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安全处罚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安全处罚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红灯短暂而生命长久，为了更好地宣传交通安全法规，增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教育部将今年3月28日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主题定为“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为了更好地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更好地珍视我们生命，在此，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倡议：

1、我们要认真学习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遵守交通规则，加强安全意识，树立交通安全文明公德；

2、当我们徒步行走于人来车往的马路时，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在马路上嬉戏打闹；

3、当我们时马路时，多一份谦让与耐心，不闯红灯，走人行横道，绝不能为贪一时之快，横穿马路；4、严禁12周岁以下的学生骑自行车。放学回家一定要排好路队。

记得有一个故事。几个学者与一个老者同船共渡。学者们问老者是否懂得什么是哲学，老者连连摇头。学者们纷纷叹息：那你已经失去了一半的生命。这时一个巨浪打来，小船被掀翻了，老者问：“你们会不会游泳啊？”学者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会。老者叹口气说：“那你们就失去了全部的生命。”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其中蕴含的哲理却耐人寻味。灾难的发生对每个人来说，不分贫富贵贱，不论性别年龄。孩子、学子、工人、知识分子，人民公仆……无论咿呀学语，还是学富五车，无论幼小纤弱，还是身强力壮，如果缺少应有的警惕，不懂起码的安全常识，那么，危险一旦降临，本可能逃离的厄运，却都会在意料之外、客观之中发生了。新晨

篇2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法条竞合

作者简介：王强军，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天津300071)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在刑法133条交通肇事罪之后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同时，我国司法机关确立了醉酒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例”，现行刑法在交通安全的规制上形成了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罪共舞”的局面。为了实现刑法所追求的罪刑均衡，实现刑法的公众认同，我们有必要准确地把握三个犯罪各自的本质、行为特征和处罚范围，从而理性地处理三者之间的竞合关系。

一、规制交通安全刑法网络之织成

在现代科技社会，处处都有危险，我们生活的许多方便，也是这些危险换来的，所以，在确定对危险或风险进行控制时，应当注重对利益与风险的衡量。即危险是否被容许，要依照行为的社会意义加以评价。没有社会利益而且被社会所非难的行为，可以被评价为有危险。经过对利益的权衡和比较，我们就可以确定何种危险应当受到刑法的控制，何种危害结果应当受到刑法的惩罚。对于交通安全更是如此，基于机动车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因此有必要从危险到实害都应当有相应的刑法进行规制。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现行刑法在交通安全的规制上编织了从危险到实害、从过失到故意的刑事法网。

1　危险驾驶罪――控制风险

结合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知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尽管说本罪的罪名被确定为危险驾驶罪，但是其行为模式却只有两种：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分别将二者称之为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和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

(1)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控制具体危险

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要控制的主要是双方之间在道路上通过随意变道、超车、加塞等方式实现竞向前进，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周围的行人、车辆、财产所可能造成的危险。之所以在该类型的危险驾驶罪中要求只有出现具体危险时犯罪方告成立，是因为尽管在追逐竞驶的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的行人、车辆、财产造成威胁，但该行为毕竟是在行为人精神状况完全正常，控制自身和机动车的能力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实施的，所以，对其犯罪成立要件的要求相对于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就较为严格。

也正是因为如此，构成该类型的危险驾驶罪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要件：第一，必须存在追逐竞驶的行为。所谓追逐竞驶也就是双方在道路上追逐，竞向前进。既然是追逐竞驶，那么就肯定存在“追的一方”和“被追的一方”。只有双方之间在道路上任意追逐、随意变道才会产生对公共安全的危险，刑法也才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第二，必须发生在道路上。这里的道路并不限定为公共交通的道路，即便是工厂、矿区、学校等的道路也可以构成本罪，因为本罪保护的法益并不是狭义的公共交通安全，而是广义的公共安全。相应地如果追逐竞驶行为发生在不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封闭道路上、测试车道上等则不能构成本罪。第三，追逐竞驶行为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所谓的情节恶劣就是追逐竞驶行为已经足以危及到周围的行人、车辆或公私财产的安全。大体上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衡量，主观方面包括行为人追逐竞驶的动机、追逐竞驶的目的等等；客观方面包括追逐竞驶的时间、追逐竞驶的道路、追逐竞驶的次数、追逐竞驶的速度等等。

(2)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控制抽象危险

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是指醉酒之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之所以对该类型的危险驾驶罪的成立要件要求较为宽松，只要出现抽象危险，犯罪即告既遂，是因为立法者根据已有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常识认为，机动车属于具有高速行驶特点的工具，这种特点要求驾驶人员必须保持高度的头脑清醒和精神集中。即便是如此也还是有极大可能发生危险或交通事故。但醉酒之后，精神亢奋状态，生理反应能力与危险的判断能力都大为降低，但驾驶人却过度自信，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此种心理态度及其危险性，无异于车道上滚动的炸弹，潜伏很大的灾难。为了避免醉酒驾驶行为本身所包含的危险转化为实害，刑法有必要对这种具有高度危险的行为进行提前干预和规制。

抽象危险犯罪的成立标准就是行为人实施了立法机关基于社会经验和常识而认定的危险行为。在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中，抽象危险的认定标准就是行为人实施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驾驶机动车相对较为明确具体，所以认定本罪关键和标准也就只有一个，即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时处于醉酒状态。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l9522-2004)的规定。醉酒驾驶是指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这一标准也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我国司法机关认定醉酒驾驶的标准。除此之外，对于醉酒驾驶没有情节和严重程度的要求。

2　交通肇事罪――惩罚结果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通过交通肇事罪的概念界定，我们就可以得知交通肇事罪的构成特征。首先，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并且因此而导致了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发生。其次，主观方面，行为人对于违反运输管理法规和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观认识上存在矛盾。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是有认识的，但是行为人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排斥的、反对的。也正是因为行为人对于严重后果的反对和排斥，各国立法机关均将交通肇事罪限定为过失犯罪，而过失犯罪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排斥和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客观上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对于交通肇事罪来说，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都不希望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机动车属于具有高速运行性能的工具，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行为人本身也有极大可能受到伤害。基于这种客观事实，驾驶人员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时，往往会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依据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事实是，行为人高估了其所信赖的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依据，从而引起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为了实现在交通运输领域中保护交

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各国刑法均是将交通肇事罪定性为只惩罚造成危害结果的过失犯罪。

3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控制风险＆惩罚结果

结合刑法第114条、115条的规定和刑法理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一方面由于其犯罪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因为其所侵犯的法益“公共安全”的相对模糊性，所以，尽管只是一个罪名，但刑法却用114条和115条两个条文进行规定。其中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是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5条规定的是实害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控制风险

随着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和承受各种人为的风险，从核辐射到交通事故，从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到犯罪率攀升等，工业社会由其自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而且，风险社会下的“风险”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性质。所以当其爆发时，我们难以控制其可能造成的危害范围，其危害后果甚至可以表现为空间上的“国际扩散性”和在时间上的“世代延续性”。如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不单单危及到日本国内，而且波及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时间的延展性上，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当地较长时间内人类无法居住。

为了防止风险转化为实害，整个社会必须在观念层面转变对传统社会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标准进行重新界定，在制度层面必须采取措施对这种风险进行控制，而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将可能导致实际危害结果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相应地就需要增加针对控制各种风险和危险的犯罪，而造成危险和风险的行为或来源是不确定的，在立法不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回应的时间，我们可以限定条件，利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危险的各种行为进行惩罚。在交通安全的规制中，比如驾驶机动车在闹市中穿行、逆向行驶、无视信号灯行驶、吸食或服用品后驾驶机动车等等，上述驾驶行为都可能给公共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刑法应当做出积极的应对，但是现有的危险驾驶罪只能处罚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两种行为，所以，针对上述行为只能认定为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实害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惩罚结果

实害犯形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为了惩罚那些法律不能预测的同时又给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比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严重的行为；碰瓷行为；盗窃井盖行为；私拉电网行为等等。近些年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被用来对交通安全造成严重侵害的行为进行规制。第一类较为典型就是将“碰瓷”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之所以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机动车本身的高速行驶的性质所决定。机动车属于在动力牵引下具有高速行进性能的工具，而高速行进的特性也决定了当其在失控状态或控制不力的状态下，其对周围的行人、车辆和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控制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众财富的增加，车辆的保有量在逐步攀升，相应的恶通事故也增多，而传统的交通肇事罪难以处罚和规制那些主观方面对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具有放任心理的驾驶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惩罚对公共交通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司法机关将部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危险驾驶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危险时的法律适用

1　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应当构成危险驾驶罪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危险驾驶罪是控制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对公共安全所可能造成的风险，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控处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之外的其他危险方法对公共安全可能造成的危险。如此一来，就必然会形成二者之间在处罚范围上重叠。

既然我们认可了危险驾驶罪和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存在竞合的可能，那么我们就需要明了二者竞合的性质。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二者之间属于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所谓法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了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从数个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的一个法条，当然排除适用其他法条的情形。而法条竞合一般表现为三种形式：(1)新法与旧法竞合；(2)一般法与特别法竞合；(3)轻法与重法竞合。其中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状态应当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竞合。当一构成要件完全包含于另一构成要件之中，而成为该构成要件的一部分的特别关系，此时应当基于“特别条款排除一般条款”之一般原则，仅适用特别条款。

在危险驾驶罪和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竞合关系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属于一般条款，而危险驾驶罪应当属于特别条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罪状设计上属于典型的“兜底性条款”。所谓兜底性条款就是指刑事立法中规定的具有堵截犯罪人逃脱法律惩罚的条款，多表现为“其他方法”、“其他手段”等等。当“兜底性条款”和“一般性条款”发生竞合时，应当选择“一般性条款”而放弃“兜底性条款”。因为兜底性条款的充当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就是当不能发现其它合适条款时，其才作为替补条款而出现；如果某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尽量认定为其他犯罪，不宜认定为本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然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那么当行为人实施上述两种行为并危及到公共安全时，就应当构成危险驾驶罪，而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　“醉驾”和“飚车”之外的危险驾驶行为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尽管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但我们应当看到危险驾驶罪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因为在其“大头”之下却又有一个“小身子”，其惩罚的行为只有两种：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而实际上对于公共安全造成危险和威胁的危险驾驶行为难以穷尽。就目前能够被我们普遍理解的就有闯红灯、逆向行驶、无证驾驶等等。既然危险驾驶罪处罚的行为却只有两种：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那么除了上述两种行为之外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如果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险，是构成危险驾驶罪?还是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原因有两点，第一，刑法中明确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只处罚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所以，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用危险驾驶罪来处罚上述两种行为之外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尽管本质上它们也是危险驾驶行为；第二，尽管危险驾驶罪不能处罚逆向行驶、吸食后行驶、无视信号灯行驶等行为，但为了更好地保护行人、车辆和财产安全，我们有必要将足以严重危

及到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用刑法来进行处理，而现行刑法中在内涵和外延上能够处罚上述行为的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当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时，应当认定为危险驾驶罪；第二，当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之外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时，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实害时的法律适用

1　危险驾驶行为导致实害结果的可能性巨大

我们知道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对人们来说，即使是最小的惩罚，只要不可避免，总会令人心悸；相反，即使刑罚十分严酷，但只要给人留下一线逃脱追究、不受处罚的希望，人们就有可能出于侥幸心理而冒险实施犯罪。无论是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还是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不受处罚的“机会”和“希望”都是非常之大。一方面，危险驾驶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尚未造成任何危害社会的结果就已经构成犯罪，所以在本罪中并没有相对较为明确具体的被害人，相应地就没有举报人和报案人，对危险驾驶罪的查处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公安机关的力量必然有限，这样就会导致犯罪嫌疑人有可以逃避法律追究的侥幸心理。再加上，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过程中，行为人控制自身和控制机动车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而机动车本身又是具有较大危险性工具，所以在行为人危险驾驶和警察发现之间的时间差中，危险驾驶行为就有极大可能已经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

2　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实害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害犯)

在中国尚没有如同其他国家规定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前提下，如果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刑法中只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害犯)可以选择，而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应当认定为实害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超出了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的初衷是为了控制追逐竞驶和危险驾驶所可能给公共安全带来的危险，在这种控制风险观念的指引下，其主要是惩罚造成具体危险的追逐竞驶行为和造成抽象危险的醉酒驾驶行为。但无论是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危险驾驶罪所能处罚的边界就是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危险驾驶罪的“射程范围”就是出现危险状态。而一旦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实际的危害结果，就超出了危险驾驶罪的射程范围，从而不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第二，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过失犯的本质决定了只有出现了危害后果犯罪才能成立，而追逐竞驶或醉酒驾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实，在形式上好似完全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也有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该种情形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是故意犯罪，但危险驾驶行为过失造成他人伤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时，行为人对基本犯(危险驾驶罪)是故意，对加重结果为过失，从而成为结果加重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危险驾驶行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形下，行为人对于重大人员伤亡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可能是过失。理由有这么两点：(1)行为人不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过失一般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其中疏忽大意的过失是行为人应当预见并且能够预见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从而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在危险驾驶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过程中，基于生活常识和生活经验、领取驾驶证过程中的培训、驾驶经验、危险驾驶罪的宣传和司法判例，从事驾驶的人员应当预见到而且能够预见到危险驾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完全具备预见的能力和预见的可能性。在具备这种社会常识和经验的基础上，行为人依然从事危险驾驶行为，其并不是疏忽大意，而是具有放任的情节。所以行为人主观方面不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2)行为人不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主观上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之所以没有将其划归故意犯罪，关键一点就是行为人轻信这种结果能够避免，而且有一定的相信这种结果能够避免的“依据”，而且这种凭据应当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存在性和有效性，比如个人的能力、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弱等等。但往往这种避免结果发生的努力或依据，与实际能够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之间存在“实效上”的差异，从而导致结果发生。交通运输过程中，对驾驶机动车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一般都能预见，而且行为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驾驶技术、对路况的熟悉程度、对所驾驶车辆的熟悉程度等等确信不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在危险驾驶行为过程中，追逐竞驶和醉酒状态都会导致行为人控制自身和机动车的能力有所下降，行为人所信赖的个人驾驶技术、对路况的熟悉、对所驾车辆的熟悉等事实在客观上已经“失效”。所以，客观上来说，行为人不具备控制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其轻信危害结果不会发生的认识是“虚幻”的，而非“真实”的，所以行为人不能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综上分析，行为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主观方面不可能是过失，自然也就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一个必要的说明。尽管笔者主张危险驾驶行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不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中自然包括醉酒驾驶。但如果行为人是“酒后驾驶”并导致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依然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1)“醉酒驾驶”和“酒后驾驶”认定标准上存在差别。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l9522-2004)的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驶。(2)在酒后驾车的情形下，行为人控制自身和机动车的能力并没有绝对地减弱。所以，此时行为人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其主观上应当是非常明确的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且其为避免结果的发生所采取的努力是客观的，只不过这些措施避免危害结果的能力和效用被行为人“高估”。(3)现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行为人“醉酒驾驶”造成严重后果时，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行为人“酒后驾驶”造成严重后果时，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

第三，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罪。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下，一方面，危险驾驶行为在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性方面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具有相当性和可比性，因为机动车属于具有高速运营性能的工具，当其失控时可以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下，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在主观上应当放任或希望的。行为人对于自己从事的危险驾驶行为肯定是明知的，而对于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主观上也是不排斥的。因为，客观上来说，在从事危险驾驶行为时，行为人已经不具备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即便是行为人相信其可以采取某种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这种措施在客观上也是失效的、虚幻的。其对于危害结果更多地是持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当然也不排除有希望发生的可能。综合客观表现和主观心态，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四，司法判例的支持。2009年9月8日，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在同一天对两起具有类似行为模式和犯罪后果的案件进行审判，从而确立了将醉酒驾驶造成重大严重后果的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例”。以其中的孙伟铭案件为例来说明。根据法院查明的情况，孙伟铭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2008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在为亲属祝寿期间大量饮酒。16时许，孙伟铭驾车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轿车尾部。其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向前超速行驶，并违章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与对面车道正常行驶的五辆汽车相撞，导致多人死亡及重伤，并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达5万余元。经鉴定，孙伟锦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毫克／100毫升。司法机关认定，酒后高速驾车之行为不仅完全丧失对危害的有效防范，而且大大降低其驾驭危险交通工具的能力。因此，孙伟铭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避免能力，其无证、醉酒、高速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必然的。孙伟铭对本次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完全能够预见，虽不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但完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未采取任何避免的措施。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规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后，司法机关对于醉酒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也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陈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2010年5月8日晚，陈家在一酒吧为朋友庆生，饮酒后，次日5时36分许，陈酒后、超速驾驶英菲尼迪小轿车，违反交通信号，撞上等候交通信号放行的菲亚特轿车，继而又撞向正常行驶的639路公交车。事后，陈家弃车逃逸。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o2011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陈家无期徒刑。

结语

无论根据传统的报应思想，还是现今的威慑思想，对于危害后果严重的犯罪都应当配备和适用相对严厉的刑罚，原因很简单，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而为了实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均衡，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将犯罪行为按照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分级处理，从而确定相应的刑罚阶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之后，在交通安全的刑法规制上就形成了从危险到实害、从过失到故意的全覆盖。而为了防止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受到重罚、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受到轻罚，切实做到纵向和横向的罪刑均衡，实现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认同，我们就应当厘清危险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三罪的犯罪本质和处罚范围。具体来讲就是：危险驾驶罪的本质是控制风险，处罚的范围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是兼顾控制风险和惩罚结果，处罚的范围包括除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之外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交通肇事罪的本质是惩罚结果，处罚的范围包括过失造成交通事故的所有危险驾驶行为。

注释：

①

关于将碰瓷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法理分析的文章可参见于同志驾车“碰瓷”案件的司

法考量――兼论具体危险犯的可罚性判断[J].法学，

2008，(1)；窦秀英、于志刚等，“碰瓷”勒索他人却致同

伙死亡的行为如何定性[J]，人民检察，2007，(11)。

②

参见“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EB／OL]，

篇3

关键词： 交通安全教育；事故预防；处罚；实施

中图分类号：D035.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7-0011-02

0引言

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通常而言，道路交通事故是一个个体事件。然而，随着我国机动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道路交通事故已经成为社会各层次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具备了社会性的属性。长期以来，道路交通事故防控的主要措施和方法侧重于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出发，如从道路线形设计、车辆智能化、交通管制等等。实际情况却是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约占全球的1/5，事故率居高不下。可见，我国当前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当前的道路交通事故防控体系亟待完善。

当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在事故预防与处罚体系中的作用比较薄弱，与世界前沿不匹配、不协调。然而，国外的实践表明交通安全教育是提高社会群体交通安全意识和行为的有效途径，是能够从根本上预防交通事故发生或减轻交通事故严重程度的有效办法之一。

1我国当前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当然，我国所采用的交通安全教育体系也是采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并无本质区别[1-4]。其主要不同点在于实施方式及实施效果。

学校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交通警察到学校讲课，但这种方式没有形成制度，不能做到常效；教师也在儿童及青少年阶段交通安全教育方面有所涉及，但深入程度和量度都较为有限；国内甚至连一个主题公园都难以找到，凸显该方面的差距。

社会教育主要包含突击性和日常性两种类型。突击性安全教育是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展的有目的的整顿活动，如“百日会战”、“冬季安全活动月”、“节日安全活动周”等，其目的是有针对性地体现人们注意交通安全。但此类教育效果不仅不显著，且往往缺乏规划与协调。日常性的教育以综合整治及广泛宣传、社会教育与单位教育相结合、公安机动车对申领驾驶证者的教育与培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安全宣传；日常性的交通安全教育往往是表面形式大于实际效果，如综合整治后交通违法事件回升率高、对轻度交通违法人员的教育极度贫乏、对除驾驶人以外的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教育效果极为有限、对驾驶证申领者的安全教育形式单一且意象薄弱。总体来说，我国的交通安全教育的模式和手段仍较为局限，尤其是教育效果较为有限。

2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作用

道路交通事故中，由于驾驶人原因造成的事故所占比例较大，数据显示由于驾驶人的过错等原因造成死亡人数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0%以上。由此可见，驾驶人及其它交通参与者对系统安全性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加强对交通参与者的管理、教育对整体交通安全形势的改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1 交通安全教育在事故预防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科研人员都始终强调道路交通安全与道路交通条件的关系，把事故预防和减少事故的措施重点放在加强道路交通建设、交通管理上，而忽视了交通安全教育与宣传对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证交通安全所能够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期这种做法对我国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安全的提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21世纪前后，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呈现了逐年递增的态势，显然交通安全改善措施与方法出现了“瓶颈”，这也从某些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交通安全教育匮乏的链锁反应。

无论是西方国家经验，还是过去几十年国内发展历程，都表明了交通安全教育与宣传在事故预防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我国未来的交通安全条件的改善将起到举重若轻的影响。

因此，在我国未来的交通事故防控体系中，交通安全教育属于第一层次的范畴，是严格交通管理措施、提高车辆效能、提高道路主动安全等第二层次措施的根本和基础。

2.2 交通安全教育在事故处罚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

显然，交通安全教育仍然没有被列入交通违法处罚范畴，更别谈其实施方式和形式。对于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罚款、警告、扣证显然难以给交通违法者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和感触。

以教代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被证明了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处罚方式。笔者认为，交通安全教育是一种较为实际、效果明显的事故处罚方式，尤其是对于抱有侥幸心里的交通参与者。其应成为我国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列入法律的范畴并给出具体实施办法。

3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实施方式探讨

我国交通安全教育实施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交通管理单位专门教育等三种主要方式组成。

3.1 学校教育针对儿童、青少年不同阶段从教育目标、内容和方式等三个方面构筑学校交通安全教育方案和实施计划，编写相关教材并组织教学实施。

并且，在实施方式上应针对不同群体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建议修建交通安全教育主题公园、交通安全教育博物馆、交通安全教育学校等。同时，应以规范条文等形式保证每个阶段不同群体的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的实施及实施质量。

3.2 社会教育校教育是交通安全教育的基础。然而，只有发挥相关部门特别是新闻媒体和社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保证交通安全教育深入千家万户。

充分利用相关部门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新闻媒介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与宣传。可以通过设置专题教育栏目和知识竞赛等形式开展强化教育等。

社区化教育是教育组织体系中的一种有效形式。交通安全社区教育和宣传具有广泛性、长期性、主动性和可行性等优势，应作为未来我国交通安全社会化教育重要模式。

3.3 交通管理单位专业教育首先，通过与其他单位的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其次，强化对驾驶人进行的交通安全教育，把好初考驾驶员教育培训和初次申领驾驶证考核关。最后，坚持不懈地开展针对驾驶人和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教育。我国当前交通事故违法处罚形式以罚款、扣分、行事责任为主，缺少回炉教育环节或者流于形式。建议将以教代罚、社区劳动（尤其是照顾交通事故致残人员）、大客（货）车驾驶人定期教育等形式纳入交通安全范畴并加以实施。

4结论

笔者通过对国内外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体系及实施方式等的分析，探讨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在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与处罚中的作用及实施方式等问题。得到如下结论：

①分析并指出了当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体系构成及实施效果中存在的问题；②提出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作为未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防控体系重点措施和违法处罚的重要手段，并纳入法律范畴；③提出了三种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实施方式。

参考文献：

[1]陈川，朱孟金，胡晓亮.基于网络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1，21（2）：135-140.

[2]刘彩霞.论交通安全教育[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0（5）：47-49.

篇4

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行政强制措施形成过程

交通安全管理强制措施1955年公布的《城市交通规则》对交通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规定了批评教育、给予警告、罚款、扣留驾驶执照、拘役处罚的行政处罚措施，当时并未形成行政强制的概念，1988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直接对交通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也没有规定行政强制措施。2003年颁布并于2004年5月1日实施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做出了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之后国务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废止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公安部2004年4月30日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69号）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70号），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做出了细化执行的规定，后被2008年公安部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5号）分别修改代替。目前我国交通安全管理领域实施生效的法律法规有：《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5号)。从法律位阶来看《道路交通安全法》属于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属于部门规章。

二、道路交通安全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类型

目前，规定交通管理领域的主要强制手段的法律规章有：《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04号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05号令）。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交通管制(第四十条)、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第二十四、一百一十条)、扣留车辆(第七十二、八十九、九十二、九十五、九十六、九十八条)、拖移机动车(第九十三条)、保护性约束(第九十一条)、收缴物品(第九十六、九十七、一百条)等行政强制措施，以及恢复原状(第一百零四条)、排除妨碍（第一百零六条)、加处罚款(滞纳金，第一百零九条)等行政强制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强制撤离现场(第八十九条)、拖移机动车(第一百零四条)、检测体内酒精或国家管制的、品含量(第一百零五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04号令）规定了：强制撤离（第十六条）、扣留车辆（第二十八、三十四条）、扣押物品（第二十九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05号令）规定了：扣留车辆（第二十五条）、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第二十九条）、拖移机动车（第三十一条）、检测体内酒精或国家管制的、品含量(第三十三条)、保护性约束（第三十三条）、收缴物品（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条）、强制排除妨碍（第三十八条）、消除违法状态（第二十七条）、滞纳金（第五十二条）。

三、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行政强制措施属性分析

（一）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为1.保护性约束。《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都对保护性约束进行了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分别规定对于醉酒的人可以采取约束性保护，直至酒醒。约束性保护是一种强制措施，因为它针对的是醉酒者的自由，醉酒者虽然会意识模糊，如果认为醉酒者没有自由意志，那么其在醉酒状态下实施的行为就不具有可非难性，也就是醉酒者会因为没有自由意志而不负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刑法》规定醉酒者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醉酒者违法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就是法律对醉酒者自由的肯定。因此保护性约束是针对的醉酒者人身自由的限制，属于《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2.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是在行政强制法里没有规定的一种方式，但它具有强制性。首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针对的不是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也不是相对人的财产；其次，机动车驾驶证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许可资格，对机动车驾驶证的扣留是对相对人资格的限制。在驾驶证被扣留期间是不允许驾驶机动车的，对驾驶证的扣留是交通管理领域一种特有的行政强制措施。在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被交通管理机关发现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一段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应该对相对人的驾驶许可作出一定限制，因此对驾驶证的扣留在交通管理领域就显得不可或缺。扣留驾驶证并不是行政处罚，和暂扣驾驶证有根本区别。暂扣驾驶证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方式，扣留驾驶证是一种强制措施，扣留只是单纯的将相对人的驾驶证留置，是否处罚要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才可以确定，即扣留驾驶证件的不一定会受到暂扣或者吊销驾驶证件的处罚，扣留只是对相对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并没有使其权利受到减损或者消灭。因此，扣留驾驶证是一种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件由《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的规定，应当将扣留驾驶证件认为是《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3.扣留车辆。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的种类包括扣押财物。扣留车辆是扣押财物的一种具体方式，所以，扣留车辆属于扣押财物的强制措施。（二）不是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措施1.交通管制。《人民警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可以采取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遇有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重大交通事故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形，采取其他措施难以保证交通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以及交通管制的属性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有的交通管制是由《警察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设定的，即使交通管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它的设定也是符合《行政强制法》的，因此交通管制的规定符合《行政强制法》精神。《道路交通安全法》、《人民警察法》分别规定了交通管制措施，不难看出交通管制有以下特点：首先，交通管制针对的是某一区域，不是某一具体的行政相对人，“在行为对象上，如果一个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作出的，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一种行为是针对不确定对象作出的，那么它是抽象行政行为”[2]，因此交通管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次，交通管制的约束力是“往后性约束”，即在开始交通管制的一段时间内实施，“如果一个行政行为是适用以前的事项，它便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一种行政行为是适用往后的事项，那它便是抽象行政行为”[2]P40；最后，“在行为的适用次数上，如果一种行政行为只适用一次，那么它就是具体的，如果一种行政行为可以反复适用，那它便是抽象的”[2]P40，显然交通管制是反复适用的，因为只要交通管制的行为不停止，对于指定区域交通管制可以反复适用于通过该区域的所有车辆或者行人。交通管制显然不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首先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交通管制不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更不可能是行政强制措施。根据交通管制的特点，交通管制更应该被认定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2.强制撤离现场。不是行政强制措施也不是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撤离描述的是一种结果，而不是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强制撤离现场是要达到撤离现场的结果，至于方式并不是强制撤离现场关心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使相对人离开现场，可以是拖移机动车，也可以是代驾，还可以是扣留车辆。根据不同的强制撤离方式强制撤离现场就有了不同的性质。因此，强制撤离现场只是一种对结果目的的描述，既不是强制措施也不是强制执行。因为强制撤离不属于行政强制，所以不属于《行政强制法》规制的范围，不存在是否符合《行政强制法》的情况，只是强制撤离的手段根据其具体属性会受到《行政强制法》的约束。3.从现行法律规定角度来看，收缴并非行政处罚措施，也非行政强制措施。从字面理解收缴是对非法物品的占有的剥夺，更接近于行政强制措施，但从法律后果看，“收缴是一种处分，它与查封、扣押等限权不同，它不仅仅限制对象物的使用权，而是剥夺其所有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利益影响是一样的[3]。”因此，将收缴物品理解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执行措施更为合理、恰当。（三）行政强制执行措施1.拖移机动车。拖移车辆是强行将车辆由一地移动至另一地。是针对相对人拒不履行移车义务或者当事人不在现场的情形，是“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迫使拒不履行相应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通过其他法定方式使相应义务得以实现”[4]的行为，应该认为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措施。2.恢复原状、排除妨碍、加处罚款或滞纳金。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包括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以及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因此该三种措施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四）行政程序中的调查措施检测体内酒精或国家管制的、品含量。检测体内酒精或国家管制的、品含量是一种行政证据调查行为，检测体内酒精或药品含量其目的是得到一个参考量，为后续的行政行为提供依据，既不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也不是对财产的限制，检测不是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强制检测不是强制措施，所以不属于《行政强制法》规制的行政手段，《行政强制法》的实施生效对其也没有影响。

四、道路交通安全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法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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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性港口水上交通安全行政执法模式现状以及存在的执法体制弊端

综合性港口中既有商业码头，又有渔业码头，商船与渔船往往共用同一进出港航道和港内锚地。在综合性港口中，一般均设有基层海事和渔监部门，港通安全执法模式是海事、渔监两部门共同行使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职能，在体制方面主要体现出的问题如下：

1、管理主体不明。对行政事务所归属的行政主体不明确，行政机关相互间容易产生扯皮或相互推诿责任。如对综合性港口以及专用水域、航道、锚地的管理主体定位问题，国内众多港口也存在“商、渔”地位彼此不分主次的现象。

2、管理要求不统一。海事、渔监两部门设置在同一综合性港口中并对外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由此便存在阶段性管理侧重点不同步、执法工作内容和要求不一致以及适用的依据和标准不相同，容易造成“一严一松”现象，影响了执法的权威性、连贯性。

3、管理协调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在船舶登记、船员持证、动态监管搜寻救助等诸多方面未能做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海事、渔监两部门也未形成定期或不定期的联席会议等协调制度，直接影响到监管的效率。

二、综合性港口构建水上交通安全行政综合执法模式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1、行政综合执法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根据理论界的提法，行政综合执法是由以下几个法律要素构成：

（1）行政综合执法的成立必须基于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规定，行政事态的管理和管辖没有清楚的职能承担者。

（2）行政综合执法是一种权力转让型的执法，这种权力的转让涉及到原有法定职能的重新调整和配置，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必须在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下取得，且取得行政综合执法资格的行政主体必须也是行政机关。

（3）取得综合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是一种多位权力组合的执法形态，其多位权力组合后便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权力板块，因此，其在法律上的效力高于其他普通执法。

2、构建行政综合执法模式的法律依据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我国首次在行政管理领域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法律规定，旨在解决行政管理领域中比较混乱的行政处罚行业。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势必涉及到行政机关机构调整和执法模式的改革，由此行政综合执法就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综合性港口构建行政综合执法模式符合其构成要件，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此模式的构建是可行的。

三、结合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特点和监管体制现状，科学构建水上交通安全行政综合执法模式

内河资源立体分布，各种水上活动相互影响和制约，综合性港口水上交通安全实施行政综合执法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科学构建行政综合执法模式，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1、加强行政立法。在本着切合实际与大胆突破相结合的原则的基础上，在制定法规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可先选择综合性港口进行试点，在积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法规。二是从制定法规的内容来看，应包括机构的设置、编制及职责范围、行政执法处理（含处罚、强制等）程序、经费保障、执法监督等主要内容。

2、合理设置机构。从管理实践来看，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运作模式主要有授权新建专门机关行使等三种，管理体制的定位也主要有垂直领导、垂直与横向双重领导、横向领导等三种。要达到机构的合理设置，必须要加强监管力度、理顺各方面关系、提高工作效率，亦可考虑进一步拓展监管领域，将交通、港口、边防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也纳入其中，实行港口“大安全”行政综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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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不是现场抓到的违章，检车之前处理就可以了。

2、如果是被现场抓到了，就要在15天之内去处理，交罚款，不然超过十五天，每天会多收3%的滞纳金。

3、车辆违章是指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车辆违章后的处罚分为警告、罚款（扣押车辆）、暂扣驾驶证、吊销驾驶证、注销驾驶证、行政扣留，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车主可通过手机app车轮查违章查询车辆的违章情况。

【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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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律师舒江荣驾车在浙江省海盐县闯了黄灯，被交警罚款150元。他以“处罚无法律依据”为由把海盐交警部门告上了法院。日前，海盐法院一审判决舒江荣败诉。舒江荣继续提出上诉。

假如舒江荣在美国驾车闯黄灯

杨 涛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只是规定“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并没有说“未经过停止线的禁止继续通行”。这种理解恐怕不符合宪法和行政法原理，因为公法上基本原理是“公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公民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那么，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未经过停止线的禁止继续通行”，那么就应当理解为未经过停止线在亮黄灯之时，也可以继续通行。

从合理性上讲，黄灯的设立本身就是为起缓冲的作用，如果闯黄灯也违法，那么，黄灯与红灯就没有什么区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设置黄灯的本来目的，就是给那些在信号灯由绿变黄瞬间未过停车线，但又离停车线过近而无法在停车线前停住的车辆也能够安全地通过交叉口用的。

假设刹车前，汽车已经十分逼近停车线，那么按照“遇黄灯不得通行”的规定，司机采取制动措施后，由于运动惯性，汽车最终停止时的地面位置，仍将越过停止线――停在供行人通行的斑马线上。显然，这时司机即便遵循规定操作，但从停车位置来看，还是违反了交规。而且，这时猛踩刹车，不仅不安全，还有可能与后面的车辆形成追尾事故。如此规定，显然并不合理。

那么，假设律师舒江荣是在美国驾车闯黄灯，他到底违不违法呢？美国联邦道路交通管理局规定，不管你闯黄灯时车辆是否超过越过停止线，但不能因此闯红灯。事实上，对于黄灯，不仅是美国，国际的通例也是，黄灯亮时“能过就过”，允许汽车越过停车线行驶，但不能加速、不能超过道路规定的限速，而红灯亮起时则严格禁止通行。

在美国，公民权利被认为是天赋的，法律没有禁止的绝对不能让公权力任意限制，法官在法外作出扩张解释，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涉及到问题，必须是最高法院来裁定。

闯黄灯属于违章，但不宜过重处罚

邢连超

省略/home-space-uid

黄灯的法律含义如何？我认为：除“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外，其他车辆应当及时停止。黄灯既有提示作用，也有法定禁止作用。

如何从法律条文上理解黄灯的作用？红灯、绿灯、黄灯三者共同组成对道路通行权的分配。这种通行权分配有个大前提，由于车辆是高度危险的交通工具，也涉及公共安全，车辆只有在获得通行权，也就是法律规定可以通行的情况下，才能够行驶，除此之外车辆不得行驶。

车辆通行权的获得由“绿灯+例外”构成，例外就包括抢险、特勤及“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其他没有授权的情况，不能通行。因此，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没有规定黄灯亮时，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否可以通行，但从立法的精神上讲，应当是禁止的。反过来讲，如果黄灯亮时也可以通行，将会导致交通混乱，这不符合立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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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以提高集团法治化管理水平为目标，以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重点，大力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坚持品德教育与法制教育

并重，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积极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工作，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法律进学校“活动，在校园中营造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增强集团领导、广大师生的法制观念和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使集团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律素质得到明显增强。真正做到集团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教、学生自觉守法，为全面推进全市法治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任务内容

每年的法制教育学习时间，集团管理人员和教师不少于40小时；学生完成《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时间。

法制教育学习的主要内容《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

四、方法措施

（一）、加强集团法制教育的组织领导。由集团主要领导直接负责，宣传统战部、学工处、保卫处具体负责实施，指定专职法律辅导员为学生进行辅导讲座、法律咨询以及提供法律帮助。

（二）、采取课堂教育、辅导讲座和法律咨询相结合的方式，使集团的“法律进学校”活动落实到实处。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把法制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纪律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要求每一位学生在大一时期必须完成《课程标准》规定的课堂教育学习时间。辅导讲座利用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按系组织学生在公共教室集中听讲，要求每一位学生每学期至少听一次讲座（讲座的具体时间和内容见讲座实施）。同时，在学工处设立法律咨询室，为集团的广大师生解答有关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及提供法律帮助。

（四）、要把法制教育纳入集团领导任期培训和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将法制学习培训教育作为教师考核评议的重要内容。

五、讲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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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个人)： ， 性别 ，民族 ，年龄 ，文化程度 ， 身份证号 ，户籍地 ， 租房暂住地 。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及电话 。

根据甲方规章制度，为维护乙方人身安全、保证乙方基本生活条件及正常作息，进入甲方工作的员工必须根据公司安排统一食宿。鉴于乙方向甲方申请自行租房居住，经甲乙双方协商，对乙方自行租房居住事宜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自愿向甲方申请，不接受甲方统一安排的食宿，自行租房居住。 二、在自行租房居住期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乙方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后果与甲方无关，乙方依法接受法律制裁以及自行承担相关民事责任。

三、乙方自行租房居住应遵守甲方规章制度及纪律，做到上班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按时按量完成本职工作。

四、乙方如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自愿接受甲方依据《劳动合同》及公司相关规定做出的处罚，直至解除劳动合同且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各类经济补偿。

五、乙方在外租住期间保护好人身和财产安全，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自行租房居住期间如人身安全和财产遭受损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乙方放弃追究甲方相关民事责任的权利。

六、乙方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变动，应及时到公司人事部门或者本人所在部门负责人处登记备案。

七、为维护乙方合法权益及自由生活之便利，以及乙方自愿遵守本协议，甲方同意乙方在外居住。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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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执法；法律；权力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300-01

1 港口水上交通安全行政执法模式现状以及存在的执法体制弊端

（1）管理主体不明。对某项行政事务所归属的行政主体必须明确，主体不明确，行政机关相互间容易产生扯皮或相互推诿责任。因此，实践中有关部门对众多港口未作明确定性，导致相应的安全管理主体无法落实，这一问题的存在同样影响到船舶防污染管理主体的落实。

（2）管理职能交叉。管理职能交叉指某项行政事务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的管理。在港口中，依然存在行政主体管理职能交叉的现象，责任不清等现象的产生。

（3）管理要求不统一。海事、渔监两部门设置在同一港口中并对外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由于存在阶段性管理侧重点不同步、行政管理和执法工作内容和要求不一致、执法中所适用的依据和标准不相同，对某项行政事务的管理容易造成“一严一松”现象，影响了执法的权威性、连贯性。

2 港口构建水上交通安全行政综合执法模式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理想状态是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由一个部门实施海上安全综合管理，这就涉及到国务院所涉相关部委及其职能的重新调整与配置，在目前暂时实行不了的情况下，探索水上交通安全行政综合执法模式不失为一种好的做法。

2.1 行政综合执法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根据理论界的权威提法，行政综合执法是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当行政事务所归属的行政主体不明或需要调整的管理关系具有职能交叉的状况时，由相关机关转让一定职权，并形成一个新的执法主体，对事态进行处理或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执法活动。它由以下几个法律要素构成：

（1）行政综合执法的成立必须基于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规定，行政事态的管理和管辖没有清楚的职能承担者，即某项行政事务所归属的行政主体不明确、行政主体之间存在职能交叉这一前提。

（2）行政综合执法是一种权力转让型的执法，这种权力的转让涉及到原有法定职能的重新调整和配置，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必须在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下取得，且取得行政综合执法资格的行政主体必须也是行政机关。

（3）取得综合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是一种多位权力组合的执法形态，其多位权力组合后便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权力板块，而该权力板块的变更、废止等必须经过权力转让机关的共同意志表示，因此，其在法律上的效力高于其他普通执法。

2.2 构建行政综合执法模式的法律依据

《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我国首次在行政管理领域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法律规定，旨在解决行政管理领域中比较混乱的行政处罚行为，根源于行政机构精简和行政处罚执法法治化的要求。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势必涉及到行政机关机构调整和执法模式的改革，由此行政综合执法就应运而生，它是根据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基本原则，为解决行政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执法主体不明、职能交叉割据及有利争着管、无利都不管等问题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是实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重要步骤。

由此可见，港口构建行政综合执法模式符合其构成要件，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此模式的构建是可行的。

3 结合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特点和监管体制现状，科学构建水上交通安全行政综合执法模式

海洋资源立体分布，各种海上活动相互影响和制约，由行业分散型向综合协调型转变是今后海洋管理的发展方向，港口水上交通安全实施行政综合执法符合这一发展趋势，如何科学构建行政综合执法模式，笔者认为应充分考虑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特点和监管体制现状，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1）加强行政立法。在国家目前尚无港口行政综合执法法规的情况下，首先应本着切合实际与大胆突破相结合的原则，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通过立法途径制定综合性执法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在制定法规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可先选择港口进行试点，并在积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法规。二是根据宪法、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对行政机构的设置有权作出调整的只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这就意味着法规只能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大颁布或批准。三是从制定法规的内容来看，应包括机构的设置、编制及职责范围、行政执法处理（含处罚、强制等）程序、经费保障、执法监督等主要内容。

（2）合理设置机构。机构设置主要包括机构运作模式的选择和机构管理体制的定位这两部分内容。从管理实践来看，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运作模式主要有授权新建专门机关行使、授权现有职能部门集中行使、授权现有职能部门的下设机构或代管机构集中行使等三种，管理体制的定位也主要有垂直领导、垂直与横向双重领导、横向领导等三种。这三种运作模式的选择和管理体制的定位各有利弊，基于海事部门实行的垂直管理和渔监部门实行的由地方政府横向管理的体制现状、权力和利益的平衡与折衷等因素考虑，港口综合行政执法模式采用授权新建专门机关行使和实行垂直与横向双重领导为宜，即产生一个新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由上级海事部门与所在地方政府实施双重领导，名称可以是“××港口水上交通安全综合行政执法局（处、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