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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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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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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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转让体系；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

基金项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华容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一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是产业集群、信息融合等平台，其功能与作用见图3。

图中通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分别代表支持产业集群、机构融合、信息融合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双方到这三个平台上，这三个平台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融合的功能。不过，信息融合平台、产业集群平台如不能完成双方融合的使命，则流转到技术转让机构融合平台上，这种流转形成了层间通道。层间通道的使命是由技术转让机构开发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来完成的。

综合体系要素与结构的应有形态，结合我国体系发育的现状，我国体系的基本形态如图4所示。

(二)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路径设计

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场机制、信任约束)；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内部力量(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探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推动体系发育的途径(难点)；设计体系发育路径(重中之重，见图5。无形之

手――市场机制未予图示)。

(三)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动体系发育作用研究

进一步细分不同的产品与服务领域需要的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服务；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机构特点及作用并匹配相应的服务功能；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着力点(机构和功能)，定量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作用(难点)；设计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见图6)。

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项目、产业集群工具(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孵化器)、公共机构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让许可、研究资助直接参与融合双方的活动、工作小组、技术咨询、人员交流、设备利用、实验室参观、信息交流与扩散)。

四、主要创新之处

(一)世界各国体系比较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体系已发育成熟，体系完整，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发达，功能强――提供专利销售、专利与产品开发、许可证贸易、风险投资服务、风险开发与管理、技术孵化、信息服务；中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少，功能弱――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有限制的技术孵化服务；美国体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则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总之，我国体系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美国体系也是由初级阶段经历了立法、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市场机制主导的发展历程而成熟的。中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后发优势，可在体系要素、功能、组成、推动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内容上有所创新。即提出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功能考察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体系设计原则；采取了融合功能划分、要素――功能匹配、体系功能统筹的设计方法；设计体系的同时，将体系运行外部平台纳入研究视野。

(二)体系发育应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场力量逐步推进的原则

体系发育阶段的各种力量强弱、终极目标决定了这一原则的采用。体系发育初期，行政力量强，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组建有关机构提供融合服务并培育公共机构；发育中期，公共机构力量较强，除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直接服务商业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架设政府――商业机构桥梁以放大政府引导作用；发育后期，商业机构有了一定实力，新的商业机构接受公共机构的辅导，老的开展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最终实现市场之手调节整个体系结构、规模和竞争水平的目标。

相比于已有文献，创新了体系发育路径(见图5)和行政推动机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信任约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体(政府、公共、商业机构)，形成了丰富多彩、功能侧重、相互协同的体系发育路径。就其中的行政推动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权力制定经济政策并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政府与公共机构履行职责与使命，扶持商业机构开展融合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权力，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以此来催熟、驾驭整个体系。这就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协会自律机制、20／80优胜劣汰原则、价值链创造与分享原则。这是现有文献没有涉及的最大难点，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

(三)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分别刺激、推动体系形成

经济政策刺激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运行外部平台(信息、产业集群等承载体)的形成，并为平台融合双方、体系发育提供条件，同时刺激技术转让体系内的机构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分别与财政、税收、贷款支持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输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业机构则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荣、壮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发育自身并促进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经济政策并弥补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现有文献只是零散、个别、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对技术转让体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课题首次界定了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们的作用，因而具有创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果

影响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及融合步伐的因素很多，本文不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单方面研究其发展，而是横向扩展到两方面，再在融合促进的角度上选取技术转让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纵向延伸，即研究体系促进融合、加快融合的功能，进而研究体系的组成、发育及体系建设的条件。例如：(1)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对比方法界定了功能完备、体系完整的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要素、结构组成。(2)针对技术转让体系设计难点，提出设计了中国技术转让体系的原则，设计了技术转让体系，并就技术转让体系的关键点进行了结构与要素分析。(3)本文引入个性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技术转让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并以国内外对比研究结果为基础，以分析判断中国技术转让体系发育阶段为前提，探索了技术转让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途径。(4)首次区分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工具组合)，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是技术转让机构开展融合服务的环境条件；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5)技术转让体系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支持才能发育，而且要以宏观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配套与交融为基础。如对风险企业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与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融合机构支持可以在产业集群的范畴内得以解决。在政策工具(工具组合)与宏观经济政策交融的前提下，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源于各种工具各自的局限性。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才有可能发挥整体效应。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和风险投资发展政策的环境条件不够成熟的条件下，更需要多项工具组合使用，方能弥补环境政策的缺陷。

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 结构失衡 发展方式转变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但由于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准确及时,我们率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去年我国GDP增长8.7%,而且从总的经济形势看,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好于预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适度调整,有利于巩固经济回升的基础,缓解短期经济波动。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会好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这是留有余地的。综合各方面因素,2010年我国GDP增速预计可达9%～10%,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更加平衡。

经济结构失衡是宏观经济最大问题

我国经济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说明我们正在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因素较多,经济增长的自主性需要加强,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尚待克服,需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大力推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这些运行与发展层面的问题,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累积的结果。经济结构既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部门结构,还包括产品结构、能源结构、就业结构等等。我国经济结构的诸多方面都存在着需要调整的问题。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分配结构中资本回报与劳动者收入增长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投资与民生投资不协调;就业结构中大学生就业难与制造业招工难并存;等等。而最为突出的则是总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总需求的失衡既表现为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失衡,还表现为政府消费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不协调。

从内外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口众多,潜在消费能力很大,但实际消费能力低下,消费率不高,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只能靠外部需求来消化。近几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20%左右的水平。对外部需求依存度的提高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来越大,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看,近年来,在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2008年为48.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府与居民的消费需求看,二者近年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增大的同时,居民消费占比不断下降。2003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也没有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的比例。从外部需求的结构看,我国出口的迅速扩张是粗放式,虽然出口总值连年大幅增长,出口商品数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结构和盈利能力却很不合理。从投资需求结构看,房地产投资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较高,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较低;资金重点投向了第二产业,且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的投资比重过大。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我国的总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模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消费需求不振。2008年投资、消费与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5.7%、45.1%和9.2%。消费对GDP的贡献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断萎缩,给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埋下了隐患。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经济社会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我国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一马当先,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45%~50%的区间内。第三产业则为40%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水平。与第二产业相比,发展第三产业对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要求较低,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以及管理水平发挥作用不明显。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也使我国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2008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7.3%,一次能源消耗量为20.0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的17.7%。美国、日本、印度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4.4%、4.5%和3.8%,而我国的GDP大约为美国的1/3,与日本相当,是印度的3倍。

经济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此,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不合理问题是与经济结构的失衡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从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向来看,为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未来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虽然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但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很多: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工业生产水平升级、社会信息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加快是我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劳动优势还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经济梯度转移也会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庞大的人口规模还潜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要把这些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还需要在正确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积极并主动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着力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此,应该重点把握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宜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与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重在总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张。在经济总量日益庞大、经济效益提升缓慢、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这种态势已经不可持续。过高和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剧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挤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有时还会出现高通货膨胀。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着力追求中高速经济增长与低度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比如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与2%左右的低通货膨胀率,避免大幅经济波动和高幅通货膨胀。

二是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着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逐步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劳动报酬与资本回报合理分配企业收益的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机制的形成;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机制,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基本方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投入与转移支付的力度,拓展其他筹资渠道;统筹城乡发展,改变过去社会保障体系重城市轻农村的局面。

三是以政府转型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除了采取宏观调控,以财税和金融杠杆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外,关键是加快自身转型,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弱化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运作理念,强化服务和调控的意识和能力;应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不单纯以GDP论英雄;应适当减少政府层级,加快大部门制改革;要强化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驾驭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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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201620）

【摘要】文章从“有效市场”的角度出发，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一个有效的最低报酬率体系。通过分析海外企业的各种风险以及对历史数据的回归，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出各种风险的回归系数，确定对各种风险的补偿标准，从而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平均报酬率。

【关键词】国有企业　海外并购　资本监管　最低报酬率指标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11 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3 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1.8%。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456.7 亿美元，占76% ；利润再投资144 亿美元，占24%。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为国内经济借助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以及不可预知因素的增多，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比如海外国有资本流失的状况也在不断地显现出来。因此，国有企业不仅要“走出去”，更要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

二、相关法律法规及文献回顾

（一）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曾先后颁布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1999 年6 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颁布了《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及《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细则》，2002 年2 月又对其中的指标进行了修正，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政府颁布的最全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11 年6 月27 日，国资委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这两份针对央企海外资产监管重要文件的出台，击中了央企海外投资“软肋”，不仅意味着央企作为投资责任主体，其负责人必须要对海外投资失误“买单”，而且也意味着我国今后将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的问责机制。此外，我国国资委还出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它是评价主体运用科学的评价标准、方法及程序，对评价客体的国有资本经营绩效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系统、客观的考核评价。

（二）相关研究回顾

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多年累计投资，积累了巨额的资金和很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组成部分，包括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向境外投资设立的企业以及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然而，这些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混乱，而且流失问题极其严重。海外资产由于信息不完全及信息不对称，监管问题更是显而易见，流失更是常见。因此，积极防范和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已经刻不容缓。许多学者在防范国有资本流失方面作了许多的研究。

高山（2007）从委托的角度分析了造成国有资本流失的原因是委托链中政府官员、经营者与企业职工的合谋，通过官员经营者合谋模型和国有资本监督供给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应分立国有资本经营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建立对经营者的直接监督机制。陈少晖（1997）认为从根本上讲，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在于国有资本运营中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导致国有资本、资产多有着权益的减少或国有资产收益的非国有化。提出要确立国有资本运营主体，同时建立剩余索取共享机制。刘红（2004）分析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若干原因，并从促进国有资产管理法及相关法律的立法、加强境外国有资产新体制的建设、完善境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外部监督体系的建设四个方面提出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监管。淑莱法和比赦妮( Shleifer 和Vishny，1997) 进行了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国际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世界上资本市场能够起到一定的治理作用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即使在发达国家当中, 也有像意大利那样的资本市场的治理作用微不足道的国家。他们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 通过资本市场的治理机制几乎是不存在的。今井健一（1999）认为，作为国资委的股东和海外经营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海外和国内之间更为突出。因此他提出经营人员的自我约束方法。杨庆英（2000）提出构建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江平、邓辉（2003）针对我国内部监督机制的多元化现象，提出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一元化的设想，完善国有企业海外部门监事会，将那些分割出去的监督权力整合进监事会制度之中，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监事会职权体系，代表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进行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

（三）评价及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从立法与制度方面加强国有资本界定，防止国有资本海外流失，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国内外学者的这些研究，仅仅从定性分析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及现象，也有许多研究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然而，如何有效地遏制国有资本流失，仍然没有较好的量化解决方案。本文拟从影响国企海外并购绩效的若干因素入手，将各项影响因素综合地做一个线性数学模型。然后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模拟和回归，寻找隐含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继而为海外国有企业并购的绩效评价找出一条合理并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来。

三、对境外投资最低报酬率指令指标考核的设想

从多因素套利定价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资产的收益率是风险的函数，是对风险的补偿，公司业绩是由宏观、行业和公司自身状况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基于这种观点，国有资本在海外的运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通过对各种风险的补偿，可以得到最终的对国有资本在海外运营的一个收益率。以此收益率为基准对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设定最低报酬率指标，来加强对海外资本的运营效率的监管，以防止资本的流失。

我国现阶段对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资本监管是定性的，只突出要保值增值，但是保值到什么程度，增值到多少，缺乏一个明确的度量指标。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指标定量的分析，来指导国企海外分支机构完成这一既定指标，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回归计算国内外同行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确定计划指标额。根据市场行业存在的风险，对每一种风险计算行业的平均收益补偿。企业存在的风险按照风险能否分散，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是指由共同因素引起的不能通过企业的管理决策加以分散的风险。经济方面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税率风险、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能源风险、经济周期循环风险等。政治方面如政权更迭风险、战争冲突风险等。社会方面如体制变革风险等。对这些风险我们分别表示如下，利率风险以σr 表示，汇率风险以σe 表示，通货膨胀风险以σπ 表示，税率风险以σt 表示，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以σma 表示，能源风险以σs表示，经济周期循环风险以σc 表示，政治方面如政权更迭风险以σp 表示，战争冲突风险以σw 表示，等等。以下分别对这些具体的风险项目进行分析并明确其风险的衡量方法。

汇率风险σe 可以运用资本的运营所在地的汇率风险来衡量，根据外汇市场上的报价，运用交叉汇率来计算两国汇率的波动。

通货膨胀风险σπ 可以用资本运营所在地CPI 月变动率来衡量，计算至少10 年的CPI 波动状况。

税率风险σt 也根据资本运营所在地的税率变化情况，计算10 年以上的税率波动率。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σma 由资本运营所在地的宏观经济政策及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加以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不能够直接地进行衡量，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数据如GDP（国外有些国家是GNP）的波动来衡量，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总是会造成GDP 总量的变化，或者说宏观经济政策总是针对GDP 来制定的。

能源价格风险σs 是资本运营所在地的能源供应状况，我们可以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周期循环风险σc 大致和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我们假定其风险与宏观经济政策风险一样。

政权更迭风险σp 可以根据一国的政治稳定以概率的方式加以衡量，一般情况下风险比较小，但是一旦发生却是灾难性的，因此也不得不去考虑。另外，战争冲突风险σw、体制变革风险σs 这两个风险也是存在的，不过由于其发生的概率是区域小概率事件，可以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残差项εi 中体现出来。

根据汇率决定理论中的利率平价说，预期汇率变动率等于两国货币利率之差，即利率的变化会引起汇率的变化，因此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鉴于此，可以考虑一个汇率与利率的综合风险，以两者的乘积的开方表示，用σr ×e 来表示。通货膨胀的存在也会促使利率的变化，也用两者的乘积来代表一个综合的风险，以σπ×e 来表示。

非系统风险是指由企业某些特有因素的变化造成的企业不确定性增大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决策加以分散的风险。非系统风险包括信用风险σcr 、财务风险σf 、经营风险σop 、流动性风险σf 、操作性风险σmn 等。企业的财务风险σf 是指公司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使公司可能丧失偿债能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我们根据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对于公司的经营风险σop ，我们采用奥特曼模型，又称Z 计分法。Z 函数的表达式为Z =1.2×X 1+1.4×X 2+3.3×X 3+0.6×X 4+1.0×X 5。式中，X 1= 营运资金÷ 总资产，X 2= 留存收益÷ 总资产，X 3= 息税前利润÷ 总资产，X 4= 资本市值÷ 债券账面价值，X 5= 销售额÷ 总资产。根据奥特曼模型，Z 值可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风险，Z 值中的营运资金占总资产的比率足以可以很好地衡量企业的流动性风险。Z 值本身同时可以衡量企业的信用风险，信用的测度也是可以通过Z 值反映出来的。最初的Z 值就是用来反映企业的信用情况的。因此，非系统风险的衡量方法本文主要包括信用风险、财务风险及经营风险等。

找到这一系列风险的衡量方法后，我们用线性回归法来回归分析这些风险。回归方程式如下：

通过对行业历史数据的回归，计算出回归系数，以行业标准对企业的收益进行补偿，对于企业的特殊风险变动，再对特殊项目进行的调整。以此来确定对于海外并购企业的最低报酬率。在完全竞争市场，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可以达到均衡的，每个企业是可以得到均衡收益的。

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完成后，一般会派出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到海外任职。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机构分支机构的经营人员便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对其监管严重地缺乏效率，这主要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造成的。当然与我国的自管监管体制和资本监管机制也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在信息技术的投资没能及时跟上，最终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资本大量地流失在海外，或者被某些海外人员瓜分。

而通过这种计划指标式的命令，责令其完成这个绩效额，有助于在信息不完全及不对称的情况下对其强化监管。而且这个计划指标额是根据国际市场的一体化设定的公平报酬率，因此其科学性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四、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不再仅仅引进资金，而应转变经济战略“走出去”，寻求海外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必然趋势。在中央“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力度，境外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加大，甚至有些企业已经占到资产总额的50% 以上。但是，由于境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监管机制及风险防范、内控体系缺失，境外机构财务管理基础工作不规范也不健全，另加上审计检查环节薄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本文提出的计划指标式命令完成绩效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有资产的海外流失。并且需要进一步具体操作实证分析研究其可行性。同时也呼吁继续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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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晓松. 公司资本监管与中国公司治理[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3] 滨田道代. 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比较与借鉴[M]. 吴志攀，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禹芳. 媒介资本境外公司化运营的法律监管[J]. 新闻世界，2012(5).

[5] 刘红. 防止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对策[J]. 学术探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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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这一年初始，各行各业一片“寒冬”气象；这一年，中国政府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及时有效地遏止了经济下滑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了衰退的阴影；这一年，“中国工人”人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这是世界对于“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最快发展速度、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评价。

在持续14个月的经济刺激之后，2009年12月1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大声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经济已经实现V型反转。中国经济之所以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走出经济低谷，主要得益于在触时刻及时推出的宏观经济政策：4万亿财政投资政策、扩大内需政策和十大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从挽救型到方式转变型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迅速蔓延成一场“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为挽救经济危机，全球统一步调，采取“猛药型”的财政刺激政策与天量货币投放措施。与欧、美、日、法、德、韩和印度等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下半年迅速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一方面，因出口大幅减退，转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快速调动发改委、工信部等国务院相关部委，在45天内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数据显示，在政策刺激下，我国工业增速从历史最低点，也就是2009年卜2月份的3.8％，上升到10月份的16.1％，11月份增至19 2％。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去年11月初曾表示：“中国经济关键要看工业，工业左右全局。工业增速出现波动，整个经济形势也会相应地波动。整个工业分为39个大类，重点监控494种重要产品，到2009年10月份，80％的产品产量都在加快增长。”

从价格指数看，经历了连续9个月的负增长后，2009年11月CPI转正，同比增长0.6％。至此，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收成效，避免了经济持续放缓，顺利实现了2009年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

如果说2008年末为2009年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挽救型”的，那么，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制定的宏观政策无疑是“挽救型+方式转变型”。挽救，是指2010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赁币政策,根据实际需要增加针对性和灵活性。而方式转变，实际是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具有相当的针对性。

其中最典型的是扩大内需政策和中小城镇户籍改革政策。城镇户籍改革政策，说明中央宏观政策已经谋划出了一个“百年之计”，电为“十二五”规划打下基础。城镇户籍改革，既拓宽了中小城市的规模，减轻大型城市的人口压力，也是扩大消费国际有效的手段。

十几年的农村消费政策为什么效果有限?根本原因是农村的分散导致生产型企业和零售企业下乡成本太高。人群集中消费，成本低了，企业才有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说，城镇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只有实现了城镇化，内需与外需的矛盾、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等问题，才能更好地得到解决。

管理通胀预期以防通胀

2010年最大的经济隐患无疑是通胀。从2009年7月开始，围绕是否会发生通胀，各家学派观点针锋相对。“学者派”的吴敬琏、李稻葵、胡祖六和谢国忠等人，提出资产泡沫已经形成，天量信货、国外资金、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的因素影响，潜在的通胀概率较大；“官员派”的姚景源、贺铿、郑新立和范剑平则认为，通胀不会发生，只存在通胀预期。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的表述是“管理好通胀预期”。

从理论上讲，引发通胀的先导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二是整体物价水平上升。就货币供应量看，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09年1～11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21万亿元。11月，居民户贷款增加2377亿元，存款增加533亿元，说明老百姓的投资加大，预计房地产投资和小型金属类产品囤积将是重点；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570亿元，而存款增加4768亿元，其中，企业存款增加3154亿元。这说明，企业的信贷资产很大一部分又转入银行。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曾在11月份披露，仅是2009年1～9月份，企业新增存款4.8万亿元；由此可见，在货币供给饱和实际需求的情况下，非金融性企业所持有的货币不会形成通胀元素。相反，一旦哄抬物价，兴起物品抢购风潮，居民所持有的信贷资产会迅速转化为引发通胀的主要因素。

国家统计局2009年12月11日的数据显示，11月份CPI转正，增幅0.6％，但是，1～10月份CPL还是负数。所以，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物价的增长是恢复性增长，目前还远离物价警戒线。元旦和春节两个大节日。物价还有上扬可能。但适度加以调整，是不会引发通胀的。

对于通胀的走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给出三个判断指标：一是看国际石油价格走势；二是看国内钢材、建筑材料、煤炭等价格走势；三是看农产品价格走势。厉以宁说，目前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缓慢，未来一段时间内，石油价格不可能大涨，对我国影响不大；钢材、建筑材料和煤炭类价格尽管有上涨的因素，也不排除大涨可能，但只要GDP增速在9％以内，生产资料价格就不会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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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在遵循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从经济运行的全局、整体出发，通过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总体管理和调控。是对整个复杂国民经济有机系统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全盘统筹安排和协调，其目标在于有效及时地处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二）意义。宏观经济管理从宏观经济整体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失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严重的影响，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克服经济危机，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现状

（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不足，难以提供有效的基础支撑。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不论从范式到假设、模型等几乎全部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局限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拿来主义”盛行。借鉴过多，创新性不足，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形成。然而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是基于对其国内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研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基于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假设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对比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经历的重大变革及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都造成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很难一言以概之。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时的许多假设与我国的具体情况都不相符合。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不比较宏观经济学理论所适用的条件，简单地套用研究范式，局限和不足难以避免。有些情况下，甚至于将研究结论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市场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加剧经济有序运行难度。

（二）管理灵活性不足，一刀切作法普遍。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统一的制度柜架和市场环境，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着东西中部、城乡等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待加强，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和对比国外先进国家的宏观调控，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灵活性明显不足。对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及各地的具体状况难以及时有效地把握并采取措施，宏观经济管理存在简单化的“一刀切”的作法。如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都是不分各地各行业的巨大差异，“统一口径”，一视同仁。结果不仅难以实现政策的最初目标，甚至于让相关的产业、企业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如全国准备金率的提高措施，导致贷款额下降，然而仍有许多行业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本位主义，加上政策出台缺乏部门间的协商机制，也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

（三）宏观经济管理缺乏前

瞻性，政府越位、缺位现象严重，同时造成市场经济的活力得不到充分体现。金融危机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然而政策的短期化倾向明显，缺乏前瞻性，过于专注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经济的宏观全局出发，缺乏对长远利益的考虑。调控时机的准确把握和选择差，造成宏观经济管理严重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宏观调控的要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改变中，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实现真正转换，全能政府、大政府的现象仍不时存在，出现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政企还没有真正分开，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政府失灵问题。政府对宏观调控手段的驾御还不娴熟，调控方式简单化，行政命令和红头文件多，通过税收、汇率、价格、财政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的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关系还未理顺，越位、缺位现象严重，造成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难以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宏观经济管理限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三、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对策

（一）加大理论研究力度，建立起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是基于对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历史、文化等元素的具体分析上形成的，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循。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和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立足我国具体国情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成功经验，摒弃“拿来主义”，鼓励自主创新，创立起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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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从2007年全面过热的状态回落到合意的区间，与中国宏观经济常规性经济增长状态靠拢。但是必须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正在和即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目前所出现的合意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稳定，宏观经济存在进一步深度下滑的风险，保持目前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一定的结构调整速度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和国内贸易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调整过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续下滑的压力。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从2007年10月开始出现明显下滑，虽然2008年3月有所恢复，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义增长22.6%，如果剔出价格指数和美元贬值因素，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2%，为本周期的最低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回落并不会就此结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在中期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①由“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全球化红利递减”、“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不平衡逆转”等内在因素决定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决定了中国出口需求将在中期持续下滑；②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将持续提升中国出口供给的成本，压缩中国出口的利润空间；③中国新竞争力构建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在中期可能出现“国际竞争力真空”的危机，使出口在进口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出现持续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润下滑、房地产市场反向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资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6.4%，处于近8年来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1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6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历史最低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还将持续，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润率的下滑决定了固定投资的进一步下滑。剔出新会计准则、投资性收益、短期灾害以及假利润等多种因素，2008年工业利润增率较2007年出现接近20个百分点的下滑，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了50个百分点。这种利润的下滑和亏损的上升会随着“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和“全球化红利递减”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续。②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当期大幅度回落和未来的下滑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资价格、原材料价格以及动力价格的进一步提升，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从而制约了实际投资的增长。④“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的重新出现将给固定资产增长设置供给约束。⑤信贷收缩在结构上的同步性将对优质企业和劣质企业的投资产生同样的约束。⑥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可能是影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因素和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焦点。⑦雪灾和震灾通过“需求创造效应”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固定投资下滑的趋势，但这种效应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减性等特点决定了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面临加速下滑的危险。

持续的结构性CPI高涨、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乏力以及消费变动内在的规律，决定了我国难以在短期再次出现消费结构升级与总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风险。1～5月中国消费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1.1%，实际增速达到13%，较2007年出现加速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难以持续的，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消费启动的政策。这是因为：①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对消费者行为的冲击决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费上升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冲击将使消费者行为发生逆转。例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将打击汽车消费的增长，房地产的疲软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将压低居住类消费支出。② 2008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幅度的下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进一步恶化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的加速和升级。③在1998-2002年中国消费加速和消费升级刚完成的前提下，中国消费难以期待在短期内发生下一个消费革命；④经济下行区间将进一步引领消费回落。经济史还没有出现过经济下滑时期实际消费出现加速的先例。

从上述3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已经生成了向下的冲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紧缩的调控政策，这些冲力本身就会使今年的经济增长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依然延续“双防”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实体经济必然在外需和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下滑的引领下出现过度调整的危险，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经济增长低于9%。必须看到，由于中国所处经济增长的历史方位，GDP年增长率低于9%，就会使整个社会整合处于紧张状态，城镇化速度就会有所降低，就业问题就会更加突出。经验数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长率低于8%,我国就会进入类似发达国家不景气的状态。假如我们不能见事早，预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当前的增长势头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第二，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将物价上涨保持在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区间。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补偿性、成本推动性以及国际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价格上涨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简单地把消除价格上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是片面的。这样不仅无法完成宏观调控的任务，而且会损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妨碍改革的深化。将价格上涨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围应当成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可行的落脚点。

本次物价上涨在本质上是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相对价格的调整，这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前提。因此，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国将在相当一段时期要面对这种结构性价格上升。因此，将完全消除价格上涨做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还会妨碍中国结构调整以及要素价格改革的战略进程。

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所具有的国际输入型特征超越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我们需要从世界经济循环和周期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本质。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决定于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调整等因素，也决定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贬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简单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价格的上涨不仅难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会使中国过多承受国际通货膨胀的治理成本，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出现过度的波动和下滑。中国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的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目前价格上涨的范围和幅度依然处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居民可承受的区间，国家可以通过各种价格补贴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控制价格涨幅、维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间、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当前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选择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国民经济增长势头、保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呢？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深度下滑。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贸与投资实际增长速度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大调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简单地放松这些政策不仅难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目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业改善流动性问题，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总量收缩的问题，反而会推进中国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和通货膨胀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又例如，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使这些市场大幅度反弹，可能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暂的繁荣，进而拉动相关投资的增长，但这些政策在热钱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发投机资本在抄底获利后快速解套，资本反而出现大幅度外逃，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构，进而为消费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这种政策调整在通货膨胀预期存在的环境中往往成为启动“物价――工资螺旋上涨”通胀形成机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消费疲软的局面。

因此，中国在面对目前宏观经济下滑的局面，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权衡，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目前调整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阻止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遵循的原则应当是“政策小幅调整反向启动各种联动机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标应当是“实体经济层面实现反向微调，金融资本层面保持高度稳定”；中期目标依然是“在坚持总量平稳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调整”。因此，具体措施包括：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外贸的增长速度。要防止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到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导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阈值效应”冲击。外需增长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过各种联动机制阻止内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债券等融资工具。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一步采取深度紧缩政策。

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的大动荡。

坚持汇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适度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率。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的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投机资本的下怀。

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主要体现在：①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对特殊行业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防止灾害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②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产业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③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但民生财政应当注意福利支出带来的刚性问题，防止由于上行区间过度支出引发的下行区间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为维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调整部分价格治理的措施。

正确认识食品价格冲击在中国历次通胀时期的作用，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粮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强化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加强粮食自给战略的地位。

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不能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模式进行治理，而宜采取价格释放和价格疏导相结合的方法。价格管制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防止国际通货膨胀的传递，但在中期，国内外价格的高额差异必然通过提高本国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传递通货膨胀。因此，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结构转型在中期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中期选择。有步骤地部分放开能源价格不仅不会对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反而会有效解除瓶颈产业的约束，消除瓶颈产业存在所带来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的问题。

本币升值虽然与本国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由于汇率传递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币加速升值难以起到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国际游资的进一步进入。因此，近期不宜进行人民币加速升值。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函数。

篇9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日前国家发改委下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根据《规划》，苏南地区到2030年，全面实现区域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成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地区。

《规划》表示，苏南地区包括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镇江五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11年末常住人口3284万人。苏南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是我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在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新华财经

央行：中国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

中国央行24日的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尽管当前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风声正紧，房地产贷款却快速增长。

3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12.9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4%，增速比上年末高3.6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7103亿元，同比多增4667亿元。 同时，房地产开发商贷款拿地、建房的热情不减。3月末，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逐月攀升。房产开发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比上年末高1.6个百分点。

与上述数据相对应的，个人购房贷款也出现明显增长。3月末，个人购房贷款余额8.57万亿元，同比增长17.4%，增速比上年末高3.9个百分点。仅一季度，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就增加了4662亿元，同比多增3088亿元。 但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增速却出现了下降。3月末，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6140亿元，同比增长42.4%，增速比上年末低4.2%。

——中国新闻网

商务部：服务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

商务部近日举行例行新闻会，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初步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20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4%。其中，服务出口465亿美元，同比增长7%；进口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9.7%；贸易逆差271亿美元。一季度，我国超过七成的服务进出口源自旅游、运输服务和咨询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407亿美元、314亿美元和1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10.4%和12.5%。

据商务部服贸司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34540份，合同金额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9%；执行金额117.2亿美元，同比增长43.6%。其中，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12.7亿美元，同比增长52.1%；执行金额81.4亿美元，同比增长42.0%。

——证券时报网

中国社科院：通过完善制度缩小收入差距

由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2013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分报告：“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特征、根源与对策思路”认为，当前中国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报告建议在国有经济地位不被削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和规则，实现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公平分配，通过完善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中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但再分配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大降低，而中国的收入差距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无法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仅仅是收入差距过大，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其背后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 ——经济参考报

投资蓝皮书：20年后城镇化率达70%

近日的2013投资蓝皮书称，未来20年是中国城乡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

报告称，随着更多的富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定居，居民的生活条件、生活保障等方面大幅改善。城镇化能够产生启动经济、扩大内需的效果，未来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表示，我国城镇化在未来20年处于快速推进期。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在52.6%左右，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预计2033年前后达到70%。

——经济参考报

今年内蒙古将培育8个自治区级创业园和孵化基地

内蒙古大力开展创业带动就业计划，2013年力争实现成功创业3万人，带动就业10万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3亿元。

内蒙古在城乡大力开展全民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鼓励、引导和扶持劳动者自主创业，积极扶持微小企业发展，以带动更多人员实现就业。今年拟建设40个标准化创业园和孵化基地；打造1个国家级示范性创业园和孵化基地、8个自治区级示范性创业园和孵化基地、20个盟市级示范性创业园和孵化基地； 打造200对“名师带高徒”结对帮扶典型；评选50个创业示范店。到2015 年，全区力争实现成功创业10万人以上，发放小额担保贷款70亿元以上，带动就业30万人以上。

——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旅游机构亮相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

近日，2013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拉开帷幕。内蒙古12个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的旅游局和旅游企业参加了本次旅游业盛会。自治区副主席布小林出席开幕式并到内蒙古馆慰问参展单位。

本届国内旅游交易会由国家旅游局和贵州省政府主办，展馆总面积41538平方米，设展位2100个，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的1500余家展商参展。据悉，本次国内旅游交易会为期3天，4月19日为专业洽谈日，20日至21日为公众参观日。

来自12个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的39个旅游局、50家旅游企业的150余人参加本次国内旅游交易会，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借助国内旅游交易会这一平台，内蒙古参会的旅游局、旅游企业利用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在内蒙古馆的44个展位开展旅游洽谈及现场销售活动。在当天的内蒙古专场推介会上，部分盟市还向国内旅游业同行和媒体推出了大兴安岭旅游、鄂尔多斯旅游、阿尔山旅游、阿拉善旅游等具有北疆特色的旅游产品。——内蒙古经济信息网

内蒙古启动城镇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

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内蒙古确定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开展全区城镇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力争到2015年，大病保险覆盖全区所有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对参保人员基本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大病保险平均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

同时，我区将加强与城镇居民医保经办服务的衔接，提供“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确保群众方便、及时享受大病保险待遇。对于单次医疗费用超过起付线的，进行实时结算，确保居民方便、及时享受大病保险待遇。对于单次费用不足，但年度多次累计超过起付线标准的医疗费用，实行年度末一次性补偿结算。

——内蒙古新闻网

森林公园开发建设成效明显

从林业厅获悉，截至2012年底，森林公园发展至45处，总经营面积75.07万公顷，森林公园开发建设成效明显。

据介绍，截至2012年底，森林公园发展至45处，总经营面积75.07万公顷，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21处，经营面积51.16万公顷。仅2012年，全区森林公园建设资金达到8.84亿元，总收入达到0.9亿元，为2011年的134%，旅游总人次达290.54万。今年4月8日，党委、政府还对重点区域造林绿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加快推进道路两旁、村庄前后、园区内外、城镇周边、河岸山前等重点区域的造林绿化工作，构筑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和生态空间。 ——中国内蒙古

赵萍：2013年消费增速在13%左右

商务部贸易研究院日前的报告预测，2013年我国消费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增长动力，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继续回落，保持在13%左右。 商务部贸易研究院消费经济部研究员赵萍说，2013年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台扩大消费政策最少的一年，没有任何贯通全年的扩大消费政策，前几年实施的家电、汽车节能补贴政策和“家电下乡”政策在上半年相继结束，全年消费增长缺乏政策动力支持，公款吃喝和奢侈消费泡沫将会被明显挤出，主要依靠内生动力拉动，基本生活需求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全年消费增长的主要支撑。

赵萍分析，2013年全社会的消费理念会发生重大转折，实惠消费、大众消费、可持续消费成为主流消费模式，节约型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理念。其中，隐性奢华消费成为主流，带有醒目品牌符号的奢侈品大牌已经不受中国消费者追捧。特别是一线城市，一些小众、低调品牌更受追捧。

——新华网

鲁政委：灾后推经济刺激政策可能性低

4月20日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业界普遍关注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可能出台的应对措施，甚至猜测会有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地震对经济影响不应被夸大，推出新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很低。

对于此次地震灾害会否促使中国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鲁政委表示，再出台类似“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可能性不大，“4万亿 ”政策的驱动因素主要在于当时全球性的经济衰落恐慌，监管层为稳定增长预期而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与2008年汶川地震的相关性并不强，且当年灾区重建的投资占4万亿投资的比例也很小。

从此次地震来看，鲁政委认为，即便中央政府今年内想额外增加投资，也只可能是集中在地震灾区的投资。 “目前国内企业仍在消化2009年刺激政策的后续影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消化库存的痛苦阶段，大型资金刺激计划无异于饮鸩止渴。”鲁政委说。

——证券时报网

刘世锦：铁路改革关键在于外部资金进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第二届岭南论坛”上表示，下一步选择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应尽可能地选择能够带来增长效应的领域，优先推动有利于发展新增长点的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潜力还很大，可以成为未来新 的经济增长点之一，而其中，铁道改革成功与否在于外部资金是否愿意进入。

刘世锦表示，虽然投资比重有所下降，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还在投资。而创办准入和引入新的投资者和扩大竞争额度，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行业是未来新增长点有可能采取的措施。比如高铁、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领域竞争不 足，效率不高，投资风险加大。必须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和扩大竞争为突破口 ，扩大这些领域的改革深入。

刘世锦表示，国务院对铁道部进行了政企分拆，铁路总公司将承担原铁道部的负 债，但这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其关键是要改变国家垄断的局面，找到使铁路网络 的统一规划调度与投资者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结合，自然垄断环节得到有效的监 管。

——北京商报

郑超愚：经济长期增长前景仍乐观 预计全年增速8%

在关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应该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长期以来，我国高储蓄、高投资以及粗放式生产发展模式，拉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遗留下一些问题。发展模式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优化经济结构是我国面临的长期问题。

一些专家纷纷表示，即便按照下调后的预期增速，7%至8%左右的中国经济增速仍属于中等增长速度，相对于国外其他经济体，这一速度也是较高的。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回落，我们要提高容忍度。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结束，各方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仍保持乐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认为，今年完成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问题不大，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保持在8%左右。但是由于财政收入对经济波动较为敏感，当前财政收入的较大幅下滑以及就业形势显示我国有效需求缺口尚未得到弥补。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存在耦合性，国际经济复苏的缓慢，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短期难以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金融时报

黄志强：中国经济进入“七上八下”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预计2013年GDP增长8%左右。近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志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分析 ，尽管今年中国经济将温和回升，但幅度依然有限。

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些因素和条件正发生重大变化。第一，过去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大红利”，即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开始衰减；第二，此前由“投资—出口”这个外循环拉动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但从外循环转为“投资—消费”内循环需要一段时间，并且切换能否顺利，尚需要进一步验证；第三，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挑战，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重估和调整，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系统工 程，不能一蹴而就。

黄志强的总体判断是，包括2013年在内的未来若干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存，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 “七上八下”（即经济增速维持在7%—8%之间）的“新常态”。综合国内外发展环境，参考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 国宏观经济景气预警模型”运行结果，预计2013年GDP增长8%左右。

——中国经济时报

高培勇：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将发生重要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在政策定位、政策作用、政策目标和政策搭配四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2013年以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向。

政策定位：“快”字首次退出

高培勇强调，与以往有所不同，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功能定位的表述， 用的是“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不仅第一次少了“快”字，而且 ，还同社会发展相对接，将宏观经济政策视野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这显然是一个很 重要的变化。他认为，以“健康持续”而不再是“平稳较快”来表达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并且， 将“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共同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

政策作用：逆周期调节与结构调整兼容

高培勇表示，与以往单纯致力于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有所不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用的表述是“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换言之，2013 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具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个方面的效能。这自然是有深刻的原因和考虑的。

四重政策目标：凸显调控难度加大

高培勇说，2013年，随着前几年反危机操作中举借的各种债务陆续进入清偿期，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逐渐凸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便成 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上述三重目标的基础上，又将“防风险”添加到宏观经济政策系列性目标的行列中，从而形成了由“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和防风险”所组成的四重目标。

“积极稳健配”：2013年更趋向于稳健

他解释，此“积极稳健配”非彼“积极稳健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称谓下，往往隐含着不同的实质内容。仔细地盘点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部署，便会看到，相对于以往，2013年的“积极稳健 配”系一种趋向于稳健的宏观调控安排。

综上所述，他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已经发生了至少四方面重要变化。首先，宏观政策定位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其次，宏观政策作用兼容“逆周期调节与推动结构调整”；再次，宏观政策目标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与防风险”；最后，宏观政策搭配在“积极稳健配 ”的名义下趋向于稳健。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时报

华民：体制不改，泡沫难消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备受关注。如何应对及解决此问题？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华民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泡沫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

篇10

以2008年为标志，中国靠传统的出口优先战略无法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增长要更加依靠内需，且更多地依靠消费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以2009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压力，经济继续保持两位数或8%以上增长不仅难度大，而且负面效应大，资源环境不可持续。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处于1997-2000年间以来的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走势，估计与1997-2000年间较为相似，其面临的复杂性和困难可能还甚于第一个调整期。

调整是由周期、阶段性和外部环境三大长期因素引起的。从中周期和长周期因素看，2008年是双重拐点，既是中期周期调整的拐点，也是长期周期调整的拐点。实际上还有两个周期的拐点，即短期周期的拐点和全球长期周期的拐点。四个周期性调整重合，形成很强的叠加效应。因此，调整时间太短无法完成，积累新的发展动力需要时间，淘汰落后产品及产业进行重组改造也需要时间。

从阶段性因素看，调整压力更大，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不仅是周期性的，更主要是发展阶段变化的反映，即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速。未来经济增长最大亮点将是结构变化，而不是速度的加快。

此外，外部环境的继续恶化将对经济回升产生巨大的外在压力。

从短期看，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的年度和季度增长都将由目前的8%左右向7%左右调整，不会出现趋势性上升，但下跌的空间也不大。导致2011年以来经济逐年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最终需求不足，即消费不足，再加上出口不足，各种迹象表明，这两大最终需求未来一段时间都将继续保持调整趋势，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而不是冲击型或干扰型的。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即由高增长状态转向平稳增长状态，这也可能是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水平。一些深刻的结构变化将在这期间发生和逐步完成，为中期平稳高效增长奠定基础。

经济处于调整期，其特征也会与过去的调整期有相似之处：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同时，服务业增长快于工业。但新调整期与1997-2000年间的第一次调整期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经济面临重大的结构转型。即正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型，与之相伴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将逐步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

因而，可以把未来5-10年定为调整升级期。调整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合理放慢，降至7%左右，升级则是指需求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标志就是消费增长潜力不断释放，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服务业的产值和劳动力比重均明显上升，成为增加就业的主渠道，其效率的提高也会促进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在这一新发展时期，企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比1997-2000年间更严峻，但调整所产生的升级机会巨大，是企业效益与质量提升的黄金发展期。

经济运行趋势由高速转为中速，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速度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以保持高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适应这一新变化，从过去两轮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看，以增加投资为重点的刺激政策并未改变经济调整的趋势，只会带来“反弹”效应。相反，经济的好坏和稳定与否，取决于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提高。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对解决结构转型升级期的各类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创造宏观调控方式，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