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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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双方是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货币学、宏观经济学的建树和影响甚大。他反对一些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颠覆了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学说的观点，提倡国家干预，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他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者没有投资信息所导致，因此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刺激消费，主要措施是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他甚至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发动战争也可以达到目的。

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者是哈耶克，他的学说似乎与他的性格很相似，温文尔雅。他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政府集权，从而导致人民走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除了在经济学有很大成就之外，在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凯恩斯甚至说“哈耶克研究经济学也许是个错误”。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相继去世，但并不意味着争议结束，一个世纪以来，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决斗还在继续。

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中，作者首先以历史学的角度回顾哈耶克向凯恩斯借书的借口开始，然后两人从相遇到批评凯恩斯《货币论》，引出了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争议，期间有双方的支持者加入。实际上，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经济学上的花边新闻，而是想通过争议之间的差异分析经济政策选择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是出于消费不足，而哈耶克则深受通货膨胀的伤害，再加上当时集权主义领导下的经济落后从而使他更相信自由方能解救社会。

争议之所以持续长达一个世纪，是因为两者的实力相当。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让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罗斯福总统采用了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从而让美国人民脱离苦海。到了上世纪40年代，战争年代，政府干预过多，集权主义导致人民走向奴役道路，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的警钟。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下，凯恩斯主义受到了质疑，接着该自由主义登场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采用了哈耶克的经济政策，哈耶克的继承者将自由主义发扬光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哈耶克取得了最终胜利。

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受到质疑，凯恩斯主义卷土而来。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撰文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了。连美国的也加入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阵营中，他们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这在以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这一年，奥巴马接下布什的烂摊子，实施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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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 60年代为5.0％。 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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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自由；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民社会；经济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尔・罗桑丽隆所著的《乌托邦资本主义》中，他主要阐述了对于市场观念、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场经济的特性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使决策权分散化，并可以进行自动调节。而市场调节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调节，还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调节作用的方式来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建立社会的问题论述，引出从“神建”到“人建”的转变，最终达到“小政府，大社会”，有着适当政府干预的社会。因此，我们要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历史的线索，通过学习与理解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的理论与实践的背景来进行研究。这样，通过深入了解理论背景变化的同时，开拓市场经济下的新模式，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有序快速的发展。

一、经济自由的解读

自由，有史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经济自由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关系中人们经济利益的分配与实现，而且经济自由的实现还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自由权利的现实状况。

经济自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化。在15世纪到17世纪，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他们政策倡导带有极端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认为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应该落实有利于商人的政策。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但随着英、法等国已经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这一国家干预的政策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在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从幼年进入青年时代。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一种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发展模式：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以谋取个人利益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因此社会要为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应该放任经济自由发展，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让社会公共资源得到自发的优化配置。这个想法在新兴资产阶级中代表了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干预，他们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这时，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但斯密的思想，对后世100多年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就取代了经济自由理论。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提倡自由放任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政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这使得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理论得到了新的挑战。但新经济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对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的经济主张进行了修正。

通过研究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得出经济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应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护的自由。

二、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所使用的两种手段，只是每个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偏重市场，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偏重国家干预，又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回归市场。这种侧重的不断变化，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进行的，也正是在这种侧重面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当经济自由主义无力面对经济危机、大萧条时，国家干预主义就应运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辉煌。但面对“滞胀”，国家干预主义也无能为力，此时，自由主义似乎显现出活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兼收并蓄，互相渗透的，国家过多的干预和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各国的现行政策看，单一的国家干预或者是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应该形成有着有适度国家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二者相融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国家干预主义逐渐承认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同时注意了将宏观经济政策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另一方面，相对于完全自由放任，适当的国家干预也得到了大多数的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者的认可。

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所设想那样的“有效市场”，因为经济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市场参与者也远不未能够完全理性。尽管国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优势，但在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而导致合作难以达成的问题时，同样产生了相互依赖性的其他冲突和矛盾。因此，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下国家和市场的组合，在实际相互依存的人类合作中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超越这种方式，去重新认识我们熟知的“市场经济”。

三、基于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协调下的市场经济

在青木昌彦的思想中，协调是指“经济主体间各种行为间的调整，各经济主体为了使决策能够彼此调和从而达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应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问题”，可见，如何更有效率地获取和利用信息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样，市场和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协调过程中存在诸多信息失调的问题，诸多这样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不被重视的社会组织来做。社会的发展需要兼顾个人与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利益。如同马克思所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在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可以定义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糅合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围内特殊领域中的集体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体现了群体和组织内的认同与协作，通过形成内部的信息共享，来降低小范围内成员间合作或者冲突的交易成本，进而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同时，市民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国家协调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从而减少过多的国家干预，更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有序发展。

现今的市场经济，最大的目的是进行稀缺资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进一步来讲就是要促进人类历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无疑要依靠国家和市场在不同领域解决问题的不同优势，但是因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约，会出现普遍的协调失灵。这时候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协调，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优势，为平衡市场和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按照人类社会相互依赖性所要求的协调机制而言，市场经济实质上应该是基于市场调节、市民社会组织和国家干预这三位一体的联合协调机制。

四、我国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市场和国家干预相协调的机制来发展经济，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也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十报告最新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经济理论创新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这“两只手”的关系，做到不同市场主体竞争的“三个平等”。这就要我们在法律的监督下，兼顾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平等协调，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正常、有序、优质的发展。

现代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经济自由，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法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是经济自由行使的边界和国家干预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经济的法制。所谓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国家在干预市场时必须遵循有限权力原则，即行政权力的授予意味着权力行使应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对人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其他权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权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围内，市场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场自身面临的无力解决的问题或者解决成本过于昂贵的问题政府要介入去帮助市场解决难题。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和市场、国家干预的协调，限制政府机关的权力，平衡各个竞争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保证了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和政府服务于公共社会利益。这样才能从现实的角度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真正实现在十报告中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何文强.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J].云南社会科学，2007，（1）：45.

[2]樊一发，郝士宏.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西方的理论与我国的实践[J].生产力研究，2004，（7）：22.

[3]张孝远.关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1998，（1）：46.

[4][日]青木昌彦，等.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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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科斯定理的文献同样指出，即使存在着外部性，参与者间的谈判也能产生社会有效率的结果。无论各方初始法定权力分配为何，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自愿谈判就可把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产生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如果在此引证的思想大体上正确，那么理性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方将确保经济不偏离其潜力太远，我们看到的经济是社会有效率的，或者至少接近如此。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有些国家完全实现了其潜力，而有些国家却成就甚微。从国家间的收入水平来看，差距惊人，最富国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的20多倍。

概括来说，国家间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及前述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国界意味着生产性资源稀缺性的差异：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资源。它们可能缺乏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第二种可能性的解释在于，国界勾勒出的多种公共政策与制度不仅互有差异，而且好坏不一。较为贫穷的国家所以不“富有”是因为它们没有导致生产性合作的激励结构，而个体理性并不能确保这样的激励结构自动产生。激励结构不仅依赖于不同时期选择的经济政策，更取决于长期或制度安排：执行合同并保护产权的法律体系、政治结构、宪法条款、以及为特定利益游说和结盟的程度。

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在说明经济绩效差距时孰轻孰重？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其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评判理论，更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通过（1）说明各国可以无偿或以极小的成本获取世界知识存量；（2）考察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何随大量移民而变动以及人口密度的证据，并说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不能解释大部分国际间的巨大收入差距；（3）运用国家间资本密集度差异巨大所产生的影响与资本流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说明几乎没有国家接近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边界；以及（4）考察一些被很奇怪地忽视的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穷国向富国的移民，以估计二者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程度，并表明这仅能说明国际间边际劳动产出差距的一小部分，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国家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差异。

我们常常惊讶于从穷国迁入富国的移民的突出表现（还有其他事实），穷国的大众也饱含着无数理性、天分和活力：这些社会中的个人也能在第一时间捡到“大额钞票”。然而，问题在于无序的个人行动并不能获取真正的巨额财富。只有通过数百万计的专业化工人和其他投入的有效合作，也就是说，只有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得以实现，它们才能被获取。虽然低收入社会能获得大部分自我实施交易的得益，它们仍未能获取大部分最大的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它们没有公正地执行合约的制度，从而失去了大部分此类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实施的交易收益（如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它们没有在长期中保护产权的制度，从而丧失了大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收益。这些社会中的生产和贸易还受到蹩脚的经济政策和私人或公共掠夺行为的损害。只有在一系列完善的市场中，精妙的社会合作才能出现，而这需要有比大多数国家现行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好得多的制度和经济政策。

自生自发的个体最优化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它举足轻重，然而仅靠它是不够的。如果自发的科斯式谈判（无论通过自由放任还是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政府）能消除社会意义上浪费的掠夺行为，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所需制度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毫无效率、深陷贫困了。经济学思想的某些重要进展虽然很实用，但我们不该被它蒙蔽，无视一个令人沮丧而且极其普遍的现实：个体理性远非社会理性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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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合同;民商合同;经济行政合同

一、对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实现私权利主体的个体利益,通过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行政合同目的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现个体利益。行政合同出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从“夜警”国家到行政国家的产物。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征求行政相对人意见体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执法行政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补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方可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具有单方意志性;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体可以直接实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合同从内容上分类,主要包括经济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将运用行政法和经济法理论分析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二、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经济行政合同产生基础

经济行政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的自发调节,缺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1776年斯密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经济自由理念对各国影响深远: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充当“守夜人”角色。这种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主流价值观,不可动摇。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预之手无休止地延伸,无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只有指令性计划和服从,没有双方的合意,是纯粹的行政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有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等理念占据主流。经济行政合同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中才可能出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时才能出现。

(二)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经济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不同点,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点同样适用于经济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合同。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参与、干预(规制)和调节之法,既包括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介入。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应的是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企业行为,控制市场结构和状态,创造充分、公平、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领域里是纯粹的经济行政管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控制手段对市场活动主体检查监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出现双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宏观调控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是引导,即经济利益诱导和计划指导。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诱导微观主体,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种方法是导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但要求微观市场主体配合,要求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意。经济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观调控法中。通过以上分析,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合同体现了政府意志主导性和宏观经济效益性。

三、经济行政合同的种类

经济行政合同具体包括哪些,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将比较典型的经济行政合同加以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政府采购合同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机构和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或者采购人委托机构与供应商签订的就政府采购事项达成的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采购资金是财政资金,是预算收入,是纳税人的钱,一般买卖合同资金是私部门资金,是买受人支配的资金,政府采购要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目的一方面是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宏观经济。一般买卖合同是实现私人物品所有权的转移,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从财政学角度考察,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购买性支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要求双方合意。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通过变化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完成的。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似乎是微观活动,但实质是为了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履行调控职能运用的合同,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二)再贴现合同

再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将通过贴现业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转让,借此获得中央银行的资金融通。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对中央银行而言,再贴现是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票据,是一种信用业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再贴现是出让贴现票据,解决一时资金短缺困难。整个再贴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票据买卖和资金融通过程。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再贴现事项达成的协议,包括再贴现对象、再贴现率、再贴现金额等内容。再贴现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贴现合同。贴现合同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自然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再贴现合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行政机关,和商业银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贴现合

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是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工商企业,是筹集资金,实际上是民间的资源配置。再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筹集放款资金;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通过再贴现业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资金流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再贴现合同不是中央银行的单方意愿,中央银行是被动的,要有商业银行的申请才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不具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再贴现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再贴现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通过一系列再贴现合同完成,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三)公开市场业务合同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进或者卖出有价证券,借以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货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进或卖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达成的协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一方必须是中央银行,一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资本市场上普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开市场业务合同目的,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相对方是实现投资收益或者投机利益;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筹资者筹集所需资金。既然是市场业务,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公开市场业务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业务合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参考文献】

[1]柯梅森.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篇6

关键词:政府;宏观调控;问题;建议

一、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尽管目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宏观调控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否顺畅,经济总体目标能否达到,宏观调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形态下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场经济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国家干预下运行的。自16世纪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任何国家的实践模式都是在国家干预中进行,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历史上各国先后实行过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是政府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的结果,区别只在于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力度而已。市场经济运行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国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阶段,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绝对排除国家必要的直接干预。斯密认为君主需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并且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同样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场经济如足球场,竞争的微观主体是足球队般的企业,宏观调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国家政府。市场经济运行的态势优劣和成效高下,与宏观调控的能力和艺术有直接关系。

国家除了提供宏观调控,同时还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和地区层次发挥着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指一国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促进与限制某项产业,规范产业组织,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现代化主动干预产业经济活动的各种政策的集合。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地区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重点分析一个地区三大产业在地区GDP中的比重,以及进出口金额的比例。

二、现实的经济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次机遇和挑战,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将宏观调控政策迅速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随后相机推出以四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应用使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走上复苏之路。

不可否认,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支撑中国经济的外部基础,显现了中国经济的痼疾。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两个利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很大冲击,使得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变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想,结合目前的经济状况,现行中国经济的运行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经济结构调整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用弱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依赖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资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场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的市场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边际效率的弱化。

其次,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中国曾经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是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在世界共同面临困境时仍然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显然是靠不住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国际贸易明显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专著《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中就指出“中国将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的数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2000-2030年将是高速老龄化时期。2030-2050年将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阶段,到205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为3.3亿-4.7亿,是现在的5倍,其比例将在23%-27%。此外,高龄老人增长迅速,1997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8.8%,2050年将增加到20%左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将大幅提升国民储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劳动力低廉这个传统比较优势。

三、当前宏观调控的原则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调整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将其明确为保经济增长和保发展方式转变两个目标。为了保证这个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要坚持调控目标长短相结合的原则。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复苏的因素,这些变化对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应该是有利的,同时外需不足,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重下行的风险,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必然有所调整,保增长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目前最重要的调控目标。中国正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长期看,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从短期看,这些转变也会给保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压力,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对长期发展有利,还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的形势,宏观调控必然采用不对称发展原则,从区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发展重点;从产业角度看,所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都应该是发展重点。

第二,要坚持调控过程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近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相当高的灵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经济现实保持一致;同时,重大政策的执行还要保持稳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稳定性,都会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坚持调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结合的原则。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政府集权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仅凭中央政府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很难作出能适应各个地区的通行的有效调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权力和财力允许的限度内努力促进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并在要素供给方面给予企业尽量多的支持。具体说来,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调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税收减免和地方性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综合运用能有效辅助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

四、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当前,国内外经济的迅速变动使得中国宏观调控面临许多新形势。结合以上对中国宏观调控的现状分析,想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国内创新能力,是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前提。为此,应该继续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新型产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还应该继续坚持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大科技领域的投资,增强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扩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应该成为拉动内需的消费主力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分配过程中更好的体现积极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的思路。具体执行过程中,加快中小城镇建设规模和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中产阶级的两大法宝。城镇化是未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内需能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伤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业是培育中产阶级的重要土壤,中小企业如果得不到发展,中产阶级比重就很难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保障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目标必须要得到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中国积极推进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经济危机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成本远小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该充分把握本次机遇,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机遇,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目前,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公共财政体制重点在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财政支出领域集权和分权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从税种上进行规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同时赋予居民对地方政府预算更大的投票权,以地方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加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公共财政的完善。

第四,加强宏观调控中法律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从行政规范式调控方式逐步转变为以法律规范的调控方式。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确定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特别是要加强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领域的立法活动,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在法律规范内进行。

第五,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效能。宏观调控效能发挥的程度与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宏观调控效能,首先要强化预警机制,采用各领域、各学科先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作出事前的准确判断,实现宏观从被动式调控向主动式调控转变;其次要强化协调机制,通过政府宏观统筹,构建完备的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传送准确及时,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最后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检查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政策的实施过程,可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保证宏观调控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周晓莉.我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重大战略举措[J].现代经济,2009(3).

2、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

3、郑超愚.中国经济复苏与反危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J].新金融,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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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背景。1929年～1933年，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突发股市风波为标志，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急剧下降，工业和商业企业大批破产，银行纷纷倒闭，失业激增，工资猛降，对外贸易锐减，物价惨跌。据统计，1932年美国工业生产比正常时期下降47%，1933年初失业人数从1930年10月463.9万人上升到1 300万人，工资总额在大萧条前四年下降1/2以上，农民总收入下降57%，对外贸易下降69.6%。危机期间破产企业达到14万家以上，倒闭银行达到6 000家以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失业人数高达3 000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秩序和经济建设迅速好转，影响迅速扩大，并没有收到“大萧条”的严重影响。面对上述情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但是传统的、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合理解释，也无法从政策方面提出解决困境的方法。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不再信奉传统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可能性的观点，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经济理论要承认危机和失业，并且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防治危机和失业，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2. 学术背景。凯恩斯学派诞生以前，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研究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机制如何通过经济个体的最优化决策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一部分被称为价格理论；（2）研究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机制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的就业理论。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和工资可以随供给和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即在产品市场上价格不存在刚性，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也不存在刚性。因此，工资的灵活调整可以保证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状态。即使存在失业，那也只是因工作调整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和不愿接受现行工资造成的自愿失业。除此之外，新古典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大萧条”猛烈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凯恩斯提出，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继承了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高消费促进繁荣学说以及霍布森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凯恩斯的革命性在于摒弃了赞成自由放任的假定，后人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二、 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1. 凯恩斯《通论》的就业理论与政策主张。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首先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支持。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要应对危机造成的大量失业，就必须刺激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因此主张扩大政府职能，通过需求管理的方式，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刺激有效需求。

消费方面，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的下降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下降。因此，要刺激消费倾向，特别是平均消费倾向，就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影响。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消费和储蓄施加影响，如通过税收影响消费倾向，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都与消费和储蓄有密切关系。货币政策方面，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也会随着利率的变化在长期产生重大变动。但是，利率短期的变动在短期对消费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可以通过金融部门产生间接影响。如利率的变动会影响证券和其他资产的报酬能力，从而影响消费和储蓄的决策。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倾向，反对节俭，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高。

投资方面，凯恩斯的主张有两个方面：（1）国家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增加投资的边际报酬，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2）通过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的上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降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值的波动远大于利率的小幅波动，因此仅仅利用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凯恩斯强调扩大政府职能，即加强政府对投资。国家更多的承担直接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凯恩斯认为这是获得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办法。

在以上政策中，凯恩斯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实行需求管理政策：（1）通过社会控制投资率的方式，增加投资；（2）通过提高消费倾向的方式，增加消费。同时凯恩斯认为，在采取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需要摒弃两个观点：（1）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适度的财政赤字是有益的。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是结果却可以是社会致富。（2）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观点，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无害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具有降低实际工资的作用和效果，使企业增加利润。同时也可以降低投资的实际利率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因此，采取温和通货膨胀手段可以防止甚至缓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2. 新古典综合派宏观就业稳定政策。新古典综合派继承并重新阐释了凯恩斯《通论》中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想，该理论为战后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的目标主要有四个：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政府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采取什么措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需求管理方式，应该把各种政策相互搭配使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1）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刺激总需求的增长。（2）紧缩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收缩总需求。（3）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既可以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又不会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产生严重影响。（4）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既通过降低利率增加投资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又可以减少政府支出、稳定物价。

新古典综合派所采用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1）改变政府购买水平。在总支出不足、失业增加时，为了刺激经济快速从衰退走向复苏，提高政府购买水平，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反之，如果经济过热，可以降低政府购买水平，减少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从而降低总需求。（2）改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当社会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时，政府增加社会福利费用提高失业补助和救济金等政府支出水平，增加社会需求；反之则降低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降低失业补助和救济金，减少总需求。（3）改变税率。在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减税的形式，使公众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反之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减少公众可支配收入，抑制总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所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1）公开市场业务。在萧条时期，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在需求过度，出现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卖出债券，减少货币供应量，投资减少，收缩总需求。（2）贴现率政策。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贴现率的高低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实现对有效需求的管理。（3）改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存款既定的情况下，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会引起银行贷款总额根据货币创造乘数成若干倍的增长。

3. 后凯恩斯学派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上升是同时进行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滞胀”。这种失业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适应造成的，因此具体的解决失业措施也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做法。他们认为，刺激总需求只能解决就业水平问题，而不能解决就业内容和就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同时实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1）收入政策。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货膨胀（2）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政策。首先，政府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通常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劳动力重新训练与再教育；二是通过对非熟练工人的培训使其成为熟练工人。即把结构性失业的工人通过培训的方式，减少工人现有技能和工作职位之间的不适，从而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实现工人就业，以缓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问题。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修改失业补助金制度。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失业补助金制度缺乏灵活性，从而起不到刺激失业者去加紧寻找工作的作用或者只能助长失业者对职业的挑选。在总失业超过某一界限时，完全有理由根据情况决定是发放还是停止发放联邦失业津贴补助。这种方法，除了帮助稳定总需求外，还可使菲利浦斯曲线的情况得到一些改善。在大量失业人口是自愿寻找工作的人时，失业补助费给予扩大寻找工作的刺激便会削弱。 因此，运用人力政策只是有助于解决由于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就业问题，它们还不足以消除自愿失业，为此就有必要采取某种办法修改福利措施（包括失业补助措施）。

4. 新凯恩斯主义工资就业政策。新凯恩斯主义也承认市场失灵，这一点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没有太大的区别，认为采取宏观的就业稳定政策对于缓解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并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进行了重新表述。在就业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主要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1）局内人―局外人理论；（2）交错劳动合同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根据这两个劳动工资理论，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角度阐明了工资粘性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劳动工资理论提出了关于工资就业的政策措施。

局内人―局外人理论认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市场能力不同，局内人是指当前在职的人员以及被临时解雇的人员，这些临时被解雇的人员与在职人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局外人相比局内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就业机会并不会因局外人愿意接受更低现行工资的妥协而使局外人恢复就业，失业问题就会长期存在并继续。政府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对于长期失业的局外人应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

交错劳动合同理论认为，劳动合同是企业在不同时期雇用工人签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长期存在重叠和时间错开的现象。劳动合同调整时间的不同会造成工资总水平呈粘性变化，因此，工资水平只能部分调整，而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这样经济中就会存在失业现象。交错劳动合同理论建议，政府降低工资粘性可以通过干预劳动工资合同的方式制定就业政策，其中货币政策会使得工资有更大的弹性，降低失业率。

上述理论和政策表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就业政策重点在于增加工资弹性，减少失业。局内-局外人理论强调政府应该多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通过对长期失业者的政策倾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具有缓解作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长期失业的人员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因为即使他们愿意接受比现行更低的工资也很难寻觅到一份工作。使非自愿失业者就业有助于实现西方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政府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及干预劳动工资合同的政策会促使工资总水平更有弹性，从而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在工资水平可以随着劳动的引致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的时候，失业率的变化也会比较小，劳动力市场过剩的供给也会逐步缩小，实现就业水平的稳定。

三、 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从中国目前就业形势来看，凯恩斯学派的就业理论和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与就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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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太效应在不同国家的普遍存在

马太效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明显。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进而引起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严重受挫。二战结束以后，由于认识到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西方各国逐渐改变了过去反对任何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国家干预手段和宏观经济政策，由此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增长阶段。对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突出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最典型的例子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经济发展进入了低增长期，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现象就是贫富差距十分明显，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长期居高不下，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拉美病”。那么，这种财富增长中的马太效应是否有其发生的内在必然性，而这种内在必然性又是如何得以缓解的，这些就是本文要分析的问题。

二、马太效应发生原因分析

财富增长的马太效应除了客观条件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的市场个体所拥有的不同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造成的。因为客观因素是不可控制和难以改变的，所以本文分析的重点主要放在市场个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存在的差异方面。

首先，个体能力的差异。不可否认，不同的个体在财富发现能力、财富创造能力和职业劳动能力上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的。但是个体能力上的差异并非先天造成的，尤其是职业劳动能力上的差异更是由于不同个体所受的基础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不同而形成的。由于贫者与富者所处的家庭条件和成长环境的不同，使得他们在享有基础教育资源，接受职业培训方面存在差异，加上个人禀赋的差异，个体能力上的差异就产生了。这种客观上存在的个体能力上的差异，使得不同个体在财富增长中取得的利益收获也有所不同，能力强者取得的多一些，能力弱者取得的少一些，由此不同个体之间就开始产生财富初次分配的差异。

其次，资金筹措能力的差异。土地、资本、劳动力是生产财富的三个基本要素，拥有生产要素的多少直接影响个体能够获得增值财富的多少。而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中，这三种要素都可以用资金购买取得，所以个体拥有和可以使用的资金数量的多少就成为影响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富者除了原本就拥有比贫者较多的自有资金以外，在外部资金的筹措能力方面也比贫者拥有更多的优势。因为富者拥有较多的资产可以向银行抵押，或者更加容易得到其他担保渠道，加上偿付能力较强，所以在取得贷款的渠道和手段上，富者与贫者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无论是从筹措资金的数量上还是筹措资金的便利性方面，富者都要优于贫者。

第三，抗风险能力的差异同样会造成财富的集中效应。就抗风险能力而言，贫者由于自身拥有的财富数量较少，经济实力本身就比较弱，再加上外部资金筹措能力比较弱，所以一旦发生经营风险，比较容易受到更大的打击。除去经营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比如疾病、失业、意外灾害或者经济萧条，对于贫者的负面影响程度往往要超过富者。这就使得即使在同样的风险情况下，贫者的抵抗能力要小于富者，而且风险过后的恢复能力也要小于富者。所以在经济衰退期和复苏期，同样存在财富向富者集中的马太效应。

第四，财富的分配除了受到以上个体发展能力方面差异的影响以外，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同往往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富者由于距离财富比较近，其所处的生活环境、社交环境、职业环境都为富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与财富增长有关的信息资源和渠道，使其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增长的机会。而与之相比，贫者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和范围一般要低于富者，一些特困群体甚至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逐渐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因此，无论在获得发展机会的渠道，还是在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上，贫者都处于相对的弱势。

三、马太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由于财富增长的马太效应使得贫富之间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如果这种差距过于悬殊，贫困人口的消费购买力很低，而且贫困人口的数量较大，社会有效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就会落后与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持续性矛盾。虽然经济发展能力直接体现为社会总供给能力的大小，但是资本的增值最终是通过供给转化为需求才能实现的。由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供给数量超出需求数量的部分，在没有外部需求的情况下，就会形成投资的浪费，进而造成经济增长的衰退。尽管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国外的需求会吸纳一部分超出的供给量，但长期如此也会造成该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来自国外的需求，从而产生对外贸易的过度依赖。然而，一个国家尤其是生产供给能力越大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是不可能长期大量地依赖于对外出口的。因此，由于马太效应引起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负面的阻碍作用。

从社会发展方面来说，严重的持续贫困无疑会给处于贫困中的个体或群体带来失望甚至绝望的负面心理影响。这种心理影响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就有可能转变为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现实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基本稳定。而且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说，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也会造成阶级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阶级对立的矛盾更加突出，极易引起社会冲突的大规模爆发，因此非常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应对马太效应的基本措施

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剧的马太效应对经济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各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应对措施。

以前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意图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对供给和需求的全面计划来彻底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但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试图彻底消除财富分配不均衡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消除马太效应的同时也降低了个体创造财富的内在动力，影响了社会资源的配置使用效率，因而是一种不成功的解决途径。

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市场活动的任何干预的西方国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严重困境。此时的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的。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在保持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经常发生的经济波动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政府干预，形成了既不是计划经济也区别与传统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从而比较成功地缓解了马太效应产生的不利影响，由此也带来了战后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二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家整体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随着国民财富总量的增长，财富集中的马太效应也开始显现，并且有逐渐加剧的趋势。以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我国已经达到0.46%，远远超过公认的0.4%的警戒线。因此，如何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健康发展和社会能否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加以改善，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在个体发展能力方面，应当大力加强国家对普通义务教育以及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得贫困家庭的子女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子女能够享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发展能力。

2、在资金筹措方面，在扶植大型企业的同时，应当积极拓展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尽管在规模效应上，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势，但在吸收就业人数方面，在同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小企业要远远超过大企业。

3、在抵御风险方面，应当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难有所助，这样才能扩大他们的现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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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周期 投资策略 消费策略 就业策略 经营策略

从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时期，这期的增长高峰持续了七年多的时间。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形势显著恶化、资产泡沫日趋严重的挑战。面对经济周期如何理性面对是值得我们冷静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经济周期含义及其阶段特点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是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出现的过程。简单的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繁荣期是经济活动高于正常水平的一个阶段，特征是生产迅速增加，投资增加，信用扩张，价格水平上升，就业增加，公众对未来乐观；衰退期是从繁荣到萧条的过渡时期，经济开始从顶峰下降，但仍未低于正常水平；萧条期是经济活动低于正常水平的一个阶段，此时生产急剧减少，投资减少，信用紧缩，价格水平下跌，失业严重，公众对未来悲观；复苏期是从萧条到繁荣的过渡时期，经济开始从谷底回升，但仍未达到正常水平。繁荣的最高点称为顶峰，既是繁荣的极盛期，也是由繁荣向衰退转折点。萧条的最低点称为谷底，既是萧条的极点，也是复苏起点。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

二、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策略选择

1.投资策略选择

经济周期由扩张到收缩，由收缩到扩张，循环往复。投资策略必须依据经济周期确定，不同的经济周期投资的侧重点就是不一样的。在上升阶段，可多投成长型的股票、房地产等；在下降阶段，侧重银行存款、债券和黄金等。具体来讲，在经济复苏阶段，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投资者应更多更快的增加自己的财富。繁荣阶段财富增加最快幅度最大，投资者应该把增加的资产变成自己实实在在获得的财富。衰退阶段宏观经济萎缩，投资收益率不断下降甚至是负的，投资者要尽量持有现金。萧条阶段资产价格低廉，把现金转换成资产的时机到了。以股票投资为例，经济衰退股票价格逐渐下跌，危机时期股价跌至最低点，经济复苏时股价又逐步上升，繁荣时股价上涨至最高点。根据经济周期投资股票的策略是：衰退期以保本为主，投资者多采取储蓄存款和短期存款证券等形式，避免投资损失，以待复苏时适时进入股市；繁荣期，大部分产业及公司经营改善和盈利增加，不懂股市知识而盲目跟进的散户，往往也能从股票投资中赚钱。

2.消费策略选择

对消费行为影响最大的是消费价格，影响消费价格的重要因素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经济周期的基本现象，因此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的选择。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的选择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类型，对于成本拉动的通货膨胀往往针对不同部门采取不同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政府就必须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会加息）来抑制总需求增长。在复苏阶段消费者具有较好的未来预期，消费信心较高。但是繁荣阶段往往也是通货膨胀时期，此时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如果是贷款消费又遇到政府加息政策，消费的成本大大提高。在衰退阶段尽管还贷计划没变，但由于收入预期下降，利息加重，债务负担也会越来越沉重。在萧条阶段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效益不佳且竞争加剧，但是消费品质量好、种类多、性价比高，消费者应该抓住时机消费，此时利率较低可以贷款消费。以购房为例，房地产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趋势基本一致，繁荣时期房价上涨，国家就会加息，一旦经济进入衰退期，房价下跌，贷款购房者有可能出现负资产，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就是例证。反之，在衰退阶段，房价较低，国家还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减息，如果是短期贷款购房，基本上是一路春风。1996年～2003年我国八次降息，此期间贷款购房，不仅房价低廉，而且利息负担较小。

3.就业策略选择

宏观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出现，影响着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就要求劳动者依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做出就业的选择。在衰退期需求减少影响生产，部分行业会进行结构调整，企业减薪裁员也不可避免。面对“潜在失业”的压力，在业者保持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最佳的选择，只有收入的稳定，自己的资产才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受到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多数行业的不景气将使众多企业很难扩大生产，择业者要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也不易。对于失业者，即使是差强人意的工作也要接受。在复苏和繁荣时期，经济扩张导致了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者就业环境相对宽松，在业劳动者者工资上涨，择业劳动者岗位转换比较容易，失业劳动者就业机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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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认为，“法的价值”有三种使用方法：法的目的价值、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及法的形式价值。本文取前一种，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1经济法的价值就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对经济法价值的探讨是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的一部分，对加深经济法独立性的理解，提炼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导经济立法都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对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应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安全法，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同时不排斥其他价值（如经济效益、经济秩序等）的存在。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满足了人类的经济秩序理想，其价值在于经济秩序。2史际春、邓峰所著 《经济法总论》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3

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需要，反映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品质。法作为社会调整的工具，作为正义与自由维护者，有其共同的价值。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人权，都是所有法律应具备的理念和信仰。然而，各部门法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各有侧重，价值理念也自有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法的价值时，应着眼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侧重的那些方面。它们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决定了经济法的任务。研究它们才有指导理论和实践的作用。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的考察，论证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秩序和实质正义。

一、对经济法历史的考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构建是为了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对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进行考察，可以明确经济法的历史使命，洞察经济法的价值所在。

真正意义的经济法肇端于19世纪末。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 《关于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符合当时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19 世纪末，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导致了竞争的不平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消费者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庞大的垄断组织面前毫无公平可言。同时，垄断组织凭借垄断优势，为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时常不顾市场秩序，侵犯其他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最终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已不适应垄断后的经济现实。1914—1918 年的一战及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更加迫使人们寻找新的指导理论以调和社会矛盾。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并逐步成为各国统制及立法的理论依据。

这种社会现实与指导理论上的变化，突出反映在各国的经济立法上。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工厂法（1933年） 、法国的粮食限价法（1793年）、英国的《英国尔关税法》（1861年）、《宅地法》（1862年），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谢尔曼法》（1980年）、《克莱顿法》（1914年）英国的 《公平贸易法》（1973年）、德国的 《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1967年），国家越来越重视运用间接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次数不断增多，范围也不断扩大。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有战争经济法、危机应付经济法和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三个不同层次。4也有的学者说“国家不幸经济法幸”。5这些观点都反映了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在于国家通过宏观调控，限制极端的个体自由，防止经济混乱，以期建立良好的经济运行秩序；以社会整体效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的方式增强中小竞争者的竞争力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实现实质正义。经济法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维持经济秩序追求实质正义。

二、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比较考察

设立一个参照物，凸现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价值偏重，民法是最好的选择。它们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整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民事权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法律，作用和地位有相似性。它们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调整对象有类似性。但是，民法和经济法的价值理念是迥异的。近代民法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近代私法三原则 “权利能力平等、私有财产神圣、契约自由”充分体现了18世纪个人主义的法律思想。“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就是反对身份特权立法，反对限制，追求平等与自由。平等与自由是民法的灵魂。面对封建特权的压制资产阶级革命者祭出了平等与自由的大旗。他们要求平等，希望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正义。然而，进入19世纪末，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不同的社会群体经济地位日益悬殊，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6弱肉强食的竞争结果，是处于优势甚至垄断地位的强势群体不断利用经济优势挤压弱势群体。良性的经济秩序时常遭到破坏，平等只剩下形式，自由成为经济专横的借口。人们又呼唤新的正义。社会正义观的改进的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以国家干预为手段，以社会大多数人福祉为目标的经济法顺应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是一种 ”身份法“、”特权法“。但它是赋予弱者以”特权“，利用国家权力对弱者进行保护，规制强者的恣意行为。因此，经济法追求的不是形式正义，而是实质正义强调的不是经济自由，而是对绝对的自由放任加以约束防止经济秩序的剧烈动荡。经济法的价值在于实质正义和经济秩序。市场主体只能在经济法规定的框架内按民法规则自由行事。

三、对经济法总论的考察

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经济法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和基本范畴，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考察学者们经济法总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掌握经济法的本质与精神，理解经济法的价值。

第一，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定义来看，学者们大都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对经济法进行定义。尽管存在着纵横统一论、有限制的纵横统一论、国家干预论、国家协调论等诸多学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经济法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经济生活的强力规制，包括市场运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国家介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主体的有序竞争，经济发展的总体平衡，保护经济主体的最基本利益。

第二，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来看。庞德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他认为，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法律的任务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即“为最大多数人做最多的事情”。7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社会公共利益是其首要法益目标。这是学者们较为一致的观点。实践证明，过度的自由竞争是恶性竞争，只会导致竞争无序、秩序混乱、两极分化，最终损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经济法牺牲某些个体自由和形式正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高举经济秩序和实质正义的旗帜，微观上限制，宏观上调控，成为国家实现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

第三，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来看。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有多种归纳，但均体现了经济法力求经济秩序和实质正义的价值理念。例如，平衡协调原则，要求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促进、引导或强调实现社会整个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适度（或适当、谨慎）干预原则，要求政府运用行政、法律或经济的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合理的干预；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表明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并允许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以实现宏观自由公平。等等论述，不一而足。

第四，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来看。李昌麒教授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概括为指令性（刚性干预）、指导性（柔性干预）、直接介入经济及惩罚与激励相结合等四种。8设权、命令、禁止、批准等指令性干预，是国家运用权力，要求相对人予以服从，实现某种经济目的。这突出体现了经济法对自由的限制及对经济秩序的追求。劝告、建议等指导性干预作为 “经济民主化”的产物，只是国家权力的 “软运用”，在价值追求上和指令性干预上是相同的。四种方法的实质均在于国家意志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以建立符合实质正义的经济秩序。

四、对经济法各论的考察

耶林宣称，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现可欲的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有意识地达到某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9反之，透过法律的就具体规定来探究法律的价值，是行之有效的。

第一，经济组织法。经济法主体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主体之间存在者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法律地位不是完全平等的。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各类政府机构运用法律手段，对其他经济组织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监督管理、检查处罚等。这是履行经济职权，维护经济秩序的表现。各法均明文确立了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管理者地位。

第二，市场管理法。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运行进行适度干预，依法制裁各种不道德的市场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正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目前虽然尚未制定单独的反垄断法，但在相关立法中也有体现。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禁止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各种欺骗易行为、强制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等，都作了禁止性规定。这些规定突出体现了经济法对经济秩序的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是时时处处为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着想，给予其倾斜性保护，以克服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与实力的不对称，价值追求直指实质正义。

第三，宏观调控法。政府通过经济利益调节机制，利用法律手段来影响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从而达到间接干预市场的目的。计划、产业法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引导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发展需求取得一致，使社会资源配置有序、优化。自然资源管理法，规范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行为，实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有序化、制度化。宏观调控法，反映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秩序的追求。

第四，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以国家和社会为责任主体，生活困难需要救济的公民为权利主体，以给予一定特质帮助的方式，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障法具有强制性，政府和其他单位都必须履行这一法定责任；具有福利性，符合规定的公民都有权无偿 获得帮助。这种人道主义正是经济法对实质主义的追求。

注 释：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 1 版，P209-210。

2.刘文华等：《 99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2000年第 1 期。

3.4.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P152、P76-78。

5.邱本：《经济法的存在价值及前景》，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 年6月。

6.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 二十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7.（美） 庞德著：沈宗灵，董世忠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