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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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哲学、科学、宗教。在古代，哲学、科学与宗教是混为一体的，哲学作为知识总汇包含着科学，哲学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辅佐于宗教。到了近代，首先是科学呈现出独立分化的特点，继而宗教也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在当代，哲学、科学与宗教在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整合趋势，许多问题，例如社会问题和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单纯依靠三者之一是很难解决的。因此，哲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

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

很难准确的定义哲学、科学与宗教的概念。在不进行更加深入地思考的情况下，可以先给出科学的定义：科学就是以理性和逻辑的方法为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定义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以理性和逻辑的态度，来探索世界，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生活。

对于哲学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必须加以严密的规定。例如宗教与宗教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关于宗教的思想，特别是神话形式的宗教思想，由于他们的内容和形式很接近哲学，以至哲学似乎完全没有确定的范围。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本文由收集整理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不同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与领域也随之改变。

在人类文明诸多领域中，宗教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一方面，宗教独具超凡的神性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又充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传统的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种事物要成为宗教至少要具备一套道义伦理规则，并且有自己崇拜对象和崇拜仪式，这样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二、哲学、科学和宗教三者的关系

1.哲学与宗教的联系与区别

宗教与哲学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孕育与被孕育，相互间的冲突与超越，几乎充满了西方文明史。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指出：“我们必须研究哲学史所特有的内容，当我们既已区分开一切与它有密切联系的东西之后，唯有这种特有的内容才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力去从事研究的。”

哲学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与其他意识形式一样，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母体。黑格尔说：“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依时间次序，宗教现象总是先行于哲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早期，宗教其实就是神话，神话与宗教最早的对世界和人类存在产生了疑问，并开始思考与探索，哲学正是循着它而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的故事等等。每个神都代表一种自然力量，它实际上包含了当时希腊人对自然力量的某种朦胧的认识，它已经以神话的想象形式，试图探索宇宙和自然万物的起源。这样，宗教神话本身就蕴含了哲学思想的萌芽。后来，从不同的宗教神话形式中孕育出了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逐渐演变成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黑格尔认为，当宗教已超出自然崇拜，开始对普遍对象进行思维时，即精神作为普遍者，以自身为对象，并超出这种个体性，统摄它的对象，达到自身与其对象的统一时，哲学思想便开始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

虽然哲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但是它与宗教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黑格尔看来，宗教通过其内容与哲学相联系，“科学是通过形式的独立的知识一般地与哲学有关联，而宗教虽由于内容与科学相反，却通过内容与哲学相关联”。人们在宗教中探寻世界的起源，思考人生与灵魂，探讨伦理问题，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宗教的思考不仅仅关联着经验世界，更关联着超验世界。因此，黑格尔说：“哲学与艺术，尤其是与宗教，皆共同具有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哲学与宗教站在同一基础上，有共同的对象：即普遍的独立自存的理性”。只不过，精神欲使这对象与自己成为一体，在宗教中与哲学中采用不同的方式，前者默念对象，而哲学则思维它。

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是二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说宗教与哲学都是以“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但是却是以不同的形式解释统一对象并与对象相联系。“哲学通过思维意识的形式与它的对象相联系”，而“宗教是最高的理念出现在非哲学的意识——感觉

转贴于

的、直观的、表象的意识中的方式”，形式的区别是明显的。

宗教与哲学都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真理与理性的空间，但哲学的真理与宗教的真理不同。我们不需要知道真理是怎么来的，“只须谦卑的接受就得了，因为人的理性是不能掌握真理的”。因此，宗教真理所启示的内容是高于理性和超越理性的，是一种外在的真理。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不应该只停留于外在的形式里，而哲学的真理就是由外转入内的。因此，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真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

宗教的表象形式与哲学的思维形式是彼此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然而从这种对立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扬弃宗教外在性的表现。例如最初哲学在希腊的宗教信仰中生存，当宗教变得强大之后，哲学又反过来反对宗教信仰，“直到哲学把握住民间信仰的内在核心，并在其中认识自身为止”。

2.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与区别

哲学与科学之间，如恩格斯所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黑格尔说：“在希腊哲学起始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了七贤和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从他们那里传播给我们许多接近哲学命题的观念和发现”。“据说泰利士解释日蚀由月亮或地球在中间隔开”，“苍穹是为有孔隙的金属所构成，通过哲学孔隙我们可以看见那最高天，那围绕世界的永恒之火”。像这样一类哲学命题已经开始像自然科学转变，乃是理智的产物，不属于哲学范围，却改变不了哲学和科学都是诉诸于理性的事实。

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逐步壮大并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哲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其领域便几乎缩小到只限于对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各门具体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哲学与科学之间却仍然关系密切。首先，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各门具体学科起着引导作用。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难以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出解答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的方法来解答。其次，科学的独立化决不意味着哲学和科学彻底分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使科学与哲学达到新的综合。一方面，科学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有时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只是一个“空壳”，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需要具体科学的验证。只有通过那些在科研领域不能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的问题时，哲学的力量才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哲学也只有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加工、概括和总结的对象，才能将其容纳到哲学体系中来。

说到两者的区别，科学的对象只是有限的对象和现象，而哲学所研究的是“完全普遍的对象”。黑格尔认为“把关于这种内容的知识聚积起来本身就不是哲学的任务。这种内容以及它的形式均与哲学不相干”。系统的科学包含普遍性的原则和定律，根据哲学原则和定律进行研究，会发现它们涉及的也只是有限范围的一些对象。

三、现代社会的哲学、科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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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 和谐 操作性强

一、引言

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主要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和教辅人员，他们既是高校的管理者，又是高校的服务者，是高校运行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得以良好开展的重要保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出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可以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高校有机体中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这两个主要群体如同人的双腿，只有步调一致，共同进步，才能大步前进。因此，高校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应加强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本文拟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从和谐哲学角度出发，对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希望通过研究，为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提出操作性较强的方法与对策。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为南京某高校某二级学院（以下称N院），该学院有行政管理人员23名，其中3人博士在读，10人有硕士学位，其余为本科或以下学历；有3人有副高职称，其余为中级或以下职称。

（二）研究目的与问题

1.阐述N院在行政管理队伍建设中还存在哪些问题；2.从和谐哲学角度尝试探讨促进N院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三）数据收集

数据来自对研究对象的自然观察、与研究对象主要负责人三五次的深度访谈、与研究对象学院的行政教师两三次的座谈。

（四）数据分析

遵循质性研究的主题自然浮现原则，对学院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现状进行描述分析。

三、结果与讨论

根据一年来自然观察、访谈、座谈的数据，本文将从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必要性和解决方法及建议三个方面描述研究结果。

（一）行政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矛盾的斗争性

1.重工作，轻健康。随着网络在现代工作中的普及，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已经无法离开电脑操作，颈椎问题已经成了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病。N院23名行政管理人员，人均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大约为每天五六个小时，所有行政管理人员或轻或重地患有颈椎疾病。此外，由于长期从事琐碎、耗时耗精力、程序性强而成就感不高的事务性工作，N院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在心理上产生了职业倦怠。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普顿伯格曾指出职业倦怠是“那些服务于助人行为的人们因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强度过高所经历的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身体疲劳、情绪低落、创造力衰竭、价值感降低、人性化冷漠等”。[2]年终总结时，行政管理人员多有工作抱怨，逐渐失去工作热情，这已成为目前N院行政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隐患。

2.重教学，轻管理。教学科研是学校同样也是N院的中心工作，学院往往注重教学质量和学校下达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要求则多停留在按章办事，按传统模式管理的层面上，对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工作水平、创新精神、开拓能力等重视不够。

3.重经验，轻学习。由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作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N院很多行政管理人员仅凭自己的良好愿望和有限的工作经验在进行管理工作，有的从事同样的工作年限较长，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发展已对高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3名行政管理人员中，平时注意个人学习的人员仅有7人，大多数仅仅重视经验管理，而忽视不断的学习。

4.重使用，轻培训。N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基本不是出自行政管理专业，23名行政管理人员中只有1名是教育学专业毕业，虽然一年中偶尔也委派部分行政管理人员参加相关工作会议，但是平均下来，一年只有60%的行政管理人员能参加1次工作会议，专门培训少之又少，没有形成长期的培训机制。

（二）建设和谐行政管理队伍的必要性――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我们不能只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要多讲矛盾的同一性，从而重视和谐。因此在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中，我们需要努力化解矛盾，建设和谐的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为了促进行政管理队伍更好地发展，高校和学院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从化解矛盾的角度解决问题，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做好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机制保障，将学校的发展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人成长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和谐的高校行政管理队伍。

（三）建设和谐行政管理队伍的几点建议――化解矛盾

笔者认为和谐哲学应用到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中需要我们重视人本管理，N院就在人本管理思想的指导下，确定了“四建方针”，具体如下：

1.建设健康型高校行政管理队伍

“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坚忍不拔的意志，豁达开朗的性格，不急不躁的情绪，适时的自我调控能力，锲而不舍、奋发向上的情操，对高校管理人员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另外，“在行政管理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有时还会受到误解甚至是讽刺、打击，这就要求高校行政管人员应具有承受挫折的能力，保持乐观进取的精神面貌，努力克服困难完成工作任务”。[4]为此，N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行政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如在行政管理人员中推广工间操，组织了学院舞蹈队，还购置了乒乓球桌，希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强行政人员的体质，愉悦他们的心情；N院还通过讲座、培训、户外活动、团体训练、个别咨询等活动对行政管理人员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建设出一支健康型的高校行政管理队伍。

2.建设民主型高校行政管理队伍

“在高校中要正确实施民主管理，这也是实施人本管理的要求。具体要做到：保证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化”。[5]N院鼓励行政管理人员积极参加教代会、工会等工作，在决策过程中常常主动征求行政人员的建议；N院每学期召开至少两次行政管理人员内部座谈；每年召开两至四次行政管理人员与院领导的座谈；每年召开两次行政管理人员与系主任的座谈。通过这些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联系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缩短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加强行政管理人员与专业教师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融洽的育人环境，建设一支民主型的行政管理队伍。

3.建设学习型高校行政管理队伍

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复，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6]借鉴这种新的发展理念，N院帮助行政管理人员制订个人学习计划，给予他们固定的学习时间；积极推进团队学习，发挥每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学习的长处，还尝试通过网络共享使得个人资源变成集体资源。这样，N院将在个人学习和团队学习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建设出一支学习型高校行政管理队伍。

4.建设专业型高校行政管理队伍

N院顺应当前高校发展对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的需求，着手制定长效的、开放的学习和培训机制。N院根据行政管理人员的岗位特征和发展途径为他们量身制定个人发展规划，并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地实现规划；还制定了行政管理人员轮训制度和年度集体培训制度；积极鼓励行政管理人员培养与提高个人能力、素质，培养树立“我要学”、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样，N院通过给政策、定机制、塑内涵等方式积极推动高校专业型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

四、结语

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同时也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的努力。N院的案例告诉我们高校需要发现每位行政管理人员身上的闪光点，通过培养、教育、引导，树立先进的管理理念，树立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树立不断进取的奋斗目标，在以人为本的氛围中，逐步创建一支和谐的高校行政管理队伍，进而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67.

[2]单坚.摆脱职业倦怠提升自我价值感[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94.

[3]姜云君.高校管理人员素质目标建构与优化策略[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0（5）：28.

[4]彭姣娣.浅谈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设[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10）：138.

[5]赵晓伟.人本主义视野下的高校行政管理改革初探[J].赤峰学院学报，201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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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由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价值观做出根本的理论解释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思想产生的三大理论渊源，这三大思想理论追根溯源还是离不开西方思想文化成就的肇兴和主流，即古希腊哲学思想，以及随后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主流哲学派别――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古希腊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古希腊哲学发展时代有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多哲学流派、哲学家真可谓是数不胜数。不过在芸芸众家之中公认的为古希腊哲学开创盛局及奠定基础的莫过于被称为“古希腊三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1.助产术的正义。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许多年，众多哲学家们都把研究方向聚焦在世界的本源问题上。例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但是他并没有去解释清楚为什么水会变成万物。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补偿。”[1]翻译过来就是万物的本源不是具有固定性质的东西，而是“阿派朗”（无限定，即无固定限界、形式和性质的物质）。一切事物都有开端，“阿派朗”在运动中分裂出冷和热、干和湿等对立面，产生万物，万物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苏格拉底非常厌烦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形而上学争论，对国家对人民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命运才是哲学家们所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他开始转向主要研究人类自身的现实问题，即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譬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假;什么是智慧，知识如何得来;什么是国家，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哲学家必须是热爱智慧的人，而并不只是具有智慧的人。哲学家应该像助产婆一样帮助人们去获取知识进而形成对各种事物和问题的独到立场、观点和看法，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能够辨别人类自身的是非对错等伦理道德问题，最终去恶扬善，弘扬正义善良的价值观。

2.理想国的平等。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既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基本路径，又开创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后继者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他认为哲学所要研究的自然界和宇宙是具有普适性的在里面，有形的东西虽然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东西的“形式”或者“理念”确实永远不会改变的。在《理想国》[2]里面著名的洞穴比喻中，普通人只能看到阳光照耀下的影子东西，而哲学家却能看到以外的事物，包括太阳在内，太阳还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正如柏拉图式的爱情一样，他的所谓理想国也是乌托邦式理想化的平等。在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里面，虽然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同样的性别平等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职，而且敢于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他认为低一级的“宪法国家”里，男女之间也是平等的。柏拉图式理想化的平等虽然脱离实际，但是却成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推崇的自由平等的雏形之一。

3.理性化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师于柏拉图但是又不苟同于他的老师。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里无意娓娓道来。他的哲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认为构成物质的形式和质料是和谐统一的，人类知识的来源感觉，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获取丰富的感觉材料，这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的原点之一。在政治立场上，虽然他主张国家、城邦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但是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利益的均衡，另外后者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权利，不应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等差异而出现不平等的现象，除了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之外，这就是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个人如何实行自身的自由呢？最好的路径是通过教育，即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在高年级阶段要加强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的修养，最终提高理性的能力。

二、近代西方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西方近代哲学孕育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家们在对世界本源以及知识来源的探索研究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再到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路线之争，最后是德国的古典哲学。

1.人文主义的自由。15～17世纪初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经历了近千年暗无天日的教会统治的中世纪之后，进入人的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思想上开始逐渐摆脱宗教世界的束缚，从空动的彼岸世界重新回归尘世。一些人文主义者例如但丁、培根、彼得拉克、达?芬奇、伽利略等开始把研究中心转移向现实的人和自然，以人为中心，人是最完美的，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三位一体”的天父、天子、天国和灵魂不朽之说，反对禁欲主义，注重享受现实生活;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科学思想体系，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推演方法。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是所推崇的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放任身体的使资产阶级开始走向腐朽和没落。

2.经验论的平等。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文艺复兴过去之后，西方近代哲学进入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知识是通过后天的感觉经验获得的还是依靠人们的理性掌握。

作为经验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英国科学哲学家F.培根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多样性和能动性，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就可以有效地掌握自然界的知识，人类就可以征服世界。另外一位也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思想认识上绝对是一块“白板”，通过后天与外界事物的接触和学习，就会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经验论者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打破了宗教思想的权威和束缚，使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和自由，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奋斗就可能获得现实的幸福。

3.唯理论的公平。与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来自英国不同，唯理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既出现在欧洲大陆，也包括英国的，以B.斯宾诺莎、笛卡尔、G.W.莱布尼茨、巴克莱和休谟等为代表。

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对象虽然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靠人的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自由人的理性才可以把握住。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论断，即“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如果我不存在，那么我不在思考”，他还认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第一性的，只有理性才是真实可靠的。莱布尼茨认为一切观念即使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只是潜存在人们思想中，必须经过后天的加工才能显现出来。以巴克莱和休谟则更为直接，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巴克莱断言世界上只存在与感知相连的精神实体和知觉;休谟干脆把经验都认为是知觉的一部分。

理性是一个人实现自由、平等的基础，一个没有理性或失去理性的人是算不上真正的自由的。唯理论者们虽然从根本上排斥感性经验，但是能够把理性抬到天赋的、第一性的高度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努力去提高自身的理性修养，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4.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的哲学思想基本还是属于唯理论的范畴。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一――《实践理性批判》[3]中，认为“实践理性”是实践的主体，即人的根本意志，“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去思考道德行为的本质和原则。人的理性是天赋的，人的知识来源于感官，但需要通过理性的转换。康德认为不是事物影响人，而是人去影响事物，人比事物更加重要，“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只有遵守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就会获得自由。康德哲学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格和尊严，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延续。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历史的过程是精神自身及其发展过程的统一。精神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东方人、古希腊与古罗马人、日耳曼人，后者是人类最高级的阶段。东方人过去和现在只知道唯一者是自由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只知道若干者是自由的;日耳曼人则知道所有者是自由的。东方的唯一者自由属于专制统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若干者自由属于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君主制是适合所有者自由的政体[4]。在这里显然黑格尔在开历史的倒车。他认为的“自由”就是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无非就是说自由是服从法律的权利。他还提出国家是精神的国家理念，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体，是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有机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小部分，自由生活在国家中，才可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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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脑血管意外；院前急救；疗效；安全性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2.08.177 文章编号：1004-7484（2012）-08-2557-02

急性脑血管意外是目前导致人类死亡最主要的三种疾病之一，也是导致残废的一种主要疾病。在我国，急性脑血管意外发病率每年为0.15%，而病死率就达到0.12%，致死率相当高，即使存活下来，幸存者中也有超过70%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1]。急性脑血管意外发生时，病情进展迅速，症状严重，现场急救是挽救患者生命和改善预后的关键。因此正确完善的院前急救措施，是降低患者死亡率和致残率的关键。下面就我院在研究院前急救与家属施救后送院两种不同急救方式对急性脑血管疾病预后的效果交流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我院2010年1月-2011年12月经急诊科收治的急性脑血管意外患者120例做为研究对象，以院前医生到场接诊救治的患者70例作为救治组，另外50例患者家属施救后送医院治疗的患者作为自救组。观察组70例患者中，男41例，女29例，年龄53-87岁，平均67.6岁。对照组50例患者中，男26例，女24例，年龄55-88岁，平均67.3岁。均在发病后6小时内进行颅脑CT及MRI检查明确诊断，并排除有其他脏器严重病变患者。

1.2 救治方法 对照组由患者自行或家属护送到医院，采取的救治措施视其家属对疾病的理解而定。救治组在急救中心（以下简称120）的安排接诊后，将患者接回医院治疗，在现场及运送途中，对患者采取适当的救治措施。主要的救治措施包括：现场对患者进行快速血糖测定和心电图检查，监护心电和血氧饱和度指标，记录患者格拉斯哥（GCS）评分，对患者采用20°-30°半卧位以帮助呼吸畅通，呼吸平稳者给予氧气吸入，气道不畅者通过吸痰排除呼吸道分泌物或呕吐物后再给予及面罩吸氧，特殊情况下给予插管吸氧，尽快对患者建立静脉通道，观测有明显颅内压增高患者给予20%甘露醇250ml快速静滴或速尿20-40mg进行静脉推注，对血压不稳定患者进行血压干预，必要时采取心肺复苏措施，提前联系医院准备好抢救准备，开通绿色通道，尽量争取抢救时间[2]。

1.3 效果对比指标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发生呼吸道阻塞、脑疝、神经功能障碍、病死的例数，来比较两组患者采取不同急救模式的效果。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以P

2 结 果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救治结果，我们发现救治组患者在发生呼吸阻塞、脑疝、神经功能障碍以及病亡的数量上都低于自救组。证明救治组采取的救治措施有积极的效果，对降低患者死亡率和致残率效果明显。两组对比P

3 讨 论

急性脑血管意外的院前急救是一个很紧迫的过程，从发现患者出现病情、患者家属呼救、医院接到呼救、启动急救系统、奔赴现场、现场救治、将患者转运到医院一直到在医院继续救治，每个环节都很关键，也很紧急，如有耽搁，将极大地影响对患者的急救效果，增加致死率和致残率[3]。快速、有效、及时的院前急救，对控制病情、降低猝死几率、减少转运过程危险情况的发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急性脑血管意外发病的紧急性，患者需在入院前就得到一定的救治处理，才能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院外救治又分为院前急救和家属施救后送院两种，两种方式各有一定的优缺点，家属施救反应时间更快，到达医院时间更短，但需要患者家属对疾病的了解程度高，对救治方法的选用和操作有较高的要求。医生在到达现场后救治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且跟120派诊速度、医院响应时间有密切的关系，但其救治方法更专业，效果更好[4]。

通过我院回顾急性脑血管意外的院前急救经验可以发现，经家属施救后送院的患者在转运过程中发生呼吸道阻塞、脑疝以及神经功能后遗症发生率较院前急救的患者高，自救组患者病死的几率也较救治组明显高。这是由于救治组在转运前采取了适当的急救措施如保持患者合适的，吸氧、吸痰等保证了患者呼吸道的通畅，以及建立静脉通道等。而保持呼吸道通畅是意识障碍患者最急迫的急救措施，他能有效地维持患者的脑部供氧，当救治不力，呼吸停止后，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就大大降低，心跳呼吸骤停每延误1分钟，抢救的成功率就降低10%[5]。自救组因患者家属对相关急救知识的缺乏，对患者的症状反应不及时，没有医生提醒时可能忽略某些很重要的体征，致使患者没有得到第一时间的救治，加之在将患者转运到医院时对患者的保护不好，对患者呼吸道的分泌物或呕吐物清除不及时，且也无有效的清除方法，致使患者易受到呼吸窒息的威胁，造成患者脑部长时间缺氧，加重脑水肿、脑出血的严重程度，延误了治疗的黄金时间。同时因患者家属无有效药物来减轻患者的出血症状，对患者的脑部病变恶化无能为力，致使采取自救措施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都明显高于救治组患者。

急性脑血管意外的院外急救方式中，院前医护人员进行现场救治对降低患者病死和致残几率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对预后情况也更好。但医生的救治需要响应时间，受120调度和院内反应时间、往返路程的长短及交通状况影响，不能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急救。而采取家属施救的患者效果表现不佳，这与家属对疾病的了解、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只要能对此类疾病高发人群及其家属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教育和急救知识与相关的技能训练，就能有效地提高急性脑血管意外发生时其家属进行施救的效果，提高患者存活率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鲍艳江，刘晓军.急性脑血管意外的院前急救[J].基层医学论坛，2010，14（10）：86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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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波.急性脑血管意外的院前急救分析[J].按摩与康复医学，2011，48（4）：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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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9_816X.2010.04.05

Study on Plasma Level of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 and Tumor N ecrosis Factor_α (TNF_α)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 HUANG Yi_wei, WANG Jun, ZENG Xiang_cun, et al.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Wenzho u No.2 people's hospital, Zhejiang 32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plasma MIF and TNF_α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 S and explore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ACS.Methods 58 patients with ACS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30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and 2 8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UA), 24 cases who had normal coronary angiograph y also were recruited as control group.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 as determined by Gensini's scores system. Plasma MIF level was measured by ELISAand TNF_α was measured by radioimmunoassay (RIA) method.Results The levels ofMIF and TNF_α in AC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 up(P

[Key words]Acute coronary syndrome;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Tum or necrosis factor_α; Coronary angiography

研究表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斑块的不稳定性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巨噬细胞移动抑制 因子(MIF)和肿瘤坏死因子_α水平(TNF_α)是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重要细胞因子,参与一 系列炎症和免疫过程,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1,2]。 本文通过对ACS患者MIF和TNF_α含量的测定,探讨其在ACS浓度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实验组均为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我科住院的ACS患者58例,其中男38例, 女20例,平均年龄(62.3±8.0)岁。ACS患者中急性心肌梗死(AMI)30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UA)28例。AMI的诊断按照国内2001年的诊断标准,UA的诊断按照国内2000年“不稳定性 心绞痛诊断和治疗建议”的标准。正常对照组24例,男16例,女8例,平均年龄(59.8±8.3) 岁。58例患者均行冠状动脉造影(CAG)。排除标准包括重度炎症,或伴有主要器官功能衰竭 的病人,接受类固醇激素、免疫抑制剂或其它抗炎症性药物治疗的病人。

1.2 方法:(1)MIF测定:入院时即刻采血,用ED_TA抗凝,分离血浆并分装后,部分冻干-70 ℃以便做重复试验。采用ELISA法测定血浆MIF含量。试剂盒由武汉中美试剂公司提供,操作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2)TNF_α测定:应用RIA法定量测定血清TNF_α浓度,放射免疫分析 试剂盒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批内变异系数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采用正态性方差齐性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性分析,P=0.05为检验水 准。

2 结果

2.1 MIF和TNF_α与临床症状关系:见表1。ACS组血清MIF和TNF_α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动脉血管壁对损伤和刺激的慢性炎症和免疫反应。在AS斑块区域有巨噬细胞 、T淋巴细胞等多种细胞的浸润,MIF主要来源于这些细胞,在促进AS炎症进展的过程中起着 关键的作用。MIF可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促进巨噬细胞和其他炎症细胞向血管内皮迁 移,而ox_LDL能显著促进细胞内MIF产生[3],MIF可能参与了LDL、oxLDL、胆固醇 和TG所致的AS进程[4]。本文MIF在对照组、ACS组有显著性差异(P

TNF_α是一种由多种细胞产生的并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炎症前体细胞因子,它通过抑制平 滑肌细胞胶原基因的表达,促进平滑肌细胞的凋亡,导致泡沫细胞破裂凋亡,诱导斑块内血栓 形成,并促进斑块破裂。多个研究表明TNF_α是冠脉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内膜增厚的始动因 素[6,7]。本文结果ACS组(UA组和AMI组)患者血清TNF_α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AMI 组血清TNF_α水平显著高于UA组,提示血清TNF_α水平与ACS的发生密切相关,并在预测冠心 病的严重程度及心血管事件、ACS患者危险分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MIF、TNF_α水平均升高,其差异有显著性(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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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第一部由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写成的哲学著作。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宗教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罗素对哲学发展史有独到的理解，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及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的认识。他真不愧为数学家出身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研究也像对待科学一样认真，数学家的逻辑性和理性在《西方哲学史》这部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常人的位置，从不忘记用常识去批判他们，对于哲学本身的理解，他永远站在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立场，不偏不倚。但由于罗素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现代哲学家，所以他的哲学史就会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在他的哲学史里，几乎否定了一切的情感派哲学家，如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他只欣赏理智派、经验派的哲学家，如休谟。他是一位永远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但却几乎对所有通往理想的路径都提出了怀疑，因此梁启超称赞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不仅仅介绍了各个哲学家的生平和哲学观点，而且注重对于历史和社会性格及其与哲学家个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其叙述年代从古希腊的泰勒斯到中世纪的教会哲学一直到他本人的逻辑分析哲学，几乎涵盖了西方所有的重要哲学思想家与历史沿革。在书中，罗素复述了沉落于历史中的众多大智者的精彩对话，不仅是对历史上各种盛行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的一般表达，而且具备明畅的犀利文风。罗素说：“严格的说来，全部的西方哲学就是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前提,但没有希腊哲学的修养。而近代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继古希腊哲学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探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不断争夺着真理的话语权。而卢梭、叔本华和尼采则把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潮推向了政治学、伦理学与美学。如果说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话,那么培根就是“近代哲学之母”,他开创了与唯理论相颉颃的经验论思潮。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改变了认识论的路线。黑格尔则是典型的甚至可以说哲学史上最大的建构者,他“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最全面的哲学体系”，但罗素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态度是相对贬低的。

二、选材视角独辟蹊径

罗素《西方哲学史》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视野来审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6世纪人类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开端，直到近代哲学的兴起，几乎任何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清晰的评述。是一部智慧的史诗！既具艺术的美感，又有悲剧的震撼。

罗素的这部著作颇具特色。他把哲学家既看作果，也视为因，认为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正因如此，对论述的哲学家的选择也与一般的哲学史有所区别。他不是完全以哲学方面的成就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更看重哲学家的学说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的大小来决定详略取舍。他只提到与他们的生平以及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对于那些他认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他就完全掠过不提。比如在此书中他专门分章讨论了雅典和罗马帝国与文化的关系、犹太人的宗教发展、黑暗时期的罗马教皇制、意大利文艺复兴，罗素选的人物，也包括了政治家和诗人，还有科学家，以及一些通常被认为与哲学并无太大关联的人物如拜伦等，将公元6世纪至20世纪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作了详尽的阐述。在这部哲学史中，罗素特别对他认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辟专章作了较详细的论述。罗素在书的开头的“美国版序言”的开始就这么写道：目前已经有不少部哲学史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仅仅在它们之中再加上一部。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这句话可以说是他整部书的提纲和写这本书的目的。作为一个文化的大家而非纯粹的哲学家在哲学学问上肯定没有那些科班出身的哲学家来的深刻，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哲学功用的理解深度。

三、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

罗素《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带有浓厚思想史色彩的哲学史，罗素主张在哲学史中要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不这样做就很难理解某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因而书中对一般历史的叙述也比同类著作做得要多。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内在关联。

罗素认为，如果要想对一个哲学家有深入而同情的理解，也有必要叙述一般的历史。这样，比起标准哲学史来，罗素用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一般的历史。他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写道“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罗素在本书中，把每一个哲学家看作是时代的产物,又考察他们对时代的影响。为了把哲学家放进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该书用大量文字叙述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该书中，罗素特别强调了哲学家们是由其特定的时代所造成的这一基本观点，并特别注意各种思想之间的历史的关联。它是在哲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和密切联系中讲述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单纯地讲西方哲学自身的发展，不是讲纯哲学概念或哲学问题的发展。

正如孙正聿教授指出的“: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史学是密不可分的”。哲学史虽然定义了其“哲学”的领域,但它终究还是“史”,所以哲学史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把哲学史还原为历史而加以考究是必要的。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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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具有丰厚的学术内容，并直接或间接涉及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究竟中国有无哲学、究竟如何看待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等，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在此将这些成果的内容略加表彰，并对有关问题稍陈管见。

一、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相及其近代以来的际遇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哲学思维传统、高明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哲学理论资源的伟大民族。有学者曾经通过梳理八卦、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过程，并抉发这些观念的哲学内涵，认定“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断言，那种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完全是傲慢的偏见或无知的臆说”。

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圍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9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9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9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9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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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当然要求相应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百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实绩。王国维由于学术志趣的转移，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在倾心哲学的数年间，他仍在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等领域留下了诸多“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精彩篇章，其荦荦大者有《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周濂溪之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原命》等。而陈黻宸、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则都编撰了中国哲学史著作。陈著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部分稿成于1916年，内容起自远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际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为一项未竞的事业。因此，谢无量出版于1916年、内容肇自远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的开山之作”。尔后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于1962—196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82—1990年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于1937年写成、至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大纲》，萧萐父于1982年主编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踵事增华，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定了愈益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教授的系列论文还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钟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于1963年出齐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并提到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钱穆、范寿康、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冯契等在中国哲学史或相关领域的研撰工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百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的丰硕实绩。

宽泛地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立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构撰，即已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必须先之以参与者的观念转变，否则，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能徒具现代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成书之后，陈黻宸具体论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说：‘不佞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辩，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要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这种论述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马谈、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圍之内。……其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实际上还十分肤浅。……这使得他还没有可能从本文由收集整理

现代哲学史学科的角度确定中国哲学史所应当探讨的问题的范圍和内容”，正因此，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体现出“早期形态”和“不成熟性”。同样，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他从辞源、意蕴、内容等方面对西方哲学有所论述，认定哲学有别于科学，但也可以发现他并未真正依照现代学科观念，严格地从学科类别的角度理解哲学，这使得他认定中国的儒学、道学以及印度的佛学即等于西方的哲学……在儒学、道学、理学、佛学中，既包含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含许多非哲学的，或说可以归属于其它学科门类的内容。谢无量将哲学等同于儒学、道学、理学、佛学，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尚停留于对哲学表层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学科内涵与本质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具备形式的系统，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统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统的基础上，再建构起实质的系统”。陈、谢二氏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局限性，实质上是观念滞后的反映，因此，他们虽然都有中国哲学史著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他们的著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论说，也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素材，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观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变。他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冯友兰把哲学理解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到自然、社会、个人，也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以及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使冯友兰认同西方的哲学观念，将历史上形成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所谓形上学、价值论、方法论都看作哲学所应包含的内容。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有许多差别；但就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内容仍不外这几个部分”。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确定了区别于传统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又通过相应的古籍辨伪、史料取舍、语义分析、脉络清理、认识深化、中西融会等方法，“写出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张岱年“在综观西方哲学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认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正是这样的哲学观念，使他在总体上将中国哲学问题区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并具体在‘宇宙论’中探讨‘本根论’、‘大化论’，在‘人生论’中探讨‘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探讨‘知论’、‘方法论’，勾画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基本线索与理论框架”。针对厘定的中国哲学问题，张岱年采取分析、比较、概括、源流、融贯等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体例上别具一格、既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又特别突出中国哲学特点、“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萧蔻父以为指导，着眼于哲学史既属于一般历史学科、又具有哲学的特殊性这种特点，在把握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肯定哲学史研究的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进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任务是“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这就“厘清了哲学史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教育学史等专门学科史的界线，比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为了达成研究任务，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身应当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内容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理论系统，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确立，哲学史史料的考订、选择，哲学理论的比较、鉴别，哲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哲学家历史贡献的分析、评断等。因此，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中，构成哲学史方法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既属于史学又属于哲学，所以萧蔻父强调“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正是在厘清研究对象并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萧萐父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范式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转贴于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通过展示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几代学者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局限，田文军教授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脉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工作对于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来取径，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犹有进者，田教授的工作实际上回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疑问。从他的文章中可见，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探创构，是在愈益清晰地领会西方哲学实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参照西方哲学，从“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学术资源中爬搜剔抉的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料，无疑具有与西方哲本文由收集整理

学相同的哲学性质，所以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诚然，在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并无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但这正如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只是表现其哲学个性一样，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没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拥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正是有见于此，张岱年“主张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应对于中国哲学的‘原来面目无所亏损’”，因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没有一般性的套用本体之类西方哲学术语，而是以‘本根’、‘大化’之类的传统概念解析有关宇宙论的问题。讲到知识论问题时，也未直接运用知识论之类的术语，而是以‘致知论’来概述中国哲学中涉及到的知识论问题，对其他中国哲学问题的总结也是如此”；由此还可联想到冯友兰以理、气、太极、无极、道体、大全来架构其本体论哲学，金岳霖一定要用“道”来命名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范畴，这种突出哲学个性的做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哲学之为哲学。

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质，则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只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名，当然也就没有形式化的哲学。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具备专门的体系结构形式，确实拜西方哲学之赐，因此要说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学，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深入追究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凭借富强优势而获得世界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俨然成为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衡断标准——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要么不免作为前现代孑遗而丧失发展乃至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数千年来一直自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按照西方分类标准进行转化，从而中国哲学形成专门体系，无论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心悦诚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指为“不合法”，那就无异于某个强人单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戏规则，却又禁止他人运用这种规则参与游戏，此非霸道逻辑而何？

如果说，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人士不允许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那么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必要性的人士则拒绝这种模仿，其理由已如前述，其中蕴含的则是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感，这是可以同情的。但是，缺乏必要的形式毕竟是学术的缺失，陈黻宸将这种缺失与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联系起来，认为“东西方的一些优秀民族之所以‘强且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落后则因其有‘学’无‘科’”。张岱年则认为，体系化的形式并不会断丧中国哲学的神气，反而可以彰显中国哲学的精义，“因为，‘中国哲学实本有其内在的条理’，给中国哲学以形式的系统，‘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无论如何，在西方学术形式事实上成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的现代世界，一切古老的地方知识如果不按照这一格套进行转化，便不免由于没有公共性的表现方式而自外于主流社会，因自小门户而归于湮灭；唯有通过西方学术形式的“格义”，古老的地方知识才可能发扬光大。中国哲学自不例外。不过又当看到，西方学术形式作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历史现象，必然在历史中被扬弃。杜维明曾经对他以西方学术形式“格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工作做过一个比况，他说：

假如说中国文化是强势，而德国文化是弱势。一位德国学者在北京提出对于德国理想主义的观点，希望拥有文化强势的中国学者能够了解他在讲什么。显然他必须使用中文，并运用中国哲学中的诸多范畴，诸如心、性、理、气、仁、义、礼、智等等，而不能运用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道德自律、绝对命令等观念；所有这些德国哲学中的观念都要通过中国语境的诠释转贴于

而表达出来，从而才能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国内一批学者逐渐获得了文化自觉，对自身传统中的深刻意义加以反思，于是把前面那位学者在北京用中文发表的关于德国哲学的一些理念再译成德文，并在德国学术界进行讨论，这可能导致以下多种反应。或者认为那位学者的行为是荒谬的：“他通过中文的转译而消解了我们传统中十分丰富的资源，仅仅丰富了中国文化资源。”或者会感到奇怪：“居然我们那些带有特殊的地方性的观念被译成中文后，还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还能扩展他们的视野。”另一种可能会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他只是一个在中国的德国哲学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认为，这位学者经过很多格义功夫做出来的东西，与当下正在德国发展的理想主义的方向性及其内在资源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这位学者怀抱的在中国文化氛圍中通过对德国理想主义的进一步阐发来开阔强势的中国文化视域的愿望，无疑会被人们视为痴人说梦。这位学者的工作还能不能做下去？如果做下去能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对于发展前景具有信念，同时需要自我积蓄，需要待以“十年机缘”。

篇8

在二/外语学习者运用目标语进行写作时，被动语态的使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论文应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本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2009EFL）和美国报纸语料库（Los-Angeles， NYT， washpost）之间的不同差异进行研究。本论文所使用的工具是WordSmith4和Antconc。

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分析，结果表明本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2009EFL）和美国报纸语料库（Los-Angeles， NYT， washpost） 在被动语态的使用上具有显著差异。

二、文献回顾

被动语态是英语中一个很重要的语法项目，对中国学习者而言是一个难点。到目前为止，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被动语态习得的研究并不多。国内关于被动语态的研究大多只在理论层面上，或只在研究作格动词时有所涉及。具体来说，国内研究多是对英、汉被动语态进行对比分析，以找出两者的相似和不同，而使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来对中国学习者的被动语态的习得情况的研究仍很欠缺，陈万霞（2002）曾使用中国学习者语料库对中国学习者的被动语态的习得做过研究，但是没有与本土语料库进行对比研究。

国外研究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者被动语态习得的极少，如Yip（1995），但他研究的只是假被动式（pseudo-passives），且研究对象只限于台湾学生。

三、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是二语习得理论，该理论强调外在环境因素对语言习得效果的重要性，同时否认先天因素的影响。但作者认为先天因素也是应该考虑的影响语言习得效果的因素之一，只不过在大多数语言习得者中，先天差异微乎其微，所以环境论主要是在不考虑先天差异的前提下，强调注意学习者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分析各种外部环境变量对习得成果的起作用的大小。起初，在“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理论的基础之上，环境论的观点是，一种语言就是一套独立的行为习惯，学习掌握某种语言的过程就是培养一种特定的行为习惯的过程。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就是在培养新的语言习惯（即第二语言），在形成新习惯的同时要摆脱和避免旧的语言习惯（即母语）的干扰。最近，“文化迁移模式”是环境论队伍里提出的一个新观点。该理论的观点是，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会受心理上和社会文化同本族语者之间的差异距离的影响。社会距离的概念是学习者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与操另一种语言的社会群体的接触，心理距离是指学习者作为个体所受到新的一种语言文化对自身心理或情感的影响。这些被看作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形成了“文化迁移”的内容，即学习者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新的语言文化的过程。文化迁移还有许多内容，第二语言习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者第二语言习得的熟练程度取决于他们向目的语迁移的幅度。

四、研究方法

本论文用了两个语料库，分别是本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2009EFL）和美国报纸语料库（Los-Angeles， NYT， washpost）。本论文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是WordSmith4和Antconc。

关于被动语态的使用，首先使用Antconc的正则表达式计算美国报纸的语料库中被动语态使用的频数，结果为689次，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数，结果为434次。然后用Wordsmith的Wordlist工具，计算美国报纸语料库的总的形符数，结果为202507个。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英语学习者语料库总的形符数，结果为176328个。最后再使用卡方检验，计算出P值，看结果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

五、数据分析

由上表可知，美国报纸语料库和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在被动语态的使用方面，计算得出的卡方值约为27.76，由此得出的P值

六、结语

本论文从被动语态的使用情况着手，对美国报纸语料库和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之间的不同差异进行研究。运用Wordsmith和Antconc工具以及卡方检验，最后结果表明这一个维度的差异具有显著性，美国报纸语料库和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的语料构成也存在明显不同。同时表明，中国学习者在进行写作训练时被动语态使用不足。希望本研究也能给英语的教与学提供一定的启迪和建议，从而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英语，也让英语教师更好地从事教学工作。

篇9

哲学中国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不仅与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碰撞，吸取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优秀成果，而且还与苏俄哲学、西方哲学开展论战，相互交融，共同构造了哲学世界化的复杂图景(注：关于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关系的详细说明，参见何萍：《全球化与中国哲学的命运》，《江淮论坛》2000年第1期；《20世纪哲学中的两种传统》，《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以往，我国学术界多重视前一方面的研究，忽视了后一方面的研究。这就使我们常常把中国化看作一个单纯的哲学的输入过程，仅仅在中国系统中考察哲学中国化，而不能把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中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为了克服这一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确立一种世界视野。这种世界视野就是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

在哲学史上，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的确立必然带来哲学问题的更新。这一点也适用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从世界哲学发展考察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却要围绕中国哲学形态的研究而展开。前者旨在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后者旨在解决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鉴于我国的研究普遍重前者而轻后者，在此我们着重论述后一方面的问题。

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是与哲学世界化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是以民族化为基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它是以单一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反对民族化、多元化的。而哲学世界化则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强调民族化和多元化，哲学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从而形成了世界哲学错综复杂的横向联系。除此之外，哲学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现为不同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这些又构成了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世界哲学发展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哲学的问题。

首先，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性质、特点，考察其哲学传统的内涵。

在世界哲学的横向联系中，东西方哲学传统的冲突与交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所谓东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苏俄者创造的哲学体系；所谓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指由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创造的哲学体系。这两种哲学体系面对的历史课题不同，研究的哲学问题亦不相同。苏俄哲学面对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变革生产方式、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苏俄者着重研究和发展了哲学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并使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面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问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西方者展开了哲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建立了批判的哲学体系。既然东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且根源于它们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哲学否定另一种哲学，而是应该建立比较的研究视角，考察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论内容及其论争的实质，以揭示世界哲学发展的规律。

对于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开展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考察中国哲学，揭示中国哲学的性质、理论来源和思维方式，从而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特殊性。这是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定位研究。

中国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和西方哲学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在理论上也都以苏俄哲学为出发点，然而在对待苏俄哲学的态度上，则与西方哲学截然相反。西方哲学是从批判苏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柯尔施曾经明确指出，他提出“西方”概念，就是为了标明他们所创立的哲学是完全不同于苏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与之相反，中国哲学是在传播苏俄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苏俄哲学范式。不仅如此，在尔后多年的哲学创造中，中国者一直认同苏俄哲学体系，而对西方哲学持批判态度。即使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依然难以把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有机地纳入中国哲学。相反，学术界对于苏俄哲学，不论怎样激烈地批判它的基本理论，而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却还是遵循了它的思维方式。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穿新鞋，走老路”，却不思考为何如此。其实，只要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就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传统本身。20世纪初，中国和俄国同处于自然经济形态，都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因而面临同样的哲学问题。这种种相同性决定中国只能走俄国的路，在哲学传统上也只能选择苏俄哲学体系，使自己成为东方哲学的一部分。就是在今天，中国也还未进入发达工业国家，特别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民族的哲学家，又如何能够超越原有的哲学传统和由其决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呢?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中国哲学的现状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把中国哲学传统等同于苏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虽然在理论上采取了苏俄哲学模式，但一开始，中国者就只是把苏俄哲学当作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哲学的创造上，中国者还是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通过与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对哲学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实践论》，都把实践置于哲学的首位，强调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论。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明显地不同于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传统的差别就更大了。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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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间的差异引发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究竟在何处?两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还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表明了中国哲学与苏俄哲学之同仅仅是东方哲学传统之同，绝不是苏俄哲学传统之同。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国者学习和采用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处于初创时期，必须模仿已经取得成功的理论作为自身的起点。然而，一旦中国哲学有了自己的经验和基础，就必然删除原有理论中不属于自身的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才是构成中国哲学理论内核的东西。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中国者借以创造自己哲学传统的中介，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形式。这些都说明，苏俄哲学教科书体系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也绝不是苏俄哲学的翻版，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是东方哲学传统的共性，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各自的民族哲学传统。肯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哲学的理论性质及其内容。

其次，世界哲学的纵向联系为我们确立了问题研究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揭示中国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

问题研究视角不同于体系研究视角。体系研究视角以逻辑主义方法为基础，主要追踪哲学发展的逻辑环节；问题研究视角以文化历史主义方法为基础，旨在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哲学史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中被描绘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在体系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前史，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宏大哲学体系的不同逻辑环节；而这一宏大的哲学体系是以前哲学的完成，亦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这种哲学史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是一种封闭的哲学史。而在问题研究视角中，哲学史被描绘为不同哲学形态更替的过程。在这里，没有一种哲学能够穷尽真理，更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相反，哲学史正是在各种具有局限性的哲学形态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中、在面对时代的哲学问题中，不断发展和更新。于是，哲学史就呈现为不断提出和追问哲学问题的历史。哲学问题层出不穷，哲学史也就连绵不绝，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史，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史。

体系研究视角和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哲学的发展模式：体系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范畴史，问题研究视角向我们提供的是哲学的问题史。那么，哲学发展史究竟是范畴史还是问题史呢?我国学术界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一直视哲学发展史为范畴史。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翻哲学原理教科书和哲学史教科书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在论述每一个范畴时，都是把以往哲学对这一范畴的论述作为该范畴形成的逻辑环节，而该范畴是其终结。物质范畴的论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哲学史的叙述亦是如此。一部哲学史几乎就是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史。哲学原理教科书是哲学史的分界线，先前的哲学都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形成过程，以后的哲学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观在描述哲学某一传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有效的，但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加以运用，就必然得出两个十分荒谬的结论：其一，哲学的发展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飞跃，即只是范畴的精确化，而没有研究问题的转换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没有阶段性的变化；其二，哲学只有一种传统，不存在多种传统，也就是说，在多种哲学传统中，只有一种是正统的、唯一正确的哲学，其余的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两个结论显然不符合世界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亦不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因此，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能运用范畴史观，而必须确立问题史的研究视角。

篇10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首先，黑格尔无法通过文献挖掘来思考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史，也就无法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上文已说到黑格尔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先秦之后资料缺乏制约黑格尔深入思考和发掘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内容。其次，黑格尔没有发现中国哲学应有的辩证法的内在线索，从辩证法角度思考对中国哲学就显得非常片面。如上所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错误地认为与西方哲学思考对象一样的，所以黑格尔只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辩证地考察中国哲学中蕴藏的辩证法，没有考察中国哲学中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实际上也蕴藏的辩证法，被黑格尔归纳入西方哲学的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观点除了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关系的思考之外，也融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之中。以黑格尔探究的周易之阴阳爻驳为例，黑格尔就没有看到用作占卜的先天八卦经过变化后形成的后天八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标志方位变化的内容，而这种方位变化的描述通过固定的语言形成一整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和建筑中就体现出这种概念体系的思维方式，这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发明的许多仪器中也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无法在概念化的思考后作用于科学技术是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对中国哲学蕴藏的辩证法的失察。再次，黑格尔从辩证法角度编纂中国哲学，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评论的误读。贺麟先生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别阐述了辩证法的发展史。任何一个或一派的哲学家只要其中有丝毫辩证法的因素，都被黑格尔挖掘出来加以着重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