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政策

一、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波峰和波谷是经济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曲线是围绕斜线FE上线波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扩张）或下降（收缩）的时候。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如图1所示的A点和E点）。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收缩。收缩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收缩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如图1中C点）。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在扩张阶段，即CE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益活跃的阶段。此阶段，市场需求旺盛，订货饱满，商品畅销，生产趋升，资金周转灵便，经济发展处于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而收缩阶段，即AC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紧缩的季节。这时，市场需求疲软，订货不足，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企业在供、产、销和人、财、物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经济发展处于较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二、经济周期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试图解释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菲利浦斯曲线理论流行，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是：当高失业率的时候可以减少通货膨胀，当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降低失业率。20世纪60—70年代，更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菲利浦斯曲线是否能正确放映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弗里德曼，受“时间一致性”观点的影响，他认为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时间一致性的基本观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所指定的政策要有一个前提量的选择，这些政策能够影响居民的消费、厂商的投资预期。目标常常不能够真正实现，陷入决策制定者的悖论。“时间一致性”揭示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经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问题，从那时这种概念就逐渐变成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重要理论和依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图2所示，原本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BCDE，其中BC段为衰退期，CD段为萧条期，DE段为复苏期，EF段为繁荣期。如果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保持一致，那么在经济周期本身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周期每个阶段将会加速发展，使得经济周期由ABCDE变为A1B1C1D1E1，使得原本的经济周期变短，而且新经济周期的波动较原有的波动更大，不利于稳健的宏观环境的形成。

另一方面，我们假设原有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1B1C1D1E1。由于宏观政策的实施到产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我们假设宏观经济政策从实施到产生效果的时间为一整个经济周期的四分之一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在A1B1段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B1C1段发生作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效应，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会对经济周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冲抵作用使得经济周期的整幅变小，使得经济总体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影响，但是会减少某些时期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时间一致性

一、引言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基得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考特（Edward C. Prescott），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以及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和周期的根源。这是继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后近十年，宏观经济学家再次荣获这一殊荣。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King和Rebelo（1999）称其为“对宏观经济学的有利的技术冲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RBC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有争议的结论。其中最具争议性的结论是，经济周期是理性个人对实际冲击最优选择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是动态的帕累托最优（Time-varying Pareto Optimum），失业是自愿的而非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在八九十年代，RBC理论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得到不断修正和拓展，如引入了市场失灵、货币冲击及其他外生需求冲击等，理论趋于成熟，其研究方法也逐渐应用到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它所倡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

二、RBC理论的理论框架

RBC模型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并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实际扰动而不是货币的或名义的扰动。这一实际扰动是对总体生产函数的技术冲击，并以索洛残差的变化来度量。这是RBC模型与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波动源泉的主要分歧。当然，许多RBC模型也纳入了政府支出的变化，与技术冲击一起分析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RBC模型中，代表性厂商的技术为：Yt=AtF（Kt，NtXt）。其中，Yt、At、Kt、Nt和Xt分别代表产出、随机性技术冲击（Random Productivity Shock）、资本、劳动和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Deterministic Component of Productivity）；函数F（Kt，NtXt）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随机性技术冲击At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Xt的增长模式为Xt+1=βXt，其中常数β＞0。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t，Lt），其中Ct、Lt分别代表消费和闲暇。消费者在第t期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0＜b＜1，它表示折现因子；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在均衡状态下对模型求解，解出的劳动、消费、资本、产出都会随着随机性技术冲击At的波动而波动，从而对现实宏观经济的波动给出了理论解释。通过RBC理论框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观点。

1、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

RBC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将索洛残差的估计值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测度指标。技术受外来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随机变量，并且它有一个持久性分量，即一次技术创新将永久性地提高技术水平的预期路径，这使得实际GDP也存在一持久性分量。经济波动的分析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的，因此观察到的产量波动是其自然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观察到的产量波动仅代表随时间变化的帕累托最优。换言之，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并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这使得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

2、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

在Kydland和Prescott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他们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但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得到更多，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三、RBC理论的应用与借鉴

RBC理论从产生之时起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此有人认为它对人们了解现实世界没有帮助。但实证研究证明，RBC模型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1、它使学者们重新看待宏观经济数据

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经济在短期是否存在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RBC理论提醒经济研究者应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有助于经济学家决定将注意力是更多地放在经济周期问题上还是放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而且，RBC模型中使用的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具有先进性。这一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运用这一方法，经济学家们可以提出一些经济问题或政策建议，然后进行试验，这是计量经济学无法办到的。现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已被纳入到RBC理论的主要反对者――新凯恩斯主义者经济分析的工具箱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RBC理论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2、RBC理论有着自己的政策含义见解

RBC理论认为政府付出高昂代价抑制波动的努力可能是反生产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观点都是其模型内涵顺理成章的推论，因为不稳定是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作出合理反应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不能认为是对产量的理想趋势的偏离，而应被视作是因技术变迁对生产函数的冲击而作出的帕累托最优的反应。而且，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个人劳动的供给，因而失业都是自愿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充分就业均衡之中而不是非均衡之中。因此，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的反周期措施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创造良好条件。比如，税率的准确制定、公共物品的提供等都会影响劳动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及其变动区间。

四、RBC理论对我国经济的适用性

1、我国经济面临正向技术冲击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正向技术冲击下正进入新一轮周期，也就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引发的。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造成了影响。正向技术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由于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大，与原材料、能源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会形成滚动扩张。根据现期和预期需求，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扩大，再加上金融企业的推波助澜，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个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就产生了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但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受到需求和资源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结构升级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正向的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波动源的探讨能适用于我国的经济现实。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也变大了，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

2、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给我国的政策制定一定的约束，以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执行时，也不能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从总体上看，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我国政府非常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基本遵循“政策规则”，适当采取“相机抉择”，把一定的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较好地避免了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RBC理论研究的基础是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距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还较远，市场反应迅速且调节有力的条件还不存在。而我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时，对经济不做任何干预是不可能的，单靠市场调节会使严重的通胀和高失业率状况持续过长，带来极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从货币政策来看，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但也有很大的外生性，因此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一般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

五、结语

RBC理论对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实质。按照Kydland和Prescott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也不能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实际上，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政策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社会选择的，而社会实际上需要选出一个机构或一部分人来做它的代表。因此社会面临的问题既是在不同的政策中作出选择，又是设计一个政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面临的是机制设计问题，即到底应该赋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权力。

【参考文献】

[1] 喻国平：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语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理论述评[J].当代财经，2005（1）.

[2] 道琼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和通货膨胀目标[Z].中新网，2004年10月14日.

[3] 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篇3

房价的长期与短期问题

媒体上经常将上海、北京房价与香港比，认为中国房价将持续上涨。确实，如果看好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再过20年经济总量将逼近美国、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景；如果看好中国经济在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水平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将更加繁荣这一历史必然，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从长期看，房价会呈上涨的趋势。但是，也应该看到，因为经济周期调整的原因、因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尚未成熟，政策尚需不断完善的因素、因为人口老龄化，城市独身子女家庭继承双方父辈房产逐渐增多的因素、或是宏观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后的调整因素等等。

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在某个历史时期，房价未必一定是涨，也许是跌，或者涨的趋势根本不是现在人们所预期的走势。因此，投资房市特别是借钱进行投资，也许就会遭到严重损失，甚至是倾家荡产。所以，讨论房价问题，要防止舆论上将长期与短期问题混淆。

民生与市场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摸索，人们越来越清楚，居民住房问题不仅是个市场问题，也是个民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调控房市，首先必须基本保障每个公民有最起码的居住权，需要对一部分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以非市场化的廉租房形式予以保障。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除廉租房性质之外的一切住房，从宏观经济变量间平衡的角度出发予以市场化调控。

因此，基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阶段的特点，基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个渐进过程的特点，在调控中，只要是确保了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即使面对居民改善性住房及其他房价的上升，舆论上的引导，不能给居民购买改善性住房和大学生毕业没几年就可以按揭买房，以更高的期望值。

同样，在调控中，面对改善性住房及其他房价的下跌，也不必惊慌关措，应尽量由市场规律发生作用。因为只要宏观经济保持了基本的平衡，短期内房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涨跌，并不意味宏观调控出了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的可能是一个不成熟房地产市场中的其他政策制度的问题。只有区分了民生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宏观调控才有主动权，才有空间。

支柱产业与虚拟资产问题

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已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承认，当前的中国，买房既可作为消费，又可作为投资，这也是一个现实。因此，如果政策引导不当，房价上涨预期较快，这时购房的投资、投机因素往往是大于消费因素，虚拟资产的特征会明显突出。而在实际生活中，支柱产业因素与虚拟资产因素又是混合、同时存在的。虚拟资产因素往往又是宏观经济周期过度波动的干扰因素。

因此，基于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思考，第一，应想尽办法消除房市中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负面影响，第二，即使作为支柱产业也不是鼓励其做得越大越好，似乎一说支柱产业就不应该在一定时期采取压缩、限制其过快发展的政策。因此对一个支柱产业同样应在宏观经济总量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考虑其在增长与物价诸平衡间的取舍问题。特别是在当今流动性过多、存在资产价格上升压力的情况下，且房市本身诸多制度还不完善、调控房市的政策尚处摸索阶段时，更要关注其虚拟资产因素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在这方面，中国要吸取世界各国发展房地产市场中的经验与教训。凡是将房市作为消费市场的，一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小，如德国、法国等。凡是将房市作为投资市场的，一国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大，如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基于此现实，“十七大”文件提出要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收入，应鼓励老百姓从投资实体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收入(资本回报)，而不是鼓励老百姓从投资虚拟资产市场去获得不稳定的财产收入(靠资产价格上涨)。

跨期消费与信用膨胀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后，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之一，是结构问题。集中反映诸多结构问题的突出表现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因此，扩大消费是当今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中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鼓励居民利用金融功能进行跨期消费是题中之义。但是，跨期消费应该不应该有个“度”?“度”在哪里?这同样又必须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平衡角度进行思考。

相对于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慢，此时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较大而出现利率水平的频繁调整，原按揭利率水平较低的贷款或首付比例较低的贷款，有可能出现贷款偿付风险，或者出现信用膨胀的宏观风险。因此，从宏观经济平衡增长出发，必须对跨期消费要有一个“度”的控制。既要允许跨期消费，又要防止信用过渡膨胀。在这个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已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训。

中长期原则

基于以上四点宏观思考，面对中国当前房市调控中的一系列政策，有些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偏、调整有一定的难度，但从中长期看，必须毫不动摇予以明确坚持的原则是：

第一，对民生与市场问题，要有清晰的区别政策，不能含糊不清。

第二，必须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减弱房地产市场中的虚拟资产市场因素。

第三，只要是涉及金融放大功能的，一定要坚持一定的监管限制政策。

同时，当前认为金融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冷热的舆论，是不正确的、危险的，要加以正确引导。

在运用金融功能支持房地产企业进行跨期生产和支持居民跨期消费时，不能仅仅看到其实体经济意义上的投资与消费的作用，而忽视其宏观风险。必须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之一的金融政策，置于经济增长与物价、经济增长与信用供给、国际收支平衡的最基本的长期考量中。

篇4

关键词：房价 地价 经济

1.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动的主要经济因素

1.1供求关系因素

在房地产业中，生产周期长和资金规模大是房地产商品最为明显的特点，因此在某段时间内和某些特定的区域中，就可能会出现产品相对过剩或短缺这种现象，也就使得房地产业的价格呈现出波动的形式。由于房地产业具有不动产性、资产属性和资本附加性，使得房地产业不会随着使用价值的消耗和消失而减少或转移了房地产商品的价值，具有较长的价值使用年限，且随着投入的增加，其价值也会跟着增长。同时，这三种特殊的属性使得房地产商品的供求与价格关系的表现更加明显，有时甚至会使其发生扭曲，从而导致价格的波动更加剧烈和明显。

1.1.1需求因素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在房地产业中，界内人士普遍认为在短周期内，房地产缺乏弹性，因此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为市场需求因素。从城市住宅业未来的发展角度看，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造成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①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而造成的需求迫切；②城市外来人员对房子的购买需要和当地居民对住房环境改变的需要；③城市的土地出让，使得土地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从而带动了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虽说地价上涨和房地产供给结构的变动是影响房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但归咎到底，影响房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为消费者的预期发生改变，因此，有学者认为：造成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投资成本和预期这三个方面。业界人士在对房价上涨原因进行分析时，都比较关心市场供需对价格变动的影响，房地产可以看做是一种投资品，而投资需求的大量存在极易对房地产需求造成较大的波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幅度会发生变动，从而导致了房地产供求关系的不稳定。

1.1.2供给因素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房地产价格与土地价格之间的关系作为业内人士争议的焦点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土地出让方式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价的上涨，但那也仅仅是市场低价的释放而已，并非是影响房价的决定因素。研究房价与地价的基本关系可以看出，两者间都起到了相互影响的作用。地价的下滑和上升，势必造成房价的下降和上升，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房价的走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价格的走势。另外，地价对房价的影响程度会随着土地级别的下降而逐步下降，同样的道理，某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房价的不断上涨也会对该区域内的地价的上涨起到推动的作用，这两者间存在着的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及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就表现为市场供给关系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1.2经济基础面因素

房地产价格是经济面的一个敏感指标，通过对房地产价格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与经济面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当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行波动时，那就意味着经济基本面的状况出现了恶化，相反的，则表示经济基本面的态势良好。另外，经济面与房地产价格也存在着相互的作用。房价的下行或上行波动不仅仅是反映出经济面好坏状况而已，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经济面造成影响。当房价的波动对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了影响，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平衡，经济面则应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就势必会对当前的经济状况造成影响。

1.3城市化进度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化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城市化进程已逐步成为房地产业繁荣增长的原动力，并且成为目前我国房价快速上涨的一个合理的“说辞”。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也使房价呈现出向上波动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对城市土地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使得城市土地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另外，由于城市的积聚效应，使得房产价值和附加价值得到了增加。城市化本身孕含着与之相反的态势，即在形成积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形成分散。城市化进程存在着边际成本，假如城市的积聚所产生的成本超过了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那么就会使得城市化进程的速度逐步下降直至自然停止。所以当城市化快速发展或发生停滞时，房价必然会出现上行或下行的波动。

1.4经济周期因素

社会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主体，通过对其分析，可以发现该周期是一个增长、繁荣、衰退、萧条直至再重复的链式循环模型，且处于一个不断运行的状态。而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存在着经济周期，在忽略了连带效应和时滞效应的时候，其波动规律与经济周期的变动是一致的。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性表现得不是明显，因而对周期的研究就显得极为困难。且我国房地产业正处于成长的阶段，房地产业的规模正在持续的扩大，也就无法体现出实际应有的波动状况。但是，通过对经济研究方法和房地产指数研究体系的分析研究，并将房地产业规模的影响排除之后，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已经可以证明经济周期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性。

1.5经济全球化因素

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跨国资金的快速全球性流动，使得各国的资产价格也在剧烈的波动。世界宏观经济正处于短周期低速增长的阶段，过度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各国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是不难看出的，这种调整会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造成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不能承受的后果出现，使得经济处于持续性的经济疲软阶段，而这又进一步恶化了房地产价格波动。

2.政府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控管对策及改进措施

2.1政府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调控

（1）政府对国民经济波动的整体调控宏观调控政策应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政策相一致，并服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当国民经济不能承受房地产业的发展时，房地产业会给其他行业带来巨大压力，为了使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改变房地产业中的不良因素。

（2）政府调控因供求失衡而形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在房地产业中，供需不平衡是普遍的。因此，实际上为了减少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状况才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单凭市场经济的调节能力往往会使房地产陷入经济危机致使房地产业元气大伤，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使得房地产业能够正常运转，这时根据矛盾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调控方针。

（3）政府调控因宏观政策变化而形成的房地产经济波动即使会对房地产经济造成影响，政府仍然应该坚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保障了房地产业长远、健康的发展。同时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制止不当和失控状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不当的或失控状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应保持房地产业宏观政策的稳定，尽量避免重大经济决策的变化，这样会对房地产企业制订长期发展战略，减少企业决策的盲目性、短期性和投机性产生有利影响。

2.2政府调控的主要措施

（1）政府应对行政审批环节进行简化，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政府对房地产开发项目严格而繁琐的监管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市场可以检验审批中的大部分环节，政府要做的是在开发前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和信誉，并且在建设中和建筑完成后进行标准规范的质量验收。另外，还要对每一个必须进行的审批环节所需的具体时间进行严格规定，对超过期限的情况可提出申诉索取赔偿。

（2）改进或变更价格双轨制土地转让市场大量存在价格双轨制，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并未最终解决，某种商品在市场上只要存在两种价格，运用各种方式找到政策漏洞的人就会出现。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协议出让土地的方式，才能将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赋予市场。

（3）政府对税收政策进行改进，降低居民住房交易税费，对于各中小企业在信贷方面的支持也不断加大。第一，按照新制定的《企业所得税法》来实施，对于个人房地产的税收制度持赞同态度；第二，改革税费并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措施。通过减退税或是抵免税的方法，达到减轻居民税和企业税的目的，以推进企业的投资力度，以及刺激居民的消费力度，最终使得房地产市场能朝向稳定健康的方向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牛德利.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经济因素分析[J].价值工程，2011.30

篇5

1.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现状跟据中国房地产协会的相关信息，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面积增大与竣工面积的增长幅度减缓并存；二是各地房地产项目拆迁规格的增长放缓，但对土地使用的控制情况恶化。原因在于，一是在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之下，开发企业对土地囤积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应的土地利用效率在提高，促使项目开工的比例提高。但仍然有一些开发企业为了确保项目收益，控制项目的建设进度，延缓项目的开发时间，从而使得竣工面积的增长速度减缓。二是国家针对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出台了文件政策进行规范，使得拆迁增长速度减缓。但土地使用情况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规范。从投资角度看，目前我国对房地产的投资热情仍然持续高涨，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在整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较大。从投资构成角度看，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国内民间资本，其投资占到国内房地产市场投资总份额的绝对比例。据2011年的统计，这个比例超过76%。在最近十年的统计数据中，除2008年存在回落之外，国内民间资本对房地产业的投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状态。

2.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导致问题较多，从社会整体来看，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1）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较为严重伴随着近年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土地资源、木材建材资源的浪费较为严重，政府有关部门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工作不到位，房地产开发企业节能技术较低，节能材料及可再生材料使用率较低，管理措施不到位。

（2）对文化环境的破坏较为严重特别表现为在城市规划及具体拆迁过程中对具有文化、历史内涵，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特色的老城区、老街区、老建筑物的保护不力，随着城市开发的程度加深，高层建筑数量不断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围文化底蕴也越来越淡，各城市外貌在不断趋同。

（3）对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部分开发企业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盲目增加开发项目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由于城市建筑密度的增加，住宅小区建筑物容积率的增大，从而致使城市的绿化空间变小，城市空气质量问题和气候问题突出，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4）商品房的空置率较高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的商品房空置率较高，甚至有些地方商品房开发的面积、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人口规模，鬼城频现。高居不下的空置率给经济社会带来较多的问题。

二、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重要作用

1.房地产业特征显著，一是与数量众多的行业的高关联性，二是创造财富的巨额性，三是产品的基础性，从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平稳不变的，它的发展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一样，也会受到资源、消费因素的影响而起伏。当受到资源、消费的约束时就会收缩，当受到资源、消费的刺激时就会扩张。

（1）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与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具有较高对应性。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及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便采取相关经济手段，并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及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周期，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正处在第四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81年到1983年；第二个周期从1984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从1991年到1996年；第四个周期从1997年开始至今。通过对比我国房地产业的这四个发展周期，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房地产经济周期的长度每经过一轮都在变长，波动的幅度在不断减小；二是房地产经济的衰退周期与扩张周期的比例是在不断减少的。

（2）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

①内在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市场供求房地产投资规模波动是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引擎。房地产企业在作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其投资回报率。房地产投资回报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增加或减少，这个对房地产业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房地产市场供求波动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巨大。因市场价格、居民收入、政府政策、对市场预期变化等因素影响，房地产需求总量会发生波动；因资金、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因素影响，房地产供给总量会发生波动。这些波动会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只有在房地产供需总量保持平衡，同时供需结构保持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发展才能保持平衡；只要房地产供需总量失衡，或供需结构发生失衡，就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

②外在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政策因素指国家制定的有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此宏观政策因素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对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的影响是直接的、显著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经济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相关性极高，当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反之亦然。此外，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房地产业的技术变革、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等，都会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使得其发生周期性的波动。

③偶发因素是指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比如技术的根本性变革等。这此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突然的直接的。房地产市场与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牛雨来（徐州市观音机场有限公司，江苏徐州221006）

2.房地产经济周期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关联性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较大关联性。在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时，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效预防房地产经济大起大落，力求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房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1）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与房地产经济周期差异性方面我国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各地区发展水平、程度有很大差异，这也导致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区域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市场调控要结合以上特点，采用科学的理念制定政策，避免一刀切。

（2）货币政策灵活性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性方面货币政策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为预防房地产经济的大起大落，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要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并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灵活调整。要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控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灵活调整利率，连续微调调控方式及松紧程度，以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波动的周期。

（3）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性方面积极、稳定的财政政策对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要谨慎权衡制定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防止财政政策的调整引发房地产经济周期大幅的波动。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及房地产业现状，应当主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采取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紧缩由财政资金支持的房地产投资项目。

（4）政府引导的价格体系及市场需求多样性与供应市场相对单一性方面价格因素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较为突出，政府应当引导制定合理的房地产产品的价格，避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对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问题，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

3.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房地产业因其自身规模较大，因此，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非常强，其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非常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2011年，房地产业包括建筑开发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呈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0.43%上升到2011年的0.65%，房地产业每年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0.64%。房地产业对GDP的间接拉动作用也越来越大，从1998年的0.81%上升到2011年的1.21%，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1.19%。直接拉到与间接拉动合计，房地产业每年平均拉动我国GDP增长1.84%。同期我国平均经济增速为年9.86%，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19.7%。房地产业自身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起已经超过9%，2009年到2011年这个比例平均为9.6%。房地产业自身增加值加上间接带动产业的增加值一共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起已超过30%，2009年到2011年这个比例平均为30.1%。

（2）对关联产业具有需求拉动作用据有关资料显示，抽样调查2002年、2005年和2007年这3年，房地产业对我国42个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之和分别是1.6339、1.7977和1.9526，这意味着房地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产值，2002年拉动关联产业增加1.6339个产值，20005年数据为1.7977，2007年数据为1.9526。证明房地产业对关联行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来越大。从拉动的行业种类来看，主要受益的是物质及原材料型行业。这3年，受房地产业需求拉动影响最大的前10个产业中2002年有6个是物质及原材料型产业，2005年有8个，2007年有9个。2002年房地产业对这些关联产业的单位拉动作用占所有产业单位拉动作用的61.5%，2005年占63.2%，2007年占66.5%，呈逐步上升趋势。

（3）对关联产业价格的影响突出房价的变化对其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影响突出，根据有关资料对房价上升10%，其对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及对物价指数的影响，排名前10的产业列表如下：从上表可以看出，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主要是服务业，在服务业的成本比重中房地产所占比较高，因此房价的变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

三、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1.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内涵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有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环境等领域，总体来说，包括其一，要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二要能够保护环境，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及持续发展，其三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是说，实现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既要能够满足目前人民的物质需求，并能给今后预留发展空间，还要能够使得房地产业与社会各产业协调发展。

2.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及对策

（1）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市场监管力度政府要加大对房地产业的市场监管力度，理顺行政管理和企业自主经营的关系，管好政府的份内工作，引导房地产市场向规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要加强对房屋质量检测力度，确保开发项目的质量；要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避免土地空置现象；加强管理监督的同时必须杜绝对项目的暗箱操作，减少并消灭对房地产业的不合理收费。此外，还要积极引导房地产企业适应市场需求，促使开发项目与当地的环境资源人口等相协调，控制房地产开发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

（2）重视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一是优化税收结构，除对增量房产进行征税外，对存量房产征税要进入议事日程；二是开发企业的观念创新、产品创新，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进行环境成本核算，改变过去片面追求环境、低容积率、人均居住用地超规范的做法；三是消费观念创新，考虑潜在需求如何转化为有效需求问题；四是服务创新，创新中介、经纪、物管的内容和形式，简化房贷、产权登记等事项繁琐的手续，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利于操作的流程。科技创新。要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利用新能源，使用新材料，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要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改善人们的居住、办公条件，优化城市环境，从而增进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人民居住文明协调发展。

（3）建立健全房地产业法律法规，规范和指导房地产市场积极推进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对房地产业经济活动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规定明确具体、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规和准则，从而引导和规范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该流程中的买（拍）地环节、行政审批环节、企业融资环节、开发建设环节、质检环节、商品房预售环节、销售环节、售后环节、物管环节等几大重要环节的法律法规进行建立健全完善。特别要注意对法规准则的细化，如买（拍）地环节中对土地市场信息公开的法规准则，应细化说明规划结构、土地储备量、在拍土地、规划评估价格等；行政审批环节中审批程序和监督机制应细化；融资环节中指定金融机构、指定金融监控机构及金融秩序的监管制度应细化；开发建设环节中房地产税收的细则要细化；销售环节中对价格标准应细化。

（4）创立房地产金融二级市场，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据有关资料，其他国家居民个人住房的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比例大约为20%，而我国的比例仅为1.6%，这可以解释为我国房地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把房地产金融信贷更多的转移为房地产消费信贷，以实现我国房地产业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制约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金融信贷问题，我国房地产业一直被资金来源、资金流动性、期限错配等等因素的制约，为确保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完善现有的房地产金融体系，打通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具体讲就是建立和完善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二级市场，争取将抵押贷款实行证券化，把住房抵押贷款的一级及二级市场纳入到金融的整体大循环之中。

（5）做好房地产信贷风险的预防及管控工作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与房地产业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房地产业的行业风险会传递到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它们的信贷风险，要做好预防及管控工作，一是，要抓紧做好自身信贷结构的调整，自身资料缺课大，规模小的开发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必须严格控制信贷；二是控制好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重点支持自住房及改善型住房的贷款需求，同时还要严格执行贷款审查，坚决杜绝开发企业假按揭真贷款的风险做法；三是要加强贷后的管理，做好信贷资金的跟踪、调查工作。

（6）制定合理规划，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房地产业要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合理规划，提高对土地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一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发过程中必须加以合理利用的资源；土地资源也是我国实现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我们改善人居环境的的前提。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必须首先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开发利用；其次，对城乡结合地区的土地开发，要对土地征用许可证进行严格把关；再次，对已经转为建设用地的，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督促开发企业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最后，要对各类用地合理配置，以实现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二是抓好空置土地的处理工作首先要调整土地的存量，避免闲置，其次，需要从法规制度的角度妥善处理闲置的土地，对通过招拍挂手续以后超时限的土地，要通过回收、收购、兼并、拍卖的方式来使土地重新回到市场，从而使土地的利用率得以提高。

（7）抓好环保工作，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一是在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生态的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人们身心健康，是我们生活的重组成部分，是一直以来人类发展关注的重点，因此，房地产开发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抓好对环境的保护工作。二是要发展低碳房地产，积极提倡使用节能材料、可再生能源。

篇6

社会各界对于2008年金融海啸仍心有余悸，而谈及“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形势，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仍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说法。日前，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尽管货币数量论和凯恩斯理论大体可以解释1930年代的大萧条危机，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理论也可以解释1970年代的滞胀现象，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2008年金融海啸的解释却不足以让人信服。

自2009年以来，人们对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全球恶性通货膨胀的预测就可以说明此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资产负债从9000多亿美元扩张到接近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350%。同期，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从852亿美元扩张到超过4000亿美元，增幅超过400%。欧洲央行资产负债从11544亿欧元扩张至26557亿欧元，增幅超过130%。其他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亦是开足马力大印钞票，全球基础货币量增幅和规模超越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因此，人们按照经典货币数量论来推测，如此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么刺激实体经济快速复苏，要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但实际上，向松祚指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既没有像一些人乐观预期的那样，刺激经济快速复苏，也没有像另外一些人悲观预测的那样，导致全球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经典货币理论或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否还能够作为分析和推测宏观经济走势的有效工具？主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否还能够有效调节和控制经济，抹平经济周期？这些问题将决定未来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向松祚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对此，向松祚提出货币新思维概念，即用“信用体系一真实经济一虚拟经济”一般分析架构来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他表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加速背离，新兴市场国家深陷贫困性增长困境，是当前经济体系面临的三大根本性结构失衡，它们共同作用导致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其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的必然后果，是许多国家反复经历资产价格泡沫兴起与破灭周期，资产价格动荡严重威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这也是令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最为头疼的重大难题，是全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和货币金融中心日益加速背离，是过去40年来经济体系最深刻的变革。正是这样的变革，导致了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出现史无前例的重大变局。”向松祚说，“全球经济体系出现的三个层面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两级分化，信用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让主流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失效。”

与此同时，就在发达经济体展开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之际，中国的应对措施成为关键。向松祚提出五条对策：一是要加快国内债券市场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发展，做大吸纳各类投资的资金池；二是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步骤，包括尽快推出QDII2，大幅度提高QFII的额度，放宽投资限制，鼓励外国投资者到香港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股票和其他以人民币计价资产；三是简化手续，鼓励国内企业和居民到海外投资；四是尽量使用灵活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国内市场流动性，灵活调节国内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体系储备规模；五是加快我国和周边国家人民币贸易和金融资产交易结算体系，全力鼓励人民币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结算，尽快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人民币货币区。

篇7

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频频出台新措施，备受市场关注。其中货币政策类的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增加利率。这虽是早就应当采取的行动，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值得肯定与欢迎。然而，许多其他措施虽说新近才陆续出台，其实在过去数轮经济周期中已屡见不鲜，无外乎都是行政性的老办法。

人们之所以对倚重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一直有所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与今天中国经济愈益市场化、国际化的现实环境大为脱节。即使在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手中掌握的行政指挥棒也不是百分之百灵验；在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股份化改制后的混和制经济与市场竞争力量已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行政措施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更值得怀疑。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或不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强力推行之，只会诱发各种各样消极的抵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用膨胀过快。政府若真下决心硬行压缩投资与信贷，是做得到的。从中国最混乱的土地审批入手，再查出和强行关闭几个“铁本”类的企业，可谓举手之劳。但问题是，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效率损失是巨大的。

就拿国有银行来说，如果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再度引入信贷计划指标，硬性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产业流向，甚至具体的贷款项目等，势必使各家银行刚刚搭建的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具体产业和具体投资项目，不良贷款卷土重来与银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旦银行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

总之，行政措施短期也许见效快，但成本很高，后果严重。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药”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那么，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利用呢？

政府首选的工具还是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必要调整，降低央行基础货币的增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持续地提高利率水平等。与动用行政手段关停、冻结投资项目不同，这些间接的货币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央行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维持货币政策愈益紧缩的态势，那么或迟或早，信贷与投资增长、甚至包括千夫所指的房地产热，一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行政手段好比用牛刀做外科手术，也许能控制发烧症，但病人的胳膊或腿却被砍掉了，搞不好留下终身残废。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中药调理，温和适度，效果不会马上彰显，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当政府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将依然健在。实际上，之所以赋予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是为了避免严重通货膨胀，以保障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任何伤害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不宜取的。

可慰的是，央行最近多有行动，开始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财政政策态势，变“扩张”为“收缩”。自2004年起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置身事外”，实在是令人惊讶与费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从2003年就已经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态势；其对投资与出口需求为主的总需求过热，即使非始作俑者，也至少是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以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国际口径估计，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为GDP的1.6％，2006年预计只比此水平略低。而此比率近年如果略有下降的话，不是因为赤字绝对额的减少，而主要应归结为名义GDP的增加。

在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说最受人关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减税，也没有战争带来的庞大军事开支。在中国财政总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用支出最大，与行政管理费、文教支出构成前三大开支项目。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又以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其增幅在2004年与2005 年间甚至超过了贷款增幅。预算内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与FDI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当。事实上，还有相当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上属政府投资，但并没有计入“国家预算内资金”项下；而是与国有企业投资揉在一起，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基建投资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或资本性支出，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直接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除了哈佛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经典解释（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国学者新近提供的政治学解释（GDP成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还有一个直接的财政利益诱因，就是在中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现期与预期税收最大化。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扩大本地经济产能规模，增加未来税收流；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身――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当期就能直接产生税收。相关税种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土地增值税，其税额加起来占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以上，与企业所得税项平起平坐，仅次于增值税与营业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手中有了财力资源，未必优先用于社会文教卫生、扶贫与环保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更可能用于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由于尚缺乏交税人对本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民主监督机制，又没有发达国家市政债资本市场的约束，地方政府自然有“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冲动。在经济周期低谷时期，这种地方财政循环链有助于维持地方经济景气，中央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了；但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它就成了刺激投资与信贷需求的难以忽视的不稳定因素。

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开始高度重视运用财政政策。除了关注全国财政总支出、总税收与财政赤字的变化，还要着重探讨如何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所呈现的固有矛盾。 在尊重地方利益、给予其适当财政自，并不断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引入更有效的地方财政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实现地方税收与地方公共支出事权更好的匹配。这项改革应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与深化。就像90年代中期的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首次真正掌握了集中的货币政策，按照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下一轮改革，可以有助于理顺并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的激励与问责机制，加强市场约束与公众监督，打断多年来地方政府“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链条，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政策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篇8

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双重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篇9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两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成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此国际背景下,国内经济亦不容乐观,现在金融危机也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导致了外贸出口下滑,外贸顺差减少,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为了稳定经济,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内消费不振、外贸出口急剧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32%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政府连续出台救市政策,这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购房者的市场预期,这对于促进楼市的回暖具有积极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现回暖迹象,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同时,伴随着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积的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增加了46.2%,成交面积增加了49.3%。目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土地供给依然充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稳步回升;房地产供给将出现结构性差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理论上,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多,但从实证角度具体检验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探讨影响房地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同时对相关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归纳、整理,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市场上供需双方所形成的价格。从各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一般具有阶段性、城市差异性与协同性、泡沫性三个特点。就阶段性而言,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或周期性与宏观经济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时又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变化过程中两者形成相互加强的互动机制。从各国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利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建筑成本、房地产供给等基本变量。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来实现的;二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主要是从房地产价格是否影响总消费和总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独立线性系统、数量经济模型、技术经济评估模型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会影响投资需求,进而通过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而经济增长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根据均衡理论,市场竞争机制最终会通过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简单回归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价格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假说。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确定价格的模型,对美国1986―1994年41个都市区域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在12%～30%之间,各变量的显著水平超过了99%,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同时,Iacoviello(2002)通过建立SVAR模型研究来6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过去25年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在利率上调之后,各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过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区的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性,可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运用SVAR模型对13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对一国而言,房屋比股票对消费、产出等实际经济有更大的作用,房价上涨1%之后,消费上涨0.75%,房价上涨1.5%之后,GDP上涨0.4%。

其次,对房地产的需求而言,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收入度量是此类文献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永久收入假说。Geoffrey Meen(2002)通过对英国、美国住宅价格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无论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对房价的弹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供给弹性欠佳的市场上,长期收入的弹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协整技术,利用VECM模型,来对爱尔兰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时,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个考虑滞后过程在内的住宅价格变化模型,该模型提示了住宅价格上涨与住宅建设成本、就业率和收入直接相关,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负相关。

最后,对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而言,宏观经济的变动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在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过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上调之后,9个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Case和Robert(2003)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回报存在正的自相关。房地产价格和回报的高度自相关会产生正反馈交易行为, 并推动房地产价格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上升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价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均衡理论、收入假说等经济理论构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数据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具体的计量模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OLS回归、SVAR模型、协整分析等。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相对国外来说,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金融的安全,更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价问题的重要性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国内大量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大都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采用合适的数据、模型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沈悦,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哑变量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水平的解释模型存在着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姜彩楼、徐康宁、李永浮(2007)运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研究了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投资力度是影响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张益丰(2008)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经济发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卖价格等变量加以实证分析,指出单纯依靠降低土地价格来遏制房价上涨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地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等一系列能够平抑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建议。

其次,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从而银行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投资有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房地产供给及其价格变化。例如,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通过利率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成效不大,但信贷规模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而崔光灿(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 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房地产价格明显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房地产供给、收入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在中长期也决定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最后,随着我国房价的连续上涨,住房支出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实现,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刘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宋勃(2007)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来说,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产信贷政策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贷款利率,而宏观财政政策则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国4个直辖市房地产价格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单整与协整检验方法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住宅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到,国内文献于国内文献相比,除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之外,还采用了面板数据,从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关的计量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是国内文献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总结

国外在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国内,并且重视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一)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实证分析。如果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相应的政策效应和实施效果进行预测、评估。

篇10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宏观经济 政策调整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以刺激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以国债发行为手段，以财政信贷协调为基础的财政投资性支出政策。它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内需不足状况始终未得到彻底改观。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利率的不断降低，宏观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应适时调整和充实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大和降息空间的缩小，应适当地调整和充实财政政策的内容，把以政府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变为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同时实施更为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晓凡.调整经济关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点[J].发展研究，2011年07期.

[2]张志昊，尹鉴.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J].北方经贸，2011年08期.

[3]朱延强，韩俊，彭振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J].现代农业，2011年08期.

[4]王富祥.论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供给管理政策[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