流、产品展示等，在说服对方成为传销成员后进行线上培训，指导成员如何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朋友圈空间，如何快速拉进下线成员，充分利用了微信平台人际传播方便快捷不易被公开的优势，进行快速准确的人员定位，迅速壮大传销群体。

2.分众传播。微信朋友圈分组功能的完善，促进了分众传播的进一步实现。微信传销者充分利用了微信的这一功能，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进行分组，使用不同的方法传递不同的信息。它的特点是点到多点或者多点到多点的信息传递，受众面更窄，针对性也更强。在微信传销活动中，传销主体可以将好友分为组、顾客组等，对组成员进行定期洗脑培训，展示自己和其他的业绩，对顾客组成员进行产品的宣传，展示其他顾客的使用心得等，从群组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3.大众传播。微信是一项即时通讯工具，同样也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它不仅实现了微信平台上的人际传播，更是通过相互交错的朋友圈模式延伸并扩展了人际传播和社会交往的方式与规模。传销组织者通过微信可建立公众帐号的功能，建立所谓的官方平台，受众关注微信公众帐号后，它的自动回复功能可以使关注者通过输入关键词或者数字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确切的精准度使得公众帐号的传播成为传销主体拓展用户资源的重要利器。它不仅将散落在网络平台上的受众连接起来，并将这种关系的连接延展到现实生活之中。它在减少人工成本的同时也节约了时间成本，这也使得网络传销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

三、微信传销的特点

1.虚拟性更强。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而微信是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以现实朋友圈为基础的社交软件，非法传销者利用微信这一现实与虚拟密切结合的特征，借助高科技手段、电子商务等名义，遮人耳目，堂而皇之地进行非法传销活动。

2.更具欺骗性。由于微信是以亲戚朋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朋友圈，因此人们对微信的信任度要明显高于其他软件。同时，微信朋友圈碎片化信息的处理模式和时间空间的相对自由化，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连续性更强，配合微信的文字、图片、视频等综合媒体功能，使得表现内容更为生动。那些所谓的“微商”会通过发一些励志言语，在朋友圈晒自己的虚假收入等告诉发展对象可以短时间暴富，并对发展对象进行微信课程培训，整个流程精心策划，极具吸引力。

3.隐蔽性强。非实名制的注册模式使传销组织者可以以任意头像、昵称、QQ号或手机号作为基本信息申请微信帐号，塑造虚假个人形象，真实身份和意图则隐匿于网络之下。其次微信朋友圈具有私密性，特别是强大的朋友圈分组功能使传销者可以在不同群组展现不同内容，并屏蔽认为可能影响传销的朋友圈人群，有针对性的进行传销信息传播。

4.传播范围广。首先，微信传播具有跨地域性。微信传销者可以不受地域限制添加各地好友传播传销信息。而微信传销模式使得相关部门在调查取证上面临重重困难，对这种隐性传销无法从源头上切断，也使微信传销的波及面越来越广;其次，微信传销的人员涵盖面更为广泛，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使用微信的群体都可能被存在于微信朋友圈的传销组织者进行洗脑。传销主体随着互联网发展及时升级换代的超前意识，不仅诱惑了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参与者，也吸引了一部分社会名流，甚至研究生、博士生等。在前期的跟踪调查中，一位具有高学历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好友加入了“湖南华莱健安化黑茶”和“无限极”的微信传销中，并对其深信不疑，坚持认为其属于直销。

5.网上网下同时进行。在微信平台下，传销组织者开设了实体店以掩盖传销活动的本质。例如“湖南华莱健安化黑茶”和“无限极”，一般顾客可以进行普通交易，但是多数产品的价格和产品价值严重背离，深入组织内部以后便有着一套传销组织专用的体制进行管理和经营。

四、微信传销对微际传播和微信平台发展的影响

1.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平台，本应提供的人际交往模式被传销者侵入破坏后，造成微信好友之间的不信任和排斥感，不仅破坏了微信人际交往的和谐发展，也给微信平台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由于微信传销涉及地域范围广、渗透人员层次多、涉案资金量大、假冒伪劣商品伤害性强、具有隐蔽性和诱惑性，诱骗了大量社会人力资源、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因此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处于微信传销“金字塔”的底层，根本不可能发展到足够的人员，特别是因为参与微信传销导致的朋友决裂、家庭成员反目的现象可能继发引起传销成员没有下线可以发展，造成资金断裂、心理扭曲、报复社会等后果。此外，微信传销组织者对参与人员反复在线“洗脑”，进行精神控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破坏了国家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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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热舒适度；预测；反向传播神经网络；粒子群优化算法；模型

中图分类号： TP183

文献标志码：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rmal comfort prediction， which is a complicated nonlinear process， can not be applied to realtime control of air conditioning directly， this paper proposed a thermal comfort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the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Back Propagation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By using PSO algorithm to optimiz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f BP neural network， the problem that traditional BP algorithm converges slowly and is sensitive to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network was improved in this prediction model. Meanwhile， for the standard PSO algorithm prone to premature convergence， weak local search capabilities and other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PSOBP neural network capabiliti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rmal comfort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the improved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has faster algorithm converges and higher prediction accuracy than the traditional BP model and standard PSOBP model.

Key words： thermal comfort； prediction； Back 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algorithm； model

0引言

近年来，单纯以室内温度为控制目标的空调系统已无法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而以人体热舒适度为控制目标的空调系统，不仅能提高室内人员的舒适度，还能减少建筑能耗[1-2]。在该空调控制系统中，准确预测空调房间内的热舒适度成为了关键部分。

随着智能优化算法的发展，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不少热舒适度预测算法。文献[3-4]均提出了基于模糊聚类的室内热舒适预测方法，该方法尽管降低了算法训练的复杂度和过拟合度，但其预测误差较大。为提高预测精度，文献[5]提出了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热舒适度预测算法，该算法虽然达到了一定预测精度，但该神经网络的训练却很复杂。文献[6]提出的基于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 BP）神经网络的舒适度预测算法，降低了网络训练的复杂度和预测误差；但是，该算法对网络初始权值和偏置较敏感且易陷入局部最小。文献[7-8]提出采用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算法BP神经网络的算法，通过利用PSO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对网络的初始权值和偏置进行了优化，改善了传统BP算法收敛速度慢及对网络初始值敏感的问题，并在数控机床热补偿和股市预测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将PSO优化BP神经网络的算法应用于热舒适度预测建模上，并针对标准PSO算法存在的局部寻优能力弱、易早熟收敛等缺点，对标准PSO算法的速度更新公式、惯性权值、加速因子进行了改进。本文采用改进的PSOBP神经网络算法，得到了一种新的热舒适度预测模型。该模型提高了PSO算法的收敛速度和寻优能力，解决了BP网络对初始值敏感以及收敛速度慢的问题，因此，既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又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

1预测平均投票模型

Fanger教授提出的预测平均投票（Predicted Mean Vote， PMV）指标模型，表征了人体冷热感的评价指标，代表了大多数人在同一室内环境下的冷热感觉的平均。该指标是关于4个环境变量和2个人体参数的函数，变量分别是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空气流动速度、平均辐射温度、人体活动程度和衣服热阻。PMV指标的取值范围是-3～3，分别对应着人从冷到热的感觉，其中0代表冷热感适中状态。

3.3改进PSO优化BP神经网络预测算法

PSO优化BP神经网络的实质是利用PSO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优化BP网络的初始权值和阈值。具体过程就是BP神经网络通过PSO算法中的粒子，其位置向量代表神经网络的一组权值和阈值的潜在解，在构建好的神经网络中，以训练样本集的均方误差作为适应度函数，按PSO算法的步骤，经迭代寻优后，找到使适应度值即均方误差最小的全局最优解的过程，该全局最优解就是神经网络的最优初始权值和阈值。

改进的PSOBP神经网络预测算法主要包括以下部分：样本数据准备，构建BP神经网络，利用PSO优化网络的初始权值和阈值，训练优化后的网络。该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收集和准备样本数据。根据传统的PMV数学模型的输入变量范围，以及热舒适度模型的实际应用情况，获取一定数量的样本数据，并经预处理后作为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数据。

步骤2构建BP神经网络。根据传统模型及样本数据形式，确定神经网络层数，各层节点数，及隐含层、输出层的激活函数。

4.2BP网络构建及PSO参数设置

由于三层的BP神经网络能任意逼近任何非线性函数，因此，本文采用三层的BP神经网络建立舒适度预测模型。根据样本数据的输入输出向量可确定网络的输入层节点数为6，输出层节点数为1；通过反复仿真尝试，隐含层节点数确定为10，即BP网络的结构最终确定为6101结构。BP神经网络的其他参数设置如下：最大步数1000，学习率0.01，学习目标0.001。隐含层激活函数为S型函数，输出层激活函数为线性函数。

根据上述确定的BP网络结构，PSO算法搜索空间维数D=6×10+10×1+10+1=81；种群规模M为40；最大迭代次数为160；最小训练误差为0.001；学习因子c1、c2的初始值分别为2.75，0.5，最终值分别为1.25，2.25；惯性权重w初始值和最终值分别为0.9，0.4；粒子的最大速度为1。

4.3仿真结果及讨论

本文在Matlab 7.11版本下，采用Matlab语言编写算法程序，结合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利用上述的参数设置及样本数据构建了基于改进的PSOBP神经网络的热舒适度预测模型。为了证明本文算法预测模型性能的优越性，本文采用同样的样本数据与参数设置，对改进的PSOBP预测模型、PSOBP模型和BP模型均进行了仿真。图3中（a）、（b）、（c）分别给出了3种预测模型的训练误差随迭代次数变化的曲线。图4中（a）、（b）、（c）分别给出了3种预测模型对60组测试样本的预测值与期望值的相关曲线以及绝对误差曲线。表1给出了3种预测模型的迭代次数、均方误差和最大绝对误差对比。

从图3和表1中可看出，3种预测模型均经有限的迭代次数达到收敛状态，但改进的PSOBP预测模型的收敛速度比PSOBP模型和BP模型快。从图4和表1中可看出，改进的PSOBP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明显高于PSOBP模型和BP模型。

5结语

上述实验仿真说明，采用PSO算法优化BP神经网络的初始权值和阈值后，改善了传统BP算法收敛速度慢及对网络初始值敏感的问题，提高了模型的精度和算法的收敛速度；而且，改进的PSOBP模型比标准PSOBP模型的预测精度更高且收敛速度更快，由此可知，本文的改进策略通过改善标准PSO的早熟收敛和局部寻优能力弱等问题，进一步提高了PSO算法对BP神经网络的优化能力。

本文的热舒适度预测模型，是以传统的PMV数学模型为基础，以PSOBP神经网络算法建模来逼近传统的PMV数学模型而建立的。实验结果证明，本文热舒适度预测模型不仅解决了传统模型中计算复杂、不便于实时控制应用的难题，还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和算法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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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广播权；网络传播权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14902

1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概念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包括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和网络同步直播行为两种形式。其是指用户不能任意选择所希望收看作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只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事先安排的特定时间获取特定的作品内容。这种网络传播模式中，网络用户只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预定时间在线观看播放的节目内容，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2 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问题的提出

2.1 相关司法案例

2008年的“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被告定时播放电视剧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二审法院亦认为，即使被告网站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被告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维持了原审判决。

2.2 对法院司法判决中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

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十二款的规定，均认定被告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此判决依据存在缺陷，依据此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此可知，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模式的重要条件是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通过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和网络同步直播行为播放的作品特点即公众不能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法院所进行判决的依据存在明显的缺陷。

3 关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权法律属性的不同学说

3.1 应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一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的权利”，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即所谓的“应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认法律适用应准确，而《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并非是一项明确的专有权，此为“兜底条款”，对此兜底条款的应用必须十分谨慎，否则有违法律适用的明确性原则。

3.2 广播权

有学者认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权属于广播权调整的范围对“广播”或“传播”的定义都可以包含通过网络进行的“非交互式”传播。首先，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1项规定：“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作品的权利。”其次，虽然《伯尔尼公约》没有对“广播”（broadcasting）进行定义，但相关的国际公约均将其界定为“以无线方式进行的传播”，我国《著作权法》此处使用了与《伯尔尼公约》完全相同的术语，在解释上当然应与《伯尔尼公约》保持一致。笔者认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规定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广播权是指通过无线的方式直接传播作品或者通过有线接收作品无线方式进行转播的模式；第二种情况，有线传播是指，通过无线接收，进行有线转播的广播模式；第三种情况，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也是指最终以无线方式进行的传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广播权所规制的传播模式不包括服务商通过有线方式接收作品以有线模式转播和服务商进行的有线直播行为，所以广播权所规制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的传播方式并不全面。

3.3 表演权

部分参与立法者认为“使用有线广播传送作品的表演属于机械表演”，因此未经许可直接通过有线系统播放作品，虽然不侵犯“广播权”，却侵犯“表演权”。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的，笔者认为有此种观点的学者依据的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即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下列权利：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表演权属于邻接权，其保护的对象是知识作品的传播者表演者的权利。而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人是独立于演员的制片人，并不是表演者，电影作品因此得不到保护，显然认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权的属性为表演权也不正确。

综上所述，各种学说均不能很好的解决其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权法律属性问题的解决途径应是完善现有的法律规定，以期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权纳入其中，出现争议时，能够有法可依，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利。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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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诉称，该公司斥资160万元购得42集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之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该剧于2010年3月4日“两会”期间在央视一套首播。由被告武汉市广播影视局备案、被告武汉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经营的“黄鹤TV”网站未经许可，擅自提供该剧的在线播映服务，严重冲击了该剧在互联网领域的收视以及原告对该剧网络版权的分销，影响到原告与商业伙伴的合作信誉和原告的经济利益。为此，原告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刊登启事消除影响，并赔偿侵权损失及律师费合计55，000元。

（二）法院判决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期间，原告自愿撤回上诉。本案一审判决生效。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分析

（一）信息网络传播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1、信息网络传播直接侵权行为概述

要认定被告是否具有直接侵权行为，首先应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性质予以界定。即应准确理解信息网络传播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中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当是指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将其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因此，要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须具备以下三要素：

首先网络传播行为应借助有线或无线信息网络传播媒介向公众提供作品；其次网络传播行为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为获得内容的特定个人；最后网络传播行为的受众能自主选择获取信息的内容、时间和地点。

2、该案中对直接侵权行为的分析认定

从该案中可知，公众在被控侵权网站观看该视频符合第二个和第三个认定要素，然而对于第一点中的“提供”一词作何种定义和理解还有待商榷。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指导意见（一）》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其对“提供”一词的解释为“上传”或“置于”，然而从该案例中可以分析得知，被告公司既没有通过其他服务器向互联网上传该作品，也没有在自己的服务器上贮存、放置该涉案作品，公众登录涉案网站获得涉案作品的播放与涉案网站向互联网上传涉案作品是两个不同法律性质的行为，从技术角度看，通过涉案网站可观看涉案作品并不当然等同于涉案网站对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放置了涉案作品。因此，被告不应被认定为对该涉案作品予以“提供”，即被告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直接侵权行为。

（二）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1、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行为概述

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法定免责事由，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即包括直接侵权行为，也包括帮助、促成、唆使他人侵权的行为，或使他人直接侵权的后果得以延伸或扩大的间接侵权行为。

虽然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有提到间接侵权行为，然而，在网络技术时代，民事权益保护方式以及侵权责任机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转变，并以连带责任的形式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独立负担之责任。

从我国目前对间接侵权行为的规制来看，侵权的判定涉及以下几要素。

（1）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判定的前提——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

（2）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互联网中采用搜索、链接等技术手段获取已被上传或置于开放性网络服务器的作品的行为，虽然客观上有利于公众通过网络获得作品，但该行为本身并非直接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只可能是对于已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帮助行为。判断搜索、链接等行为是否构成帮助侵权，除了判断上述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还需判断被搜索或链接网站的直接传播行为的合法性。如果上述帮助行为是通过搜索、链接已被合法上传至互联网或置于开放性网络服务器的作品的方式实现，则该帮助行为并无不当，属合法行为。

2、该案中对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

根据北京新浪公司与上海激动公司的合同，北京新浪公司取得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一定期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后，有权将该作品上传至互联网或以其他方式将其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北京新浪公司的上传行为一旦完成，必然导致公众通过互联网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的可能性存在。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北京新浪公司有权将电视剧《老大的幸福》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在服务器上传至互联网。上海激动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既无权禁止北京新浪公司将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上传至互联网或放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也无权禁止北京新浪公司为方便第三方获取已被北京新浪公司事先上传至互联网或放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的该作品自愿提供搜索、链接等技术服务，更无权禁止第三方以搜索、链接等手段自行获取北京新浪公司已上传至互联网或放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的该作品。北京新浪公司经上海激动公司许可取得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后，其向被告涉案网站提供“新浪云视频”服务的行为，本质上仍属在自己服务器上传作品的行为，该行为并非北京新浪公司将其享有“非独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向涉案网站再行许可的行为。因此，北京新浪公司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使自己服务器贮存的作品在涉案网站上播放的行为，应视为合法有效的行为。

因此，在该案中没有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因此也不能认定被告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间接侵权的行为。

综上，笔者认为，虽然无论从服务器标准还是从用户感知标准判断，案件情况所呈现的一些特点足以使视频节目所在的网站具有直接侵权（在服务器中贮存或在开放网络中上传作品）或间接侵权（以搜索、链接等方式帮助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嫌疑。但经过仔细地分析之后，该网站可能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上述种种表象皆因“云视频”的技术特点及现阶段的商业运营模式而起。因此，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务操作中，在防止知识产权侵权的同时，也应为一些网络技术和特别的商业运作模式提供充分的司法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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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传播的优势

因独有的形式和特征，网络在音乐传播过程中有着特别的优势。经网络传播的音乐，都是以数码格式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之中，通过与听众的网络终端设备相连，实现音乐的还原。因此，网络更加有利于音乐的储存和音质的还原。同时，网络是一个整体，在网络中的音乐可以存储在多个服务器和网络终端之中，不会因设备的损坏和丢失而发生音乐消失的现象。同时，网络设备下音乐的保存还方便了听众收藏以及将音乐分享给周边的人。这种音乐的分享与复制的效应，是造成音乐在网络环境下大规模传播的根本动力。中国网络的音乐传播大部分具有免费性。只要有网络终端，听众就可以在网络上任意收听喜爱的音乐，这些音乐大部分为免费向听众开放。同时，听众还可以将音乐下载或者是收藏到自己的网络终端中去，反复收听，并且省去了之前听音乐时对音乐设备的磁带、CD的购买。因此，网络音乐就吸引到了更多先前因为经济原因而对音乐产生疏离感的人，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也拓宽了音乐的传播范围。音乐的传播范围越广，就越容易在社会群体中引起连锁效应，促进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在网络环境下音乐广泛传播的基础上，音乐制作人也开始以网络为导向，回收更为广泛的听众的意见与反应，从而开始了对音乐制作风格的调整。音乐产生时点和收听时点间距离的缩短，也引起了人们对于新的音乐元素的追求，并逐渐形成社会性的音乐需求。网络技术和传播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音乐制作人在音乐方面的制作理念，从而形成了如今音乐文化大繁荣的局面。

（二）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就当今我国音乐网络传播的现状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音乐的版权问题。因互联网的自由性一机动性的原因，和网络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的现实状况，网络在音乐传播上存在着侵权盗版、非法营利、非法传播等一系列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行为。我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监管失衡和制度缺失的现象，也曾一度导致音乐产业的萎靡。而国外，如美国，就有完整的版权管理机制，通过对在网站上下载音乐的用户进行收费，从而保障和解决整个音乐行业的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管理上还存在一定难度与问题，但我国的音乐产业在现有形式下走上了另一种形式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讲，音乐产业，如唱片发售公司多以唱片发行收入和艺人的演艺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在国内网络大环境下，数字化的音乐传播形式几乎代替了传统的磁带、CD等唱片形式，因此音乐产业公司多倾向于增加艺人的演艺收入。他们利用网络作为音乐传播和宣传的平台，通过网络增加知名度，再由艺人的知名度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这种现象就给网络时代的音乐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音乐的产业化形式强，商业味道浓重。音乐制作人对于音乐的产业化与商业化太过看重，导致网络下的音乐产业渐渐发展出“速食文化”的味道，音乐本身所承载的精神、理念和追求不断减少，一味迎合听众的胃口，从而导致了网络时代音乐的低俗化现象的产生。这种音乐文化良莠不齐的状态，一方面受到松散的网络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音乐的发展与传播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些网络上流传的低俗歌曲，虽然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却给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带来了威胁。

二、音乐的网络传播对当代人音乐观的影响

音乐传播的网络化给当代人的音乐观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给整个社会的音乐文化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第一，从音乐的传播主体来讲，网络的传播媒介打破以往以电台和电视节目为主的音乐广播传播主体一元化的局面。听众的喜好程度决定了音乐传播的广度。同时，网络技术为个人电台以及个人音乐网站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平台与技术上的支持。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2013年推出的手机App荔枝FM就是以“人人都能做主播”为主打的个人音乐电台应用软件，为使用者自己录制广播并借用软件平台推广提供了便捷的服务，从而也为网络前提下音乐传播过程中听众与音乐制作人之间角色的互换提供了可能。网络技术不断的革新和发展将为音乐的传播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音乐也将打破由创作人到听众的单线模式，而转变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第二，音乐产业的商业化发展模式带来的市场僵化也促使网络音乐和个人音乐制作的出现。个人音乐依托网络歌曲的形式出现，这种音乐往往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只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作者也大都不具有专业的音乐知识。网络音乐制作人通过翻唱或者自己谱曲填词为手段，将制作好的音乐在网络上分享。这一类音乐大都制作成本小，曲调和歌词朗朗上口，很容易引起听者的共鸣。如今网络歌曲在日常的人们的音乐生活中慢慢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位置。从2003年的《老鼠爱大米》到筷子兄弟翻唱的《老男孩》，网络音乐逐渐走入人们的实现生活。同时在国外，还有日本niconico网站借助虚拟音频软件的形式为个人音乐制作人和个人演唱者等提供了发展与交流的平台，加速了网络音乐传播模式的形成。这种形式出现后，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可以由欣赏音乐扩展到创作音乐，而创作的多元化可以为整个音乐文化氛围带来更加鲜活的力量。第三，由于网络对音乐制作与传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网络对音乐的作用也渐渐改变了网民对于音乐的态度。随着大量音乐信息的不断涌入，网络平台上的听众对传统音乐的模式越来越熟悉，因此就产生了求异、求新的心理需求。2012年韩国歌曲《江南style》盛行，并在全球互联网上获得10亿次以上的点击率，一跃成为youtube上最受喜爱的歌曲。这些成果同这首歌曲独特的风格和新奇的制作方式是分不开的，这种新鲜感恰好满足了众多网络听众的需求，从而成就了这种另类音乐的成功。音乐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带给人们观念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音乐由特定的群体间的传播渐渐扩大为整个社会范围的文化。便利的网络环境和视听条件为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提供了可能和技术上的支持。听众口味的分化逐渐推动各种不同类型音乐风格的出现，也促使了各种不同的音乐元素之间的交融。音乐风格和形式上的多元化也引起了音乐功能的变化。网络音乐的传播性不断加强，引起了音乐情感承载力的不断上升。因此，只要具备一定的音乐基本技能和知识，人们就能通过音乐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传达自己的感情。可以说，音乐的网络传播推动了音乐的大众化，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的文化范围和产业之中。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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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定时播放 修改草案 调整

问题的提出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与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相比，内容修改了许多，其中草案一稿和草案二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和转播等问题，在播放权中增加了有线播放，同时为避免与广播混淆，将名称由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草案二稿又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改回仅适用于交互式传播，而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方式改由播放权调整，同样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这样的调整并非是单纯地回到原点，信息网络传播权从首次出现在2001年的《著作权法》中，到这两次的修改，都体现了立法者因技术的发展而对其进行的深入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了《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对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进行了协调。

WCT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其前半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即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传播作品，都应受到作者专有权利的控制。

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需要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进行立法。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原告认为，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原告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和张承志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www服务器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对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告认为，在国际互联网上应当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等问题无法可循。一审法院最后依据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即兜底条款，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于2001年修订时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定义直接来自WCT第8条的后半句，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2001年的《著作权法》来看，被告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有学者指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交互式传播”。这种“交互式传播”在技术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的，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以及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这种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对特定电影的传输是在这个特定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发生的，是两个“点”之间的传输，而不是由服务器这一个“点”同时向无数个不特定的“点”进行的传输。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权利，其对遏制网络侵权行为，解决网络侵权纠纷，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并未完全解决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网络定时播放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定时播放行为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导致判决结果不尽一致。

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利用网络电视软件，节目表，按照节目表规定的时间定时播放节目，使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网络电视软件在线观看播出的节目。

（一）观点一：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在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成功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通过互联网定时播放权利人的32集电视剧《奋斗》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时越公司辩称，其对《奋斗》的使用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使用范围，因为网络用户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观看《奋斗》的任意一集，而只能看到网站定时播放的那一集。

一审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所规定的“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法律并未规定要使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的全部或任意一部分内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者才构成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虽然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奋斗》的全部或任意一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网站正在播放的那一集的内容。因此，北京时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奋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主张，认为，互联网用户通过悠视网能够观看该电视剧的内容，即使悠视网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观点二：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而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至于构成对何种权利的侵犯，因现行《著作权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最后只能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

如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简称安乐影片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在其经营的悠视网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片《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该网站确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上观看和下载涉案影片《霍元甲》。法院认定被告北京时越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安乐影片公司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下载、传播的权利，因此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认定被告侵权。

二审中，法院进一步解释了应对“定时播放”适用“兜底权利”的理由：“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的是“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行为，即网络用户对何时、何地获得特定作品可以主动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的安排。本案中，“悠视网”提供的是对涉案电影作品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网络用户只能在该网站安排的特定时间才能获得特定的内容，而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该种网络传播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限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同时，因该种行为亦不能由《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所明确列举的其他财产权所调整，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整的范围是正确的。这是法院继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后再次适用“兜底条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印发的《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进行调整”。此外，网络环境下的直播行为和转播行为，由于其不具有“交互性”特征，同样不能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调整。

著作权修改草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直播和转播等问题，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方式，表达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直播、转播或者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中已出现的问题，但仍有问题值得探讨。

从草案一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将交互式传播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是在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基础上所做的扩张，“信息网络环境”可以理解为计算机互联网环境，这样的界定与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并不能同步。

首先，信息网络除了计算机互联网以外，还有其他网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的《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将信息网络定义为“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其次，交互式传播并非只在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才能实现。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中，电视机用户除了能够接收电视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节目表播放节目外，还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个性化地选择电视台近一周播放过的节目。该公司提供的这一技术，符合“交互式传播”的两个技术特征，即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过自主研发，推出了数字广播服务。数字广播打破了常规的按照节目播出时间收听节目的模式，利用数字信道，将大量的节目下载到数字广播接收器“听立方”内，实现广播错时收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欢的节目也可收藏起来反复收听。这种数字广播也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征。

再次，“三网融合”即“三网合一”，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将趋于一致，网络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将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

草案二稿对草案一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权利”，同时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及转播等非交互式传播方式纳入播放权调整范围。草案一稿关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以传播介质为基础，对两个权利内容的界定并不清晰。而草案二稿则以传播方式为基础，将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既解决了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又能符合科技发展特别是“三网融合”的现状和趋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57号，1999

2.王迁著.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3.杨静.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J].电子知识产权，2009（4）

4.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2008

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