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传播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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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霞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语言张力的最大释放是每个网民都可以在网络平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语言张力的全民性应该体现为每个网民在明了具体语句的外延意义后,根据社会经验、具体语境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在网络传播中自由地运用语言,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中,主流意识形态赋予语言特定的含义,语言的张力是固定的,受众成为听众或观众,若有所评论,只能是朋友同事间的谈论,其话语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这样的传播途径明显不符合后现代化精神下当代草根网民摒弃主流与中心,主张多元、差异与世俗化的心理需求。数字化时代的网络传播为后现代精神影响下的草根网民实现自我提供了条件。网络的隐匿性给了网民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空间,他们创造了多种直接发表自己意见的网络形式,博客、微博、播客、论坛、即时通讯这些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自媒体信息传播方式为普通个体发表自己的语言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样的平台上,网络中草根网民多种声音的表达,对语言的独具特色的理解与运用,使得语言在21世纪的当下全民性的特点更加彰显。网络传播开放的平台为民众了解新闻、发表自己的意见、评论他人的意见提供了便捷,语言的存在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其言语的权利,这既是网络传播的结果,也是网络传播本身价值所在。思想渐渐“去中心化”的独立民众个体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便利条件,不断挖掘新的表现方式,不断发现常见语言的新的张力所在。语言在交流中张力得到实现,张力在网民的语言循环中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个体性日益彰显的网民在网络传播中语言的权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他们之间的互动使得语言的张力日益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视,网络传播交互性的传播方式使后现代精神影响下的普通网民更深更广地参与到了社会事务中。“从自媒体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来看,它与报纸、电台、电视、新闻网站几大媒体从点到面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自主交叉互播的特点形成了它独有的传播理念、传播价值、传播渠道、传播时效等,从传播向互播转变,这是自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3]自媒体平等的传播理念给予草根网民自己的语言平台,从传播到互播的语言交流形式的改变使语言的言者与听者的角色不断转换,每一次转换都因为网民的参与而增强了语言本身的信息量与张力,这种由自媒体导致的语言话语权的大众化、去中心化与去行政化,使语言在最大限度上发挥了其张力,实现了语言全民性的交际功能。语言的张力不仅体现在听者与言者交流过程中双方对语言所指对象“内涵”的心领神会,更体现为语言对社会事务的影响力度。正是由于网络传播的交互性,自媒体的平等性,语言张力日益向普通个体民众所期望的影响社会,使社会向更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这是语言张力的最大体现,草根的语言在更大意义上得到了重视。

由上文所述可知,网络传播媒介在更深程度上实现了语言的全民性,网民语言的整体张力得到增强,他们在表述意见、参与社会事务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语言也随着网络传播媒体这个特殊的媒介而对规范的社会用语有所改变,正是这种改变,从语言的内部改变了语言的张力,形成了一种极富韵味的网络用语。这种网络语言相较于普通语言而言,更有张力与表现力,这是新的经济发展条件下的语言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讲,语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语言作为一种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符号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它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词汇感应时代最灵敏,而语言的张力更大程度上指的是词汇在具体语境下的运用所达到的效果。语言的表达方式与张力方式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而网络传播中的语言新的张力的出现也与当下后现代思潮有着很深的关系,正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蔑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主张摒弃中心,倡导个人化思潮的影响,所以在语言的运用上,就出现了求新、求怪、彰显自我的现象,对语言的现有规范有意或无意地违反。因此,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传播在语言学意义上对语言张力的增强更多地表现于词汇方面。互联网时代不长,但网络传播对于语言词汇张力的改变却是巨大的,甚而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已将网络传播媒介中的语言称之为“网络语言”,进而从各个角度去观察研究“网络语言”。网络传播过程中,网民为更方便更快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各个方面对语言词汇进行了改变,这种改变或从不同侧面挖掘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的内在张力;或创造新词语,使词语在外形上与社会通用语言有相似之处,但内涵又是网络传播所特有的;或突破汉语规范,寻找并使用最能代表自己某种情绪的表达形式。前两种可通称为旧词新义类,在网络传播中指的是使用语言中已存在的一个词语,但在网络传播中赋予其新的含义,这种新义或与基本义有联系,是词语基本义在网络传播殊的引申或隐喻,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称之为一词多义。另外一种和基本义已没什么关系,是一个同音词。前者如“潜水”一词,在网络传播中,“潜水”被隐喻指只是浏览网页,但是不发表自己看法的网民的行动。“潜水”的这种新的隐喻意义即是网络传播赋予具体语言的新的张力。同音词如由“粉丝”引发的“乙醚”(易中天的粉丝)、“蜂蜜”(谢霆锋迷)、“潜艇”(钱文忠的粉丝)等,这类词的网络含义虽和基本义不同,但因其采用的是原有词形,仍然使原有词语添加了新内蕴。构造比较稳定的熟语一般是在人民长期生活过程中逐渐浓缩而形成的,但在网络传播上因新闻事件与旧词的结合,也会将普通词语发酵成熟语,形成一种特有的语言张力。网络除了通过上述两种旧词新义类的方式从内部增加现代汉语语言张力外,对原有的规范进行突破也是增加语言张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网络语言中突破语言语法规范的现象大量存在,并在日益增多,主要是由网络传播特有的表现形式决定的。常规交流的语言方式为口语与书面语,而网络传播是以书面的形式要达成口语的效果。在网络中,网民之间的交流虽然是形之于文字,但网民想追求的效果是即时的回应与尽情的表达,为达到此效果就必须找到经济与达意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不符合现在语言规范的词语现象。另外,中英文语法的交互使用、数字的引入、字的拆解,甚至于火星文的创造,都体现了网络传播对于汉语语言张力所能达到的限度的探索。在网络中,某个词语的新内涵的诞生、某个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并不能确切地追溯到原创,但一经产生,因此语言极具张力,借助网络传播的即时性、普适性与全球性,会迅速风靡网络,甚或越出网络,走向社会生活,这充分体现了网络词语的渗透力逐渐加强,渐渐成为现代汉语新词语的来源,这是网络传播对于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贡献。

网络词语是当下时代的产物,它的发展前景有着多种可能,或被大众接受,或自然消亡,而不管这些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对现代汉语语言张力增强的网络词语最终是否能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稳定成员,在它们使用的过程中,后现代精神影响下草根网民追求个性、标举自我、反对中心的情绪在网络传播赋予的语言张力中得到了释放,他们对社会事务干预的热情得到了网络词语新的语言张力的支持。而正是由于网络传播对现代汉语语言张力的影响,既不断更新着现代汉语词汇,从多个角度增强着现代汉语语言的张力,同时也扩大了网络的传播范围,使得网络传播较之于其他传播媒介更能表达受众的思想感情,他们对于网络传播媒介参与的积极性更高,网络传播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网络传播媒介在当代传播媒介中越来越成为更加普及与重要的媒介方式,与网络传播中语言张力的增强具有极大的关联,换言之,网络传播增强了现代汉语语言的张力,而网络词语的颇具张力又促使网络传播更快地发展,现代汉语张力在受到网络传播影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网络传播,他们交互作用,共同实现了后现代精神影响下普通民众表达思想感情、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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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复制;发行

网络的飞速发展给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客观上需要从法律上加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如何界定和理解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加强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新增的一项著作权，首先由我国《著作权法》对其内涵进行了明白的界定，泛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其进一步细化，将权利对象扩大为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权利的行使方式和其他特性没有变化。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与国际性的版权条约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直接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英文缩写《WCT》）第8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表述。该条规定旨在不损害《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该条文本身对“传播”的含义并没有限定，只是以举例的方式界定“向公众传播权”包括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权。我国法律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承继了该条文后半部分内容，即限于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权。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

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调整具有“个人选定的时间”和“个人选定的地点”特征的交互性传播。“个人选定的时间”和“个人选定的地点”是交互式特点的核心所在，本质上强调接受作品的个人具有主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特质，不是被动接受。虽然个人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这一选择权是相对的，不能将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理解为任意的时间和地点。个人选定的时间是以传播者的服务器开放为前提，个人选定的地点则需在传播者所设定的信号传输范围内。对于网络环境下定时播放等非交互性网络传播行为能否适用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第一，少数观点认为通过解释“选定的时间”的方式，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认定为或者视为交互性传播的行为。第二，司法实践中，多数的观点认为非交互性传播应当由《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兜底条款“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来规范。学界也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对“定时播放”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以满足WCT第8条的要求。同时提出这种立法只是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是要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进行修改。非“交互式”和“交互式”，只是方式不同，客观后果都是传播作品，都应受到“向公众传播权”的控制，应在国际条约“向公众传播权”之范畴，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之外。第三，采用类推的观点，认为《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属于授权类推法条，该条不能作为解决纠纷的法条予以适用。将非交互性传播行为的规制应采用民法类推技术，准用最相类似的法律规范。但是对于具体哪一项责任规范最相类似，则有不同的观点。第四，区别对待的观点。近年来北京等地法院针对涉及“网络实时转播”案件，采取了区分情况的做法。对于网络实时转播的内容的初始传播行为采用的是“无线”方式，适用广播权予以调整；如采用的是“有线”方式，则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的兜底条款。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权利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形式上与其他权利是并列的,内容上与大部分权利（包括广播权）是不重复的，但与复制权、发行权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争议。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的“复制发行”行为，但是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复制权”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吸收了复制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能在法律适用中作反向的处理，如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视为复制，纳入犯罪行为，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上并非扩张解释。但是反对的观点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有根本区别。复制行为，必须在有形物质载体上“固化”作品，计算机技术产生的电子复制手段，使作品能够在软磁盘、硬盘等载体上长久保存，这种情况下的复制与传统复制雷同。但是计算机在软件运行中会自动形成对软件的全部或片断的临时存储，这种临时存储，被称为“临时复制”，浏览就是典型的“临时复制”。但是从法学逻辑上分析，“临时复制”只是一种客观技术现象，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不能形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发行权”的关系

尽管在客观效果上，网络传播能够导致在接受传播者的计算机中形成新的复制件，与转移作品复制件的传统“发行”行为一样，但是多数观点认为在实质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并不同。传统的发行行为必须通过作品有形载体的流通提供作品复制件，通过网络提供作品不会导致作品复制件的转移，网上传送并不是作品复制件物理位置的变更，而是作品复制数量的绝对增加。美国法院和学术界普遍接受通过网络公开传播作品构成发行的观点，但是对发行行为的扩张解释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因为网络传播与发行是两种互不包容的独立行为。相关国际条约采取了伞形解决方案，并没有在两条约中为版权人新增加一项专有权利，而只要求各缔约国对包括通过网络以交互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在内的行为加以控制，缔约国应当赋予作者公开进行网络传播行为的专有权利。至于这种专有权利归属于现有立法中的“发行权”、“传播权”还是创设的新权利，由缔约国自行解决。虽然两条约没有明确反对将网络传播行为定为发行行为，但对发行权仍以传统方式加以定义，将其限定在有形物品的范围之内。除美国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是用发行权来调整网络传播行为。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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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给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 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 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 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 vs LaMacchia ——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版权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 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 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 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 《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 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 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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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作权,也称版权,是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而产生的法律赋予公民和其他组织等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着作权的主体是作者和网络管理者,客体是以数字信号为形式,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传播的作品。从作者方面看,他是指作者对其依法创作的作品享有的专有权;从使用方面看,他是指抄录,复制以及其他使用作品的权利。

    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互连网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得到快速发展,着作权的保护范围和内容也不断夸大和深化。随着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一个利益巨大的经济部门,传统的希望将其对传统作品的权利自然延伸到网络上,网络上的既得利益者则希望网络上的权益能得到传统着作权的扩大保护。网络着作权的纠纷也随之而起,大量出现。

    网络着作权,是指着作权人对受保护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下所享有的着作权权利。基于此,网络着作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相对与传统作品,指传统作品被上传至网络时着作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这里特指“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2001年《着作权法》修改后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限的或者无限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而在立法上明确了这一权利;第二层是指网上数字作品着作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如复制权,发表权,署名权,发行权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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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综合音乐网站相比，这些网站更具有指向性和专业性特点，是属于上文所提到的专题性网站类别。古琴网站与传统音乐专题网站具有一致性，即同样涵盖官方、民间、高校三个类型。就笔者所了解由隶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的古琴学术委员会创建的“中国古琴音乐网”是目前国内最重要的具有官方背景的古琴传播网站，网站内所涉内容中有具体的组织架构和章程，不仅涉及琴乐本身，还涉及琴乐以外的社会性活动，如考级、评奖等，具有一定官方性和权威性；民间古琴网站主要的创建人分为专业琴家建立的综合性网站；专业琴家建立的个人性网页；琴社或琴坊等民间组织建立的综合性网站以及古琴爱好者建立的网站，如琴家丁纪园主持的“中国古琴网”、由皓月琴坊创建的“太仓古琴网”、由成公亮主持的“秋籁———成公亮古琴音乐网”等，这些网站基本关注于琴乐及琴乐文化本身，网站的专门性更强。具有高校背景的独立古琴网站并不多见，常见的形式是建立在门户网站的博客或是其他社区网站中，如北京师范大学松风琴社就是以“人人网”的轻博客“人人小站”为依托建立的交流博客、四川大学古琴社则有建立在“天涯社区”的博客、中山大学澄心琴社则依托“新浪博客”建立等，这类网络传播由于受众群群主要集中在社团、琴社成员中因此相对与前面两类传播其受众群较窄，内容也以博客文章为主要形式进行古琴研习上的交流、相关活动信息等。在此基础上依据传统音乐网络传播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在古琴音乐网络传播类型中静态传播与动态传播并行，但两者的传播的侧重各不相同。从网站内容来看，一般独立的专题网站静态性特征更为明显，动态性特征相对较弱，传播者与受众的交流只是网站的一部分内容，如：中国古琴网，从网站内容可以分析古琴网因具有官方背景，而导致其传播的信息不仅仅是以古琴艺术本身进行传播而带有鲜明的政策性和权威性，是官方政府部门对古琴这艺术形式的管理代言窗口。因此，它更注重的是代表官方的重要信息的如：学会活动等；古琴艺术在国家语境中的管理如：学会章程等；政策层面或权威机构对这一传统艺术的规范如：考级等。此外，通过“百度”搜索引擎以“琴社”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便会找到“西湖琴社”、“燕京琴社”和“春风古琴社”等专业社团所创建的与古琴艺术相关的专业网站。这些琴社网站都设有相对固定的栏目，它们一方面从古琴艺术、古琴欣赏、古琴教育、古琴论坛等方面推广传播古琴艺术，另外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推荐琴社本身，以此提高其琴社的知名度。因此，静态传播形态下的专题网站的特点在于，其一，信息源都通过传播中的把关人经过信息筛选后上传网站，受众在进行人机交互时只需要接受这些信息，反馈特别是即时的反馈不是网站的主体功能；其二，受众只是被动的接收信息而无法即时反馈，而信息传播的有效性、透明性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其三，由于是专题网站的性质，信息源的输送者需要一定的专业素养，但受众却没有任何限制。据CNNIC的第三十次调查报告显示至2012年6月中国博客和个人空间的用户达35331．3万，而微博用户总数达到27364．5万。

古琴的网络动态性传播则即是指依托网站建立的这些博客、个人空间或微博等网络虚拟社区（空间）平台进行的互动交流。如于2007年开始在“搜狐网”上开办了个人博客的琴家赵家珍，借此平台为广大古琴爱好者提供各种古琴演奏视频及其古琴讲座，并通过留言与受众进行交流，其2007年创建始至今的访问量为485805（数据来自赵家珍个人博客）。但就互动性来说最强的要数新兴虚拟平台———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这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随时随地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的网络社交平台。在古琴网络传播中，微博依靠它瞬间、即时、零门槛的特点已成为古琴音乐传播的重要手段。四川大学古琴社在“人人网”上开通了“四川大学古琴微博”，主办者通过与古琴爱好者的互动，充分利用了网络社区、论坛、微博的资源进行古琴艺术的动态传播；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笑建立的七木琴社所创办的同名微博“是集创作、交流、传承于一体的古琴文化空间”②，共发表微博2074条③。笔者通过网络搜索新浪微博，其中具有“古琴”标签的认证用户为337位，微博群129个，古琴活动455个，与“古琴”相关的微博1680117条④。微博的即时性、广播性的特点加快了古琴音乐文化的传播以及古琴文化传播与受众之间的更为直接的交流与互动。由此可见，动态传播形态下的虚拟社区（空间）与静态传播的特征相比区别在于，其一：所传播的信息源虽然同样都是通过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经过筛选后上传至平台的，但由于其更注重交互性特点，使得传、受两者的身份往往会在信息的双向传播中互换，即受众可以既是受传者也是传播者，这也是动态传播中最典型的特征；其二：各个终端用户是处于一个平等的交互平台之上，而传、受双方是否能就信息顺利解码，并得以反馈，完成良性互动，则要看接收者能否具有解码信息的能力。因此，在信息筛选的过程中对传播者的专业性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反之接收者则需要一定的专业素养，以达到有效性反馈的目的。

传播环境的变化对古琴音乐传承方式的影响

根据以上议题分析，可以显见当代古琴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必定会因为传播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传统的琴乐传承不外两个主要途径：其一，民间传承：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音乐是建立在师徒关系之上以“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的传承，古琴也不例外。主要有如下三类表现方式：第一类为家族式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是古琴艺术在早期的发展阶段主要的传播方式，其传承的对象一般是具有血缘或者建立在宗法、血亲关系之上的家族成员，这就注定了古琴技艺传播者的自主选择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导致琴艺继承人的数量和演奏风格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如琴师王既甫（1807—1886年）将琴艺传给了自己的四个子女，其子王心源又将琴艺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同宗晚辈［5］；与王既甫并称“诸城二王”的王冷泉的徒弟王燕卿和王占亭也是王姓家族传人［6］。第二类为琴社传承：琴人通过结社，完成宗派认同，并通过琴乐教习活动，达到传承目的。而琴社的组成倚靠琴派核心人物建立，并通过琴社雅集促进不同琴人、甚至是不同派别、不同地域间的交流和传播，如：闽派古琴代表人物祝凤喈在其琴艺练成之后建立的“琴楼”在当时当地都产生了较大反响，而西湖琴社每年定期举行的元宵琴会、清明琴会、端午琴会、重阳琴会、岁末琴会等主题琴会，为古琴文化的推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7］其二，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学校成为古琴传承的另一重要场域。具有重要文化象征性的琴乐，原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即“阶级性”———士大夫阶层。而随着近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琴乐被列入该体系的音乐学科内。部分高等音乐院校开设了古琴课程，如1956年，梅庵琴派的刘景韶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古琴专业教师，培养出一批当今活跃在琴坛的著名琴家龚一、李禹贤和林友仁等。［8］这些传统的音乐传承方式在历史上无疑对传播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其传播的形态主要是集中在人际传播的范畴。然而就传播面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显然无法与当代大众媒介相比，更无法与拥有数以亿计用户的网络传播相比。事实证明“全方位的网络音乐传播已把音乐教育纳入其中”［9］，古琴的传承也不例外。根据传播学原理，我们可以总结出网络传播具有远程性、即时性和延时性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改变了古琴传统的传承方式，使得琴乐打破了固有的文化、政治和阶级界限，获得较人际传播中更为多的受众，从各网站点击率研究过程中虽然笔者无法深入到每个被研究网站或博客内部获得更为核心的数据，但如表中所述，无论是网站的点击率还是博客的访客量也足以说明网络覆盖下受众的普遍性。下面笔者将从古琴网络教学的角度来阐述古琴传承的变化：首先，无论是传统“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或是后来的学校教育体系，基本都是师傅（老师）与弟子（学生）近距离地人际传播。传承空间是现实的物理空间，因此受到场域的阻扰，被传授者的数量有限往往只是单个或几个人。而网络的发展，打破了场域空间的物理限制，琴乐学习的信息源通过上传通道到达终端服务器实现远程教育的目的。远程网络教学内容丰富，社会不同群体中爱好古琴的受众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网络平台，在终端服务器上学习琴乐。古琴的网络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琴乐传播受众小，传播面窄的不足。如前文所述具有静态传播特点的专题网站就起到的这样的作用，琴社和著名古琴演奏者（比如成公亮），通过网络上传古琴教育视频，教授学生如何演奏古琴；部分专业音乐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网络教育学院，通过网络为学生提供远程古琴音乐教学内容。其次，动态性网络传播的虚拟社区（空间）由于其操作性强，普及面广，更大程度上促进了“网络的即时教学工作”的发展。师生在网络的两个终端进行授课与学习的互动（如传承岭南古琴的七木琴社腾讯qq社区等）。教师与学生的琴声、姿势、语言等得到了及时沟通和交流，克服了静态网站视频单向传播的弊端，进一步拓展了古琴网络传承的互动空间。其三，古琴的网络传承，还有具有延时性的特点。所谓延时性即受众可以无限制的搜索储存于网络空间的大量古琴音乐信息进行学习或讨论，而这时音乐信息的使用对于的时间来说是延长的。这样的延时性打破了传统传承方式中对时间和人的限制。这一特点在古琴网站以及网络社区都存在。当习琴者或传播者对某一问题话题进行网络讨论时，受众即可以选择即时参与讨论，也可以在话题一段时间后再登陆社区进行讨论或研究；另外，习琴者对于某段视频或者某个古琴问题产生兴趣时，亦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搜索，主动寻找网络中该学习项目进行学习或讨论，而针对同一问题在网络中往往可以找到好几个不同的学习范本。

网络环境下古琴音乐传播的利与弊分析

网络是一个开放、互通的自由平台，其特点就是“有选择性，网络媒体可以使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音乐和音乐话题”［10］。选择的自由给古琴爱好者以各种便利。然而，网络毕竟是一把“双刃剑”，通过网络途径来传播古琴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弊病。通过古琴网络传播的利弊分析对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更好的为古琴以及传统音乐的传承服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笔者根据上文分析以为无论古琴网站属于那种类型，其传播形态都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质。在这样的特质之下，古琴音乐的网络传播相较于传统媒介传播必然具有专业性强、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使用方便，不受时空的限制优势：一、专业性强。由于“古琴”身份的限制，注定了该类网站有别于其他网站而具有特定音乐种类的专业性指向。而网站或社区的建立者往往是该领域中的“局内人”，因此，上传信息具专业性特点。同时，网站的建立更为古琴音乐的创作者在自由的状态下提供了充分展示其古琴理念与音乐审美的场域空间，极大地激发创作热情。二、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网络环境下传播不再受到载体的限制，其传播不仅是网状的，而且呈指数速度递增。即每一接收音乐作品传播的主体会和传播者一样成为新的传播者，而原有的传播者仍然可以继续传播。同时，更加多元化的网络音乐终端包括个人电脑、手机终端、车载终端、网络游戏终端、企业的终端、家庭视频终端等可使网络琴乐传播无处不在。而受传者只需要一台电脑一根网线或者无线终端就可以任何时间自由地选择在线视听或者下载古琴资源。三、使用方便，不受时空的限制。网络资源库中海量的的音乐信息为古琴专业人士搜集资料提高古琴水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古琴的爱好者还可以将自己喜欢的古琴视频或者某些观点上传至论坛，供大家学习和参考。网络传播的便捷性，选择的自由性、资源的丰富性将对古琴的传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网络传播迅猛发展的当下，古琴艺术的传播和传承对网络过分的依赖将影响到古琴艺术偏离该艺术发生的本源———文化属性———“儒家文化的精英艺术属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11］，导致只关注其表象中的表演与技术，而弱化了古琴音乐背后的审美趣味、文化象征，同时由网络发展可能带来的知识产权纠纷也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首先，网络传播对于古琴艺术的审美具有一定的影响。“小众精英”艺术的古琴音乐，历来为传统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自省之道，其以清远古淡为至美，体现了清雅致远，闲适虚静的审美情趣。然而，网络平台是一个在市场规则和商业利润支配下，倚靠在科学技术之上的大众传播虚拟空间。由于其零门槛的界线导致将文化的“大众化”、“娱乐性”推向极致。凡是在此平台之上的文化都离不开“被大众化”的宿命。琴乐网络传播也越来越驱向于让更多的人喜欢、听懂为宗旨，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的技术手段之下让更多的受众接受这一“传统的”“精英化”的艺术种类。网络中的琴乐演奏不再是一种自省的行为而是一种面向更多人的表演；网络中的琴学教学更多的是关注于技术层面的表达；同时由于网站运营的需求，有的甚是是一种隐形的商业性的行为。如此，网络传播中古琴文化势必由精英化、自省性、审美性向大众化、娱乐性、技术性妥协。“在古琴的大众化传播中，特别是在运用一些现代形式通俗载体的过程中，亦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甚至出现严格意义上传承质量的下降琴乐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传导中，也会进行价值与精神的消解。”［12］如何避免过分重视网络传播古琴艺术而导致其审美、文化内核被剥离，最终失去其传统神韵和审美价值，仅仅只剩在“演奏”、“技术”等表象层面上的传统琴乐。是我们对古琴当代传承保护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千年以来的琴乐发展已经跳出了单纯的技术与表演构成的纯音乐层面，进入到涵盖艺术、文化乃至儒、释、道三教为主的诸子百家之琴道的审美境界，也使得它具有其他音乐形式所不具备的文化含义。这些承载的文化意义时刻依附在琴乐的“口传心授”的传承中过程中。琴乐演奏中讲究“吟、猱、绰、注、上、下、进、复”等多种手法，单单一个吟的指法就有细吟、大吟、游吟、飞吟、长吟、落指吟等多种精微分类，不同的演奏手法能表达出不同的音乐神韵。而这些只有在传统教学的师徒相授过程中才能达到。师徒相授的传承是透明的，无障碍的传播，受者可以直接感受传播者对音乐、技术的理解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要领。在这种一对一、面对面的过程中，传者和受者才有可能以最小的心理距离进行艺术交流，并在互相配合之中来共同完成对古琴音乐形象的塑造。即使最先进的技术传播手段，也无法完整地替代这种师傅当面指点和示范所传达出来的古琴艺术的神韵和灵动。依靠科技技术发展的网络传播，是通过技术处理将琴乐传播内容储存在网络数据库中，并通过终端处理器实现信息的还原。虽然人们可以这样无障碍的、具有自主选择性的随时接受琴乐信息，但接收到的是数字化的技术音像，即使是高清的技术，它依然是通过机器过滤后的信息。这意味着古琴艺术的传播必受到非琴以外的设备的影响，如：服务器配置的高低、网络传播的速度等。因此，即使在具有即时反馈的特点的网络互动平台上，琴乐传播的“透明性”“即时性”仍是有别于人际传播中的口传心授的。这种传授方式因为受到技术媒介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并会影响到古琴艺术传授的效果。其三，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虽然网络传播的整体发展有利琴乐传播，但也应该看到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或有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目前，对于广大的网民来说，从互联网上下载免费音乐信息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一些未经合法授权的数字音乐能够得以下载，以及部分网站受利益驱使提供某些盗版链接的行为侵犯了版权所有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甚至出现未经任何许可在网站上提供音乐的浏览、试听、传播和下载服务，并通过这项盗版业务，获得巨额利润的现象。随着网络在古琴传播过程中影响面的不断扩大以及古琴学习热潮的兴起，古琴音乐传播过程中的商品性也在不断增强。为利益驱使琴乐的传播也将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立法较早，实在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实际要求，一些网络传输等重大法律问题缺乏规范与定位，而且也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规定。音乐网络传播侵权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问题：在通过网络最大范围内促进古琴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依法地维护原音乐作品版权人（琴曲演奏者或琴曲创作者）的著作权，以及音乐制品出品人的邻接权的权益，保护好音乐创作者、表演者、制作者、传播者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促进古琴的健康传承和发展。

结语

篇6

网络传播的交互性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与传播者或者受众与受众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双向交流的特性叫做网络交互性。交互性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媒体的最基本的特征。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单向传播，传受双方处于时空隔离状态，信息绝大多数是从传者单向流向受者，而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能动性非常微弱。网络媒介的出现，可谓打破了这种传播法则，它的双向互动性使信息的接受者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因此，交互性一般被认为是指双向传播的特性。著名的传播信息技术学者埃弗里特-M-罗杰斯在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就提出了对交互性的认识。他认为，交互性是“在传播进程中参与者能交换角色、并对他们的双边话语具有控制力的程度”。

1998年，美国Loyola大学副教授E11iot King提出，“交互性”这一概念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指用户在网络上获得信息时，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即他们可以自己控制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何种信息。另一方面，指信息的提供者与信息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用户的反馈。这意味着受众对网上信息具有选择权和迅速反馈的能力。网络交互性传播的应用分析

互联网显然是“双向”交流的媒体，因此新闻网站要实现最佳“交互性”，是让网上读者之间，读者与网站工作人员之间相互沟通。虽然网上媒体“交互性”强于传统媒体，但网上媒体还没有充分利用这种能力来改变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以“暴走妈妈”的网络报道为例，荆楚网和长江网作为本土主流网络媒体都开辟了专题进行报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荆楚网和长江网“暴走妈妈”网络专题报道“交互性”上的差异。

在专题标题的设置上，长江网使用了副标题，将暴走妈妈母爱的内容进行了充分表述，但语言稍显冗长。相较而言，荆楚网的标题则显得干净利落。

在报道栏目的设计上，两网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均围绕该新闻事件进行了较充分的图文报道，涉及最新报道、媒体关注、外界评论等内容。网民可任意选择想要阅读的内容，基本实现了网络交互性的第一层，即让用户对信息的选择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在视频报道上，长江网的视频内容则更加丰富多彩。他们不仅请“暴走妈妈”做客长江网，并对“暴走妈妈”陈玉蓉的家属、邻居进行了访谈，多角度多层次地对人物进行报道，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感人，更能打动人心。

另外，在网络交互性的第二层上，即实现网络互动交流上，荆楚网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荆楚网不仅开通了短信互动，通过短信寄予送祝福，还在页面下端设置了祝福墙，将网友对“暴走妈妈”的祝福显示在此区域。而长江网则仅在专题页面开通了网友留言专区，并滚动显示留言内容。相较而言，荆楚网的互动形式更加多样化。但总体来说，两网在发挥网络交互性功能上都还不够充分。网络交互方式挖掘不充分，是目前网络正面报道无法吸引年轻受众关注的原因之一。

交互性在重大报道中的应用

交互性是网络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突出特征。增强网络的交互性使正面宣传在吸引受众参与、放大社会影响、实现有效传播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网络媒体不仅可以综合运用消息、通讯、图片、评论、访谈等多种新闻样式，而且综合运用视频、音频、论坛等多种技术手段，使典型报道内涵丰富多彩，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典型人物形象，反映受众心声，实现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在“湖北群星”网络报道中，虽然也采用了多种新闻报道样式和技术手段，但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媒体更多是依赖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来自网站原创的内容则略显不足；同时，对相关信息的挖掘和对人物事件的纵深拓展不够，未真正发挥出网络空间“全景展示”的优势。

值得借鉴的是人民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新闻、图片、评论、视频、音频等构成了一幅展现任长霞英雄事迹和成长轨迹的壮丽画卷，使受众仿佛看到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英雄人物。

传统媒体往往受版面空间，播出时间的限制，不能全面展开报道。而网络媒体不存在这一问题。网络空间的无限性给网络典型报道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因此如何在这无限的网络空间中提供更能满足用户需要的信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不是固定的，是随时互换的，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因为反馈的存在而变得双向。反馈的及时和便利，使得网络传播的传受双方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湖北“暴走妈妈”的网络报道，更多是图文形式的报道，不仅在与网民的互动上重视不够，而且在互动的形式和内容上还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难以调动广大网民参与的积极性。在网民互动上做的较好的如央视国际曾在“任长霞专题报道”中开设嘉宾在线谈话——《记者话长霞：人民不会忘记》。他们邀请参加过任长霞事迹采访团的央视记者做嘉宾，与在线网友交流采访体会，讲述采访背后的故事，回答网友的疑问，变网上大众传播为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18人梯”、“信义兄弟”、“暴走妈妈”这些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典型人物和事件的主角，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寻常百姓或草根一族。媒体正是通过它的报道力量，找到了我们身边的崇高与感动。在“湖北群星”报道中，传统媒体无疑在正面宣传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实际上，网络在发掘典型事件、典型人物上大有可为。

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由“网络红人”引发的典型报道层出不穷。例如成都市一名普通的女交警胡玲，因其温柔而严格的执法视频在网络曝光，被网民冠以“温柔一刀”的名号而迅速走红。随着国内主流媒体的积极跟进，胡玲“温柔一刀”成为成都市民街头巷议的话题。选择这样一个普通青年民警作为报道对象，使受众感到可亲可近，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篇7

变化、突破、革新是互联网来到这个世界后给人的惊喜，也是互联网给人带来的最大压力，一切都在变化中，一切皆有可能。中国的互联网新闻传播时时在变，发展变化中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我们的探索和思考才刚刚开始。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系列巨著，成为当前关于互联网与社会研究的经典和重要参考范本。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一书中强调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及地域的人们使用互联网实践的差异，以及基于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实践来考察网络社会的重要意义。

新闻传播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新闻传播被认为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重要起源之一。在中国，人们对于互联网的关注最早也来自于新闻传播。当然，今天互联网对于中国的影响绝非仅有新闻传播可以包涵。然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闻传播，曾经而且仍然深深地影响和重构着中国社会，成为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以新闻传播为落脚来考察中国的网络社会具有深远意义，《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结构、功能、效果研究》一书即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旅程。

直面困难 努力前行

彭兰和高钢两位老师，可谓中国网络新闻传播研究的权威和领军人物，然而，此书开篇他们便将互联网新闻传播及其研究的复杂性及困难一一道来，可谓知其愈深，愈知其难。在互联网试图颠覆和重构所有理论的当前，要构建一套框架对其进行分析，是一件极其考验知识储备及智慧的事情。两位前辈为我们搭建的研究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框架，可谓启蒙与开山。然而，以此为框架的研究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与其说该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可供执行的研究路径和丰硕的研究成果，不如说两位前辈给我们捅开了一个洞，让我们可以看到洞里的丰富及洞的深远。

互联网对于人类还是个很新鲜的东西，虽然它已经来到中国近20年，然而，我们对于互联网的应用和了解其实才刚刚起步。而且，当前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和高科技爆炸发展的时期，新东西、新玩意、高科技、新应用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要在这时时变化、处处颠覆的互联网时出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多年的积累和观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高钢和彭兰两位老师都可谓中国互联网信息传播领域的元老，高老师是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最早的一批实践者，亲历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发展，彭兰老师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信息学和信息技术的，他们的功底可见一斑。

作者以“结构”、“功能”、“效果”为关键词，试图厘清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外在作用，而书中的论述既有基于现有理论的构架和分析，又有大量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及案例，很多部分读起来颇有一种看故事的趣味。比如：书中谈到网络舆论时，收录了1998-2010年中国网络舆论热点事件，而对于这些热点事件的纪实及叙事描述，则是放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网民成长的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书中收录了当时大量的重要新闻网站的统计数据。这些不仅有力支持了本书的论证，而且都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及互联网新闻传播发展的重要史料。

本书的效果研究部分，提供了大量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学等学科的对于互联网新闻传播及网络社会研究非常有价值的理论线索，可以看出作者知识的广博和积淀的深厚。作者认为，以新闻传播为基础，中国网络媒体对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基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主要特征，作者对这一作用的凸显及其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是中国网络社会研究的重要贡献和参考。

理论的渗透

互动是贯穿于该研究的重要的思想。互联网上的互动，网络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关系与网络，重构着社会生态系统。互动是互联网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由于互动而不断改变和重新结构的关系直接作用于人，又作用于人所组成的社会。作者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统领互动，将网上、网下、网上与网下的关系变化与重组视为网络社会的重要特征以及研究网络社会的要点。将政府、企业（商业网站、媒体网站）、网民三者都纳入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情境下进行讨论，因为互动，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这三者的互动和影响又直接体现在中国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中，不仅影响着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发展，而且影响着中国社会、中国网民。通过互动作者将互联网新闻传播的研究引申到互联网与社会、互联网与政治、互联网与权力的更深入的思考。

全书仅有关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引用，却画龙点睛，使得该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的意义更为深远。

值得商榷的是，在互动与关系的讨论中，以传统媒体为依托的媒体网站（比如重点新闻网站、传统媒体机构网站）似乎更应该视为政府力量的一支，或者政府力量在互联网上的一种代表，与商业网站（或其新闻频道）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确实，对于已完成的研究和成果的质疑似乎是最容易的，对于该著作也是如此。然而，如果你真正明白互联网发展变化之快，互联网研究之难，以及中国当前监测、测量互联网相关（尤其是互联网新闻传播）数据的现实状况，你就会为这本书资料的新鲜、案例的丰富、数据的详实而折服。

变化、突破、革新是互联网来到这个世界后给人的惊喜，也是互联网给人带来的最大的压力，一切都在变化中，一切皆有可能。中国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也时时在变，发展变化中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我们的探索和思考才刚刚开始。

链接

1、《网络传播学》

作 者：彭兰 著

出 版 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3-1

本书继承了很多传统传播学的理论基础，但目的不是对传统理论进行简单的诠释和印证，而是希望在传统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网络传播的某些特性，进一步探索人类传播的某些共同规律，深化对传播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传统理论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但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束缚。

2、《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

作 者：蔡文之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8-1

把网络传播革命放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予以考察，首先剖析了由传播生态变革而引发的新理念、新格局和新的交互方式等多棱面的社会进步，继而分别从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对网络赋权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效应进行了阐述。

3、《众声喧哗》

作 者：胡泳 著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篇8

关键词：著作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网络服务提供商合理使用

一、复制权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一）什么是复制权

复制权是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作品的权利。

复制行为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该行为应当在有形物质载体之上再现作品，复制行为是一种再现作品的行为，但是必须是在有形物质载体上的再现。这就把复制行为与表演广播和放映等其他再现作品的行为区别开来。例如通过朗诵再现作品就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

2该行为应当使作品被相对稳定和持久地固定在有形物质载体之上，形成作品的有形复制件。著作权法上复制权定义为“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这就是说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应当是能够导致产出作品复制件的行为。电视台对演唱会的直播虽然再现了作品，但是作品没有被固定在电视机中。因为只要歌手在现场停止演唱，电视机中就不会继续播放作品了。

（二）网络环境下对复制权的正确适用

1传统复制与网络复制

历史上最早的复制行为仅限于收藏、拓印、临摹等纯手工方式的复制。

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印刷机、复印件、照相机和录音机等机器设备的出现，印刷、复印、录音、翻录、翻拍等新的复制行为也相继出现了。

数字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复制行为的进步。它使作品以数字化的形式高质量的被固定在新型物质载体上，形成了新型复制品。

数字环境下的复制行为主要有：1将作品以各种技术手段固定在芯片光盘硬盘和软件中。2将作品上传至网络服务器。3将作品从网络服务器或者他人计算机中下载到本地计算机中。4通过网络向其他计算机用户发送作品。

2永久复制与临时复制

用户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是否应该收到著作权法的规制？是否是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侵害？

因为任何软件在运行过程中，都会在计算机的自动控制下进入计算机的内存。从而在计算机的内存中形成对软件的复制件。如果用户使用盗版软件，那么在运行的过程中必然就在内存中形成了对盗版软件的复制件。从而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探讨内存中的复制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由于内存中的复制有其自身特点：就是一旦关闭计算机电源或者开始运行新的指令，内存中的暂时储存信息就会消失。这种复制，有别于能够使作品长久地、稳定的固定在物质载体上的传统复制，因此被称为“暂时性复制”。问题的焦点在于这种短暂的“固定”是否符合传统著作权法的“固定”要件。传统的“固定”都是永久性的被永久保存，除非人为破坏，不会自动消失。而内存中的复制却会自动消失。

对于临时复制问题，每个国家的处理方法不同。为了更好的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欧盟1991年《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第4条规定：以任何方法，在任何介质上，部分或全部的永久性复制或暂时性复制，应由著作权人授权。我国不承认“临时复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这就需要以特别立法来填补这一法律真空。

3用户通过网络阅读或者欣赏置于BBS或因特网网站上的数字化作品，包括在线阅读，在线欣赏网上图片，在线收听网上音乐或者网上电影（简称“浏览行为”）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侵犯？

“浏览”会在计算机中形成两种复制件。一种是在浏览时，数字化作品会被调入内存，在内存中形成复制件。另一种是在用户多次登陆同一网页时，某些上网软件会自动在硬盘中划出一块区域作为缓存区域将被浏览作品以临时性文件的形式存入其中（简称缓存），形成复制件。用户在下一次登陆同一网站时，上网软件将直接从硬盘的缓存区中调取，以加快速度。用户长时间不访问同一网站时，上网软件会自动删除该信息的临时文件。那么浏览行为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呢?

首先内存和缓存的复制是客观的技术现象。内存和缓存中复制件的形成均不以浏览者的意志为转移。从浏览行为来的目的来看，浏览人的目的并不是在内存和缓存中形成复制件，而在用欣赏阅读网络作品。并且很少用户能够察觉在浏览的同时计算机在复制自己正在浏览的作品。所以内存和缓存中的复制，是一种由浏览行为导致的附带。

其次内存和缓存的复制件没有独立经济价值。传统著作权法中的“固定”要件的实际意义是：一旦作品附带与复制载体之上形成有形复制件，著作权人就可以通过过的并保存该有形复制件而使作品得以流通，同时获得报酬。公众也可以通过获得并保存有形复制件而阅读浏览该作品。因此复制件具有可流通性和可利用性的独立的经济价值。内存和缓存中的复制不可能脱离浏览行为而被单独利用或者传播，从而就没有独立的经济价值。

因此我们认为内存缓存中的复制不属于著作权法中的复制。另外通过以经济价值和独立用途为标准，可以清楚地区分复制件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复制件。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一）什么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行为的定义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要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网络传播行为，应当满足一下两个条件：

1该行为应当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提供作品”是指使公众获得作品的可能性。而非他人已经获得作品的状态。

2该行为应当是交互式传播行为

传统的传播行为时由传播者单向提供作品的内容。公众只是被动接受者，只能在作品传播者指定的时间或者指定的地点欣赏作品。无论是现场表演，机械表演，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还是展览，这些传统的传播作品的方式都是公众作为被动接受者的“单向传播”“交互式传播”是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并非由传播者指定时间和地点，而是“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传播行为。例如，将一部电影上传到向公共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上，只要网络服务器开机并联网，任何用户都可以在任何一网计算机上（自己选定的地点），在任何时刻（自己选定的时间）点击下载电影或在线收看。主动权掌握在用户手中。通过上传作品至互联网形成的传播，使公众能够以“点对点”的方式“按需”点播作品。这是网络传播行为区别于传统传播行为的本质特征。我们称作交互式传播。

注意交互式传播不仅限于互联网传播。随着技术的发展，除了互联网传播者也可以通过其他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进行“交互式传播”。例如：数字电视服务，观众在家中通过遥控器就可以自行“点播”电影等节目，并根据点播的节目单独付费。同样实现了“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因此数字电视服务也是“网络传播行为”。

（二）网络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正确适用

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既然未经他人许可将他人作品上载至网站中，构成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侵犯，那么我过《著作权法》还有何必要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未经他人许可将他人作品上载至网站中的行为会导致作品在远端服务器的硬盘（有形载体）中形成永久复制件，构成复制行为。如果只有复制权而无信息网络传播权，则必须以侵犯复制权认定侵权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非法复制件的数量来计算赔偿数额。而上载作品至网络公开传播，虽然只形成一个非法复制件，但是却导致无数人的反复下载或者在线欣赏，仅以一份非法复制件来衡量损害后果，对权利人而言是明显不公平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传播权的一种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传播范围来衡量而不是以非法复制件多少来判断赔偿数额。

三、网络环境下的间接侵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一）什么是直接侵权、间接侵权

1直接侵权

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着一类特定行为，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有缺乏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抗辩事由，而实施受权利人控制的行为，即会构成“直接侵权”。也就是说，专有权利划定了一个只有著作权人或其授权的人才享有的特定领域，未经著作权人或者法律许可而擅自闯入这一领域即构成“直接侵权”。直接侵权的构成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不影响直接侵权的认定。如果直接侵权者确无主观过错，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与有过错的侵权者有所不同，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间接侵权

间接侵权是指，侵权行为并不在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内，将其界定为对著作权的侵犯时出于适当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政策考量或者这些侵权行为的可责备行，因此必须以行为具有主观过错为前提。

间接侵权包括以下两种：教唆引诱他人侵权及故意帮助他人侵权。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和扩大侵权后果的行为。

（二）网络环境下间接侵权的解决措施

网络环境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的最大挑战莫过于侵权者的匿名性、侵权行为的低成本行、侵权材料传播的广泛性和迅捷性。网络环境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最经常的表现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复制、传播作品。由于复制和传播数字化作品的成本极低、质量极高、速度极快，只要有份非法数字化作品被置于网上，短时间内疚可能被反复复制，广泛传播，从而给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然而当侵权行为发生后，著作权人却有很难找到直接侵权者或者直接侵权者的支付能力有限，造成著作权人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救济。这时，追究间接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成为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新途径。

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问题

1网络服务提供商

任何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都不可能离开“网络服务供应商”。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可分四类：

网络接入服务：即通过自己的硬件设施向用户提供以电话线、光缆或微波方式接入因特网的服务。客户接入因特网之后，服务供应商的硬件设施仅仅成为信息的传输通道，服务供应商并不控制信息内容。

网络内容服务：即向用户提供各种类型的信息内容。比如,搜狐网的搜狐新闻就是典型的内容服务。

主机服务：即以自己的服务器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空间，允许其上传信息，以供其他网络用户浏览或者下载。比如，BBS服务、FTP服务等等

搜索引擎服务：即根据网络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查找保函该关键词的网站和信息。比如百度、谷歌等等。

2网络服务供应商对用户侵权后果承担共同责任的基本原则

但是过错比较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难以为外人所知晓。因此必须法律确立一系列从外部行为和相关事实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的具体规则。《网络司法解释》正是在如何判定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具有过错这一关键问题上，确立了一系列规则原则。

避风港规则和通知和除移规则：

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在自己发现网络系统中存储有用户上传的侵权信息，或者受到版权人发出的符合法定要求的书面通知后，立即除移了侵权信息或断开了对其的链接，就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对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我国《网络司法解释》第4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名字网络用户通过网络事实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除移侵权内容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知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追究其余给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但是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商“明知”用户侵权行为时困难的。如果著作权人无法获得网络服务提供商“明知”的证据，就完全无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赔偿。网络服务提供商即使已经通过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发现了侵权行为，但是故意忽视明显存在的侵权行为。因此这条规定不但增加了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另外也助长网络服务提供商怠于履行注意义务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后果，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红旗标准值得我们借鉴。

即使提供主机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不实际知晓侵权行为，只要其知道能够明显推出侵权行为的事实或情况而不采取相应措施，就应当为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美国国会把这一规则称为“红旗标准”，含义是如果侵权行为非常明显，就像一面响亮的红色旗帜在网络服务提供商面前公然的飘扬，以至于一个相同情况下的合理的人都能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存在，则即使受害人没有就侵权的事实通知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也可能因过失没有发现和制止侵权行为而承担责任。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借鉴了这一规则。

四、网络环境下对他人著作权的合理使用问题

（一）什么是合理使用

所谓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作品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想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形。

（二）网络环境下对他人著作权的合理使用问题及解决途径

1如何判定合理使用

国际上的“三步检验法”：合理使用以以下三个条件为前提：

只能适用于特殊情况、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以及没有无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我国《著作权实施条例》第21条也明确规定：“依照著作权法有内关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的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这样，三步检验法已经被转换成我国国内立法，成为法院在作出相关判断是必须依据的标准。

2网络环境下的私人复制行为

传统上个人为了自己欣赏作品而负责作品被认为是合理使用。但是随着网络和各种数码设备的普及，普通消费者复制数字作品的能力大大加强，对著作权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私人复制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也需要根据“三步检验法”进行判断。另外很多国家都实行了补偿金制度来解决私人复制问题。

模拟时代的录音机、录像机和空白带等之所以被征收补偿金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首要用途是录制享有版权的音乐和电影。所以要对此类物品征收补偿金，以弥补版权人的损失。

但是在数码时代，个人电脑、移动硬盘等具有多种多样的用途，很难说消费者是为了录制享有版权的音乐和电影而购买的。让他们支付补偿金是不公平的。

另外补偿金制度是以版权人无法控制消费者的复制行为为前提的。目前，各种为了防止未经许可复制数字化作品的“技术措施”已经广泛应用，比如对电影进行加密处理，对作品进行水印处理等等。如果未来“技术措施”足以对私人复制行为加以有效地控制，那么对数码设备和媒介的收取补偿金就是多余的了，应当废止。

篇9

[关键词] 传播 数字媒体艺术 媒介

当今社会,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包括数字影视制作、视音频技术、数字艺术、网络多媒体艺术、电子出版物等。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传播面广,信息量大,为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传播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因此,如何使数字媒体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1948年,哈罗德•D•拉斯韦尔(Lasswell,Harlod D.)提出5W(拉斯韦尔模式)传播模式,这个口语化模式是指: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WHICH)、对谁说(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HAT EFFECT)。此定律现在依然是广告界必然要遵循的理论。而数字媒体艺术这个概念形成得较晚,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广泛使用。它是一门基于数字媒体的新艺术形式,是视觉艺术、设计学、计算机图形图像学和媒体技术相互交叉的学科,并与艺术设计学、视觉艺术设计、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有着紧密联系。虽然数字媒体艺术发展尚未成熟,但是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媒体力量。那么,数字媒体艺术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它的传播目的便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大众传播及大众传播的功能

何谓大众传播,梅尔文•德福勒写到:“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持续不断的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手中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

数字媒体艺术展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传播媒介,用数字方式交互处理、传输和管理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等信息,成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方式。对于数字媒体设计者来说,所表达的信息一部分来源于自身,是与自我相统一;而另一部分来自于受众。因为信息传递是设计者与受众通过信息互动交流。数字媒体工作者的创作过程,就是信息编码的过程,而受众对作品的解读就是译码的过程。在数字媒体工作者将作品公诸于众时便产生信息传达过程。

数字媒体艺术有别于传统艺术,对各种艺术信息进行综合运用,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传播信息(大众传播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引导舆论(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中通常伴随着对事件的解释,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教育大众(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也称之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提供娱乐(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是务实的,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是大众传播的四大基本功能。数字媒体工作者用数字化将艺术语言整合出诸多信息源,进行信息传递。

二、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成为新的传播媒介

传统的艺术,具有相对的封闭性,每种艺术都致力于体现自身艺术特色与风格。绘画注重线条、色彩与构图;音乐成为更纯粹的听觉艺术;摄影有纯影派等等。数字媒体艺术,对各种艺术元素进行了综合运用,以数字化为基础,集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将多种艺术融为一体。数字媒体艺术广泛地涉及到科学、技术、媒体、艺术及文化等方面。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介入了数字处理技术、网络传输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等,这些技术形成了数码图像、数码影像、三维动画、数码音响、互动多媒体信息设计、互联网艺术等的一系列数字艺术。另一方面,这些艺术创作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创作空间,它形成了更综合的文化与科学相结合的空间。在这些艺术品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多媒体。

多媒体是一种融合计算机、通信、大众传播为一体,用数字方式交互处理、传输和管理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综合性技术。作为新传播媒介的多媒体即指各种传播手段的融合交汇,在其中包括了广播、电视、印刷品等现有的一切传统媒介。它成为了一种新的传播力量,改变了人们过去被动地接受信息资料的方式。过去,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与其它印刷品获取资讯,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传统媒介与多种技术结合,它把单个的传播工具汇成一个体系,这种融合不是现有的传播媒介作用的简单叠加,而是质的飞跃。如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吸收大量资讯。印刷媒介时代跨入电子媒介时代,人们发现多媒体媒介的身影无处不在和它巨大的力量。

三、双向互动成为传播新模式

数字媒体主要由计算机和网络构成,由于它具有数字化和双向化传播的特征,因此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相比,数字媒体传播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信息只存在于发出的一端,大量的信息推向受众,受众被动接受。而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高速公路的迅猛发展,展现了人类全新的数字信息网络传播方式,带来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从传播学角度看,大众传播已跨越了口传时代、书写时代、印刷时代,而今网络传播媒介的产生,使得信息双向传播与多维扩散,形成一种信息交流的全新模式。

互联网是至今影响我们生活面最广、极易产生互动的新技术,它从单向沟通到双向沟通,从实体沟通到虚拟沟通,为人们的沟通方式带来了新活力。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互动性的设计更能引起受众的兴趣,满足人们的参与感。在这样的作品中,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拥有选择自由和参与的机会。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中,传播者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发起人,是借助某种手段或工具、通过发出信息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在网络中,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不再明确,传播信息和接受信息几乎可以同时完成,人们瞬间就能进行角色转换。

有史以来,报纸、广播、电视作为主要传媒,所发挥的功能十分强大。然而,这三大传媒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便是信息的单向性和线性传播。数字信息网络传播则是在电子空间展开发散式的网状信息传播。信息的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受众也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改变了受众身份的单一性。

在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大量信息充斥在社会中,如何有效地在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发挥信息传播功能不仅是艺术问题,同样也是一项技术问题。作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者,必须以传播为目的对设计加以深刻的理解,才能使作品达到大众传播的功能,使得作品更有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篇10

媒介接近使用权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法学界新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这一概念在法律界被提出之后，由于当时的理论和社会背景，使得这一概念受到了新闻传播学界的瞩目。在新闻传播学的视野中，对媒介接近使用权的界定有多个。下面，笔者对几个有代表性的界定进行分析。

1.“广义的接近权包含的范围很广，如参与媒体的娱乐节目，或经由媒介来组织社会活动，在媒体上刊登新闻或文学艺术类作品等。狭义的接近权是指，每个公民都有在媒体上发表意见、观点的自由。”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对接近使用权的研究主要是强调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权利。

2.“在传播过程或者传播体系中，这个词(access)可以指代传播者可以接触到所选择受众或者受众接收到特定的信息或者接触到媒介的可能性。在实际中，它主要与媒介渠道能够容纳多少广泛的声音尤其是对没有权力、资源稀少的声音的开放程度有关。”这一观点将接近使用权的重点放在媒介能够为“没有权力、资源稀少的”受众提供多少个层面的信息。

3.“媒介接近使用权是指那些处在大众媒介外部、实际上难以行使自己的表达自由权利的普通人(不确定的多数人)，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大众媒介从事表达活动的权利。”这一界定则是强调弱势受众对媒介享有的使用权利。

从这些界定中可以看出，媒介接近使用权实际上包含接近与使用两层含义。“接近权是指民众以间接的、有限度的方式改变媒介内容，通常包括答复权和更正权两类。使用权是指民众有权直接经营媒介，或自行制作内容毋须顾虑新闻事业一般专业规范”。此外，从上述对媒介接近使用权的界定中，还可以推导出：媒介接近使用权还意味着公众能够通过媒介获得多样化的观点。

因而，受众(或特定的受众)、媒介(个人创立或者组织集团的)和内容(即要传播或接受的信息)是媒介接近使用权的三个必要的组成要件。从这三个组成要件入手，可以推导出媒介接近使用权的实现受到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众能够获得使用媒介的机会；二是媒介能够容纳多个层面的信息；三是信息能够被传播到一定的范围。

新媒体对接近使用权实现的影响

当下，网络传播对上述三个因素都有重要的影响。

1.网络对受众获得使用媒介机会的影响。新媒体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其信息的低门槛性。近期，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中优酷视频的网友上传的现场视频和关于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件的网络讨论，都验证了网络在实现媒介接近使用权方面的优势。虽然这些现象表明，网络作为一种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接近使用性大大提高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介接近使用权就会完全实现。首先，网络的覆盖不平衡，受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接入网络。其次，网络的使用成本较高，对于一些地区或一些相对弱势的受众来说，网络传播所需的硬件设备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再次，通过网络发表信息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这也限制了一些受众。

2.网络对媒介容纳多样化信息的影响。个人博客网站、视频网站、论坛等信息渠道的产生，使得网络内容不断丰富的同时，增加了内容控制的难度，关于一个事件的多元声音可以进入传播渠道。如今年2月发生在云南的“躲猫猫”事件，网络传出的不同于当地狱警的声音最终促成了对事件的调查。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没有边界，受众获得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信息能力加强了。如在对深圳市长被“”的报道中，来自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的媒体报道就早于国内媒体一两天，而最初网络传播的消息来源也大都集中在这些媒体。

但是，网络在为媒介使用权实现提供多样声音的同时，也面临着过犹不及的困境。首先，是信息真伪的问题，网络由于缺少把关，导致众多假消息广泛传播，大大降低了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其次，网络信息过于庞杂而导致一些受众“迷失”在信息丛林中。再次，就是信息污染问题，垃圾信息的增加也是阻碍网络实现媒介接近使用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