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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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 单位: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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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司法概念的界定

司法,有的法学教材亦称之为法的适用,是法的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它是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行政司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其在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时,会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此被称作准司法。由于行政司法的对象在理论上还存有争议,因此对于行政司法的概念也存有争议。行政司法对象的理论就世界范围而言,主要表现为两种理论学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司法模式。一种理论认为,行政司法的对象只能是行政纠纷,而且是行政机关同其他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中引起的纠纷;另一种理论认为,行政机关不仅解决行政纠纷,而且对一般民事、经济纠纷都尽可能予以解决,因此,行政司法的对象包括行政纠纷,也包括民事、经济纠纷。[1]第一种理论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盛行,为立法机关所接受,在国家行政组织体系内部设立了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的行政法院系统,专司行政案件的审判职能。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纳了第二种理论。美国行政司法不仅涉及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而且包括对轻罪的判决。我国行政司法,就目前看来,只涉及部分行政争议和部分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以保障社会法律秩序的正常和稳定,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的调解、裁决和仲裁的职能,由此构成了行政司法的三大内容或具体制度,即:(1)行政调解;(2)行政复议;(3)行政仲裁。一般说来,行政复议只适用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仲裁适用解决民事争议;行政调解既适用民事争议,也适用行政争议。由此,在我国,行政司法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有关争议进行复议、调解、裁决和仲裁的活动,它既包括对行政争议的处理,也包括对民事争议的调处。

2当前我国行政司法所面临的挑战

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行政司法的主持者。我国目前对于行政司法的主持者还存在理论上的分歧,即行政司法活动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抑或是在某些情况下的一些独立性较强的但仍带有行政性质的专门裁判机构?我国现有的专门机构仅有商标评选委员会、专利复审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有限的几种。这些机构的设置比较混乱、分散,条条块块纵横参差,职能上彼此冲突甚至发生推诿,专职化、专业化问题严峻。现在几乎所有的行政争议和大量的民事纠纷仍由行政机关直接解决。12行政司法的性质。关于行政司法的本质属性,远非概念中简单标明的行政和司法所能一言蔽之。我们一般认为法国的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构成双轨制司法体系,在法国人自己眼中,却从来都将行政法院的活动看作行政活动,而非司法活动。法国人只把普通法院的活动看成司法活动。英国国内行政界和法学界对行政裁判所活动的性质看法也存在分歧。[2]我国理论界认识比较混乱。有的学者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鼎足而三共同构成行政行为,注重其行政性;而有的学者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列入行政救济,更注重其司法性。种属概念混淆不清。与行政司法概念相近的还有行政审判、行政裁判,这些概念并没有严格界定。再加上行政诉讼、行政救济、行政监督等概念的干扰,学术界陷入一片概念沼泽。还有学者对行政裁决分别作狭义、广义、最广义几种不同解释,广义的行政裁决甚至可代替行政司法的概念。212行政司法存在许多程序上的问题行政裁决因无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其随意性特别大,最缺乏规范性和基本的程序规定。行政调解除基层人民政府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和主管部门对商业经济纠纷的调解有程序规定之外,其他都无法律具体规定。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但5行政复议法6又规定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即在特定情况下也可采取开庭审理方式,而5行政复议法6对开庭审理的程序却未作规定。行政仲裁的程序性问题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出来,如同是技术合同纠纷,既可由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受理,又可由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受理。所以各类纠纷的仲裁规则和程序都不统一。213司法救济途径冲突行政司法相对于行政执法具有后继性,相对于法院司法具有前置性。我国对于行政复议不服,一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行政仲裁、行政调解目前一般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行政裁决一部分提起民事诉讼,一部分提起行政诉讼,规定的比较混乱。这样的规定对于纠纷的解决是不利的。司法救济途径的冲突,不仅会使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也会使各机关之间产生相互推诿的现象。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影响行政效率。国内新形式的巨大冲击行政仲裁方面的制度的新动向。建国后,我国仿效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建立了一整套行政仲裁制度。但从8年代中期到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6颁布前的这段时间,有关行政仲裁的法律法规如春笋般涌现。这期间共有14个法律、82个行政法规、192个地方性法规作了有关仲裁的规定。[3]其中只有几个是关于涉外仲裁的规定。一时间行政仲裁严重失范:法律、法规、规章都在设定,仲裁领域急剧扩张;仲裁机构呈分散状态;仲裁程序也不统一。1994年8月31日,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6颁布,除劳动仲裁一枝独秀外,其它行政仲裁归于沉寂。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5仲裁法6的颁布实施,行政性仲裁机构已陆续撤销,因此再作行政仲裁与民间仲裁的分类已无实际意义。[4]12听证制度的建立。听证本是英美国家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的决定对当事人有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在中国,听证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96年3月17日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6中。1997年12月29日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6第23条又确立了公听制度。但听证这一新程序的出现,也给我国行政司法理论带来冲击。从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6的关于听证程序、主持人的超脱地位、两造对抗、听证中事实和证据的拘束力等方面来看,听证初步符合传统行政司法的概念要件。但听证又不同于传统严格意义的行政司法,因为听证后由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作出决定或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这是一个纯粹意义的行政决定,与美国带有事先救济性质的事前听证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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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1]。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2]。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人、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3]。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4]。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师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5]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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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刑法是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法典，是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法律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贯彻新刑诉法的关键时期，检察机关反思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理念，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刑法谦抑性；检察机关；刑法

一、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内涵

（一）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定位

刑法谦抑理论是舶来品，它诞生于欧洲。1789 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由此，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刑法人道主义在当时已经被广泛接收，并且逐渐开始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对人性解放和人权自由的普遍追求使得个人利益对国家利益产生了制约，此时的刑法制度开始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积极的社会因素为刑法谦抑性理论的正式形成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具有初步体系的刑法谦抑性思想也逐渐成为刑法学界的主流研究方向。通常所称的“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刑法谦抑性应当是刑法原则的上位概念，它可以涵盖刑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谦抑性应当定义为一种法律精神或者法律理念更为合适。现代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纠纷，从某种意义上讲，和谐社会也是拥有完善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中，刑法解决纠纷的机制代价最大。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和谐社会所希望的是，对于被打破的和谐要用最小的代价加以迅速恢复，并且不使这种恢复产生其他的不和谐，因而刑法的介入往往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这体现着刑法的谦抑精神。

（二）刑法谦抑性的内涵

刑法的功能具有双重性，即保护功能与惩罚功能，当过分注重其保护功能时，刑罚就变得宽松、随意，国家与个人的利益不能够得到保障；若是过分注重刑法的惩罚功能，则刑法很可能会沦为暴力统治的帮凶，以国家强制力的形式侵害个体的正当权利。德国学者耶林曾说：刑罚如两刃之剑， 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具体而言，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谦抑性有着三方面的内容：（1）刑法的紧缩性，即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2）刑法的补充性，即刑法的最后动用手段性；（3）刑法的经济性，这是从理性的经济分析视角对刑法谦抑性原理作出的内在评估。所谓经济，简而言之就是刑罚作出的成本不应当超过犯罪所损害的利益。

二、刑法谦抑性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在立法和司法层面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刑法是定罪量刑的基础，刑事诉讼法为刑法的实施提供程序性保障，程序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品格。从理性上讲，人们在结果上对待犯罪现象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在过程中对待同一犯罪现象的态度，即刑法的谦抑必然与刑事诉讼法的谦抑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诉讼就是决定是否对被追诉人施加刑罚的过程，正是由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这种天然联系，刑法的谦抑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谦抑。换言之，刑法谦抑对刑事诉讼法的谦抑具有基础性的关系和影响。[5]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权保障的目标、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是刑事程序立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对刑法谦抑性的绝好展现。

（一）不起诉制度

不起诉决定可以分为三种：即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是指对于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实践中，轻微刑事犯罪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如轻伤害案件、数额不大的侵财类案件等，如果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初犯、偶犯或者未成年人，动辄适用严酷的刑罚，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相对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运用自由裁量权与刑法谦抑性的完美结合，是在谦抑性精神指导下，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实现刑法惩罚与保障双重功能的有效途径。

（二）刑事和解制度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真诚悔罪的基础上，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提供特定服务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并在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基础上，有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轻缓化处理的制度。实践表明，该项制度在矫正犯罪、抚慰被害人心灵、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当事人和解的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的处理都应当体现轻缓化的特点，即尽量减少适用逮捕措施，已被羁押的，可以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移送审查起诉时，公安机关可以像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审查起诉中，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刑法谦抑性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全方位的体现。

（三）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也用专门的条文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规定。社区矫正不脱离社会、不脱离家庭，在专门机关和社会力量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教育，既有效增强服刑人员矫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刑罚执行成本，减轻社会负担，消除不安定因素，同时也体现了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故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刑法谦抑性在刑罚执行环节的典型体现，是刑法实现非刑罚化的重要途径。

三、刑法谦抑性对检察机关的要求

（一）正确树立慎刑的理念

慎刑理念源自我国古代法律思想。所谓明德慎刑，其具体内容有四：一是定罪量刑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二是依法定罪，罪刑相当；三是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词，避免滥刑；四是紧于内而缓于外，内外有别。这与现代刑法谦抑性思想所要求的在刑法的适用范围上和适用程度上加以抑制的内在要求是十分相似的。法治的发展需要正确的理念为指导，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从实践来看，有罪推定的思想观念在司法机关中仍然存在，一旦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承办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犯罪嫌疑人，侦查环节更为严重。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给一线办案人员带来了压力，所谓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执法理念的陈旧。在贯彻实施新刑诉法的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彻底摒弃封建思想残余，树立慎刑理念，严格审查证据，充分保障人权。

（二）全面把握入罪的标准

实现刑法的谦抑性，检察机关必须严格把好入罪的关口。所谓入罪，是指一行为成立犯罪的标准。刑法谦抑性在立法层面的体现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总则关于犯罪的定义与但书的规定；二是刑法分则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定义的规定，犯罪行为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社会危害性，二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性。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到需要科处刑罚时才是犯罪。《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其中的情节，是指行为过程中影响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非难可能性的各种情况，如法益的性质、行为的方法、行为的结果、行为人的故意、过失内容、动机与目的等。至于情节是否显著轻微，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当然，总则关于犯罪的定义只是一般概念，对于定罪起到原则性指导作用。刑法谦抑性在立法层面的体现主要在于刑法分则在确定具体罪名时应充分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标准，未达到该程度的，应作为一般行政违法或民事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的谦抑性是刑事司法良性运行的基础。检察机关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综合全案证据，严把证明标准，做到不枉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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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

一、法律责任概述

关于法律责任，现代法学家对它的理解主要是强调责任的可归责性和处罚性。凯尔森指出：“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的行为负责，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我国法学家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里澄清几个相关概念：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责任不一定承担法律制裁，在主动承担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法律制裁。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义务。比如：在存在义务的条件下，如果义务人正确地履行了义务，也就不发生责任问题。因此，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是三个密切相关但又不

能等同的概念。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的理论依据及必要性

（一）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经济法学者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

1、经济法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法责任。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被打破，并走上合作与融合，“国家之手”也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经济法责任具有鲜明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经济性是指它是国家协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责任；社会性是指这种法律责任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体现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

2、社会责任的兴起促进了经济法责任的发展。经济法被视为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责任的发展将有助于社会责任的实现。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例来探讨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但是，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决定了传统公司法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不利于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建立起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如：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实现而言，政府可以采取对那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予以肯定、保护和褒奖等方式来予以推进，并设计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打破传统的诉讼理念，授以非股东以诉权，从而保障社会责任的实现。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于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根据经济法的“国家三重身份论”，国家具有三重身份，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还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相应地形成了行政管理权、经济管理权、国有资产所有权。其中的经济管理权是产生经济责任的重要源头。明确规定政府经济管理权的范围、行使程序，承担的相应义务是十分必要的。经济责任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解决政府的低效率及寻租行为。而这种责任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局限性。由于民法和经济法的性质、价值、法治理念、调整对象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民事责任体系无法解决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的责任问题。此外在我国，行政责任的威慑力已大大减弱，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日益猖獗，原因在于行政责任处罚的乏力，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规制政府的经济行为的责任体系，这就是经济法责任。

2、经济法责任形式和制裁方式的独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等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后果。（1）经济制裁的方式。包括：罚款、减少、停止或提前收回贷款、强制转移财产所有权，如征购、征用，强制转移使用权，如强制许可使用等。（2）经济行为制裁。包括：强制整顿、吊销生产许可证等。（3）经济信誉制裁。包括：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取消或限制从事某些经济活动资格等。第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法律后果。这主要是经济管理行为责任和制裁。其制裁方式包括：责令减、免被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需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停止、纠正或撤销错误或不正当干预、管理行为；限制或剥夺经济管理权等，此外，还包括经济制裁方式如赔偿损失等。

三、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一）从责任目的上来看

经济法责任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侵犯，这便使它与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有了实质上的区别。

至于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就是那些广泛地被分享的利益。”笔者则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的个体所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产品安全、公平竞争秩序和善良风俗维护等内容。

（二）从归责原则上来看

经济法律责任侧重于公平归责。公平归责原则是现代立法的产物，在经济法中广为使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中更是如此。

（三）从责任形式来看

限制或剥夺经营资格和经济补偿是经济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

（四）从免责条件上看

经济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无责任能力等。

四、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及局限性

法律实施机制构成有四个要素，即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我国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实施机制。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受损害的个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却没有办法提讼，即现行法律不承认公益诉讼。

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法律责任的局限性决定了经济法律责任存在局限性。屡禁不止的、大量存在的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法律责任的作用是有限的，仅有惩罚是不行的。要充分认识到法律责任并不是保护法律关系不受侵犯的唯一手段和措施。

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和认识到了经济法律责任制度在保护经济法律关系方面的局限性，并已开始用“奖励”与“惩罚”并举的模式构建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

如杨紫煊教授就主张应实施奖惩制度，保护经济法律关系，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既对惩罚又对奖励做出了规定，并且均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经济法的特征之一。奖惩制度是经济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刘隆亨教授也主张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并认为“对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经济法规定的各种奖励措施，也是重要方法。”王全兴教授同样主张经济法责任制度与经济法奖励制度并举。

五、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

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二）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目前，经济法责任引起的诉讼一般称为经济公益诉讼。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客观存在并日益严重，虽然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公益诉讼的理念深已入人心，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机制已是学界共识，建立独立的经济公益诉讼程序是必然之举。这样可以确保违反经济法责任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

经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第一，侵犯国有及集体所有资产的案件；第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第三，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案件。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或规律，其理由是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适格的原告和被告，法院也没有能力解决此类纠纷且此类纠纷也不适合法院来解决。

在建立经济公益诉讼时，要借鉴共同诉讼和代表诉讼的理论，其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打破原告适格理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费用制度、奖励胜诉原告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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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人大复印资料,2003(1).

篇6

【关键词】成本管理；经济效益；措施

成本管理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当今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比例不断提升，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占据中国企业的大半壁江山。但在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品牌知名度、国际化程度、产品集中度、成本管理等方面，我国500强企业与世界企业500强相比，差距很大。当今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劳动法规严酷，材料价格每年上涨，企业要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就要从自身成本上下功夫，要有过硬的成本管理经验与创新。而成本已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制造成本。它应是管理上的成本，它是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在企业管理中，成本由多个方面组成。但很多企业，基于自身素质以及诸多方面的原因，对成本管理重视不够，或是不知道应如何着手进行相适应的成本管理，资金没有相应规划，导致成本管理故此失彼，导致企业的成本过高，经济效益逐渐下降。

一、目前我国的企业成本管理状况及其在成本管理中的呈现的问题

1、中小企业缺乏成本管理意识

我国的民营企业的起点是多样化的，企业主的素质也是多样化的。作为企业主，基于其自身利益，对成本控制是重视的，但基于其自身素质与观念，对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企业的领导者的眼里生产、销售是第一位，他们认为只有发展销售、发展生产，企业才能求生存。民营企业有别于国企，往往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民营企业的职工基于自身的利益与对企业主的喜好态度等复杂心态也会造成在思想上对成本管理不重视，由于存在复杂的心理因素，他们在工作中就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难以实现全员成本管理意识。

2、企业虽有成本控制意识，但成本管理意识不当，观念滞后，造成在降低成本方面顾此失彼

1）以削减企业的劳动力报酬为代价，降低企业的成本

企业主的起点不同，企业的起点也不同，导致每个企业的个性呈现差异化。有的企业坚守劳动密集型的路子，不屑于运用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不会运用高新技术来提高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他们的成本控制意识仅仅限于控制企业的人工，比如：把工人的工资降到低于同行，这将使企业流失大量精良的劳动力。同时会让企业可能会面临触及一些劳动的法规。

2）以企业的信誉为代价

企业的成本管理缺乏市场理念，以降低企业产品质量为前提，以降低质量偷工减料来获取效益。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存在着普遍的隐忧，尤其在食品行业就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如：农夫山泉的没有达标的饮用水；肯德基为了降低成本收购山东一带用抗生素喂养的白羽鸡。这会使企业轻则损失信誉，失去客户，重则面临诉讼，要支付相当高的诉讼成本。

3）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代价

企业没有做好资金的规划，总在紧急的时候大量动用资金，不考虑资金的成本。由于企业资金完全处于一种无规划的状态，经常在急需的时候大量外借资金。而当今民间非法融资普遍，资金成本急剧上升。从而资金更加“捉襟见肘”，生产和服务方面更是故此失彼。企业与相关者的关系更是没有处理好，造成企业与众多的相关者形成利益冲突，违反了“企业与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导致企业的长期发展受到影响。降低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力。

3、成本观念滞后，成本管理内容不完善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指的是与企业的生产有关的所有费用，但是在目前企业的成本概念在传统的会计理念中，只是包括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直接成本，包括生产中的人工费用，产品材料以及各种设备费用。目前很多制度趋于完善的成长型企业的成本管理中还是以传统的会计方式将重点放在了对企业的直接成本的管理中，没有对企业的成本管理形成全过程的、动态的管理模式。

4、企业成本信息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企业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企业管理者往往容易出现短期成本管理的行为，为了突出任职期的业绩，盲目地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企业后期的成本管理存在较大的困难，更有甚者为了完成部分目标指标，人为粉饰财务报表，大大降低了成本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对使用者决策提供了误导信息。此外部分企业企业的成本管理人员素质较低，成本计量、确认方法有失科学合理，在成本管理中对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也就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成本管理。

5、缺乏有效的成本监督与激励机制

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我国普遍缺乏成本监督和评价体系，成本管理的执行效果不够理想。部分企业成本管理不够完善，不同岗位和机构之间不能形成分离和制约，直接影响了执行效果。企业成本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控，使各项制度形同虚设。

6、企业内部管理粗放，人员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我国的一些品牌企业与国际知名企业相比，无论是在企业管理经验还是能力和效率都有不少差距，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关键指标要远落后于国际知名企业，特别是在同等条件下，管理成本要高出好几倍。

7、在经济纠纷中不懂得运用法务会计，至使企业在诉讼中成本大幅提高社会环境复杂，法治进程加快，企业经常会因经济纠纷陷入有关经济案件的诉讼，法务会计对于很多企业是陌生的，我国法务会计发展是滞后使法律法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收购兼并、破产清算、商标权纠纷、财产权纠纷、债权纠纷、经济合同纠纷，这些案件都耗费企业大量的成本。我国缺少法务会计的人才，企业也极少有设置法务会计的岗位，在诉讼中不懂运用法务会计，将使诉讼成本大幅提高。

二、从管理的观念，有效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

1、提高中小企业的成本管理意识

首先企业主要加强成本管理意识，企业领导要积极吸取新的管理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在抓生产、销售的同时也要兼顾成本，切忌麻木扩张，甚至不计成本乱投标，这对企业的危害性都很大。要做好事前成本的决策，发生投标或销售时要做好本量利分析工作，做好盈亏平衡点、保本销售额和保本销量的计算。

民营企业员工素质参差不齐，流动性大，要管好这些“流水的兵”不易。要管好员工首先要从制度上着手，企业要建立完善的成本管理体制。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成本管理程序。所谓“宽则济之以猛”，以严格的制度要求员工是做好成本管理的关键。对企业生产过程中各部门在成本控制中的责任进一步明确，使企业各生产人员可以按照相关的制度和程序进行生产活动，从而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次要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让他们树立成本管理意识。第三要给予员工除了薪酬以外更多人文的关怀，树立企业文化。从2006年全美的舞弊调查显示：如果企业主对员工人缺乏关心，或者受到出某种程度的侮辱，员工的舞弊几率就增多，而且员工的舞弊还带有“合谋性”的逆反心理，即使他们知道因此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仍然舞弊。这对企业的成本管理是十分不利的。所以企业要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与教育，所谓“猛则纠之以宽”。企业通过宣传和培训学习，使企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养成节约的习惯，利用企业提供的成本控制信息，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积极参与到企业成本管理活动中，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降低员工的流动性，防止技术人才的流失，有利于节约人力资源成本，提高生产的效率。

2、完善内部成本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合理的成本管理组织体系

一要完善企业内部成本管理的组织体制，努力形成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企业成本组织保证体系。二要完善企业成本管理的责任机制，实行成本责任制度。即以成本各单位为中心，将成本责任目标与措施分解落实到企业内部与成本有关的各职能部门、各生产经营环节及全体职工，明确各自成本管理责任和权力，并借助于严格的成本控制和激励机制，促使企业上下共同努力，实现各自成本责任，最终达到企业成本管理目的。三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成本管理控制机制。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对各项成本支出，建立严格要求的内部控制和内部牵制手续，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成本监控信息反馈系统，达到对成本的及时监督与控制。

3、做好事前预算管理

要做好企业的成本管理首先就要要编制科学的预算计划，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要按照成本预算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的预算管理，在要按照预算计划进行费用支出，对企业各项成本预算费用进行控制，防止企业生产中预算超标现象的发生。例如：在很多企业中采用定额管理标准，按照一定的定额进行预算编制，采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预算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其中，企业的各生产部门对本部门在一定阶段内实际发生费用进行管理，然后由企业会计部门进行信息汇总，再与预算计划进行对比，对超出预算的部分要分析其原因，而且采用信息化的预算管理。可以考虑使用：基于作业基础的全面预算，运用作业成本预算来编制总预算。

4、产品的生产开始，要加强定价政策的控制

定价策略可以采用完全成本加成定价法、变动成本加成定价法、目标成本定价法、竞争招标定价法、新产品的战略性定价、心理定价策略等。拟定开发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定位后，首先要加强产品设计成本的控制，企业要在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企业发展战略，做到有市场、有销路才有相关产品的开发，稳健地走好企业的经营路线。研发部门应按照产品的价格定位，结合行业同类产品生产成本水平，确保产品设计成本与市场价格相匹配。以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其次，定价政策可以考虑品牌的开发，分销渠道，对于出口产品要考虑关税税率的变化，可以考虑把关税的节省转移到价格决策中去。

5、加强原材料采购过程控制，完善原材料采购内控制度

可以实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来采购原材料，比质比价，实现采购价格优化。但在招标过程中要做好财务控制，做好对投标企业资质的控制。供应企业良莠不齐，投标市场上，经常有以假造企业资质，虚假财务报表，虚假投标资料进行投标的企业。通过优化质量管理，严格原材料入库检查验收制度，确保采购材料质量，杜绝采购环节损耗损失。实现采购成本最优化。

6、突破传统的存货管理

结合使用MRP计划系统软件和JIT存货管理方法，不拘一格，适时大胆采用“零库存”管理。

传统的存货经济批量管理模式考虑了陆续送货、均匀使用；数量折扣；缺货成本，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可以考虑采用MRP计划系统软件及JIT存货管理。

MRP是根据主生产计划（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简称MPS）、物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简称BOM）、存货清单等资料，经过计算而制定成的物料生产和采购计划，同时提出各种订单的补充建议，并对已实施的计划进行进一步的修正的一种计划系统。JIT方法则不承认准备成本存在的合理性，试图将其减少至零，同时通过减少存货水平减低存货的持有成本。如：日本的丰田公司就是应用JIT管理最成功的典范。

现时很多企业使用的ERP管理系统下的存货由于该系统规则的固有约束，经常会造成存货的过多，这样就提高了变动性订购成本和变动性储存成本。而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又各有不同，这正是ERP系统的一大缺陷。

在保证供应商能随时供货的情况下，现时很多大企业已经大胆使用“零库存”管理。企业不设仓库，供应商物资直接到位，大量缩短了资金的周转期，把储存成本降至为零。但“零库存”管理首先要有把握控制存货的及时到位，其次要严格把好随时进厂存货的质量检验关，保证随时进厂生产的物料质量，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7、加强企业成本核算

加强成本核算就是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对预算阶段的费用和实际发生的各种费用都应该进行有效的审查核算。在费用开支之前，所有费用的支出都应该有严格的审核手续，只有经过审核之后才能进行费用支付。在日常的成本费用管理中，加强管理。在费用发生之后，企业要根据各阶段中实际发生的费用，积极收集各种费用支出凭证，并且对总的费用进行核算，与预算标准的费用进行比较，看实际费用是否超标，对超标的部分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出超标的原因，保证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

8、建立成本的监督和绩效评价体系

成本的监督体系有众多的内部控制环节组成，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才会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内部控制的成果又体现在绩效的评价。企业成本体系控制得当，企业绩效提高，传统的绩效评价法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除了用传统的指标进行分析我们还应考虑使用经济增加值评价法、平衡计分卡评价法等对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价，并把企业产生的绩效目标，分解为各个环节内部控制所达到的目标和任务，制定合理的责任指标体系，对达到相关目标和任务的个人和集体予以激励，同时防止短期行为的发生。

9、精简机构，提高管理效率

一个企业的人数的多少不应作为衡量一个企业的指标，在当今可以用机械手代替人进行生产，用全自动化生产线代替人工生产线的时代，以从业人数的多少来评价企业，往往有失偏颇。很多国际化的大厂、大型民营企业，因为自动化生产线的运用都可以大大节省人力，如：富士康已经用机械手生产代替人工生产。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都有很先进的工业自动化技术。机构的臃肿人员的繁杂，往往影响管理的效率。当今的大企业多用扁平化管理，并大量引进高素质专才。企业在选择成本会计人员时应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保证甄选人员的高素质。

10、聘请具有法务会计知识的会计人员，或对财务人员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培训，力求在诉讼中，提高违约成本降低维权成本

法务会计是特定主体综合运用会计学与法学知识以及审计方法与调查技术，旨在通过调查获取有关财务证据资料，并以法庭能接受的形式在法庭上展示或陈述，以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的一门融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证据学、侦察学和犯罪学等学科的有关内容为一体的边缘科学

企业在当今的经济生活中涉诉的案例很多，其中合同纠纷、在商标商誉侵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占据了企业诉讼案件的多数。如：佛山“酱油”侵权案中，海天公司诉威极公司侵权。诉讼并非企业之间纠纷的必由之路，会计人员应在发生交易之前做好成本的预算工作，在交易开始合同签订时，要注意从合同条款和财务证据的搜集方面着手，设法提高违约成本，降低自己的维权成本。在发生争讼前，法务会计人员应协同有关法律专家在事前根据自己手头的财务证据预算争讼的机会成本，把各种可能性的机会成本的数据提供给决策者。在纠纷庭审当中通常需要会计人员通常要作以下工作：（1）提供财务证据资料；（2）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以确定损失；（3）在诉讼过程中核算机会成本。为了能在产生纠纷时能提供有效的财务证据资料，就要求财务人员在纠纷发生前做好相关防范工作；在庭审期间要按法庭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提供财务信息，才能在有效期内获得赔偿；在诉讼过程中财务人员必须随时核算机会成本。争讼维权是企业不得已而又耗费企业大量的资源的途径。要解决争议，诉讼并非一个良好的途径。无论在诉讼前或诉讼时，双方能达成协议或辩诉双方愿意交易达成庭外和解，会获得解决争议最低的成本。法务会计不仅仅可以用于诉讼中为企业降低成本，还可以用于在企业内部纠查舞弊，为降低企业内部因舞弊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三、结论

企业的成本是广义的成本，是管理意义上的成本，必须更新观念，不能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看成本。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应以长远发展为目标，提高可持续增长率。除了采用新的成本控制技术与方法控制成本，从全员调动、制度建设来节约成本；企业还可以从资金的调动与规划，节约融资成本，存货的管理，法务会计的运用等各种途径和方法控制、节约成本。不仅仅要有效降低制造成本，还要分析计算好各种机会成本，有效降低资金成本，降低诉讼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将成本管理贯穿于企业一切经济活动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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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我国越来越的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在海外投资事业取得可喜进展的同时，海外政治风险对我国的海外投资的危胁是不容忽视的，因而，与国际接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势在必行。建立海外投保险制度国际通行的模式一般有三种：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选择应该根据具体国情而定。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4]孙晓晖.借鉴外国经验，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的设想.财经研究，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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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务会计；建设；建议

2006年8月19日，首届“法务会计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指出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我国还没有法务会计的职业团体与学术研究组织。有关法务会计的法律规范制度也是一片空白，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日益增多，使得我国必须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增加投入。

一、加强我国法务会计建设的必要性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加强法务会计建设

1946年美国纽约会计师默瑞斯-派勒在其论文中首次使用了“法务会计”一词，至今，国外法务会计发展已经成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务会计为更好的解决经济纠纷案件，客观公正地计量经济损失，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但是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缓慢，且处于初级阶段，已成为高速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现代审计的发展要求加强法务会计建设

1998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主题为“舞弊与法务会计”的研讨会上，把法务会计定义为审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门。安然事件更加引发了国内公众对法务会计的思考。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专门成立了法务会计师协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都设置了法务会计部门。我国会计事务所还没有意识到法务会计的重要性，并且设立法务会计专业的高校也是寥寥无几，成为我国现代审计的一大漏洞。

（三）经济案件的公正处理要求加强法务会计建设

随着我国的经济案件逐渐增加，法务与会计结合处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法务会计根据调查结果向法庭提供专家性意见，是法庭为了做出正确的判决的重要证据。国内现阶段有关债权、债务理算、保险赔偿理算等经济案件都是由都是由律师进行处理。大多数律师对会计知识了解不够深入或一无所知，造成信息的失真或不对称，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正当的维护。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现状

（一）对法务会计的理解存在偏颇

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务会计这一名词逐步为国内人士获知，但是社会对于法务会计概念的理解存在偏颇。企业在选拨人才倾向选择具备法学和会计学的双学位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并不是真正的法务会计人才。需求决定着供给，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颇，使得对法务会计人才在社会中的需求不能得到真正的显示。这也是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缓慢的一重要原因。

（二）法务会计理论亟待深化

我国法务会计理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相关的职业团体与学术研究组织。国内公开发表的法务会计方面的相关文章相当的少。研究文章大概有400多篇，可统计到的专著仅有7部。多数文章内容雷同，缺乏创意。

（三）高校培养的配套设施落后

据了解，目前在美国至少近9%的大学或学院本科和研究生的相关专业讲授法务会计的课程。我国缺乏完善的理论知识来供学校老师对学生进行教授。个别高校虽进行了开设法务会计的尝试，但由于理论基础的欠缺、师资力量的不足，在教学中也以简单的案例进行讲解，使得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没有明确的方向。

（四）法务和会计实务分离的局限性

从实务角度来说，法务会计是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以会计资料为凭证，以法律为准绳，处理涉及与法务有关的会计事项。目前实务中，会计方面和法律方面的事务分别由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分别处理，实务中处理的相分离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也是导致法务会计成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三、推进我国法务会计建设的建议

（一）加大法务会计的宣传力度

建设法务会计，当务之急必须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要公众对法务会计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纠正现在理解上的偏颇。初步阶段，在理论研究完善的时候，会计事务所作为法务会计运用的核心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对法务会计进行宣传。学校作为法务会计人才第一手的人才来源，在招生就业的时候都要让学生和家长了解法务会计，这样法务会计的知名度也能提高。

（二）加大法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力度

法务会计并不是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以经济实体为会计主体进行确认、计量、核算和报告的会计，而是在广泛意义上企业涉及到法律法规和处理各种经济案件时对与会计相关的事项进行解释和说明，是介于一般的会计和审计之间、涉及司法领域的特殊会计工作。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

（三）完善法务会计人员的培养体制

高校作为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基地需要建立完善的配套设施。通过职业培训、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后续教学等多渠道、多层次地培养法务会计人才。形成包括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模拟实验、单位实习等一系列完整的培养模式，为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供一种循环渐进的途径。从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出发，组建双学历的教学科研团队。

（四）设立法务会计行业管理机构

西方国家的法务会计组织和机构已比较成熟，伴随法务会计业务部门的成立，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设立法务会计行业管理机构对其进行规范化。我国的法务会计行业管理委员会可以从属于注册会计师协会，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设立法务会计专门委员会，专门对对法务会计业务进行管理、指导、监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务会计体系。

参考文献：

[1]何芹.法务会计若干理论问题初探[J].财会月刊,2009,(8).

[2]高绍福.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研究与分析.财会通讯,2009,(3).

[3]王煜骞,赵纯祥.推进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建议[J].财会通讯,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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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会工作；有效认知

[DOI]10.13939/ki.zgsc.2017.12.090

1 引 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改变传统的粗放型、低效益、资源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高效益及技术创新型发展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工会组织产生了有效影响。工会是职工的代表性组织，是我国政党联系群众、团结职工、维护职工权益的有效场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会首先对经济发展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走向及效益化调整，企业的政策及发展调整又会进一步影响工会工作的运行及政策实施状况。因此，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形势下，积极探索其对工会工作的影响，对新常态下企业职工更好地应对经济政策变化及更有效发挥工会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2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工会工作的影响

2.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给职工队伍结构带来新的变化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工会工作的影响的第一个表现是，将会给职工队伍结构带来新的变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往往依赖于资源、劳动力优势及出口拉动。这一时期的职工队伍以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为主导，且管理者及知识型员工发展相对不足，总体职工队伍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的形态。伴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产业发展迅猛，成为新的主导性产业，企业发展开始向技术型、集约型和创新型方向转变，此时的职工队伍中知识型员工及有效的管理者不断增多，低级劳动者数量减少，职工队伍结构总体呈现出“倒金字塔”型的形态。此外，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职工队伍结构更加复杂，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2.2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对职工技能及素质提出新的要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工会工作的影响的第二个表现是，将会对职工技能及素质提出新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我国的优势资源。这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我国有众多的产品代加工厂，依靠丰富而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富士康等诸多代产品加工工厂。但总体来看，劳动力素质及水平相对较低，严重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优化及企业发展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员工的技能及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型、创新型企业不断发展，并成为新形势下的发展方向。这些企业的发展特征要求职工必须具备良好的技能及自身素质。技能主要表现为业务能力，素质主要体现为道德水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企业的发展更多依赖高技能和高素质的能力型员工，使之充分发挥潜能。

2.3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改变传统的劳资关系，对职工劳动权益产生新的影响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工会工作的影响的第三个表现是，将会改变传统的劳资关系，对职工劳动权益产生新的影响。传统的劳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雇佣关系，即企业主以一定的代价购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企业主和员工之g处于对立关系。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企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开始探寻与职工共同发展的路径，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来说，有些企业给予员工一定的股权激励，以股权契约形式将企业所有者与职工权益结合在一起，传统的劳资关系开始改变。此时，企业主从新的劳资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效益，职工劳动权益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劳资关系更加公平。

2.4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更多涉及外资及涉外经济利益纠纷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工会工作的影响的第四个表现是，工会工作将会更多地涉及外资及涉外经济利益纠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企业走向开始多元化，职工的就业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合资、外资企业不断增多，并以新的技术及管理方式冲击中国现有的企业机构。由于外资企业具有相对较好的薪酬待遇及职业发展路径，高能力、高素质的职工不断加入到外资企业的队伍中来。但由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外生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经济利益纠纷及涉外问题。此时，工会原有的处理企业内部员工的本企业内生性问题，就转变为处理与外资企业相关的经济利益纠纷的外生性问题。

3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势下发挥工会作用的有效认知

3.1 在促发展、调结构的发展形势下，要注重发挥工会的引导培训作用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及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形势下，要充分发挥工会的引导培训作用。具体来说，工会是维护职工权益，有效发挥职工作用的组织，其在引导员工工作及生活、组织员工培训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充分发挥工会的引导培训作用，工会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工会必须对企业发展的未来愿景有充分的认知，并引导职工向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努力；第二，工会能够了解职工的需求及发展诉求，包括劳动薪酬、职工福利及员工的精神生活需要等，能以确定的标准及方式来满足；第三，工会必须定期组织职工参加相关培训，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和精神力量培训，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业务处理能力，通过精神力量培训培养全体职工的企业认同感，形成发展的合力。

3.2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以工会为组织媒介，致力于企业发展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要以工会为组织媒介，将职工命运与企业发展有机结合，形成发展新局面。为有效发挥工会的组织媒介作用，要实施多种方式完善工会的组织建设。一方面，从工会管理机构来说，要给予工会更多的自与经费支持，如可以让工会自主决策涉及员工公共权益的事项及安排，并能对涉及员工利益的工资、福利等实施复核权，有效保证员工的利益。另一方面，从工会的内部结构组成来说，要加强工会内部的组织机构建设，如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外员工经济纠纷不断增多的现实状况，在工会内部增设涉外劳务权益纠纷管理部门，专门解决员工涉外劳务权益问题。

3.3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要积极完善和创新工会维权的内容和途径

在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要根据企业及工会发展要求，积极完善和创新工会维权的内容和途径。工会维权的内容主要是涉及职工的利益问题，如职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等不能满足现有职工诉求，以工会调解等形式满足员工本身的要求。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新常态下，可以丰富工会维权的内容，如赋予工会评价及考核企业主的权限，将对职工的监管及评价体系在企业主身上实施，以实现两者之间关系的对等。此外，还要不断丰富工会维权的途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带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如互联网、大数据及云服务等新的概念及形式不断出现，工会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创新性路径，建立“互联网+工会建设”、工会服务大数据平台及工会云管家等创新性方式，使工会有效实现维权。

4 结 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带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提升，也会在一定程度对工会工作产生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新常态的发展契机相承相接。本文通过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下对工会工作影响的探讨，以期在企业未来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工会作用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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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金融的概念

民间金融被国外很多研究者界定为“非正规金融”，也即是指，一种游离于政府监管与立法规范的边缘化金融行为，包括一切在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概念的界定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

(二)我国民间金融的具体形式

民间金融在流通期间主要通过民间的金融机构进行资金的流通和管理，其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家所规定的民间金融组织，其实际资本往往由企业的合作社员提供，而利用此项资金实现对于企业的借贷和租用，是其存在的主要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尽管其由国家进行认证，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民间金融的范围。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民间金融的主力，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议，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是否能够通过资本运作真正成为符合国际金融资本流通条例和流通原则的组织。2.农村合作基金作为最早的新型社会保障组织，其存在的基础仍然是集体组织经济，因此，其本质意义上并非作为民间的金融机构而存在。实际上，其作为社区金融系统的补充和完善，能够为乡村提供较为清洁的资金来源，从而为企业和单位提供相应的流通资金，这种有偿的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为民间资金的重要来源，同时由于其资金的来源较为明确，也有着相应的管理，因此其作用也较为明显。3.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涵义有着较为宽泛的定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只要是非正规金融融资即民间金融，都可以被成为民间借贷。而较为狭窄的定义则是将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成为民间借贷。这种意义下，民间借贷的活动范围就仅仅局限于企业与个人之间，而非企业与民间机构之间。通常，由于此类借贷的形式较为复杂，也占据民间金融较为重要的一方面。该种借贷形式主要分为三种，即普通借贷、中等借贷和高利贷款，依据其利率的高低，对其进行了分类。由于其借款的形式较为复杂，也较为多样，往往是企业与个人直接接触，政府或者组织无法对其进行干预，因此管理难度也较大。同时，高利润的贷款也使得企业在进行高额贷款的同时，往往因为经营不善，而导致无法偿还贷款，从而使得此类形式的民间借贷占据风险的绝大部分。4.小额贷款该种借贷方式主要存在于以农村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小额借贷活动，其作为非正式金融的部分，也被划归为民间金融之内。这种类型主要起源于我国对于孟加拉乡村银行借贷的参考，使得政府能够主动参与农村地区的贷款，从而帮助农民实现脱贫致富的目的。由于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贫困人口，因此其发展的规模也往往由政策所决定。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发展的固定期限。另一方面，国家全面贷款的形式也使得贷款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小额范畴，并未真正实现全面普及，农户在使用贷款的同时，也只是对目前的经营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我国民间金融的现状

尽管民间融资降低了融资的标准，但其实际上增加了市场资本的投放，使得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竞争力，同时也导致市场发展的不稳定。一旦某种行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最终受损的还是融资者本身。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2015年1月相关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791家，贷款余额9420亿元，2014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28亿元。在总体贷款中，2014年全年，本外币贷款余额86.79万亿元，小额贷款仅占总数的1.09%。民间金融由于其具有的天然优势，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需要，因此其发展速度较快。通过高额的利息借贷，民间融资实际上也吸引了众多个体融资对象对于资本的投入。由于市场的调节作用，投资资本往往能受到高额的利息回报。因此个体投资对象，往往借机对资本进行投入。而同时，由于社会民间金融组织和金融机构的不断扩大，类似于P2P等新形势的借贷也在不断发展。从社会宏观角度来看，社会金融投资意识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区别于将资本投入银行，民众更希望通过金钱获得更高额度的利润，因此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民间金融都在以其迅速的增长满足着越来越多的需要。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区域发展特点，具体表现在，在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其贷款额度和贷款范围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沿海城市民间金融的发展高于内陆地区金融的发展。同时，在相同省份内，省会城市往往是借贷的高发地区。但也有例外，如在浙江地区，其省会杭州的借贷额度低于中小企业发展较快的温州。在政策较为开放的地区，其借贷的规模也相对较大，而政策和制度相对闭塞的地区，其民间金融的需求量也相对较少。城市的发展理念不同也会导致借贷规模的差异，如以企业培养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的地区，其民间金融的规模自然相对较高，而以旅游或者文化观光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的地区，其民间金融自然也就相对较少。

三、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金融的融资渠道十分有限

由于民间金融的特殊形式，使其无论从借贷的任何角度来说，都存在着非正式化的特点，这也是其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因此其容易与非法金融相混淆，持有资本的农民和农户在利用民间金融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其往往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够了解，因此对金融的风险有着较多的担忧。高额的利息也使得其在受到诱惑的同时，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往往会将其与非法金融相互混淆，从而导致民间金融的发展一直处于初级阶段。企业在进行民间金融的融资时，其融资知识的缺乏也往往使其走向非法金融，通过高额的利润借贷来较为高额的贷款，虽然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但也对市场经济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损害，影响法律的公正性。

(二)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严重缺失

由于民间金融较为分散，且种类较多，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缺乏相应的监管制度。而某些民间金融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趋向于官方的银行管理模式，这就使得其民间融资的特点逐渐被淡化，民间金融的优势也难以得到很好的利用。因此，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亟待健全。健全金融监管制度的目的并非使得民间资本正式化和高标准化，而是通过民间资本监管，使得借贷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能够对资金的流向和相应的法律知识进行了解，从而降低金融融资和投资的风险，促进民间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民间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还能够使得民间资本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使得民间资本能够流向正常化渠道，防止高利借贷或者非法融资的损害，使得其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

(三)民间金融的发展环境相对滞后

相对于正规融资渠道，民间金融作为后起融资渠道，其发展的环境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其中借贷双方对于民间金融的理解程度是民间金融发展环境的重要方面。民众在对民间金融有所认同的情况下，才会对整体的投资环境有所了解，从而清楚资金的流向。而目前我国的民间融资仍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其发展环境也就相对落后。

(四)经济和法律纠纷发生频率较高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支持，在民间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其往往会导致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出现经济和法律上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类型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协议签订的时间和所承诺的利息有所出入而产生的经济纠纷，另外一些则是企业在借贷之后无法偿还贷款只能以企业申请破产而进行赔偿，而这种赔偿远没有民间金融对其投资的数额多，也就产生了亏损情况。这种经济与法律纠纷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市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规范性，因此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也就导致了部分融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法律的理解不完善，从而导致经济上的纠纷。

四、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对策

(一)拓宽民间金融资源投资渠道

首先，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使集体资本越来越成为制度化和专业化、规范化的体现，成为民间金融的主流。有助于促进民间金融的稳定发展。中小企业在面临风险时，通过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借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风险的发生，从而使得经济迅速得到回复和发展。其次，创建新型的投资方式，并将此作为民间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民间理财机构和民间资本集中单位的创建，实现民间金融作为金融投资方向的转变，从而使得民间金融能够以企业投资的形式，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第三，民间金融投资渠道的拓展还应该从纵向角度进行拓展，即增加金融个体对于投资的发展，通过促进民间个体投资意识的更新换代，使得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融资途径。

(二)建立健全民间金融监管体系

首先，确定正式监管机构、职权及程序。监管体系是监管制度的核心，民间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的首要问题是明确规定监管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管职权和监管程序。建立并发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比如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律组织依托农村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可以发挥对民间借贷的自律功能。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必须依法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并发挥以下职能:负责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公开必要的信息;协调民间融资中出现的纠纷;为民间融资机构提供法律援助;对违反法律和行业规范者实行自律性处罚，如在行业内通报违法事项。其次，建立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相结合的模式。由于民间借贷潜藏的诸多风险，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应当采用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相结合的模式。合规性监管要求监管部门严格依法监管民间借贷的合规性，包括民间借贷机构能否达到对所在区域的最低融资比例规定，是否符合国家关于账户管理的规定，是否存在洗钱行为等。第三，在加强合规性监管的同时，监管当局应对民间融资机构实施风险监管，在日常监管中及时了解民间融资机构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通过现场检查对民间融资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流动性状况等及时进行风险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对其进行风险分类。

(三)优化民间金融制度环境建设

为了促进民间金融的不断繁荣和发展，这就要求对相关金融制度和金融条例都要有所设计，全面提高借贷双方的制度意识和法律意识，从而保证民间金融能够处在相对健康和安全的环境中。首先，维持正常的融资和投资环境，要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借贷行为进行取缔，使私人钱庄、高利贷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其次，民间金融环境的建设还应该进一步优化产权制度，以促进借贷双方对于民间金融的理解入手，通过正规的宣传渠道，对民间金融所具有的金融意义进行讲解，主要宣传单位应该以农村信用社等民间金融机构为主。这就使得在交易的过程中，交易双方都能够通过对交易规则的尊重和执行，自觉对民间金融制度的环境进行维护。

(四)积极投入民间金融立法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