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形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传播形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网络舆情传播;意识形态风险;规制

互联网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随着人们对互联网依赖度的不断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网络舆情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性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关联，网络舆情碎片化占据社会舆情新场域，甚而牵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对党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产生了严峻挑战。为此，必须牢牢把握网络舆情传播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并予以有效防范和化解，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基石。

一、网络舆情传播的意识形态风险表征

第一，网络舆情传播中各类媒体“民粹主义”编码和“泛政治化”解码对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引导力的冲击。网络舆情处于虚拟生存传播的状态下，“今天我们正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在中国，民粹主义主要借助于网络技术的力量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体现为网民蜂拥于短信、QQ、微信、微博和BBS等媒体传播平台，攫取地位、干涉社会司法审判结果。依照“自由民主”的旗号，遮蔽和抗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导向;在网络上借助“人民的名义”，宣泄对社会不满之情绪;造成民众消解主流文化的权威，激发了民众对“非主流中心化”的博弈。第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稀释。意见“哄客”是意见领袖的贬义称谓。社会“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和网络话题中网络舆情的传播存在两个维度，传播话语中时间性和空间性影响了网络舆情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对涉警、涉军、涉法类等政治敏感性事件中意见“哄客”的身份构成、通过博客、微博、跟帖、留言、论坛帖文等方式，对行业分布、粉丝量、态度倾向及作用机制，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场者”变成“缺席者”。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其话语权处于失语和缺席状态，意见“哄客”遮蔽和稀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第三，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歪理邪说”撕裂民众对主流话语认同。意识形态交锋和较量不会仅停留于公开、抽象、学院式的理论与对理论的学术论战，必然潜移默化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自由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论等非主流社会思潮借助舆情事件尤其是意识形态类舆情事件，进行“歪理邪说”，兜售其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进而撕裂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导致网络舆情中话语的正效果转向负效果，特别是一些政客搞虚名化和污名化不正当言论，挑衅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第四，舆情传播中滋生青年亚文化的话语狂欢及对主流文化反叛。网络传播中一旦被青年亚文化扰乱，媒介的传播主流文化教育就得不到保障，由媒介传播的文化就会恶化。网络舆情中青年亚文化主要是借助于文化消费来实现，网络舆情传播中戏仿、拼贴、反讽的亚文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青年泛娱乐化、反精英、反主流、“反制性”心理及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当前，出现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失衡现象，在网络舆情中显现大众舆情中心化倾向，存在反主流文化，反智主义成为网民信奉的价值哲学。非主流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只需要渲染气氛、制造群体氛围，不需要政治精英深思熟虑的判断。舆情传播中滋生青年亚文化的话语，促使主流意识形态精英引导的网络民粹化在网络舆情中泛滥成灾。第五，公权力主体不当的舆情应对损害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党和政府是公权力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象代言人。网络舆情事件的公共性使其成为矛盾焦点，政府应对舆情事件的不当言行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网络舆情中的是非、美丑、善恶须正确教育和引导大众正确评判，但掌握公权力主流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范现象，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今天，“塔西佗陷阱”在网络舆情中影响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心理反叛依然存在。

二、网络舆情传播的意识形态风险成因

(一)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碎片化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威性。网络传播呈现出多元、非线性的传播，传播与受众主体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网络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状态。人人都是“网”中的一个平等的节点，人们获得的海量资源、交流信息，有时获得的碎片话语信息比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速度快，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滞后甚至存在质疑心理。如在今年的肺炎疫情中，人们深受疫情传播中“去中心化”理念的影响，他们通过QQ或微信等传播不良讯息，民众根据自身的主观判断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对疫情作了一些非科学性判断，甚至造成网络谣言，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恐慌。

(二)转型期结构性矛盾的累积和价值诉求多元引发社会心理失衡。情绪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是行为和认知的桥梁。威廉•詹姆斯认为:“危机中的人通常处于一种心理或情绪的失衡状态，原有的应付机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网络舆情在复杂的心理体验时，加剧公众情绪波动。面对网络舆情信息和网民评论，公众往往会产生复杂的情绪波动，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如疫情期间长时间的“被宅”带来生活上的无序、焦虑和恐惧心理，在复杂易变的网络舆情催生怀疑心理:“疫情会二次爆发吗?”这些负面情绪难以得到合理宣泄，容易在短期内形成聚焦，极易引发公众的情绪失控和心理失调现象。

(三)主体的社会风险认知能力易催生狂热偏激与行为越轨。一是催生公众失范行为。网络空间的特点是交互性、开放性和匿名性，给公众提供了宣泄不满的“私密空间”，其中不乏网络谩骂、诋毁主流意识形态言语。二是助长公众狂热情绪。网络舆情中夹杂着未经证实、来路不明的虚假谣言，公众在谣言的感染和暗示下易产生愤怒、焦虑和恐惧等不良情绪，由此导致公众情绪失控等不良情绪。三是引发公众重复行为。如由于疫情期间公众对疫情的不确定感，希望从多个信息平台如微信、微博和抖音等寻求信息答案，对疫情信息产生“选择性注意”。当公众的注意力范围变得狭窄，持续讨论、反复思考疫情，只关注与肺炎疫情相关的新闻时，就会引发重复。

三、网络舆情传播的意识形态风险规制

首先，通过制度完善增强应对舆情能力。要充分发挥权威主流媒体在消解谣言的作用。习指出，必须“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主流媒体如新浪、腾讯等媒体平台实时回应社会重大事件和网络舆情的真相，揭开公众心中的迷雾，消解公众的信息壁垒，畅通权威信息渠道与平台，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民众最关切的社会重大事件，彰显执政为民，赢得民众的信任，使公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如在疫情防控中，要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感，感受中华民族在重大灾难面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权威专业人士从科学的角度解读人民关切的重大事件，对网络舆情中不良信息加以教育引导。使公众尊重科学和崇尚科学，克服焦虑心理。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有效加以引领网络舆情，以网络媒介为平台培养民众的家国情怀。不断增强大众对网络舆情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形成对负面媒介舆情的抵制能力，教育大众对网络舆情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作出正确的价值评价，提高媒体的教育引导力和传播力。其次，对传播主体失范的话语表达进行伦理规约和立法治理。要将网络舆情引导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依法打击网络乱象，规范网络治理。立法部门要针对网络舆情的新态势不断推进网络立法进程，“梳理既有法律规则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总结网络技术的自身规律，斟酌市场的发展需要”，加强网络法制建设，营造有效的网络环境，在立法上注意坚持适度性，对涉法的网络舆情需要法规去调整时，尽快制定并实施网络法规，对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的立法时注意准确性。要对网络谣言的范畴加以学理界定，界定网络谣言的法律性质，明确网络谣言的治理方式。如疫情中对于肆意编造国家对疫情管控不力、夸大疾病数据和虚假信息给予严惩。但不能将所有未经证实的信息均视为谣言处理，对网络谣言，进一步明确治理对象，明晰法律适用范围，提高谣言治理的规范性和针对性。同时，防止片面强调技术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逻辑”和在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下追名逐利的功利主义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或消解。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依法打击网络乱象，形成以法治建设为保障、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治理格局。最后，提升重要责任主体的意识形态风险的认知能力和责任意识。一要建设一支业务精干、高素质的管理干部。加强政治信仰和业务技术的培训，面对复杂的网络媒体，理论知识不足，科研信息滞后，就要培养一支责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不断提升主体的意识形态认知能力，提高对网络信息的解读、批评、应用和选择等认知能力。二要加强技术防范，增强业务能力。相关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对涉及本地重大决策的网络舆情要做风险评估，加强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部门之间加强联防联控。面对有害信息的侵入，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杠杆，控制信息源头，如IP实名制管理和内容屏蔽技术，对非法和不当言论进行屏蔽处理。“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三要加强主体的责任意识的认知。要强化广大干部这一主体责任意识，明确权责关系，系统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做实管控意识形态最后“一公里”，努力形成“党委领导，党政结合，齐抓共管”的运行机制。严厉惩处攻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责任主体，做到管网和管人“双管齐下”的协同推进，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综合治理工作。

参考文献:

［1］(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32．

［2］陈飞．道德教育话语权探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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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篇2

论文摘要: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上信息传播形态的多样化，信息传播类型的复合性以及信息传播内容的共创性等新变化更凸显了网络的“平台”作用。网络不仅是“媒体”，其真正价值在于网络信息、知识、技术、关系等资源的高度整合。网络媒体的发展应探索包括内容、渠道和形态三个别方面在内的有效整合传播之路。

一、问题的提出

1998年5月，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安南正式提出了“第四媒体”的概念，认为“在加强传统文字和声像传播手段的同时，应用最先进的第四媒体—互联网，以加强新闻传播工作”。以“网络媒体”四个字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中查找，其中百度为8 220000篇，谷歌为2 960 000篇。以“题名”为检索项，“网络媒体”为检索词，“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范围下，中国知网上也有907篇相关论文。可见，“网络媒体”这一说法已较为普遍，而且在学界以此进行研究的也不为少见。以彭兰为代表，目前学界对网络媒体的界定是，“网络媒体是指具有一定资质、利用网络这样一种媒介从事新闻与信息传播的机构(包括有传统媒体背景的网站和有新闻登载资格的商业网站。

对于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上的信息传播形态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尼葛洛庞帝，他提出了“网络是超媒体”，但他所描述的超媒体是互联网技术—“超文本”的延伸，因此他对超媒体的认识也仅局限在传播新科技的角度。张君昌(2004)则进一步提出了超媒体的概念，认为网络处在“‘在计算机技术支持下，多媒体信息之间相互叠加、高度融合、自由装换的传播状态’的泛媒体时代末期和超媒体时代的前夜”。陈刚(2008)则质疑了互联网的新媒体属性，指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的形态不是媒体，网络作为媒介的根本特性是反媒体，即媒体自身的淡化。吴晓波(2008)则从营销的角度，提出“用超媒体的思维发展网络媒体”，他认为网络不是传统媒体简单的延伸阎。那么如何看待网络的属性以及如何充分地发挥其信息整合的功能，则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为此，文章从信息传播形态的多样化、信息传播类型的复合性、信息传播内容的共创性等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变迁中，探寻信息传播在内容、渠道、形态等方面的路径整合之路。

二、网络信息传播的新变化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网络不仅是“媒体”，更重要的是“平台”。网络作为媒体的特性仅仅是网络信息传播大系统中一个信息传播单元。如图1所示，网络媒体、博(播)客、网摘、sns(社会性网络软件),rss(丰富站点摘要),tag(标签)、wiki(维基),p2p(点对点)等都属于信息传播单元，它们共同构成网络信息传播大系统。

相比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我们研究发现，网络虚拟空间里的信息传播发生了新变化，这些新变

化更突显了网络的“平台”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传播形态的多样性

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单一的，如纸质媒体是以特定版面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广播、电视等电波媒体是以特定时间段的波段或屏幕为形态进行信息传播。而在网络信息传播时代，信息传播则突破了传统媒体单一的形态介质局限，其信息传播的形态多样化，呈现出用户创造的特征。在网络信息传播平台上，网络除了融合报刊的网络版、网络广播和网络电视等形态外，还包含其特有的信息传播形态，如bbs论坛、虚拟社区、网络聊天、博客、播客和闪客问。此外，搜索引擎和网络游戏等一些新的信息传播形态，会在互联网平台上不断涌现。

(二)信息传播类型的复合性

我们研究发现，网络中信息传播类型的复合性表现在网络传播本身的复合和网络传播过程的复合两个方面。网络传播本身的复合表现在它是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整合，因为不管哪种传播类型，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原型。在人们所认同的“信息社会”里，信息的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而网络对这些传播类型的整合，正是对传统媒体的传播类型的革命性突破。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类型的复合性还表现在网络对某一事件的传播可以融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传播类型，这是以往传统媒体所不能企及的。如在舆论监督领域，新媒体普遍运用的情况下，有时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不会直接导致相关舆论的生成，而是通过各种新媒体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被继续传播，附带上情感和倾向，从而形成关于某个问题的舆论网。

(三)信息传播内容的共创性

尼葛洛庞帝认为，网络改变了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将信息推给(pushing)用户的传播方式，取而代之以用户个人自主地将信息从数据库中拉出( pulling)的传播方式。在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全员传播时代，用户创造占70%以上”，媒体神话将一去不复返，人类历史进人了用户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与其他媒介相比，最根本的特性是交互性。网络资源可以边消费、边生产，人类从此进人一个用户创造的时代。如凤凰网在新闻版块一条新闻，后面都可以让网民发表评论，而其他网民在接收到这条新闻信息的同时，也会接收到关于该新闻信息的网友评论，这是网络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对于信息传播内容的共创性的集中表现。

(四)信息传播虚拟环境的趋真化

人们将媒体通过传播塑造的环境称为媒体拟态环境，它与真实环境有一定的差别。在网络中，媒体拟态环境消失，网络塑造的环境则更接近于真实环境，是真实环境的一种技术虚拟和镜像。所以，在网络的传播世界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或草根阶层或山寨阶层)，他们并行不悖，共同成为传播的主体，而这些主体在一种近乎真实的虚拟环境中借助网络平台传递信息，营造个性的信息传播态势，如以往企业不得不依靠大众传媒为其宣传和公关，在网络时代企业则作为传播者通过自己的网站，直接面对国内外受众进行宣传和公关，销售产品和塑造形象。网络博客也通过较高的点击率，获得真实的经济回报。

三、信息内容有效传播的整合路径

大众传播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造就了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辉煌时代，而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进人了个性化媒体时代。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关键是对于原本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被忽略被遗忘的大众智慧的价值“碎片”的有效聚合与利用，从而翻开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序幕。

互联网行业的“摩尔定律”—梅特卡夫定律告诉我们，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也就是说，网络的真正价值在于网络信息、知识、技术、关系等资源的高度整合。网络作为媒体的特性只是网络这个大价值链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应突破“网络是媒体”的樊篱，探索“有效整合传播”之路。这里提及的“有效整合”，不是对网络所传播的信息的简单融合，而是合理、有序、有效的整合，是内容、渠道和形态三个方面整合的路径模式。

(一)内容整合

网络的个性化特征使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复杂化，造就了大众共创的时代。然而，在广裹的信息海洋面前，受众变得无所适从。网络信息过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相对稀缺，尤其是有效信息的缺失。面对网络的这种信息传播状态，具备一定规模且有专业素养的网络媒体应该积极探寻网络信息内容的聚合、甄别和整合之路。其一，网络媒体的角色定位应该从传统的信息传播者或者转变为信息聚合者。正因为网络中的受众具有“碎片化”的特点，信息聚合的目标应该是便于信息的精准传播。其二，网络媒体除保持自身“独家”特色外，还可以采取“多家”信息整合的策略，以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愿望和需求。例如，针对某一重大事件的信息传播，网络媒体除了传播关于该事件的基本信息外，还需整合博客(精英或草根阶层)、播客bbs论坛、聊天室、网络社区等关于事件的信息传播情况。其三，传播的内容升级，完成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变。

(二)渠道整合

网络传播的最大特点是交互性，网络信息传播的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进人了一个内容共创的时代;网络的线上和线下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多传播主体、多传播渠道共同汇聚在网络信息传播这个大系统中。渠道整合分为线上渠道整合和线下渠道整合两个方面。前者是对互联网上各类信息传播主体的有效聚合。对于这些传播主体或传播渠道的有效整合和链接，将使得网络信息传播变得全面、及时。比如，2008年四川坟川大地震发生后，关于地震的第一条信息是在百度贴吧里诞生的。后者是网络媒体的跨媒体传播策略，也指网络媒体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融合传播策略。如在北京奥运会的网络媒体传播中，央视国际网站和中央电视台以及手机信息传播的运营商—中国移动这三者的完美配合，使得央视国际网站的奥运信息传播很成功。

(三)形态整合

网络信息传播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这是对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一次革命。那么对于网络信息传播中的形态整合则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形态多样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可以从基于点的形态整合和基于面的形态整合两个角度加以整合。

1.基于点的形态整合。这是关于微内容的管理，网络信息传播中“信息传播以微内容为基础，微内容(micro content )是将信息传播对象分解成的很小的单位，类似于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数据元、信息元、知识元”。我们把包括网络媒体、博(播)客、bbs论坛等在内的信息传播单元称为“点”。网络信息传播中，信息总是由一个“点”发起，进而引发到不同的“点”，即不同的信息传播单元(如图2)。

由于网络传播内容共创的特性，这一引发信息的“点”不一定来源于网络媒体。如关于2008年的四川坟川大地震的第一则信息来源于百度贴吧，而网络媒体要具备发觉信息引发“点”的敏锐嗅觉，然后对信息进行多点的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如信息传播进人博(播)客、bbs论坛、网络社区等信息传播单元，与其有效的整合;信息传播与搜索引擎的结合，将有效信息变为搜索引擎的内容;利用植人式信息的方式，将信息传播与网络游戏相结合，使得信息传播融入到网络游戏的内容等等基于点的形态整合，使网络媒体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2.基于面的形态整合。基于面的信息传播形态整合，是在基于点的传播形态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网络传播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有一定组织规模和专业素养的网络媒体在基于面的形态整合这一方面将有所作为。这方面的运用例如网站的专题信息和桌面工具。网站的专题传播就是针对时下某一重大信息进行的一整块、一整版内容的有效聚合。在这个信息专题里，融合了来自除网络媒体以外的多种信息传播单元的有效信息。桌面工具全面汇集了网络媒体业务的形态，它是一种基于面的信息传播形态的有效整合。如新浪推出的“新浪魔方”，将网络信息直接整合到用户桌面，对网络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基于面的信息传播形态的整合模式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探索。

篇3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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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篇4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形态；产业化传媒

S着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信息网络逐步连接成整体，形成了地球村，“去中心化”已经成为新媒体传播形态与传播结构的最大特点。当前在信息化社会发展背景下，以云传播、物联网和互联网等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体系，渐渐演变为“全形态”的交流传播平台，反馈性与互动性成为新媒体传播形态的新服务理念。这样为大众传播的经营及方式提供了多样化的媒介，有利于促进传播产业机构与传播形态的重构。

一、新媒体传播形态分析

新媒体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主要是以通讯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为依据，在信息传播中融入数字化通讯技术，具有互动性与信息化的特点，属于互动式与数字化的新兴传播媒介。从传播角度而言，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较好的反馈性与互动性；从信息技术角度而言，新媒体是将信息字节变为数字化的形态。只有对受众的信息进行及时反馈，将信息的人文化与个性化加以展现，在媒体经济运营中融入信息传播服务的理念，才能实现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一般来说，新媒体的运营理念多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据，借助局域网、无线网和互联网等方式来传播信息，利用移动终端设备、数字电视、手机和电脑等媒介传播影音图。用户能够自行选择所需的信息资料，传播者能将受众的信息进行及时反馈，加强受者与传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与角色互动。

新媒体传播结构是以拓扑结构而存在，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即在传送信息的过程中不需借助中心节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接收者与者，便于社会公民角色的转换，实现面、线、点相结合的信息互动交流传播。而传统媒体的传播媒介无法实现受者与传者之间的互动，信息传播相对滞后，受众只能被动接收信息，其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下逐渐趋于缓慢。

当前大众传媒媒介的功能之一就是对社会各种资源加以收集，如信贷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商务资源等，并将其整合在传播中介平台中，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传播，确保信息反馈、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与民众的生活及工作相贴近。在新媒体环境下，民众能够利用MSN、微信和微博等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及娱乐方式，保证信息传播交流的趣味性、情景化与个性化，吸引民众的关注，这样有利于推动新媒体的发展。

二、新媒体传播运营产业结构的重构

网络属于虚拟世界，其与现实世界具有一定的交集，但是媒体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往往会策划一系列活动来引起受众的关注，将网络宣传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以此打响自身的品牌，提高经济效益。人性化是网络平台中私人空间的重要特点，而信息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具有无限量性与无限性的特征，因此媒体企业需要牢牢抓住虚拟空间营销的特征，在网络交流平台上汇聚海量的信息字符，形成资讯产业价值链，合理利用网络的交互性，以此满足经济市场的竞争需要以及人们的信息需求。

媒体产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媒体内容的事先准备、策划与设计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传播媒体能否策划新颖和大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直接关系到媒体的成功与否。对于网络媒体策划人而言，在策划活动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自我策划意识，以媒体品牌的整体设计风格以及媒体企业的定位为依据，准确定位自身的企业，结合语言特点、形象定位和内容风格进行策划与设计。目前新媒体传播企业的规模与数量不断扩大，如凤凰网、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等，但是这些网站在排版编辑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同。其中凤凰网相较于人民网而言，其用户言论相对自由，而新浪网和腾讯网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娱乐性。总之，网站类型的不同，其不仅对内容的要求不同，如大众性、消费性和娱乐性等，对网络引擎、语言风格、思想素质、专业能力和知识结构等方面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综艺类板块的编辑需要将活泼的语言风格以及一定的艺术修养加以体现；经济与社教类板块的主编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新闻类板块的网络编辑则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新闻素质，能够及时在网络上更新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

在传统的网络媒体中，网络搜索引擎与信息资讯网站大多分开，但是新媒体传播产业的经营模式将两者整合与一个网站中，并在新媒体结构中融入个性化与人文化的网络交流平台，形成了网络销售和传播一体化的格局。同时在传统的媒介中，媒体不仅是信息资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传播的操作者，主要是将信息贩卖给受众和企业，将广告投放在网站上，单纯依靠自身的影响力与品牌力来吸引投资商，以此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目前，网络媒体在实际发展中逐渐转变自身的营销模式，不断向VIP会员费、服务费和广告资费的新理念转变，而且成熟网站的广告投放价值与影响力由用户的注册数量所决定。随着网络信息模式的带来，将信息转变为下载模式，成为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全新的媒介生态。

三、结束语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经济发展中开始引进开放性、特殊性、互动性的营销模式以及电子数字传播技术，有效改变了传统媒介的运营管理模式，有利于形成自由平等的开放性平台。在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市场进行信息的交易与传播，及时相关的信息资讯，有效收集、整理与组合信息资源，实现新媒体传播形态产业化的重新构建，促进媒体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文冰.全媒体背景下传媒和传媒人社会责任的缺失与重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01）：34-35.

[2]莫智勇.新媒体传播形态及产业化传媒重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152-156.

篇5

关键词　网络舆论　生态系统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中国计量学院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杭州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民意传达的一块沃土。与传统媒体信息的强势性单向流动不同，网络赋予了受众相对平等的话语权。作为赛博空间的传播范式，网络以其独有的传播生态衍生出带有似真性特征的网络人际关系，满足着人们多方面的心理需求，成为现代舆论形成的重要阵地。

网络舆论的兴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Dholakia、Bagozzi和Pearo(2004)是较早关注网络舆论的学者，他们认为，web 2.0赋予用户进行内容的创作(如博客，播客)、编辑和筛选可能所引发相关“社会变革”；希尔(Hiller，2003)也指出网络增加了公民参与政治和公众议题的新热情和可能性。这种公众对时政和社会话题的参与和关注，典型地体现在西方新闻学者所谓的“公民新闻学”、“草根新闻学”的实践上，以及网民通过内容上的贡献对公众日常话题和媒介议程设置的参与。国内学者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着重分析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与建设能力；从媒体的角度，分析网络等新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宣泄功能，在舆论引导中所扮演的媒介功能与角色；从网民心理的角度分析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及特点。

总而言之，网络舆论主要研究网络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包括互联网对舆论的影响以及网络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对网络舆论的研究并不能仅局限于网络本身，因为网络只是从技术层面使得每一个舆论主体能更为自由地进行自我诉求，也使得主体能够快速聚集，形成共鸣。网络舆论的本质是公众诉求与意见在互联网中的全方位映射与多角度重组。网络舆论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网络舆论系统的各个要素，如舆论信息的资源、信息生产加工者、信息传播者和消解者，与其生存的环境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各要素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最早运用生态学来研究传播现象的学者是尼尔·波兹曼，他在1970年提出“媒介生态学就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试图使媒介环境中隐蔽的具体规范清晰起来”，“它试图发现媒介究竟迫使我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媒介如何构建着我们的所见、所言、所行”。随后，国内学者开始将生态学引入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如林文刚(2000)认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应集中在各种传播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了解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支庭荣(2004)则认为传播生态的内涵广于媒介生态，他将传播生态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传播原生态、传播内生态与传播外生态。还有学者提出网络生态的概念，张庆峰(2000)指出，“所有的影响网络发展的其它社会系统构成了网络发展的生态环境，当我们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分析网络与网络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便形成了网络生态……”。

以上研究都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参照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生态种群、生态集群等概念，以生态学的角度来探寻媒介和大众传播领域中的生态学规律和原理，为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拓展了视野和思路，但都集中在传播学和新闻学等领域，关于舆论生态方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尚无学者提出一个完整的舆论生态模型，至于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鉴于此，本文认为由于网络已经成为民意宣泄的重要平台，网络舆论的分散性在反映民情、民意，促进社会民主进步方面固然体现出其自身的优越性，但网络意见表达的分散性与低成本，也使得舆论的形成及传播非常迅速、复杂并且难以控制。因此，本文将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其运行机制，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可行的框架。

二、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与构成要素

由于生态学的一些基本规律存在普遍的适应性，因此本文借用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来探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构成要素，同时强调和突出系统中的互动性。

(一)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信息资源为核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信息主体因素与环境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信息资源与信息主体因素构成舆论微观生态；环境因素构成舆论宏观生态，是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生态因子与舆论信息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这个整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大小和结构，信息生产者利用信息资源生产信息，传播者、消费者、分解者和规制者借助信息的传递、消耗和管制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同时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最终形成具有自我组织、调节和修复功能的复合体。

在网络舆论生态内，如果信息的产生、流动和消解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舆论主体因子都能进行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就是健康安全的；否则，就需要对系统构成的各个子要素进行调节，促使其微观系统、宏观生态保持协调和连通。

篇6

网民日常生活的现实是时展的结果，而时代的发展很大程度是受到权威性、时代性的政治理论所反映和引导的，网民利用网络语言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都参合着政治理论的信息传播，很细小的一个内容，都可以联系起党和政府某个方面理论或政策的实施状况，只是更突出草根需求、个人感受而显得不够官方性、全局性和高度性，每一个方面的网络语言均具有用语态度的折射，其中有正面的褒扬政治理论、有负面的批判政治理论、有调侃政治理论的、有为政治理论辩护的、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政治理论的、有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对待政治理论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每个在特定政治时代生活的网民都是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潜在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讲，提升公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理论的正确性是改善网民作为政治理论传播的合格者的重要工作。当然这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论述，我们将另篇详述。

而从对传播政治理论最为自觉、即作为一种任务来完成的角度看，党和政府是政治理论的核心传播者，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善于利用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影响网民网络语言政治心理的职责群体就构成了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传播者的主力军。有学者指出，要加快互联网宣传的队伍建设，主要包括新闻网站和各类官方网站的专业宣传队伍、网络发言人队伍、网络评论员队伍等他们应该具有驾驭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能力建设的能力，有条件成为网络语言的“意见领袖”引导和传播政治理论。当然，在网络环境中，具有极强草根性的网民对党政机关宣传队伍使用网络语言的意思表述仍然具有某种看法、甚至是否定，众口难调。所以，只有加强党政机关政治理论的应用、宣传与草根网民的实际需求之间的联系，把网络语言的使用真正做到公共利益的诉求、网络舆论的诉求、工作目标的诉求有机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政治理论传播效果。

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范畴确定问题

本文的政治理论主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构成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从宏观抽象到逐步具体细化的一系列理论表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群众实践的丰富、片段化经验中，经过无数理论工作者和党领导集体长期推敲总结形成政治理论的核心层，即具有学理化、逻辑性、抽象性、系统性思想层面的政治理论;“思想……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在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制度化。”在权力的支持下，核心层的政治理论被转化为一种法律、习俗、实践系统，这就构成了政治理论的中间层，即制度和政策规范;制度和政策规范面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被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融入到各个地区、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此时的政治理论似乎踪迹难寻，这不是消失和被遗忘，而是作用的发挥，整体民众日常生活的每一点进步和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是政治理论、制度和政策规范的体现。它们还以其稳定性和确定性，使人们日常生活得以预见未来，减少不确定性，推进人民群众行为处事和思维的理性程度。这就构成了政治理论的外层，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进步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从整体上讲，网络语言所传播的政治理论的内容包括思想理论层面的政治理论制度政策规范层面的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相关性的日常生活三部分内容。思想理论层面、制度和政策规 范层面的政治理论组织性强、文本呈现性强、用语规范性强，并不容易用网络语言进行传播，这是网络语言的特点决定的。这两种形态的政治理论，在网络语言中往往是通过政治相关性的日常生活形态所展现的，客观上蕴含综合性强的政治理论比较复杂和零碎的日常生活，更贴近网民，形式多样，一旦生产生活和政治理论发生对照，网民基于利益相关、兴趣爱好、良知正义和辩论证明等的需要，便创造或运用网络语言，迅速成为流行语言意识的一部分，引起强烈的语言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政治理论三个层次依次落实后网民的感觉体会，所形成的网络语言也完成承载政治理论传播的客观化功能。如“70码”、“我爸是李刚”等折射着网民对公共权力严格化和公平化的需求，“曾经奋斗、以往蜗居、现在裸婚”、“豆你玩、蒜你狠”折射着网民对党和政府经济方针政策的需求、“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神马都是浮云”折射着网民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出入形态。从一定程度上所有的网络语言简单明了地传达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个人价值观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哪一个网络语言不是简单明了地折射其背后对应的政治理论呢。

使用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渠道问题

互联网传播政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介，将政治理论纳入到互联网中进行传播的技术已经成熟，只是网站媒体的内容排放问题。但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中的工具性存在，其传播政治理论的渠道就是政治理论或政治事件行为通过网络语言纳入到互联网中进而形成实实在在地影响的过程，互联网是这个渠道的主要生成平台。当前，在互联网传播中，存在政府舆论场、网媒舆论场、网民舆论场三个舆论场，政府舆论场自上而下地释放信息，形成话语权威和舆论主导;网民舆论场则依靠网民自下而上地民众关心的具体问题上的共同判断和意见表达;网媒舆论场则处于二者中间促进民意和政府互动。网络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词汇和字符的选择，网民从政府舆论场和网媒舆论场中选择具有典型性、突发性等特点的问题进行评说和发表意见，在此过程中网媒通过自己的视角和智慧将某个问题用网络语言进行表述，并自媒体③后，引起广大网民的共鸣和转载，就标志着承载特定政治理论的网络语言的形成，被纳入到互联网的传播渠道。

在此后传播中，该网络语言经受实践和时间检验的能力决定了其传播的政治理论被纳入社会视野的程度，越是经受住考验其放大的效果越是明显，越具有影响力，越是深入人心。被放大或指称的某个相关事件一定程度上对与事件相关政治理论的规范和完善具有影响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网络语言在从虚拟向现实渗透和转化过程中力量释放形成巨大舆论压力所导致的，随着人们在现有的语言环境中开始频繁地引用网络语言时，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网络语言背后所指代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政治理论、制度法规政策所、制度政策的执行规范或失范所导致的。至此，网民从舆论场选择出来的社会事件或现象创造了特定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的力量回归或渗透到现实社会，引起人们对事件或现象背后深层次问题的反思和思考，进而促进理论的发展或完善，一个完整的传播渠道正式构成。

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对象问题

通过网络语言接受政治理论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是在客观作用下形成的。在开放多元自主的网络虚拟世界中，网络语言向谁传播政治理论其实是受众选择网络语言的过程，其前提条件是面对海量的网络语言资源，网民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往往投放在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上，网民经常处于自发状态自由选择相关的网络语言来进行运用和理解，这是常态，我们不考虑有组织地利用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非常态问题。在网络语言传播信息的常态中，受众对其承载的信息反应是有差异的，这同受众个人的社会经历、心理构成、文化素质、社会环境等各种不同因素有关，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大体经历选择性接受、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阶段，某受众对承载政治理论的网络语言经过这三个阶段的选择后，就构成了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信息的对象。

面对与政治理论相关的网络语言，网民选择它的动机是不同的，总体上主要包括本网络语言所表述的政治诉求与自身利益相关和不相关两种选择动机。网络语言的生成或被广泛传播，更多的动机是这种利益不相关性的结果，不相关的选择动机主要是网民对网络语言所赞扬或批判的某些社会问题持有共同的看法，这种看法或许是纯粹受非理性所支配的，是在网络世界这一公共领域大众直观反映的情感状态，接受该网络语言主要是表明局外人的个人立场，这是利益非相关性网络语言能够被受众选择的主要心理特征。当前，最直接体现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就是网络新闻语④，此类网络语言对社会热点问题政府处理关注度极高，一旦处理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或者事件发展中出现让人瞠目的话语，立即就形成网络语言，如杭州飙车案中的“欺实码”和河北大学撞人事件中的“我爸是李刚”，事件本身仅仅与当事人有关，而更多的网民接受、理解和记忆住这些网络语言，其实是对公权问题的一种局外人关注，其背后蕴含着公众对党和政府如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规范的理解和期待，更高层面的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理念。

与自身利益相关性的选择动机并非仅仅指引发网络语言形成和传播的社会事件或现象直接发生在网络语言的创造和使用的网民身上，更多的是网络语言所折射的问题恰恰是某些网民所面对的同类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否存在这些网络语言，他们对该类问题的解决长期以来都呼唤或支持着相关政治理论的出台或政治理论的合理落实，而一旦有了针对该类问题的网络语言，这类利益相关的网民群体就获得了在现实中压抑着的希望、诉求、心愿等远比现实世界容易喷发的突破口，他们迅速选择并理解成为该网络语言强有力的接受群体，对网络语言客观传播的政治理论进行着从表层到深处的反复酝酿和理解，从而接受或否定当前的一些东西。所以，网络语言承载信息的利益相关性是判断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接受者的重要指标，利益相关性越大，作为接受者的角色越坚定。但网络语言在公共领域的存在，激发着社会人群的正义、良知、恻隐之心或邪恶、罪恶、居心叵测，无论接受者的角色强弱，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受众是网民中的不确定人群，这种不确定性还被网民带到现实生活中来，形成更大的不确定受众群体，也就意味着受众的庞大性。

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效果问题

网络语言与互联网的关系决定着其传播政治理论的效果与互联网的发展对政治的影响是一致的，“传播技术的政治以及传播技术与政治，是所有新的传播技术问世前后都会涉及的问题。而现代政治社会中，无非将形成两组关系，一个是国家与新传播技术，一个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前者是庙堂之上的云霄，后者是草根之下的土壤。它们之间尽管有此霄壤之别，但却一贯相辅相成，这正是互联网链接式政治生态的奇观之一。”

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新技术的产物，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着互联网打破“沉默的螺旋”，又用互联网的链接式政治生态联系着国家与公民，其传播政治理论的效果就是从这里展开的。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促进党和政府思想理论、制度政策和贯彻落实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网民通过网络语言的诉求包含合理和不合理两种状况，这取决于网民对网络语言所指代事件的真相的把握程度，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合理诉求要么促进政府改进政策或措施，要么支持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正确行为，但均有利于政治理论的深入人心;基于扭曲事实或事实不明的不合理诉求的网络语言，会成为昙花一现的谣言，散布者可能会受到追究，成为教育民众良好网络行为的样板，事实清楚后会更加促进民众的判断力。所以，网络语言本身具有很强的淘汰性，具体到其对党和政府理论政策的促进而言，主要关注生命力持久的网络语言所带来的实际效应。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效果是公民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参与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互联网“即使不是彻底和永远，互联网至少也已经部分而不可逆地改变了媒体‘意见气候’，改变了社会公众和‘理性讨论’的定义，改变了国家政治的文化形态”，网络语言本身的创造和应用具有一般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具有政治文化的特征，每个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的网络语言，从不同方面折射出的是“网友齐心协力寻求真相，摆脱舆论一律的束缚，冲破话语霸权的坚固藩篱，执著地发出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正在汇聚成一股力量，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捍卫着社会的正义”、“每个字眼的背后都是一种曲线的意见表达，……。‘曲线表达’背后的网民多为年轻人，思想活跃、渴望交流。他们呼吁政治生活的透明，为民众争取知情权，体现了强烈的舆论监督意识。”

对公民政治素养的提升和改善具有重要作用。总之，任何媒介形式，或者说任何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都无法逃脱政治因素的纠缠，网络语言也是如此，它具备传播政治理论的可能性，发挥其传播政治理论的功能、增强其传播政治理论的能力，关键就是分析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的要素组合情况，研究的前提是网络语言传播政治理论不是独立的过程和专门的行为，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结果而言的。“因特网世界的每个人都试图以无数独具个性的方式解决受电子制约的通信媒介所出现的问题。”

篇7

摘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全域的、深层的。它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外来威胁，催化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分立，增大了意识形态的引导难度；也拓展了意识形态的辐射范围，丰富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增强了意识形态的工作实效。面对大数据浪潮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巨大冲击，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凝聚力。

关键词：

大数据；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P105）大数据不断渗透到当今各个行业和领域，也给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重要影响，使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更加凸显。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研判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积极探寻将大数据有效嵌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建设中的契合机理和策略路径。

一、大数据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新阵地，在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缠绕与合力冲击下，网络空间已逐渐演变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面对大数据浪潮的强烈侵袭和巨大冲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困境，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凝聚力亟须增强。

第一，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外来威胁。近年来，西方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推动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也越来越注重利用数据信息优势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是通过庞大的数据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借助这些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数据信息，潜移默化地对我国民众进行价值观念、制度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输出与灌输。二是运用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进行意识形态侵袭。大数据可以完整记录社会舆情和民情民意，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支持之下，每个人的网络痕迹都可以被完整提取和精确分析，从而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侵蚀提供了标靶和参考。三是凭借先进的数据技术设备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几乎渗透到我国网络空间的每一个节点，覆盖了信息技术的所有领域。”[2]当前我国网络信息体系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整体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其所主导的网络技术规则和信息规则之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监视和窃密已是不争的事实，网络病毒、网络攻击、网络窃密等事件频频出现。

第二，催化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分立。大数据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意识自由表达的主要场所，一些错误思潮和言论借助网络不断传播扩散，一定程度上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首先，传播主体大众化造成舆论信息异构多元。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不同利益阶层和社会群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而混乱陈杂的信息也使民众在海量传播面前难辨真伪，变得迷茫失语甚至轻信盲从。其次，传播途径多样化导致舆论管控和引导的难度也明显加大。日新月异的媒介载体实现了舆论信息的分众化和个性化传播，无疑使多元社会思潮和网络舆论杂音的传播渠道更加多维立体。最后，传播速度即时化造成舆论信息复杂多变。大数据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阻隔，多元舆论主体能够迅速地表达和交换观点主张，而“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也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导致信息真假的迷惑性”，[3]大量非理性舆论和不真实信息在裂变式快速传播下，容易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影响和煽动，甚至从“表达对抗”发展到“现实对抗”，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和危害经济社会稳定。

第三，增大了意识形态的引导难度。伴随着媒介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优势受到强烈冲击，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有所弱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导向的难度日益加大。一是主流媒体的转型发展急需推进。部分传统主流媒体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宣传内容老化过时，缺少动态性和生动化，传播话语居高临下缺少平等性和互动化。此外，在网站建设、议题设置、热点引导、沟通监督等方面创新不够、能力不强，严重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二是复杂媒介的依法治理急需强化。大数据条件下，由于媒介受众的浏览需求与爱好左右着新闻报道的形式与内容，部分新闻媒体为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而置职业道德准则于不顾，热衷于传播负面消息，炒作花边绯闻、热门话题，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大肆渲染，助长部分网民偏听偏信的非理性情绪，加剧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解构。三是多元主体的信息辩识素养急需提升。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加上部分网民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对海量信息缺乏应有洞察和分辨能力，跟帖发言缺乏思考，使得一些负面情绪和观点快速呈现出高速裂变的发展态势，给舆论监管和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大数据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重大机遇

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席卷了意识形态领域。大数据也以其信息海量、即时共享、分析预测等特征，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路径和方法手段。

首先，拓展了意识形态的辐射范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当前我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人数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通过网络每个人都成为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从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变大、受众人数增多。一是开放交流和隐匿沟通相结合。大数据时代，一方面传播媒介和渠道日益丰富多样，传播手段和技术愈加先进，极大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和受众面；另一方面“大数据在本质上而言，是人与人之间的隐性沟通”，[4]通过隐匿传播主体可以有效消解人们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二是虚拟网络和现实世界相连接。大数据为人类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程度，从而使得“网络逐渐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日益融为一体”，[5]基于网上网下各方数据的关联分析，可以实现网络和现实的联系互动和协调共治，不断改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三是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统一。“大数据技术给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呈现和开发利用信息的无缝方法”，[6]通过分析、判断、过滤和提纯使海量信息转化成有价值的信息，既可以宏观把握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相背景，又可以微观分析个体的所思所想和态度情绪，通过把握其习惯偏好有针对性地选择话语时机和话语内容，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凝聚力。

其次，丰富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通过把握大数据的丰富性、共享性、即时性、交互性等特征，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多种渠道和便利。一是由抽象说教向形象感化转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时，只用听觉能认识事物的15%，用视觉能认识事物的20%，而视觉、听觉并用可以认识事物的65%。”[7]大数据不仅数据规模庞大，而且数据类型多元，通过融合声音、图片、影视等非结构化数据，可以使原本枯燥的意识形态传播变得丰富多样、生动有趣，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二是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有效拉近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不仅可以迅速便捷地传播主流观点和主张，而且受众一方可以讨论和反馈，可以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三是由集中固定向动态分散转变。利用大数据的动态性、分散性、非线性等特点，不断促进“两微一端”的发展和普及，可以使意识形态教育“转变为不受时间限制的动态性教育、不受地点限制的分散性教育”，[8]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再次，增强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实效。大数据不仅是一种科学技术和战略资源，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可以有效助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变革创新。一是基于数据，提高传播的科学性。《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将世界看作信息，看作可以理解的数据的海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审视现实的视角。”[9](P126)当前，网络舆情大数据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和思想动态的“仪表盘”，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处理可以了解大众需求和分析舆情态势，克服以往基于经验或直觉推断的缺陷，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科学性。二是基于动态，改进传播的时效性。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传播迅速及时，利用云计算等相关技术可以对所获数据进行高速处理，可以快速获取舆情信息，能够做到研判快、预警快、决策快，积极抢占先机，有效化解舆情危机，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反应力。三是基于预测，增强传播的主动性。传统的舆论管控通常都是事后通报，而大数据的核心功能是预测，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及时发现各种问题和倾向，从而及时调整意识形态的信息内容并有效进行解释说明，避免谣言和误解的扩散传播，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三、大数据助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路径

在大数据时代，必须牢固树立大数据思维，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1转换模式，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和话语

一是要创新话语内容。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其所承载的内容本身是否具有解释力，是否具有回应社会诉求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能力。”[10]因而，首先就是要以理论研究推动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新的思考，人们面对这些冲击所产生的理论困惑和伦理困境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及时的解释与引导。此外，大数据的发展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加强教育资源数据库建设，做到资源共享、内容丰富、快速便捷，实现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共享化、动态化，使传播和教育效果得以提升。

二是要革新话语方式。“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如何使用语言、使用何种话语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沟通机制的畅通与否以及效果好坏。”[11]要以大数据先进的技术系统为支撑，打造一批经典网上传媒品牌，及时、公开、透明地提供权威信息，增强网络民众对主流思想舆论的信任信仰。同时还要契合网络平台和信息交流的需要，改“假大空”为“短实新”，一方面关照群众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用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语言阐述理论，不断提升话语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增强网络民众对主流思想舆论的认知认同。

2创新方法，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广度和深度

一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首先是优化传播平台，要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上传播的主阵地，构建多媒体传播平台和全媒体舆论阵地，努力壮大宣扬时代主旋律的网站和舆论专栏，不断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其次是改进传播方式，要顺应大数据时代信息海量、即时交互的传播特点，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完善信息反馈与互动机制，通过整合信息资源优势和调动网上网下一体等方式，不断扩大受众规模和提升传播效力。再次是丰富传播手段，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多媒体性和互动性，增加影音图画等非结构化数据的比重以提高宣传载体的可视性和观赏性，并针对社会民众的差异需求，有针对性地挖掘信息资源、遴选媒体素材，不断提高传播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

二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一方面，反映舆情不缺位、不失语。要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预警研判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工具进行数据挖掘，系统收集、分析、判断和反馈社会舆情的最新动态，不断增强舆情信息的关联分析和科学预测，及时阻止有害信息的传播蔓延。另一方面，引导舆论敢发声、善发声。要通过对信息数据的敏锐洞察和挖掘分析，把握舆论引导的时机、分寸和效果，面对敏感问题和网络谣言要主动设置议题、及时澄清真相，不断增强舆论的处置和引导能力。同时还应积极培植一批忠于党和国家的意见领袖，打通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牢牢占领网络舆论主阵地。

3强基固本，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能力和水平

一是对外占领制高点。大数据事关国家和安全，要牢固树立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意识，确保大数据的安全存储和规范使用，对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复杂敏感数据尤其要加强监管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同时，要推进国家大数据建设和发展工程，建设国家大数据体系平台和处理中心，实现大数据基础领域和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加大关键性硬件和软件设备的研发投入力度，减少民众对西方国家信息数据的依赖，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自主可靠的技术支撑。

二是对内掌握主动权。要确立大宣传工作格局，意识形态工作渗透到各行各业，涉及方方面面，而大数据时代各类海量数据纷繁复杂、良莠不齐，为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就必须全党动手，依托党本身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和支持，推动数据资源的开放与共享，为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同时，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需要更多具备数据处理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素质和运用大数据的能力，主动收集、整理数据并认真分析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工作主体在掌握大数据这一工具的同时，还需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作风修养，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2]任贤良.推动网络新媒体形成客观理性的网络生态[J].红旗文稿，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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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辉.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微传播化[J].思想理论教育，2014，（6）.

[5]鲍宗豪，宋贵伦.重视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J].红旗文稿，2014，（11）.

[6]赵周贤，徐志栋.信息技术发展趋势与意识形态安全[J].红旗文稿，2014，（24）.

[7]吴玉荣.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4.

[8]张学军.让“生命线”在网络时代焕发强大生命力[J].中国军队政治工作，2015，（5）.

[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0]蔡志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困境与改进路径[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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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媒体 校园网络舆情 监测 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媒体传播形态与传播格局不断发生变化、日益更新，引领社会步入一个以“微传播”为典型特质的新媒体时代。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具有信息承载海量化、信息传播碎片化、传播环境虚拟化特征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也即数字化媒体。相比较传统媒体，新媒体传播的显著优势在于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传播范围更广泛。新媒体的兴起，对于高校学生群体与高校校园网络舆情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积极开展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工作，加强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完善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一项关系构建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的研究课题。

1 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与特点概述

高校校园网络舆情是指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群体对自己关心或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校园公共事务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所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综合的情绪、态度和意见，主要通过校园新闻网、学生网站、论坛、博客、QQ、MSN、微博、微信、SNS社交网站等载体形成舆论场。

高校网络舆情除了具有虚拟性、多元性、匿名性、聚合性等一般网络舆情的特征外，还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是内容具有复杂性，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群体接受信息的渠道较之以往更广、内容更多、体量更大，同时网络信息更新与传递的速度又比传统媒介快，信息纷繁复杂；二是形成具有即时性，网络打破了时空界限，对于各种新闻事件、突发事件，网络媒体往往会第一时间进行，网民在浏览网站后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发表评论，而大学生群体往往对于社会热点、时事新闻更具有敏感性，因此使校园网络舆情的形成更迅速快捷；三是影响具有辐射性，大学生作为网络主体力量，年龄、经历及生活习惯趋同，彼此之间价值观更容易达成一致，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意见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情感立场也容易产生共鸣，从而以点带面，以片带群，范围逐步向外辐射，影响逐步扩大；四是渗透具有交互性，互联网作为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网民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与表达意识，任何人都可以对某个问题或事件自由发表个人看法与观点，并形成强烈的互动；五是发展具有难控性，由于高校校园网络是一个高度开放、自由的公共领域，网络舆论的内容牵涉各个方面，主题较为分散，没有明确导向性，各种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并存，真假难辨，无法做到正本清源、去伪存真，舆情传播具有相当强的煽动性，一旦甄别有误，会造成有失偏颇、失真乃至失控的发展态势，对高校网络安全与稳定带来威胁。

2 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形成与演化

2.1 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

从校园网络舆情生成的外部因素看，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催化，因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产生，引发了在校大学生出于普通公民意识、青年自我意识对校园以外的广义上的社会表示关注，发表观点，成为了校园网络舆情产生的源头；从内部结构来说，主要是学生群体在信息交互过程中的数量与强度的耦合，①从人数到意见不断聚集，推动了舆情的发展；从传播介质来看，主要是基于网络媒体形态的多元发展，目前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传播形态广被大学生接受。

2.2 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

网络舆情是由一定数量的网民围绕某一主题与他人互动交往从而形成一个网络群体，这些群体成员基于不同的目的，以网络聚集的方式传播信息、制造舆论、促发社会行动的传播过程。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也如此，高校学生群体在舆情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校园网络舆情的主体，又是校园网络舆情的客体，同时还是校园网络舆情的中介者，他们不同角色的参与使校园网络舆情产生了“滚雪球”效应。从校园网络舆情的形成流程来说，一般先从对于某个特定问题的初步关注与微弱表达开始，通过博客的记事、聊天室的即时滚动、论坛的跟帖排列、微博的记录转发、即时通信的快速交流、SNS的好友添加等渠道与方式不断放大事件，扩大传播，强化关注，在参与人数与参与强度达到一定量后，各种意见在公共空间较量、修正、融合，趋向思想一致、指向明确，从而形成校园网络舆情。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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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科技；典范移转；传播理论；网络传播

网络媒体成为报纸、杂志、广播、影视之后的第五大媒体。网络传播突破时间、空间的藩篱，其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信息科技不断地创新，传播方式亦随工具的变化而逐步改变。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人类媒体产业发展的历史中，其产业使用人口超过5000万。从发展所需时间来看，电话是74年、收音机是38年、PC是16年、电视是13年，而因特网只用了4年，是人类媒体产业史上发展速度最为惊人的。从这快速增加的人口数与时间信息中，可以看出因特网对人类传播方式已造成极大影响。目前，对传播科技所引起变化的研究，大都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如传播科技与（后）现代性、传播科技与社会（信息社会）、传播科技与政治参与、传播科技政策与社会、传播科技与市场、传播科技与文化、传播科技与自我、传播科技与性别等。有的学者从哲学角度探讨因特网与传播理论，还有的学者综合传播方面的讨论，将网络传播研究策略以分析层次、信息产制和消费而列为研究分类的重要指标。而从信息科技发展角度来探讨传播相关议题，目前研究文献较少，因此，本文探讨网络传播下新传播方式对传统传播的影响。

1典范的概念及其变迁

典范，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层面，广义指科学社群（ScienceCommunity）里的成员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世界观、宇宙观等全貌；狭义则是指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时，所采信的主要范例，如公式、公理公设等，都可以作为解谜的工具。在科学典范的革命过程，库恩提出所谓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和非常态科学（ExtraordinaryScience）概念，来阐释科学典范的转变过程。其认为任何一个科学社群在典范的导引之下，能建构出一个常态科学。而任何一个常态科学也无法解答每一个科学社群所关心的问题或谜题，此时就面临异常现象，当常态科学所无法解谜的异常现象愈多，意味着出现典范混沌的现象，即库恩所说非常态科学出现的时机。假如典范无法解的谜愈来愈多，则混沌现象将会恶化甚至产生危机，终至发生典范革命，这时新的典范将取代旧有的典范，否则此科学社群无法继续进步。根据库恩的说法，必须彻底抛弃旧有典范，否则无法解释旧典范所无法解答的谜。科学典范是如何转折或演变的呢？库恩提出科学的革命观，认为科学的进步并非如过去一般人所想象的渐进或累积，相反的，他认为科学革命才是科学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而革命的历程，就是一个典范全然、取代旧典范的过程。瑞哲（Ritzer，1975）具体指出典范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认为一个典范就是某一个科学领域对它所要研究的主题的核心所在，用来界定这个学科该研究什么？该问什么问题？该怎么问？该如何解释找到的答案？所以说典范是各学界中最具根本的、广泛的共识，它界定了各学界的理论、方法、研究工具和范例，甚至学术结构和学术信仰。

2大众传播理论与信息科技典范移转

认知的兴趣是决定典范谁属的重要基准。Burrel&Morgan（1979）则逐一整理诸多社会学理论和各个不同派别，提出社会本质和社会科学本质的架构，结构社会学派的四个类型是激进的人文主义、激进的结构主义（RadicalStructuralism）、解释性研究及功能主义等四个理论典范。Rosengren（1983）认为有关传播学界典范的争议问题，可从知识性的争议、政治上的争议、国际性的争议等三方面区分。而有关传播典范的争议，1985年全球传播年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即以终结争论，以典范的对话为主题，邀知名传播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评论。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的发展，迩来即有不同分类方法，有按各种理论出现早晚区分；有依拉斯威尔(Lasswell)所创见的传播模式中单元区分；有依美国学派或欧陆学派区分，但不论何种区分均无法掌握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轨迹；其建议以掌握主导传播研究的理论起源、传承、发展、及转折的整个脉络。故以典范作为思考架构，参酌大众传播理论的源起及重要转折，作为主要分界。Severin&Tankard则以主流的传播效果研究作为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将传播效果分为媒介效果万能论、媒介效果有限论、中度效果模式、大效果模式。而对于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移转和新科技发展间的关系，McLuhan曾提出四阶段论，将人类传播历史分为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与电子传播。McLaughin&Antonoff（1986）则将信息传播事业按照服务性和产品内容探讨传播科技的转变对整个传播生态的影响。述学者论点，传播理论的典范移转与信息科技典范发展息息相关，而新的信息科技正改变着传统传播方式。

3网络传播的产生及影响

3.1网络传播中新传播方式的产生

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驱使研究者建构一个超越特定媒体或科技的传播理论。社会学家曾针对为何新媒介较历史上任何早期社会的传播过程都有效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整理出新传播方式的四个因素：一是表达性；二是记录永久性；三是迅速性；四是分布性。新的大众媒介由于其在社会中广泛被接受与使用，使得这些媒介不仅影响社会互动也影响个人心理观念的形成。传播科技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认为电视是一个统一或磐石般的体系，传送着同质的讯息给受众。这种科技发展的结果对以往假定媒体具有单一效果或统一信息的传播理论有所冲击。McQuail（2000）认为信息与传播技术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数字化；透过数字化的过程，所有的文本能够缩减成二进制编码，并且可以采用同样生产、分配与储存的过程。这对媒介机构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最广泛，并为人们所注意的就是所有既存媒介在组织、分配、接收与管理形式上的整合。网路传播所探讨的主体，既着重非多媒体、非超链接的网络传播形式，如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新闻组、泥巴（Multi-UserDungeon，MUD）、电子会议、ICQ等，亦含多媒体传播与纯人机的传播，如搜寻数据、电子报、（非）同步远距教学、游戏等。若以Lasswell模式来比较传统传播理论与网络传播内涵的差异，可知网络社会中的网络传播，是以网络为中介和桥梁，网络成为未来传播的重心，而且不再有传统所谓传播者和接受者(或传播者与阅听人)的区别，所有沟通者都是网络用户。

3.2网络传播的特色与冲击

因特网提供的即时反应的双向功能，是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优势之一。电子化媒介的功能在于，一是储存信息，二是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其对社会与人类的塑造为视、听系统的整合，全球村的形成，空间取向和时间取向的整合，重新部落化与个体创造性问题。

4网络传播对传媒媒介的冲击

因特网的特色在于无线传播信道、小区营造、电子商务，以及模糊信息提供者与消费者的高度互动特质。Poster（1998）则指出因特网与广播、电影、电视及印刷媒体的差异，其认为网际网络结合了广播、电影和电视，并且透过推播的技术来传达，使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使文化事项同步接受、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使传播行为脱离国家的疆界，脱离现代性的领域化间关系，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将现代/晚现代的主体置入网络性的器械中。Postmes等（1998）将计算机描述成一种特别的非专一性（UniquelyUndedicated）的传播技术。Livingstone等（2011）亦提出：因特网所带来的新气象，可能结合了互动性以及那些对大众媒介来说属于创新性的特征：无限范围的内容、接触的阅听人幅度及全球性的传播本质。网络媒体具有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七大特性：互动性、个人性、立即性、全球性、多媒体、超链接与数据搜寻。谢清佳等（2000）从科技方面看，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两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可连接性、可达性。可连接性代着表它能够连接到任何想使用网络资源的人，在网络上分享信息或从事活动。可达性代表着它不受任何地域上的限制，可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不需花费昂贵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看，因特网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社会形态，其中以日常生活模式与商业行为模式最为显著。苏席仪（2000）从网络上商品信息中归纳了其科技特性：信息量、时间性、空间性、多媒体、互动性、个人化与隐私性。许嘉惠（2001）指出网络包含了4种重要特性：开放性的全球联机、高速通讯能力、多媒体的传输能力及丰富的网络资源。

5结语

Bell(1973)比较工业后社会(Post-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前社会(Pre-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社会的特质，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重心不再是原料或能量，而是信息；更重要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竞争不再是原料或能源，而是知识与创新。因此把因特网可能构建的虚拟现象抽离出来，对传播研究及传播理论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新媒体正促进人类进入智能型社会。从本文分析可知，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的最大差异在于虚拟、互动、创意、快速的产生。随着科技进步，无线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届时立即性的讯息获得、反应，个人化的服务将应运而生。人们无法预测网络传播是否完全取代传统传播方式，但可预测其必对传统传播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网络传播类型众多，但因科技发展限制，利用因特网作为传播工具，在现阶段亦隐含传播瓶颈，其可利用网络特性而发挥到极至，亦会冲击传统传播产业。因特网特性使网络传播有别于传统传播，网络传播可发挥网络特性，对传统传播方式产生影响，导致其发生结构性改变。一是社会结构层面，从文献得知，人们因网络传播兴起而排挤其他传播工具的使用时间。随着应用程度的普及，原有实体的建构逐渐消失，人际沟通方式改变，新的族群形成，法律修订永远跟不上科技的改变，新的社会问题衍生。二是内容结构层面，网络内容多元化、回复快速容易，具高度实时性，提供个性化服务。从消费、商务、工作到学习，无时无刻的信息获得，衍生不同于实体的商品。而消费通路的变化，导致不同经营模式的产生。三是传播经营层面，因特网突破时空限制，具有连锁性放大作用，新业者不再受频道限制。四是技术层面，具多媒体、失真与干扰小、超链结、数据搜寻、处理能量大等优势。五是阅听人层面，阅听人不必于固定时间守着媒介，反而因数据库的设计，可享受非定时、可重复的信息接收。六是现有科技环境下利用因特网传播隐含传播瓶颈：首先，网络技术成熟问题：在固网、带宽问题解决之前，需要考虑到网络宽带及传输的顺畅问题，在制作网络广播节目时，将声音加以压缩，会造成音质失真，形成经营瓶颈。其次，传输中断问题：网络广播的有线或无线接收，均依附于因特网，受到频宽的限制，网络上人数增加，网络拥堵问题立即出现。第三，收听习惯问题：一般的上网族已经习惯上网进行纯图文的阅读，网友是否能改变上网习惯，接受网络广播，还需时间上的等待。第四，网络盈利问题：网站何其多，虽然进入门坎低，然在众多网站中，如何让网友认知网络世界中所存在的网站，进而由人潮引进钱潮，是任一网站要努力之处。第五，知识产权问题：网络上立法尚未完备，对于音乐、图文、影片等在网络上进行广播，将出现知识产权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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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思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传播特点 引导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思潮活跃时期，反映各类社会诉求、表达对社会现象不同看法的思潮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对高校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高校是社会思潮的集散地，为大学生汲取进步社会思潮的养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好条件，也容易受到消极社会思潮负面效应的冲击。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社会思潮在高校的传播有相应的特点和影响。有针对性地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引领高校社会思潮，是当下必须重视的课题。

高校社会思潮传播的新特点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反映特定的社会存在。最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式是从传播者到大众传播媒介，再到接收（受）者，最后到次级接收（受）者的过程。最简洁的信息反馈过程则是上述过程的反向运动。网络时代的高校社会思潮传播，在传播者、接收者和传播类型三方面，均呈现出新特点。

传播者的专家、精英知识分子垄断被打破，普通大众也参与其中，传播者身份五花八门。以往，社会思潮的传播多是从少数知识分子到大学生再到社会民众；而今，随着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多种新媒体的迅速崛起，自媒体时代来临，普通个体和组织均可成为信息的源，使得专家、精英与善用新传播手段的个体或组织站在传播链条的同一起点，也使得大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催生了一批广受媒体和大众追捧的公众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身处体制之外，关注并参与公共事务，富有独立批判精神，在大学生中颇有影响力，其中既有学者文人，也有草根一族。随着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泛化，知名度较高的公众人物，如名人明星也跻身“公知”行列，得到大学生的广泛关注。此外，一些紧扣社会热点的思潮网站、论坛在大学生中也拥有较高的知晓度，这些网站将有相似主张的学者观点汇集起来，构建起社会思潮传播的团队，以多种策略积极吸纳大学生的网络注意力。

传播接收者拥有更广阔自由的信息选择空间，能够便捷地与传播者互动，也可以迅速地转换为传播者。相较学术讲座、书籍报刊、电视等社会思潮传播的传统渠道，博客、播客、网络聊天工具、社交网站、电子论坛等新渠道，已通过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等成为社会思潮在高校传播的重要途经。这些新渠道具有传播迅速便捷、范围广、互动性强等特点，扩大了社会思潮传播的机会和自由度。大学生可以在海量的信息资源中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轻松与传播者进行网络互动沟通，同时将获得的信息出去，拥有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一些大学生在校园BBS和论坛中较为活跃，善于将获得的信息加工整理后传递给他人，形成社会思潮在高校二级传播的舆论领袖。

群体传播日渐活跃，大众传播风光不再。群体传播是群体内部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也被称为团体传播，具有自发、双向、传播风格多样等特点，与大众传播被动、单向、传播风格严肃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于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则有去中心化、平等化的优势，与大学生彰显主体意识、追求平等对话的成长需求契合。当下社会现状复杂，社会思潮日趋多元、多样，代表着社会变革中不同群体利益、关照不同社会领域的各类思潮，通过与大学生的不同利益诉求契合发挥着影响。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提供的“关注”、“订阅”等功能，使得大学生能借助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空间，以主动姿态加入到群体传播的过程中，拥有较强的参与感。

高校社会思潮传播的辩证影响

各类思潮在网络媒体上尖锐交锋，精华与糟粕共舞，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重要内容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以及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期的大学生带来影响。这些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动力。

影响一：意识形态教育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各类反马克思主义、主义制度的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阵地。网络使得世界变平，也使主流意识形态需要与来自各个领域、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潮同台竞技。弗里德曼指出：“世界在变平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将地球上各个知识中心统一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②但在信息爆炸的网络世界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乏一些自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流传，更有一些错误观点，断章取义地引用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用以装点门面，误导大众。大学生不免会受到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别有用心地将网络作为西方价值观出口的终端工具，对大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冲击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影响二：课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被弱化，教育者的权威地位被撼动。调查显示，大学生通过课内渠道，如教学和学术讲座了解社会思潮的比重仅22.3%，网络、学术会议、文娱活动等课外渠道占至77.7%。③如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轻巧、便捷的互联网移动终端已成为许多大学生终日不离身的学习生活工具，大部分高校都实现了无线互联网的普及。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还停留于单向传授、被动接纳的课堂教学模式，与主体性、互动性强的网络社会思潮传播模式相比便显得索然无味；博学多识、德高望重的授业导师形象，在无限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面前也黯然逊色；严肃、晦涩的理论内容，在趣味性、通俗性的“网络快餐”前吸引力欠佳。在课堂上，教师经常需要从手机、电脑那里争夺学生的注意力。互联网时代已经“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对传递特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④

影响三：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需要应对的环境更为复杂，要求更为灵活、主动、及时的教育方式。网络社会已紧密地与大学生活结合在一起，形形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包含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潮，在图片、影视、文字信息、网络游戏中都有明显或隐蔽的存在，对大学生形成包围之势。而在围绕社会热点引发的网络舆情中，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言论，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能及时给予有力回击的应对还不够多，影响力也还有待提升；对时事热点深入理性的分析，时常缺位。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观点发表者，常常受到冷嘲热讽和攻击，被扣上“”的帽子；联合发力，更是少见，不能形成一呼百应之势。

影响四：部分大学生受不良社会思潮影响产生信仰危机和价值观危机。一方面，一些社会思潮抓住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的时代特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对大学生信仰危机的产生不无影响。例如，以“揭露历史真相”为口号，以学术研究为伪装，要求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乘机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否定人民民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过分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等，在大学生中间都不乏拥趸。

另一方面，受西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价值取向日趋功利化。例如，在学习上，偏重选择毕业后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专业和课程，不重视提升自我内在价值、精神修养和全面发展的知识和课程；在生活中，将人际交往建立在物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追求享乐，过度消费；在信仰追求上，入党动机功利化，将入党作为就业的筹码等。

以上主要为消极影响，积极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推动大学生关照现实，思考民生，活跃思维，开拓视野。社会思潮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联的思潮，关注社会具体问题，反映社会现实，能帮助大学生进一步观察和了解社会。如今，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大学生对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社会分层、腐败贪污等现实问题有直观感受，以及困惑和不解。

先进思潮的传播能增进大学生对相应民生问题的思考和了解，引导大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投身于一些深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去。虽然一些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出发点、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分歧甚至对立冲突，但思潮之间的相互争鸣，能为大学生提供鉴别和比较不同观点的机会、提高思辨能力。

此外，社会思潮涉及领域广泛，触及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生态各方面，相关理论的汲取能很好地充实大学生头脑。但大学生具有善于感性、微观、局部体验，短于理性、宏观、全局把握的思维特点，在看待问题时容易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故而比较容易陷入一些不良社会思潮宣传的误导之中，值得警惕和注意。

另一方面，推动大学生的民族意识、爱国心持续高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文化等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势占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加剧全球南北差距，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阻碍。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在和领土问题上时有碰撞，南海争端、事件等不时升温，与美国也摩擦不断。这些事件常常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也成为社会思潮涌动的温床。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何实现和平崛起等问题就反映在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中。

大学生在吸收批判西方、民族自强的社会思潮中，能逐步增强民族自信、激发爱国热情。但一些大学生在民族意识、爱国情绪被激发的同时，受到狭隘民族意识的影响，在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冲突和争端时，不能够较为客观、理性、全面的把握，在国际争端上持有较极端的立场和观点，容易做出一些过激的判断行为。

引导高校社会思潮传播的具体对策

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需要辩论看待，只有恰当地引导其在高校中的传播，才能将其积极的影响充分发挥出来，抵制其消极的影响，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材、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党的十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高校在多元社会思潮激荡的背景下，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发挥其导向作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高校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贯穿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并积极营造兼容并包的和谐校园文化。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质量，加强理论研究，提高大学生理论水平。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分辨、甄别社会思潮能力的重要渠道。高校中一些负面社会思潮的传播，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形成了冲击，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作用也有所抵消。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课堂提供了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这是网络传播不具备的优势。应改变单向传播的教学模式，通过组织课堂讨论、辩论、讲演等形式，将学生转变为教学的主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时政，增强课程的实效性，有针对性地介绍、评析和批判当前的一些非主流社会思潮，拉近理论与现实的距离，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辨别社会思潮的能力。教师应主动承担起相关研究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围绕社会思潮的热点、难点展开研究，夯实理论基础，促进教学相长。

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坚持实践育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加强课堂理论教育的同时，要积极提供条件，让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增进认识、做出判断、坚定信念。

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通常从感性共鸣开始，对于缺乏社会经验、知识水平有所局限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感性共鸣的迸发，往往与脱离现实的认识和理解联系在一起，容易形成误导。要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实践，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明确自身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将所学和专长服务于社会，自觉抵制错误的社会思潮。

加强网络话语权，善用网络的意识形态承载功能。相较于社会思潮在网络上传播的主动姿态和策略的进攻性，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还较为薄弱。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善于运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学习网络中社会思潮传播的策略，有针对性地通过网络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提供文字、图片和影视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资源，主动应对网络媒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误解，占领网络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高地。

各高校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一批网络评论员，关注网络动态，增强网络舆情，并鼓励教师和辅导员开设网络博客或个人主页，吸引学生关注，把握话语主动权。对大学生中的网络舆论领袖，应加强引导和管理，培育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增强高校、教育者之间的网络联合，建立起多圈层、多渠道的网络宣传平台，凝聚思想精英，广纳教师和学生，让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产生规模效应和群集效应。

完善机制，增强党委、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引导高校社会思潮是全方位的工作，高校应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培养出适应新形式需要、了解学生心理和思想动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队伍，提供各类学习、培训机会，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业务水平。高校党委要将思想战线建设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引导高校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关注社会思潮动态，吸纳进步思潮，识别落后思潮本质，坚定信念和理想，带动其他师生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①冯契：《哲学大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②[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③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对高校学生影响的特点及对策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年第10期。

④[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