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

篇2

案例一因具有“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秩序”，“情节严重”等要素，不宜认定为抢劫罪，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而案例二因具有“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钱财数量不大”，“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仍可认定为是寻衅滋事罪。但此条的适用必须严格把握，案例二中被害人母亲的证据应予以严格落实，不能因为为了满足追诉标准的需要而故意引导被害人及其家属做上述陈述。同样对于第三起案件，起因仅为对方吹口哨看不惯，从而产生了无缘由地随意殴打他人行为，其捡拾手机的行为与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使用暴力行为取得财产的抢劫罪具有明显区别，理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二、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罪中的人身伤害问题

从例举的六起案例来看，案情中均有涉及人身伤害的行为。典型的人身伤害案件造成轻伤结果以上的通常以故意伤害罪进行评价，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37条第（一）项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应当以寻衅滋事罪予以立案追诉。这表明只要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或持械随意殴打他人的，均可予以立案追诉，即没有规定伤害结果程度的范围。也就是说，对伤害程度的分级，包括轻微伤、轻伤、重伤、伤害致死均可入罪。同时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可以看出，“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及“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皆应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管理范畴。这又增加了刑法与行政法的区别难度。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区分难点有三，一是造成轻微伤是否应当入罪的问题，二是造成轻伤结果时应定寻衅滋事还是故意伤害，三是重伤以上结果是否应当从寻衅滋事转化为故意伤害。

区别的客观标准还应从主客观相一致入手。从法律规定来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分列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中，由于侵害行为的相似性，所以区分侵害法益不同必然成为区分二罪的重要考量因素。从法益上分析，故意伤害罪侵犯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在主观上应单纯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动机比较明确；寻衅滋事侵害社会公共秩序的法益，此法益是指公共生活的一种稳定有序的秩序，包括公共场所秩序、人身安全规则等，所以在主观上更多地表现出几个主要特征，如通说的示威争霸、逞强斗狠、开心取乐、发泄不满、寻求刺激等。在案例四中，实务界有人认为，王某意欲收拾赵某，并对赵某进行殴打，为典型的故意伤害案件，但因结果未造成轻伤结果，无法用故意伤害进行评价，因而不构成犯罪，可转治安处罚。还有人认为：王某虽在主观故意上选择报复赵某，但殴打对象并非仅选择赵某，而是结伙将对方所在一起的三人一起殴打，殴打的对象已经超出了原本的对象范围，逞现出逞强斗狠、发泄不满的主观状态，并造成三人轻微伤，性质恶劣，同时在各地的量刑指导意见中也有对每造成轻微伤1人应增加1-3月量刑不等的规定，所以理应用寻衅滋事罪进行评价。从涉罪未成年人角度出发，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首先本案侵犯的法益确定。本案王某在主观上仅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即使伤害的故意扩展至三人，也并不挑战社会公共秩序，侵犯的法益仅是人身权利，不能因为扩大至三人的轻微伤就将犯罪的危害性扩展至侵犯了社会公共秩序。第二，本案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大。本案充其量不过是未成年人之间的打架行为，社会危害性低，不能因在结果上构不成轻伤，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入罪，不免将寻衅滋事罪罪名又落入当年流氓罪所称的口袋罪之嫌。应当确立寻衅滋事罪是一个独立罪名的思想，而不是故意伤害案件不构罪后的补充罪名。

从上述观点入手分析，在案例五中，因赵某的主观动机具有随意性，起因于无事生非、毫无缘由的故意找茬，挑战的不仅是对方的人身权益，而更加包括对社会秩序的毁坏，所以应当将挑衅的一方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因双方均有人身伤害结果，而将应战的一方归为故意伤害罪。如果证据能证明对方存在正当防卫，也可适用正当防卫。但赵某致人重伤的结果能否用寻衅滋事罪予以评价，是否应当将寻衅滋事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笔者认为从实务应用角度出发，应当从法定刑的综合配置着手分析。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予以了修改，增加了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配置，但仅限于“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直至死刑。当在寻衅滋事行为中出现了重伤或死亡的结果，此时考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较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更易于司法应用。针对未成年人，因具有法定的量刑从轻情节，如果符合条件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仍以寻衅滋事认定。这种认定在共同犯罪中具有罪名统一的优点，在分别殴打不同个体的嫌疑人当中，回避了共同犯罪与实行过限认定的困难。如果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仍应以故意伤害罪认定。

三、未成年人双方临时起意互相挑衅的互殴行为

篇3

[关键词] 人民警察;为袭警; 必要性; 立法

人民警察是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的保护神，是打击违法犯罪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人民警察在除暴安良、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没有人民警察，就没有社会的安宁。而近年来，就是这样一支被誉为人民保护神的队伍，经常面临着被围攻和袭击，甚至其家人因警察的执法原因，成为犯罪分子报复打击的对象。

据公安部统计, 近几年全国各地公安民警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遭受暴力袭击伤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具体情况是: 2001年牺牲民警68人, 受伤民警3510 人; 2002 年牺牲民警75 人。受伤民警3663 人; 2003 年牺牲民警84 人, 受伤民警4000 人; 2004 年牺牲民警48 人, 受伤民警3786人。2005年暴力袭警现象愈演愈烈, 仅上半年, 全国公安机关因公伤亡民警3382 人, 牺牲170人, 负伤3212 人。其中, 因执法中遭遇暴力阻碍牺牲23人、负伤1803人, 分别占牺牲、负伤人数的13.5%和56.1%。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民警的伤亡, 这些伤亡如何才能避免呢? 显然, 法律制度保障上的不完善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设立袭警罪势在必行。

第一, 维护和树立警察权威, 严厉打击暴力抗法和袭警行为已成世界各国之共同趋势。

美国联邦刑法和各州的刑法, 非常详尽地规定了袭警罪: 在警察执行公务时, 任何与其身体上的接触都被视为违法。警察可以直接将对自己动手的当事人控以袭警、暴力攻击甚至二级谋杀的罪名, 而联邦法院在判决时如果查证当事人对警察施以暴力, 通常都是不准判罚金而必须判处入监服刑。英国警察法中, 集中规定了五种侵害警察权的犯罪, 即殴打警察罪、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罪、冒充警察罪、非法持有警察衣物罪和挑唆不忠罪,并明确了相应的刑罚处罚。其它一些国家虽然和我国一样没有在刑法中直接单设 袭警罪罪名, 但他们的法令中都很清晰地罗列了妨碍、侵害警察执法的各种具体行为, 并有各种行为的处罚种类、量刑幅度。

众所周知, 警察是国家法律的重要执行者, 国家法律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警察的权威予以体现的, 暴力袭警行为正是对警察权威的公然挑战。而一旦警察权威受到威胁, 国家的法律就将面临无法执行名存实亡的危险, 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又将导致其他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权威受到威胁。因此以妨害警察执行公务为目的的袭警行为, 不仅是对警察权威的挑战, 更是对整个国家的法律权威的挑战。

第二, 我国现有对警察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缺位, 可操作性不强, 使得袭警罪的设立对保障警察合法职业权益显得意义重大和迫在眉睫。

由于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袭警罪的罪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警务保障内容又比较笼统, 一般情况下, 袭警情节较轻的, 都予以治安处罚, 对影响公务、造成一定后果的, 才能按妨害公务罪论处, 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其量刑的尺度是, 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也就是说, 此罪处罚最重, 也仅能判处3 年有期徒刑。如果妨害公务行为, 造成执法民警伤残, 甚至死亡的, 行为人才会被以故意伤害罪或是故意杀人罪

论处, 这样的规定就显得不太妥当了, 因为袭警行为妨害的主要是国家的正常执法活动,而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 侵害的则是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妨害国家公务活动和侵害个人生命健康权, 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应分别视之, 而不应等同对待。因此,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 在刑法中增设具体的袭警罪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重大了。

第三, 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公务行为的特殊性和生命健康权的易受威胁性, 使得有必要设立独立的袭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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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客机坠海 女孩海上漂浮13小时获救

2009年6月3日，一架也门航空626次航班在降落阶段不慎坠入印度洋，机上141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都不幸遇难。而14岁的法国女孩巴伊亚・巴卡里（Bahia Bakari）成了唯一的幸运儿。

据了解，当时水性不好的巴伊亚依靠一块飞机的木制残片，在海上漂浮13小时后，被当地渔民救起。

奇迹女童逃生火球成空难唯一幸存者

另一奇迹发生在1987年8月，美国西北航空225次航班由密歇根州飞往亚利桑那州，起飞后不久就因人为操作失误遭遇不幸，坠落地面，共156人死亡，是美国空难史上最大的事故之一。

唯一幸存者塞西莉亚・希成（Cecelia Cichan）当时年仅4岁，是在母亲身体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随后被外界称为“奇迹女孩”。当时，塞西莉亚因严重烧伤而接受了皮肤移植手术。

西班牙空姐因临时换座幸运生还

2008年8月20日，西班牙航空5022次航班在马德里起飞时撞上跑道，不幸失事，机上154人身亡。飞机起飞阶段，大部分机组人员都坐在飞机后方，而一位名叫安东尼亚（Antonia Martinez Jimenez）的空姐临时改变主意，换位到飞机前方，最后成为唯一生还的机组人员。同时，她也是飞机上幸存的17人之一。

1990年6月10日，英国航空5390次航班在由英国伯明翰飞往西班牙马略卡的途中，当飞机爬升至最高高度时，驾驶室的一块挡风玻璃突然脱落，飞机处于急速下降状态。机长蒂姆・兰卡斯特（Tim Lancaster）被吸出驾驶室，但所幸双脚被控制盘卡住，一位空乘人员见状立刻抓住兰卡斯特的脚踝。经验丰富的副驾驶最终将飞机成功迫降于南安普顿，机长也幸运获救。

女空乘万米高空坠落大难不死

1972年1月，前南斯拉夫航空367次航班在飞往丹麦哥本哈根途中，在33000英尺（约合10058米）的高空，因遭遇恐怖组织“克罗地亚建国运动”炸弹袭击，飞机行李舱意外爆炸而在捷克境内坠落，机上除空姐威斯娜・乌罗威克（Vesna Vulovi）外的27人全部遇难。

据了解，当时，威斯娜在未系降落伞的状态下，从33000英尺的高空中坠落，受到重创却免于一死，创造了“坠落距离最长生还”的世界纪录，威斯娜也因此被前南斯拉夫评为国家女英雄。

橄榄球队员靠吃尸体两个月后获救

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4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因恶劣天气缘故，在安第斯山脉坠毁。机上有16名来自乌拉圭橄榄球队的队员靠吃死者尸体，两个月后最终获救。

据了解，当时有33名幸存者，而受雪山恶劣天气影响，生还者逐渐死去。72天后，最终活下来的16人获救。16名生还者后来披露曾依靠吃死人尸体求生，引发全球争议。

空客320紧急迫降成功上演“哈德逊河奇迹”

2009年1月，全美航空一架空客320客机，在经验丰富的机长切斯利・萨伦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的带领下，应变迅速，成功迫降于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河上，地面救援人员接应及时，机上155人全体获救，奇迹感动全美人民，机长也因此获得英雄称号。

摘编自人民网

不久前，有70余名大陆乘客因不满航班延误赔偿方案，采用拒绝下机的方式滞留香港机场索赔，空怒族们惯用霸机、大闹机场等方式来获取满意的晚点赔偿，但实际上这种方式不仅违法，还可能涉嫌犯罪。

空怒族不懂的法律一：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拒绝下机属于强占航空器，霸机者将被强制带离，并可处行政拘留

空怒族最常用的手段便是拒绝下飞机，属于强行登、占航空器，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而对首要分子可处以最高15日的行政拘留。

空怒族不懂的法律二：治安管理处罚法。擅闯飞机跑道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2013年3月，广州白云机场同样发生类似事件，两名女性旅客强行带领20余名旅客冲到停机坪，并高声扬言要试试民警的底线，最终不仅因扰乱机场秩序被强制带离，还因有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的行为，两人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20日和10日。

空怒族不懂的法律三：刑法。打砸机场涉嫌扰乱秩序，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可追刑责

要求赔偿之外，有旅客在情绪躁动之下，做出怒砸登机口或其他办公用品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聚众扰乱民用航空站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空怒族不懂的法律四：合同法。航班延误后，旅客有义务防止损失扩大，否则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旅客购买机票可视为与航空公司签订运输合同，航班延误即造成违约，如果是航空公司自身的原因，旅客当然有权获取赔偿。而在航空公司进行退票、改签等弥补措施之后，还有旅客因对补偿方案不满，坚持采用不合作的态度僵持下去，由此产生额外的住宿餐饮、交通等费用，航空公司是无须负责的。如果诉诸法院，法院认可的损失是因航班延误产生的直接损失，不包括其他间接损失或旅客预期的利益。

空怒族不懂的法律五：民用航空法。在飞机上对空乘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按刑法追责

在封闭的飞机上，空乘人员也往往成为旅客情绪的发泄口，2013年3月29日，在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至哈尔滨的FM9173航班上，一名女乘客因不满飞机延误，扬起巴掌扇了空姐一耳光。事后上海机场警方对打人的女乘客处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实际上，除《治安处罚法》对故意伤害他人有规定外，《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按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专门规定有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即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空怒族不懂的法律六：香港航空保安条例。乘客维权只要“动手”就是犯罪

香港《航空保安条例》明文规定，若无合理辩解，在飞机营运者要求离开之后仍逗留在飞机上，即属犯罪，而在机场内作出任何暴力行为，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也是犯罪。

空怒族不懂的法律七：国际法。机长有最高处置权，必要时可请旅客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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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强买强卖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

2012年12月3日湖南岳阳市发生了“天价切糕索赔16万元”事件，一时间切糕成了大家争先讨论的问题。

切糕是玛仁糖的俗称，是一种新疆南疆维吾尔族人民采用传统特色工艺，选用核桃仁、玉米饴、葡萄干、葡萄汁、芝麻、玫瑰花、巴丹杏、枣等原料熬制而成的民族特色食品。新疆的切糕几乎卖遍全国，方式是一辆三轮车拉上一车切糕走街串巷的卖。

一、从切糕事件看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切糕的买与卖就是一个民间最常见的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而现实生活中诸如切糕这样的买卖合同则多为口头形式。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而切糕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强买强卖现象，笔者认为违反了合同法的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

二、从民法角度谈切糕事件的解决之道

类似于切糕事件这样的强买强卖行为不管是从合同的缔结、内容上来看，都违反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就可以说这一合同是订立在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的基础上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这些情况下的合同是可撤销、可变更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但很遗憾的是受切糕党强买强卖的人很多，迄今为止却没有人将这一案件告上法庭，这里面又包含了种种原因，既有标的物金钱价值不多，还不如诉讼费等的费用的原因，也有我国历来非讼思想的影响以及人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等等，导致了天价切糕事件发生后，网友们议论、讽刺、吐槽的一大堆，但是对于这一现象的解决并无太大用处。要彻底解决这样的强买强卖事件使人们真正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事民事交易也不止是民法的事情，它涉及多个部门法互相的结合，笔者除了从民法的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讨论天价切糕等强买强卖现象外，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以下从行政法及刑法角度进行分析。

三、从行政法的角度谈切糕事件的解决办法

从上述分析可知，对于天价切糕这类标的额小的强买强卖事件，民法的调整效果不大，因此要解决这一现象，只能从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方面来入手了。通过行政管理防患于未然，整顿市场秩序，减少或规范这样的流动商贩，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用行政处罚进行事后规制，对于发现类似的强买强卖事件一经查证属实就给予行政处罚。下面就从这两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行政管理方面进行事前预防

切糕商贩大多是用一辆三轮车或手推车装上一车切糕走街串巷的卖，又由于他们有时进行强买强卖，没有回头客，故无法在同一个地方长期做买卖，这就决定了其流动性非常大，属于流动摊贩。而流动摊贩我们都很熟悉，近年来关于流动摊贩与城管们的角逐在新闻上随处可见，虽然舆论多是同情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商贩斥责动手伤人的城管，但不可否认的是，流动商贩确实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了诸多弊端，例如一些切糕商贩强买强卖。但是想要彻底杜绝流动摊贩的现象却是不可能的，流动摊贩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就证明它的存在有合理性。既然无法彻底消除，那么就只能想办法规范，使其在合理的范围内存在，而且尽量将不利的一面减低。

所谓流动摊贩是指那些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营业时间，没有营业执照，从事小规模商品销售和服务的个体经营者。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劳动力过剩，于是那些没有技术、资金、社会关系年龄又偏大、文化程度又低的人群就被排挤出了就业大军，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在街道上贩卖小商品来养家糊口。这些小商贩为了减低成本，增加收入，大多不愿意在规定的市场内卖东西，而选择了在街道上流动贩卖，这就给各大城市的发展、管理带来了困扰。一方面，流动摊贩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属于违法行为，是城市管理与发展所要清理的；但另一方面，又方便了市民，使得市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吃的、玩的，这也是流动商贩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关于治理流动摊贩的问题，历年来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在此，笔者在借鉴前人的探索的前提下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1.规范管理形式，在固定的街道允许存在流动摊贩。既然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那么可以退而求其次，在一些繁华、以往存在流动摊贩较多的街道，允许存在流动摊贩，在街道内设置监督点，对于该街道内的流动摊贩的商品的质量、贩卖等进行监督，鼓励民众举报不合格食品、强买强卖的行为等，一经查获即进行行政处罚，屡教不改的逐出该街道，记入黑名单，不许其再贩卖该种商品。

2.设立流动摊贩登记制度，尽量将城市中的流动摊贩都纳入登记簿，以便管理。以往的登记制度主要是到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其登记程序、登记资格等要求较严，对小商贩来说是不小的压力，也就导致了许多人不登记就售卖商品，即所谓的“黑户”，这样就不利于对小商贩的管理和规制。所以有学者基于这样的现状，提出了针对小本买卖的摊贩设立登记制度代替行政许可制度，放宽登记的资格要求，将登记的部门设在社区，在规定开放的街道所在的社区进行登记。同时对登记的小商贩进行分类，如食品类，修鞋类等，以便于管理。其次，对于登记的事项应适当简化。登记只收取工本费，并且只须登记流动摊贩的业主姓名、住所和经营事项。这主要是为了确定能找到业主，在出现了质量问题或其他重大事故的时候不至于找不着人。

3.建立社区保障体系，加大对弱势贫困人群的社会保障力度。流动摊贩多为没文化、没技术的老、弱等外来打工人员和城镇贫困人群。社区管理的内容是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流动摊贩的社区保障也包括在其范围内。在社区内能够建立起配套的公共服务机构，对包括流动摊贩在内的所有就业困难群体进行帮扶，通过落实多项就业扶持政策，提供就业岗位信息，组织技能培训等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和公益性岗位援助。[2]通过这些保障措施来提高流动摊贩的个人能力，服务意识，法律意识，以求保障流动摊贩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提高其经营素质。并且鼓励有能力的流动摊贩向其他行业发展，以此来解决自身困境。

对于治理那些强买强卖的摊贩来说，通过以上方式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尤其是设立社区登记管理，并设置街道监督点，鼓励民众对强买强卖的违法事件进行举报，减低强买强卖事件的发生，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二）从行政处罚方面进行规制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相对人依法实行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强买强卖流动摊贩除了在管理上进行事前预防，还须对违反管理制度和法律的后果进行处罚，才能起到规制的作用。也就是说，行政管理与行政处罚要互相补充，共同规范流动摊贩的经营行为，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这里笔者主要谈谈如何合理的使用法定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来规制强买强卖行为。行政处罚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即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原则要求行政行政处罚必须依法进行，即有法定的依据，严格符合法定的要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由轻到重依次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其他行政处罚。对于强买强卖行为，应当鼓励民众踊跃举报，对于情节轻微的给予警告或罚款，而对于情节严重的则需没收违法所得或者责令该流动摊贩停止贩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的，如一些不良摊贩在买方发觉被欺骗后不买切糕而以武力威胁其购买甚至发生殴打事件的，就触犯了治安处罚法，要给予行政拘留及罚款，更甚者会触犯刑法，构成强迫交易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对于解决强买强卖行为，应当有一个完善的章程，什么情况下处于何种处罚，既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又要站在流动摊贩的角度，合理处罚，目的不仅仅是处罚，应当对其起到教育的作用，让他们从此合法经营，摒弃不正当的经营手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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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危旧房改造被称为“三改”，此乃城市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因此，依法征收拆迁、加快“三改”步伐成为许多城市尤其中西部城市的重要工作。笔者对河南平顶山、河南濮阳、山东聊城、河北沧州、云南曲靖等一些地区的征收拆迁工作进行调研，发现当前征收拆迁工作阻力重重甚至步履艰难的原因。

一、土地管理的障碍

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的“三改”项目往往需要巨额资金，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提供征收拆迁所需资金。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借鸡生蛋的方法吸引开发企业斥资改造。征收补偿金、搬迁费、过渡费、经营损失、安置房建设资金、开发建设资金、税费等数额巨大，使参与“三改”的开发企业不堪重负。国家鼓励加快“三改”，在土地征收报批中无建设用地指标限制，一些地方国土部门煞有介事地用建设用地指标控制报批。此外，《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4条规定：“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征用土地方案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征用土地公告，该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7条规定：“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在征用土地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显然，集体土地征收的基本程序是先报批后补偿安置和拆迁，一些基层国土部门要求先拆迁后报批，使得拆迁补偿遇到极少数“钉子户”漫天要价时，无法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无法进入强制程序，这种少数人维权与多数人期待回迁产生巨大矛盾。事实上，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征收报批在前，补偿安置拆迁在后。在征为国有土地之后，提倡协议拆迁，针对少数“钉子户”，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进入了“强制力保障之下的充分协商”的良性征收拆迁状态，就不可能出现久拖不拆的现象。

二、区政府难以协调市规划局的障碍

“三改”补偿安置方案首先需要得到被拆迁人认可，容积率、建筑率、绿化率等建设规划指标掌握在市规划局，没有明确这些指标及建设方案，被拆迁人难以认可。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土地出让是规划的前置条件，净地是土地出让的前置条件，这样，制订征收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时，很难取得规划部门的审批，这种互为前置条件的怪圈成为推诿扯皮的正当理由，但是，县政府和县级市政府较为容易协调规划部门变通前置条件，而区政府很难协调市规划部门变通。根据《城乡规划法》规定，在取得规划部门的规划许可之前应当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4条规定，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前甚至征收拆迁之前，可以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三改”投资主体顶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冒着规划、国土、建设部门卡脖子的风险，作为招商主体，区政府应当通过投资框架协议给其吃下定心丸——协调规划部门批复投资主体提供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即审查文件。市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存在，协调国土、规划部门在“三改”中破除壁垒、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充当城市建设发展的推手。

三、城中村建筑物高密度的障碍

城中村容易造成诸多的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城中村”建筑密度往往高达70%甚至90%，“握手楼”、“贴面楼”、“一线天”现象十分常见，容积率普遍高达1.6，少数达2.5。笔者调查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马拐村、前河村、边拐村片区现有容积率高达1.8，新建开发容积率3.6以下投资商没有盈利而且占用资金量巨大，与投资相对应的合理利润需要容积率高达5.0以上。聊城市考虑日照时间，规定县级城市容积率不得超过1.6。这样，从成本收益分析，高容积率的城中村改造的路径不外乎政府减免返税费及割地改造。减免返税费需要政府协调规划、建设、国土、财政、税务、消防、人防等部门；割地改造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乃“割肉改造”，既涉及建设用地指标的障碍，也涉及“招标、拍卖、挂牌”土地出让机制的障碍，更涉及巨额土地出让金流失的阵痛。可见，城中村改造一方面需要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加大违法建筑查处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大手笔、大魄力、大智慧方能顺利推动。

四、公安机关不作为的障碍

拆迁自焚、自杀常常为媒体高度关注。笔者认为，解决自焚、自杀的有效对策是“事前预防、事后打击”。事前如何预防？应制订完善的预案，包括做好思想工作、控制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物资、控制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事后如何打击？需要对妨碍公务罪进行正确认识。违法建筑可以由政府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合法房屋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采取自焚、自杀的方法阻挠强制执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妨碍公务罪，该罪名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

然而，2011年3月3日，公安部下发了《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2011年6月28日，公安部在《法制在线》上答复广州市公安局时强调：行政拆违和征地拆迁都属于非警务类活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政府强制执行权，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后不起诉超过三个月的，政府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法院现有的司法警察队伍是难以胜任强制拆迁工作的。强制执行成功与否取决于强制执行预案是否科学，该预案主要包括外围安全保障、内部“控制”被执行人。这两项工作均需要公安机关全力配合。最高法院与中央19个部门联合会签的《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和其他妨害执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在接到人民法院通报后立即出警，依法处置。征收工作中，极少数被征收人为了阻止征收或者达到一定的目的，采取撒泼耍无赖甚至暴力的手段，对征收工作人员进行侮辱毁谤、诬告陷害和故意伤害。为了维护征收工作人员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促进征收工作顺利开展，公安机关对上述违法行为应当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征地拆迁和拆除违法建筑属于政府的重要工作，中央应当在制度层面解决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各职能部门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政府不应要求公安机关参与非职权性工作，同时，公安机关也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参与政府的征收拆迁工作，以形成合力。将“征地拆迁”工作定位为非警务活动并严禁公安民警参与似有与政府唱对台戏之嫌疑。职权法定是法治的原则之一，公安机关的职权受《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调整，不因为一个通知、一份文件就改变了公安机关的职权。地方公安机关应正确适用法律、排除违反法律精神的规范性文件的干扰，追求实质法治。

五、法院不作为的障碍

征收拆迁工作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还是涉及被征收人重大利益和敏感的社会维稳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实施，

无疑将法院推到了风口浪尖。法院以消极态度对待司法审查及强制执行，尽可能将征收强制执行的案件拒之门外，具体表现如下。

1.不依法立案。长期以来，强制拆迁都是一块“烫手山芋”，政府感到头疼，法院更不愿意介入。部分地方法院为了防止引火烧身，出力不讨好，不惜违背法律宗旨和具体规定，通过制定内部指导文件的形式，拒绝受理相关案件，使被拆迁人投诉无门。笔者发现，不仅被征收人立案难，政府申请强制执行立案也不容易，人民法院对政府或者国土部门申请强制非诉执行案件，或者不受理，或者不答复，或者不执行。很多非诉执行案件不得已转化成违法暴力拆迁。

2.随意提高审查标准。法院如何审查政府申请的非诉执行案件， 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但由于何为明显违法的标准难以把握，因而这种审查方式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12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征收强制执行司法解释》）实施，它规定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审查标准。该司法解释规定，在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的七种情形中，存在一些模糊的表述，比如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明显”和“严重”这种不确定性极强的表述，可能会成为法官在办理案件中搪塞的理由。

3.以向上一级法院请示为由进行拖延。2011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规定“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确需先予执行的，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3日下发《关于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依法妥善办理征收拆迁案件的通知》规定：“凡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须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方可采取强制手段”。该通知并未规定上一级法院批准下级法院强制执行案件的期限和方式。实践中，上一级法院往往将下一级法院的报批申请束之高阁、无限拖延，结果造成大量征收拆迁案件的强制执行无法实施。此种做法遭到学者的批评，它不符合我国审判权层级分配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同级人大负责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与上级法院仅存在审级关系，下级法院的司法权应当独立行使，只有在接受司法审查和裁定的对象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才启动对下级法院司法权的审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