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好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援助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但很多劳资纠纷需要法律层面的支持，为了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原有的基础上，安宁市总工会与安宁市司法局共同携手，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职工援助工作站，职工在乡镇工会就能申请法律援助，为广大职工开启了方便之门。

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的效果，安宁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亮认为，当发生劳资纠纷时，仅凭借职工个人之力显得微不足道，但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就不一样，法律援助中心背后不但有工会和司法局两个单位作为支撑，更重要的有了法律武器作为后盾。

每个乡镇工会联合会都设有职工维权站，当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要维权站出具一份法律援助审批表，职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服务。

近年来，随着入驻安宁的企业不断增多，工伤、欠薪等劳资纠纷也不断增多。

为了方便职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09年底，安宁市9个街道工会联合会都相继成立了维权帮扶工作站，机关、主管局和直属企业工会都明确了1名帮扶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维权帮扶工作的组织实施，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了维权帮扶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从2003年9月“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安宁分中心”成立之日起，“中心”每年从市财政拨付不低于20万元（2012年已增至3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对困难职工开展帮扶救助送温暖工作。同时每年从财政拨付5万元的专项办公经费，用于“中心”办公设备和工作经费的投入。

“职工有困难，找工会”。在安宁，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安宁各级工会向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安宁工会干部心系困难职工的具体行动。

但很多劳资纠纷需要法律层面的支持，为了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原来的基础上，安宁市总工会与安宁市司法局携手，共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职工援助工作站，职工在乡镇工会就能申请法律援助，为广大职工开启了方便之门。

为职工打开方便之门

这道方便之门有什么好处？段海刚就深有体会。

去年，段海刚在安宁草铺炼油厂钢结构施工过程中，小腿意外受伤，在昆明市住院治疗，伤好之后，段海刚和炼油厂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在赔偿金额问题上互不相让。

最后，段海刚来到草铺街道工会联合会农民工维权站寻求帮助。

接到段海刚的求助后，农民工维权站为他出具了法律援助审批表，有了这份表之后，段海刚就可以得到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无偿援助。

安宁市法律援助中心针对段海刚的伤情，为段海刚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赔偿标准，包括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费、后期治疗费等69000元。

面对69000元的赔偿金额，段海刚觉得这个数额太大了，因为当初他和厂方要求赔偿的金额远远低于这个数目。

面对段海刚的顾虑，援助中心对他做出详细的解答，这个数目是怎么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

事实上，在结果没出来之前，段海刚的顾虑一直存在。

在完成所有的证据收集之后，由安宁市法律援助中心派出律师出面代替段海刚与炼油厂进行协调。

面对法律援助中心有理有据的赔偿金额，炼油厂无法回避责任，最终认可了这个赔偿金额。

这个结果让段海刚感到非常兴奋，更让他兴奋的是在这个协调过程中，还附带了两个对他极其有利的条件，一是由炼油厂派人护送他回家休养；二是休养结束之后，他继续到炼油厂上班，由项目部安排较为轻松的工作，且工资待遇不低于受伤前的工资。

当得知这个结果之后，段海刚满意地笑了。

“原来以为只要涉及到法律上的东西程序很多，没想到法律援助中心有这么方便，我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司法鉴定，其它的事情都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律师来做，方便！太方便了！”提到去年的工伤维权案例，段海刚显得兴奋不已。

让法律彰显正义

去年，从寻甸来安宁禄打工的杨云会，在蒋友先的花田里搭建花棚时被电击倒，并从2米多高的人字梯上摔下来，导致严重受伤。

事故发生后，杨云会被送到安宁市人民医院治疗，经过医生确诊，杨云会T8胸骨骨折，全身多处被电击伤，经过20天的住院治疗后，杨云会办理了出院手术，在办理出院手术之后，医生告诉她3个月之后还要到医院复查。

经过3个月的休养之后，杨云会再次到医院复查，在复查中医生发现杨云会的T8骨折损伤仍然存在，需继续治疗。

就在这时候，问题出来了，杨云会找雇主协调后期治疗的事宜，雇主表示不再承担后期的治疗费。

在协商无果之后，杨云会拿着医院的病历本来到工会维权站寻求帮助。

维权站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听取杨云会的介绍，一边翻看杨云会的病历本，同时按照协调为主的原则，维权站也与雇主取得联系，但雇主不愿意协调。

在事实得到确认，雇主又不愿意协调的情况下，维权站为杨云会出具了法律援助审批表，同时告诉杨云会去司法鉴定中心作一个司法鉴定，有了这个司法鉴定之后，才能为争取赔偿金提供法律依据。

之后，杨云会到了云南司法鉴定中心作了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为9级伤残。

有了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和维权站出具的法律援助审批表，维权中心的律师开始行动起来，收集证据、计算赔付金额。很快一份赔偿金额高达126688元的诉讼书递交到法院。

收到法院的传票后，雇主一下慌了神，一改往日拒不协调的态度，主动提出协调。

见到雇主的态度转变后，杨云会也同意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安宁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协调下，杨云会和雇主达成一致意见，由雇主一次性赔付杨云会46600元。

有了这次受助的经历，杨云会一提起这件事就说：“如果光靠我自己去协调，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也不会有结果，但是由法律援助中心来进行，取到的效果就不一样。”

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的效果，安宁市司法局副局长周亮认为，当发生劳资纠纷时，仅凭借职工个人之力显得微不足道，但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就不一样，在法律援助中心背后不但有工会和司法局两个单位作为支撑，更重要的有了法律武器作为后盾。

相对段海刚和李云会的案件来说，邬吉中的经历就复杂得多，邬吉中在一个公司的项目部打工，工程结束之后，却拿不到工钱。

为了拿到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邬吉中穷尽了办法，甚至到法院，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发现文书竟然无法递达。

面对这样的结果，邬吉中最后找到法律援助中心，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案子出现了新的转机。

篇2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写作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年毕业于*大学法律系的我，2002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大群众依照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子后，我和同事坚决按法定程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减免收取法律服务费。我还结合*实际，倡议实行周六、周日假日值班并回访当事人等一系列制度，以最大限度的方便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每一个来访者来到法援中心，我都会亲自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他们反映情况时，我会仔细倾听，耐心引导，积极帮助他们依照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群众都对我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很多群众在我帮他们打完官司后，回家乡之前都来跟我道一声别。这使我在受感动、受鼓励之余，进一步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为法律援助工作奋斗的信心。

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在先后促成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后，又促成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篇3

第一期诊所的成员分为了五组，分由五位老师指导。诊所初成立时因为只有三个案子可以做，所以主要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回复法律咨询的信件。我们当时拿到这些信件时，基本上每封信都已经积压了有两个月以上，有些更是2003年的信件，原因在于这一类的信件比较多，而且有不少非常疑难。诊所成立之前，老师没有时间回复这么多的信件，也没有专人来对这些信件进行处理。诊所成立后，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律诊所初成立时没有专门的办公点，“法律志愿者援助中心”的牌子就挂在准律师协会的门口，法律诊所和准律协公用一个办公室。从周一到周五，五组成员轮流值班。值班的时间在下午1：30-5：00，主要的任务是接待来访，并提供电话咨询，值班结束后要填写值班日志。

制度的设计总是好的，但实际运行起来就会有一定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所做的宣传不利，来请求法律援助的人并不太多，电话来访平均下来每天也只有2、3个，其中适合诊所成员答复的更少，决定的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组整个半年下来只接了一个案子。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可以按照规定时间值班，后来慢慢的就经常有人请假，来值班的也是待不够时间就走了，因为的确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按照规定每组的指导老师在值班的时候也应该到，和自己所代的学生进行讨论，但老师实在太忙，并不能保证每次都到，而且来了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事坐一会就走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有回信要请教老师，讨论还是有的，后来因为讨论没有了主题，讨论便很少再继续下去。等到临近考试周，这种情况更甚，每次来值班的要么就是一个人，要么就是来了转转没事都走了，有时候干脆就没有人。值班日志刚开始的时候还能认真的填写，后来便是敷衍了，有时候好几次忘了记，最后便一次补上。

我们那个案子是10月初接的，是一个关于合同撤销权的纠纷。刚开始这个案件大家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因为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做人。我们多次跟当事人了解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请教老师，同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我们一组三人更是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的确体现除了法律诊所教学方式较课堂教学所具有的优势：真是案例，学生参与，师生平等对话。在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尝试与当事人进行交流，第一次取证，第一次和对方人进行协商，总之一切对我们而言都是新的，没有现成的答案，要我们自己区摸索。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案子的审理拖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审开庭时已临近放寒假，在后期，因为没有了新的情况，大家也慢慢丧失了热情。在整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诊所成员基本功不够扎实，责任心不够的问题。

说道责任心的问题，我认为这的确是制约诊所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诊所处于初创期，一切都在探索中前进，制度的不完善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据我观察，法学院法律诊所现在制度上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奖惩措施。由此造成成员责任心的缺失。这反应在刚才所谈到的值班回信包括办案的过程中。而要增强成员的责任心，不能完全靠成员自己的自我监督和约束，必须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并且这些规章制度必须有一定的奖惩措施保证被遵守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该课程最后的考核也过于简单，而且考核结果不能体现高下差异，据我所知，几乎每个人的最后考评都是优秀，最后给大家的感觉是这5个学分“赚”的太容易。如果学生在进入诊所之时就知道不管怎样都会得到优秀，那么可以想象他们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在值班过程中会有怎样的表现。

五、

我在本文的前面几个部分分别谈了诊所容纳的人员太少、法援的案件不足、成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下面我将谈谈综合地解决这些问题地办法。

诊所式教育方式要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中引发一场教学的革新，只让很少的一部分人参与其中是完全不够的。如何让所有法学院的学生都参与其中，都认识法律诊所，都能够有进入法律诊所的机会，才能够真正的改革现在的僵死的教学现状。

要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头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资源不足，诊所没有那么多老师，没有足够的资金，而且学生素质差异太大，极难协调。按照传统的想法，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限制进入的人数或者增加指导老师的人数，投入更多的资金，如果这样想，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现在这样的设计最合理。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我只是要所有的学生都参与进来，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最终成为法律诊所的成员，或者说不让每个人成为法律诊所的“终身”成员。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进入法律诊所，但要给所有的人进入的机会，给他们通过自己努力进入的机会。让法律诊所的成员变成流动的，让每个成员在自己进入诊所的时候珍惜自己的机会，这样他变会更认真负责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要达到上述的效果，只有在诊所成员的选拔中引入竞争的机制，并且是在所有法学院的学生中引入竞争机制。我的设想是让每个宿舍的学生结成一个团队，让他们通过合作来竞争进入法律诊所的机会。竞争的方式就是模拟法庭，通过宿舍间的模拟法庭比赛，最后的优胜者进入法律诊所法律援助案件。在模拟法庭上审理的案件，可以就是将要的法律援助案件，通过模拟法庭上的辩论，可以在真正的上庭之前发现问题，可以促使最终通过模拟法庭优胜进入法律诊所进行案件的成员对案件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准备。对于需要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这可以使他的案子引起更高的重视，可以更好的争取他的合法权益。

通过将法律诊所和模拟法庭有机结合起来，也发挥了模拟法庭的活力。法学院虽然每年都进行模拟法庭大赛一类的活动，但所选的案例多是已经判决的案件，这样便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新鲜感。而且模拟法庭大赛也是以班为单位进行比赛，每个班能够出席模拟法庭的也只是寥寥数人，所以完全没有发挥出足够的影响力。现在将诊所和模拟法庭结合起来，模拟法庭上审理的案件就是将要的案件，法院最终怎样审理完全是未知数，这样学生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最后的优胜者将参与真实案件的，更可以得到资深老师面对面的指导，这对参与模拟法庭大赛的同学来说将是莫大的激励。

以宿舍为单位的好处是相处一室的同学之间相互之间都比较熟悉，配合起来更加默契。而且一个宿舍的人平时吃睡都在一起，大家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件。除过上课，几乎可以随时进行。通过这样的密切合作，更能增进宿舍成员间的相互了解，使得室友间的关系更融洽，也使得法学院的宿舍里更有学习的气氛。这对于学习风气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良好的导向。

我甚至设想法学院里应该常设一个模拟法庭，有法律诊所的老师来担任法官。当接到法律援助的案件后，先将案件发到各宿舍，各个宿舍的成员通过合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拟写起诉书，意见书，在规定的时间内交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的老师对这些准备的材料进行初审，对于比较优秀的几组决定“受理”，然后让这几组成员模拟庭审的双方当事人及人，给予最后的优胜者以案件的权利。

在完一个案件后，该组成员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值班进行法律咨询，并接待来访，在接到新的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提交模拟法庭作为下一次模拟法庭大赛的案例。直到新的成员接替上一组的任务，该组便从法律诊所中退出，这时他们可以再参与新案件的模拟法庭大赛。

如此，通过竞争，让所有的法学院的学生都参与到诊所式法律教学中来，通过竞争，增强了进入法律诊所的学生的责任心，通过竞争，让最优秀的团队法律援助的案件，最大程度的保护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者的合法权益。

六、

法律诊所不但在法大，在中国，都尚处在摸索的阶段。法律诊所不但自身是对法学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它更应该让国内的诸法学院认识到教学改革的重要性。让更多的法律教育者思考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改革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但我们不能奉国外的经验为圣经，机械的照搬，只会造成南桔北栀的结果。

篇4

[关键词]经济法；程序理念；实质平等；保护公益；多元善治

一、经济法程序理念的含义

（一）程序与实体

在现代汉语中，程序包含着规程与次序两层含义，通常被解释为“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或“按时间先后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1]（P267）法律意义上的程序是指为保证法律实施结果的实现在法律上予以调整或规定的程序，在法学理论中，大多数学者将程序作为与实体对应的法律形态来看待；辩证地认识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不难得出结论，实体法是程序法的实质，程序法是实体法的外在形式，实体法的精神理念决定着程序法的精神理念。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程序法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能自行运行，而实体法则不行，抽象的实体规则总是借助具体的程序规则得以实现。本文所指经济法程序是指经济法的程序规则，包含诉讼程序规则、立法程序规则、执法程序规则。其与经济的实体规则共同构成经济法部门的全部。

（二）特殊的经济法程序理念

传统的经济法研究一直在努力证明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研究方法多局限于实体法意义上的思辩，却缺乏理性地构建独立的程序法架构，尤其缺乏对经济法程序理念的提升，从而动摇了人们对经济法独立性的信任，没有自身独特的程序保障的经济实体法也只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理念属于哲学上的观念范畴，多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念，是一种反映主客体之间关系，揭示实践活动动机与目的的价值观念，经济法的程序理念是指与经济实体法本质要求相一致的，贯穿经济程序法始终的，用以揭示其价值追求的法律理念。经济法作为法律社会化与现代化的产物，对传统公、私法二元体系提出了挑战，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经济法的程序理念为经济法的实体理念所决定，除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理念外，还具有体现了经济法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的程序理念。下文将分别阐述经济法的三种特殊程序理念：1、实质平等理念；2、保护公益理念；3、多元善治理念。

现实中，大量合乎经济法程序特殊理念的程序规则的出现也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程序规则的面貌。打破了传统法律部门公、私法的体系划分，一种现代的新型的带有明显经济法特征的程序体系得以出现，即经济法程序规则。经济法的程序规则这种现代化的程序规则（西方多称为现代诉讼程序）是公、私法交融的产物，体现出有别于民事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不同的价值目标，即以实现社会公益最大化为目标，维护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同时还具有不同的程序理念和独特的制度设计，从而构筑了独立的部门法程序规则。虽然，目前这些经济法程序规则多散见于各国民事程序法或行政程序法中，未能形成统一法典，但传统的公、私法理念是无法涵盖或解释这些规则的存在。同时也致使传统法部门的精神主线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或者说，使得这些经济法程序规则只能机械地适用于个案，未能抽象出其特殊本质、从法理上系统地明确其适用范围。因此，建立独立的经济法部门，尤其是建立独立的经济法程序法便成为不证自明的命题。

二、实质平等理念

正如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2]（P252）人们在追求正义或者说接近正义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修正正义的标准，换言之，总是在多种价值观念中做出选择，如对于起点平等观与结果平等观的选择。

自由市场主义者试图让人们相信市场不但能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私人功利的需要，资本主义相比封建主义而言，最大的进步正在于使人们摆脱了特权与身份的羁绊，承认起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市场的哲学缺乏道德的支撑，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规则最终导致往往是普遍的贫困和落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受到威胁，人们不得不重新确定平等的内涵。

应该说，传统民商法所弘扬的是一种起点平等观，但起点平等观的发展结果总是与法所追求的普遍公正相背离，忽视结果的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起点平等只能是欺人之谈，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述“除非任何利益的不平等分配都将给不幸阶层带来好处，否则，所有社会利益，包括自由、机会、收入和财产以及自我尊严的基础，都应受到平等的分配。”[3]（P104）

如果说市民法实现了人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那么经济法则使人成为真正的人。①经济法正是通过修复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体系的缺陷，确立新的平等理念，设计一种社会机制，使之能自动制约经济发展中自然产生的不平等倾向，从而维持一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实质平等理念作为经济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中心主脉，当然地成为了经济法程序理念中的关键。

实质平等理念最基本的内容在于对弱者予以扶助，对强势方予以抑制，平衡市场主体双方的利益，以实现社会正义，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实质平等理念就等同于一种扶助弱者理念。对社会弱者下准确定义往往很难，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法律程序中，强弱者的角色可能会相互转换的，如在消费者维权诉讼中，经营者对于消费者而言处于强势地位，而在由经营者针对行政垄断提起的诉讼中，相对于政府和行政机关而言，经营者则处于弱势地位。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社会弱者又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即下列几类主体往往被视为典型的社会弱者：1）贫困者；2）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者；3）行政相对方；4）消费者；5）劳动者；6）中小企业。

（一）传统法律程序中扶助弱者理念的欠缺

对传统的民事程序法与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不难发现，以追求形式上程序公正和平等作为程序价值导向的传统法律程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社会弱者的扶助，从而造成了社会弱者在权利救济和在权利实现上的不平等。

1.社会弱者难以通过法律程序获得效益

一方面，社会弱者往往不能承负诉讼带来的巨额成本，同时日异专业化的诉讼机制也现实地在法律技术上歧视社会弱者。另一方面，关涉于社会弱者权益的诉讼往往标的很小，如果沿袭传统诉讼程序，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欠缺经济上的合理性。以致社会弱者最终只能选择妥协，但从权利的保障而言，小额债权或者说经济价值小，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权利重要性就低。[4]（P63）

2.当事人平等原则的伪正义

在传统程序法中，当事人平等原则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1）平等保护，即法院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对各方当事人的主张、意见和证明给予同等的尊重与关注；（2）平等对待，即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平等，给予各方当事人平等参与的机会。这种平等原则旨在对当事人双方进行无差别对待，以保证司法正义的实现。[5]（P52）这种平等原则片面地追求形式上的平等，体现的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起点平等理念。但由于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实际上赋予强势方更多的参与机会和诉讼能力，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实质平等理念则要求突破传统当事人平等原则的束缚，基于更接近正义的理由对当事人予以“差别对待”，给予当事人中的弱势方予以特殊保护，即程序性权利的不平等性。

（二）实质平等理念在特殊的经济法诉讼程序体现

1.小额审判方式

权利的保护，不能缺少适当的程序，程序的难易除决定权利的实现与否外，同时也决定着本身的内在价值，为了使审判程序成为市民最需要最可靠的东西，创建可以平等地面向所有人的、规则简单的小额审判方式便成为必然。同时也是经济法程序中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首先，小额审判应该是一种“本人诉讼”的简易程序，一般市民能很容易地提讼，法院可以口头受理。在口头辩论方面，排除技术形式，行使灵活的解释，并且可以集中审理。[4]（P70）其次，注意小额审判当事人的特殊性。原告资格应局限于社会弱者（一般为普通市民），减轻原告的诉讼负担，并同时加大执行措施的力度。最后，应该成立专门的小额裁判所，快速地审结日常的小额零散性债权诉讼。

2.法律援助

经济法程序中的法律援助由于受实质平等理念的支配，体现出明显的不同。

（1）降低法律援助的实体性要求，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6]（P45）不应该象现行法律那样将法律援助仅局限于经济困难的情况。以收入作为界限，常常将大部分社会弱者排除于法律援助之外，背离了设定法律援助的初衷。建议以案件的性质为标准确立法律援助的范围，凡涉及保护消费者、劳动者、中小投资者等社会弱者权益的诉讼均可适用法律援助。同样某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团体也可以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法律援助并不只是对程序公正的关注，更重要的是通过帮助弱者和需要救助的团体，来激起他们维护自身实体性愿望的勇气，以体现实体平等的理念。

（2）成立专门的公共机构负责法律援助工作，并应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律师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国家也同时应提供充足的基金以维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6]（P57）

3.向原告倾斜

（1）诉讼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分配。在涉及社会弱者的诉讼中，适当地打破原告、被告之间的平衡，赋予被告更多的责任，如举证责任的加重，主观过错的推定；同时赋予原告更多的诉讼权利，在程序上予以原告必要的具体的照顾如诉讼时效的延长，先予执行条件放宽。

（2）优先审理。传统诉讼周期很长，强势方也往往通过诉讼迟延打击和拖垮弱势方，形式上的平等地对待所有诉讼案件不符合法律公平的理想，追求实质性的平等是经济法程序运作的理想。正基于这种考虑，各国纷纷采用优先审理的方式以削除传统诉讼的这种弊害，如美国法院在审理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案件时可以不受顺序和辩论准备完成时间的约束去灵活地指定审理期日，诉讼的周期也很短。如洛杉矶一位患癌症的青年请求损害赔偿的案件，美国法院仅用了25天的时间就完成诉讼。[4]（P168）这在重视程序、以诉讼程序繁杂、冗长著称的美国，如果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日本的法律也对普通损害赔偿、行政诉讼、专利保护等案件的诉讼周期予以大大缩短，以督促法院优先和迅速的处理这类案件。从各国适用优先审理的案件类型分析不难发现这类案件最大的特征在于体现了一种更合乎正义的对社会弱者倾斜照顾的理念。如美国的适用先审理的类型性案件包括：劳动者损害赔偿案件、征用土地手续案件、失业补偿案件、租金请求案件、国家机关作为原告的诉讼及上诉案件。优先审理制度，正是通过对当事人中弱势一方进行倾斜保护，以避免救济的空洞化。我国现行诉讼法中，各类案件被机械地平等对待，不加以区别，将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笔者建议应在经济程序法中设立体现实质平等理念的优先审理制度。

4.惩罚性赔偿金

经济程序法中，为更有效地保护社会弱者的权益有必要对民事责任的补偿理念进行修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便是这一理念的体现。惩罚性赔偿金在西方公益诉讼中被广泛应用也正是顺应这一潮流。如在美国的反垄断法中明确规定了被告败诉应承担三倍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一方面有利于鼓励社会弱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遏制了强势方滥用优势地位。惩罚性赔偿亦不能用行政制裁来代替，因为惩罚性赔偿最大的价值在于剔除了制裁经济违法活动中的权力因素，一方面避免了加害人通过寻租腐败的途径减轻或逃避责任，另一方面，从利益保护角度而言，行政行为也显然不如私人活动来得积极主动。基于上述理由，法律应扩大惩罚性赔偿的范围，在涉及公益和社会弱者权益保护的诉讼中，确立惩罚赔偿金制度。如劳动诉讼与仲裁，反垄断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经济行政诉讼中。

三、保护公益理念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市民正义正不断地被社会正义所修正，私益与公益矛盾的激化，威胁着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经济法正是伴随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凸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公共利益被视为经济法的法益所在。社会公共利益被定义为一种能够保证和维持各人所关注的社会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经济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与之相适应，经济法的程序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一种旨在建立一套程序规则，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理念。出于有效保护公益的考虑，经济法程序中的原告与传统的法律程序相比往往不明确，其保护的利益也经常与自身不具有必然的直接联系，更多的情况，表现为一种扩散性的趋势，以保护与原告处于同一立场的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的片断性利益。[6]（P67-68）因而，西方有学者把这类诉讼称为保护扩散性利益诉讼。保护公益理念改变了传统民诉中的私人权益为中心的理念，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公共利益保护方式的不满。

（一）传统诉讼程序对公益救济的不足

1.集团害

现代经济的增长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如公害、资源的浪费和滥用、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这些集团害行为（权且这样归类）最大的特征在于侵犯利益的扩散性和被害主体的分散性。[6]（P67-68）单从个体而言，这种侵害并不严重，甚至大多数无从感知，如资源的滥采滥用，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并不能直接立即地想到危机，甚至还可能带来便利，又譬如环境污染，通常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在地侵蚀着人们的幸福生活。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能直接感受到这些公害问题与自身利益的迫切联系。同时由于这种集团害所涉及的事实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大多数人丧失了原告的资格。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单单一个行为就致使许多人或许得到利益，或许蒙受不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其结果使得传统的把一个诉讼案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的框架越发显得不甚完备。集团害常表现为对社会性的、全面的、长远的利益的间接害，如部门和行业垄断行为的危害，从短期和区域性的角度，甚至是利益。同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法律缺乏一种更具实效性的程序去弥补这种损害结果，相反而是制肘人们的某种尝试，这也正是经济法程序保护公益理念存在的价值所在。

2.公共政策的救济

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职能得以加强，政府总是通过制定大量的公共政策来干预经济，如开征新的税种、发行国债、直接投资、货币政策等，但政府作出这些关涉于社会公益的政策决定往往并不都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甚至造成损害。[7]（P21）由于政府的这种行为多为准立法性的抽象行政行为，因而长期以来被视为政治领域的问题，排除了司法介入的可能，从而使得被侵害的公共利益很难有效地救济。

关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笔者在后面将进行阐述，现单从事后救济的角度来看，“私人救济和行政诉讼都难对偏离正确轨道的公共政策予以纠正。”[4]（P84）如果更宽泛地理解公共政策这一概念，将其涵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时，不难发现，法律在程序上存在空白。针对行政机关带有偏见性的行政处罚决定和一些消极的纵容行为，社会公众甚至很难适用司法程序予以监督制约。而大多数侵害公益的行为往往总是掺杂着权力的色彩，在行政权力的庇护下，社会公共利益成为“唐僧肉”。

（二）保护公益理念在经济法程序中的体现

原告适格原则的突破。原告适格原则是传统诉讼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意在于原告要获得诉讼当事人的资格，必须证明其权利、法律权利抑或某种受法律保护的特殊权利受到侵害，并且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和明确的利害关系。这一原则是传统程序理念中以私益为中心的最有力的保证。排除了私人和社会团体成为私益保护者的资格。这一原则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一方面，作为公益保护者的行政当局并未能充分保护公益，因此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将公益保护理解为行政当局，私人和社团的竞合性责任，并开始重视通过私人来促使法的实现以防止公害。另一方面，这一原则更有效地保护了政府机关、垄断组织等社会强势团体对司法介入的排斥，为其在这一框架下侵害公共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出于对社会正义实现的迫切愿望，这一原则必须得以变革或修正。这正是经济法保护公益理念的本质要求。

1.民众诉讼

赋予普通公众更多的诉讼权利，不再要求原告证明与诉讼请求之间存在的明确的利益关系，原告只需要能证明自己出于正义考虑或表面上情有可原时便可以依法提讼，当然这种民众诉讼的范围应被依法严格限制，多存在于涉及面广，对公益损害大或严重威胁公益的诉讼中，如垄断、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滥采滥用。

2.集团诉讼代表人

现行民诉中，集团诉讼代表人往往需要授权，而且也要求原告人数确定，当在规模公害发生时，难以做到有效全面的救济，经济法程序中应该赋予代表人依据自己的判断为全体被害者的利益进行诉讼的权利，即使被害者的范围和损害难以证明和计量，也不妨碍代表人的这项诉讼权利。并且不需要授予诉讼进行权。

3.代位诉讼

为有效维护公益，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都纷纷通过制定法和判例法赋予法定的社会团体原告资格，参与到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中，如德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消费者团体、竞争者事业团体（即行业协会）可以针对不公平交易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讼，同时法国和德国也允许团体和集团代表私人提起行政诉讼。[4]（P90）代位诉讼，扩大了原告的范围，削弱了对原告资格的限制，同时也加强了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社会弱者的力量，以抗衡相对的强势方，并将私人从费时、费力的诉讼中解脱出来，通过组织起来的社团，实现公益的有效救济。

4.专门机构诉讼

为阻止公共性的不正当行为，许多普通法系国家，以英国为典型代表，设立了专门的机关（英国称为法务长官）接受个人检举，对破坏公益的行为提讼，以倡导公众权利，维护一般大众的利益。[4]（P90）

四、多元善治理念

（一）行政权治理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反差

受“国家—市场”二元模式理论的影响，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多以行政干预方式进行，经济法的执法程序和立法程序也多沿用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经济法执法机关多为行政机关，体现出一种行政权治的理念。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市场明显缺陷，使人们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经济生活中，国家不再只是一种消极的机器，而应该积极干预，但“国家干预主义”者在怀疑市场理性的同时，并未能理性地审视国家的缺陷，而是在逻辑上虚构国家的完全理性和能力无限，垄断了全部的经济权力，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传统的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法理念赋予经济法极强的行政法的色彩，尤其在程序法方面，而且国家这种“衍生”出来的经济权力并未被严谨地证实是合乎市场经济的本质。相反，这种理念由于带有强烈的公法“暴力”色彩而与市场经济所崇尚的平等、自由理念格格不入。

1.从行政权系统的运作基础来看，行政权带有明显的政党政治的背景，受政治力量和因素左右严重，即通常所说的行政权行使的政治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混同了政治国家与经济国家的角色，混同了公共利益代表者与政治利益代表者的身分。

2.从根本上说，经济法中的行政权治理念是单边一元的，是以行政主体为中心的。突出了行政主体的地位而忽视行政相对方，排斥了社会团体和公民参与经济决策的权利，必须导致经济法决策的低效率和偏差，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机关过多地、刚性地干预市场。[1]（P201）

3.行政权的管理和命令的特征使得经济执法机关更侧重于创设经济关系，而非调整经济关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大大削弱，更甚之，由于行政优先权与优益权的存在，强化了经济执法机关的强势地位，为其破坏经济关系如行政垄断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4.行政体系的科层制，包含着单一的等级秩序，势力导致权力的集中化，而集权与市场经济已被事实证明是相异不相容的。同时，结构的科层化也使得科层的利益与社会公益相背离，对科层中的各单位、各构成分子而言，服从科层的独立利益、独立意志比服从社会的意志来得更为重要。[1]（P186）因而当科层的利益与意志和社会的利益与意志相异时，行政权治理念就无法融入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范畴之中。

行政权治式的经济法程序模式与经济法价值追求的异化，意味着经济法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的重新构建，以期体现经济法所内蕴的社会利益本质，实现市场理性与社会公正。

（二）多元善治理念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都无法解决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经济法完全借用公权力运行程序的模式也无法实现经济法的价值追求。本世纪90年代，建立于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善治理论得以勃兴，WTO规则的建立正是多元善治理念的体现，对国家传统的行政权治的经济管理模式予以否定和修正。多元主义代表了一种群权思想，认为组成国家要素之一的并非绝对一元，而是多元，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威中心，各种公共机构甚至私人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认可即可成为不同层次的权威中心。[9]（P112）多元善治理念突出了社会团体的作用，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方向明显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催生出形形的利益团体，如工会、商会、行业托拉斯、消费者协会等，这些利益团体的出现不但有利于社会弱者权益的保护，而且有利于避免国家与市场的直接冲突，治愈“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事实证明，社会性组织较弱的情况下，仅靠政府进行有效行动往往无法实现市场理性和社会公正；同时多元善治理念还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模式的变革，即由善政模式向善治模式转变，善政模式是一种传统的体现公民对国家被动期望，国家对公民主动统治的行政治理模式，善治则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对经济的管理（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合作）。善治同时还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强化，在相互搏弈中求得公平的结果；善治还意味着经济管理过程是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过程，依靠的不再是政府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善治还意味着国家权利向社会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公民和民间社会。[9]（P114）多元善治模式有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治愈“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经济法程序中最独特的部分，也是其区别于传统程序法的关键。因而多元善治理念也是经济法程序理念中最具经济法特色的理念。

（三）多元善治理念在经济法程序中的体现

1.经济立法中动议权主体的扩展

动议权主体是指享有经济立法提议权的机关、组织和个人，[1]（P91）传统理念中，国家机关往往是动议权的唯一主体，多元善治理念意味着动议权主体的多元化，范围非常广泛，可以包括政党、社团、利益集团甚至公民，如在美国，数不清的委员会以及各式各样的联合会、协会都研究过、热烈讨论过并且草拟过许多法案，同时也组织他们各自的法律宣传。[10]（P114）

2.听证程序

如前所述，多元善治理念要求在程序上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社团、公民良性互动的产物。经济法律的制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的听证程序，各利益团体代表和机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法案进行审查，同时社会团体，公民也可对法案提出异议，动议主体进行答辩，由委员会进行判断。非经听证程序的法案没有法律效力。与此相同，经济执法活动特别是涉及处罚时也应举行听证，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A）对涉嫌“不正当竞争”的企业行为处罚时，必须经过相关听证程序，并由联邦法院同意后才能命令。[11]（P142）

3.独立的专业化的经济执法机关

（1）独立性。多元善治理念下的经济执法机关应当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之外，不受政府更迭之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多数行使经济权力的机关如联邦贸易委员会、州际商业委员会、美联储均不隶属于总统，独立行使职权，被称为独立规制机构，与政府的行政体系无涉。人事任免一般也不受政府影响，如美联储主席任期为14年，远长于总统任期的4—8年。同时经济执法机关还应独立于政党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中同一政党人选不得超过3人。[11]（P142）（2）专业化。经济执法机关应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官僚机构，而应更接近于公共机构，多采取委员会制，人员一般来源于非公职人员。同时由于经济管理的专业特性决定经济执法机关组成人员一般为专业人士，如法律专家、经济专家等。如美联储组织人员中均为非公职的教授、资深律师和著名的经济学家。

4.诉讼化的经济执法

行政模式下的执法程序赋予行政机关优先权，行政相对方只能采取事后救济的方式。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行政机关的行为更合乎理性，行政关系双方的非均衡关系。但多元善治理念认为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威中心，经济执法过程也不再是一种命令和服从的管理过程，而是多方的合作过程。经济执法机关便不再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与相对方处于平等地位。因而经济执法活动不应再采取行政行为的方式进行，而应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如在微软案中，司法部便只能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反垄断。同时经济执法活动的诉讼化，也有效地防止了行政权的日益膨胀，制约了权力，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5.行业自律与民间调停

多元善治意味着经济法基础在民间社会。充分发挥民间社团自治的作用，减少纠纷处理成本，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成功国家经验证明，行业自律相比政府监管而言，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对违法行为制止的更及时、反应更敏锐。处理效果更好、更专业。行业自律往往是行业中各企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经济法程序应对行业自律作相关规定，既保证行业自律的独立性，又要保证行业自律的合理性。

民间调停是指各类社团在纠纷发生后发挥积极作用，以保证纠纷及时合理的解决，如消协与工会在纠纷发生后，可作为调停人调解双方当事人，从而降低纠纷解决成本，迅速及时地保护社会弱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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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成智。公共政策[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

篇5

刘艳华被检察院批捕了,罪名是“涉嫌故意杀人”。老鸨是后来才被刑事拘留的,“涉嫌容留罪”。看报道的意思,刘艳华“涉嫌故意杀人”后,如果没有别的好几名被骗、被逼的少女投书控诉(她们曾被强迫“开处”)

挨刀的老鸨出了医院经人活动好像就会没事了。而老鸨在涉嫌“容留”过程中租用的竟是法院的房子!报道还提供了老鸨被拘罪名太轻的观点:她涉嫌的不仅“容留”,而是“拐骗、组织、胁迫及犯有罪”。义务为刘艳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则认为:“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刘艳华最多涉嫌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罪,刘还有两大减免刑的理由:自首和未满18岁。且,报道还透露,此案因惊动了中国最高司法当局而“通天”。

即使没有记者含在事实背后的立场和倾向,除非毫无天良,我想,读者读完报道后都在感情上一边倒:老鸨该杀,少女无罪!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和社会情感中,况且案已“通天”,即使真如报道暗示的老鸨和当地司法人员有所过从,按惯例的说法,此案的处理应该就会“从快、从严、从重”的了。

我是不懂法律的。但我想起了一个案例,好像在去年,杭州一审判过两名“妈咪”死刑,罪名好像就是做“妈咪”―――组织、容留妇女。这样看来,做“妈咪”在中国可以是死罪的。我为什么说“可以是”呢?那意思当然是“也可以不是”。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还有那么多的“妈咪”了―――她们(包括他们)好像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有大把的进账。杭州判决两名“妈咪”死刑,可能就是因为当地司法当局看到了社会上“妈咪”泛滥,已到了不杀鸡不足以儆猴的地步,善良的逻辑可能是:杀杭州的两只鸡,可能不但能儆到杭州本地猴,说不定还能儆到全中国的猴。可是,事与愿违,好像猴们到底未能儆住,现在好像到了要由少女刘艳华们亲手来杀的地步了。

记得在杭州杀“鸡”时,当地的一些人(包括媒体中人)暗地里似乎还对被杀的“鸡”持同情态度:那么多的“鸡”,那么多年了,为什么偏这时要杀这两只“鸡”?但在法律中是可杀的。不是说要“法治”和“法制”么?现在“依法”了,有人又同情被法办者了。我想,造成这种矛盾的症结在于,在留有弹性的法律执行中,有时真是弹性太大了。平时,“鸡们”满地走,法律似乎视而不见;一到“从快、从严、从重”的季节,竟开了杀戒。两者反差或曰弹性太大,可能叫不太懂法的普通百姓一时反应不过来。虽然杀“鸡”或之前的季节没有强调“保留死刑但慎用死刑”这样的人权解释。

我不知道“从快、从严、从重”有没有写进法律。依愚见,应该不会有,因为这些字怎么看都不像是法律用语。如果不是到了某个时候才“从快、从严、从重”的话,如果平时我们在法律问题即“法治”问题即“法制”问题上都毫不懈怠地“从快、从严、从重”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临时急用的专门“从快、从严、从重”了,就不会用看起来不那么像法律用语的字眼来办法律上的事了。我曾向一些有识之士讨教过治国的办法,他们的意见是:严刑峻法。我想,这就是“从重”的意思了。我们不是经常说“执法要严”的么,这不是“从严”又是什么?至于“从快”,就是效率问题,肯定也是要讲的。所以,“从快、从严、从重”是当然之理,毋需临时“政策性”地来办一下。

我这样说,当然没有为刘艳华案中的老鸨开脱的意思。按我的逻辑,如果平时就“从快、从严、从重”了,不但不必闹到现在这么严重的地步才以诸“从”收场,平时真很“从”的话,说不定也就闹不到这个地步了,那在全国来说,能挽救多少个刘艳华啊!而且,说不定,还能挽救一些老鸨!

篇6

国内两家颇具影响的法律报纸发表了针锋相对观点。一个批评说法官明知当事人可以求得10万元的赔款，却装聋作哑，判决难言公正，另一个则辩护道法院应当消极中立．当事人既然未主张，法官爱莫能助。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涉及到诉讼的理念以及法官在法庭上行事的姿态。

英美法系国家的人们认为，诉讼是一场法律格斗，法官不过是双方请来的裁判。既然是裁判，自应恪守中立．袖手旁观，不得参与游戏。法官的职责就是吹吹哨子，宣布结果。丹宁勋爵――一位文采与神采兼备的英国法官――对此有过一段经典性描述

在我们国家形成的审案制度里，是法官开庭听讯和裁定各方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代表整个社会进行调查或验证。因此，在民事诉讼中不允许法官传唤他认为可以使事实得到澄清的证人。法官只能传唤诉讼双方请来的证人。同样，要由律师来轮流质询证人．而不是由法官来质询，以免显得法官有所偏袒。而且要由律师尽可能完整有力地阐明案情，不要粗暴地打断律师的话头．以免影响他辩护的效果。法官的事情就是听取证词。……假如他超越此限，就等于自卸法官的责任，改演律师的角色。但是这种改变对法官并没有好处。大法官培根说的很对，他说 “耐性及慎重听讼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而一名哓哓多言的法官则不是一件和谐的乐器。”

基于这样的理念，在这些国家的正式法庭里．法官俨然像一位甩手掌柜，高高在上。他只负责品尝当事人双方呈上来的菜肴――证据、理由等。谁的菜味道好极了，就给予奖赏――胜诉，如果味道不好，只好请你自尝苦果。不过，在不怎么正式的治安法庭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治安法官经常与当事人在咖啡桌边解决争议，他们的待遇也差得远．远没有宪法上的法官那么风光。

大陆法系国家则不然。他们认为．诉讼不仅涉及双方私人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国家法律之适用。法官作为国法的代言人．在诉讼中不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法官应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诉讼。例如，在德国，证人首先由法官而不是律师盘问，鉴定人由法院而不是当事人聘请。不仅如此．法官在必要时，还要对当事人进行适当的教导――行话叫做“阐明”，以便当事人提出适当的主张和证据。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为达此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发问。”阐明不仅是法官的权利，而且还是义务。

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法官不仅承担着裁判职责，而且兼演律师的角色。在这里，法官也是掌柜，但并不是甩手掌柜。他不仅负责品尝菜肴，往往还参与做菜――搜集证据、寻找法律等，――这个掌柜兼掌勺。

我们的法官应当怎样呢，很有些人尤其是法官希望成为甩手掌柜，既显得公正，又得以清闲，但他们忘了以下基本的事实。其一，掌柜型的法官是以完备的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为前提的，法官之所以掌柜是因为有律师掌勺。美国有近100万的律师在为当事人出谋划策，中国可只有个余万名。其二，中国的律师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去维护雇主，可谓赤手空拳，虽然外表上西装革履。没有必要的法律工具，律师如何炒得好菜，大部分当事人没有律师，外强中干的律师们又没有法律武器――除掉嘴，器具最多的是法官，但法官却想做甩手掌柜．这个店铺如何开得下去，其三，英美国家法院收费远没有中国这么吓人，中国律师的部分钱其实让法院收去了。拿了律师的那份钱，还要摆出甩手掌柜的姿态，这算怎么回事呢，当事人会这么想。(按：这不是说要让法院穷下去 而是说法院的钱要取之有道)

细究下去，法官应当以什么样姿态在法庭上行事，不仅与案件是否有律师参与相关，而且与法院的地理位置、诉讼的审级还有关联，因篇幅所限，此不深言。基本的判断是 目前在中国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及乡镇派出法庭，法官不能仅仅做甩手掌柜，必须兼任掌勺。须知，小店铺的老板大多要兼任跑堂的。为此，在当事人明显不懂法律时，法官应为适当之教诲，而不是闭上眼睛判案。

有人说，在古希腊神话中．法律(正义)女神蒙着双眼，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蒙着双眼是因为她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保持着中立，天平则象征着公平，剑则象征着斩除邪恶势力。问题是蒙上双眼就是公正的吗。

篇7

法律信仰严重缺失，导致学生厌学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多元化的因素也影响着学生的对于法律权威性的认识和理解。很多高职高专学生认为，我学好专业知识，将来找个好工作就行了，学习法律知识没有用，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的是人情，靠的是关系”，法律根本就管不了。正是由于这样的法律信仰缺失，导致学生的厌学情绪严重。另外，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在执行上存在很大的弹性，也加深了学生对法律学习的惰性。校规校纪是学校为了正常的日常管理，根据国家法律的精神针对学生制订的相应规章制度，但在执行上，这些规章制度却有一定的弹性。一些学生的行为违反了制度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处罚，这就使学生存在侥幸的心理，产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法外开恩”的思想，即使违反了规定也有回旋的余地。这样一来，法律的权威性在学生的心中也就荡然无存了，这无疑是法制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学生才爱学首先，法律教学必须与生活实际相联系。我国宏观的法律法规理论性强、范围广、内容多、概念抽象，不便于学生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教学上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用到案例教学。在以往运用案例进行教学时，常用的做法是在上课时把案例摆在黑板上，然后进行讲解分析。这种教学方法的弊端在于：一是案例教学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上，案例教学环节单一；二是选用的案例基本上是“过滤”了的案例，许多实践中的细节都忽略了，造成针对性非常薄弱，纸上谈兵的现象严重。针对上述现象我们必须改进，要从司法实践中或者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案例入手，把相关素材原汁原味地提供给学生。例如：在讲《合同法》的时候，学生就将自己家发生的关于租赁合同的案例拿到课堂进行讨论、分析；在讲《刑法》时，我们就讨论“‘醉酒驾车’该不该判刑”等热点问题。在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我们就从学生手里的购物小票引申出消费者权益问题……这样做不仅具有较强的现实说服力，而且会使学生恢复对法律的信心，重建法律信仰，同时还能解决学生及其家庭的法律问题。其次，法律教学必须与学生实际相联系。需要是干好一切事情的动力。在法律教学中，教师要急学生之所需，要了解学生最需要哪些法律知识，最想了解哪些法律知识，最缺乏哪些法律知识，针对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这样才便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对面临毕业的学生生，要重点讲《劳动法》、《公司法》以及有关人事改革制度、工资制度、求职择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财会专业的学生，要讲《经济法》和金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有效提高学生护法的自觉性、执法的自主性、维权的主动性。

教师有能力学生才信服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培养和提高学生法律素质的重要条件。法律教育对教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教师要在道德和法律两方面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另一方面教师要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刚要》中专门提到了职业教育规划，并且强调了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我们要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那么，这就要求教师更要注重自身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担任人民陪审团员、到律师事务所锻炼、提供法律援助等各种方式，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以使学生从心里敬佩老师，“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只有教师真正做到“走出去”，才能使学生在教师的教学中汲取更多的“社会养分”，才能使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相关法律知识和问题不在一脸茫然。

师生多交流学生解难题俗话说，“一人智短，二人智长”，所以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限的课堂教学并不能使师生之间的交流深入化，为此，拓展交流空间、建立交流平台也是教学的延伸。利用网络，建立QQ交流群和法律知识论坛，不仅便于教师和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加强沟通，而且还能突破教学时间和教学地点的局限性。另外，也能缓解学生在与老师面对面交谈时的拘谨，能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让老师广泛了解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思想只有经过碰撞交流，才可以散发出智慧的火花。利用这一交流平台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师生交流、教师与教师之间可以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可以交流。另外，这类交流群组还可以邀请现实生活中相关的法律工作者，例如法官、律师的参与。他们的加入还能够进一步帮助学生及其家庭解决实际的法律困惑和困难。

教学手段多学生感兴趣首先，教学条件的现代化能够促进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多媒体教学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教师可以从网络中下载《今日说法》、《经济与法》、《法律讲堂》等节目，并将这些节目经过整理加以归类，然后再呈现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把找案例、写案例的时间节约下来，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讲解、分析和讨论上；二是可以更生动地将案例演示出来，注重细节问题，增强教学的现场性。这些手段的运用都能得到学生的肯定和喜爱。

篇8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增强做好政务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政务服务中心是推进政务公开、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是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优质高效服务的重要途径，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的重要手段。

在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区把区政务服务中心和乡(镇)街道、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建设工作作为政府加强服务、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搭建了以区政务服务中心为龙头、部门及乡(镇)街道“一站式”服务大厅为基础、社区为网点的三级政务服务体系。

二、突出重点，强化基础，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环境

(一)认真清理，切实精简，加大行政审批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理精简力度

按照省、市的要求，*区对区级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审批项目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根据20*年9月统计，区属各部门共有行政审批事项37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135项，经认真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决定保留实施181项，精简189项，在精简的189项中，取消20项，改为备案登记50项，区级初审转报82项，暂不审批37项，清理精简达到51.*%。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决定保留67项，精简68项，精简50%。20*年10月14日经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批准，目前已向向社会公告，正式实施。

在清理和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的同时，*区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转移工作重点，从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上下功夫，从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完善服务手段上下功夫，从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上下功夫，注重加强对项目的后续监管。

(二)建立网络，夯实基础，切实抓好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政务中心就是将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集中起来，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通过流程再造，达到简化审批程序的目的，解决审批程序繁多，收费不规范，服务质量和水平不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及审批行为不规范，审批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1、进一步完善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

*区政务服务中心成立于20*年12月，位于曲靖市翠峰西路开发区管委会一楼，面积300平方米。中心为副科级事业单位，核定财政全额拨款编制3名，领导职数1名，年度工作经费6万元。目前共有5个部门入驻办公，包括*区林业局、*区建设局、*区文化局、*区工商局、*区*分局，窗口工作人员6人，涉及行政审批事项24项。2009年1-4月共受理和审批1294件，提供咨询1500余人/次。

2、大力推进部门一站式服务大厅建设

*区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共38个，除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的5个部门以外，目前已设立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和相对集中服务窗口的有15个，包括劳动局、水务局、国土局、国税局、地税局、烟草公司、卫生局、计生局、民政局、环保局、农机局、质监分局、发改局、商务局、档案局，设有服务窗口44个。未设立服务大厅的有18个，包括农业局、畜牧局、经济局、交通局、安监局、财政局、教育局、统计局、煤炭局、药监局、粮食局、旅游局、气象局、体育局、地震局、民宗局、保密局、人防办。

3、积极推行乡(镇)街道和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建设

按照“服务重心下移、增强服务实效”的工作要求，全区11个乡(镇)、街道中有4个设立了“一站式”为民服务中心，包括*街道、*街道、*镇、珠街乡，有4个在社区、村(居)委会和所辖部门设立了服务窗口，包括南宁街道、*江街道、西城街道、东山镇，共有28个社区、村委会设立了一站式服务站。这些服务中心和服务窗口集中办理各类行政服务事项，并做好行政许可事项的咨询和接件受理工作。通过建立健全区、乡、村(社区)三级服务窗口，不断延伸政务服务工作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涵，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街道于20*年5月成立了失地农民失业人员服务中心，经过不断健全和完善而演变为街道“一站式”服务大厅，现设人口与计划生育、新型合作医疗、社会保障、、农林科技、文体、民政扶贫、城建、综治、司法调解、法律援助等12个窗口，提供34项服务;20*年共办理服务4500多起，办结率保持在96%以上，共发放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193万元，办理生育证540多份，为妇女提供孕检8378人次，完成“两移交”5228人，医保13000多人，推广农业科技25项，提供法律援助56人次，办理林权证350份。

*街道投入15万元在街道办公楼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和综治维稳中心，并将街道的五办(中心)集中办公。

*镇按照“大统一、小集中”的原则，建立了以党政办为主体的便民服务中心示范点，在党政办、派出所、计生办、卫生院、办、民政所等窗口服务部门建成“一站式”服务点5个，推行定人定岗、公开服务承诺和办事程序，全面落实四项制度;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建立了*信息网，主动向社会公开政务信息;半年来共办理服务200多人次，办证600多人次，办结率95%以上，群众满意率98%以上。

在社区建设中，为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和提高社区工作效率，方便居民办事，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区在全区全面推进“九星”和谐社区创建和社区软环境建设。各街道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构建和谐社区的意见》(区党发〔20*〕42号)的精神，积极整合社区现有资源，在社区全面推行社区“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去年已建成社区“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6个，占全区36个城区社区的17%;正在建设的5个，有11个“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列入2009年建设计划。

*江街道在*社区、*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将社区流动党员管理服务站、计生卫生服务站、社会事务服务站、文体活动服务站、环境卫生服务站、社会化管理服务站“六站”综合集中办公，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该街道幸福社区、保度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已近尾声。

西城街道多方筹措资金35万元，在冯官桥社区、三岔社区建成便民服务中心;至20*年7月以来累计办理各项服务300多件，群众满意率达100%。南宁街道建立了花柯社区便民服务站，*社区、向阳社区、潇湘社区等便民服务站也在建设中。

(三)建章立制，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制度是保证各项便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的必要保证。为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区对政务服务工作制定了严格的配套实施办法，制定了中心管理规定，明确了中心和窗口单位的职责和对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奖惩办法，制定了中心的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首办责任制和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全区逐步建立了政务服务制度体系，一些执法部门对部门执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办事指南制度汇编成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四)多措并举，加强监督，确保审批和服务公开透明

为保障全区政务服务工作的顺利推行，*区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对政务服务工作多方位全面监督，一是区监察局设立了投诉窗口，对进入服务中心的各窗口单位及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室进行监督，加强对窗口单位的效能督查，加大对项目和收费应进不进、多头受理以及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区监察局投诉窗口将建立电子政务监察系统，对窗口办件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督，监督各窗口单位严格按照服务承诺和工作流程开展工作，对承诺时限到期的，按照效能建设规定严肃处理，使整个许可办证过程“看得见、行得正、管得住”，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各部门、乡(镇)街道及社区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建立内部民主监督机制和工作保障机制，设立了举报箱和群众举报电话，加强了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三是今后凡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受理、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都要按照公开法定依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联系方式等的要求进行规范，制定办事指南并对外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四是在*电子政务网上设立投诉平台，实行网上评议投诉，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健全投诉处理机制。

三、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努力开创政务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今后一个时期，我区政务服务工作围绕服务群众和提高效能的总体思路，重点在“95531”工程上狠抓落实，即：

推行九项服务新举措：一、扩大公示内容。各政务服务大厅在原来的受理窗口、项目名称、申报材料等对外公开的基础上，将增加设定依据、审批条件、办理结果等公示内容。二、完善投资审批流程。进一步整合项目审批流程，进一步缩减承诺件办理时限。三、增加服务项目。政务服务大厅服务范围以投资类审批为主向便民类行政许可服务和社会中介服务方面拓展。四、推进网上审批。积极推行网上审批，为申办者提供项目申请网上预审和预核准登记等服务。五、有效组织联办联审活动。对需要多个部门审批和登记的项目，设立联办窗口，进行联合审批。六、实行全程陪同或报批服务。凡是经上级政府批准或区级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只要投资者需要，服务窗口可以全程陪同或报批。七、推动服务礼仪规范化。各服务大厅必须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提供文明服务、礼貌服务和热情服务。八、建立快速审批、急办项目制度。对于特急事项，各服务大厅受理后，只需要件齐全，有关窗口帮助特殊处理，快速办结。需在节假日服务的项目，只要预约，服务中心将安排窗口工作人员加班处理。九、拓宽意见征询渠道。中心通过主动回访网上评议和电话采访申办者等多种形式，动态跟踪服务质量。

实行“五个公开”和“五制”办理：即对进入中心的审批事项实行服务公开、办事程序公开、申报材料公开、承诺时限公开、收费标准公开;一般事项直接办理制、特殊事项承诺办理制、重大事项联合办理制、上报事项负责办理制、控制事项明确答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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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权 国际人权公约 监察机制

香港特区的国际人权公约特色的监察机制发展值得我国大陆地区学习借鉴。本文旨在阐述适用于香港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实施情况的监察机制。香港特区现行机制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情况，通过多种途径受到监察：

一、联合国的报告程序

在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负责就所有人权公约拟备报告，只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则属例外，根据该条公约拟备报告是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的责任。香港特区所拟备的报告均会以中国报告的一部分来提交联合国（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报告则属例外） 。在拟备报告前，香港特区政府会公布有关报告的项目大纲，借以征询公众意见。[1]在香港特区，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负责监察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各条国际人权公约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以及其跟进相关联合国公约监察组织就香港特区的报告所提建议的进展。为加强香港立法会在监察各条人权公约于香港特区的实施情况所扮演的角色，香港特区政府不久前已同意，就各条适用于香港特区的人权公约的年度发展概要向立法会提交报告。[2]

二、法律机制

在香港特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重要性，是受《基本法》第三十九条保障。《基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该两条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区的法律予以实施”。《人权法案条例》在1991年制订，专为在香港特区法例内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有关规定。1993 年，香港特区政府因《人权法案条例》对香港特区所有法例进行检讨，结果有40多项法律条文需要作出修订。此后，香港特区政府再没有就国际人权义务与香港特区履行该等义务的措施之间的差异进行大规模的检讨。

三、司法体系

有关公约在国际上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具有约束力，而且有关公约所确保的个人权利，在香港已获得多重法律保障。法院负责诠释和落实各项通过香港特区的法律制度行使的权利。在这方面，法院会参考公约监察组织的意见，以及国际上关乎人权问题的判决。事实上，在所有奉行法治的司法管辖区（例如香港），法院都是保障各种权利的最后把关者。

四、立法会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经常促请政府就保障人权的表现作出解释，有关解释涉及一般事宜，也涉及与人权公约有关的问题；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并没有任何专责处理人权事宜的委员会。然而，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的其中一项职责，是监察及研究有关人权方面的政府政策及备受公众关注的事宜。

五、专责组织

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妇女事务委员会及申诉专员公署，开宗明义是为了由这些机构监察其职权范围内的有关情况。除平等机会委员会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外，上述其他组织不会经常处理人权问题。香港民政事务委员会部分委员对香港特区政府继续漠视相关联合国公约监察组织的建议，及拒绝设立人权委员会表示关注。[3]在香港，最能体现上述原则的机构便是平等机会委员会。不论在独立性、自主性、多元性、调查权力、资源或提出法律诉讼方面，其都几近符合有关的要求。不过，其权限受制于与平等机会有关的条例的范围，在相关法例、独立的司法机关、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其他机构（ 例如申诉专员公署、报界、非政府机构及立法会等） 的监察之下，人权已经获得妥善保障。

六、非政府机构

如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情况一样，香港的非政府机构积极监察人权公约在香港特区的实施情况。这些机构会向公众、立法会议员及国际社会反映关注事项，因此在监察工作上是举足轻重的；有报告指出香港的“政府内部并无设立相若机制，亦未有与非政府机构合作监察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情况”，这是不正确的。香港民政事务局每次进行草拟报告前的咨询工作，均与非政府机构及关注报告的人士召开会议。

无论在香港特区或国际方面，现时都有足够机制确保政府根据国际公约履行承诺，只不过对于政府须为承担公约的责任而采取什么措施，可能意见不一。举例来说，关于香港是否需要设立一个独立的中央监察组织（通常称为人权委员会） 的问题，便引起不同的意见。尽管香港特区政府不认为引入例如人权委员会此类新机构，会带来任何明显好处。但仍有一些立法会议员和民众仍然坚持设立人权会委员。有论者认为，香港特区不按照上述建议行事，有可能违反了国际责任。然而，实情并非如此，没有任何一条国际公约规定任何政府设立中央人权监察组织。有香港民政事务委员会委员建议政府应每年就适用于香港的公约的实施情况，向立法会提交报告，以加强现有机制。这报告会是政府按公约规定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之余，额外拟备的报告。但是多数委员认为无需增设机制，不过，这样做会对香港民政事务局原本用于按联合国公约规定提交报告的资源，构成额外负担。

参考文献：

[1] 有关香港特区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汇报程序的讨论，参阅Andrew Byrnes，"Uses and Abuses of the Treaty Reporting Procedure： Hong Kong Between Two Systems，" in Philip Alston & James Crawford， The Future of UN Human Rights Treaty Monitoring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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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失足人员在其重新投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社会一定的帮助和自身的文化水平的有限而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社区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其教育工作对于社区失足人员的重要性，同时要掌握必要的挽救帮扶的工作信息和技巧。

关键词 社区教育；挽救；帮扶；失足人员

社区失足人员在其重新投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社会一定的帮助和自身的文化水平的有限而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社区教育对于社区失足人员的挽救帮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1.社区教育对于社区失足人员的意义

社区教育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而逐步出现的。社区教育的内在作用在于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社区生活的质量和推动社区的全面发展。在社区教育的功能当中，其服务性是其功能性的主要方面。其社区服务的内容囊括有生活、职业、教育、思想道德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社区服务并没有拘于一格的服务形式，其主要的服务方式有家庭走访、就业指导、心理健康咨询、法律援助等多种多样的途径。在社区教育的过程里，对于社区失足人员的必要的思想教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社区教育在其发挥服务性能的时候，有着传播优良文化的独特性功能。在社区教育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其对于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人际交往的道德观的影响也是具有独特的作用。而社区教育能够把文化宣传中的内容进行选择、修正、和传递，使其服务对象可以最大限度地感受到社区教育的好处。而目前，社区失足人员最缺乏的，并不是对其实行改过自新的法律法规制度，也不是对其实行事后惩罚的相关刑事或民事体制，而是对其失足犯错之后的更改自身的指引性的教育。

因此，社区教育就在挽救帮扶社区失足人员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如何在社区工作中通过开展,对于失足人员具有针对性的救扶措施,去实现对其进行心理健康和社会价值观的扶正教育，是摆在每个社区工作人员面前的重大问题。社区教育人员只有对其自身的工作内容有着充分的认识，充分理解社区教育对于失足人员的实际意义，才能有效及时地开展挽救帮扶工作。

2.通过社区教育去挽救帮扶社区失足人员的具体措施

社区教育对于失足人员的帮助和指导是社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社区教育人员是做好社区失足人员挽救帮扶工作的主体。因此，社区工作人员要从自身出发，努力学习相关的专业教育知识，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有的社区教育人员由于对自身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的理解存在着一些偏差，从而无法很好地开展自己岗位上的工作。现代社会对于触犯过法律法规的人都带有一定的偏见，潜意识里认为失足人员就是罪恶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在我国的社会中存在已久。因此，作为社区教育人员，首先要明确好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在具体开展挽救帮扶工作中，社区教育人员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开展对失足人员的身心健康教育，引导失足人员重新正确认识自己。失足人员通过接受到了一定的体制上的自由的限制之后，其心理上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陌生感和失落感。社区教育人员需要把握失足人员此时的心理特征，积极地引导和开展失足人员的身心健康教育的宣传工作。通过讲座、社区聚会和加强对于法律的知识认知的教育等，把失足人员在社会存在、交往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欠缺的部分弥补回来。与此同时，教育人员要根据失足人员因人际、社会、家庭等困难所产生的相应的生活难题，适时地开展疏导工作。使其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努力改善自己未来的生活。

重视对于失足人员的社区化监管，预防其重新犯罪。由于存在着社会上对于社会失足人员的片面性的认知情况，失足人员的重新犯罪案件屡见不鲜。这需要引起社区教育人员的注意，积极应对好失足人员的帮扶教育工作，预防失足人员进行重新犯罪。首先，对于本社区内失足人员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同时，要建立失足人员的详细档案制度，从其生活背景方面着手，探讨失足人员铸成错误的真因。再次，成立帮扶社区失足人员特别工作小组，建立起当地社区、志愿者团队、街道办事处和街道警察支队等主体的共同合作模式，在失足人员的问题上专项设立相关的档案办公室，利用各方的资源渠道去多方面地把失足人员的信息库建立起来。同时，特别行动小组可以定期开展专项的法制知识教育，使失足人员体会到社会和社区的亲切关怀，从而提高教育工作的效率。

开展一定的心理引导和治疗的挽救帮扶工作，这也是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当中的重要环节。在社区工作中，对于失足人员的心理治疗取得过不少成果，也出现过很多成功的帮扶案例。但从目前来看，该项教育在整个社区教育当中的重视程度还远远赶不上失足人员对于它的需要程度。在实际工作当中，由于很多社区失足人员对于心理咨询都有着社会上的认知偏差，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不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从而对心理治疗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人员对于心理学知识的掌握还远没有达到专业的水平。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知识技能培训。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教育工作的缺失。因此，社区教育人员需要学习必要的心理学知识，通过掌握了专业化的知识，从而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更好地实现对失足人员的挽救帮扶工作。

3.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