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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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经济机制；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2-02

在20世纪70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①解体之后，各主要国家之间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断相互竞争，摩擦不断，虽偶有合作但持续性不长，国际货币经济也时常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际社会也曾试图协调各国政策，重新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经济秩序，但困难重重。因此，通过这些困难说明，以及相关对策的分析，有助于看清该问题乃至提出更好地解决方案。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满目疮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破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亟须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经济秩序。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就是负责建立这样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会议决定的两项重要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汇率，以及会后成立的两大执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构成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新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该体系极大地稳定了当时的国际货币经济秩序，避免了破坏性民族主义的重来，对世界经济相当长时间的良性运转和发展不可或缺。

但是由于该体系蕴藏着的两个不协调的矛盾，②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全球性持续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又加之70年代初美元的突然大幅度贬值和石油危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国际货币经济机制走向解体。

二、国际货币经济新体制建构的制约因素

1.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其他国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建立新的国际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家实力。当时经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满目疮痍，而美国则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强大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了强大军事保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欧联合体、日本的逐渐复苏，实力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实力，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充其量此种格局只是在经济层面的，西欧、日本的复苏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的，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它们保持较少的国防开支，将更多的资源用到经济发展之上。而且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美国在国际货币经济机制的地位受到挑战，但这种挑战不足以威胁其主导地位，黄金储备和国内生产总值仍是世界第一。西欧和日本虽然逐渐复苏，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但西欧是一个国家联盟，内部冲突不断，难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日本的崛起则依靠出口，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本身资源匮乏。

2.国际机制的机制惯性

旧有机制的惯性，也就是既有机制的价值。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意味着维持机制比建立机制更容易。国际机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积极努力，在没有霸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突发的严重危机的压力，也会促使机制的建立。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补利益的情况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也是极为困难的[1]101。

然而，一旦一个国际机制被建立起来，它会从其产生的相对高水平和对称的信息中获益，通过这些，还使支持机制的谈判协议更容易达成。把国际机制看成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实体，而非一个半政府性质规则的制定者[1]101，这有助于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原因。有效的国际机制促进官方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从历史标准来看，由于是战后的国际机制制度化水平很高，在执行层面的官员间形成了复杂而有效地网络，因此，可以期望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间隔很长，已建立机制的惯性相对来说非常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霸权衰落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然存在并为国际货币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这里的关系是，在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已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规则视而不见甚至是破坏、违背，去为自己谋私利的过程中，其所付出的成本与其得到的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在某一既定议题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追寻自己的短视利益，将会相应的影响他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行动选择。各国这样做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收益，但这样做不仅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负面评价，而且也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以及使自己声誉受损，影响其以后与其他国家的短期以及长期的合作，长此以往成本远大于收益。

三、对策及可行性分析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解体后，世界各国政府开始不愿将其宏观经济政策服从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结果各国政策经常不断地相互影响，造成通货膨胀和衰退的循环，国际货币经济体系陷入动荡之中。围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经济机制，不同人主张的对策不同[2]139。

纯粹经济学家主张，上策是恢复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根据其主张，国际货币经济不稳定的实质是现代福利国家缺乏社会纪律。庞大的政府福利计划的发展，通过预算赤字为政府融资的极端倾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中固有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都是政府新发现的控制货币供应的能力造成的。恢复金本位制，废除“政治货币”，将会消除现代政府抱有的通货膨胀不放的固执念头。国际准则将重新牢固约束走入歧途的政治家。然而，无论这种解决方法在经济上有多大好处，没有一个国家自愿放弃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和国内政策自。

对于政治家而言，政策集中是最佳方案。它认为，种种困难基本上是其他国家方向错误的政策和经济结构派生出的，因此要集中处理好国内政策。这意味着各国经济政策联合起来减少通货膨胀，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其执行，以及其他国家采取扩张经济政策，以减少本国贸易赤字[2]140。其实质是其他国家的政策向本国政策靠拢。但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准备接受。

第三种解决方案是协调国际货币经济政策。随着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每个国家政府在制定自己货币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动以及可能的反应。因此，很多经济学家主张制定一种世界性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协调。尽管长远来讲这种协调的上策是依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是建立一种像特别提款权的共同世界货币，但大多数人认为，中策是国际政策合作[2]141。根据全球货币供应的交换收缩和扩张是国际货币经济通货紧缩性和通货膨胀性动荡的原因的分析，世界主要的经济实力中心协商一致，为世界货币的增长确定目标，在协调全球货币供应的同时，防止各国货币政策同步收缩或扩大。

四、政策协调的可行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虽然在某些国家和某些领域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也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合作，但是由于整个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各国都会追求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尽管提出在一个多元国家体系中，没有霸权国的存在就不能实现国际政策协调是缺乏合理性的，可是轻视国际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也大谬不然。关于国际政策协调在理论基础、经济上的可取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都存在不容易解决的问题[2]149。

第一个问题是理论基础。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是，各国对汇率的基本决定因素看法一致。而随着该体系的解体，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依赖，以及凯恩斯主义统治地位不再，而其他学说也未能取代的情况下，许多理论在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上争执不休。

第二问题是经济上的可取性。以国际货币为例，由于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关系，如果不改变名义汇率，汇率的调整则必须通过国内政策的改变来实现。①但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能比听任汇率变动更有害。影响政策协调在经济上可取性更大的困难，在于建立预先确定的或者自动调节的规则。但预测这个问题的性质本身就是一个麻烦事，又加之该方案需要各国经济同步收缩或扩张，就更为不可能了。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策目标上的冲突。要点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扩张的经济大国之间对经济和政治目标是否已经取得充分一致的意见，从而使短期利益服从于长期合作的利益？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各国经济广泛相互联系，但对整个体系却没有任何集中的政治控制。

五、结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围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经济体制，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无力甚至也不愿去牵头，因为这不但要求其要有无比强大的经济实力，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承担万一失败的风险。而且要去协调众口难调的各国政策，特别是在这个无政府世界上，各国都在追求其自身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对自主性的定位高于一切。

因此，对于世界各国，或许理性的做法就是，各国之间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交往、沟通，实现充分的信任，最大程度的调整彼此的利益预期的符合度，协调相互的政策，增加共同利益的契合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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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然观无为历史作用

一、“道”是什么

《道德经》开头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关于“道”，我们可以解释为以下几点：

1.道是物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么说，道是物质的，是生在天地之前的，但又不是实体的物质，它在恍惚之中有物，有象，有精。它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稀；博之不得，名曰微。”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得知，“道”是物，又不是具体的物，是看不到听不到拿不到的物，是物的抽象的概念，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而又区别于任何实体的物质。这种道，可以实可以虚，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表象的又是虚拟的，是看不见而又能感觉到的东西。

2.道是万物生长的基础。“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固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是无声无形的，独立存在，不停运转，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它独立存在而永不枯竭，它循环运行，永不怠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说，道可以为天地母，也是产生万物的基础。

3.道是运动着的物质，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运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种运动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故勉强叫做道，或叫做大。

4.道是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十五章），以自然规律为法则。遵循这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而能“惟道是从”的话，就能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

综其以上四点，可以说道是万物的基母，万物的一生一灭，就是道的循环运动。依此来解释，道就是自然规律。掌握这种道，并运用到社会中，实行“惟道是从”那么这个道，就成为可以认知的社会规律，运用这个道，就能治天下。道既然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能支配万事万物的产生变化，那么遵循道，顺应道，让社会在自然规律中自由成长发展，不要强为之，不去破坏道的运行规律，就能够治理好国家。怎样把道运用到治国上，《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

二、道法自然

“自然”这一概念是老子首创的，但他所说的自然并无近现代大自然或自然界的涵义。从古文字学看，自然是自己如此、从来如此、通常如此、势当如此和自己成就自己以及与“人为”相对立的自然而然、自然天成、事物的天然本性等意思。先秦并没有自然界或大自然的概念，与之相当者是天地或天地万物。

要准确地把握老子所说的自然的主要涵义，应当考察他在有关章节中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5次，分别见于“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希言，自然。”（二十三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

现在就以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为例加以说明。道是“独立而不改”的，是“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的。道是原本的物质的实体的，道不依赖于任何外力，也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左右它，完全是自然的，这是道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道法自然”的意思是说，道以自然的样态为依归，以自己的内因决定了自身的存在及样态，亦即以自然为法则；就道对万物而言，“道法自然”是指道顺应万物的发展变化而不加干涉，以听任万物依其本性而自生、自长、自化、自成为法则，亦即因任万物按照“自己那样”而存在和发展变化，道就是自然发展的规律。

由此可见，老子所说的“自然”是表示宇宙万物的本性和本然状态的范畴，它所强调的是人与物依据自身的本质和规律而存在和发展变化，亦即不受外在人为因素的无端干预和任意宰制而独立自主。率性而为，自我发展，自己成就自己就是人生的自然存在。因为自然是事物总体状态的自然而然的和谐，这种自然而然的和谐是事物的理想状态。它以个体自由、个性解放及其基础上的社会和谐为最高价值。老子所提倡的“自然”的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人们常识的一部分，它对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深刻的影响。

三、老子自然观的历史作用

1.老子最为关注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保持和万民的命运。他以人生命的本真状态与合理的生存状态为“自然”，以对人生命的本真状态与合理生存状态的无端干涉和宰制为“反自然”。老子之所以提出“自然”范畴，是因为他看到统治者“反自然”的行为太过，而广大民众活得太不“自然”了。因为对于万民来说，自然莫过于“民自化”“民自富”的实现之时；从万民自富过程和结果来看，它是生产劳动、生活生存的社会自然状态，只有在这种自然的情况下和过程中，才有真正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和生存状态；而万民“自化”“自富”的最大障碍是侯王等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任意妄为。自然的对立面是人为，故老子反对人为而提出无为，在治国之道中就是无为而治。

2.老子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实行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文帝“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除诽谤妖言之罪”“赏赐长老，收恤孤独，除田之租税”。在对待与匈奴关系问题上，采取“和亲”政策，“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史记・孝文本纪》）。景帝时，农民田租只收一半，并下诏：“禁官吏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而且“减笞法，定令”“欲令治狱者务先宽”。后又下诏：“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汉书・景帝纪》）这些均是汉初统治者在政治统治方面以老子思想为指导的具体体现。

3.老子思想是汉初统治者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良方。老子思想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以民为本的清静寡欲，劝课农桑，减省赋税，与民休养生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关梁开放，山泽弛禁”，盐铁私营普遍，富商大贾全国可见。工商业和农业、畜牧业生产也迅速恢复和发展。文、景之时，由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治世”。“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陌（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众。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义）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网）疏而民富”《汉书・食货志》。彻底改变了当年的那种“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的困境。

可见，汉初以老子思想为指导，对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对于恢复和发展汉初经济起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出版社.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出版社.

[3]道德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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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大陆的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贫穷，剥夺了该地区数以千万人的基本人权，生活在尼日利亚三角洲的人们饮用的水、能食用到的鱼都是被石油或其他有毒物质污染的，以至于组织在其报告中称石油是这个地区的“资源诅咒”。

如果从尼日利亚的石油联想到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移山”采煤，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两者之间存在可怕的相似之处。

美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但也存在贫困落后地区，阿巴拉契亚山地区就是其中之一。该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是美国主要的煤炭产地。

但是，煤炭开采除了为该地区带来工作机会、税收收入和其它经济利益外，还为它带来了超过以往4倍多的矿工死亡率。

一份名为《阿巴拉契采煤区死亡率：统计学生命价值的丧失》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煤炭对该地区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福音”，还不如说是一种“诅咒”。

人力成本大于经济利益

该报告的合著者、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员迈克尔・汉崔克斯认为“煤炭开采经济并不是优势经济”，他同时也提出煤田经济圈实际上是全州、全地区甚至是全美国最薄弱的经济环节。

汉崔克斯表示：“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发展一个强大的经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不依赖于煤炭的经济。在整个阿巴拉契亚，生活在没有煤炭开采业务的县的人民比在采矿县体验着更好的健康、更清洁的环境和更大的经济繁荣。”

根据这项研究结果，每年煤炭产业仅仅为阿巴拉契亚地区带来80多亿美元的收益，然而每年因矿场劳工过早死亡造成的人力成本损失，保守来估算就高达420亿美元。

这项报告在研究计算该地区经济利益时了解到，阿巴拉契亚地区煤炭矿工的数量在1985年到2005年期间从122102人减少到了53509人，这主要是由于开矿技术中机械应用水平的提高，比如矿场采用的“移山”采煤需求的矿工数量要少于传统的地下采煤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初，将山顶“切除”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采煤的一种主要形式。很显然，削了山顶建煤矿是为满足国家日益增长能源需求所采取的一种低成本做法，但此举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无法计算的。

通过将山顶削平，矿工们可能挖到的煤层。多余的山顶碎片则经常被倒入周围的峡谷，影响整个分水岭地区――一直延伸到切萨皮克湾。迄今为止，阿巴拉契亚山脉已有数百平方英里区域被夷为平地，其结果是河流惨被污染，同时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该报告的结论是，阿巴拉契亚地区煤矿开采经济中的人力成本要超过它所获取的经济利益。阿巴拉契亚一些地区对煤炭开采的依赖性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经济政策：煤矿被开采是因为它存在并且被需求。然而，如果对该项资源的依赖已经不再符合当地人口发展的最大利益，那么它完全可以被其他新的经济政策取代。

该研究报告还指出了几种可能的替代性就业机会：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地热和水电等新能源开发；可持续性伐木业；小规模农业；户外运动或文化旅游业；科技产业和生态系统维护产业等。

汉崔克斯前期曾调查发现，阿巴拉契亚地区矿工过劳死亡数量远远高于其它县区。他的这份报告就是建立在先期研究的基础上。他所撰写的其它那些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报告发现，产煤县区的居民更容易产生多种身体健康问题，罹患慢性心脏病、肺病和肾病甚至肺癌几率更高，这最终造成了该地区过量的早死亡人数。

这项最新的报告仅仅是做了一项因果联系，认为“尽管在煤矿开采活动、社会经济劣势与过早死亡率之间存在很大联系，但是还不能确定是煤炭开采造成了所有这些问题”。汉崔克斯今后将就其他可能的致病致死因素作进一步研究。

政府补贴大于回报

除此之外，在美国肯塔基州进行另一项新的研究则发现，该州用于支持和补贴煤矿产业的公共资金甚至比州政府在该行业所得的年收入都要高。2006年，这项支出超收入的差额就达约1.15亿美元。

这项调研是由MACED(山区社区经济开发委员会)开展的，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煤炭产业处于消耗多、回报少的境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该行业为州政府创造税收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同时，所造成的相关成本也同样巨大。

举例说明，肯塔基州针对煤炭行业的公共资金主要流向包括：缓解对交通路政体系造成的压力；对环境和健康、安全影响的监管；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和补贴；矿工培训；对行业开展调研；在公立学校开设煤炭行业专业教育；补贴煤炭产业雇员。

煤炭行业对州政府形成的这种高成本负担，很大程度上与该行业目前的经济地位有关。煤炭行业曾经是肯塔基州最主要的就业需求部门，但就业岗位不断大量减少，目前该行业的就业率仅为全州的1％。在那些煤炭行业占主要就业率份额的县区，采矿业的就业比率占到了3％到23％，但那些县区还挣扎在高达37％的长期高失业率和贫困率的泥潭。

该项报告还预测了肯塔基州煤炭产业未来前景黯淡。不仅是因为与美国西部的煤炭产业相比，该州的煤炭由于高生产成本而销售并不理想，同时也因为随着可回收煤炭的枯竭，政府有意持续减少煤矿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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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清;陕西植棉业;关中;纺织技术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100-02

1 明代关中植棉业的初步发展

陕西植棉业始于宋元之际,据元翰林学士王盘序《农桑辑要》记:“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民深荷其利”又据“《辍耕录》记: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盖木棉出于南夷西域,宋元间特转闽广关陕,至明乃盛。”

“至明乃盛”首先是明政府经济政策的效应。洪武元年“凡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不种木棉者,使出棉布一匹。”为鼓励植棉,政府折收棉花与粮食的比价,“棉花一斤,折米二斗”以及棉布征实赋税政策使陕西的植棉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次明政府的军事战略考虑。至明陕处军事战略重地,为防蒙入侵,驻兵二十余万人,士兵需棉衣御寒。据田培栋先生记:“按明朝每年尝赐每个士兵布额,大约是二匹至四匹之间,棉花每个人约是一斤八两,如果每人每年以三匹计算,每年共需要布六十万匹左右,棉花需三十万斤左右。”这为关中农民大量植棉提供了市场需求。

尽管明代陕西的植棉业面临纺织技术落后、政府强制性种植等不利因素,但总体而言,明代陕西植棉业是处于缓慢向前发展的初步阶段。

2 清初陕西植棉业的全面发展

至清陕西植棉业发展迅速,以全面普及发展为主要特征。明代陕西植棉业主要集中在关中。清后陕西植棉业迅速以咸阳、长安为中心向陕南陕北发展,各县种植棉花广泛。如宁陕县“纺棉绩麻,人人能之”耀州“近又能种木棉事纺织”。

首先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提倡。明清之际,战事频繁,故清政府休养生息奖励耕织以恢复经济。乾隆年间陕西巡抚陈宏谋“木棉一项,其利甚广。陕省宜种木棉之地更多”顺治年间洛川知县柴胜、嘉庆间汉中知府郑地山、严如煜等地方官员对植棉的大力推广有力地促进了棉业的全面普及。

其次是清代陕西纺织技术的引进。乾隆年间,来自南方产棉区的大量流民带来了较先进的植棉技术。同时,明代陕商300年来贩运江南标布至西北,也输入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三元的盐店街、山西街就聚集着大量来自山西山东的纺织工匠。

再次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清代城固织布一匹工银一钱,而布一匹市价七钱,利润是6倍以上。乾隆时的镇安“妇女不工纺织,布匹所需多从西安贩入,价昂数倍,有一时赊用加息以倍者。”巨大的市场利润成为清代陕西植棉业发展的内在张力。

这一时期陕西植棉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陕西成为近代产棉大省,也为陕西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 后陕西植棉业的衰退与再发展

1840年爆发,的几年间,植棉业衰退;光绪以后,由于棉种改良技术改进,才使植棉业又有所发展。

陕西植棉业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输入,挤占陕棉销售抑制陕棉生产。五口通商口岸的开放,物美价廉的洋货充斥陕西市场。光绪年间,汉中府“运入货物以棉布、洋布、竹布、洋缎、瓷器为大宗,”宣统二年,汉中经汉水运入的洋布120捆,洋纱100捆,总价值达19000两。销售市场受到挤占,大大地削弱了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

另外,以来,另一项经济作物罂粟,开始大面积种植并合法化。这占用大片良田,使植棉面积锐减,陕西也受到影响。有记载:陕西“自回匪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近亦遍地罂粟”,“城固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光绪29年至32年间,汉中经汉江流域出境鸦片数2472018两,光绪32年,陕西全省种植罂粟达53万余亩。

清末引进洋棉籽种并普及推广,这一状况有所改善。据民国32年《县志》记:“衣料则有棉,清光绪初,方多乡棉,俗称乡花。嗣后洋棉输入,俗称洋花,茎高实大,收数优于乡花,故种者多。至宣统年间,洋棉遂普及而乡棉日少。”泾阳县“自洋花之种输入……一亩尚得棉三十斤上下……计自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县境出棉五十三万三千有奇(据申报册)。三十二年增至三倍。今(宣统三年)又倍增矣。宣统六年,每(百)斤售银十七八两至二十两,二年百斤售银十二三两至十五两。闻诸棉商曰:棉之利大矣哉。”棉花新品种的引进推动了陕西植棉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植棉积极性,使陕西植棉业得以又一次发展。

4 明清陕西植棉业盛衰的特征

明清时期陕西植棉业的盛衰映射了陕西农业的发展、陕西经济的发展,对于今天我们发展陕西经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区域发展不平衡。陕西的植棉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陕南、陕北相对甚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史•食货志》中“各视其地产”得出。据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四《田赋》载:明代陕西征收棉布共计州县共33个,除商南72匹,商州24匹外,其余129401匹均在关中征收。入清后,陕南陕北亦有植棉区,但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地理位置的限制,陕北产棉甚少,陕南则出现明显的区域特征,陕南植棉区大多分部与汉江谷地周围。

第二,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不理想。陕西作为全国产棉大省之一,却“织者甚少”,长期处于输出棉花、输入棉布的贸易格局。有记载称汉中“棉丝本属土产,乃输往四川制成绸缎布匹,转复售入”,而泾阳“每百斤以银十三两率之,运汉厘捐则价倍,化为棉布则价倍,南来北往则价倍,木一而倍之三”。直接原因是陕西农民善植棉而不善织布,重农业而轻手工业。以关中为例,田培栋先生将该地区手工业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关中手工业基础薄弱,二是统治阶级对关中手工业的摧残,三是关中地区的人还没有认识到手工业的重要性。这几点对我们今天建设陕西手工业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

第三,政府的政策对棉花的种植影响极大。自明以来,政府的各项政策“布马交易”“棉布征实赋税制”及奖励耕织、劝课农桑,以及各知府县令乡绅的提倡,如陈宏谋,柴胜,严如煜,左宗棠等,都大大促进了陕西植棉业的发展。因此,我们今天要抓住国家建设西部、发展陕西的政策,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把政策把握住,落实好,争取让每一项政策都落入实践,发挥它应有的效用。

参考文献

[1]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M].天津:天津出版社,1991:46-47.

[2]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发展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0:169-170:340:216-223.

[3]张萍.清代陕西植棉业发展及棉花产销格局[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2(1).

[4]志勤.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J].西北历史资料,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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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能够集中而深刻地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水平、性质。因此，领略中国税收的历史，可以从核心部位把握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两千多年中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败盛衰的运动过程，从而为参透中国历史“迷津”，正确把握中国历史传统，提供一个明晰的新的视角。

夏、商、周（ 西周） 三代的三种赋税形态，史称“贡”、“助”、“彻”。尽管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总的税率大致都是十分之一，即所谓“什一而税”。夏之贡近似于定 额课征形式；商之助和周之彻，均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前者为劳役课征形式，后者为劳役向实物课征的过渡形式。共同的特点是：税率低，贡赋并重，租税合一。它反映了在国家出现的早期阶段，实行分封制政体，税收的初级形态，也反映了税收从自下而上的自愿形式向自上而下的强制形式的演化过程。三代时期的“工商食官”、“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到了西周后期，有了“关市之征”，即有了初始的商税。

春秋、战国时期，税制改革成为各国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内容。从鲁国的“初税亩”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履亩而税，反映了土地由分封制步入国有制，由公共占有制到私人占有制，以及税制由租税合一进入税人税地的发展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提出，加重工商税，出现了国家专卖制度。

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税收制度，以“繁 法严刑”加以保证和规范。其特点是：

第一，通过土地登记和户籍制度，“令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土地私人占有制的确立。

第二，施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从而把农民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确保国家田赋、兵役和力役的稳定来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构筑了经济基础。

第三，实行“急政暴虐”的极权政治，赋税达到横征暴敛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载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制二十倍于古”，乃是秦朝迅即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朝的税制，特别在重农抑商方面把秦制推向极致。在抑商方面，除苛征商人的关、市等税外，从汉武帝开始，还对商人重征财产税――“算缗”；施行国家绝对垄断的盐铁专卖；国家直接经营商业、运输业，称“平准均输”；加倍征收商人的人头税和其他附加税，正如汉高祖《贱商令》所云：“重租税以困辱之”。

在所谓重农方面，汉代虽然吸取了秦朝覆灭的教训，强调“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汉高祖行十五税一，汉景帝行三十税一，而且终汉四百年而不改，但事实上，汉代施行的是轻田赋重口税的政策。

汉代的税制集中体现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略，把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税制加以系统化、法律化、制度化，对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莫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各国为解决军饷和财政问题实行大规模屯田，并调整税制。最有成效者当属曹魏政权。值得注意的有两项：

一为组织军屯和民屯，把汉武帝始行的屯田制提到新的高度。官府和屯户分配额为二五中分（ 使用官牛的为分成），虽然退回到租税混一的课征，但这一举措却使大批流民有所归宿，回到土地上来。

二为实施“租调令”，把汉例三十税一田租改为计亩定额税；取消汉代人头税，改行按户征收“户调”（ 户税），户调开始成为常税。

晋统一“三国”，在全国范围实施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即平民计口，规定男女人口可占田地亩数；计丁规定应征田租亩数；计资分等级规定户调负担。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创行一体化的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均田制等举措为北齐、北周承袭，并对隋唐两代影响至深。

魏晋南北朝，北方商品经济遭战乱、少数民族政权割据破坏严重，而南方却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南方六朝的工商杂税成为政府重要收入之一。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把北魏开创的均田制推向全国，并提高授田数量。在精减机构、裁汰冗员、减少国家负担的同时，实行租调制，减免田赋徭役。更难能可贵的是，着力鼓励工商――除山泽之禁，去盐铁之专利，免入市税及盐铁等税。重农抑商的传统税收政策得以空前驰放。在短短二十年间，经济迅速发展，创历代最好之财税。马端临《文献通考》称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个中奥妙值得深思。

唐代把中国古代税收和税制发展到更高阶段。特别是唐初的租庸调制和唐中的两税法两次税制改革，对传统税制有着明显的突破。主要有：

1. 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发展；

2. 从税人到税物、税资的发展；

3. 徭役的赋税化；

4. 商税正式成为一项国税，工商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份额不断增大；

5. 国家税制统一，法律对税收起了重要的保证和规范作用；

6. 确立“量入为出”的财税原则，并根据经济多元发展而采取了拓宽税种、简约税制等措施。

所有这些，反映了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反映了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和非经济强制对人身束缚的弱化。

五代和宋代的税收基本上因袭了唐制。

宋代为防止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重演，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向更高阶段，财税大权一统于中央，标志着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财税制度发展的高峰。

宋代把两税中的地税和田税划一为以田亩为标准，人称有田则有税，无田则无税，反映了当时土地买卖的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宋代大大拓宽了赋税领域，了规范商业税的《商税则例》，设立了专管商税的机构“商税务”和专管外贸及进口关税的“市舶司”。工商税收跃为国家大税，反映了商品经济特别是商业外贸的空前发展。

宋代专卖项目繁多，但突破了官本格局而演化为官商合办、官商共利的局面，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使然。

宋太祖开始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恤商”政策；而王安石新法虽有可取之处，但仍以陈腐的重农抑商为宗旨，把历史拉向倒退，其失败自是势所难免。

宋代“生不逢时”，民族战争频仍，内忧外患严重，军费开支几达税收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税制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朝代，但又是历史上财政最为困难的朝代。以后几代，在税制方面虽有深度和广度的进展，但并未见有质的方面的突破。

辽、金、元三代均属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税制都表现为中原原来先进制度与游牧民族带来的落后生产方式和政策的混合。

元代的官府和贵族、官僚兼并了大量土地。官田因战乱、掠夺急剧增多。官田多实行屯田制，回到原始的租税合一的课征形态，而屯户事实上成为贵族与官府的农奴。私田因贵族、官僚以权占田而致集中，与宋代以钱买田而导致的集中，形成鲜明对比。元代税收因地、因户而异；政府为满足财政急需，允许大户包税；重视商业，商人可享减免税收或包税等优惠。元朝税收制度最为混乱，比唐、宋甚至辽、金都有明显的倒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财税上仍从清整户籍、土地入手，先后实行“黄册”和“鱼鳞册”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累代积存的土地和赋税的混乱局面，增加了税收。

明代中期，朝廷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及财税困难，先后推行过征一法、鼠尾法、 一串铃法、十段锦法等税制改革。万历九年（1581 年） 在全国颁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按地亩征银。它的简约税役、折银征课，比唐宋两税法更加彻底，因而也更适应于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势。一条鞭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业税的至高形态。以后虽然有清朝的“摊丁入亩”，但也只在局部方面有所发展。

明代在财税问题上，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既极权又腐败的特质。一条鞭税法在维护和巩固明朝专制集权统治上取得了短暂的“中兴”效应，但无法改变专制国家江河日下的历史趋势。

清代的税制以为分水岭，分出前期与后期。前期沿着历史传统道路发展；后期因失败、外国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而被迫开始改弦易辙。

前期在税制上最突出的事件为“摊丁入亩”。明代一条鞭法没有彻底解决地丁合一问题，人丁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摊丁入亩终于在全国铺开，完成了地与丁、赋与役一统于田亩征银的历史任务。到此，两千年来一直纠缠不清的税人与税地及人头税问题总算在法律上得以解决。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制，应是中国古典税制的终结。

明、清两代都实行某种方式的海禁，清朝前期又实行矿禁，因而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对唐、宋、元开放政策的一个倒退。

后，税制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走出一条似可称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税制变更道路。即旧的传统仍保留着，但为适应国门被打开的局面，开始逐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税收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变动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国资本列强的侵入和强制，形成一种半封建专制半殖民地的税制形态。

以后，清代税收最大的变化是：两千年来一直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命根的田赋，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下降，逐步退为地方税；而五口通商后新设的海关（ 初称“洋关”） 的关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上升，成为国家主要收入。从1842 年到清朝覆灭， 中国境内共设有60 余个海关。

税收的半封建专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在标榜“轻徭薄赋”的同时，不顾百姓死活，以各种强制手段增加传统的田赋、矿税、盐课、茶税及各种工商杂税，甚至采用借税、厘金、义谷等手段横征暴敛。

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海关自的丧失，不平等条约确定的“协定关税”，以海关作为战争赔款和政府对外借款的抵押，海关管理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等； 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海关低关税制，进出口税的失衡，中国人和外国人纳税的不平等……，从而为外国资本商品倾销大开绿灯，严重影响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中国旧税制的突破和对部分国外新税制内容的吸收，也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与世界近现代税收文明接轨的漫长之路。

中篇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的思考

检视中国古代二十几个朝代赋税制度的因袭变迁，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作为人类税收文明重要发祥地，积累了四千年绵延不断，丰富、系统、辉煌、完备的税收文字历史而惊叹不已。但是，从历史的长河看，四千年来税制的发展，还是十分缓慢的。特别是唐宋以后近六百年间，税收体制也和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结构、制度一样，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质的重大突破，甚至更加保守、封闭、落后。这是值得深思的。税收体制有古典体制和现代体制。现代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普遍运用于生产领域、民主政治形态，以及自觉的纳税意识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税收属于古典体制。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的发展历史，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从赋税的国家职能角度而言，这种税制可以定性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税收理所当然地是为满足朝廷和皇室的财政需要。为了收税，官府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征税与纳税直接反映着统治与被统治、强制与服从的关系。

第二，这种税制是由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秦王朝确立的。法家主张国家至上、君主至上，主张“国富民贫”。汉武帝修正为“外儒内法”，道德伦理上宣扬儒家的“轻徭薄赋”，但实际上行法家的原则，总是赋敛不已。除正税外，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附加税。以后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外儒内法”的政略。这种税制的重要特征，是中央政府统揽财税大权，没有明确的地方税，从而加剧了地方官吏的苛征苛派。

第三，这种税制是以农业为基础，把农民死死地固着在土地上，追求地产增殖的最大化，以实现国家对财税和劳力需求的稳定性。它有强烈的人身束缚性和超经济强制，税田、 税人常常搅和在一起。除田税外，还有兵役、劳役、杂役等徭役，以及户税和人头税。历代赋役制度虽有更易，但只是程度和形式上的不同。

第四，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往往还以政权为依托，垄断商业、手工业、矿业、交通运输等重要行业，其形式包括官工、专卖、禁榷、屯田、平准、均输等，兼收利税之益。可视为古代的国营企业和统购统销政策。

第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必然会出现专制而不能集权的局面。于是，严重腐败现象就会出现。税收中的腐败是这种税制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自有国家以来，土地国有观念和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它强烈地反映在税收制度上，并制约着中国古代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发展过程大致是：

首先，夏、商、周三代，是分封制下的土地宗族公共占有制。西周时期，国有观念已然明确。有“诗”为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可见，当时的舆论不仅认为土地属国家（ 最高统治者） 所有，而且臣民也属国家所有。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争霸争统中纷纷进行土地、税役制度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明确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土地分配权归国家。从“初税亩”到“授田制”，从“废井田”到“令黔首自实田”――这一史称“土地私有化”的运动过程，只是终结了分封制下土地的宗族公共占有制，完成了从土地私人使用权到私人占有权的转变。国家通过直接掌握土地，以保证对税赋、兵役、劳役的征调。

再次，秦汉以后，“私有化”的进程更加迅猛。汉代的土地买卖已十分普遍，到唐宋及以后各代，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佃关系更一发不可收；地主经济、自耕小农经济成长为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国家对土地控制和对土地上民户的人身控制日呈弱化；税制的发展――从“两税法”到“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等，都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的深入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土地和土地上户籍的控制也并未放松，表现出国家对土地的主宰权。历代所推行的诸如“授田制”，“限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及“方田均税法”，开展的“削豪强”、“抑兼并”、“平赋税”的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汉武帝通过“告缗”措施，就“罚没”私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此 ”（《史记・平准书》），全国的总数更可想见；官府、贵族、官僚倚仗国家权势强占民田，元代、清代入关之初实行“圈地”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公私土地具有“终极所有权”。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从法权意义来说，还是有限的，不彻底、不完全的。

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土地产权不明晰状况，顽强地反映在税收体制上，造成税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消极、被动、滞后的局面，从而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土地国有观念和事实上存在的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及其税收体制运行的重要根据。

四、“重农抑商”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主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税收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传统。

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所谓社会分配不公和部分农民弃农经商的问题，使正处战争环境中的列国君主为之震惊。他们把工商业看成是对农业、对专制国家秩序的最大威胁。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农业和农民，以满足他们对粮草（ 赋税）、兵源的需求。于是，“农本工商末”、“重农抑商”、以及“农战”、“轻重”的思潮汹涌澎湃起来，其代表人物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家李悝、商鞅、李斯、韩非等。商鞅在变法中严厉贯彻了重农抑商原则，提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不经批准从事工商业的农民，要罚作奴隶等；韩非更把工商业者指斥为国家“五蠹”（ 五种蠹虫）之一。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把重农抑商（“上本除末”） 定为国策。汉代继承秦制，全面实行对商人的“重租税以困辱之”（ 汉高祖） 的赋税方针。“重农抑商”思想从此成为两千多年经济政策、税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重农抑商”之“重农”，并不是重在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商鞅是重农抑商的鼻祖之一。他主张的是兵强民弱、国富民贫，甚至要农民成为“家不积粟”的赤贫。汉武帝标榜“轻徭薄赋”，但实际是轻田租而重口赋，连三岁的孩子也要上人头税。“重农”之重在于把农民世代锁定在土地上，重在稳定赋税，稳定兵源，稳定极权统治。“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常态。抑商的主要手段是：

第一，利用税收作杠杆，“重租税以困辱之”，这是经济上抑商的最主要手段。汉代抑商最厉害，对商人的赋税课征也最重。除市、关、资源等商业税外，还要重课各种名目的财产税 （ 缗钱税）、双倍的人头税及各种附加税。又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钱”、宋朝的 “和买”，都是对商人的挖空心思的巧取豪夺。

第二，强力剥夺。一种是直接剥夺，如秦朝对商人。一种是类似税罚，如汉武帝的“告缗”。有点像搞政治运动，发动民众告发偷税漏税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 史记・平准书》）

第三，通过国家专卖（ 或禁榷）、平准、均输等方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商品的生产、运销实施垄断经营，达到既利税双收，又挤压商人的目的。汉代、宋朝国家专卖都搞得很厉害，汉代是国家直接垄断，宋朝是国家吸收大商人合作，实现垄断。后者固然是商品经济发展使然，但仍严重限制着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这种国家直接参与、操纵、控制经济的传统，一直流传到近现代中国。

第四，国家从法律上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从伦理道德上损坏商人的人格，造成轻商、忌商、恶商、恐商、不敢言商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在今天的社会也未曾泯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并不如政策制定者所想。西汉力主“重农抑商”的晁错，已经看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商业虽然还在发展，在持续的“重农抑商”高压下，造成了经济形态的扭曲。其后果为以下三点：

一是商人为安稳计，普遍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到农村，购买土地房宅。工商业资本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田地产，工商业者兼地主，形成中国古代经济形态一大特色。其结果是加剧了农村土地的集中，而这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往往又成为国家“抑兼并、平赋税”的对象。

二是商人并没有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而是分割成小块，以租佃关系出租给农民。商业资本以这种方式进入农村，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反而使这种封闭的落后经济更加稳固。加之大商人又以金钱收买权力，出现了商人、地主、官僚一体化，并跻身于封建专制的权力体系之中，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三是“重农抑商”之抑，从根本上说，并不仅仅损害了商人（ 或工商业者） 的利益，更主要的在于它栓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正常渠道，不论农业还是工商业，都不能沿着正常的商品经济发展渠道发展。这是要害所在。

专制集权制的税收体制――土地国家终极所有权――重农抑商政策和工商业中的国家垄断（ 专卖） 制度，似横亘于中国古代税收历史进程中的三座闸门。认真研究、充分了解这三大存在，或是开启中国几千年税收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

下篇 中国古代税收的文化传统

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倡言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 它和历史是什么关系？ 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它。

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传统，它渗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论著述、行为习惯中，渗透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积极或消极的，也不论人们对它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之，它已沉淀凝结成一种人们的活动氛围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做法，后果自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正确、科学地认识它，积极地对待它，就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历史动力；反之，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税收本来就属于历史范畴，而且是社会演进、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范畴。所以学习税收历史，把握税收文化传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税收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国家一样悠远。

税收以国家为主体，通过超经济手段、无偿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税收所得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

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的一根杠杆。几千年来，牵系着千家万户，牵系着国计民生，牵系着社会经济、社会活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社会贫困、社会灾难、社会腐败的渊薮。税收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作为国家的职能，决定于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畴；作为特殊的社会分配方式，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因而融入了经济的范畴；而税收的历史轨迹、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论著述、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信息媒体，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畴。

税收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古代传统的税收，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但归根结底是为国家服务的。当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专制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时，当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时，税收体制也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转化。它的职能也会从主要为国家官僚机构服务转为主要为社会、为人民、为纳税者服务，并以公开化、法制化、规范化，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浮现出现代税收体制与古代税收体制的分水岭。

什么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如何看待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中国税收文化传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着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几千年，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税收文化的一大宝藏。

第二，在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最深入人心的，当属于“轻徭薄赋”、“富民强国”这一具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而且两千多年前就已明确。先秦诸子中，如管子的“薄税敛，毋苟（ 苛） 于民”；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罚、薄赋敛”；老子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墨子的“诸加费，不利于民者，圣之弗为”……他们的税收思想和原则对后代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少数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调。如商鞅主张国富民贫；韩非主张重税，反对足民。从思想文化而言，不是主流。汉初“轻徭薄赋”和隋初“恤商益民”的政策，都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历史上的统治集团的贪欲总是和“轻徭薄赋”、“富民强国”思想原则相悖，而且现代学者也有人简单地把这一思想原则斥为“小农意识”，但它毕竟反映了广大民众――纳税者的愿望和要求。这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三，与上面相联系的又一优良传统，就是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思想原则。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国家税收才能多起来。如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管仲就提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孟子也认为，合理的税收能够促进生产，不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荀子也认为“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强调“务本节用财无极”。西汉司马迁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执掌中央财政达三十年的西汉桑弘羊清醒地提出，为扩大国家税收范围，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促进农工商互动协调发展。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工商师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种税收原则愈到后代，愈趋明确。

第四，强调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就是说，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除用于皇室，用于养活官吏和官府的开销，还要用于社会事业，备荒、济贫、赈灾、治水、修桥、修路等。如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可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南北朝时代梁武帝还推行“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算是中国最早官办的孤老院、孤儿院。在历朝历代税收机制、设施和规定上，也对这种财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设“常平仓”，收“义仓税”，实行“蠲免”等，在救灾、救难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第五，主张税收“取民有制”或“有度”、“有常”，要求税收规范化、制度化。管仲最早提出：“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孔子提出税收要“度于礼”；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汉初年，朝廷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 作为税收原则。到了西晋，傅玄更明确提出“赋役有常”的主张，他强调“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也，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务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之争，也都是为了体现“有常”――要求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中国税收文化中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传统，如根据社会要求，对税收问题和原则开展公开争论；根据政治、经济变化开展变法改制；等等。

但是，中国毕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历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三十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运行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积淀交揉融汇在一起，互为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为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包袱。

第一，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在几千年的中国税收史中，这种特征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而税收的社会性和与百姓利益的关切，则完全处于从属的微弱地位。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以君王为代表的国家官僚机器的需求。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是不可能一致的。

第二，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是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农业国。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重农抑商，并在税收思想和税收制度中占主导地位，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的专制和集权。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或与此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税收文化传统中的农本主义、重农抑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一大历史包袱，人们自有深切感受。

第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税收文化中形成的最突出特点是，税收作为国家一项职能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企业，公民作为纳税人没有主体性资格（ 甚至纳税人身份亦被掩盖），征纳双方的权力（ 权利）、责任和义务严重不对称。国家的征税权力被提高到绝对的程度。国家是原生物和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财富的创造者和纳税人则只是国家的衍生物。因此，在税收的立法、征收、监督等方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更不可能产生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

篇6

【关键词】债券市场；债券违约；应对措施

一、我国债券市场违约现状

债券违约是指债券发行主体不能按照事先达成的债券协议履行其义务的行为。2014-2015年有10只债券发生违约，2016至今有13只债券发生违约，累计金额接近百亿；截止2016年7月9日，我国发生实质性违约的债券共有23只。

债券违约不仅影响债券市场本身，还会对宏观经济与其他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冲击。首先是债券市场。债市违约拖累一级市场，影响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2016年前4个月，因违约而推迟或取消发行的债券大幅增加，各月分别为387亿元、111亿元、484亿元和1144亿元，推迟或取消发行的债券只数分别为39只、21只、61只和118只。推迟或取消债券发行，使得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下降，可能进一步加剧违约风险。其次是二级市场。从2014年初开始至2016年初，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债券市场演绎了较长的牛市行情，无论是利率债还是信用债，收益率不断下行，相应地带动了债券发行利率下降。但债券市场因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违约事件增加使得风险溢价上升，不仅会极大地影响债券市场的总体收益率，还会影响债券市场的相对收益率。违约不仅影响了债务市场的总体收益率水平，还会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大面积的债券违约会恶化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企业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相应大幅上升，这会给企业投资带来较大打击，从而使宏观经济对违约率和风险溢价的变化作出非线性的反应。

二、债券违约的原因分析

（一）从宏观层面

第一，全球经济不振的外因，再加上国内经济增速换挡的内因，共同构成了国内信用债违约的大环境。违约是信用真面目的一个侧面，即便在经济景气时期，也可能有企业的非系统性因素而导致点状式的违约。但违约由点到面的铺陈进而呈现系统性的特征，那一定会伴随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一言以蔽之，系统性的违约不过是宏观经济景气下降甚至衰退的一个镜像，国内外均是如此。过去数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逐级下滑之势，需求不振，投资缩减，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大幅减少导致PPI长达4年多的负增长，企业债务融资的实际利率高企，构成了中国企业债券信用状况的大气候与大环境。

第二，宏观经济与需求不振所形成的冲击，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并不均匀。那些所谓强周期性行业和小企业，更容易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因此，债券违约具有重要的行业性根源。需求不振导致强周期性行业出现了严重的过剩产能，设备利用率严重不足。大量的设备闲置意味着，通过举债融资而形成的产能无法转化为有效的产出和持续经营现金流。因此，大举借债而造成产能过剩的行业持续大面积亏损是一个普遍现象。

第三，我国的债券市场不够成熟。首先，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所以相应的配套监管机构还不够健全；从最初的批准发债到最后的债券违约，缺乏一套动态监测机制，目前只有事前的审核评估，缺乏事中的风险控制以及事后的应对机制。再者，我国征信体系不健全导致对企业的事前审核评估存在漏洞，这无法形成对债券市场控制风险的有力保证。最后，债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缺乏对企业违约后的惩罚措施。

（二）微观层面

第一：由于企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盲目扩张导致企业规模远远超过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只能通过发行债券来维持，而当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企业经营受到冲击的时候，这时候一方面企业的经营收入在不断的缩小，另一方面前期所发行的债券则到了兑付日期，最后导致债券违约不可避免。

第二：企业对由于经济环境的转变缺乏合理的应对措施；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营业收入不断下降，大多是企业都是通过发新债补旧债的方式艰难生存，这容易导致企业债务呈现螺旋式上升，不仅不利于缓解企业负担，反而导致企业深陷债务泥潭。

三、应对债券违约的几点建议

（一）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证明，过度刺激的宏观经济政策虽在短期内达到了GDP增长之效，却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和长期风险。宏观刺激措施往往纵容企业过度举债，中国的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的债务违约，均与宏观刺激下的债务扩张所形成的债务积压脱不了干系。

（二）发债企业应把“信用”当作“信仰”，严格树立信用契约精神为此，企业的谨慎举债是防止信用风险、促进债券市场稳健发展的第一道防线。发债企业应对自身负债能力和未来的前景有谨慎的充分评估。同时，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降低举债风险，也有助于防止将偿债能力寄托于实际控制人身上。

（三）中介应尽心尽职地履行其不可回避的义务，对提供中介服务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要保持克制之心在金融市场的运行中，中介机构是投融资活动的桥梁和组织核心，应在尽职调查、信息披露、持续督导方面尽责。

（四）完善债权人司法救济制度，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都应当成为保护投资者的最后机制破产是保障债权人权益万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也是对过度举债而又无法有效率地使用资本的企业实施的必要惩戒措施。但中国尚未有效地实践破产，结果债权人承担的风险比普通股的风险还要大，导致很多时候债券的风险溢价比普通股还要高，这扭曲了股票与债券的市场定价机制，也助长了股票市场的投机。

（五）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建设虽然现行信息披露制度形式完备，但存在突出问题：信息披露缺乏具体要求，执行力度严重不足，披露质量不佳，重大信息披露不及时或不披露也时有所见，财务数据的定期披露频率过低或滞后时间过长。这些弊病使得债券投资者不能及时地获取债务人信息，不能对潜在的信用风险作出及时的评估和反应。鉴于此，我们建议强制要求债券发行人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频率，按月公告主要财务数据；实行违约可能的预披露等。

参考文献：

[1]刘晓琴.债券违约危机事件的对策研究[J].经贸实践，2014：9091

[2]吴伟央.债券违约应对的国际经验[J].全球视野，2014：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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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景帝；黄老；黄帝四经；汉文帝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55-04

文景四十年之际，是汉王朝从秦末战火中重新恢复、兴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自近代学者夏曾佑首倡文景之治为黄老政治之后[1]，汉景帝便因“遵业”而隐于汉文帝之下，其政治主张也成为汉文帝“黄老之治”的延续。但是，《汉书》对汉代帝王多溢美之言，不能仅此判断汉景帝尚恭俭、崇黄老。以汉文帝为政方针与《黄帝四经》所载黄老思想为对比，分析景帝的为政言行，可以看出其并非遵文帝“加之以恭俭”[2]的黄老之业，本人更不崇尚黄老无为之政。

由于学界对“黄老之治”本身的定义并不明确，与儒学的区分也并不鲜明，有人将其定性为道法家，有人将其定性为新道家，有人将其定性为黄学，因而很难为汉景帝对黄老思想所持态度定性。罗义俊[3]、古永继[4]等学者虽然作出过文景之治非黄老之治的说明，但其将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汉文帝的黄老思想也一并否定并不妥当，而且减弱了说服力。

《黄帝四经》是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4篇，被唐兰等学者考订为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篇》，是现存最完整的黄老道家作品[5]，也是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的成熟之作，《隋书・经籍志》以为“其《黄帝》四篇，《老子》两篇，最得深旨”[6]；汉文帝是学界最早提出实行黄老思想的统治者，也是黄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隋书・经籍志》认为，“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7]。以《黄帝四经》、汉文帝的为政言行为依据，对汉景帝的为政举措和言行思想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对黄老思想并不持肯定态度。

一、礼法分歧

有着前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汉代帝王更加重视以德治国，但是在德的基础上，又有着礼与法的分歧，黄老思想主张德法相辅，而儒家则主张德礼相辅。孝文、孝景二是青壮年即位，从其上位诏书上可以看出两位皇帝治国思想的倾向。

《黄帝四经》中认为，“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8]，确立法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但其并非主张以法治国，而德刑相辅，即所谓“夫帐币匝民，先德后刑，顺于天”[9]。汉文帝除入宫当天夜里进行人员调动外，有史记载的第一份关于治国的诏书在文帝元年十二月，其诏书首先强调“法者，治之正也”[10]，确定法治地位，紧接着“除收帑诸相坐律令”[11]，减轻刑罚，重视德政，正是黄老思想以德为主、刑德结合的政治理念。

汉景帝则不然，在其即位不久，便下诏“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12]，引儒家“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语，阐述高祖、文帝功绩，为其立宗庙、设礼乐，并制定了完整的宗庙祭祀制度――“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13]至中五年方才提到法令，而文帝口中的“法者，治之正也”也变成了“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14]，在治民中，以轻法为主，却多次下令规范基层官吏，与黄老思想以法治民的思想相悖。

二、政治举措

在对待中央官员方面，汉文帝以“君无为而臣有为”的黄老思想为核心，并不抑制相权发展；而在对待地方藩王时，也以黄老思想的重分封为主，对封国施行放任政策。汉景帝则不同，其一方面在中央加强皇权的绝对统治，一方面削弱地方藩王势力，旨在加强皇权的行事风格与黄老思想背道而驰。

（一）中央君臣关系

在黄老思想当中，君无为而臣有为是“无为”之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黄帝四经》中认为，执道者应该“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15]，“主执度，臣循理”[16]，首先提出君臣应该各守其职，虽未直接提出“君无为臣有为”之道，但为其后慎子的“臣事事，而君无事；君乐逸，而臣任劳”[17]张本，而对皇帝本人也提出“屈其身”[18]的修身观点。汉文帝在位之时，便以此为是，以汉初军功地主为相，并很少对其节制，使得文帝朝相权颇大，以至于丞相申屠嘉要杀文帝宠臣邓通，文帝不得不算好时间“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19]，最终也并未归罪这位折辱自己宠臣的丞相。

景帝时则不然，与汉文帝不同，汉景帝对皇权的重视程度很高，表现出对相权的强烈抑制。申屠嘉能在文帝朝打压邓通的气焰，却无法在景帝朝压制另一个宠臣晁错，“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朐。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景帝为晁错辩解直言“错无罪”，最终气的申屠嘉“呕血而死”[20]；而对于同样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周亚夫，“汉景帝于宴席中戏辱之，最后因其子为父买葬具之事，以‘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罪名，将其致于死地。身边几任丞相，得善终者，都是‘屏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的无碍皇权之人”[21]。

（二）地方藩国关系

在地方管理制度上，起源于战国的黄老思想主张以分封制管理国家，《黄帝四经》认为取得土地之后，应该“列（裂）其地土，以封贤者”[22]。汉文帝幼年被封为代王，并以藩王的身份进入中央，延续了刘姓宗室对汉王朝的统治，加上其崇尚黄老思想，使其对藩镇持肯定态度。因而文帝即位之初便“令郡国无来献”[23]；又分封了河间、城阳、济北、代、太原、梁等诸王；在贾谊《治安策》中提出藩王对国家的危险后，对“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於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的淮南王刘长仅仅“赦其罪，废勿王”，将其封地分给其几个儿子[24]；而对于“诈病不朝”的吴王则“赐几杖”[25]，充分显示了汉文帝“建国千馀，各守其地”[26]的封建主张。

与文帝不同，生于皇室、看重皇权的汉景帝对各藩王则持否定态度。早在晁错献给文帝的削弱诸侯、更定法令之言时，当时仍为太子的汉景帝便“善错计策”[27]。在景帝即位后不久便用晁错之策，削弱诸侯，虽然引起了七国之乱，使景帝削弱诸侯的计划没有完全达成，但其仍然减小了诸侯的实力，并在晁错死后，不改削藩决心，在中五年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28]，收回诸侯国的官员任命权，并降低诸侯所属官员品秩，大大削减了诸侯王的权力。

三、经济举措

从文景两代的国库积累可以分析两代统治者的宏观经济政策。黄老思想注重藏富于民，即《黄帝四经》所言“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29]。汉文帝时大量减免赋税、开山川关泽、开地方铸币之禁便是这种思想的重要体现，贾谊因此提出“国已屈矣”[30]，虽然意在指出上下尊卑差别，但从侧面反应出民富而国贫的现状，这种富民政策执行到景帝初年，国库空虚，七国之乱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31]，国家甚至不能完全供给军费，各封君列侯甚至还需要通过“赍贷子钱”[32]维持生计。

而汉景帝则重藏富于国，在其统治时期，农税虽然在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但却增加了铸币、关税收入，因而国库远较文帝时丰盈，最终在汉武帝初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33]，描绘出国库丰盈的情形。这说明，汉景帝一改文帝所行“藏富于民”的黄老方针，藏富于国，加强了中央对国家经济的掌控。

（一）重农措施的差异

农业生产是封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而文、景二帝的执政理念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重农思想，但两人措施并不相同。《黄帝四经》有言，“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节，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34]，汉文帝劝农的出发点也是“农，天下之本”[35]，其重农措施也如按《经法》所载“[毋]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36]，以减免赋税、减少民力征用为主。如二年“令列侯之国”“罢卫将军军”，十三年“除田之租税”，后六年“令诸侯毋纳贡”，并且“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37]，丧事从简，皆是其节民力、重农事的举措，也是其“加之以恭俭”之“俭”的由来。

汉景帝则不然，除减免租税之外，汉景帝并没有继承文帝俭朴遗风，前六年“伐驰道树，殖兰池”[38]，中四年“置德阳宫”[39]，征伐民力修建阳陵。因为其重农举措并非黄老思想的节民力，而是通过积极措施，劝民务农，如即位初下诏“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中三年“禁酤酒”，后二年“禁内郡食马粟”，后三年“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等等[40]。

（二）控制力度的差异

黄老思想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放任的特点，并让利于民，即《黄帝四经》所言“从其俗”[41]、“[有]得者，发禁（驰）关市之正（征）。ㄒ玻”[42]。汉文帝在位时，即便灾害严重，除免赋税、开山泽之外，其勉农也常以亲身劳作、入粟拜爵等间接方式进行，而无其他直接举措，如文帝后元年出现水旱灾害，汉文帝明知“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43]，却只是让臣下议论，而并未直接下达禁令。在金融方面，汉文帝还在四年时，“除盗铸钱令”[44]，放开铸币权，允许民间仿铸。

汉景帝则相反，发生自然灾害时，其常常以行政手段促进农业生产，如前文所说听任民众迁徙、禁止拿粮食喂马、禁止卖酒等等。同时，汉景帝通过工商业增加国库收入的观念也与文帝不同，如在前四年“复置诸关”[45]，一方面是七国之乱之后的国防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对商贾的管理；中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46]，在防止伪金之患的同时，加强了货币管理，均是在工商业方面，增加国库收入，以弥补减免农税所带来的损失。

四、对匈奴态度

自高祖时起，匈奴就是汉王朝北方的重大隐患，虽然一直实行和亲政策，两国关系却时好时坏，匈奴更是常常南下。由于秦末动乱，中原社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汉王朝在与匈奴的对抗过程当中一直是弱势的一方。《黄帝四经》当中提出了“先屈后信（伸）”的以弱对强之策：“人强朕（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朕（胜）人，因与俱行。”[47]即在敌国强盛时，要小心避开，待敌国由强转弱时，再趁机征讨。

面对匈奴的频繁南下，汉文帝以黄老思想为据，在敌国强盛时，避其锋芒，以防守为主，静待匈奴衰弱，而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晁错先后上《言兵事疏》三策、《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诸对策，希望文帝能够积极应对匈奴，“壹大治，则终身创矣”[48]，但是文帝虽然重视其策论，但最终仍取黄老的“慎避勿当”之策，只采取了“募民徙塞”等被动防御措施，虽然颁布了“马复令”，但只是倡导民间养马，力度并不大，可见其并无远征匈奴之心，即使匈奴杀北地都尉、烧回中宫、侦骑深入甘泉之时，文帝愤怒到想要亲征，汉军也只是将匈奴“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49]。

汉景帝则不然，汉景帝在位时期，虽然经过前几代国君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的国力又被严重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景帝虽碍于形势，同样以防守为主，但并不甘心一直被动防御，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为反击匈奴做准备。

汉景帝采取了晁错在文帝朝的建议，一方面全面加强马政建设，“始造苑马以广用”[50]，在西北地区设立马苑，按应劭引《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51]，从文帝时的鼓励民间养马变为官方机构大量养马，数量多达30万匹，甚至在中六年引来匈奴人入上郡劫苑马，可见其征讨匈奴之野心，虽有扰民之忧，但却能快速加强骑兵建设，为日后征伐匈奴做准备；另一方面，对匈奴采取诱降政策，并且成功的在中三年诱降了安陵侯子车、桓侯赐等7位匈奴王率众归汉。

五、对礼仪与节俭的态度

黄老思想注重形名一致，却并不重视礼制，而是主张通过刑罚与道德来规范人民，推行形名之道，因而在《黄帝四经》中基本没有关于礼制的阐述，而是主张正民“以刑与德”[52]，而且其所主张“[毋]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的节俭之道，本身便与劳民伤财的礼制相矛盾。

《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於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53]，汉文帝不重仪礼，可见一斑，以至于贾谊把“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作为“可为长叹息者”[54]；同时，孝文帝是汉代少有的节俭之君，“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即便是诸帝王最重视的陵墓，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55]，可以说是重节俭轻礼仪的代表。

汉景帝则相反，虽然其并无武帝的骄奢逸，但远不如文帝节俭，而是更加注重礼仪。汉景帝刚一上位，便下诏为先祖设宗庙乐舞，并重用晁错修改礼仪制度。在皇陵建设上，更是一改其父“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坟”的节俭作风，在景帝前五年即开始修建阳陵，募民前往，按《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所言，其陵墓“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56]，远超大多汉代陵墓，更不用说与“因其山，不起坟”的霸陵相比了。而这种思想也可能使其违反父亲遗志，厚葬霸陵，是霸陵、杜陵陪葬珍宝颇多[57]的可能来源之一。

《史记》记载，“孝文好道家之学”，“本好刑名之言”[58]，而汉景帝则不同，只是因窦太后好黄老，“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59]，“不得不”一词也体现了汉景帝并不推崇黄老之言。在景帝朝，由于汉文帝及窦太后尊崇黄老的原因，黄老之学的势力较大，而儒学势力也在兴起，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儒生博士辕固生称黄老之术为“家人言”，黄老之学的捍卫者窦太后则称儒家为“司空城旦书”[60]。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景帝在黄生与辕固生辩论汤武受命的问题上，能够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其后仍能帮助把老子书说成是“家人言”的辕固生脱困，又任命其为清河王太傅，也充分说明了其本人并不崇尚黄老之道。

汉景帝在位时期，注重礼制，减轻刑法。政治上，其一方面抑制相权的发展，一方面削弱地方藩王势力，加强皇权的地位；在经济上，其注重藏富于国，加强经济管控；在军事上，其诱降匈奴，广置马苑，积极准备对匈奴的反击，这些举措都与《黄帝四经》及汉文帝施政方针所表现出来的黄老无为思想相矛盾。再结合汉景帝的言行，可以看出，其本人并不崇尚黄老无为之道，而是用晁错所教帝王之术，平衡儒道势力，增强帝王权威，为日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3〕罗俊义.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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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古永继.“文景之治”非“黄老无为之治――文景政策与思想剖析”[J].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49-56.

〔5〕〔8〕〔9〕〔15〕〔16〕〔18〕〔22〕〔29〕〔34〕〔36〕〔41〕〔42〕〔47〕〔52〕陈鼓应译注.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1，223，31，84，236，45，67，67，73，56，21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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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13〕〔19〕〔20〕〔24〕〔25〕〔26〕〔31〕〔32〕〔33〕〔35〕〔37〕〔38〕〔39〕〔48〕〔49〕〔53〕〔56〕〔58〕〔59〕〔6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531，531，550，551，3252，3252-3253，540， 547，535，3980，3980，1714，536，535-549，563， 566，1366，3507，1374，570，3787，2395，3794.

〔17〕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32.

篇8

廉价劳动力紧缺

自从2002年年底以来，有技术的制造业工人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过去两年中这部分工人以及其他大多数城市工人工资上涨的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另一方面，非技术工人的短缺在中国则是前所未有的。

自2004年年初以来，珠江三角洲报告缺少200万来自农村的制造业劳动力，而这种短缺的迹象迅速蔓延至其他沿海省份，目前甚至波及到内陆城市。制鞋厂及纺织厂等低端的制造企业突然经历了农民工供应枯竭的苦恼――而过去20年中，这种供应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为了解决招聘困难的问题并留住工人，许多雇主都采取了增加工资或工资以外的福利、改善工作环境等办法。尽管数据公布的频率不高，使得我们无法对福利成本增加的水平和速度及时作出评估，但季度性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劳动力的现金工资2004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4．3％，2003年上半年的增幅为3％2002年上半年则下降了2％。

什么导致了失衡

毫无疑问，繁荣的经济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尤甚。另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打开了新的出口市场，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利用其劳动力资源充足这一比较优势。

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据某些人估计，农村地区仍有大约1亿人的剩余劳动力，据传闻，多数有劳动能力的已经进入了城市的，留在农村的只有妇女、老人和小孩。

导致劳动力供应形势逆转的有三个因素：

――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高峰已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总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均有所下降。

――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特别是年轻一代，这导致传统的、没有技术的劳动力供应减少。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1980年为81％，1990年为74％，2003年为59％。

这意味着什么

农村消费势头看涨。农民收入增加肯定会令中国政府满心欣喜，因为这是今年的一项明确的政策目标。农民收入增加可能刺激农村消费的增长，多年来农村消费一直落后于城市消费。

屈货膨张压力将更为持久。收入的增加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一样，对宏观经济政策管理而言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今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会变得更大，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中国将输出屈货膨张尸因为全球多种制造品的边际价格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劳动力的工资以及通货膨胀预期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其他投入价格(例如：电力和商品价格)上涨之外，工资的上涨可能会加剧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中国央行迟迟不肯抑制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

篇9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篇10

关键词：盈余管理；治理因素；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G32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指上市公司为了特定目的对盈余进行操纵的行为（章永奎、刘峰，2002）。货币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宽松或偏紧直接影响企业能否融资、融资规模与成本。中国企业应对货币政策紧缩，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融资渠道单一，二是存在“门槛效应”。Allen (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远大于证券市场，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融资渠道。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盛松成、吴培新，2008），会计信息对银行贷款决策有显著影响（Leftwich，1993；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通货紧缩时期，一方面银行往往压缩贷款规模，提高贷款条件；另一方面，近年来直接融资在加快发展（2010年沪深股市共募集资金10068亿元，创全球第一），但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从紧会带来股市的剧烈震荡，通过IPO或增发、配股来融资将更为困难。

在股票发行核准制下，监管部门也倾向将那些业绩更为优良公司批准上市融资(证监会对IPO、配股或融资始终有业绩方面的要求)。企业有动力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业绩迎合监管部门的偏好。因此，在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当央行应用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时，特别是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中国上市公司是否会应用盈余管理粉饰业绩，为获得新增贷款或股市融资增加主动性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国银行信贷资源及上市资源配置主要倾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较困难，则国有、民营两类上市公司是否会做出不同会计行为选择？上市公司中一些企业由于连续亏损面临退市成为“ST”公司,这些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是否有着更强烈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业绩，从而获得信贷或股市资源支持？作为外在市场准入约束，交叉上市要求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和更完善的公司治理，从而能够提高公司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交叉上市是否会降低上市公司在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盈余管理行为？而且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多种多样，使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否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一致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研究视角，本文对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行为选择的内在关系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对于从紧的货币政策，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显著正向增加，表明可能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央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民营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ST公司相对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而交叉上市则有效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公司治理因素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行为选择影响显著。但是，当央行调整贷款利率时，不同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别，表明公司治理因素未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作用。并且，相对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企业对贷款利率更敏感。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可能主要通过营业外收支而非投资收益来进行盈余操纵。总之，货币政策及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基于沪深股市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异质性影响，为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提供了全新的微观证据；基于新兴证券市场的特殊国情，引入上市公司所有权特征、财务压力及外部监管这些内外部治理因素，为研究货币政策对公司会计行为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研究假设

一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利用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会计行为（Scott,1997；Romen&Yaari,2008；刘峰，2000）。但是，在实践中很难将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严格区分开来。盈余管理破坏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有效性，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治理因素对盈余管理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和政府等)缔结的一组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和经济人的自利性,处于内部控制人地位的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公司治理的目的是解决委托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问题,保证公司管理层能够最大限度地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经营公司。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通常是以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受此治理框架约束的管理者唯有真实提高公司业绩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公司治理有效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有重要影响，研究证明公司所有权性质、股权结构、外部监管等因素对盈余管理都有影响（Johnson，1999；leuz,2003；黄少安、张岗，2001；杜兴强、温日光，2007；孙铮等，2006）。

这些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环境来解释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没有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就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如Kashyhap et aL(1993)利用美国季度数据证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改变企业内外部融资结构，总体导致外部贷款融资总量下降；Oliner&Rudebusch(1996)利用三十四年的美国制造业数据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小公司的内部融资；Ghosh & sensarma(2004)利用印度数据，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行为选择有影响。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异质性影响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有陆正飞、祝继高（2008）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陈鹄飞（2010）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最优融资的影响等。但是，这些研究也没有涉及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会计行为选择的影响。在我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调控，主要体现在增加或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不同治理特征下的上市公司必然会做出不同的会计行为选择，减少货币政策对自身的冲击。

例如银行对于新增贷款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对盈利能力等会计信息比较重视（饶艳超、胡奕明，2005）；债权人和债务人通过债务契约确定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通常会在契约中加入一些限制性条款，比如要求债务人维持一定标准的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等，以此作为在贷后管理确定债务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而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银行对客户贷款申请的审查及贷后管理更为严格，因此企业在申请贷款及贷后经营中均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再比如发行上市（IPO）及上市后再融资也是公司解决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股市进行调整，此时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会受到严格限制。在上市资源实行审批制的大背景下，只有那些财务业绩异常优异才会受到监管部门青睐优先发行上市。企业有动力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业绩迎合监管部门的偏好,因而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央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上市公司可能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以增加利润。

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引入控制权性质、财务压力、外部监管等，考察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首先将上市公司控股权性质分为国有、民营。在中国，国有控股公司由于所有制的优势享受着超市场待遇，表现在信贷资源分配上存在贷款软约束的情况（林毅夫、李志斌，2004），政府实际上为国有企业贷款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7）。在法制不完善、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更愿意向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放贷，而不愿意向缺乏有效担保的民营企业倾斜。监管部门也愿意优先安排国有企业上市或再融资。这从降低风险角度是一个理性选择。因而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央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我国自1998年4月22日起对连续三年亏损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从而开始建立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那些被“ST”的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大的财务业绩压力，因此本文将是否被ST作为财务压力大小的划分标准，即按照是否被ST将所有样本公司分为两类：ST类公司表示财务压力大，非ST类公司表示财务压力小。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对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ST公司相对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更多、更规范信息披露能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交叉上市公司接受更严格的法规要求，其信息披露更透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完善（Dojdge,2001；Leuz,2006）。在成熟市场有效监管下，交叉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将付出昂贵的成本。因此，本文用是否交叉上市作为面临外部监管严格与否的划分标准，提出第四个假设：

H4：对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交叉上市公司相对于单一上市公司能够有效降低盈余管理

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时，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不同政策工具所给企业带来的预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提出第五个假设：

H5:央行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对不同治理特征的企业会产生相同的影响。

三、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2-200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并按以下标准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至少连续上市两年以上；（3）剔除样本期间所有权性质发生变化以及资产重组导致主营业务发生改变的公司；（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我们最后得到941家公司26348个公司/季度观测值。数据主要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部分来自CSMAR数据库。主要采用SAS进行数据整理，Eviews6.0软件进行模型计量。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衡量指标多种多样,国内研究大多采用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国外成熟市场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在我国并不一定适应。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都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已有研究表明非经常性损益（利润表中表现为线下项目）确实对上市公司扭亏乃至后续年度是否继续亏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张昕，2008）。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调节会计利润的现象,且部分公司借助非经常性损益,迅速达到了改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的目的。因此,本文采用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例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即该指标越高，上市公司通过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线下项目主要包括投资收益（TZ）、营业外收支净额（YYW）、补贴收入（BT），投资收益是指企业从股票、债券或对其他企业的股权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或损失）；营业外收支净额是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的差额，主要包括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无关的非营业活动产生的收入与支出，如固定资产盘盈、盘亏，债务重组收益或损失、资产重组收益或损失等；补贴收入主要包括税费返还、政府补助收入等内容。在2006年新准则中，补贴收入纳入营业外收入进行核算。因此，在对非经常性损益性进行检验的同时，本文也对非经常性损益的这两个子项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进行检验，目的在于考察上市公司主要通过线下项目哪个科目进行盈余管理，以便提请审计师关注。

2．解释变量。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信贷规模限制，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央行通过控制贷款基准利率来影响贷款价格，通过法定存款准备将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本文以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RATE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CRR作为作为货币政策解释变量的变量。考虑到不同治理类型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根据研究目的，本文设定三个哑变量第一个为SEOi区分终极控制人类型，数值0代表国有，数值1代表民营；第二个为STi区分公司财务风险，数值1代表ST公司，数值0代表非ST公司；第三个为CROSSi用来区分是否交叉上市，内地单一上市公司赋值1，同时在香港或海外和内地上市公司取 0。

3．控制变量。为控制公司自身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提出如下控制变量：

（1）公司规模（Size）。这里选用季度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指标。

（2）盈利性(Roa)。由于上市公司可能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控净利润，须用反映主营业务利润的营业利润来消除盈余管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此，用经过调整后的能够反映企业整体资产收益情况的季度总资产营业利润率，作为公司经营状况的控制变量，即Roa=季度营业利润/季度初总资产。预期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而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出于配股等动机操纵盈余的可能性则较高。

（3）资产负债率(Lev)。即季度初负债占季度初总资产的的比重。

（4）年度与行业控制。根据已有的文献与研究惯例，本文用行业哑变量控制不同行业公司之间的差异（按证监会行业划分，并对制造业做了细分，共形成20个行业），并控制了年度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模型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其中i=1,2,…,代表样本公司个数；t=1,2,…,28,代表观测季度数；Yit代表公司i在第t个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Levit、 Roait、Sizeit为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公司自身因素的影响；Seoit、Stit、Crossit代表公司治理类型，共3个哑变量；eit为残差项；β1计量货币政策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直接影响；β2-β4计量不同治理公司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异质性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来研究货币政策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相对于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具有很大的优点：（1）降低变量间的共线性（2）控制异方差（3）提高自由度（4）控制时间对横截面成员的影响等。Hausman检验表明，应进行随机效应回归。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检验货币政策、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样本总体的描述性统计，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数据看上市公司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均值为负，这说明主营业务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存在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整利润的可能性。且中国上市公司平均负债率较高，出于债务契约的刚性约束，企业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满足债务合同条款的要求。

2．非经常性损益的描述性统计。图1-图5更为直观地列示了非经常性损益与货币政策变量-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之间的变动关系（为便于比较，对相关数值单位进行了统一，以下图表数据均如此）。图1给出了各观测对象非经常性损益都取绝对值（即不考虑盈余操纵的方向）时，各期非经常性损益总和与均值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到，货币政策较为稳定时（2002年1季度至2006年1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随着货币政策逐渐收紧（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处于上升水平，时间为2006年2季度至2008年3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有了显著上升。

在考虑了盈余操纵的方向后，本文发现上述情况依然存在。在货币政策稳定时，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较低而且稳定，特别是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显著为负。在货币政策从紧时，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增加，特别是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显著为正，较货币政策稳健时非经常性损益变化对比明显。

图3-图5列示了加入治理因素后(不考虑盈余管理的方向)，非经常性损益对货币政策的相对变化。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ST类公司，民营和ST类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变化方向一致且更为显著。尽管交叉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变化在货币政策稳健时与单一上市公司变化方向一致，但在紧缩期变化方向相反。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为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表，从表中数据看货币政策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因此这这两个变量不能放在一个回归方程内，否则可能导致共线性问题。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1．本文以存款准备金率为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1）为不包含哑变量的回归。

对所有模型中，CRR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在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增加，上市公司有可能通过非营业活动来进行盈余管理。通过模型a可以看到CRR_SEO、CRR_ST、CRR_CROSS系数显著为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ST类上市公司相对于非ST类上市公司，单一上市公司相对于交叉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变化更大，民营企业、ST类及单一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结合我国现有金融体制，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结果。国有企业由于体制上的优势、政策上的倾斜、政府的隐形担保可以确保在融资上的优势，比如国家对四大商业银行花费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对亏损累累的国有几大航空公司注资，央行货币政策变动对他们影响有限。因此，通过盈余管理提高业绩以取得融资优势动力不足。但是，民营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来提高业绩破坏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更加恶化在融资方面的位置，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紧缩期间需要对民营企业进行特别的融资支持，改善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地位，使民营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减少它们的盈余管理行为。

ST类公司是那些连续亏损被交易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由于面临摘牌的风险，这类公司对可能造成经营成本上升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比非ST类公司更加敏感，因此会进行更大力度的盈余操纵以抵消从紧的货币政策引起的财务状况恶化带来的压力。

“绑定效应”理论认为交叉上市公司相对于单一上市公司，到监管更加严厉的市场上市将承诺承担更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责任,接受更严格的监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同时国外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执法效率还能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和诉讼成本,抑制控股股东以及内部人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追求,提高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水平。因此，严格的外部监管将使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单一上市公司。

模型b、c考察了公司可能通过线下项目哪个科目进行盈余管理。模型b给出了投资收益比例衡量的盈余管理与货币政策的相关关系。由于CRR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上市公司可能通过投资收益来提高净利润，模型有效。模型c则考察了以营业外收支净额比例作为衡量指标与货币政策的相关关系。CRR在1%水平上显著，上市公司也通过营业外收支来提高利润，而且系数远大于对投资收益的回归系数。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包含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内部资产交易、政府补助等在内的营业外活动进行利润操纵，提示注册会计师判断企业盈余管理要关注“营业外收支”科目。

2．当央行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措施（例如利率）来调控实体经济时，上市公司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利用前面得到的上市公司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回归数据，计算出每季度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并将其剔除，那么余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变化就是其他因素带来的。我们就以这个扣除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贷款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回归，表4则给出了回归结果。

在所有模型中，RATE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央行提高贷款利率时，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增加，上市公司可能通过非营业活动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对冲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冲击。从模型a中发现RATE系数为0.54远大于CRR系数0.12；而RATE_SEO 、RATE_ST、 RATE_CROSS系数的t检验值均不显著，说明国有与民营、ST与非ST、交叉上市与非交叉上市公司应对贷款利率上升而进行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别，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是抑制失效。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及模型回归结果，可以推测贷款利率对企业会计行为的选择有更大的影响力。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会影响部分公司的融资需求，那些拥有充足现金流或本身就是银行优质客户的公司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央行上调贷款利率则增加了所有公司的经营成本，因此就平均意义上而言，企业对贷款利率上升的反应程度必然要大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由于贷款利率影响的所有企业，所以不同治理结构公司之间所作出的反应也是相同的。与假设4不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治理结构公司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

模型b、c检验了贷款利率调整时上市公司可能通过线下项目哪个科目进行盈余管理。回归结果与对存款准备金率回归的结果一致，上市公司主要通过营业外收支进行盈余管理，在此不再赘述。

3．其他控制变量和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综合以上模型、共12个回归结果中各控制变量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有如下发现：

（1）资产负债率。研究发现公司资产负债水平同盈余管理各衡量指标无显著关系，这同王新汉（2007）的发现是一致的。由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为了获得新增贷款或上市融资，表示以往负债水平的资产负债率同当期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并无关系，因此债务契约假设在中国可能并不成立。

（2）盈利性。本文用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取代研究中常用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代表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该指标代表了企业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研究发现企业盈利能力同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即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越强，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3）公司规模。研究表明公司规模同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一般而言管理水平越高，受关注程度越高，也是监管的重点，因此企业较少通过盈余管理来提高业绩；而小公司更有可能进行一些盈余管理活动。另外，公司规模越大，投资收益越高，表明大公司有能力对外进行投资，而且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如小公司获得巨额投资收益应当引起注册会计师的高度关注。

（四）稳健性检验

ST类公司较易操纵利润以避免退市（陆建桥，1999；蒋义宏、王丽琨，2003；徐文静，2009；翁黎炜、黄薇，2010）。为控制ST类公司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剔除ST类公司之后，本文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主要结果保持不变（见表5）。

五、研究结论及主要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行为选择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会计行为。就整体而言，在央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企业会提高非经常性损益来抵消货币政策负面冲击。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了控股权性质、财务压力和外部监管等公司治理因素，考察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证明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会产生影响：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ST类公司相对于非ST类公司会进行更有可能进行盈余操纵；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单一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财务状况及交叉上市等内部治理因素企业盈余管理产生影响。

通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实体经济时，企业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反应程度不同，不同治理结构的企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反应也不相同。当央行调整贷款利率时，不同治理结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公司治理因素对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失效。研究表明相对于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的上调对企业会计行为选择影响更大，因为贷款利率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因此从维护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角度，提高贷款利率对企业影响巨大，作为紧缩货币政策工具应当慎用，应当更多地使用非价格政策工具；同时还表明上市公司在应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时，主要采用营业外收支项目而非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操纵。

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央行配合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确保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2010年之后随着我国及世界经济逐步恢复，过剩的流动性导致的通胀开始抬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也从“保增长”转向“抗通胀”，开始收紧流动性。在这一背景下，应提醒投资者和审计师关注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同时，也要从健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完善外部治理环境等企业治理因素方面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注释：

① 本文并不否认紧缩期上市公司出于其他目的进行盈余管理，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贷款，但盈余管理最终结果都是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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