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减刑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犯减刑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有机磷农药中毒反跳的原因及处理

毒物清除不彻底：口服农药患者洗胃不彻底导致胃肠道残留农药继续吸收而引起反跳，同时农药从肝脏、胆囊和脂肪组织等农药储存库释放入血，更易引起反跳。治疗策略：彻底清除胃内毒物是抢救有机磷中毒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应采取“反复洗胃、持续引流”的原则。首次洗胃后，保留胃管，以后可每2～3小时洗胃1次，5000ml/次，洗胃间期可持续胃肠减压，一般轻度患者1～2次，重度患者4～5次，待病情好转再拔去洗胃管，洗胃完毕时由胃管灌入20%甘露醇250ml起导泻作用。

阿托品等抗胆碱药应用剂量过大和时间过长：阿托品等抗胆碱药，属生理对抗剂，如应用剂量过大和时间过长，不但可破坏胆碱能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碱(ACh)的调节和抑制胆碱酯酶(ChE)活力，导致ACh释放增加和大量积累，所以，常常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现主张采用胆碱酯酶作为治疗指标，对复能剂及抗胆碱能药物的应用，有客观依据，较易掌握，一般把胆碱酯酶活性恢复到50%～60%(全血纸片法)作为治疗的指标，但目前一般医院把胆碱酯酶仅作为诊断依据，而不作为治疗指征，更不作为预后指标。新型抗胆碱药长托宁(盐酸戊乙喹醚)具有较强的外周抗毒蕈碱作用［1］，因能透过血-脑脊液屏障，亦具有较强的中枢作用，持续时间较长，毒性小，对M2受体无明显作用，故不影响心率，半衰期10.35小时，由于半衰期长，重复用药间隔较长。

重活化剂未及时首次足量用药：各种有机磷农药中毒后，其中毒酶“老化”是在一定时间后才发生，只有及时首次给予足量的ChE重活化剂，被抑制的AChE活性才有不同程度重活化作用，反跳的可能性才会更小。目前以氯解磷定为首选。氯解磷定可肌内注射，亦可静脉注射，一般推荐肌肉注射，首剂1.0g氯解磷定肌内注射，可使血药浓度达到8mg/ml，可多点注射，使血液中胆碱酯酶活性恢复50%～60%以上作为是否足量的依据，氯解磷定半衰期1.0～1.5小时，故初始治疗时可每2小时给药1次，最佳血药浓度9～14mg/ml，所以维持量1.0g/次较为合适。同时监测胆碱酯酶活性，达到50%～60%(全血胆碱酯酶)停药观察。复能剂的治疗终点是胆碱酯酶活性达50%～60%(全血纸片法)，此值稍高于实际水平，以求安全，定期测定ChE活性，根据活性用药，停药，定期观察血液ChE活性的改变，当ChE活性突然下降时，应及时给予重活化剂和长托宁，以防病情突然恶化或反跳。

有机磷农药中毒后救治较晚：有机磷农药中毒救治必须及时和迅速，应树立“争分夺命”的理念，也为出现反跳打下了基础。

有机磷农药中毒猝死发生原因及处理

有机磷农药和过量的阿托品对心脏的有害作用与猝死发生有关，有机磷毒物或农药中毒后，心脏的ChE活性被抑制，蓄积的ACh作用于心脏M2受体，使心收缩力减弱，心率减慢，心律不齐，期前收缩，ST-T改变等［2］，有机磷毒物对心肌有直接损害作用，可使心肌发生形态学改变，中毒性心肌病发病率高，它与干扰心肌细胞膜离子通道作用相关，如QT间期延长演变而来的尖端扭转型室速，其治疗最值得注意除常规解毒治疗尚应加强监护，特别是心肌酶的检测很重要，根据病变类型及当时的特定情况，选用相应的药物，中药黄芪30～40ml/日，静脉滴注对发生心肌损害者，有较好疗效。

中间综合征(IBS)发生原因及处理

在中毒救治中忽视重活化剂的作用：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认为中间综合征发生的重要因素，是中毒早期复能剂用量不足，由于中毒酶不能恢复功能，大量ACh在神经肌肉接头积聚，导致突触后膜持续去极化，突触前ACh释放减少和突触后膜N受体对ACh的敏感性下降，从而引起肌无力，呼吸肌麻痹和呼吸困难等。

过量阿托品可直接阻断神经肌肉接头传递功能：过量或大剂量阿托品可直接阻断神经肌肉接头ACh的传递功能，其机制可能是阻断突触后膜N受体离子通道。因此，不合理的时间大量滥用阿托品，也是引起中间综合征的重要因素。

对于发生中间综合征后，特别是出现呼吸肌麻痹和呼吸衰竭时，应立即给予人工机械通气，帮助患者度过危险期，同时应用氯解磷定1.0g/次，肌注，酌情选择给药间隔时间，连用2～3天，监测胆碱酯酶活性，积极对症治疗。

迟发性多神经病发生原因

迟发性多神经病的发生原因或机制，主要是由于有机磷农药抑制神经靶酯酶(NTE)，导致NTE老化所致，其病理表现为周围神经和脊髓长束轴索变性，继发脱髓鞘样变，引起迟发型神经毒作用。当发生迟发性多神经病时，可应用大量激素疗法和神经保护生长剂(如神经节苷脂)，可以配合中医针灸按摩等治疗，保护各脏器的功能。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如不快速有效及时地进行抢救和治疗会诱发重要生命器官的不可逆的损害而危及生命，甚至死亡。

总之，有机磷中毒患者接受解毒治疗后，应加强对症或支持治疗，促进毒物尽快从体内排出，以便尽早阻断或减轻毒物的有害作用和防止中毒酶出现老化，发生反跳和中间综合征的中毒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衰竭时，应及时给予机械通气和吸氧，积极防治脑水肿、肺水肿，呼吸循环衰竭，做好心电监护，加用激素，可酌情给予长托宁减轻肌麻痹，中毒反跳患者经上述处理后，应给予长托宁维持长托宁化，直至病情好转和血液ChE活性恢复并稳定在60%以上，积极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保护各脏器的功能，加强监护，保持患者安静，积极预防和处理并发症。

参考文献

篇2

一则题为《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5万获轻判死缓》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赔钱减刑”的争论。基于相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法院根据犯罪人刑事赔偿的情况作为其悔罪的一种事实情节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成为普遍的司法实践。本文认为如果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不但于法有据、合乎法理、还具有相当的现实必要性。如果对这项制度进行必要的完善和限制之后，则其不失为一次顺应司法改革潮流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刑事赔偿 量刑 法定情节

2007年1月31日，新浪网的新闻栏目转载了《北京晨报(网络版) 》一则源自《羊城晚报》的题为《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5万获轻判死缓》的报道。案情大致内容是:“一名抢劫杀人犯伏法认罪，其亲属赔偿给受害人五万元人民币，在受害人家属接受后，以此作为量刑情节从轻判处该犯罪人死缓”，报道还说，近期以来，广东省东莞市的两级法院在30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

此报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赔钱减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讨论。有人认为，赔偿被害人损失是被告人积极悔罪的一种表现，酌情从轻处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对被害人也一种利益保护；也有人认为“赔钱减刑” 是“为富人发放作恶许可证”、“古代议罪银制度翻版”、“法律打折”等等。诚然，在现有制度下施行“赔钱减刑”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赔钱减刑”不但有法可依，而且很有必要将刑事赔偿作为对被告人的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当然在适用时，应该明确其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并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不但符合当今司法改革潮流，还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一、刑事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律依据

在目前我国的法律及司法政策下，刑事赔偿只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1．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有关于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的量刑情节规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法官可依据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裁判具体刑罚，虽然酌定量刑情节不是刑罚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对于量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通常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犯罪的手段; (2)犯罪的侵害对象; (3)犯罪造成的损害结果; (4)犯罪的时间、地点; (5)犯罪的动机; (6)犯罪后的态度; (7)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 其中，犯罪后的态度不仅仅是对犯罪事实的供认或者对犯罪行为表示忏悔之后的痛改前非之决心，更要看犯罪行为人有无在其能力范围内积极补救犯罪后果的行为表现。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等行为，既是积极悔罪的表现，也是减轻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一个方面。因此，有人把犯罪人在犯罪行为发生后能够退赃、赔偿、取得被害人原谅等事实界定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罪后情节。

2．司法解释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 年12 月19 日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 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的于2003 年3 月14 日试行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稿中第9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这些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与赔偿行为都予以肯定，明确规定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此可见，多年前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肯定了适用“赔钱减刑”的合理性。

3．刑事司法政策的规定

死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目的的极刑。随着社会的发展，限制死刑已成为世界的共识，甚至在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已经成为现实。在我国，保留死刑是国家的一贯政策，但随着司法的发展，我国已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并且本着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限制死刑。除非严重威胁国家、公共、公民安全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一般不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普通犯罪，通过“赔钱减刑”的疏导，可促进被告人及其有条件的亲属主动积极赔偿，以获宽待，这符合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也均衡了国家、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

其实，把附带民事赔偿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并不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甚至是作为法定量刑来考虑。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条(普通减刑情节)之6)规定:在审判前，通过赔偿损失或者在可能情况下通过返还，完全弥补损害的；或者，在审判前并且在第56条最后一款规定的情况之外采取措施自动地和有效地消除或减轻犯罪的损害或危险后果的。 又如，《德国刑法典》第46条(量刑基本原则)之(2)要求，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行为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特别应注意下列事项: ⋯⋯行为人的态度，尤其是行为人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其第46条a (行为人与被害人和解、损害赔偿)又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或者，如果科处的刑罚不超过1年自由刑或不超过360单位日额金之罚金刑的，则免除其刑罚: (1)行为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行为人与被害人和解) ，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全部或大部予以补偿或认真致力于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或(2)在行为人可以自主决定对损害进行补偿或者不补偿的情况下，他对被害人的损害进行全部或大部分补偿。 在立法上有类似规定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及我国有台湾地区等等。

二、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利弊分析

（一）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积极影响

1、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特殊预防是指通过惩罚犯罪将罪犯改造成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一般预防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警告、威慑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犯罪；二是教育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三是安抚被害人，防止其进行私人报复或走上违法犯罪自我救济道路。由此可见，安抚被害人是我国刑罚一般预防目的之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为刑事犯罪受到伤害，需要慰藉和救济，这种伤害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有些需要物质补偿，有些需要精神抚慰，二者不能截然分离和替代。而大多数被告人不愿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即使法院判决被告人赔偿，也绝大部分难以执行。一些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失去经济来源，有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走上违法犯罪的自我救济道路。相反如果能将刑事赔偿与被告人的量刑紧密联系起来，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话，由于关系到被告人的服刑期限和适用的刑种，相信绝大多数被告人或其家庭都会尽力筹集资金来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而使被害人的情绪得到平息，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我国刑罚安抚被害人目的的实现。此外，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对已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从轻处罚，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工作的必然要求和逻辑起点，也完全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促进被犯罪损害的社会关系得到有效修复。在刑事犯罪中，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是深重的。特别是被害人，其遭受的身心痛苦往往难以言表。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被害人消除愤怒，如果同时能通过附带民事赔偿而直接受益则更能使被害人得到某种慰籍。虽然金钱不是化解精神创伤的灵丹妙药，但因为赔偿有助于缓解被害人的物质困难或者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被害人的痛苦将会相应减轻，受伤的心理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抚，对社会安全的不信任甚至于仇视的心理也将有效释放。如果可以组织双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调解或达成和解协议，被害人还能直面听取犯罪人的悔罪心声，犯罪人也更容易因此而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不但可以预防犯罪人因受到刑罚而二次加害于被害人，而且被害人也不至于因仇恨和报复而产生逆变。与此同时，犯罪行为人在履行其民事赔偿义务时，也更深刻、更直接地体会到其所作所为给被是以害人、社会及自己的家人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而促使其深刻悔罪、改恶从善，从而有利于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及和谐。

3、顺应刑罚轻缓化和个别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社会的刑法应是具有人性底蕴的，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 也是构成刑法的三大支点。” 为了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所谓刑罚轻缓化即轻刑罚化，是指通过以相对较轻的刑罚对付和应付犯罪，以及倡导以尽可能轻的刑罚来惩罚和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 它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情结。当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后，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实质是对犯罪人积极悔罪的一种公平刑罚待遇。特别是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或者未成年犯，如果没有其他应当从重的法定情节，主动、足额的民事赔偿更有可能使其减轻甚至是免除刑罚。即使是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如果社会影响并不特别恶劣，积极、充分的民事赔偿而获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一定程度谅解，也可能酌情判为死缓，这也有效减少了死刑的适用。在另一方面，不同案件的犯罪人对待被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态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法院在量刑时将积极、主动赔偿者与漠视被害人损失、甚至竭力逃避责任承担者区别对待，也是刑罚个别化的体现，有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为刑罚个别化的本质含义就是刑罚的规定和适用要根据并针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以有效地惩罚和预防犯罪。

（二）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消极影响

1、掌握失度易导致法律适用的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刑法适用的基本要求。它要求司法机关应当做到“定罪公正、量刑公正和行刑公正”。 不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犯了罪，都必须依据其犯罪事实及后果用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予以定罪量刑。把被告人应当对受害人所作的赔偿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从个案角度看，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对于因经济困难确实无力赔偿的被告人而言，这样一个从轻处罚的机会就无法取得，被告人也就无法在刑事审判中得到同等对待，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如果审判人员随意甚至无限制地将民事赔偿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条件，容易导致事实上法律适用的不平等。

2、适用不当可能会降低刑罚的社会威慑作用。犯罪人通过民事赔偿就有可能从死刑减至死缓，或者由重判转为轻刑。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有钱人不怕犯罪，即使犯了罪也可以通过赔钱方式而获得较的刑罚，从而降低刑罚的社会威慑作用。 同时也会让审判的天平倒向了金钱，被告人是否有钱成为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因素，使得“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玷污了法律尊严，“赔钱减刑”给司法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虽然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存在如上弊端，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同时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也是可以避免这些弊端。

三、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合理性分析

（一）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价值分析

1．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有利于社会整体公正的实现

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之所以存在弊端，主要疑问就是其会不会导致司法的不公正。比如，犯同样罪行的人，因本人或家庭经济能力不同，其赔偿能力有所不同，最终会导致因酌定量刑情节上的考虑而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不可否认，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可能出现以上弊端，但其并不绝对影响司法公正。在当今利益极其复杂化的社会，公正不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情感报复，对犯罪人有条件地予以宽刑，虽然涉及了“钱”这个敏感的因素，但不可谓不公正；同样，单纯从报复、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出发，对无力解决被害方的经济赔偿问题视而不见，也不是真正的公正。因此，公正是相对的。当犯罪人依法被定罪处罚时，对国家、被害人、被告人来讲都是公正的。然而现实中大部分犯罪人都相对穷困，无力偿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高额赔偿，此时对于得不到赔偿的被害方而言，公正并没有完全实现，某种程度讲，甚至是一种不公正。一般情况下，被害方从被告方处无法得到恢复的经济利益应当由国家来帮助解决，但我国尚未确立完善的补偿制度，被告方的赔偿恰好能解此燃眉之急。不过，被告方的赔偿通常包含能够减轻刑罚的期望，他们期望通过被告人的忏悔以及积极的赔偿，能够获得被害方的原谅，从而请求法院从轻处罚。法院应当允许、并主动促成这种协调。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是在对犯罪人处刑的公正和对被害方民事赔偿的公正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不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容许的底线的情况下，实实在在解决一些被害人的生存需要并且换回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给与各方一个相对的公正。

2．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司法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司法的目的正由报应性转向恢复性。刑罚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除了报复、惩罚犯罪人，更应该是恢复社会秩序，即所谓的恢复性司法。也正因如此，刑事和解的制度才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今司法改革的潮流。广东东莞中院的“赔钱减刑”也是在此背景下的一次有益尝试，其适用减轻了犯罪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恢复。

（二）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可行性分析

第一， 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具有司法解释依据。正如上文所述我国刑法没有将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 但有关司法解释已有对于已经给予刑事赔偿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曾强调指出， “……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 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 促进社会和谐。”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笔者认为， 这一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即被告人对民事责任承担的情况，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幅度。笔者相信， 如果刑法典能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则对司法实践会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第二， 国外关于刑事赔偿与量刑关系的立法为我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从其他国家刑事法律规定来看， 很多国家都将刑事损害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法定情节。如《德国刑法典》规定， 如果犯罪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 其行为全部或大部分得到补偿， 或者努力致力于对其行为进行补偿， 或被害人的补偿要求全部或大部分得到实现的， 可依法减轻刑罚或免除刑罚。 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条规定: 必须按照犯罪的责任量定刑罚， 在适用刑罚时， 要考虑犯人的年龄、性格、经历及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结果及社会影响、犯罪后犯人的态度及其他情况， 必须以有益于犯罪的抑制和犯人的改善更生为目的。其中， 犯罪后的态度主要是指是否悔悟、是否努力赔偿损害和减轻其他实害。 意大利1921年刑法规定， 以履行赔偿损失作为刑罚减轻、宣告缓刑、假释的理由和条件。前苏联刑法纲要规定， 犯罪人自愿赔偿损失或消除造成的损害， 是减轻责任的情节之一。 笔者认为， 国外关于刑事赔偿与量刑关系的立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第三， 我国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已经将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从法学理论层面来看， 许多法学专家或者司法实务工作者已经认同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这一观点。如陈光中教授在其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中第20条提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 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 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 在司法实践中都已经将刑事赔偿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规定，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 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确需提起公诉的，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对属于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赔偿和精神抚慰方面和解， 及时化解矛盾， 依法从宽处理。此外， 全国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也相继联合出台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 其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的， 可以得到从轻处罚。如2007年7月云南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出台的《关于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规定， 法院在审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 对于被告人真诚悔罪， 积极履行损害赔偿义务， 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应当将此情形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予以考虑。笔者认为， 鉴于实践中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实务工作者已将刑事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法定情节， 与其听任其自发存在和发展， 不如在刑法上明确规定， 以达到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目的。 四、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之制度构建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一方面可以减轻甚至消除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 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的减轻， 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此外， 自愿的损害赔偿还常常表明， 行为人没有继续犯罪的动向， 可以对他施加相对较轻的刑事处罚。既然赔偿损失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那么在法理上， 赔偿损失就应该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从轻情节。因此， 笔者建议将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赔偿与量刑情节的关系由酌定情节提升为法定情节。具体来说，在法律制度上可以做如下构建：

(一)将刑事赔偿从司法政策上升为明确的法定量刑情节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各地的法院基本上都是结合案情实际，酌情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民事损失的情况纳入量刑考虑。对主动、充分赔偿被害人损失的，一般视为犯罪人具有积极悔罪的表现，只要案件中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通常会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先后多个司法解释文件和相关审判政策也都非常明确地为这一做法提供依据。之所以公众不能理解其中的法理依据和社会意义，主要是中国没有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将它予以明文规定。审判依据的不透明、不公开，自然容易导致公众对判决结果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毕竟司法解释和审判政策在法律效力上始终从属于国家的法律。目前，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只是归类为“犯罪后的一种态度”。其实，赔偿的积极行动与一般性的语言忏悔或惋惜的面部表情并不可相提并论。如果能将赔偿损失的情况单独确定为一种事实情节并且上升至法律规定，援引它作出的刑事判决必将增加其权威性。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可以引导犯罪已成既定事实的犯罪人积极补救其行为后果，进而悔改自新。当然，由于并非所有案件都能因为赔偿民事损失而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律也只能以“可以”的立法表述形式作出原则性规定。具体适用的案件范围和程序，仍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来进行细化。

（二）设定根据刑事赔偿情况而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程序条件

由于积极地赔偿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个方面，而量刑是综合各种事实情节后适用法律的结果。为了不给犯罪人以“出钱减刑”的错觉，同时也是防止权钱交易的需要，必须为根据刑事赔偿情况而酌情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设置可资操作的条件。

第一，适用范围上，只能适用于社会影响不是特别恶劣、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刑事案件。从司法实践来看，过失犯罪、因被害人的过错是引起的犯罪、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犯罪、因受到他人胁迫或者蒙骗的犯罪、因年幼无知或被人教唆的未成年人犯罪以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自诉案件等等，一般可以基于民事赔偿的情况而酌情从轻或减轻予以量刑。而那些社会危害性极大、影响极为恶劣的故意犯罪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恶性犯罪、事先做好赔偿准备而蓄意实施的犯罪、因为赔偿民事损失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后又故意实施的犯罪等等，则不得因为犯罪人赔偿民事损失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应当经过双方同意同时要听取公诉机关的意见，并接受其监督。一是法院要充分尊重被害方的意见，只有在被害方同意并取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犯罪人罪过的真正谅解，而且谅解的意思表示应当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基础上，才能适用此制度。当然，法院可以积极调节，促成双方和解，但绝不能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施加压力而扭曲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第二方面，被告人必须伏法认罪。作为一种量刑情节，被告人承认所犯罪行是自己所为是适用“赔钱减刑”的前提条件，没有认罪的“赔钱减刑”必然是单纯的司法腐败，用钱买刑。另外在公诉案件中，对于犯罪人是否出于真诚悔罪的赔偿以及被害人的谅解是否基于其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审判人员应当在法庭辩论结束时听取公诉人的意见，以接受法律监督。如果是犯罪人于法庭辩论后才履行赔偿义务的，也应当向公诉机关通报此事实。公诉机关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可以提出异议。但公诉机关的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并不具有约束力。

第三，犯罪人具有赔偿被害人损失的积极表现，并且于判决前履行了支付行为。当犯罪结果发生后至判决作出前，犯罪人应该能够出于悔罪的动机，积极、主动地足额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或者毫无保留退还赃款、赃物。特别是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其没有法定赔偿义务的精神损失的，应当认定为具有真诚悔罪的表现。犯罪人自身缺乏赔偿能力，其近亲属或者朋友愿意代为赔偿且犯罪人不表示反对的，视为犯罪人的赔偿，但是应当坚持亲属自愿赔偿原则，防止累及无辜，尽管多数被告人均表示愿意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但因身处羁押状态，无法通过自身努力筹集赔偿款，故通常寄希望于亲属帮助或者代为赔偿。如果被告人有个人财产而由亲属代为交纳赔偿款的，则不存在亲属代为受过的问题。但多数案件中被告人并无个人财产，赔偿责任就往往转移到其亲属身上。按照罪责自负原则，被告人亲属没有代替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法定义务，因此能否赔偿以及赔偿多少就取决于被告人亲属的诚意和努力程度了。犯罪人虽没有主动行为，但经过司法人员组织调解、进行“反复思想工作”后愿意赔偿的，也可以酌情考虑，但量刑时应当区别于其自身的“主动、积极”行为。不论哪一种情形，赔偿款项均必须在法院判决之前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履行实际支付，同时，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给予赔偿时，犯罪人应当作出诚恳的道歉以及积极悔罪的承诺。应当指出的是，在司法机关强制查封、扣押其财产后，犯罪人才表示愿意赔偿损失的，或者向司法提出要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作为其支付赔偿的条件的，不能认定具有积极赔偿的表现。同样，被人民法院以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其承担赔偿损失的，不能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之前，应首先强调创造公正的司法环境。首先，要建立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的机制，在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被害方有申请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先行执行的权利，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也应当主动扣押和冻结被告人部分或者全部财产，以便将来法院的生效判决能得以执行，如此被害人才不会顾虑不与被告人和解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其次，建立相配套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虽然有利于平衡国家、被告方、被害方之间的利益，恢复社会秩序，但毕竟不是万全之策，需要相关制度的保证与配合。边沁说过：“如果某种犯罪被实施，无论是人身方面还是财产方面的受害人所支持的社会和承担保护这些受害人义务的社会要欠这些人一笔补偿债。” 在此理念基础上产生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其他国家，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种补充手段，在犯罪人无力赔偿被害人的时候，实现了被害人的补偿救济。同样，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于“赔钱减刑”的合理实施也有积极的作用。例如，有时被害方迫于经济困难的现实，不得不同意“赔钱减刑”，如果有了国家补偿机制能解被害人的燃眉之急，被害方的选择就会更多，利益实现的自由度就会更大；再次，要建立对被告人财产追索机制，被告人在判刑时没有财产，并不表明其今后没有财产，也不表明其没有转移或者隐瞒财产，因此，司法机关不论在何时，一旦发现被告人有财产而没有赔偿被害人的，必须及时对其采取措施进行执行，以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只有建立了这种制度配套的公正司法环境，在被害人出于内心自愿，被告人真心悔罪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利于将刑事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才有利于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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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单位累犯 现状 探讨 构想

一、单位累犯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1979年旧刑法典对单位犯罪未作规定是基于我国当时经济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企业发展不充分等原因，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单位的一些不法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①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最终新刑法规定了单位能够实施犯罪，能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相对于自然人犯罪，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并不够健全成熟，尤其是近年来经济犯罪活动的日益频繁，以经济犯罪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单位再次犯罪普遍增多这一社会现象，刑法仍处于模糊地带。对于单位犯罪领域的一些问题，理论界争议颇多，同时司法实务界基于上层立法的缺失，亦存在操作困难。

（一）单位累犯制度的立法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自由市场的监管力度逐渐减弱，对各类单位组织的设置条件随之放宽，各类法人、非法人性质的单位经济实体的增多一方面活跃了中国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本身就存在着许多的不完善，在利益心的驱使及法律法规的漏洞之下，单位犯罪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出来。诸如金融诈骗、合同诈骗、偷税漏税等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俨然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锁颈。从现行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条文设计来看，总则第30条和31条对单位犯罪作出了概括性规定，但要认定单位能否成为犯罪主体还必须有刑法分则的明确规定，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对于单位犯罪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也应更细致严谨。同时，由于刑法对犯罪单位的处罚仅规定了罚金这一附加刑，并未设置停业整顿、限制活动范围、剥夺主体资格等缩小或彻底结束单位主体条件的刑罚种类，因此会导致有些单位执行完罚金刑后有可能不思悔改，凭借自身存续的财力及初次犯罪所获的"经验"，又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弃我国法律之不顾。

既然自然人构成累犯就必须从重处罚，而作为刑法的另一类犯罪主体，单位不仅拥有比自然人更为雄厚的犯罪物质基础，且其经程序化和系统化之后的犯罪意识和犯罪意志比自然人更加顽固和强烈，然而在遇到类似情形时却因无法律依据而不能对其从重处罚，显然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上层建筑只有适应并服务于经济基础，才能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作为我国基本法之一的刑法，若对顺应社会经济生活日益频繁显现的单位再次犯罪现象熟视无睹，可谓刑法的一大遗憾。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强迫劳动罪"，增加了单位也能成为此罪的犯罪主体，如今刑法中直接涉及单位犯罪的条文共有109条，单位能构成的犯罪达130种。可以预见，随着经济交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单位犯罪领域的问题也将越来越多，相应的各项法律法规的配套措施也须逐渐完善。

（二）单位能否构成累犯的理论争议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规定了累犯制度，且均采取了有效措施对累犯进行严厉制裁。有的国家刑法采取了不定期刑主义，有的国家刑法采取了加重处罚主义，有的国家采取了从重处罚主义。纵观世界各国的刑法典，虽然多数国家都仅规定了自然人累犯制度，但也存在一些刑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规定了类似单位累犯的制度。

国外许多国家称"单位犯罪"为"法人犯罪"，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之一的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完整的法人犯罪制度的国家，其对法人累犯及其刑罚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法国刑法典》以较大的篇幅全面规定了法人累犯制度，②又如1977年7月1日生效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经济违法法》也规定了法人累犯，同时还设置较特殊的责任人累犯制度。上述两个国家对法人累犯的规定相对都是比较全面的，法律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应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从法理学角度来讲，我们在移植外来先进文化时，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给予适当的阳光和雨水，使其在我国法律土壤的培养下上健康成长。

我国单位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和单位再次犯罪现象的频频发生，早已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关于是否有必要增设单位累犯这个制度，各专家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肯定者和否定者争论纷纷，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和理由。

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刑法不应设立单位累犯制度，首先单位犯罪的特点已经决定了其不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意图。③再者，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构成一般累犯的条件要求前后两罪均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而对单位的刑罚通常采取"双罚制"，且就单位犯罪本身而言，只能适用罚金刑，显然不符合累犯的罪质条件。此外，"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中的"刑罚"仅指主刑，不包括附加刑。最后，单位罪过离不开单位内部特定自然人的罪过，是一种独立于自然人而又依附于自然人的超个人的集体意识和意志的体现。由此看出，否定论者主要从累犯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上否定了单位累犯的设立。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早已开始探索增设我国刑法的单位累犯制度，根据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状况，以及累犯制度设置的初衷，结合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和根本精神，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学者认为，确立单位累犯制度，以便对符合条件的再次犯罪的单位进行从重处罚，以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其理由是：首先，单位能够成为累犯是因为单位能够成为犯罪主体，这是单位成为累犯的主体条件；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确认单位能够成为累犯具有必要性。犯罪单位在刑罚的初次体验之后，在一定期间内又犯罪，足以表明其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大。④另有观点认为，即使再次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和初次犯罪时的不同，也不能因此而影响单位累犯的成立。⑤综上，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⑥

二、单位累犯制度的立法探讨

刑法是保证市场规则得以实施的强有力手段，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规定了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及相应的刑罚，目的就在于使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受干扰和破坏。在刑法中确立单位累犯制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该制度的确立无疑是对刑法中累犯制度合理的完善。如果犯罪的单位在执行原判刑罚以后，在一定时间内又犯罪，足以表明其主观恶性之大和社会危害性之严重。照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单位屡犯罪问题必将越加突出。笔者认为，应确立单位累犯制度，依法对其从重处罚。

（一）我国增设单位累犯的必要性

经济犯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时代性特点。近几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加速转型，经济犯罪较为猖獗，不仅使国家的经济利益受损，甚至连政权制度的长治久安也会受到威胁。作为主要经济犯罪主体之一的单位异于自然人主体，其实施的犯罪危害涉及面广，且极具隐蔽性，不易暴露，在查处及认定上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加大对这类单位犯罪的打击力度，有效地对它实施惩罚与改造，以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

第一，单位累犯制度的确立是贯彻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刑法第4条规定是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毋庸置疑，不管是宪法中的"人"，还是刑法中的"人"，不仅仅是指自然人，当然也应当包括单位。根据该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影响量刑轻重的刑罚制度也应当平等地适用于自然人和单位。

第二，单位累犯的确立符合累犯制度设立的本意。刑法设立累犯制度，并将累犯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之一，主要是基于特殊预防的考虑。通过规定特定的再次犯罪将构成累犯，以区别于一般犯罪情形，以保证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提高惩罚犯罪、改造犯罪人的实际效果。

（二）我国增设单位累犯的可行性

累犯制度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之一，并且累犯不适用于缓刑和假释，对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可以限制减刑。刑法之所以设置累犯制度，其理论依据就在于犯罪人所实施的后罪所反映出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比一般犯罪严重。同作为刑法的基本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显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根据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状况，单位累犯制度不仅很有必要确立，而且不管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首先，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情况的存在，为刑法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现实依据。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犯罪现象的日益频繁严重，许多单位在初次犯罪后，因其主体资格未被剥夺而在一定时间内又再次实施犯罪。初次刑罚之体验，不仅未使某些犯罪单位改过自新，从此遵纪守法，反而使其把判处的罚金看作是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而缴纳的税收，积累了初次犯罪的"经验"，再次犯罪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技巧更加灵活。

再次，单位犯罪的理论基础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依据。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责任主体，单位因具有主观意识和意志，同时具备行为能力而被刑法确定为犯罪主体。因此，单位在缴纳完罚金以后，只要其主体资格仍存续着，依然有可能基于自己的主观罪过而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最后，增设单位累犯制度，并对其从重处罚是基于实践的迫切需要。刑法的功能是打击和预防犯罪，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单位再次犯罪比单位初次犯罪更为严重，因此将某些符合累犯条件的单位再次犯罪确定为累犯，使刑事立法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我国刑法第356条对前后两罪均为犯罪的行为，规定了从重处罚的量刑规则。犯罪前后罪均可以由单位构成，并且刑度条件上均不要求存在"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限制，虽然这并不能代表刑法已对单位累犯做出了规定，但笔者认为这条规定对我国刑法未来增设单位累犯具有很好的启发性和借鉴作用。

三、单位累犯制度的立法构想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将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类型。一般累犯是常态，特殊累犯较之于一般累犯而言危害性更大，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增设至特殊累犯，无疑是基于近几年这两类犯罪现象的日趋增多及对社会危害性的日益严重的现实情况出发，以不断完善累犯制度。由此可以大胆假释，增设单位累犯也是大势所趋的。

（一）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

"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是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关于单位累犯的存在范围，笔者认为，只存在于对单位处以"双罚制"的情况下。显然，在"单罚制"的情况下刑罚对象只有一个，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于在"单罚制"的情况下，单位前罪本身并未受到实际处罚，丧失了初次处罚的基础，即使再次犯罪按照"双罚制"处罚，也无法构成累犯，自然不能对单位从重处罚。同理，若前罪采用"双罚制"，后罪处以"单罚制"以及前后两罪均处"单罚制"，均不能构成单位累犯。因此，只有在前后罪均为"双罚制"的范围内，单位再次犯罪才可能构成单位累犯，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单位累犯的主观条件。单位累犯的前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构成累犯。有刑法学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累犯制度，是因为"犯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又犯性质比较严重的罪行，表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应当判处较重的刑罚，才能有效地对他实施惩罚和改造，到达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确立累犯制度的理由所在。"⑦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自然人过失犯罪不构成累犯，无疑体现了刑法对累犯从严控制的精神。

第二，单位累犯的刑度条件。有学者认为，在"双罚制"的情况下应当以自然人和单位所受的双重刑罚为准，即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所犯前后罪中都应当承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同时犯罪单位在前后罪中都应当承担一定数额以上的罚金。⑧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任何法律规定都应该考虑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若以自然人和单位所受的双重处罚为准，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许多不便，比如说单位构成累犯的时间起算点难以统一计算。因此，单位累犯的刑度条件应当仅以单位所判处的罚金为准，具体数额应根据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确定。

第三，单位累犯的时间条件。首先，关于单位累犯的时间起算，应当以犯罪单位"刑罚执行完毕、赦免或者免除以后"为起算点。我国刑法第54条对罚金的缴纳方式规定了四种，根据不同的缴纳方式，时间起算也应有所区分。再者，对于构成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有论者以为，应和自然人累犯相区别，以体现单位累犯危害社会的严重性程度，应将此时间间隔适当延长，定为七年或更长时间。⑨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考虑到单位累犯和现行自然人累犯制度的协调性，同时参照国外成熟的立法例，笔者认为，单位犯后罪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赦免或者免除以后五年以内"作为单位累犯的间隔时间更为恰当。

（二）单位累犯的处罚原则

总体上，单位累犯的处罚原则应当同自然人累犯的处罚原则相同，即从重处罚。在"双罚制"的情况下，犯罪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同是单位犯罪的复合主体，均是刑罚对象，因此，单位犯罪行为导致刑法上的不利后果，理应由犯罪单位本身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来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对单位累犯实行从重处罚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适用于犯罪单位的刑罚种类只有罚金刑一种，因此，对单位实体的从重处罚就必须在刑法所规定的罚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处罚。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法国刑法典》中对法人累犯从重处罚的规定，采取罚金数额的倍增或按比例增加罚金数额的方式。

二是对单位累犯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相对于单位实体的从重处罚，对直接负责人员的从重处罚较为复杂些，是否应当从重处罚，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论者指出，应当分情况来处理：当且仅当前后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是同一主体时，才能对其从重处罚，否则只能按照普通标准定罪量刑。另有学者提出，在认定单位构成累犯时并不需要对相关责任人员从重处罚，因为单位累犯的主客观条件等均是出于单位这个实体本身考虑的，而非各自然人意志的简单相加，因此没有必要把从重处罚的范围扩展到相关责任人员上。笔者认为，即使单位初次犯罪和在法定期间内再次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发生了变化，既不影响单位累犯的成立，也不影响对直接责任人员从重处罚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若后加入犯罪单位这一组织的直接责任人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单位犯前罪的情况，主观上并不存在善意、不知情的减责条件，对其进行从重处罚，并不违反刑法的精神。相反，如果不加大对这些人员的打击力度，无形中放纵了部分单位直接责任人员领导、指挥单位犯罪的行为，其明知单位曾经触犯过刑法，不仅没有督促单位认真悔改、遵纪守法，反而为谋取非法利益而促使单位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结 语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化，依赖并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刑法，也必然要发展和发生变化。当前，刑法的任务应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重点，同时司法实践应严格贯彻落实立法精神和刑事政策。因此，单位累犯立法，是对累犯制度的完善，是刑法不断调整、修改，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单位累犯制度的立法构想，并将单位累犯的定义表述为：单位因犯罪被判处七十万元以上的罚金刑，在刑罚执行完毕、赦免或者免除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被判处七十万元以上罚金刑的犯罪，应当对单位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从重处罚。单位过失犯罪的除外。

注释：

① 刘宪权：《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② 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③ 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页。

④ 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⑤ 沙君俊、刘孟骐：《论法人累犯》，载《人民检察》，1997年第4期。

⑥ 苏彩霞：《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载《法学》，2002年第4期。

⑦ 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⑧ 陆漫：《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5期。

篇4

内容提要: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

自由刑是以剥夺或者限制人的身体自由为内容的刑罚。在欧洲17至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自由权利日益重要，剥夺或限制人的身体自由能给人带来一定的痛苦，于是，自由刑应运而生，并取代火刑、身体刑、流刑等酷刑，成为近代刑罚制度的中心。时至今日，自由刑历经发展，依然在刑罚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其弊端也日益彰显。本文拟从刑事政策角度审查我国自由刑制度，并对其改革提出建议。

一、自由刑在刑事政策上的意义

自由刑能在刑罚体系中长期占据中心地位，其在刑事政策上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自由刑剥夺或限制犯罪人的身体自由，使犯罪人产生痛苦，满足了普通大众与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报应要求，具有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功能，并使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要求得到响应，使社会受损害的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其次，执行自由刑对犯罪人所产生的痛苦对社会普通大众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使潜在犯罪人不敢铤而走险，从而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再次，自由刑剥夺或限制犯罪人的身体自由，使犯罪人与社会相隔离，从而使社会免受犯罪人的继续侵害。这种无害化处理，对防止犯罪是重要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自由刑在教育刑观念的指导下被赋予矫正功能，即通过劳动等积极有效的手段，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使之改恶从善。从国家宏观的角度考虑，执行自由刑的中心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使犯罪人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因此，教育、改善犯罪人，即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诚如大谷实所言：“自由刑的受刑人，只要其最终仍要返回社会，则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不再犯罪的市民而重返社会的过程，不仅在刑事政策上极为重要，也是尊重个人尊严的人道主义的要求。这种重返社会才是执行自由刑的中心目的，是自由刑所固有的刑事政策上的意义。”[1]117

二、刑事政策视野中自由刑的局限

如上所述，通过各种手段对犯罪人进行矫正，使之不再危害社会，是刑事政策对自由刑所特别期待的。然而，在实践中，自由刑并不尽如人意，其局限主要表现在：

（一）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

刑罚的报应思想要求必须惩罚犯罪人，使犯罪人遭受痛苦。这种思想体现在自由刑中，即要求将犯罪人关在监狱中，使之与社会隔绝，遭受自由丧失的痛苦。但这与刑事政策所要求的自由刑矫正目的是冲突的。因为矫正的目的是使犯罪人能重返社会并对社会无害，但犯罪人生活在监狱这种完全封闭的场所中，对社会的变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出狱后难以回归社会。这是当前世界各国累犯、再犯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二）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

不同犯罪人有不同的犯罪人格，矫正必须针对个别犯罪人的人格，采取个别化的有效方法实施改造。但在现实中，矫正不得不受法院宣告刑刑种及刑期的制约。一方面，矫正必须在宣告刑刑种的框架内进行；另一方面，因法院的宣告刑是既定的，有时从矫正的意义上认为是多余的刑罚也不得不执行，而有时从矫正的角度认为必须继续关押的犯罪人因刑期届满也不得不予以释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主张不定期刑，“如果惩罚的期限在判决中被一成不变地确定下来，那就可能不利于改造犯人。徒刑的期限不应该是罪行的‘交换价值’的量化。它应该根据犯人在监禁期间的‘有效’转变来调整。它不是一种时间标尺，而是一种完成的时间。它是一种运作形式，而不是工资形式”。[2]274

（三）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

众多的犯罪人都关押在一定的场所中，相互之间的交流是难免的。在这种交流中，不乏诸多“臭味相投”之士互相传授犯罪方法，交换犯罪经验，甚至有些在监狱中结成死党，相约出狱后共同犯罪等。在此意义上，监狱就成了一所犯罪人学习犯罪技巧和经验的犯罪学校。尤其是未成年人，易受感染，在监狱中进一步养成恶习的可能性很大。

（四）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

古人云：“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个人的人格一旦形成，要将其改变，十分困难。鉴于此，在监狱中教育、改善犯罪人，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刑罚制度，而且需要国家财政投入大量的经费，其中包括监狱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关工作人员的薪酬以及犯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等。但世界各国政府极少有能保证满足矫正犯罪人所需预算的。在我国，政府财政投入之少，甚至连监狱安全都没有保障。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8日报道，因为财政经费不够，四川全省监狱监管区的近15万米围墙中，安全不达标的有14万米；四川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财政经费不足直接导致了监狱安全没有保障，全省监狱监管区，尚有6万多米连不达标的墙都没有，全靠人工防范，多数监狱也没有安装电子监控、报警、防护设备。如此，财政投入连起码的监狱安全保障都无法满足，可以想象用于矫正犯罪人的经费何其少！

（五）监狱的低效

监狱的低效一直是自由刑执行中的一大顽疾。犯罪人被投入监狱进行改造，刑罚执行完毕后出狱，犹如工厂加工产品一样，但监狱“出厂的产品”显然大部分是不合格的。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就是明证。这其中有国家财政投入不够、监狱规模过大等原因，也有监狱改造罪犯的手段不科学、监狱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等因素。所以，此问题将成为监狱改革的一大难点。

三、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一）当前刑事政策的新动向

1.轻轻重重。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轻轻重重”。这里的“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处罚更轻；“重重”就是对严重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重。[3]397轻微犯罪与严重犯罪二者在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方面完全不同，对二者采取不同的刑事对策，既满足了罪刑均衡的报应要求，又合乎了预防犯罪的功利目的，因而广受推崇。例如中英量刑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通过对英国的量刑制度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受刑罚理论的影响，英国刑罚近20年来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监禁刑的立法和适用有“重刑化”的倾向；二是非监禁刑的大量采用。这里的非监禁措施，包括罚款、缓刑、保护观察令、社区服务等。[4]259

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符合“轻轻重重”的发展趋势。“宽”意味着刑罚的轻缓化，即对轻罪，能不以犯罪论处的就不予入罪，能不判处刑罚的就不判处，能不监禁的就不监禁，也即通常所说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司法化”；“严”意味着严密、严厉，即一方面要争取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使犯罪得到及时有效的惩罚；另一方面，对严重的犯罪应坚决予以严厉处罚，尤其对屡教不改的累犯，应从重处罚。“济”是协调、互补之意，“宽严相济”即要求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有度。

2.恢复性司法兴起。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中，除了为数不多的自诉案件，检察院代表国家追诉被告人，被害人实际不具有诉讼主体地位。但在西方国家新兴起来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中，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保障。恢复性司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的居中调解，促使被告人与被害人面对面协商，化解社会矛盾。在这种模式中，被害人及其家属是会谈当事一方，其意愿对调解能否成功起关键性作用，有利于保护其正当权利。

3.死刑朝废除方向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不管基于什么理由，由谁实施，出于尊重生命及人道主义的考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即意味着不人道；并且，死刑并非如想象般那样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死刑对于防止犯罪并非必要。因此，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即使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对其适用予以严格限制。根据英国学者罗吉尔·胡德的统计，已经废除所有情况下（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对所有犯罪适用死刑的国家从2001年12月的75个增加到了2004年6月的80个，已经废除对谋杀或其他普通犯罪适用死刑的国家从14个增加到了15个。在法典中仍然保留死刑的101个国家中，至少有23个国家公开表明了其不执行死刑的政策且已经至少在10年内没有执行死刑。此外，2002年6月至2004年8月，已经批准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任择议定书》——其废除了和平时期的死刑——的国家从46个上升至53个，签署了该议定书的国家从7个上升至9个。[5]1

在我国，死刑也在朝着严格适用的方向发展。自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对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已基本上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多人共同故意杀人的犯罪一般也只判处其中一个主犯死刑立即执行。这些表明，死刑的适用正在回归到它本来的轨道，即死刑只应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

（二）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面对刑事政策发展的新动向，与时俱进，抓住机遇改革我国自由刑，对于刑法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两大机能的充分发挥，至关重要。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立法方面。调整刑罚结构，加重生刑的处罚力度，减少对死刑立即执行的依赖。在刑罚结构中，不同刑种之间的衔接、补充对刑罚功能的正常发挥十分重要。我国刑罚体系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依次从轻到重。其中，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之间衔接十分紧密，科学合理。问题出在无期徒刑、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衔接（死缓虽也为死刑，但除个别因故意犯罪被实际执行死刑的情形外，实际为生刑，与死刑立即执行有本质区别，故本文在此将其单列，并视之为自由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的，一般实际服刑18年左右；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一般实际服刑15年左右。这与剥夺生命的死刑立即执行之间在惩罚程度方面可谓悬殊！一个20岁的人犯罪，被判处死缓，不到40岁就可出狱，这与失去生命相比可称得上“幸运”！这种状况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第一，司法实践中，有些情况下，虽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过重，但若适用死缓或无期徒刑又显过轻，最后法官很有可能在公诉方、被害人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因无期徒刑、死缓相对死刑立即执行的评价过低，难以成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刑，导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数量过多。

因此，为减轻死刑立即执行的压力，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有必要加重无期徒刑、死缓的处罚力度。建议在刑法中明确：判处无期徒刑的，只有在犯罪人实际服刑15年后方可减刑、假释，并且犯罪人原则上应至少实际服刑25年，有重大立功的，至少实际服刑20年；判处死缓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原则上终身不得再减刑或假释，有重大立功的，应至少实际服刑30年。同时，为衔接无期徒刑，应延长有期徒刑的上限至20年。

综上，加重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等生刑的处罚力度，使公众认识到生刑的严厉性，可降低社会公众对死刑立即执行的依赖，从而在情感上能够接受死刑立即执行的大幅度减少，为严格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奠定基础。

全面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长期以来，犯罪被认为是个人反社会的行为，应由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以维护秩序。在这种国家本位的理念支配下，刑事和解制度遭到排斥。但这种理念是值得反思的。诚然，犯罪破坏了社会秩序，但犯罪往往通过对被害人的侵犯而破坏秩序，被害人在随后的诉讼机制中其独立地位不应受到忽视。并且，国家惩罚犯罪的目的无非是维护秩序，而确立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国家的居中调解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达成和解，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而且能最大程度地修复遭犯罪损害的秩序。鉴于此，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现已试行，但法律依据缺乏。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刑事和解的程序和适用范围，在刑法中规定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被告人可基于与被害人的和解获得罚金等非监禁刑或适用缓刑。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将有助于推动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的贯彻实施，成为自由刑改革的一条重要出路。

增设非监禁刑的种类。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其中，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的适用范围特定，在实践中适用较少。这样，适用范围较广的非监禁刑就两种：管制和罚金。而管制由于刑罚内容本身的虚化，在现实中基本上是“不管不制”，形同虚设；罚金则给人一种花钱赎罪的感觉，且由于其为附加刑，很少单独适用。因此，为广泛适用非监禁刑，有必要增设非监禁刑种。出于有效矫正犯罪人之考虑，笔者建议增设社区服务刑。社区服务刑要求罪犯在一定时间从事指定的义务劳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监禁刑的增多，弊端日渐突出，寻求经济、高效的监禁刑替代措施成为西方各国刑事政策的重要任务。1976年3月9日，欧洲理事会通过了《(76)10号决议》，即《关于替代监禁刑的刑罚方法的决议》。该决议号召欧共体各国迅速采取措施，探索替代传统的高耗低效的监禁刑措施。而社区服务刑就是该决议积极倡导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方法。[6]285一方面，社区服务刑强制罪犯从事一定的劳动，体现了刑罚的惩罚性；另一方面，由于社区服务刑系在社会中改造罪犯，有利于发动社区群众监督罪犯并促进其反省，同时社区服务刑避免了在监狱中服刑的种种弊端，有利于罪犯服刑后迅速适应社会。

2.司法方面。要充分发挥裁量不起诉制度的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就是裁量不起诉，其功能在于：一是对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做出处理决定，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二是使罪犯免受刑罚，有利于其重返社会。但在实际运行中，检察机关的裁量不起诉权是受到严格制约的，尤其是在追求起诉率的严打态势下，裁量不起诉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今，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裁量不起诉正是体现对轻微犯罪宽大处理的有效途径，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实行“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原则。

量刑时更关注犯罪人的个人情况。笔者曾接触过一个案子：行为人甲15岁读初中时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后逃逸并转学至其他中学继续上学，经高考被一大学录取。但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几天，被刑事拘留。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甲在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法官在量刑时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三年以下处刑，并适用缓刑，从而不影响甲去上大学。然而，虽然家长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就赔偿数额与被害人达成协议，虽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出具书面意见证明甲平时在学校表现良好，但法院还是判决被告人甲二年有期徒刑，未适用缓刑，甲的大学之梦破灭。法院的非正式解释是，甲致人重伤的行为恶劣，担心适用缓刑会引起检察院的抗诉。

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刑罚，检察机关可能的抗诉对法院判决不应产生影响。上述案件中，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了不该考虑的因素，却忽视了应当考虑的犯罪人个人情况。显然，该案中，法院的判决对甲的影响极有可能是终身的。如果法院适用了缓刑，甲可以去上大学，其以后继续犯罪的概率很低；但法院未适用缓刑，甲不得不去监狱，因上不了大学出狱后的工作生活将十分困难，加上受监狱其他犯人的感染和可能对社会产生的愤恨，其继续犯罪的概率将很高。所以，从维护秩序的刑事政策角度考虑，该案中法院的判决是失败的。法院对自由刑的弊端应有充分认识，在量刑时应当更加关注犯罪人的个人情况。

3.执行方面。(1)确立、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如何解决非监禁刑的执行和非监禁化措施的考察问题，是实现非监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社区矫正制度就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良好探索。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五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通过社区矫正，组织有关单位、社区基层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法制道德教育、心理矫正、组织公益劳动，并对其进行职业培训、就业安置等生活上的帮扶，可以矫正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当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经费保障不足、专业人员缺乏等问题，急需进一步解决以正式确立社区矫正制度。(2)重构监狱的价值理念，改革监狱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监狱给人的印象总是高墙电网，正是与世隔绝，监狱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在我国，监狱的问题首先出在价值理念方面。为避免因罪犯逃跑而带来的责任问题，安全被置于监狱工作的首要位置。也正是出于安全考虑，监狱总是建在边远、偏僻之处，处于封闭、秘密的状态。但是，当必需的安全因素被过于强调的同时，监狱也与社会文明的发展隔绝。在此系统中，受害的不仅仅是罪犯，更包括监狱工作人员。当有监狱工作人员在退休、离休时告诉你，其退休、离休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省城、看火车时，你会想象得出，那是何等的悲壮！另外，生产在日常监狱工作中也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监狱经费的严重不足，监狱不得不依靠生产来维持运作，但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监狱生产的落后显露无遗，监狱为此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以获取效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监狱的工作就是“安全第一，生产第二”，改造教育罪犯的任务受到严重忽略。

为改变监狱的现状，监狱的价值理念必须重构，现代文明的要素必须受到重视，这些要素包括：人道、人权、公正、民主、自由、法治以及效率等。这些要素应当构成监狱价值理念体系的基础和主体。

与价值理念重构相配套的是，监狱现行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必须改变。在这方面，张绍彦教授指出了监狱的发展方向：“建立不与社会隔绝的开放的或者相对开放的犯罪处遇实践的社会体系，实现监狱社会化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立监狱并实行监狱独立行使行刑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包括行政命令等在内的各种因素支配的监狱法治体系；监狱的职能和任务只能限定于对犯罪的预防和改造，它应当追求以改造罪犯为核心的、也包括罪犯劳动生产效率在内的工作成效，但它却不应因此而承担任何经济性生产的任务；监狱的布局、建筑和规模，应当合于人道、人权和民主、法治、科学与效率等项精神，逐步改变现行布局偏远、建筑随意、规模过大等不尽科学与合理的情形；在行刑手段和行刑方式上，应当追求适度监禁、教育、劳动、心理咨询与矫治、社区矫正与服务之间的协调、整合与统一，实现监狱、工厂或农场、学校、医院和社会多种形象与机能的协同发展，使罪犯在监禁中、劳动中、学习中、治疗中和生活中，得到自然的和真正而彻底的改造。”[7]172

注释:

[1]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杨春洗.刑事政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英量刑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