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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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持续出现信贷快速增长的情况。信贷高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商业银行未能有效识别潜在的信用风险导致的盲目贷款。对此，各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都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调控，其中，审慎监管措施是重要的一部分。

实施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中东欧国家目前处于后转轨时期，宽松的货币环境和对经济增长前景的过度乐观促使银行高速增长。例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金融业的改革开放，私人部门收入预期的不断上调，强劲的消费与投资引发了信贷需求的急剧扩张；同时，一些计划加入欧盟的国家，如金融中介水平较低的立陶宛、摩尔多瓦等国由于回归欧洲的美好前景及预期也导致了银行信贷的快速膨胀。银行信贷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具体来看，中东欧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且发展尚不完善，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很强，扩张银行信贷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给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带来诸多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贸易急剧恶化，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二是造成对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增加了各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三是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波动性大，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信贷高度增长对信贷质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理论上说，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社会总需求，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和银行体系的贷款供给能力，缓解信贷过快增长的压力。然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实行的是盯住或严格管制的汇率制度，不能全面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管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为提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进一步推动货币和信贷扩张；而且汇率政策放宽的空间非常有限，结果是一些国家的外汇贷款显著增加。高度欧元化削弱了货币传导机制，难以通过利率的调整影响贷款利率。部分国家财政政策紧缩力度已经很大，财政政策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

由于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相互影响，审慎监管措施与宏观经济措施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抑制信贷增长，缓解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趋势，纠正银行贷款中扭曲的问题，如高风险行业的贷款集中度过高、银行借款没有进行套期保值的安排、银行未经认真审查而盲目的贷款行为、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引发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由于中东欧国家外汇贷款占比很高，借款人能够用以对冲风险的工具较少，要求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必须加强评估和管理外汇贷款风险的能力。

审慎监管措施及实施审慎监管措施的内容

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或实行差别资本充足率管理，根据贷款的类型、期限和货币构成提高相应的风险权重；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充分考虑到市场风险及其他一些风险。如乌克兰在2004年3月将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从8%提高为10%,塞尔维亚也于2005年3月将这一标准提升至10%。二是加强贷款分类和准备金要求，如贷款增长过快的银行，提高一般贷款损失准备金要求，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实行差别贷款损失准备金管理。三是提高授信标准，如限制抵押贷款的抵押率，防范因抵押率过高导致的处置抵押品无法足额清偿债务的风险。例如，罗马尼亚通过审慎的标准加强对消费者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的资质要求，规定消费者贷款和个人抵押贷款的每月偿还额不能超过个人净收入的30%，首付款不得低于25%。四是严格抵押品管理规定，如对抵押品资产进行分类，采取逐日盯市的资产估价方法，防止银行贷款组合质量恶化、形成资产价格泡沫。五是规定贷款集中度，限制关联贷款、大额客户贷款比例和行业贷款比例，避免向高风险行业的信贷投放过度集中。如乌克兰规定，银行必须对关联贷款额外计提资本。六是调整外汇贷款限额，降低汇率风险。

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手段

一是加强对问题银行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系统地检查和监督银行的报表、风险评估及管理能力，以便及时地识别风险并加以控制。如乌克兰在2004年3月起采用一套“风险评估系统”对银行进行检查。罗马尼亚建立了国家征信局（Credit Bureau）来监测银行的消费者信贷和商业信贷。波兰也开发了一个信用信息库并组成专门部门监测银行的信用风险。二是加强银行和借款人财务报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的披露规定，强化市场纪律、提高金融体系的透明度，限制贷款过度扩张的空间。三是银行和监管当局要定期检查借款人和银行的外汇贷款总额，以便有效监督、评估未套期保值的外汇贷款。如波兰监管当局定期检查银行的外汇头寸以具体了解外汇贷款情况，包括借款人对外汇贷款的偏好、客户对冲外汇风险的比率及形式、贷款套期保值成本占贷款的比重、贷款分类及损失准备金等。四是加强对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监管，防止银行通过向监管较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以规避监管当局采取的审慎监管措施。如克罗地亚于2004年10月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统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填补监管真空。五是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对话和交流，以减少外资银行贷款给国内银行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审慎监管措施效果

实践证明，中东欧国家审慎监管措施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降低了银行体系贷款供给能力，充实了银行资本金，增强了银行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大部分国家国内信贷增长总体放缓，其中，克罗地亚和波兰的效果最为显著。克罗地亚的实际贷款增长率从2001年的17.2%经历了2002年27.5%的高峰，至2004年成功地降至11.3%；波兰在2000年的时候5.8%，至2004年已降至0.1%。特别是克罗地亚国内信贷和波兰外汇贷款增长速度明显降低。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等国信贷增长速度依然偏高，但增速已经开始下降。两国的实际贷款增长率从2000年的32.9%和33.9%开始一直处于高位徘徊，至2004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分别降至21.6%和28.5%。只有少数国家信贷增长速度依然强劲且没有放慢的迹象，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的实际贷款增长率分别从2000年的7.4%和28.1%一路飙升至2004的39.5%和41.1%。各国采取的措施及效果详见表格。

存在的问题

受中东欧国家特殊的经济环境和银行体制的影响，各国实施审慎监管政策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监管政策效应的发挥。具体来说，加入欧盟后许多中东欧国家国内贷款利润极高，银行扩大贷款规模以寻求高额回报的动机非常强烈；欧元区市场整合导致货币环境总体宽松，极易刺激信贷需求，银行存款快速增加，银行拥有稳定的信贷资金来源，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难以对其施以影响；外资银行主导的银行体制，使得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其母银行方便地从海外金融市场融资，拓宽了筹资的渠道，并通过内部交易采取变通的手段发放信贷等规避监管，影响了监管措施的有效性。另外，部分国家已经高度欧元化，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避

险工具，抑制了政策效果。

启示与借鉴

我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受银行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外部约束弱化等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1994～2003年，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17.2％，同期GDP的年均增长8.9％。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驱动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银行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较差。2004年以来，配合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我国监管当局适时出台了多项审慎监管政策，主要通过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贷款集中度（行业、区域、客户）等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的监测和考核，控制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建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实践表明，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有力配合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并支持信贷规模的适度扩张，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4年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长14.4％，增幅比上年下降7.1个百分点；2005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长13.2％，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中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实践都说明了审慎监管措施在控制信贷快速增长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审慎监管制度可以在控制信贷过快增长中发挥较大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短期内难以改变，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的速度和运行质量关系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局。审慎监管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机制，推进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塑造理性发展模式，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平滑信贷运行波动，增强商业银行应对负面冲击的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相对于货币政策的价格性工具而言，审慎监管制度的作用更为直接。

审慎监管制度可谨慎地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和银行监管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其着力点并不完全相同。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是通过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改进宏观经济表现，其目标是短期的，政策导向是双向的，可松可紧；而审慎监管制度更关注商业银行的微观决策行为，其行为是单向的，追求长期目标。我国作为快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监管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如本轮宏观调控主要手段是控制信贷，而商业银行实施资本充足率约束也必须降低贷款增长速度，二者目标一致，相互促进。2006年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大力压缩产能过剩，更为如此。但两者的目标在特殊时期也可能存在冲突，相互制约。这也并不意味着实施审慎监管制度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不应该为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而放弃长期制度建设，需要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密切配合，审慎监管政策出台前要评估对宏观经济的效应，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必须充分考虑对商业银行行为以及审慎监管的影响。

篇2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透明度；通货膨胀率；非完整性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通过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来抑制央行的欺骗冲动，防止产生时间不一致行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家中央银行更是从目标、宏观经济数据、经济模型、操作过程等多方面实现了透明化，建立了完整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体系，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Haldane和Read(1999)的研究表明，在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时，完全透明、完全可信的货币政策将使收益率曲线免于出现跳跃。然而，大多数货币体制都是非完全透明和可信的。其典型特征是，在官方利率发生变化的时候，收益率曲线会出现跳跃。但是，英国的证据表明，伴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引入以及一系列透明度改革的完成，收益率曲线的跳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抑了。显然，透明度提高的效应通过收益率曲线的稳定性被表现出来，尤其在短期内更是如此。同时，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信性不断提高，即使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更长期限的收益也会更加稳定。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使透明度建设具备了完整的体系，其中包含了通货膨胀率明确而严格的目标，则其目标透明度自然是整个透明度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概念及分类

一般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央行就政策目标、宏观经济信息、央行决策过程相关依据和程序的公布程度。透明度提高，有利于公众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进行监督，从而约束央行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中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一种环境，即在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有关政策目标及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职责。并且，该《行为准则》对透明度提出以下几个要求：明确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作用、责任和目标；公开中央银行制定和报告货币政策决策的过程，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制定和报告金融政策的过程；公众对货币和金融政策的信息的可获得性；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可信性和责任性。我们说，透明度有利于实现公众对央行的监督，在公众监督之下，有助于央行更好地完成其责任，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其可信性的增强，则有利于在长期内使货币政策更具连续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长期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

以上定义显示，货币政策透明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政策目标、决策过程和决策信息。显然，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也要从这几个方面出发，Hahn(2002)认为，透明度应包含目标透明度、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其中目标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要明确，如果是单一目标，则自然明确，如果是多目标，则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政策偏好必须明确。知识透明度，是指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经济模型，央行对未来经济状况、通货膨胀预期的知识和信息公布的及时和充分程度，以及公众对其的理解程度。操作透明度指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公开程度，主要包括决策方式、政策会议记录和投票的公开程度，以及对决策结果的解释等。

二、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结构和原理

既然货币政策透明度体系包括目标透明度、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则三方面内容的组合自然就是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结构，然而三类透明度的作用却并不完全相同。

(一)三类透明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及透明度基本结构的合理性

依据中央银行公布的货币政策目标、宏观经济信息、经济模型等，市场主体不仅要形成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还包括对中央银行将采取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本身是保证通货膨胀的一定目标范围的，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体系只是根据经济形势的现状会不会使通货膨胀改变来进行货币政策决策，如果通货膨胀状况发生变化，则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围内即可。此时，并不涉及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因为此时的货币政策只是使现时的超越目标范围的通货膨胀率回到范围内，并不是避免将来出现某种不合理状况而采取货币政策。然而，将市场主体的预期全部整合为共同预期，却可能会导致市场波动的加大。机制是这样的：如果市场主体发现通货膨胀率超出目标范围，并预期到中央银行会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围内，则市场主体并不会调整其投资和消费计划，因为其相信通货膨胀的升高只是暂时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信守承诺，采取措施使之回到目标范围内，则市场主体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显然，在以上分析中，发挥作用的是目标透明度和知识透明度，这两者足以使市场主体相信中央银行会采取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回到目标范围内，然而对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进行认定却成为一个困难的任务。当然，我们可以使用物价指数或者通货膨胀率水平，但仅凭物价指数并不能确定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也许目前经济增长是需要通货膨胀率上升到某个程度的。如果当通货膨胀率超出目标范围就立即采取反通涨的货币政策，则可能形成误判。而货币政策的结果也许可以压制通货膨胀，但也有可能造成经济衰退，则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误判的原因是仅凭通货膨胀率来认定经济形势是否过热，而没有全面地分析经济因素的影响。显然，央行控制通货膨胀率的目的是让经济不过热，也不过冷，保持稳定发展，但是通货膨胀率并不是经济是否过热的可靠凭据，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并不一定代表经济过热。那么，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央行就必须对经济是否过热做出判断，既然仅凭通货膨胀率并不能对经济是否过热做出判断，则中央银行就可能误判形势。不幸的是，在完整的透明度体系中，却必须单独依据通货膨胀率这一指标来确定货币政策，并执行货币政策。因此，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目标透明度效率比较高，其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率是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最直接的反映指标。

对于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三类透明度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目标透明度的作用首先是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其初衷是利用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从而使经济不过热，也不过冷，平稳发展。另外，当意外通货膨胀产生时，可以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使其相信央行会立即采取措施使之下降，而不至于立即做出对投资和消费计划的调整，而使通胀率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央行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本。而知识透明度，包括宏观经济数据、经济模型、对未来预期的公布等，可以使市场主体深入学习中央银行是如何对货币政策进行决策的，以及是如何判断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其目的在于弥补仅凭通货膨胀率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缺陷。于是，央行在知识透明度的建设中进一步介绍其使用的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数据的详细信息，甚至公布了货币政策报告来教会市场主体，央行是如何使用经济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数据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对未来形成预期的。然而，由于对经济过热与否的判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对于通货膨胀率、宏观经济数据，市场主体会形成不同的解释；又因为模型的条件是会变化的，凭借某个经济模型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因此，即使具备了目标透明度和知识透明度，还是不能避免形成对经济是否过热的误判。因而需要进行操作透明度建设，由不同的专家分别对经济是否过热形成判断，并详细分析和说明原因。

(二)货币政策的时滞及其对透明度体系的要求

以上分析显示，央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可能失误或存在偏差，即使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采取的货币政策也不一定能解决现实问题，原因是货币政策的力度是很难把握的；即使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是适时的，力度是准确的，其效应也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执行是有时滞的，我们无法准确的判断货币政策执行后什么时候开始起作用。一般认为，央行无法克服货币政策的时滞，则由于时滞的存在，当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在已经不再适合的时间开始发挥作用，会对经济稳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货币政策透明度虽然可以让市场主体了解和学习央行是如何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又是如何根据该判断进行货币政策决策的，甚至通过反对意见的表达标示了风险，但仍然无法克服误判的风险和时滞问题。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并不能克服央行误判的风险和解决执行时滞的问题。央行并不能准确地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也不能准确地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央行可以保证的仅仅是通货膨胀率的稳定，或者说叫做物价的稳定。但是我们要明确，虽然这并不能表明经济是否过热，但却是央行唯一能准确控制的，所以通货膨胀率目标是重要的，也就是说，目标透明度是重要的。

由于时滞问题的存在，因此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对未来的预期，预期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然后在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中考虑这些因素。由于央行会在货币政策决策中考虑该因素，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就变得十分重要，市场主体必然也需要进行该预期。那么，对于央行来说，也就需要引导和管理市场对未来的预期。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部分得到解决。因此，透明度所应该解决的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的问题应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和管理在现时状态下市场主体对经济过热的判断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预期；二是引导和管理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而其重点则在第二部分。

三、我国的实践

由于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在许多国家发挥了良好的效应，我国央行也开始着手采取措施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然而，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体制的限制，目前情况下，透明度建设遇到一个问题：真正意义的目标透明度没有建立起来，目前也不太可能建立起来。

(一)我国央行提高透明度的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6年起中央银行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开始公布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目标，包括N1和M2的目标区间，并按季度向社会公布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在每月中旬公布上月MO、M1和M2实际增长率、金融机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以及外汇储备情况等月度金融统计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文告》，该文告主要刊载有关金融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制度、办法、决定、通知、金融统计资料和其它需要公布的事项。

1998年3月开始，央行坚持每月与各商业银行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会上，央行通报全国金融情况，并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进行预测；各综合经济部门和商业银行介绍其运行情况，并向央行提出货币信贷政策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从2001年第1季度开始，在每季度结束后对外公布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该报告以详尽的统计数据阐明了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货币信贷概况、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对下阶段经济金融前景进行预测，提出货币政策操作意见。

200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货币政策决策依据和过程等知识向公众公布，包括我国当前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由来、内涵、实施效果，以及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所要采取的措施等。

人民银行网站可供公众随时查询其公布的各种信息，包括中央银行的职能、各种政策法规和大量宏观经济和金融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人民银行公告、季度与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政策调整及其相关解释、货币政策委员会季度例会情况、对金融形势与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状况的分析说明、货币供应量统计表、本外币信贷收支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汇率报表、外汇交易统计表、黄金和外汇储备报表、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全国城镇居民收人与物价信心指数表等。另外，央行也通过举行新闻会和中央银行负责人发表谈话的方式来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向。

形势分析会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其他公告形式提高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知识透明度，在市场主体和央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反馈渠道，有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

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从当年6月开始每季度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主要针对有关货币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并在会后公布相关信息和会议决议。

我国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建立了透明度较高的公告制度，每周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中标结果产生后，央行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国债券信息网”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中国货币网”及时向社会公开当日交易品种、期限、招标量、招标利率以及中标利率等相关信息。

(二)我国透明度体系的非完整性

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通胀率目标一般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须长期坚守。然而，我国目前公布的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供应量的M1和M2的目标值，且每年都有变化。显然，该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通胀率目标存在明显差别：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只是央行对下一年度货币供应量的一个预期值或预期区间，并不是央行必须长期坚守的目标。因此，该目标对于共同预期的形成不能产生明显效用，只能显示央行对一年内货币供应量的预测以及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意向。依据目标透明度、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分类和定义，则货币供应量目标值属于知识通明度的内容。

同时，目标透明度要求货币政策目标是单一的，避免多目标。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体系中，货币政策实质上是多目标的，或者说是被迫采用多目标的，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我国目前不可能采用货币政策单一目标，也就是说，目标透明度建设目前是不能完成的。既然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不符合目标透明度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国目前不存在目标透明度；同时，由于我国央行实质上被迫采用多目标协调的货币政策，不能实施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此，我国目前也不可能建设所谓的目标透明度。然而，在完整的透明度体系内，目标透明度是知识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基准，没有目标透明度，就没有货币政策目标的严格范围，从而共同预期不易形成，可信性得不到改善。显然，我国不能建设完整的透明度体系，则透明度体系必然具有非完整性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透明度建设是失败的、无效的。如前所述，知识透明度可以通过公布和介绍央行使用的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数据的详细信息，甚至公布货币政策报告，来教会市场主体央行是如何使用经济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数据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对未来形成预期的。市场主体同样能够掌握央行判断经济过热与否的复杂和灵活规则，并掌握其决策的依据和方法，于是也能形成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的预期。那么在目标透明度缺乏的情况下，我国央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知识透明度的建设，从而使透明度体系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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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0）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对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但由于我国学者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颇多，且各子部分交叉关联度较高.所以本文以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为重点.

关键词 ：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增长与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4-0157-03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背景

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于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制度和规律的探索.对规律的探索成果，又反过来应用于实践生活中，指导经济更好的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经济的追寻，另一方面是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强民富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其内涵是：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取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制度和规律的探讨.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悖的教条，不改变国家的政体，市场经济只是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中国特色”.一是分析思路，是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经济学的选择性的继承与突破性的发展.是经济理论批判式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它也是经济学的分支，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过程中，强调制度与结构的调整，认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非均衡，且宏观经济控制上强调有扩有收的中庸之道.二是政策方案上，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政府在经济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起着主导作用，在渐进化的指导思路下，制度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导向，且追求多目标的协调适度.三是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调公平正义的取向，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发展.同时，对于计划经济不足之处，进行了不断反思，确立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济指导思想.

2 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

国内学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解，多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在参考凯恩斯或新古典的框架下，来进行相关的研究.注重从国情出发，把真实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事件，进行整理分类，形成典型化事实，再到一般理论模型的研究轨迹.[1]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调控本身的比较分析研究.其比较所得出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宏观调控，多是结构性调节，包括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时，宏观调控还具有多目标性，认为宏观调控中要兼顾稳定、发展与平等.[2]在实际的调控中，要有保有压，压长补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而近期的相关理论的研究中，更加明确的提出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取向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3]以扩大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就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部署安排，[4]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人的发展，把控全局，立足于中长期的稳定发展的格局.

中国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主流理论体系中难以见到的宏观经济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规律.中国社会因其特殊性，存在在巨大的包容性，因此会出现很多在主流经济理论中，难以见到的经济规律.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的出现研究，认为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创汇经济”中所形成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一直鼓励出口，甚至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进行出口，产生了出口退税的政策.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提升，进口则相应的减少了.进而出来独具中国特色的“双顺差”现象，且持续时间较长.从公共品供求来分析中国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认为中国需发挥大国的作用，提高对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5]这样使得中国的出口不断的增加，但是也存在的问题，就是出口到国外的公共产品，多是缺少技术含量的，使得中国成为了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廉价市场.从国内经济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的研究中，认为其是由地区政府扭曲市场机制而造成的.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过度投资，是得资源浪费严重，很多投资和收入是不成正比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选择继续投资，造成产能进一步的过剩.

2.1 财政理论

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税制改革后，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模式.学术界根据对前期试点情况的归纳总结和比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国内经济研究有着较强的导向性，同时也认为分税制是建国以来规模范围最大的一次制度创新.[6]但其也存在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的现象，权责不明确的现象，政府层级过多，财政支出标准决策过度集中与规则絮乱并存的问题.[7]同时，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财政困难，如地方债务的问题，地方政府权力争夺等.但不管怎样，中央政府最终都要为地方财政风险，承担最终的责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虽然在税收来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进行自主控制.但是对对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的承担者还是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种种不足之下，有相关学者认为要对财政制度进行全局性的优化设计，[8]并进行渐进性的改革，实现财政民主化的建设.[9]

财政分权与公共财政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财政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分权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福利的目标相统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进，加速中国市场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加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公共财政对应于市场经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调节收入分配.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认为稳定经济的内容也是公共财政之一，[10]强调提供公共财政的多目标性协调性和顺序性.

2.2 金融理论

在对于金融理论的研究中，学术界更关注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怎样的金融结构，才适合我国宏观经济的要求，不同的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其它的专业性银行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进而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级体系.[1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在建立金融结构之前，要对银行的呆账进行处理.[12]在中国金融结构改进上，由于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而此将会带来更大风险的积累.[13]且政府的金融调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允许并接受金融市场的某种非均衡，进而有学者提出，金融制度应向市场配置转型，渐进性的将利率市场化.[14]

直接市场金融与证券市场发展方面，在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一直是较低的.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风险，利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和功能的失衡.[16]证券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代表之一，它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虚拟资产价值的积累，但虚拟资产与所对应的事物资产的价值却越发脱离.特别是在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后，学者认为虚拟价值的存在，需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体制.

2.3 增长与发展理论

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着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与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事实，已被国内学者普遍的认同.但是有学者认为目前投资过度，并带来了投资效益恶化的效果，[17]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靠资本投入来引进技术，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过度依赖于进口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甚至有学者察觉到我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着“反效率配置”.总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非均衡”也凸显得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作用，即投资推动型增长，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引致劳动力结构转化，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2007）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则是在赶超阶段利用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赶超快速发展.二则是中国正处于从低价的工业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转向过程中.也正是在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学”则应由城镇化来解决.[18]总体上来看，中国现处于发展转变的阶段，即转型升级阶段，存在着四个中国化的特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政府的控制性、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和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而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则依赖与制度的创新.[19]两着相互促进，但制度创新时根本.强调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资产与政策导向，会促进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扶持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其又好又快的发展.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统筹兼顾上，既要经济快速的发展，也要自然环境得以保护.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统一.[19]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主要体现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实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为促进就业稳定，就需要落实就业与公平的相统一.

3 结语

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进行了相关的梳理分析，通过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四个方面，来进行梳理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多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秉承着中庸的思想，对于在中国出现的极端例子较少的研究，多是从普遍典型事件中进行研究，得出相关的结论.

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具有不足之处自不必多说.其目的也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望更多学者在道路上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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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经济法 社会性 社会公共利益

一、经济法社会性的内涵及价值

何谓“经济法的社会性”，学者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笔者认为，社会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依笔者理解，经济法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相联系。[①]经济法社会性的凸显，既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是法律自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结果。民法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注重保护私人的利益，具有私人性；商法以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为已任，注重维护商人的营利，具有营利性。显然民法和商法囿于自身的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无法调整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新的法域来满足相应的法律调整需求。“从私法观察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关系，不过是两个私人之间以互相平等为前提的关系。这种观点忽视了第三者，即在任何经济关系中都是最大的利害关系人：公众。”[②]亚当？斯密曾断言，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成功的引导着自私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③]但“斯密对此完全没有证明，自1776年以来，也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给予证明”。[④]事实上，实践却证明了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大多并不能自发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的，往往破坏社会公共利益，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污染环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串通定价等等。“看不见的手”也无法解决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无论是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还是作为私法特殊部分的商法，都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力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在充分尊重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民法、商法的法域，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及其社会性的根源。金泽良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协调性要求，认为，为了填补市民法所遗留下来的这方面的法律空白状态，就需要国家的干预。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并不是‘无形的手’，而是通过‘国家的手’，实际的去弥补空白状态。”[⑤]“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的手’（代替‘无形的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⑥]这些论述，精辟的指明了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和法律根源，并着力强调了经济法的社会协调性；换言之，即使是“国家之手”的运用，其着眼点仍是经济的社会协调性，而不是片面强调国家的意志或者利益，当然更非民法或者商法所竭力维护的个人利益；经济法的社会性或者社会法的性质凸显。我国有学者甚至认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并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主张，我国于80年代产生的所谓“经济法”在观念上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法，而是公法性质十分浓厚的经济行政法或国家经济管理法。由此带来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把计划法作为经济法的“龙头”；使经济法应有的社会利益本位异化成为“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位”；把许多不属于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内容如合同法纳入到经济法里面，同时又把许多理当属于社会法体系的内容排斥在外……。中国应当充分意识到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这对于转变经济法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⑦]在此，笔者无意争论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异同，以及计划法作为经济法的“龙头”是否合理，从作者强调经济法是社会利益本位的法而不是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位的法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政府是仅仅把经济法作为其强化对经济的管理，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使其在“依法”的幌子下，“合法”的对企业施加非理性的干预和控制，满足自己的权力偏好；还是真正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又不致于过分限制私人自由及窒息私人活力着眼来设计经济法；显然是立法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问题；这也是经济法正当性与否的主要标准。“只有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才能允许对个人施以强制；此乃自由传统的一项基本原则。”[⑧]经济法也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现实中，经济法的立法确实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倾向，在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并没有足够的防止权力滥用的法律措施，在设定市场主体义务的同时，忽视对其权利的保护。因此，尽管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法之法”[⑨]，“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来统制经济生活，具有权力干预权利的公法特征”；[⑩]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性而不是国家性，强调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管理法而不是国家经济管理法仍然意义重大，这将决定经济法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并决定其命运和实施效果。

二、经济法社会性的体现

首先，从调整对象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性。尽管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存在不同的学说，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调节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协作说和社会公共性说等学说；如果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些学说所展现的经济法体系和范围，则是基本一致或者正在趋向一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同时这种经济管理关系，又具有社会公共性。无论是市场规制关系，还是宏观调控关系，都具有社会性。前者并不在于规范具体当事人的交易关系，而主要着眼于构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矫正市场中的反竞争行为，以法律的手段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创造条件；规范商事主体的竞争行为并且保证交易的公正。后者则侧重于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关系，目的在于确认和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效力和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实现国民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均是国家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它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同时政府这种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虽然经济管理离不开行政权的作用，但经济法视野中的经济管理已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着眼于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秩序和共同条件的公共管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融社会性与管理性于一体；社会性寓于管理性之中，管理性是外观表现，社会性则是实质内涵。

其次，从调整机制上看，经济法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机制，体现社会性。经济法既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也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个别保护，而是以承认并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地位为基点，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11]经济法注重通过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以体现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并保证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的实现除了依靠当事人自觉守法外，政府的监督和强制是经常的；即通过行政权力监督市场主体遵守经济法的义务；同时，在当事人出现违法行为时要求其纠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这在我国的经济法中表现尤为突出。经济法中也不排除民事责任，而这种民事责任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中以补偿性为基本特征的损害赔偿。例如我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所规定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时的双倍赔偿责任，美国反垄断法上所确立的所谓损害额三倍赔偿及其判例法中确立的缺陷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均体现了不完全等同于民法的理念。这种惩罚性的赔偿责任，体现了立法者的政策考量，“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2]这种惩罚性的赔偿冲破了私法中等价有偿的价值观念，强调惩罚、教育、安抚等社会功能，显示了强烈的社会性色彩。在经济法的实施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建立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认为，经济法作为调整关系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经济关系的实体法，需要有与自己精神完全一致的审判程序。[13]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国家机关作为代表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违法行为侵害时，向法院提出诉讼，使国家或者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将刑事责任引入经济法，例如美国的反垄断法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也是经济法社会性的表现之一；它表明了经济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无疑，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整机制具有综合性，与民商法主要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设立民商事法律行为，依靠当事人发动争议、法院“不告不理”的纠纷解决方式等调整机制相比，更为丰富和灵活，也是其社会性而非个人性的重要表现。

最后，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看，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也凸现了其社会性。与民法、商法不同，经济法追求在协调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法益结构。经济法承认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并将其作为自身保护的首要利益，具有进步性。“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领域，一方面，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生活的再生产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对象。”[14]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法益结构中的首要利益，适应了通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现从总体上保护自然人、法人利益的需要。经济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干预以纠正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而产生的。经济法对权利义务的配置主要不是着眼于交易双方利益的衡平，而是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维护公平竞争也好，规范宏观调控也罢；其目标都是社会公共利益。“无疑，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可以建立一种秩序，使公民个人利益、法人个别利益、国家利益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但同时又使这诸多利益实现的任意性得到节制”[15].如果说，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或者“帝王原则”是诚实信用，则经济法的“帝王原则”应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民法是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为其根本任务，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最能保证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和利益的平衡。经济法为公私融合之法，或主要为公法，无论是对于执法者的国家机关而言，还是对于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而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无疑最能实现经济法的目标。

三、经济法社会性的制度保障

（一）、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和交易秩序，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前者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从而实现交易的公正；价值规律主要涉及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后者表现为卖方之间的充分竞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6] 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保证价值和价格的基本一致，竞争规律主要涉及卖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法律也致力于保护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不受抑制或者破坏。对于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之前提的竞争规律而言，法律的作用在于提供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保证竞争的充分进行。作为价值规律自身，其涉及交易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客体（产品或者服务）、交易媒介（价格）等诸多交易要素；法律的作用在于通过规制交易主体的行为，规范交易要素，使交易符合价值规律本身的要求，从而实现交易公正的法律目标；因此，法律的作用表现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规制或者保护，并通过对经营者行为的规范实现对作为交易要素的产品（或者服务）以及价格的规制。从具体的交易看，经济法只对交易的要素本身进行一般的规制，为当事人的公平交易设立最低的法律保障，以维护整体的交易秩序；至于当事人在交易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则交由民法中的合同法进行规范或者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解决。具体而言，为了确认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证公正的交易，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法必须确立以下的制度或者规则：

1、通过对限制竞争（包括限制竞争行为和在市场结构上的垄断状态）的禁止、限制或认可，为所有的商事主体自由的进入市场并公平开展竞争创造一般性条件，进而保护和促进竞争。

2、通过划清不正当竞争和正当竞争的界限，揭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和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规定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国家对产品的监督权力，以及经营者产品质量的义务和责任，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保证交易客体的真实性和适用性。产品质量，从微观上讲，关系到交易双方的目的能否实现；从宏观上讲，则是影响一国资源优化配置、关系国民人身安全以及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其作为交易的核心要素，经济法不能不对其加以规制，以保证交易的公正。

4、规定经营者和政府的定价行为，以及政府对价格总水平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交易的公正并且规范政府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行为。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市场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价格法的作用即在于保障价格机制的实现。

5、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并规定相应的措施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实现。良好的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利。换言之，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自由、公平的竞争，是消费者实现其权利的一般性条件。[17]但是，无论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都主要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为经营者设定义务，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间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从消费者的角度，具体明确消费者的权利。这对于消费者知晓并主张自己的权利，保障交易对方即经营者知晓并且不侵犯消费者的权利，无疑是有益的。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纳入经济法的范畴，用经济法的理念来构造其内容和体系更能适应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例如，日本的消费者政策法[18]以及英国保护消费者的法规[19]都被视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二）、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构造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秩序。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过程。”[20]宏观调控法或宏观经济管理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确宏观经济管理或者宏观调控的主体以及具体政府部门的分工，明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手段和工具，以及企业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义务和权利；以实现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具体言之，宏观经济管理规则应包括以下主要制度：

1、通过确认预算和税收的法律规则，建立良好的总收入和总分配的秩序，为实现总收入和总分配的平衡，以及国家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调控国民经济创造良好的法律条件。

2、确认中央银行的法

律地位和规定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规则，以及金融当局对金融业的监管职责，为实现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创造法律条件。

3、通过确认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则和振兴特殊产业的特别规则，建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秩序，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创造法律条件。产业政策的法律规则，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例如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产业政策的类型、产业政策的实施及其监督、产业政策的调整程序以及具体的产业促进或者产业振兴的规则。

4、确认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建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秩序。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资源配置、经济调节的手段。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制的共性。[21]计划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计划的制定程序、计划的主要内容、计划的效力、计划的实施、计划实施的监督、计划的调整和变更程序，违反计划的法律责任；以保证计划制定的科学、民主，并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使政府的计划行为受到法律的控制。

四、结语

民商法注重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个体的利益，具有明显的私人性。经济法的社会性一方面为民商法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其发生作用的范围提供限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历史表明，要求承认个人权利的欲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从人的头脑中消除。另外，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22]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商法的私人性和经济法的社会性是可以而且应当并存的。

注释：

    [①] 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第63-64页。

[②]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④]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8页。

[⑤]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⑥]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⑦] 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⑧]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⑨]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⑩] 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1]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2]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页。

[13] 李昌麒主编：《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7页。

[14]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5] 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17] 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5页。

[18]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464页。

[19]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20] 聂辰席等：《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篇6

一、企业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关系

国家宏观调控的依据是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的核算，但所有核算包括生产核算、分配核算、流通核算和使用核算都是以基层单位即企业核算展开的，因而企业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地。在企业核算中，会计核算又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占企业核算工作的很大比重。国民经济核算与会计核算相比较，它们之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核算的总体范围。国民经济核算是将国民经济当作一个总体的宏观核算，而会计核算是将企业当作一个总体的微观核算。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范围上看是总体与个体的关系。宏观总体的某个指标数值与微观个体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汇总关系，如销售收人这个指标或科目，对企业来讲，不考虑买者是谁，只要出了企业范围，就是销售；而对部门、地区、国家来说，部门、地区内部的相互买卖就不应该迸来。总体范围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宏观统计核算与微观会计核算在许多方面的差异，从而决定会计核算无法直接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各种数据。

2．核算的目的。国民经济核算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为核算对象，通过制定一套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分类标准、的核算及相应的表现形式，为国家宏规经济、决策、调控提供资料。会计核算则是以微观基层单位的资金运动作为自己的对象，其目的在于为微观活功单位的经营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社合公众了解微观单位的财务信息提供服多。目的不同，所选的指标（科目）也会不同，国民经济核算与会计核算中某个指标（或科目）即使在名称上相同，大多救情况下口径、范围也不一样。

3.核算的。从这方面讲，国民经济核算和会计核算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就两种核算中直接相互关联的部分而言，主要区别表现在核算的概念与分类上。在概念方面，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同一核算概念有时会有不同的含义。在分类方面，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共同采用的分类所依据的原则和所划分的类别不一致。

4．核算的方法。二者尽管都采用了复式记账法，并借助账户形式加以表现，但两者使用的账户有以下区别：（1）从登记主体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以账户为主体，根据账户来确定收支；会计则以企业为主体，根据企业经济业务的发生所引起的各项会计要素的变动，分别反映其增加及减少。②从登记项目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中所有账户要登记的项目都是固定的，它不随业务的文化而变动；而会计账户要随经济业务变化，区分不同的账户登记实际发生额。（3）从账户类型来看，国民经济账户是根据国民经济循坏过程来没立账户，包括生产账户、收入支出账户、投资账户、对外交易账户、资产负债账户；而会计账户则根据它所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分为资产账户和权益账户两大类型，收入和支出要根据账户的不同类型进行登录。此外，国民经济核算除复式记账和四式记账外，也采用单式平衡表和矩阵表进行核算。

以上差异引发了国民经济核算和会计核算的许多差别，如收入概念的差别、配比原则的差别、计价原则的差别等等。所有这些差别表明，试图将微观会计核算纳入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内缺乏足够的依据，想从微观核算到宏观核算建立起逐级汇总体系，也是缺乏依据的。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只能由国家统计系统从宏观搜集，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甄别、调整、加工和开发。把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下放到企业去转换并强求企业实现统计与会计的协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二、从会计目标看会计的服务对象

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主要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向使用者提供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决定了企业应当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内容。会计信息使用者一般包括国家宏观管理部门、投资者和债权人（包括的确和潜在的）、企业的管理当局、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如职工、客户、供应商）。从契约的观点看，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经理人员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总是受到各种各样契约的约束。在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背景下，委托人与人总会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出于这种原因的考虑，相关利益集团会与经理人员达成一定的契约，以保证经理人员不会做出损害他们利益的决策。人们要求通过会计报告来监督这种关系的假设成为受托责任概念，

受托责任现在问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主要为相关利益集团签订契约和监督契约服务，这是企业会计最为基本的目标之一。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但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会计所提供的信息限定在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单位之内，是对该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的确认和计量。也就是说，会计信息系统立足于微观经济主体，主要为微观经济主体服务，这是由会计本身特性所决定的。由于企业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会计信息系统并不能提供直接有助于宏观调控的信息，两者之间需要一定的衔接。

三、运用企业会计信息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途径--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协调

虽然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全局性的整体核算，而会计核算仅针对一个特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会计核算仍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核算范畴，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根本差异，这就给国民经济核算直接利用会计核算资料带来了不便。而企业的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在对象和目的上是一致的，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应在这一微观层次上来讨论，运用企业会计信息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途径也只能从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相结合的角度来寻找。

在微观层次上统计与的协调，就是要建立以会计核算为基础，以统计核算为综合，以机为技术手段的会统并轨合一的新的核算制度，从而达到两种核算职能上的结合及相对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以下要求：

1．会统协调应以会计核算为基础。宏观统计核算与微观统计核算的关系不存在自下而上层层汇总的关系，宏观核算同企业会计、统计核算在核算目的、核算原则上都有区别。从国民经济核算模式来看，其一整套规则同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无论是会计核算还是企业的统计核算，在微观上都是为企业管理服务的，把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下放到企业去转换并强求企业实现统计与会计的协调是行不通的。因此，不能再以统计为中心进行协调，更不能以两者的独立为前提，会统协调应以会计核算为基础。

2．必须转变企业会计与统计的职能。应将企业统计的核算职能归并到会计核算之中，作为会计核算的一个分支，而统计则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和预测、决策、控制职能而存在。以会计核算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弥补会计人员缺乏综合分析能力的缺陷，这样既可以消除企业核算数据多元化及重复劳动的现象，又可以使会计核算体系的优势与统计综合分析的特殊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3．必须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既然要把企业统计的核算职能归并到会计核算之中，作为会计核算的一个分支，那就必然要改革现存的会统分家的组织机构，可在会计部门下设一个统计分部，不一定要设置独立的统计机构，来完成上述企业统计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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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家审计 国家治理 战略意义

一、国家治理的概述

我国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是上层建筑，是国家通过经济手段、政治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等，调节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动态过程，当然也包括信息化管理技术对经济社会的调节作用。国家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国家职能的发挥，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的过程。国家治理的根本属性和国家的本质一样，具有阶级性，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在我国社会当中，国家治理强调的阶级性代表着人民大众，主要通过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职能来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

二、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

关于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刘家义审计长指出，“从深层次原因看，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缘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审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不断演进，其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都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始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说，国家审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产物。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决定国家审计的发展进程，国家审计不可能超越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而先行发展。国家治理始终对国家审计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国家治理发展的阶段性和所处的地域性，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大小。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现良治的内在需求。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国家治理内生的、不可或缺的组织细胞，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发挥制约和监督作用，促进规范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为国家治理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客观有效的信息。因此，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是主与从、决定与隶属、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三、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的战略意义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法也会明显不一样，但是良好的治理方法和取得好的国家治理的效果，是每个国家实施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治理“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其应该具有预防和防范国家风险的功能，应该发挥宪法赋予的国家职能，监督国家的经济发展运行情况，促进国家治理的完善和效果的增强。

（一）发挥国家审计的预防职能，保障国家治理的安全

国家审计的预防功能指的是国家审计凭借其自身优势，以及发挥特有的经济职能，能够起到防范国家经济风险，对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潜在问题进行预警的作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各方面的危机层出不穷，如自然环境恶化，金融危机以及国家安全危机等。这些危机和突发性的事件，是人们的和不重视所造成的，国家审计通过职能的发挥，及时揭示国家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经济的隐性风险，起到了悬崖勒马的作用，促进了国家治理的有效发挥。

国家审计过程中，国家审计部门通过审计职能的履行，全程监督和观察整个经济运行的情况和安全，并着眼于金融安全、环境安全、资产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方面，及时反映关系国计民生的、全局性的以及战略性的大问题，预警各种重大经济风险，以减少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促进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通过提前预警，把恶劣的问题控制在萌芽范围内，防止事态的蔓延和趋势性的发展，把一般违规行为控制在初级阶段，防止转化为违法行为，杜绝小范围内的问题演变成全国性的问题。

（二）发挥国家审计的监督职能，提高国家治理方法的执行力

国家审计机关的职能包括监督职能。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审计机关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财务进行审计监督，对国有资产的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监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依法治国战略的贯彻实施，审计监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国家审计的职责进一步的强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外部监督包括人大的监督，社会团体的监督以及各派的监督等，内部监督包括政府各部门的监督，如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审计监督等建设，形成有效的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很好地起到监督权力的作用。”审计监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审计监督要化被动为主动，破除权力的阻碍和干扰，所以，在国有资产使用的很多方面，审计监督通过职能的发挥，能够及时地发现各种经济重大违规甚至是违法犯罪问题，把国家经济损失降低在最小范围内。

在国家审计的工作中，审计机关通过义务的履行，相继查处了很多经济违法犯罪案件，有力地惩治了腐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反腐倡廉建设，增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党员的纪律观念。通过对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独立的监督和评估，及时揭示和反映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严肃查处各种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确保中央决策和部署的执行力。

（三）发挥审计的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国家治理方针政策

国家治理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体等各个方面，这些都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国家体制的完善以及国家的廉政建设的成果。国家审计作为具有预警和抵御风险的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坚决执行国家治理相关的决策和方针，力求审计工作的创新，加快国家审计工作方式的转变和升级，服从于国家治理。在今年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要认清当前的形势，做好下一阶段的审计工作，提高审计工作的大局观和整体功效。

从国家的审计实践过程中我们看出，审计机关始终做到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国家的大局出发，重点监督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以及在实施决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审计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不断地完善国家治理。

四、结语

国家审计的水平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国家审计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在推动国家治理的程度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需要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提高政治决策的透明度，真正做到通过国家审计部门的职能发挥，起到高效的监督作用，提高我国政府的办事效率。

参考文献

[1] 朱星文.论审计反腐功能的理论分析及其制度创新[J].当代财经，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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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绩效；绩效审计；审计流程；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F239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158-04

一、制度绩效审计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一）制度绩效审计的概念

“绩效”一词从语义学的角度看，是指“成绩、成效”的意思；从管理的角度看，是指“从过程、产品和服务中得到的输出结果，并能用来进行评估和与目标、标准、过去的结果以及其他组织的情况进行比较”①。如果用绩效来衡量制度，则反映的是制度绩效；如果对制度绩效进行独立地检查与评价，则为制度绩效审计。基于此，我们得出以下关于制度绩效审计的概念：

所谓制度绩效审计，是指由具有独立性的审计机关及其人员利用专门的审计方法、依据一定的审计标准和程序，客观、系统地对某一特定行业或组织的有关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审查，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审计过程，促进各项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实现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目标，从而为实施监督和采取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决策提供信息。

可见，制度绩效审计的主体是具有独立性的审计机关及其人员，包括国家审计机关及其人员、内部审计机构及其人员，以及社会审计组织及其人员；其审计范围是某一特定行业或组织的有关经济制度，包括宏（中）观经济制度和微观经济制度；其审计目标是评价某一特定制度制定及其运行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二）制度绩效审计的理论基础

制度绩效审计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管理审计的范畴，作为现代审计的一种形式，管理审计产生的动因是受托责任，因此，制度绩效审计的理论基础仍然为受托责任。那么，何谓受托责任？受托责任与制度绩效审计之间具有什么关系？

关于受托责任，美国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商学院的库珀教授（W.W.Cooper）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伊尻雄治（Yuji Ijiri）在《科氏会计辞典》中的定义：“雇员、人或其他人定期报告其行动或行动上的失败，以继续行使委任权力的责任。……法律、规章、协议或惯例所强加的证明良好管理、控制或其他业绩的义务。”

关于受托责任与审计的关系，杨时展教授认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又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麦肯齐（W.J.M.Mackenize）教授认为：“没有审计，就没有受托责任；没有受托责任，也就没有控制；倘若没有控制，国家权力又安在？”英国牛津纳菲尔德学院的特里克尔教授认为：“公司危机引起扩大受托责任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引起扩大审计职能的需求。”考西（D.Y.Causey）教授在研究公证会计师的职业责任时指出：“只要存在某种委托――受托关系，就存在对该种关系的审计，虽然不同的经济制度使得全球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审计模式，但这种委托―受托关系审计的职能，对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非常必要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戴维.弗林特（David Flint）认为：“作为一种近乎普遍的真理，凡存在审计的地方，必存在一种受托责任关系，受托责任关系是审计存在的重要条件。审计是一种确保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社会控制机制”（《审计原理和原则导论》1988）。约翰.格林教授认为：“审计是根植于受托责任关系的一个过程”（《公营部门财务控制与会计》1987）。内部审计之父劳伦斯.索耶认为：“审计发生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源于受托责任”（《现代内部审计实务》1988）。利特尔顿教授认为：“审计职能就在于研究、审核和评价受托人对委托人所赋予之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审计应对受托责任报告加以测试；应审核包括现金要素在内的许多要素的综合受托责任；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公司资产的受托责任，向来就是重要的审计问题”（《会计理论结构》1953）。日本的河口秀敏教授撰文指出：“审计的历史就是顺应财产的委托――受托关系的存在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审计的存在可以看做是一种解除受托财产管理责任的方法”（河口秀敏.审计的社会性和审计准则.会计，1994）。

由此可见，制度绩效审计是受托责任由受托财务责任向受托管理责任发展的产物，没有受托责任，就没有审计；没有受托责任的演变，就没有制度绩效审计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受托责任是制度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制度绩效审计的意义

国外成功的绩效审计实践经验表明，“绩效审计不仅仅适合用来为公共部门设置障碍或对它们进行批评，而且还有助于管理层发现隐蔽的成本、预测运作所带来的影响、设计更好的管理方法或者使财务职能在高层管理过程中更富有活力②”。在我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探索和改革，已初步形成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建立过程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相联系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因此，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市场活动以及市场主体实施行政垂直管理的延续，具体表现为：

第一，制度权力分散，导致制度过多过滥，许多制度成为无绩效或低绩效的制度。

第二，经济性制度的程度较高，使得市场主体的效率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

第三，制度制定机构在制定制度过程中，较容易被“俘虏”而产生“寻租”和“创租”行为。据有关学者估计，仅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行政性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占到同期GDP的1.7%~2.7%。

因此，对制度及其绩效进行审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政府管理部门特别是制度的制定者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促使它们为实现各自的管理目标，紧紧围绕提高效率和效果而不断改进工作，加强内部控制，实现最佳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制度绩效审计，也有利于加强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与控制，促使它们经济、节约地使用各种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弥补传统财务审计的不足，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审计“治标不治本”的诟病，达到标本兼治的境地。

三、制度绩效审计的种类

根据制度制定者的级次及涵盖的范围，制度绩效审计可分为宏观制度绩效审计和微观制度绩效审计两大类。

所谓宏观制度绩效审计，是指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人员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有关部门、行业或系统内部有关经济制度的建立及运行的合理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所进行的独立检查和评价，旨在提高宏观制度绩效，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宏观制度绩效审计属于宏观经济效益审计的范畴，其审计主体为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客体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方案、计划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等；审计目标是评价宏观经济制度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效益性，以促进宏观经济提高效益，控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比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展的对地方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结果的审计、对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管理效率和内部控制的审计等，均属于宏观制度绩效审计。

所谓微观制度绩效审计，是指由社会审计组织或内部审计机构依法接受委托或授权，对被审计单位有关经济管理制度及其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独立检查和评价，旨在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通常，微观制度绩效审计根据其审计主体不同，可分为外部制度绩效审计和内部制度绩效审计两种：

外部制度绩效审计是指由民间审计组织及注册会计师依法接受委托，就被审核单位管理层对特定日期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由于内部控制是一种管理过程，并可实现以下目标：财务报表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与效果、对法律和法规的遵循，因此，注册会计师需要对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审核。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审核，目的是明确被审核单位管理层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并保持其有效性的责任。内部制度绩效审计是指由内部审计机构及其审计人员经过授权，依据一定的标准，就被审计单位对有关政策、程序、标准或者法律和政府法规的遵守程度进行的审计，以及内部控制的合理性、适当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审计。中国内部审计协会2003年颁布的内部审计准则――遵循性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明确要求内部审计要对组织有关政策、程序、标准或者法律和政府法规的遵循性以及内部控制的合理、适当和有效性进行审查评价。

四、制度绩效审计流程

（一）宏（中）观制度绩效审计流程

1审计项目的选择和确定

审计项目的建立又称为审计立项，是审计组织确定被审计单位和审计项目的过程。由于宏观制度绩效审计的特殊性，因此在选择审计立项时，应坚持可行性和重要性原则。

2审计方案和预算的编制

在制定审计方案时，要讲求成本效益原则。比如，要证实某项制度的成本效益，就应检查该项制度的成本是否真实、影响成本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各变动因素与合理水平的差异，以及成本效益的高低优劣等，从而制定分层次、明晰化审计方案，以便指导审计工作，提高审计效率。

3测试和检验管理系统和程序

通过对现有文件的审阅以及对使用者、维护者、管理者等人员进行访谈，对与审计目的相关的每一功能和效果进行测试和检验。审计人员应根据选定的审计依据对制度绩效进行评价，以确定该制度是否产生绩效，以及绩效的大小；对未产生绩效或绩效较低的制度，应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为形成审计意见和建议提供审计证据。

4形成审计结论和建议草稿

该项工作的关键是对支持审计结论的证据的证明力和充分性加以评价，同时还应考虑所提建议是否可行，实施成本的高低等。因此，审计人员需要同被审计项目的管理者讨论审计结论和建议，以使争议降到最低程度。

5提交审计报告

制度绩效审计报告是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结束时就有关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合理性、效益性发表审计意见、做出审计评价和提出审计建议的一种书面文件。制度绩效审计报告应当体现“三性”原则，即针对性、可行性和时效性，并突出建设性思想。审计报告应当及时发出，使被审计单位及其他有关组织能够及时利用信息。

6进行后续审计

后续审计也叫“后续跟进”，是在审计报告发出后，为检查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所提建议及意见是否采纳并有适当的措施，而采取的审计行为。因此，后续审计作为制度绩效审计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后续审计，验证审计结论和审计建议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检查、了解审计建议的采纳、执行情况及效果。

（二）微观制度绩效审计流程

1选择审计事项，建立审计项目

选择和确定制度绩效审计项目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预计审计效果的大小，即开展制度绩效审计项目的收益；（2）管理风险的高低，即被审计单位管理部门没有针对以往审计后提出的内控制度薄弱环节进行改进而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3）重大影响力，即某一制度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以及受公众关注的程度等；（4）审计成本和可操作性。

2编制审计方案

制度绩效审计方案的编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被审计事项本身的特点；审计环境（被审计单位配合情况）；对被审计事项了解的充分性；以及审计人员的经验等。

3深入调查，详细了解情况

了解的内容包括：被审计单位的基本职责和业务范围；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资源状况和管理方式；被审计单位的主要活动和内部控制情况；与被审计单位相关的外部环境等。了解的目的是合理确定绩效审计的目标、范围和重点。

4测试分析，收集审计证据

审计人员可以运用绩效审计方法收集审计证据，以便形成审计工作底稿。制度绩效审计证据应当突出充分性、可靠性和相关性等特征。

5编制审计报告，通报审计结果

编制审计报告的基本步骤包括：起草审计报告初稿；与被审计单位进行沟通，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修改审计报告，向审计组织提交审计报告；审计组织复核审计报告，并对审计报告进行修改；审计组织审定审计报告，出具审计报告等。

6实施后续审计

后续审计的目标是对审计效果和审计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价，以确定审计决定的落实情况和审计建议的采纳情况。

（三）制度绩效审计方法

审计方法对于制度绩效审计工作而言非常重要，是决定审计项目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绩效审计指南》中指出：“最高审计机关应该用各种最新审计方法武装自己。”瑞典国家审计局也认为：“新的需求不断代替旧的需求，条件也在不断改变，绩效审计师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在审计工作中重新考虑轻重缓急，使用新的审计技术和方法。”英国审计署明确要求审计师采用严谨的审计方法，以便提供生动的和经得起推敲的审计发现和结论，并为此将审计方法分为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我们认为，制度绩效审计方法既包括传统财务审计的方法，如审阅书面文件资料法、访谈法、抽样调查法和实地观察法等，又包括现代绩效审计特有的技术方法――分析性复核法。分析性复核法又可分为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有比率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如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等），量本利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成本效果法，价值分析法，净现值与净现值率法，内含报酬率法，投资回收期法，目标评价法，目标成果法，事前事后法，杠杆法，评分法，等等。定性分析法有内容分析法，程序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

由于制度绩效审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技术方法亦较特殊。因此，在充分借鉴加拿大审计署审计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绩效审计的工作实际，我们构建以下关于制度绩效审计特有的方法体系。

1成本效益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是对某一制度成本和效益（或反效益）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目的是确定被审计单位某一制度所获得的效益是否超过其成本。实践中，首先要详列某一制度的成本与效益，并运用贴现方法将这些成本与效益折成现值；其次要在各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佳实施方案，然后对照既定的标准，评价该项制度的绩效；最后，对该制度作机会成本分析，最终评价其绩效。可见，在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时，不仅应考虑有形成本效益，而且应考虑无形成本效益；不仅应关注历史成本效益，而且应关注未来成本效益。

2直接审计结果法。直接审计结果主要是对照事先制定的目标来评价实际执行结果，直接审计结果法认为取得的结果满意时，说明内控制度和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漏洞或风险小，如果审计发现最终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要对其活动的内控制度和流程进行必要的检查，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

3审计内控制度法。审计内控制度法主要审查被审计单位是否有完善的内控制度，以确保实现预期效益目标。审计内控制度法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内控制度的关键点，以确定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内控制度是否被真正执行。如果内控制度有效，就意味着被审计单位执行效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当确定内控制度存在缺失时，审计人员应进一步确定原因及其对效益计划目标的影响。可见，审计内控制度法为最后在审计报告中提出审计建议，促进被审计单位改进内部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制度绩效审计评价

（一）制度绩效审计评价模型

实践证明，制度绩效审计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只有当制度建设收益大于制度建设成本时，才有可能减少甚至杜绝违规行为。

制度建设收益可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是指减少了因违规行为而导致经济利益的直接损失，（下转封三）

（上接第160页）

通常，制度建设的显性收益等于违规者所能获得的收益；隐性收益的存在是因为制度收益是一种社会收益，由于违规的负外部性，所以制度建设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无论是显性收益还是隐性收益，它们将随着制度建设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如用SB表示制度建设收益，则SB是制度建设成本SC的函数，即SB=f(SC)。更进一步，在制度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因缺少制度约束和监管，违规现象会很严重，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很大，此时稍微提高制度建设成本则可大幅度提高制度建设的显性和隐性收益即制度收益；而当制度成本有较高的量时，违规现象已不明显，提高制度成本只会换来很小一部分的制度收益，即制度成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这种关系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SB = kSCγ（1）

其中，k为一个大于0的常数，0

进一步，令SB=SC，由公式（1）可得出：SB=SC= k*(SC)γ， 即：

SC*2 = k1/(1 -γ) (2)

SC*2表示使SB=SC即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相等时的均衡制度成本水平，当实际的SC< SC*2时，SB>SC，此时提高制度成本是有利的，SC可以一直提高到SC*2；反之，当实际的SC> SC*2时，SB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政府或其他组织是否加强制度建设取决于制度建设成本和制度建设收益的对比关系，在制度建立初期，制度的收益往往大于其成本；而在制度建设基本完善后，再加大制度建设成本的投入量则会使得制度收益小于其成本。因此，制度绩效审计评价的唯一标准是制度建设成本大于或等于其收益。

（二）制度绩效审计评价标准

制度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是指评价某一制度绩效状况的判断尺度。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绩效审计有三种标准，即：与合理的行政原则、惯例和管理政策相一致的行政行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③。但近年来，西欧各国却正在将审计评价的则重点逐步转移到效果领域，比如英国国家审计署的绩效审计内容为④：（1）确定政策目标以及实施方法所依据的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完整性；（2）政策目标是否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向负责实施的人员通报；（3）比较低级的运作目标、指标及重点的合理性及连贯性；（4）管理信息系统以及为监测目标实施结果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所做的其他安排；（5）直接评价实现目标的经济性、效率及效益，包括未预见的副作用；（6）在政策目标实施过程中有关经济性、效率及效益但在其他情况下不必向议会报告的重要证据。而荷兰审计局也从1995年开始检查政府政策的“货币价值”以及“住房政策”领域。这充分说明西欧各国审计机构对绩效审计标准的三个方面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有所区别的。为此，欧洲关于绩效审计的研究小组在对各国的审计报告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框架：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良好管理实践，良好治理（governancce），服务质量，完成目标，其他⑤。

基于此，我们认为，制度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应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效果性标准；（2）经济性标准；（3）效率性标准；（4）良好制度标准；（5）良好行为标准。其中，前三个为“三E”标准，即通用标准，后两个为制度设计和运行标准，即专用标准。

确立了评价标准，就应当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由于制度绩效审计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其评价指标的内容应当既包括经济、效率与效果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公平、公正与透明方面的内容；既要注重经济制度成本与收益方面的指标，也要注重社会制度与环境制度成本与收益方面的指标。为此，制度绩效审计评价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经济性评估要求政府或其他组织要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效率性评估要求对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投入与产出之比进行测定；效果性评价则要求对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最终结果进行的测定。因此，如何结合我国绩效审计的特点，建立一套合理、科学、有效的、涵括宏观制度绩效和微观制度绩效评价，既有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又有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搞好制度绩效审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注 释：

①尤晓龙绩效优异评估标准［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2

②（美）雅米尔.吉瑞赛特公共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演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③INTOSAI,1992,pp.19.

④邢俊芳，陈华 最新国外效益审计（上）［J］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⑤CHRISTOPHER POLLITT,XAVIER GIRRE,JEREMY LONSDATE,ROBERT MUL,HILKKA SUMMA,MARIT WAERNESS,Performace or Compliance?___Performance Audit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Five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 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2］（英国）约翰.格林绩效审计［M］.徐瑞康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3］邢俊芳最新国外绩效审计［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4］王光远管理审计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5］陈宋生政府绩效审计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6］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审计研究报告［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7］余玉苗等核心效用观下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框架［J］.审计研究，2005，（03）

［8］吕培俭，罗新进效益审计应当注重宏观效益［J］.审计研究，2005，（01）

［9］扬体军财政监督成本与效益分析［J］.中国财政，2005，（05）

［10］蔡自力建立绩效预算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支出效益［J］.财政研究，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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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汇储备管理的国际借鉴

新加坡从1981年开始对外汇储备实行积极管理。主要负责外汇储备管理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其投资领域除了美、欧政府债券之外，也投资于股票、房地产以及直接投资。其目前管理的储备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规模位居世界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列。淡马锡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淡马锡利用外汇储备投资于国际金融和高科技产业，至今公司资产市值达到1000亿新元。成立于1998年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NBIM)主要负责管理挪威政府通过石油出口获得的外汇储备，目前投资于一个包罗广泛的证券组合，截至2004年底基金的规模达到1380亿美元。两国在外汇储备管理方面的实践表明，对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淡马锡控股的年累积回报达到18％，而NBIM2004年的回报为8.9％。GIC虽然没有公开其投资收益水平，但是其投资管理模式已经引起一些外国政府的效仿。同样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韩国和马来西亚，已经模仿GIC，建立本国的政府投资公司。

二、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措施分析

为了防止国际收支失衡，减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外汇管理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对外投资，促进资本流出。在政府“藏汇于民”和鼓励对外投资政策的影响下，200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额达到113亿美元的规模，证券投资达到262亿美元，其他投资达到490亿美元，对外总投资达到865亿美元。但是，由于我国经常收支顺差和资本流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对外投资规模，因此，我国外汇储备仍旧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单靠促进对外投资，短期内我国将很难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二是鼓励个人和企业持有外汇，采取“藏汇于民”的政策。2005年4月17日起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推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开展境外投资业务等。此外，2006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共批准15家银行134亿美元境外代客理财购汇额度，批准15家保险公司51.74亿美元境外投资额度，批准1家基金管理公司5亿美元对外投资额度。在出台政策支持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对外金融投资的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末还进一步调整了个人外汇管理政策，从2007年2月1日起，将境内个人年度购汇总额由以前的2万美元大幅提高到5万美元。通过这些措施实现“藏汇于民”。

三、我国外汇储备有效结构管理应该采取的对策

1.建立统一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中国当前外汇储备管理有关的政府职能分散于若干不同的部门手中，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储备管理司、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央汇金公司、国家发改委等。各个部门都有不同的目标和政策，彼此之间目前的政策协调也并不顺畅。甚至在同一部门内部，尚有事权划分不清的问题。因此，要将这些部门统一在共同的使命之下，并使有关部门进行良好的合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对现有体制进行重新的规划整合，则体制内部的矛盾，将可能极大地阻碍积极管理目标的实现。

2.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应该多元化，实现合理的货币结构比例。随着世界几个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前景的不断变化，我国储备货币币种结构方案也应该逐步调整，在经过科学论证及相关决策确定后，应遵循分散操作、统一控制的原则开展实施。外汇储备资产中应合理增加欧元、日元及其它外币资产的比重。应该循序渐进地推进储备币种分散化，并密切注意货币汇率的变化，及时或不定期地调整各种货币的比例。

3.将部分国际储备的资源用于国内经济建设。2003年底开始，利用外汇储备以及通过注资的方式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造取得很好的效果，中央汇金公司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是一种资本金投入，由于汇金注资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最终都完成了上市，外汇储备实质上是投向了有较高收益和流动性的股权。可以考虑将部分外汇储备转换为人民币，投资于普及教育、医疗与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环境保护等方面，并相应给与政策上的支持。

4.对外汇储备的有效监督体系的构筑。从国际上看，挪威等一些国家对外汇资产的管理和运用都建立了复杂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而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从而满足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要求。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实质是防止由于外汇储备的公共性质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我国建立一套外汇储备使用的基本原则、操作管理、投资决策程序和收益支配等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关晓红 邵学言: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原因及管理现状[J].南方金融, 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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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家管理者职能与角色

企业家理论和管理者理论是解释企业的两种重要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对企业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更是影响了从公司治理结构到职业经理人引入等一系列管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发展演变。尽管如此，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的理论应用条件仍未得到充分研究。特别是没有进一步明确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差异究竟体现在治理形式上还是体现在行为特征上。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条件下对两种不同素质的需求。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可以体现为企业的两种控制权存在形式，但其本质是不同条件下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两种不同的职能和素质。通过评述企业家和管理者理论文献，并分析影响职能和角色定位的约束条件有利于明确这一问题。

一、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评述

1.企业家的职能和角色定位问题

熊彼特和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实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人，是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主体。[1]，[4]

不同于熊彼特，马歇尔和柯斯纳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创造均衡”。马歇尔认为，企业家能够以自己的创建性、洞察力和领导力，发现和消除市场不均衡状态，创造交易机会与效用、为生产过程指明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企业家的机能不是脱离市场结构的作用而存在，而应该是促使市场发挥作用。因此，承担发现和修正不均衡状态的市场是企业家的根本作用。柯斯纳强调企业家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方面的作用，认为企业家是决策者、“企业家对利润机会的敏感反应，使得他在‘市场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

企业家的角色定位可以从组织和市场两个方面分析。在组织内部，马歇尔将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类生产要素，把企业家看作内生实体，即企业家是把土地、资本、劳动以及企业家才能本身等生产要素按最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熊彼特则把企业家看作外生实体，认为企业家于企业之外追求个人效用，创新是企业家的唯一功能。实际上，创新活动往往并非持续的，而可能是离散的，因此，除了创新之外，通过经营活动维持企业的运营也是企业家的重要职能，同时也是创新的基础条件。[3]

对于企业家在市场中的角色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熊彼特将企业家看作是均衡的破坏者，企业家为追求利润目标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从而打破均衡状态，随着进入者的增加，导致获得利润的机会逐渐消失，市场再次恢复至均衡状态。柯斯纳、卡森等则把企业家看作是均衡的恢复者，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人的有限理性，市场常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企业家为了获取租金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将市场再次导入均衡状态。因此，企业家既可能是均衡的破坏者，也可能是均衡的恢复者。无论如何，企业家都是一种能够改变经济结构原有状态的因素。

2.管理者的职能和角色定位问题

“管理者理论”源于伯利和米恩斯的实证研究所提出的“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这一命题。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强调管理者主导企业，承认管理者的重要性。管理者成为推动企业发展主导者的前提是委托关系。理论中广义的关系泛指承担风险的委托人授予人某些决策权并与之订立或明或暗的合约。狭义的关系则专指公司的治理结构，即作为委托人的出资人授予人(管理者)在契约(如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的权利(控制权)。凡在契约中未经指定的权利(剩余索取权)归属委托人。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属于典型的关系。

不同于企业家的职能，管理者职能则更强调在委托框架下行使微观管理职能，特别强调了管理者与所有者权利的契约。而这一限定的权利框架必然对“创新”以及其它旨在改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与方向的决策活动形成约束。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角色理论也是进一步将管理者职能向微观和业务层面推进。因此，相对企业家，管理者的职能受到契约更为明确的限制，对于均衡和不均衡市场状态的改变意愿和能力均受到抑制。可以理解为，管理者是在以契约为载体的一定目标限制下行使权利，目标是根本要求，创新、打破或达成均衡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而已[5]。

可以从管理者的目标约束来看待管理者的角色定位问题。传统的企业主型厂商理论认为企业家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达到这个目标所遵循的原则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随着管理者控制型企业取代企业主型企业成为现代企业主要组织形式后，管理者型企业家的行为目标与企业主型企业家的行为目标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现代管理者型厂商的行为。鲍莫尔(Baumol，1959)、莫里斯(Marris，1964)和威廉姆森(1964)发展了企业的管理者理论模型，其区别在于对管理者目标和股东约束有不同的假设。鲍莫尔认为，管理者是在最小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收入最大化;玛瑞斯认为管理者是在最小股票价值约束条件下谋求增长的最大化;威连姆森则认为，管理者是在最小利润约束条件下谋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考察众多的管理者模型可见，尽管企业的管理者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说，但无论是“销售额最大化”、“增长最大化”，还是“管理者效用最大化”，无一不受到量化目标的约束。管理者的角色就是定位于完成某一系列特定目标约束下的任务。这一目标对于管理者而言往往是刚性的约束条件，是管理者行使控制权的前提。

通过以往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职能与角色定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体现了企业对公司治理形式的要求，一方面体现了企业对行使控制权的主体的行为特征要求。这一差异常常体现在企业实践中，有的体现在公司治理形式上，如，企业所有者控制企业或者通过委托关系由管理者控制企业;有的体现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如，使用企业家型人才还是管理者型人才。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受到特定条件的约束。本文主要分析创新的内容与层次、环境震荡性等两类约束条件。

二、创新的内容与层次对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及角色定位的影响

在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范畴下，创新的内容和意义存在差别。

企业家理论的观点把企业家看作是破坏均衡状态的“创新者”，或是创造均衡状态的“创新者”。无论是哪种“创新者”，从企业家理论的源头来看，都隐含着企业家对经济结构这一宏观范畴的重要影响[6]，即企业家的存在，要么使现有的市场竞争结构发生变化，体现为企业家变革原有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使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要么使不均衡的市场结构走向均衡，体现为企业家促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了交易机会，给资源配置方式指明了方向[8]。无论是那种类型的“创新者”，企业家的影响都主要作用于宏观的经济结构，在过程上企业家是相对模糊的，而在结果上，企业家是面向超出企业微观层面的更高一级系统的。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面向介于企业边界和行业边界之间，甚至超出行业边界，达到更高一级经济结构之间的区域，而企业家创新活动的结果则改变了企业甚至行业边界或者企业在行业内的位置。

管理者理论的观点是把管理者看作委托契约的履行者。委托关系对管理者的约束是限定在某一框架范围内的责任集合，主要的管理者模型将其描述为利润最大化、销售最大化、增长最大化、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等多种目标形式。管理者在契约的约束下，以殊途同归的目标形式履行委托关系，其目标具有相对清晰的、可量化的、可考评的特征。通过上述目标形式可看到，管理者的目标责任是在企业微观层面的框架内通过资源优化和机会识别推动企业实现既定目标。从通常的管理者委托契约的内容来看，管理者的影响应该主要体现在企业内部，而很少体现在超出企业边界以外的经济结构中。企业组织框架内各业务层次创新绩效的取得大多是实现明确的契约目标的手段。因此，可以认为，管理者的创新活动多是面向企业组织边界以内的具体业务活动，借由这些业务取得的绩效实现委托契约规定的目标。这一层次的创新往往不能改变企业所在的更高一级经济结构的格局。例如，增加产品规格和外观等业务层次的创新活动，往往能够推动利润最大化、销售最大化等契约目标的实现，但较少能够改变行业内的竞争结构和原有的企业边界。

从创新内容和层次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职能和角色定位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家的职能和角色往往随着影响宏观经济结构的“创新”活动的终止而发生转变。从企业家理论和管理者理论的基础文献来看，企业家和管理者两种职能和角色定位，其创新的内容和层次是不同的。前者重在改变经济结构的宏观问题，改变企业配置资源的方式和方向，企业的边界、行业的边界，市场结构因此而可能发生变化;后者则旨在优化企业组织范畴内的微观问题，提升企业组织边界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业务绩效，往往不伴随企业边界的变化。

三、环境震荡性对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及角色定位的影响

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职能和角色定位对于环境的震荡性具有不同的适应性特征。我们将制度震荡性、市场震荡性和技术震荡性看作环境震荡性的三个构成部分[9]，可以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市场需求与竞争结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剧烈变化。从企业本位角度看，旨在应对环境震荡性的制度创新要求和技术创新要求，必然对企业家还是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产生重要影响。从客观环境角度看，市场震荡性和技术震荡性的源头同样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的不同状态。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随着市场震荡性的消除，企业自身对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内在、外在要求往往都不高，过度的企业家职能和角色定位倾向可能导致低效率。在实践中可表现为，企业过早进入了某个新兴技术或需求领域，而形成原有“均衡”或“不均衡”状态的外部条件尚不具备，“创新”活动往往不能发挥作用。同理，制度震荡性和技术震荡性的消除或减弱，也存在类似的反应。在此类环境下，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在限定的企业和行业边界内达成契约目标是适宜的，得益于制度、市场和技术环境的稳定所带来的确定性。因此，定位于在委托关系明确的框架内行使责任的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往往较之企业家职能和角色定位更有效率。

在震荡的环境里，即外部政策变化莫测、技术环境复杂(技术创新活跃，技术进步方向不明等)、市场需求和竞争结构复杂等，企业的边界变得不稳定，企业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方向面临重大选择，行业边界模糊，经济结构变化。随着，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震荡，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在确定的框架目标下完成契约的困难加大，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面临挑战。管理者或者需要应对变动的政策环境，或者需要把握变动的顾客需求和应对更高的竞争强度，或者需要对企业的技术道路做出战略选择，甚至可能同时面临上述两类或三类环境震荡的共同作用。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管理者风险不断累积，在契约规定的授权范围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此时，企业家职能和角色定位显示出优势，机会敏感特征、创新特征和承担风险特征得到充分释放[10]。面对不确定性环境震荡，以“创新”为特征的企业家行为特征能够容忍模糊性、降低风险厌恶、超越既有框架重新思考环境震荡对企业资源配置方式和方向的影响，面向新的经济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选择。这种职能和角色定位，有利于在环境震荡中，建立新的“均衡”或“不均衡”的稳定结构，或者能够迅速成为稳定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的差异，尽管受到公司治理结构或形式的约束，其根本原因则是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造成了对上述两种职能和角色定位的不同需求。这一差异的存在，是企业内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要求，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作为一种资源成为企业的资源配置对象。不同的职能和角色定位既可以通过所有权形式加以区别，也可以不通过所有权形式加以区别;既可以通过委托权限作为区分标准，也可以不通过委托权限作为区分标准，其根本的差异在于对二者的行为特征和根本素质的内在要求不同。

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资源条件和发展需要等约束性条件，主要应包括创新内容和层次、环境震荡性等约束条件等。约束条件的改变导致对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和角色定位内在要求的改变。应对不同的约束条件，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各有所长。充分发挥二者所长，能够更有效的针对不同约束条件合理选择资源配置内容、方向和效率。尽管企业家和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体现了企业发展的不同需要，但二者之间并无刚性界限，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柔性转换。例如，通过公司治理形式或授权范围的变化可以使管理者转变为企业家职能与角色定位，通过明确的经营目标框架也可以使企业家转换为管理者职能与角色定位。这一转换的前提，却并非上述授权范围或治理形式的变化，而必然是相应行为主体符合实现这一转换的基本素质要求和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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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斯,R.等，《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3]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C]，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论文集，陈郁编，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德鲁克，《管理实践》[M]，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5]熊彼特(1951),《从马克思到凯恩斯》[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侯锡林，《当代宏观经济学原理》[M]，长春:吉林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技术出版社,2004

[7]周叔莲等,《论企业家精神》[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

[8]高良谋，《史前经济学中的企业家思想》[J],《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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