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务劳动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婚姻关系，家务补偿制度，缺陷，制度完善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务劳动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各国都在通过相关的制度及婚姻家庭立法来维护家务劳动者的利益，以期更好的维护社会公平。

我国关于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婚姻法》第40条中，其内容为“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该条规定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家务劳动在家庭财富形成中的无形投入，将离婚经济补偿作为一种救济措施以立法的方式确认下来。然而，由于该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以至于其在实践的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关于我国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以及存在的缺陷

由我国《婚姻法》第4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要得到家务补偿，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1、适用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书面的方式约定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也就是说首先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约定，以口头方式约定的，则不适用该条的规定进行补偿；其次则必须是分别财产制，而对于共同财产制则不适用。婚姻是以共同生活为目的，婚姻关系是双方为了共同利益而在一起的结合体，因此，我国的婚姻关系当中的财产制绝大多数为共同财产制。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非常少，适用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城市家庭不到5%，而农村家庭不到1. 1%。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适用前提条件过于狭窄和苛刻，在实践中适用的可能性很小，无法实现立法目的的预期效果。

2、适用的原因条件。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了较多义务的才适用。也就是说，一方对家庭付出了较多义务或一方协助了对方工作，即一方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家庭或另一方的才有权向配偶请求家务劳动补偿，而另一方较少或根本不承担家务或者双方分担了家务，双主都协助了对方，则不具备该条的适用条件。此外，由于经济的发展，家政服务业也广泛兴起，那么，在抚育子女和照料老人方面，如果有家政人员的参与时，该制度的适用是否能作为被请求方提出抗辩或者减轻责任的理由？

3、适用的时间条件。补偿请求只能在离婚时提出，对于未要求离婚而单纯要求家务劳动补偿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此外，在离婚时缺乏对补偿制度的了解而没有提出请求，离婚后一段时间后再提出请求的就得不到保障了。

4、请求的主体。限于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然而，如果权利人或义务人一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由于该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补偿请求权也就变成一纸空文了。

除了以上适用条件上存在的缺陷以外，我国的家务补偿制度还存在着以下的不足：

1、缺乏适用的依据。我国的家务补偿制度，只是笼统的规定对家庭劳务付出较多的一方有经济补偿，但是关于如何补偿，补偿的标准以及补偿的方式和程序等均未作具体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家务劳动不仅仅需要付出体力，更大程度上是付出脑力，甚至是感情的投入。对于体力上的付出，也许可以参照家政公司的价格加以衡量，但是对于感情的付出和投入是无法衡量的。此外，由于补偿方式和程序的不确定，法官判决家务补偿数额时会到难以把握，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进而导致同案异判，影响法律的权威性。这一缺陷使得该制度缺乏可操作性，需要法律予以具体化、明确化和规范化。

2、缺乏对期待利益的补偿规定。这里的期待利益是指婚姻关系的一方应当获得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比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因其大多数的时间和经历都放在经营家庭生活之中，自己则在事业和学业方面的机会相对较少。而对方由于有了自己不仅在家务劳动上还有感情上的支持，学业事业上可能发展的更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利益减少或丧失的一方要求对方适当的损失补偿。

二、完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建议

1、扩大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我国《婚姻法》第40条的规定夫妻分别财产制是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必要前提，共同财产制则排除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这一制度的设计，使得很多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现实中，多数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一方的家务劳动价值往往被忽略。因此，应将40条规定的使用范围扩大适用至部分共同财产制、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婚姻情况。

2、放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时间。我国《婚姻法》将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限制在离婚时，该规定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将此期限扩大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离婚后两年内。以便于当事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的发挥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预期效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履行了较多的家务劳动义务，就比较容易发生夫妻双方对生活义务的履行不对等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一种传统思想下，在外养家糊口的男性一方比较容易滋生“认为家里的钱都是自己赚的，而女方是靠自己赚的钱养着，对家庭没有贡献”的这样一种大男子主义，这对于承担较多家务的妇女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一问题也比较容易引起家庭纠纷。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一制度的适用扩大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女性一方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可以从男方获得补偿。而对于婚姻关系终止之后，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一定的期间内单独提出家务劳动补偿的请求。

3、扩大补偿请求权行使的主体或者义务主体。对于有行使补偿请求权意思表示的一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由其近亲属行使；义务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由其近亲属承担。

4、明确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依据。家务劳动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评价。因此，对于具体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应当是付出义务的多少。

但是，在现实生活，很多家务劳动是无形的，是很难衡量的，例如，妻了对丈夫精神上的支持等等，这就使得补偿数额的确定相对复杂和难以计算。那么，在进行家务补偿的金额计算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笔者认为应主要包括：第一，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第二，一方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强度；第三，相对付出较少一方由此获得的利益；第四，被请求人的收入状况、经济实力与财产情况等。对于补偿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包括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收益或者是劳务的形式，但主要以金钱方式为主。可以一次性给付也可以是分期给付，但以一次性给付为原则。分期给付的可以参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如提供相应的担保等。

5、增加对期待利益的补偿规定。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为了另一方增加无形的财产作出的贡献是很难在财产上体现出来的，这些无形财产包括了知识产权、职业资格、文凭等。因此，可以作如下的规定，如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另一方获得学历学位、职业技能、知识产权等作出贡献并导致丧失其自身的受教育、进修或培训机会的，离婚时有权请求另一方为其提供适当的参加某学历的学习或某职业培训的费用，另一方应当予以支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尽管我国的家务补偿制度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该条制度的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法律关于家务补偿制度的空白，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当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积极解决该制度还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便更好的发挥该制度的立法的预期效果，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高留志.家务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河北法学，2004

[2]金星梦.浅议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之缺陷与完善.法制与社会，2010.

[3]李春芳.完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思考.法制与经济，2009.

[4]曹刚.论中国现有离婚救济制度之缺陷及其完善.暨南大学法学院学报.2005（1）.

[5]史卫民.完善我国家务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9）.

篇2

今天在家，我自高奋勇的帮妈妈洗衣服，东西很少，只有一双袜子和一条围巾。

我把衣物装进盆内，用水浸湿，抹上肥皂。妈妈对我说：“衣服抹上肥皂后，需要放上一刻钟左右，好让肥皂的除渍功效完全发挥。

一刻钟后，我拿起了一双袜子，寒冷的水冻得刺骨，我有点想打退堂鼓。但是我想起了妈妈在寒冷的冬天，为我洗大堆大堆的衣服，两只手被冻得通红时，让我坚定了决心，一定要为妈妈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篇3

奶奶让我拿来中午吃剩下的米饭,鸡蛋,碗,筷子.一切准备好后,就准备做了.

我先把鸡蛋打破,让蛋清和蛋黄流到碗里,再用筷子把蛋清和蛋黄均匀的搅拌在一起,然后放少许的盐在里面,再搅拌一会儿,就可以了.最后把火打开,放上锅,在锅里放点油,等油热了以后鸡蛋倒在锅里,这时候锅里发出批批怕怕的响声,油也溅了出来,我吓得直往后退,奶奶说:"快翻鸡蛋,要不就糊了."我马上拿起铲子,小心翼翼的翻动鸡蛋,用铲子把鸡蛋弄成一小快,一小快的,等鸡蛋熟时,马上把米放进锅里,用铲子来回的翻动,等鸡蛋被炒得黄黄的时候,鸡蛋炒米饭就做好了.我把鸡蛋炒米饭盛在碗里,看着自己亲自炒出的饭,心里高兴极了.我尝了一口,还行,奶奶也尝了一口,恩,做的不错.我听了,很开心.

今天我我学会了一样手艺啊!

篇4

您好！ 首先，xx第二轻工业学校在对于您一直以来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所给予的关注和帮助致以亲切的问候及崇高的敬意！为使学生过一个愉快、安全的劳动节假期，请您配合学校认真落实好以下工作：

放假时间：2017年4月29日下午——5月3日，5月3日晚自习正常进行。学校原则上要求xx省内的学生务必回家，xx省外和有特殊情况没有回家的学生可以住校，放假期间学生不得提前返校。在合家欢聚的同时，家长别忘了学生的安全和健康。请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请家长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子女在校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表现情况，主动与班主任老师保持沟通与联系，形成家校合力，共同教育好您的孩子（若家长联系电话变更请及时告知班主任）。

2．加强安全教育，确保交通安全。放假前学校已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安全交通行为，家长也应关注子女乘坐的车辆，加强对子女安全方面的教育。

3．天气逐渐变热，溺水又进入高发季，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教育学生不得私自到到江、河、湖、海等危险水域嬉戏、游玩，避免发生溺水事故。

4、天气变热防火工作不容忽视，教育孩子注意做好预防火灾工作注意消防安全。

5. 根据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通知，近期我省多为暴雨天气，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请家长教育学生放假期间不要到处乱跑，尽量待在家中，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情，5月3日（返校日）如各地区为暴雨天气，请家长可根据天气情况向班主任做好请假手续，可延迟到校上课；

“五一”放假后，学生的作息时间有变化。每天上午的作息时间照旧，下午上课时间调整为14:30正式上课。

最后，祝全体家长身体健康，节日愉快，万事如意！ 希望同学们平平安安回家，高高兴兴度假，安安全全返校。

篇5

妈妈工作忙，家里又要作家务，为了减少妈妈的负担，这次我来洗衣服。

首先，我拿了一个装着水的盆子，把衣服浸湿，接着，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搽好肥皂，开始搓起来。咦！这是什么东西？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圆笔芯油，这可怎么办？妈妈一定会说我的！我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还不知道行不行，我拿一瓶风油精滴几滴在衣服上，再使劲搓。嘿！还真灵，圆笔芯油一下子就没了，然后，我把脏水倒掉，再打来一盆水，把衣服漂洗三遍，水不浑了。最后，我把衣服晾晒在铁丝上。

那天，我不光学会了洗衣服，还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篇6

1、国家规定五一劳动节属于法定节日，放一天假。但一般是将五一劳动节的假期和前后的周末连在一起放的，所以连在一起一般就是三天了。

2、五一劳动节并非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很久以前就在外国存在，属于国际性节日，在建国后才将国际劳动节确定为我们的假日并改名为劳动节。劳动节是我国的法定假日，国际劳动节又称“五一国际劳动节”、“国际示威游行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或者May Day)，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定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关键词： 劳动权 防御权功能 基本权利 国家义务 尊重义务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4-0035-10

一、引言：理论基础、问题与方法

基本权功能是基本权理论的基础性问题，对基本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在德国和日本，关于基本权的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在我国，基本权功能逐步引起重视，在借鉴国外学者的思路与成就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我国“基本权的功能体系”，提出了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制度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等分析理路，并以此为基础对基本权的国家义务作出类型化、条理化的分析。①然而，针对基本权功能的扩张，亦不乏批评者，例如，德国K. A. Betterman 在1984年就曾经以《基本权利的肥胖症》为题，批评基本权发展过分蔓生之病。E. W. Bockenforde 在1990年为《基本权作为原则规范》的文章也呼吁将基本权的规定回归到以国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面向上，否则会造成释宪权过度扩展的司法国家。② 从立宪主义的根本精神看，防御权功能是基本权最原始、最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功能，处于绝对优先和中心的地位。但我国法学界对防御权功能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③

最早使用“防御权（Abwehrrechte）”、“防御权功能（Funktion der Grundrechte als Abwehrrechte）”概念的是德国联邦，在1958年吕特（Luth）判决中，基本权被定性为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基本法关于基本权的章节显示人及人的尊严优先于国家权力。④ 防御权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免受公权力干预，以创设人民的“自由空间”，就此一空间，人民有独立自，亦即“人民自由于国家之外”。“人民自己的问题自己即可设法解决，无须国家介入，而人民社会共同生活也无需国家参与，自己即可支配”。⑤ 人民基于防御权所能获得的是一种“消极请求权”，或称“不作为请求权”，在基本权功能体系中归属于“主观权利”范畴，故又称为“主观防御权”。因此，从防御权角度观之，基本权划定了国家权力的行使界限，确保个人自由的空间。质言之，防御权即“国家不要为我做什么”。

笔者认为，防御权功能是指公民享有要求国家承担不侵害基本权利所保障的法益之消极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当国家侵犯该法益时，公民享有“不作为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对于此定义，可从三方面考察：（1）防御权只是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与受益权功能、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性保障功能相并列。防御权本身并非权利，不能将其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而是基本权利的一种权能。（2）防御的对象是“国家”而非私主体。防御权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义务，防止国家的侵害行为，国家只需不作为，即构成防御权的实现。而私主体的行为，归属于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国家保护义务”范畴，已然超出了防御权的规范领域。（3）从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秩序”双重属性看，防御权归属于“主观权利”范围。

劳动权关涉到生命之延续、人格之发展、人性尊严等，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多数国家宪法将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予以确认。无疑，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是其题中之义。然而，从规范、经验二维度观察，劳动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是否存在差异？在西方立宪国家，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尚需要明确。

从规范结构观察，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规定了劳动权，并且存在诸多劳动权的“关联影响性条款”。那么，我国劳动权是否具有防御权功能？能否从宪法规范直接导出？与西方立宪国家比较，我国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居于何种地位？从防御权角度研究我国劳动权具有何种理论与现实意义？应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诠释我国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从国家义务角度看，只要国家消极不作为，便构成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之实现。这种“消极不作为”义务表现为国家的“尊重义务”。然而，就劳动权而言，尊重义务在国家义务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尊重义务的内容有哪些？各国家机关是否都负有尊重义务？如果有，则承担怎样的尊重义务？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防御权功能在劳动权功能体系中的地位

究其根源，防御权功能可归结于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在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中，国家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各国基本奉行“消极政治观”，政治生活的目标并非追求“极善”，而是防止“大恶”，国家垄断了强制权以及实施强制所需的工具，因此，国家是作恶能力最强、最应被防范和控制的人类组织。近代以来一些思想巨擘得出了诸多国家权力异化的警世结论，例如，“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⑦“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被统治者权利的侵犯通常是在某种幌子下进行的，而且开始时是很少的、细微的；在悄无声息地触及个人权益时，这类侵害就会迅速扩散开来”。⑧ 即使到当代，不管自由主义经历怎样的嬗变，防止国家权力“为恶”的精神还是得到了传承。不管主张“公民权利—国家权力”，抑或“公民权利—国家义务”的宪法学研究范式，也无论基本权利发展出何种新功能，其旨趣都离不开控制和防御国家权力。

从劳动权产生的历史维度看，防御权功能作为劳动权的首要功能，获得了理论与逻辑自洽。前文述及，西方立宪之理念与精神，并非以“信赖”，而是“猜疑”国家权力为基础，并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是故在18、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制定宪法，确立了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体系，此时，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就是自由权。诚如我国台湾地区一位学者所言：“从人权的发展历史予以考察，基本权利最初的作用在于对抗国家权力，以‘国家之不作为’为主要的诉求目标，希望能借此确保人民之自由与财产免受国家的侵犯，并创设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空间’，故基本权利乃是一种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就此而言，基本权利可谓具有‘防御功能’或‘自由功能’，为基本权利最原始并且最主要的功能，一般称为‘自由权利’或‘防御权’。”⑨ 与此同时，作为人权的劳动权亦获得确认和保障。例如，1793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皆得将其服务及实践与人订约，但不得自卖或被卖。人的身体不是可以让与的财产。法律不承认仆人的身份。”1848年法国宪法宣布在全部法国领域上废除奴隶制度；明确规定公民从业自由等权利；提出通过义务教育、职业培训来发展公民的劳动技能，还规定劳资平等、实行救济老弱病残。

近代以来，民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强调国家要尊重和保障劳动权，强调国家权力制约。这些国家通过权利宣言、宪法条款，抑或通过宪法解释、先例判决等形式确认公民享有劳动自由，并重点确认和强调劳动权对国家权力的防御功能。

在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即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凸显了防御权的绝对中心地位。从宪法规范结构看，美国宪法以“国家不得制定或限制公民特权或豁免权”或“国家不得剥夺公民某权利”的规范模式，体现了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对国家权力的指向。尽管美国宪法并未规定劳动自由，但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宪法解释的技术导出了宪法上的职业自由。在1879年的“海运保险公司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第14修正案提及的自由，不仅意味着公民有权不受人身限制，而且包括以下权利：自由享受其所有天赋，并以一切合法方式去自由运用之，根据其意愿去生存与工作，通过任何合法职业来谋求生计……⑩ 在Greene v. McElroy案中，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宣布：“免于政府不合理的干涉，得自由地保持特定私的雇佣关系，从事所选择的职业之权利，系增修条文第5条的‘自由’与‘财产’的概念内容。”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未经正当程序不被剥夺自由的权利包括：“自由发挥其才能的权利；自由地依法使用其才能的权利；选择生活和工作地点的权利；通过法定形式获取生计的权利”。由此可见，尽管美国宪法未明确规定劳动权，但以“财产权”概念为桥梁，将“职业自由”纳入宪法保障范围，并通过宪法解释，以及“正当程序原则”将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提升到极其显赫的位置。

在德国，以宪法规范的方式直接彰显了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德国《基本法》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机关都有责任去尊重和保护之。”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约束所有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些权利包括：自由权、平等权、生命与人身完整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和报道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和免除强制劳动权等。与1919年《魏玛宪法》相比，德国《基本法》舍弃了《魏玛宪法》极端社会权性质的工作权之规定，而在第12条第1款以“职业自由”取而代之，以凸显其防御权功能。尽管联邦德国认为劳动权并无社会权的性质，但德国并没有真正舍弃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透过传统自由权的功能开展而来的社会权面向”，即结合“社会国原则”，以“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为转化基础，透过对防御权功能的多面向开展，使职业自由除了传统防御权功能之外，也具备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面向，借此保护弱者的劳动权。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一发展主要是针对自由权之部分……这样的理论，首先令人觉得十分惊讶的是，自由权理论在基本法上的发展是如此丰富，但却亦是不容易理解的。……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的理论发展是较具特殊性的”。

如果对世界各国宪法作文本分析，劳动权防御权功能的展现形式可概括为三种类型：（1）只规定劳动自由、工作自由，而无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规定。例如，《巴基斯坦宪法》第18条第1款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或者无条件限制，从事任何合法的专业或行业、经营任何合法贸易或实业的权利。”《爱尔兰宪法》第45条第2款第1项、《墨西哥宪法》第5条亦属于相同立法例。（2）既规定职业自由又规定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如《日本宪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第27条规定：“一切国民都享有劳动的权利，承担劳动的义务。”《巴林宪法》、《匈牙利宪法》亦属于此种类型。（3）只规定了劳动权，但劳动权中蕴含劳动自由。如《乌克兰宪法》（1996）第43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有劳动权利，包括可以用自己选择或自愿同意的劳动为己谋生。”《罗马尼亚宪法》、《洪都拉斯宪法》属于此立法例。

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在国际和区域层面亦获得确认。例如，《关于就业政策的公约》第1条第2款第3项规定：“自由选择职业，使每一个人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去获得担任他很合适于担任的工作的资格，并对该项工作使用他的技能和才干，而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欧洲社会》第2部分第1条第2项规定：“有效地保护工人在自由选取的职业中谋生的权利”。《欧洲基本权利》第二目“自由”之下的第Ⅱ—15条即为“选择职业的自由与参加工作的权利”。第一目“尊严”之下的第Ⅱ—5条为“奴隶和强迫劳动之禁止”。《美洲人权利和义务宣言》第14条规定：“人人有权在适当的条件下工作并有权在现有就业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职业。”此外，《世界人权公约》第23条第1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2、3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1条第1款第（c）项、《阿拉伯联盟国家经济统一协定》（1957）第1条等无不将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置于重要位置加以规定。

从上文很容易看出，防御权与自由权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自由权=防御权”，防御权只是自由权的别称。有学者认为，防御权是自由权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基本权利具有防御功能后，就产生了人们的自由权，而基本权利之防御权功能亦可称为人们对抗国家的自由地位”。德国学者Christoph Degenhart亦赞成此种观点，他认为，基本权利主要是一种用来对抗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之限制的主观防御权。它形成了人民在“古典”自由基本权理论意义下的消极地位，是一种个人的自由权。然而，在现代宪法时期，自由权除了纯粹的“消极自由”外，还增添了“积极自由”的内容，亦即除了排除国家干预外，还需要国家的积极行为。因此，在现代自由权由纯粹的消极面向转向兼具积极性质的情况下，再将防御权完全等同于自由权就不正确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嘉尹指出，“‘防御权功能’固然是‘自由权’的主要内容（主观法内容之一），但是自由权还可能做其他的解释——防御权以外的基本权功能，例如‘制度性保障’、‘给付请求权’功能、‘基本权保护义务’功能等。”与之相对应，社会权侧面的劳动权亦具有“消极权利性质”，具有防御权功能，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义务”。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防御权的防止国家干预的功能，依然是自由权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重要的功能所在，而社会权本质依然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受益权功能是其最主要的功能。因此，笔者着重从劳动权的自由权侧面展开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阐析。

总之，在西方立宪国家的理论与实务中，劳动权的基本指向是防御国家权力的侵害，防御权被看作是劳动权的最初的、最首要的功能。劳动权最初的功能是对抗国家的“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即使劳动权功能不断拓展，防御权功能依然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仍是劳动权的本质取向，并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特别是在价值已然多元化了的现代国家，为了针对拥有政权之权位的多数者恣意而维护少数人的权利与自由，人权之对国家权力的性质（作为防御权的性质）的本质内涵，其重要性也可谓在日益增强。”

三、我国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之宪法释义

承上述，防御权功能是劳动权最首要的功能，在劳动权的功能体系中居于绝对优先与中心地位。然而，这是从宪法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所作的概括，并且这种概括更多地体现西方立宪主义精神中“个人自由”、“个人与国家对立”的思想。我国宪法属于社会主义宪法，更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协调一致。是故，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对于经历自由主义洗礼的西方立宪国家而言，是那么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个人得以自由选择职业的观念尤其重要。西方立宪民主国家尽管理论上承认劳动权的社会权属性，但多将劳动自由权作为研究重点，凸显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然而，在我国，与劳动权的“受益权侧面”研究比较，对劳动权的“防御权侧面”、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以及国家“尊重义务”明显关注不足。 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点：一是受社会主义国家理念影响。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权利并非对抗国家的工具，而是个人和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权利。社会主义宪法更重视国家的“积极义务”，国家不会侵犯个人基本权利，不必强调国家“消极义务”。二是受我国历史上极端社会权属性的劳动权影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就业政策上实行“统分统包”，公民从事何种劳动、如何从事劳动多由国家统一安排，作为防御权的劳动权至今尚不为人民所广泛接受和理解。三是受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影响。我国现行宪法的劳动权条款来源于前苏联1936年宪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据此，我国1982年《宪法》并未直接规定防御权层面的劳动权，而是较多强调劳动权的受益权属性。

那么，我国宪法劳动权是否具有防御权功能呢？防御权功能在劳动权的功能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强调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在我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Alexy认为，宪法权利的存在往往必须有一条有效的宪法权利规范来授予。他区分了“规范（a norm）”与“规范性陈述（a normative statement）”，认为一条规范既可以通过一条特定的规范性陈述来表达，也可以通过其他陈述来表达。宪法权利规范就是宪法权利规范性陈述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的规范性陈述总是通过宪法权利条款（constitutional right provision）完整或部分的表达出来。

根据Alexy的思想以及劳动权的宪法释义学的研究，我国劳动权规范性陈述主要包括第42条（劳动权）、第43条（休息休假权）、第44条（退休权）、第45条（获得物质帮助权）、第48条（妇女平等权）等。我国《宪法》还存在一种劳动权的“关联影响性条款”，这种条款并没有直接表达劳动权，但它可以对劳动权的保障和实施起作用，在体系上、文本上与劳动权规范具有高度紧密的联系。从宪法文本看，这种劳动权“关联影响性条款”主要有：第1条、第6条第2款、第13条、第14条第1款、第16条、第17条、第19条第3款、第24条第2款、第53条。因此，劳动权规范性陈述以及劳动权“关联影响性条款”共同建构了我国劳动生活基本秩序。

我国《宪法》第42条被认为是劳动权的直接条款，从该条款的内容看，第1款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劳动机会、劳动条件的义务；第3款规定公民的劳动义务；第4款规定国家的职业教育义务。第2款和第4款规定了国家的积极义务，采用了“国家创造……”、“国家改善……”、 “国家提倡……”等措辞，与劳动权的受益权功能所蕴含的公民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内涵相契合。因此，从宪法规范文本观察，我国劳动权是一种典型社会权。我们无法从中找到“禁止”、“不得”、“不受侵犯”这类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的用语。那么，我国劳动权是否具有防御权功能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世界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第23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证。”我国1997年签署、2001年批准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为奴隶”、“禁止奴役”、“人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等均意味着劳动权具有防御国家的功能，国家应尊重劳动者自主选择职业、自由选择劳动的时间与地点，尊重劳动者劳动与不劳动、这样劳动与那样劳动的自由。也就是说，劳动者在劳动方面所享有的“个人决定的自由”，这个“自由度空间”国家不能干预、不能限制。

对于我国劳动权规范，换一个角度观之，虽然该权利的主要意旨在于要求国家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创造就业条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福利等等，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国家可以为积极行为去禁止公民就业，禁止公民劳动。同理，国家对休息权、退休权、获得物质帮助权所负的义务是以积极行为去保障和促成这些权利的实现，并非意味着国家可以以积极的行为去禁止公民休息，禁止退休人员、受物质帮助人员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得经济上、生存上的保障。因此，劳动权条款本身蕴含防御权功能之内涵。

从我国劳动生活事实发展观察，劳动权的功能经历了极端受益权功能到兼具防御权与受益权功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劳动权属于一种极端的受益权，这种劳动权超越了“劳动的商品性”，个人直接与国家建立起某种劳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依托国营企业，有计划地向公民提供劳动机会和工作岗位，此时，劳动权具有完全的效力。并且劳动不仅是一项权利，同时亦是公民的义务，公民基本上没有劳动的自由，国家通过对组织、资源、产出、分配的全面控制以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其实质是剥夺了劳动自由。譬如，按照列宁在1918年《被剥夺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所宣传的“为了消灭社会上寄生阶层并组织经济，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我国1975年《宪法》第9条和1978年《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实行“不劳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取消了“统分统包”的就业制度，就业市场化，国家不再负责安排就业，同时也不能干预用人单位选择劳动者的自由，即不干预用人单位的经营自。此时，劳动权表现为一种“限定劳动权”，这种劳动权以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以契约自由为原则，发展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职业自由”。由于此时公民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自主择业，因此国家并不直接提供工作岗位，公民不能直接请求国家提供工作，国家亦没有提供工作的法律义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基本权利功能看，劳动权首要的功能并非受益权功能，亦非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而是防御权功能。

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劳动生活基本秩序”的转变，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第33条第3款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从宪法高度予以确认。其中，“尊重”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是对防御权功能重要地位的再认识。“保障”既包括消极不作为意义的保障，也包括积极作为意义上的保障。此条款作为我国基本权利保障的概括性条款，自当约束所有基本权利条款，除非有特别条款将之排除适用。然而，考察我国《宪法》，并未有任何条款排除第33条第3款的适用。也就是说，我国劳动权保障包括国家“积极作为”的保障，亦包括国家“消极不作为”的保障，换言之，防御权功能是劳动权的题中之义。此外，此条款中“尊重”先于“保障”，而尊重是一种纯粹的“消极不作为”，可以说，反映了防御权功能在我国劳动权功能体系中的地位，与西方立宪国家类似，是劳动权的首要功能。

四、公民劳动权保障的国家尊重义务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将“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作为一对范畴加以阐述，而忽视“公民权利—国家义务”的研究。其实，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最初宗旨是为国家划定界限，防止国家干预个人自治空间，国家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抽离义务主体谈权利，权利将变得虚幻。如前文所述，防御权是劳动权的首要功能，防御权功能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义务，这种“消极义务”表现为国家的“尊重义务”。对于自由主义占主流思想的西方立宪国家，国家对劳动权承担消极不作为的尊重义务，创造劳动自由的空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从国家义务的角度强调公民的劳动自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尊重义务在国家义务体系中的地位

在有关“国家义务”的学说中，“三分法”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较早提出国家义务层次理论的是美国学者亨利·舒，他认为，国家无论采取消极还是积极的行为，都与国家对基本权利承担的不同种类的责任或义务有关。概言之，与基本权利有关的义务分三类：“1.避免（avoid）剥夺的义务；2.保护（protect）的义务；3.向被剥夺者提供帮助的义务”。艾德发展了亨利·舒的观点，首先将避免剥夺的义务延伸为尊重的义务，强调与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对应的国家消极义务，并将国家义务分别界定为尊重、保护和实现三个层次。经由艾德发展的义务层次理论，最终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所采用，该委员会在关于食物权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中确认了国家三层次义务：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

我国亦有学者提出应划分国家义务内容。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韩大元教授将国家义务分为“尊重义务”与“保障义务”。国家尊重人权主要表现为国家负有消极的义务，控制国家权力对自由权的侵害。张翔博士从德国宪法学基本权利双重属性及其功能理论的角度，将国家义务界定为消极义务、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笔者认为，国家义务的分类探索，应当在把握众说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艾德理论中的“实现义务”内容过于宽泛，根据其意思可以具体限定为“给付”。而张翔博士“消极、保护、给付”说中，“消极”改为“尊重”更为合适。所以，国家义务宜划分为尊重、保护和给付三个层次。

从国内外关于国家义务体系的学说可知，不管是社会权还是自由权，国家应承担的首要义务是“尊重义务”，这与上文所述的防御权是劳动权的首要功能相契合。所谓劳动权的国家尊重义务，是指国家必须自我克制，尊重公民的劳动权，不得非法干预、干涉、阻碍以及侵害公民的劳动权。前已述及，宪法特别是早期宪法规定劳动权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国家的侵害，相应地，国家对劳动权的义务首先是尊重义务。正如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所言：“在美国人的心中，权利既不是社会赠与的也不是政府赠与的，它们是天赋的和固有的。权利既不是宪法授予的，也非源于宪法，它们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尊重这些现在的权利。”

（二）劳动权保障的国家尊重义务之内容

依前文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权表现为一种“限定劳动权”，劳动自由乃我国劳动权内涵的题中之义，目的在于防御国家的不当侵犯。国家在制定劳动法律、法规，实行就业援助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公民的意愿，给予其选择的机会。在“干预行政”中，往往以强制、命令的行政手段为主，将对公民的自由或权利构成直接限制，所以应特别强调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义务。具体而言，国家应当尊重个人依照自己意愿从事工作的自由，包括选择职业的种类、场所，开始、持续与终止劳动的自由等；无正当理由不能剥夺公民既有的工作机会；禁止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对劳动自由作不当限制；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禁止奴役；禁止歧视和不合理差别待遇。总之，“个人权利起始之处，就是国家权力终止的地方，这就是宪法保障消极的自由权利之真谛所在”。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为国家权力划定了一条边界，劳动权的防御范围即国家权力的终止之处，表现为一种消极不作为的尊重义务。

就我国而言，《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各项基本权利采取总括式的国家“尊重”、“保障”义务规定，是劳动权尊重义务的直接法规范体现。劳动权“在传统意义为对国家权力对个人之压抑，近代意义则为防止歧视和差别待遇”。考察我国劳动权保障之现状，笔者认为，尊重义务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选择职业自由”与“平等就业”两个方面。

1.关于选择职业自由的界限问题。在现代立宪国家理念中，选择职业自由的领域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基于公正、幸福、文明或不同程度的平等等其他价值，可以对职业自由予以限制。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了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限度，故必然存在职业自由的范围或界限的问题。王世杰、钱端升早在70多年前即指出：“个人自由的范围，应具有两种限制：第一，妨碍他人的自由；第二，不违反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享有工作自由的人，因行使其工作自由，而甘充他人的奴工（即于法定期限以内，身体与工作受他人的支配者）：虽然不能说妨碍他人的自由，却与国家承认个人自由之目的，根本相反相异。”在实务中，由于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尚未得到有效确立，因此，立法者对职业自由的选择存在恣意现象。例如在2006年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禁止四类人开办娱乐场所或在娱乐场所从业，这种限制的合理性受到诸多质疑。笔者认为，关于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问题，有如下问题值得思考：国家限制职业自由是否需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基于何种理由限制职业自由？职业自由的保护范围是什么？如何判断所谓的“合理的公共利益”？对职业自由限制如何进行审查？具体审查的基准或方法是什么？等等

2.关于平等就业的问题。在我国，平等就业权遭受单位制和身份制社会的长期困扰，先天缺乏平等就业的文化底蕴。在当代劳动权实践中，普遍存在性别、户籍、年龄、地域、身高、学历、相貌、经验等歧视，除此之外，还有残疾、婚姻、疾病等多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歧视。例如，2003年12月，被媒体称为“乙肝歧视第一案”的安徽芜湖市张先著案的疾病歧视；2002年12月四川大学生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案”中的身高歧视；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制日报》上公开招聘法官，其中一个限制性条件即是北京户口。从国家义务的视角看，国家应处于“中立”的立场，“平等地尊重”公民的劳动权。当然，我国就业歧视很多源于用人单位。笔者认为，诸如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公共教育的缺失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有关，因此，必须防止国家表面的“中立”而实质则“不中立”，这亦是笔者上文所倡导的国家介入劳动生活必须恪守的“国家中立原则”的体现。

（三）劳动权保障的国家尊重义务之主体

1.立法机关是首要的义务主体

“立法机关尽管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也不是最高的，立法机关也要受制于宪法的约束，它也必须尊重个人权利”。根据“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宪法劳动权首要约束的是立法机关，即立法机关是劳动权尊重义务的第一承担者。立法机关的尊重义务，是指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侵犯公民劳动权的法律。早在1789年，麦迪逊就明确指出，《权利法案》的目的就是“通过规定在例外的情况下权力不应当行使或不应以某一特定方式行使，对权力加以限制和限定”。基本意旨是：“对立法机关加以防范。因为它最有权力，最有可能被滥用”。因此，立法机关有义务尊重公民劳动权，不制定侵犯劳动权的法律。国家对劳动权的尊重义务，其首要义务主体是立法机关。

当然，立法机关的尊重义务并非代表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任何限制劳动权的法律。如果立法机关是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式、理由和程序对劳动权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就具有合宪正当性，不应看作是对尊重义务的违反。如果立法机关不按照宪法规定的限制理由和方式，则违背“尊重义务”，其行为构成对劳动权的“侵害”。因此，立法机关的尊重义务并非不得限制劳动权，而是不得实行违宪的恣意限制。从我国宪法学原理看，立法机关对劳动权限制需遵守两个基本条件：（1）限制的理由：必须出于公共利益考量；（2）限制的方式，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此外，在德国，还存在“比例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本质内容保障”等标准，如果国家限制劳动权不符合这些标准，亦构成对“尊重义务”的违反。

2.行政机关是否为义务主体

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属于劳动权保障的尊重义务主体，在学界尚存争议。笔者认为，基于行政机关职能的多样性，行政机关是否是尊重义务的主体需区别对待。

首先，在现代，行政机关具有立法职能。根据行政机关立法的性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立法的前提下，制定执行性规范，如果这种执行性规范侵犯劳动权，是属于违法而不属于违宪，因此不构成对尊重义务的违背。二是行政机关的授权性立法限制或剥夺劳动权。如果是严格依据法律明确授权而进行的，则此时受限制的个人只能主张立法机关的法律违宪，主张立法机关违背尊重义务。也就是说，应先审查下位规范是否抵触上位规范，若未抵触上位规范，再进一步作违宪审查；如果下位规范违反上位规范，则下位规范属于违法，没必要审查其合宪性，也即所谓的“‘合法性之审查’应先于‘合宪性审查’”。因此，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亦不属于劳动权的尊重义务主体。

其次，如果行政机关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规定或采取行为，则可能侵犯劳动权。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行政机关负有对劳动权的尊重义务，亦即行政机关不得在法律尚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规定或采取行动，侵犯劳动权。

再次，行政机关作为执行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有一个理解和解释法律的问题。此时则存在一个“合宪解释”、“合宪法律解释”的问题，即行政机关应依照宪法劳动权的精神，来理解和解释相关法律条文。如果行政机关的解释违背宪法，而侵害了公民劳动权，则此时即构成对尊重义务的违反。

3.司法机关是否为义务主体

在西方“判例法”国家，遵循“先例制度”，法院具有法律解释权，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立法，是为“法官造法”。例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08年12月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主要的立法者也许是、并且经常是法官，因为他们是最后的权威。在他们每一次解释合同、财产、既得权利、法律的正当过程以及自由之际，他们都必然要将某种社会哲学体系的某些部分带入法律；并且，由于这些解释是根本性的，他们也就是在给所有的法律制定提供指导。”而这种强大的立法性解释极有可能侵犯劳动权，因此，法院是劳动权的尊重义务主体，即法律不得作出侵犯劳动权的解释。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属于一种立法性解释，如果它制定的司法解释侵犯了公民的劳动权，则违反了尊重义务，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成为尊重义务的主体。对于普通法院而言，我国不遵循“先例制度”，地方各级法院没有法律解释权，只能根据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裁判案件，一般情况不会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当然，各级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涉及对法律和宪法的理解或“解释”（非立法性解释、而是应用性、执行性解释），则应该按照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来“解释”，如果违反宪法，有权机关可以撤销其判决。因此，在我国司法机关负有对劳动权的尊重义务。

篇8

一、加强组织建设。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是劳动保障管理服务的基层工作机构。主要职责是提供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为转入社区的企业退休人员提供社会化服务。各区政府要不断加强的推进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指导并协调劳动保障、人事、财政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要认真按照市编委《关于组建街道社区服务机构的通知》（济编发[2003]17号）要求，即：“建城区内各街道设立社区服务中心，作为工作平台，挂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牌子，名称为XX街道社区服务中心（XX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已设立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增挂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牌子，增加相应职能”。市、区劳动保障局组织和协调劳动保障各业务部门加强对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业务指导，完善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工作目标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建立工作考核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并负责对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业务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各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在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领导下，负责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各街道办事处要积极支持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开展工作。街道在社区居委员会聘用协管员的，社区委员会可加挂劳动保障服务站的牌子。

二、加强工作队伍建设。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要定岗、定编、定人，从事劳动保障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重视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的建设。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分期分批对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政策、业务和操作技能培训，考核合格的，发给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制的劳动保障资格证书，实现持证上岗。在编制内新调入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人员以及聘用的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择优上岗。鉴于劳动保障工作政策性强，为保持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需要变动工作的，有关部门应事先征求其所在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意见。

三、加强经费管理。市、区劳动保障、财政、人事部门对于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定岗、定编、定人的情况检查验收合格后，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济发[2002]11号）要求，按市、区财政各负担50%的比例核拨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验收考核标准和经费拨付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人事局、市财政局另行制定。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要设立经费专户，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挤占、挪用。

四、加强社会化服务工作。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指导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进一步健全退休管理服务的相关制度，明确服务标准，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拓宽服务项目。要进一步完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经费的使用办法，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积极为退休人员开展医疗卫生、健身保健、文化娱乐等活动，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

五、加强规范化服务和信息网络建设。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制定全市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业务工作流程和服务规范，并明确市、区、街道、社区各自的业务工作职能，合理分工，理顺工作关系。各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相关业务部门指导实施并进行监督检查，全面实行管理服务达标制。要在统一制度和业务流程基础上，积极推进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和社区的信息化建设，以“数据集中、服务下延、全市联网、信息共享”为目标，逐步形成市、区、街道、社区广覆盖的“一点登录、全市查询”的劳动保障信息网络。

六、加强服务设施管理。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要不断完善服务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挤占、挪用统一配置的服务设施。因城建等原因需要变更工作场所的，应征求所在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意见，由街道办事处负责解决新场所，尽量做到临街一楼，设有档案室、下岗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接待室、工作人员办公室和服务大厅。

篇9

幼儿参与家务劳动

好处多多

家务劳动开发孩子的大脑潜能。很多成人认为，家务劳动主要是一种体力活动和家庭琐事，是较少智力含量的简单活动。其实，对于幼儿来说，家务劳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幼儿的大脑正在发育中，家务劳动能调动孩子的多种感官，促进大脑产生丰富的神经联系，激活大脑的活动水平与能力，具有潜能开发的意义。

家务劳动培养孩子的品行。家务劳动不仅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具有为他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性质。例如为家长拿报纸、拖鞋，丢垃圾袋等。所以家务劳动能帮助孩子走出自我的小圈子，丰富他们的内涵与修养，使孩子变得有爱心、有胸怀。

家务劳动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不少家长反映，现在的孩子缺乏责任心，自己该做和能做的事情不愿意做，对别人的依赖比较强烈，自己做错了事情总是推卸责任。解决这一困惑的绝妙办法，就是让孩子参加劳动，家务劳动对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家务劳动需要家人分工与合作，需要相互帮助和支持，共同把一个家打点好。

家务劳动使亲子感情更上一层楼。幼儿一般都喜欢干家务活儿，因为他们觉得干家务活好玩，但是他们常常干不好或者不能坚持到底，需要家长给予鼓励、引导和指点。这期间家长与孩子的对话和行为交流变得非常丰富和有趣。家务劳动使亲子互动更加频繁和高效，成为亲子感情的加油站。

如何让孩子与家务劳动

亲密接触

支持孩子把劳动与游戏相结合。往往一开始，孩子总是把劳动与游戏混在一起，他们喜欢劳动是因为劳动好玩，可以摸摸这，动动那，摆弄摆弄物品。家长要接纳孩子对劳动的这种认识和态度，满足孩子对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的好奇心与兴趣，这样他才能对家务劳动萌生好感，为培养他们以后认真从事家务劳动打下情感基础。

宽容孩子的操作失误。孩子干家务常常干不好，有时甚至“帮倒忙”。于是有的家长不但包办代替，还打击孩子动手的积极性，这样，他们的兴趣就会被压抑和破坏。孩子的生活经验有限，家务劳动操作失误是很正常的，家长对此一定要鼓励，要宽容。

为孩子的操作做示范。在干家务活的过程中，孩子一开始可能做得“一塌糊涂”，操作不得要领，家长不要嫌弃，而应在旁边耐心地传授一些技巧，慢慢提高他手、眼、脑的协调能力。总有一天，孩子会熟练掌握家务劳动技能。

示范一半，留一半让孩子去做。孩子由于经验不足可能做得不好，父母可示范其中的关键环节，以便孩子模仿，其他环节则启发孩子自己动脑筋。例如为孩子系一只鞋的鞋带，另一只留给孩子自己系；为孩子擦一半的桌子，另一半留给孩子自己擦。

用积分记录法鼓励孩子坚持劳动。孩子感兴趣的是劳动过程而不是劳动成果，他们愿意洗手绢是为了玩水，愿意择菜是为了揪菜叶，所以他们的家务劳动可能有头无尾。家长可以画一张表格，在孩子完成的劳动项目上作标记或者贴一张小贴画，积累到一定数量就满足孩子一个愿望，或者给予奖励。这种量化管理方式有利于培养孩子干家务劳动的毅力和坚持性。需要提醒的是，家长不要过分对孩子的家务劳动实行物质奖励，因为家务劳动是家庭成员的义务。

用游戏化的语言向孩子传达具体信息。幼儿的思维具有具体形象性，他们对抽象概括性的语言和现象常常不能完全理解，与家长的本意有一定距离。比如，如果孩子玩具收拾了一半，就去玩其他游戏了，这时家长总会说：“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孩子的理解则是：我一会儿还要玩玩具，我是有始有终的，没有半途而废。因此，毫不奇怪，孩子的反驳理由常常是：“我一会儿还要玩呢！”所以，与其反复向孩子传达这样模糊的信息，不如变成对千变万化的具体情境进行评价，督促孩子把事情做完。比如，家长可以用游戏化的语言对孩子说：“咦？我发现有的玩具回家，有的玩具没有回家了，那么玩具的家人一定很着急，咱们帮助还在外面玩的玩具回家好吧！”这样要求孩子既有趣味，又很具体，孩子更容易理解接受和执行。

篇10

    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 社会性别 财产范围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意义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中的重要制度，它是指将夫妻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至婚姻关系终止时分割。基于共同财产的范围不同，共同财产制还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动产和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等多种形式。一般共同制的共同财产范围最大，不论是夫妻的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归夫妻共同所有。动产和所得共同制是指夫妻在结婚时的全部动产和婚后所得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后所得共同制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劳动所得共同制则是仅以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收入作为夫妻共同所有。

    我国《婚姻法》自1950年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虽历经修改，不断补充完善，但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原则仍保持不变，究其立法意图，主要有三：

    一是符合婚姻关系的特点。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将夫妻的婚后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共同管理、使用、处分其婚后所得财产，它反映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现实，使夫妻的经济生活与身份关系趋于一致，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同时，夫妻关系是至为密切的社会关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尽管另一方收入很低，甚至没有职业，也应视为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在一方获得的财产收益中，包含了另一方在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协助工作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投入。就这个意义而言，婚后所得共同制确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为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因而，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二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夫妻财产制与夫妻身份制一样，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目前，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公民的收入和财产数量仍然不高，共同财产制鼓励夫妻同甘共苦，可以使双方有限的收入发挥最大的效益，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同财共居”是中国几千年的婚姻习俗，共同财产制符合绝大多数人对婚姻的心理期待和社会认同。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分别财产制更能体现夫妻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更能体现男女平等原则，但就我国目前的状况看，仍不具备以分别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妇女在受教育程度、就业、薪酬方面普遍低于男性，许多已婚妇女因从事家务劳动使职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2]，实行分别财产制将致妇女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实践中大多数人仍然不能接受分别财产制，以分别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不符合中国国情。

    三是有利于交易安全。夫妻财产制不仅规范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规定静态的“所有”安全，而且也规范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保护动态的交易安全。适用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使第三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推定夫妻间的财产就是共同财产，除非当事人明确告知第三人夫妻之间实行了分别财产制，否则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是以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作为保证的。同时，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因此，对第三人而言，一方对财产的处分，可以视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即使是夫妻一方单独擅自处分，第三人仍有理由相信该处分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夫妻中的另一方也不得以不知道或不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3].

    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性别盲点

    夫妻共同财产制源于中世纪的日尔曼法。与现代法的共同财产制理念不同，它是夫妻一体主义的产物。共同财产制顾名思义，是以夫妻一体的观念为基础而以夫妻之财产为夫妻共有的制度，表面上看似非常公平，其实不然。传统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夫权色彩非常显著，丈夫是夫妻共同体的主人，对于共有财产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利。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规定，夫为婚姻共同体之首长，单独管理共有财产，不须妻之同意可以将共有财产出卖、转让或抵押，而且于管理上对妻无报告义务（1421条）。此外，丈夫还可以管理妻之特有财产，且收取其所生之果实或利益。如此，妻对于自己之特有财产也仅有“虚有权”而已，故处分时，往往需要夫之协力。[4]自近代以来，这种夫权色彩浓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已逐渐被夫妻权利平等的共同财产制度所取代。现代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已基本摈弃了以夫权为主导的夫妻一体主义，以夫妻各自人格独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夫妻弱势一方利益为立法原则。但是，如果我们以社会性别的视角，站在女性既存的社会性别制度化中所处的实际上不平等的特殊地位上，去审视现存的家庭角色分工，就可以看到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界定仍然存在着性别盲点。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造成女性与男性不平等的因素不是两性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而是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把男女两性通过婚姻结合组成的生活单位定义为家庭，是以存在劳动和角色的社会性别分工为前提的，是既定的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即家庭是由一个赚钱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没有收入但照料家务的妻子和母亲，以及一个或多个子女组成[5].在这种典型的家庭模式假定下确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让没有工作的妻子获得丈夫收入的一半，似乎是对妇女的尊重和对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但我们不禁要问：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的妻子的财产所有权能够真正实现吗？在现代大多数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家务劳动的价值？现行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是否充分考量了妻子的贡献？家庭中的无形资产应当如何评估？

    （一）家庭中角色分工的社会性别分析。

    据联合国统计司和提高妇女地位司的调查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无论是否就业，都承担着家务劳动，尤其是要承担照料子女及其他家人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地区，2/3至3/4的家务劳动是由妇女承担的。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城镇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平均是21个小时，比男性的8.7个小时要多近两倍，而她们中的大多数与男性一样是全职工作者。

    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决定家庭关系和女性地位的基础，性别角色分工虽然与生理因素有直接关系，但却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它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决定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和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女性承担大部分生儿育女负担的“生理现实”是父权制产生并持续维持稳定的渊源；父权制规范产生的基础不是生物和生理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接受了男权统治的价值体系和意识观念；在父权制这种经济关系下，家庭成为男性免费使用和支配女性劳动力的场所。家庭中的男权中心是社会中男权中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通过种种渠道渗透到家庭的权力结构中，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又反过来成为社会创造社会性别不平等范式的渠道之一。因此，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应该是社会中两性关系不平等的延伸。

    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将推动家庭性别分工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向“平等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转变。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已经处于传统的与平等的两种范式之间，妇女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平均水平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0%提高到， 90年代的40%，尽管实际上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女性，但赞成家务劳动应由男女共同承担的人已达到86.5%[6].显然，对于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的态度转变快于行为的转变，但我们相信态度的转变正是行动转变的先导。

    （二）家务劳动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意义。

    是否需要评估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如何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在许多国家开始争论，并逐渐被女性主义者纳入其研究的领域。1960 年，日本的学者矶野富士子教授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一文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产生价值。他认为，是否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认妻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当然产生价值，此价值构成劳动力即商品价值之一部分，因此，家庭主妇可以从丈夫的职业所得中要求因家务劳动所附加的价值部分。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台湾学者林秀雄进一步指出，家务劳动非商品交换的劳动，故对社会而言，无经济的价值；但于社会关系中无经济价值的劳动，于家庭关系中，未必就无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对整个家庭或丈夫而言，不仅有用，而且有价值。妻为家务劳动，则不必支付对价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而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务劳动的价值。家务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流出的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的主要根据[7].

    这些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性观点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所体现。如《瑞士民法典》亲属编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中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自由处分（第164条）。英国的关于婚姻及离婚的王室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九编“夫妻间财产上诸权利”的一般考虑事项中提出： 婚姻为夫妻平等运作的合伙，妻通过家事之照料、子女之养育而对共同事业的贡献，与夫之维持家计、扶养家庭具有同等价值（1950年）。日本在司法实务中也承认家务劳动具有价值。日本最高裁判所在其判决中认为，以女性在25岁结婚离职为理由，而不承认25岁以后所造成的逸失利益的原审判决为不当，而应以妻之家务劳动亦生财产上之利益为由，承认逸失利益之损害赔偿（《民集》第28卷5号，第872页）。

    虽然有关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理论与实践都将家务劳动视为妻子的当然职能，即所谓“主妇的权利”，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但毕竟对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在理论上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在一些国家的法律或实务上予以了肯认，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如前所析，家庭角色分工模式的转变，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或真正全面地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尚须时日，在此之前，明确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有利于保障从事家务劳动的妻子的权利。

    我国因“50年婚姻法”就开始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似乎家务劳动的价值已经在共同财产制中得到体现，无须再另行规定了。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并没有解决家务劳动价值的问题。这一方面表现在获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是基于夫妻身份，而不是夫妻协力，这使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因其劳动不被社会承认，不具有经济价值而实际上处于仰人鼻息、受人恩惠的境地（重大家庭事务仍以丈夫决策为主，81%的住房以丈夫的名义登记，存款登记在丈夫名下的也占到69.3%），共同财产所有权无法真正行使[8]，法律上规定的独立人格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而另一方面，许多既外出工作，又要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方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由于家庭角色分工的传统观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愈来愈多的妇女进入职业领域，从事有偿劳动的同时，家务劳动仍然主要由妇女承担。特别是在目前竞争愈加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妇女所承担的社会压力更为严重，角色冲突也就愈加明显。因此，社会不仅要承认她们的职业劳动的价值，也应当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成员认识到家务劳动对家庭的贡献，同时也促使社会尽快认识家务劳动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承认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按照我国签署和承诺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的要求[9]，应当由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制定对家务劳动等无酬劳动的评估方法，并将其列入国民核算体系。我国《婚姻法》应对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作出肯定性规范，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也应将家务劳动作为需要考量的因素。通过政策和法律导向，最终促使有关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状况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三、无形财产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无形财产是与没有实体或实物存在形式的财产客体相关的法定权利[10].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虽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界定，但除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外，对无形财产中的文凭、执照、资格等具有预期利益的法定权利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此类财产也应当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在传统的财产法律中，文凭、执照、资格等无形财产并不属于财产之列。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也缺乏将其视为婚姻财产的相应法律依据。但20世纪末，一些国家对此问题开始反思。如美国一些州的判例，就确认配偶一方因对方的帮助所取得的成就、学位、执照、资格等，应当属于衡平法上的婚姻财产。其理由是：（l）一方的贡献和努力增加了对方事业的价值；（2）婚姻财产，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而不论其财产形式如何；（3）婚姻财产不必以是否具有交换价值来作为评价标准。如行医执照被认为有助于增加收入，故而持有者的配偶如果对此作出贡献，就可以分得其中的份额；（4）婚姻是双方彼此贡献的经济合伙，一方的成就、学位、执照、资格等包含了对方的贡献和投入，它应当是衡平法上分割婚姻财产时的决定因素[11].

    如前文所述，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往往是妻子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对方事业的发展，在对方学习、培训期间，承担全部或主要的家务劳动，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没有后顾之忧的家庭保障甚至是承担全部的生活费用和学习费用，帮助对方获得文凭、执照或资格。对此类文凭、执照、资格等无形财产，目前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均未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对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文凭、执照或资格已经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如提高的收入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若尚未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则不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例如妻子负担全部或者大部的家务劳动并以自己的收入支持丈夫接受教育和培训，而丈夫却在毕业或者获得学位、职业资格后提出离婚的情形，根据目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此时丈夫所取得的能够带来高收入的文凭、执照、资格因尚未转化为有形财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参与离婚财产的分割，而妻子则已将自己的收入支付了丈夫的学习和培训费用。其结果是，双方除丈夫的文凭、执照、资格外，几乎没有其他财产，离婚时夫妻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微乎其微。

    可见，否认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文凭、执照、资格等无形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就否认了妻子的付出和牺牲，使得离婚变成了对被离异妻子的一种无情的剥削和掠夺。这是与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保护弱者利益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因此，正确界定婚姻关系中财产的范围至关重要。

    婚姻是一个共同体，婚姻关系是双方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伙伴关系。结婚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婚者有理由相信，配偶一方的发展就是整个家庭的发展，自己也必然分享因发展所获得的成果及预期利益。一方牺牲自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从事家务劳动，为对方获得文凭、执照、资格在经济上和生活上予以支持，是因为她（他）确信在婚姻生活中，自己可以分享对方获得的成果和带来的相应经济利益。尽管在婚姻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当中，利他主义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眼前的和将来的可期待的利益仍然是促使夫妻作出这些牺牲的一个强大的动力[12].在获取这一成果的过程中，取得文凭、执照、资格的一方，需要亲自参加学习、培训，是直接贡献者；夫妻另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外出工作，维持家计，甚至用自己的工作收入支付学费或培训费，是间接贡献者，这两种贡献应当具有同等的价值。

    文凭、执照、资格等法定权利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或技术水平，反映了持有者的身份和资格利益，具有人身专属性。但文凭、执照、资格等的取得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相应的金钱投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其他财产权转化的产物。同时，文凭、执照等又是一个人的就业能力、收入能力的证明。通常情况下，文凭愈高，专业能力愈强，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愈大，换言之，其获得的预期利益也就愈大。由此看来，文凭、执照、资格中确实包含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具有经济价值。但是，这种经济利益除了体现为已经实现的收入之外，又是无形财产，难以像有体物一样予以占有和使用。从价值的实现上来看，文凭、执照、资格等法定权利的物质利益是可预期的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夫妻婚后所得财产的内容应当包括所有的财产形式，不应仅仅包括有形财产及无形财产中的收益，否则，就人为地缩小了夫妻财产的外延，在立法上背离了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质，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特别是为一方取得这些无形财产而协力贡献的妻子一力-的利益。的确，在一个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已经日益并且可能成为最为重要财产的社会中，如果婚姻财产的分割还仅仅局限于有形财产，那显然是一个时代的错误。[13]

    综上所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文凭、执照、资格等，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协力的成果，对于因此所产生的利益，包括预期利益均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列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注释

    [1]  巫昌祯主编：《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 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城镇在业妇女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0.1%.越接近最低收入者，女性的比例越高，而越接近于高收入者，男性的比例越高。同时，尽管男女的收入均值都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但在同等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学）分组中，女性的平均收入都无一例外地明显低于男性。调查还显示，近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男女两性的收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正在拉大，而家务劳动对收入的影响是负值，对女性劳动价值的低估也会带给女性劳动者负面的反馈，使其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结果，只能使女性的劳动就业能力更为降低，收入也会随之下降。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

    [4]  林秀雄：《夫妻财产制度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5]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页

    [6] 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一87页。

    [7] 林秀雄：《夫妻财产制度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55页。

    [8] 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28一29页。

    [9] 《北京宣言》，战略目标H.3.206.（g）。

    [10] 《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11] 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88-89页。

    [12] The ALI Principles and Marital Qualitv，Allen M.Parkman，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 Policy，Spring /Summer，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